曾日三，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又名曾日山，1904年生于湖南宜章城关镇曾家湾一个世代书香家庭。1928年作为正直青年，被吸收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革命工作。曾日三表示要摆脱封建家庭，跟共产党干革命，同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任第3师秘书。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任红4军第29团秘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日三于1937年4月27日壮烈牺牲，时年33岁。

1929年起任红4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保卫井冈山市、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其间与吴仲廉结为伉俪，朱德是主婚人。1931年起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屡建功勋。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改番号为红5军，曾日三任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9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曾日三在井冈山与吴仲廉结婚。1936年10月随部队西渡黄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参与指挥古浪县、永昌等战斗。后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9军代政治委员。西路军失败后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山区。1937年4月27日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撤，他率部担负阻击，最后落入敌手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曾日三，亦作日山，原名美男，1904年生于宜章县城关镇曾家湾。

他家世代书香门第，过着“亦耕亦读”的富家生活。曾日三6岁时在曾氏族学启蒙，不久入县城閤邑高小(设普化寺，后改第一区高小)。閤邑高小由晚清秀才李文香(后任中共宜章县第一任书记)主持，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亦在此执教。在他们的爱国思想熏陶下，班上的同学如李灿、张际春、吴汉杰等，思想都很活跃。可是，曾日三的性格温柔文雅，加上父亲的严厉控制，不敢参与社会活动。

1919年夏，曾日三考入衡阳湖南省立三师。五四运动后，衡阳三师学生受新思想激励，学潮此起彼伏。有一次，宜章县籍学友高静山(后为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邀请曾日三参加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活动。他怕得罪校方丢了学籍，婉言推脱。当时，在同学们眼中，都认为他胆小怕事，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

曾日三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长相英俊，肤色白皙，身材修长，曾被衡阳三师女生吴仲廉(时名吴统莲)热烈追求。封建守旧的曾宪周认为吴仲廉大胆泼辣，思想激进，怕她把儿子“引坏”，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他按宜章的陋俗，买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给曾日三作童养媳。秉性软弱的曾日三无可奈何，只是叹着气对父亲说：“如果要我这样过下去，我一辈子都不会快活。”曾日三毕业后，曾宪周又把他送到宜章县税捐局作职员。他既无理财的兴趣，亦不愿在仕途上竞争，不想按父亲安排的道路走下去。因此，他每天应付了税捐局的差事后，便闭门读书。不久，他辞去厌恶的差事，到母校第一区高小执教。

1924年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宜章与广东省毗连，工农运动迅速兴起。曾日三的许多同学投入了革命洪流，他却依然抱着“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游离在社会活动之外。但是，由于他治学严谨，又无官吏习气，被推举为第一区学务委员。此时，他不顾父亲反对，支持妹妹素娥上县立女子学校，并承担她的全部费用。颇为革新气息。1927年5月，湖南省发生马日事变。曾日三是个中间色彩的人物，在宜章教育界略有名气。中国国民党右派势力拉拢他，委他为县署督学官员，并裹胁他参加了国民党。

马日事变后，宜章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碕石村成为县委活动的中心，碕石承启小学校长吴汉杰掩护县委书记胡世俭在这里主持工作。中共碕石支部书记彭晒以挨户团团总名义，掌握了30多条快枪，吴仲廉和她的丈夫彭琦也是这个村的党员。他们配合朱德、陈毅的部队，发动了有名的湘南暴动。1928年1月12日，湘南暴动部队化装智取宜章县县城。县长杨孝斌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县驻防，率县城头面人物出迎，被起义部队一网打尽。曾日三随县长出来作陪，亦被当场逮捕。次日，县城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杨孝斌等死刑。吴仲廉将曾日三平日的表现介绍给朱德，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使他获释。

1928年2月6日，湘南第一个红色政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经吴仲廉的动员和教育，曾日三打消了顾虑，答应“帮共产党办事”，与受苦的工农群众站到一边来。他被介绍到县苏维埃主席毛科文那里，做编印宣传材料的工作。不久，彭晒、萧克领导的碕石独立营和陈东日、陈光领导的栗源农民武装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三师，曾日三担任师部秘书。

1928年4月，曾日三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市，在宁冈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宜章农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曾日三为团部秘书。并由毛科文、胡少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粉碎湘赣之敌的“会剿”，第二十九团奉命夺取新七溪岭。枪支不够，曾日三腰揣两颗手榴弹，与吴仲廉等人爬到前沿阵地喊话，瓦解敌军斗志。战斗中，他用缴到的枪支武装了自己。不久，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利用湘南农军的乡土观念，鼓动第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被敌人打散。曾日三协助胡少海收拢残部，冲开一条血路，返回井冈山市。由于第二十九团失去番号，他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任参谋。

