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Yandi;YanEmperor）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生于姜水之岸（今宝鸡市境内），但后又迁徙到湖北、湖南省、山西省等地，故全国有五处炎帝故里（thehometownofYanEmperor）。陕西宝鸡、随州市、湖南炎陵县以及会同县、山西高平均被视为炎帝故里。

在宝鸡渭水流域，有寄居、生活着一支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氏族——姜炎族。其首领炎帝，号神农氏，为开创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统一奠定了基础。虽然岁月的风蚀使遗留在这里的炎帝踪迹一部分已经消失了，但是，还有一些历史足迹和传说至今留存。

一湾姜水千古炎帝

姜水今“清姜河”。《国语·晋语四》载:“炎帝以姜水成。”这是最早记载炎帝的史料，说明炎帝是从宝鸡渭水流域起源的。“姜水”，在历史文献中有两处记载：一是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里所说：“吱水又东姜氏城南，为姜水。”即姜水在今岐山县、扶风县境内，为今渭河北边的湋水。

而第二种说法出现在明嘉靖《陕西通志》、清顺治到民国十一年所修的《宝鸡县志》上：“姜水”和“姜城堡”在今宝鸡市区渭河南边。“姜水”即今“清姜河”，“姜氏城”即今“姜城堡”。明嘉靖《陕西通志》载：“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纪》载：炎帝母有娇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龙首而生炎帝，长于姜水。”

姜炎部落昌于“宝”地

民国《宝鸡县志》引《一统志》：“凤翔府宝鸡县南五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炎帝长于姜水，即此。”这两处地方，均有渊源，都曾是姜炎族定居、生活的地方。

考古学界研究，姜炎族最早是以宝鸡市市区为中心而活动的。随后，姜炎族从宝鸡一带向东推进，因而，岐山县、扶风县境内亦出现了姜炎文化（刘家文化）的遗址。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说：“姜城堡附近都有很好的彩陶遗址，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居住，毫无疑问，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名字以及很特别的神农庙，全是渊源有自，并非后人的臆造。虽说《宝鸡县志》牵强附会的说法靠不住，可是两地相距并不太远，全像是姜姓所居旧地，可能性也很大。”徐先生所说的“全是姜姓所居旧地”是以考古学文化为依据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渭水河畔耕医琴织

在宝鸡这块古老而肥沃的黄土地上，自五六千年以来，就一直就传颂着人文始祖炎帝的千秋功德。炎帝修火之利、以火德王，教民稼耕，遍尝百草、始作衣裳，融合华夏、凝聚四方。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开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统一奠定了基础。炎帝的发明和创造，表现了敢为人先、百折不挠、造福于民、自强不息的创业和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已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之魂。千百年来激励着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开拓奋发。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史料。

《竹书纪年》载：炎帝“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

《帝王世纪》载：“太阳神，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正妃。游于华山之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华山之阳”的“华山”,在此泛指秦岭，“阳”是指秦岭的南面。

《史记·补三皇本纪》亦载：“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姜水何在？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中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郦氏明确指出，姜水为今宝鸡渭水流域的一条支流。明、清之际的《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志》、《宝鸡县志》等志书均记载“姜水”是指今宝鸡市区渭河南的“清姜河”，“姜氏城”是指今“姜城堡”。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考证认为：“姜城堡附近却有很好的彩陶艺术，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类居住。毫无疑问，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名字，以及很特别的神农庙……全像是渊源有自，并非后人的臆造……姜姓所居旧地，可能性也大。”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说得更为明确。

在讨论炎帝神农诸问题时，似有一个前提需要预先明确：自先秦以降，各种典籍关于炎帝神农的种种记载都是间接取之于上古神话和传说，并非有直接文字可考的信史。

而无论神话或传说，最初都是口耳相传的。扩散得愈广，流传得愈久，变异就愈大。后来见于文献的神话和传说，只是实际存在的神话和传说的一部分，而且必然有不少参差之处乃至抵之处。异源的神话和传说，凡互有出入之处，孰是孰非，有些是分得清楚的，可以考实辨明；但也有些是一时分不清楚甚至永远分不清楚的，那就不妨众说并存。对于这类真伪莫辨的难题，宁可多一点模糊性而少一点明确性。

(一)炎帝与神农氏

在古籍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一段文字中只提炎帝或只提神农，对炎帝与神农的关系则避而不谈，如《周易·系辞下传》、《庄子·盗》、《商君书·画策》、《国语·晋语》、《新书·制不定》、《淮南子·兵略训)、《礼记·祭法》、《史记·三皇本纪》唐司马贞补。、《荆楚岁时记》、《括地志》等；二是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和炎帝，虽说未言明二者关系，但在用词含义中似非一人，如《史记·封禅书》；三是将炎帝神农与烈山氏或曰厉山氏视为一人，如《世本·帝系》、《礼记·祭法》郑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注、《国语·晋语》韦注和《帝王世纪》等。那么，炎帝和神农氏及其与烈山氏究竟是否同一个人？我们认为对此很难笼统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一个“历时性”的问题。

任何原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记录着他们祖先的业绩，总结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寄托着他们的期望和理想，情节虽则离奇，然而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和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血统相近和居处相邻的若干原始民族，往往有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神话和传说，异源的原始民族的融合，必然伴随着异源的神话和传说的融合。任何神话和传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空间上的移徙与分歧和时间上的演进与变异。因此，对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不可拘泥于一地之言、一时之见，而必须作多向的、动态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历时性”。

虽然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与炎帝并排出二者先后顺序的文献仅此一见，但这条材料毕竟为我们探讨神农与炎帝的关系提供了主要证据。此外，如前面提到过的文献记载神农、炎帝三种情况的另外两种情况也提供了佐证。因为如果神农与炎帝从来都是一人，为何先秦典籍毫无所载，而所载者皆为汉魏以降学者的注疏?

不过，我们考证早期神农与炎帝并非一人，为的是正本清源，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乃至有过合一的历史。相反，我们认为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自然不是空穴来风。情况是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神农与炎帝都同农耕有关，他们既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又是其首领的名号。神农氏的主要贡献在于“耒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传》，即发明农耕。而远古时期农耕对天文历象的依赖性非常大，作为“以火名官”的炎帝《史记·三皇本纪》，在天文历象方面显然要高出一筹。加之炎帝部落广泛散居于黄河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广人众，虽较神农部落晚起，却后来居上，一度成为包括神农部落于其中的部落联盟，炎帝也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身号”《世本·帝系》。但神农部落毕竟兴起较早，对农业的贡献较大，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代号”或“世号”《潜夫论·五德志》。“神农——炎帝”或“炎帝神农氏”在世人的心目中不仅融为一体，而且成为世袭性称号。从民族学角度上说，氏族、部落首领称号的世袭性是自然的或普遍的。例如从亚洲华北平原迁徙到美洲的美洲原住民的一支——易洛魁人部落联盟内，“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即新任首领就职之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路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从客观方面看，炎帝与神农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共处、同尊、合并三个阶段。张正明：《炎帝杂论》、《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盛。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有关的古帝不得不按五行学说各就各位。《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为黄色，黄帝是正称；南方为红色，因而炎帝别称赤帝。五行学说把炎帝定位在南方之后，原来居于南方的神农便与炎帝为伍。这是第一阶段——共处。

随着周代的建立，周人陆续东迁。奉炎帝为始祖的姜姓周人除小部在齐国外，多数被周朝派到淮、汉之间，让他们镇守南方。少数姜姓的周人留在渭河平原的东部和中原的西部，势力分散，不为诸侯所重。由此，关于炎帝的神话和传说在淮、汉之间流行起来，在关中反而不大流行了。南迁到汉江中游北部的姜姓周人崇奉炎帝，原住在那个地区的土著楚蛮崇奉神农，久而久之，相互影响，前者也崇奉神农，而后者也崇奉炎帝了。这是第二阶段——同尊。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席卷淮、汉诸侯，所有南迁的姜姓周人都成为楚国的臣民，而且，同楚蛮一起，逐渐与楚人融合了。先前本已难截然分开的同一部落联盟的两位部落首领，终于化成一位古帝——炎帝神农氏了。这是第三阶段——合并。