1928年12月11日，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日三与军直机关人员连夜搭了一个戏台，欢迎兄弟部队。他还邀张际春、吴汉杰等人，拜访了协助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老同学李灿。李灿拉住他的手说：“真想不到，昔日的白面书生也造反了!”不久，因彭琦牺牲，担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的吴仲廉与曾日三结婚，在茨坪举行了婚礼。李灿送来了一条被面，朱德军长主婚，许多战友向他们祝贺，称赞他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9年1月，毛泽东在白露村主持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曾日三、吴仲廉这对新婚夫妇，冒着漫天风雪下井冈山市，转战在“赣水苍茫闽水碧”的辽阔战场上。曾日三身上挂着几个墨水瓶行军，沿途以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写标语，出布告，宣传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政策。吴仲廉能歌善舞，是红四军有名的文艺骨干。她在曾日三的协助下，编了许多动员青年参军和号召土地革命的歌词，配上地方小调，带领宣传队员到处演唱。红四军三次入闽，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在武夷山脉飘扬。

1930年6月，曾日三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从福建长汀出发，支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攻打长沙市。8月，两支部队在浏阳永和镇合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在原红四军军部的基础上组成的，曾日三为红一方面军总部负责文秘工作的参谋。不久，又调升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南瑞金成立，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划分为江南、福建省、粤赣、闽赣四个省，曾日三被派遣到福建省军区担任政委。

1932年3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东路军入闽作战，曾日三领导福建省军区地方部队积极配合，夺取龙岩市、漳州市。特别是漳州一役，红军破城俘敌1600名，缴获飞机两架，红色高潮震动东南。

红军连续粉碎了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内战前线举行宁都起义，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为了加强这支新组建部队的战斗力，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将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调入。此时，曾日三到红三军，接替李涛的政治部主任职务。他上任不久，便随红五军团投入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酣战，与红三军政委朱瑞一道，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沿阵地，组织特别行动队。红三军能攻善战，夺乐昌市，克宜黄县，迫使敌军退守抚州、南城，大振了红五军团的军威。1933年2月，陈诚指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2个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周恩来、朱德率红三、五军团打伏击，在黄陂区歼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二人。红三军在此役中担负右派出击任务，曾日三饮水卧雪，向潜伏的战士们进行战前动员。战斗结束后，他要求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运动到草台冈，又歼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各一部。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沮丧，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1933年9月，蒋介石以50万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的作战方针，使中国工农红军蒙受重大损失。1934年1月，曾日三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不久，随军参加长征。

长征中，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曾日三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后为陈伯钧)一起，指挥部队边打边撤。

部队进入湖南省境内后，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围追堵截，形势更加严重。敌人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红五军团打得异常艰苦。曾日三与战友们扼守东岸的每一个山头，挡住如潮的追兵，激战三昼夜，才掩护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重队伍渡过湘江。此时，八万中国工农红军已减员过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也因来不及过江，全军覆没。面对严重挫折，曾日三痛心疾首，对“左”倾冒险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左”倾错误领导在军事上一筹莫展，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去湘鄂川黔苏区的计划，部队于黎平转兵入黔。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市，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领导在中央的统治。遵义城头的霞光，使曾日三脸上的愁云为之一扫。他和李卓然陪同中央代表陈云，连日向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所属部队传达会议精神。指战员精神振奋，坚决拥护毛泽东倡导的运动战方针，高度机动灵活地活动在云贵高原上。

1935年2、3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甩开敌人。接着又突破乌江天险，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兵临贵阳逼昆明市，调动敌人保守中心城市。然后，中国工农红军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直趋金沙江畔。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在绞平度以南的石板河布防，掩护主力北渡。追敌受到节节抵抗，每天只能移动七八里。但是，红军人多船少，需九个昼夜才能渡完。曾日三与战友们在南岸坚持了五天，敌人兵力猛增，形势更加严重。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偕同李卓然、曾日三等到前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士气陡增。红五军团完成了阻击任务，总部首长表彰他们甘愿承担牺牲，保证了渡江北上战略意图的实现。

入夏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进入彝民区。曾日三反复向全军团指战员宣传民族政策。接着，部队横渡金沙江，跨越泸定桥，翻过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功，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为了做好红军过草地的思想和物资准备，曾日三带领政治工作人员和“通司”(藏语，即翻译)访问藏族群众，购买粮食。

1935年8月6日举行的沙窝会议，中央决定组织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编作左路军前锋。因李卓然重作，曾日三代理政委职务。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克服困难，坚决北上，然后率部队踏上了茫茫草地。可是，进至噶曲河边时，眼看只有三天路程就要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会合了，曾日三突然接到张国焘的电报，调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南返阿坝地区，曾日三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好率部队丛草地退回。返回途中，因粮食早已吃完，许多战士饿死在草地上。张国焘擅自决定率军南下，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曾日三对此极为气愤。在张国焘召集的红五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当场与军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抵制张国焘的命令。张国焘恼羞成怒，挑动少数受蒙蔽的人寻衅闹事，曾日三挺身而出予以制止。他一方面要求部下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另一方面与董振堂、欧阳毅联名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写报告，反映情况。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电台仍与进抵陕甘的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能够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告诉广大指战员。张国焘察觉此事，更加恼火，指责曾日三“造谣生事，扰乱军心”，没收了电报密码。从此，红五军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随后，张国焘又采取组织措施，将曾日三调出红五军，派往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由于曾日三老成持重、一身正气，既有才识，又能团结同志，到红九军后，很快得到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及广大指战员的信任和尊重。