上述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完成于秦汉之际。因此，“太阳神”这个称号始见于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世本·帝系》。大局初定，一时还不易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因此，连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涉及炎帝与神农的关系时也表达得含蓄而委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黄帝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这里，司马迁既说“神农氏世衰”，不能征伐暴虐百姓的诸侯，却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岂不是说炎帝与神农并非同一个人？清人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即提出如此质疑：“夫炎帝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文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然而，崔述却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史记·五帝本纪》这则材料的最后部分，恰好否定了他的意见。司马迁说，黄帝在黄帝泉战胜了炎帝，又在涿鹿县擒杀了尤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的被代替者“炎帝”即被战胜者“炎帝”，说明司马迁在潜意识中是将炎帝与神农氏视为一体的。当然，这个神农氏决不是始作耒、教民农耕的神农，而是其后裔中与炎帝同时且共为一部落联盟者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大约从两汉之际起，公众才一致认为炎帝即神农了。

先秦典籍视神农与炎帝为二，固然有诸多因素，但那时神农与炎帝合二而一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形成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炎帝神农氏与烈山氏

神农别号烈山，对此，史家无异议。“烈山”始见于《国语》和《左传》，似乎比“神农”早出，或许是炎帝的古称。《国语·鲁语》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的话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后稷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姓蔡史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大约成书于战国或汉初的《礼记·祭法》几乎全文引用了上述展禽的话，所不同的只是把“烈山氏”改为“厉山氏”，把“其子曰柱”改为“其子曰农”。其原文为：“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对于《礼记·祭法》改“烈山氏”为“厉山氏”，东汉郑玄在注中作了说明。他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又《汉书·古今人表》作“列山氏”。晋朝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实际上，“烈”、“列”、“厉”三字上古均为月部来纽入声，王力拟音为[liat]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读音相同，故可通用。如《楚辞·招魂》“厉而不爽些”，王逸注：“厉，烈也。”《诗经》“垂带而厉”，郑玄注：“厉字当作烈。”汉《郊祀歌》“体容与，万里”，晋灼注：“世，古列字。”颜师古注：“世读与厉同。”可见，说厉山氏、列山氏就是烈山氏，是完全正确的。徐扬杰：《炎帝神农氏在中国史前传说中的地位》，罗运环：《战国农家学派与神农及神农故里》，均载《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于《礼记·祭法》改“柱”为“农”，唐孔颖达作疏时作了解释。他说：“其子曰农，能殖百谷者，农谓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殖百谷，故《国语》云：‘神农之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是也。’”这就是说，“柱”也好，“农”也好，都是神农之名，其名虽异，其实则同。有的学者认为，柱，就是田主的“主”，它是由最早的农业工具——点种用的尖头木棒演化而成的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据《周礼·大司徒》记载，古代祈年要祭祀主稼穑的神，称田祖或先啬，始耕田者，为此在社稷坛周围“树之田主”，也就是立木主作为田神的象征。点种棒是最早的农业工具，早期农业阶段正是在它的帮助下使沉睡的种子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因而产生了对工具的崇拜，点种棒成了祭典中主稼穑之神的标志——木主，即柱。所以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传说，记载的是原始农业脱胎于采集狩猎的历史。处于农业前夕的澳大利亚人不仅常用火猎，而且还会利用袋鼠喜食雨后或山火后新生嫩草的认识，组织专门的捕猎。

由于神农与炎帝有时代早晚之别，所以在探讨其生地时也宜将二者分开。至于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则另当别论。

(一)神农生地

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分析，神农生于烈山。《国语·鲁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礼记·祭法》的说法也基本相同：“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后稷继之，故祀以为稷。”前文已充分论证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实为一人，其子柱或农即神农。烈山，很可能就是神农之先辈也可说是第一代神农放火烧荒之地，或人以山名，或山以人名，总之神农起于烈山已无疑问。

唐朝萧德言所编《括地志》记载：“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赖国。”?唐代后期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随县，本汉旧县，属南阳郡。即随国城也，历代不改。……厉山，亦名烈山，在县北一百里。《礼记》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曰厉山氏。”

北宋王存等主编的《元丰九域志》记载：“随州：神农庙，在厉乡村。”

南宋罗泌《路史》记载：“神农井在赖山(即厉山)，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人不敢触。今惟一穴，大木旁荫，即其处立社。”

清代章学诚主持编的《湖北通志·舆地志》记载：“厉乡，在州北，今名厉山店。……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

上述记载无一例外地表明，神农生于厉山，厉山位于今随州市北。神农生于随州厉山一说代代相因，众口一词，足证不谬。

（二）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

虽说炎帝神农氏合一的史实形成于远古，但合一的观念至秦汉之际方才形成。

最早指出太阳神生地的学者，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郑玄根据《国语·鲁语》中展禽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关于烈山氏及其子柱的言论，参之以秦汉之际炎帝与神农合一的定说，在为《礼记·祭法》的类似记载作注时，将厉山氏或曰烈山氏同炎帝视为一人：“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既然郑玄以为烈山氏(神农氏)同炎帝为一人，其生地也自然在一处。时隔不久，三国时吴韦昭率先响应郑说。他在为《国语·鲁语》展禽的话作注时说：“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由于先秦典籍只有神农氏(烈山氏)生地的记载，未见炎帝生地的记载，以致郑玄、韦曜将炎帝神农合一后的生地定在烈山。

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那么，所谓姜炎文化，简言之，就是上古时期，炎帝率领姜炎族在其原生地——宝鸡渭水流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经济方面而言，包括当时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畜牧驯养和经济制度等；在政治方面，包括部落官职的设置、军事的运作、祭祀的管理等；在文化方面既有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礼仪教育，又有天文历法、科学技术，还有诗歌绘画和音乐舞蹈等。姜炎文化与姬黄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姜姬（炎黄）文化，即“后姜炎文化”（在考古上是指宝鸡市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先周文化），成为中原地区文化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因素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中，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凝聚作用。

张岂之先生说：“炎帝时代的原始农耕是后来周秦文化产生的肥沃土壤。”也就是说，周秦两代的繁荣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力于周人和秦人先后进入宝鸡渭水流域后，继承和弘扬了姜炎文化（亦包括后姜炎文化）。周人始祖“弃”继承母族姜炎族的农耕技术，被尧“举以为农师”，又被舜封于，“号曰后稷”。古公亶父率族人进入宝鸡周原后，以姜姓女子为妻，在加强姬姜政治、军事联盟的同时，又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贬戎狄之俗”，吸收先进的姜炎文化和商文化；“务耕种、行地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五官有司”，建立国家机构。其以后的周公等人继承姜炎文化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方面所具有的“和合”精神和勤劳友善、是非分明、以诚待人、公平无争、“无相害之心”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吸收姜炎文化中的“腊祭”、“舞”及原始音乐舞蹈等因素，创立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明，为中国文明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秦人原僻居“西垂”，为游牧部族，被“关东”诸国贱视为“西戎”。秦人进入宝鸡渭水流域后，收“周之余民”，学习周人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力发展农业，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国益强”，先霸西戎，后统一天下。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创立的中国农业文明，为周秦王朝在渭河平原西部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再联想到西周的甲骨文、金文和秦国石鼓文，可以说这与炎帝“耕而作陶”所发明的软陶泥纹饰和刻划“符号”不无源承关系。

从以上简述可知，姜炎文化对周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为“周代的中坚力量”；周秦文化又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系”，那么，姜炎文化也就自然成了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