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率部向川康边界退却，在卓木另立“中央”。由于屡受挫折，部队损失严重，不得不向西康省东北部转移。1936年7月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坚决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共同北上。曾日三和战友们第三次跋涉过泥泞的草地，9月初到达甘南。想到即将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战友重逢，他心情格外激动。可是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接到命令，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往黄河以西。

1936年10月底，西路军两万余人从靖远包河口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总指挥部随红九军在左翼行动，经五佛寺时，歼灭前来阻挡的中国国民党马步芳部骑五师，直奔古浪。古浪县为河西走廊门户，历来为兵家争战之地。敌马元海部闻讯大惊，从后路包抄上来。曾日三留一支部队阻击，率主力进至城下，先派四个小红军入城送信，大意是：西路军要打通国际路线，请允许借路通过。但守敌残忍地杀害了送信的小红军，不肯让路。曾日三义愤填，下令攻城。守敌仅一个团，抵挡不住，弃城逃跑，中国工农红军攻占古浪。古浪两面临山，地势低洼，加上地震使城墙塌，易攻难守。军部将红二十五师配置西南制高点，红二十七师扼守东北山头，形成口袋形阵地。盘踞武威郡(今武威市)的马步青，率部争夺古浪县。双方激战三昼夜。敌人以山炮击毁城防阵地，骑兵挥动明晃晃的马刀突入城内，军部机关许多女同志手无寸铁，被敌人马队劈砍践踏，血浆满地。曾日三与政季陈海松组织军部警卫连和交通队与敌人展开巷战，且战且走，幸得守城的红二十六师接应，方得脱险。

古浪激战，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阵亡2000将士，退据永昌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也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即从永昌至山丹县绵延1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11月下旬，马步芳、马步青利用中国工农红军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等弱点，集结十个旅的人马，连续发动进攻，还轮番不断地用飞机和大炮轰炸红军阵地。红九军挫败敌军数十次攻击，坚守永昌达半月之久。

1937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攻占高台，但被敌马元海部两万余众围困，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人全部捐躯。红九军攻甘州(今张掖市)未克，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到达临泽县，屯驻倪家营镇。倪家营子地处平川沙滩，居民稀散，分布方圆数里内。敌以六个步骑旅及民团武装七万人三面包围，将红军纵横分割成数十块。中国工农红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祁连山脉区。曾日三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300余人随后，掩护主力部队继续西进。

巍巍祁连山，白雪皑皑，朔风肃杀。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仅存3000人的队伍，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他们搀扶着伤病员，出入荒山野漠，一连50多天没有见到老百姓。粮食吃光了，连树皮草根都很难找到，生活比过雪山、草地时更艰难。曾日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下山找粮，都遇敌人马队忍痛而还，长征出发时，吴仲廉因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曾吴，被编入红军总部干部休养连，后随曾日三调入红九军，任军敌工部副部长。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身虚体弱的爱妻，根本无暇照顾。他考虑的是部队，是党交给自己的使命。当部队行至肃州(今酒泉市)附近的梨园口时，突然与敌骑兵遇遭，陈海松不幸阵亡，总指挥部任命曾日三代理红九军政委。他临危受命，领导余部继续战斗。

走出嘉峪关，总指挥部于1937年3月14日在祁连山口的石窝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去陕北地区，剩下的人员编为三个支队，由王树声、李先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各率一个支队，分左、右两翼西进，直属机关和伤病员、妇女编在第三支队，由毕占云任支队长，曾日三任政委，钟立彬任政治部主任，带领200余人随后而行。

1937年4月下旬，部队抵达安西，决定打下县城补充给养。敌军防守甚严，攻城未克，部队撤到红柳园子。敌人策马包抄上来，曾日三立即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走。情况紧急，不容多说，他简单地交待了几句：“你们顺着电线杆子的方向，往西北突围，再过两天就到新疆边境的星星峡了，那里有人接应!”说毕，转身带领一部分战士，利用残墙断坦作掩护，向敌人马队射击。突围的同志，后来会合左、右支队的800余人，安全抵达新疆。可是，曾日三始终没有归队。据最后冲出来的战士说，曾日三被敌人包围，子弹耗尽，为避免被俘受辱，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几个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时年33岁。他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英勇悲壮的历史写下了最后殷红的一笔，永远值得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