自1993年以来，宝鸡市先后举办了多次炎帝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尤其是2002年的“炎帝与汉民族”和2005年的“炎帝与民族复兴”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次研讨会共有海内外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提交论文170余篇。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邹衡、张岂之、石兴邦、黄盛璋、陈连开、许启贤、瞿林东、张正明、何光岳、高广仁、罗琨等先生莅临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向大会发来贺电。与会学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先进的学术理念，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引经据典，高屋建瓴，多层次、多领域、多学科地对炎帝·姜炎文化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特别是对炎帝·姜炎文化对华夏/汉民族、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形成的贡献和影响，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同时对炎帝的出生、成长、迁徙、功绩、精神及卒葬、活动遗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证。大家达成了宝鸡是炎帝的原生地，宝鸡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宝鸡是中华文化、文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的共识，基本上理清了炎帝的起源、迁徙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对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大家认为：根据文献、考古和传说，炎帝的原生地在宝鸡的姜水流域是符合当时的自然、社会条件的，是有说服力的。大家不仅在宝鸡市的会议上达成了“宝鸡是炎帝原生地”的共识，就是在北京和山西高平等地召开的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也形成了炎帝的最早起源地就在宝鸡的共识。正如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宫长为博士在《2004年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汇》中所说：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炎帝的原生地，“一般地来说，学术界通常主张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先秦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一期第12页）。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从文献典籍、考古资料，还是从历史遗迹、民间传说来看，宝鸡渭水流域“是中国文明的破晓之地”（李学勤语），是中国先秦历史文化的核心之地。从距今8000年的关桃园遗址到炎帝、黄帝及至周秦时期的文化遗址，在宝鸡渭水流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充分说明了“宝鸡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邹衡语)，“在文化、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显示出它是华夏文明根系中重大的一脉、渊源中宏大的一支”(文怀沙语)，对华夏文明和民族的起源与形成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说:“我认为宝鸡不仅是陕西省十分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中原地区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宝鸡的每一寸土地都保留着深厚的历史遗韵，每走一个地方，都是在古代历史中徜徉一回。”

关于姜炎文化，学者们认为，姜炎文化的实质是农业革命。而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其他国家文明的起源一样，也与人类的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密切相关，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地区的农业革命发生于炎帝神农氏时代，毫无疑问，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开拓者。所以，以农立族的姜炎族所创立的姜炎文化，对华夏民族以农立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开中国文明起源之先河。

对于湖南省、湖北、山西省、河北省等地出现的炎帝遗迹和炎帝文化，学者们认为，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原始先民不可能始终拘于一地。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或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开辟新的生存环境。所以说，那些宝鸡渭水流域以外地方所遗留下来的炎帝遗迹和炎帝文化，可能是炎帝或其后裔迁徙的结果。尽管如此，那也是炎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值得重视和研究。

学者们还认为，研究炎帝·姜炎文化，应结合我们所处的时代，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研究、继承和弘扬炎帝精神上，放在炎帝精神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上。炎帝所具有的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百折不挠的创造精神、造福于民的务实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其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大，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品格，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之魂，使其成为渗透于政治、法律、文学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念的精神元素，并世代流传，积淀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稳定的心理情感，成为中华儿女精神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所以，在宝鸡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探讨、传承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原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激发民族情感，团结全球华人力量，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宣传地方，提高地方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发展文化和旅游经济亦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标志着宝鸡市的炎帝姜炎文化开始走向世界。

大家一致认为，宝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心目中的圣地”(李学勤语)，亦如著名学者文怀沙先生所说：“余敢预言，至21世纪，凡治文史者，如不谙‘宝学’，定非饱学之士也。”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专家学者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分别从语文学、考古学、训学、地名学、地理学、民俗学等不同领域，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对炎帝的出生地、迁徙、活动遗迹以及功绩、精神和开发利用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经典性的科研成果。

徐旭生先生说：“……以上所述文献内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间传说的材料似乎完全相合，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就在今陕西省境内渭河上游一带。”(《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3页)

郭沫若先生说：“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中国史稿》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页)

范文澜先生说：“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0页)

伯赞先生说：“在陕西省一带有姬姓黄帝与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周谷城先生说：“炎帝……长于姜水，姓姜。”(《炎帝和炎帝陵·序》，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白寿彝先生说：“相传，在遥远的年代里，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部落。一个部落是姬姓，它的首领是黄帝；一个部落是姜姓，它的首领是炎帝。这是两个近亲部落，它们结成了部落联盟。它们活动的地区，其初是在渭河流域，后来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发展，达到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一带。”(《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文怀沙先生说:“炎帝的诞生地就在宝鸡市。这里有充分确凿的史料、考古发现及丰富的民间传说证明。‘姜炎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反映先民们开创农业文明的历程。……炎帝为救民而献身的圣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他的功德在于哺育了一个民族，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想。”(《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邹衡先生说：“现已查知，姜炎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域适在宝鸡市区之内，这样，上述文献记载就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就是说，远古时代的炎帝族确实在此发迹。”(《漫谈姜炎文化》，载《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炎帝的原生地……在陕西宝鸡一带。此出自《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个记载比较重要、可靠具体、地点明确，不可能想到其他地方，只能想到宝鸡市，远到周原遗址一带。姬水与姜水今固不能确指，但其范围肯定是在宝鸡，在陕西周原和宝鸡一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宝鸡说是比较可靠的。从考古研究看，今已在宝鸡、周原一带发现‘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在这一带发现很多，更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里？》，载《炎帝与汉民族论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张文彬先生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和徐旭生先生等就来到宝鸡市进行调查，开展考古发掘，并获得相当重大收获。5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北首岭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址，为探讨炎帝故里和炎帝氏族——中华民族华夏集团源头奠定了科学基础。一般而言，炎帝发祥地应在渭水上游一带或者在宝鸡、岐山县周围。2002年又在宝鸡关桃园发现了早于北首岭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姜炎文化提供了新线索。此后，炎帝部落为自身的发展，有可能沿黄河向东迁徙至中原和华北山西省晋南一带，这也是河南省、山西同样有炎帝传说的原因。”（在2005年中国·宝鸡市“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究会”上的开幕词）

张岂之先生说：“炎黄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历史记载最早谈到黄帝出生的是《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少典族居住在陕西省、甘肃省交界处，与有蟜氏通婚，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居姬水，以后姓姬；炎帝居姜水，以后取姜姓。黄帝生于陕北高原，炎帝生于今宝鸡市姜水一带。黄帝和炎帝部落曾经顺河移动，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后来成为华夏族。”（《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文化》，载《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石兴邦先生说：“根据史籍和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炎黄部落是从渭河流域地区发祥成长起来的。古史文献记载，当时活动在这一地域的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集团。黄帝部落活动在内蒙古高原地区，经营半农半牧的生活。炎帝部落则分布在南部的渭水河谷，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国语》记载：‘炎帝以姜水成’。这就是说，炎帝部落发展形成于姜水流域及其附近。有同志考证，就是现在宝鸡市地区的周原遗址及渭水流域。”（《研究姜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促进新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载《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炎帝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他们的足迹超不出粟作农业分布的范围。虽然在黄淮流域交错地区粟稻种植有交错……但那是很有限一个小的区域，可以肯定炎帝部落迁移的足迹没有跨过长江，达到今天对炎黄崇拜炽热的两湖地区……所以，两湖地区的炎帝崇拜，是后起的社会观念形态所形成的。不可能是炎帝在北方转了一个大圈后南下两湖，死于斯而葬于此的。”（《有关炎帝文化的几个问题》，载《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何光岳先生说：“神农氏只能在一个地方诞生，而另一个地方的诞生地则无疑是他的另一个后裔，也袭称为神农氏。在随县历乡的神农氏诞生地，当系榆罔南迁之后的一个后裔。”(《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我一贯研究认定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的一位炎帝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炎帝的名称被尊为炎帝。”(《姜炎文化论》，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宝鸡市为姜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在距今约5000年前，宝鸡渭水流域的姜水，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姜炎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

《国语·晋语》载“炎帝以姜水成”，我们可以理解为炎帝族最早活动的地方在姜水。古之姜水，据《水经·渭水注》所载是在姜氏城南，即今岐山县周原一带，但不知道确定地点。不过，据《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宝鸡县南七里有姜城堡，城南也有姜水，此姜氏城今名姜城堡，往南即益门堡，堡西有一水名今仍名清姜河。古代传说，本来难得考实。以上两说孰是孰非，不必过于拘泥。但总是在凤翔府地，即今宝鸡市市区之内。姜城堡为新石器遗址，1958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姜炎族在宝鸡的最早故居是在今清姜河流域。为了生存和发展，一部分迁居今岐山、扶风县一带，所以，在这里也出现了带“姜”的水名和城名，即“姜水”和“姜氏城”。有研究者考证认为，在今宝鸡市区渭河和清姜河的交汇地带，曾发现过多件刘家文化（姜炎文化）的典型器物——高领袋足鬲。据测定，这比在岐山县、扶风境内发现的同类器物要早。这说明岐山、扶风境内出现的刘家文化是宝鸡市市区姜炎族向东迁徙、推进的结果。

正因为炎帝诞生于今宝鸡地区，所以，历史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宝鸡地区就开始了对炎帝的祭祀。《路史·后记》记载:“黄帝所崇炎之祠于陈”。罗萍注说：“黄帝所崇疑在陈仓”。《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吴阳”是指今陈仓区市区北的吴山（今陈仓区境内）之东南面，即今凤翔区的“三畤原”。秦国开创了以朝廷名义祭祀炎帝、黄帝的先例。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献记录。自此以后，宝鸡市祭祀炎帝相沿成习、经久不衰。西汉，汉高祖刘邦自称“赤（炎）帝之子”，设“畤”祭祀炎帝及黄帝、青帝、白帝、黑帝。这种祭俗一直延至刘彻。汉武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到“雍”地设“畤”祭祀“五方上帝”。隋唐以降，宝鸡地区开始设庙宇祭祀炎帝和黄帝。

考古发现

研究表明，炎帝为新石器晚期的人物，距今大约在5000年左右，处于母系向父系的过渡时期，其考古学文化类型是属于仰韶文化。据文物普查显示，宝鸡渭河流域有700余处旧、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仅市区2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就有距今8000－4000年的先民遗址80余处。从已发掘的关（官）桃（道）园、北首岭遗址、福临堡和石嘴头等遗址看，其序列完整，真实地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的宝鸡市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民的社会组织和生产、生活情况。而且，宝鸡又有得天独厚、适合远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正好说明宝鸡地区“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居住”（徐旭生语），生息着一个较大的原始先民群。

据测，关桃园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在这里除了发现大量的陶器之外，还发现了数十件骨耜。这是在黄河流域的第一次发现。骨耜的出土，说明宝鸡地区原始农业的出现至迟可以推进到8000年以前。美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在分析了黄河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后说，这里正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区，拥有适应于新石器革命的自然条件，宝鸡市地区应是新石器革命最理想的地区。关桃园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张光直先生的论断，同时，也印证了历史学家陈连开先生的预言：“随着时间推进，有理由期待，在宝鸡秦川地区还可能有更惊人的发现，来说明这一地区是中国旱地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由此可见，宝鸡地区的仰韶文化（姜炎文化）是在关桃园等前仰韶文化（老官台文化，亦称“前姜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姜炎文化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黄帝姬水

从《国语》、《史记》等史书我们知道，炎帝、黄帝同为“少典之子”，具有同宗同祖的血缘关系。在《新书》、《五帝德》、《帝王世纪》等古籍中还记载炎帝、黄帝是同父母兄弟，或是同父异母兄弟。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炎帝、黄帝均为“少典之子”是无疑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少典之子”，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父子关系，而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帝是少典个人的儿子。”（徐旭生语）炎帝、黄帝既然是从少典氏族中分出的两个支族，并有着同宗同祖的血缘关系，那么，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其通婚（当时为族外婚）氏族的生息之地必是在相邻或相近的一地之内。《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姬水”地望在何处？历代史书无明确记载。一般学者认为，是指从今麟游县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在今武功县境内，历史上属宝鸡市管辖）。“姬”“漆”谐音。所以，宝鸡亦是黄帝从渭水上游东迁的第一个居地。对此，何光岳先生在《炎黄源流史》一书中作了具体的考证。他认为：“黄帝轩辕氏的居地为姬水，以姬为姓。姬与岐同音，即今陕西岐山县南横水河（实际是指今横水与雍水相汇于岐山而形成的湋（沮）水，俗名称“后河”。湋水东南流经扶风县、武功而入漆水河——引者注）。而炎帝所居的姜水则在今宝鸡南七里的姜城堡，今名姜城堡。城南有姜水。相传神农氏妃有蟜氏曾居住于此。则姬水、姜水相邻，正合炎黄双胞族之说。”

当然，我们说宝鸡市为黄帝东迁的“第一个”居住地，还有其他史料作依据。《史记》载，周人始祖弃曾被封于其母姜嫄的封地“邰”。邰在漆水河之畔。所以，古漆水为周人的发源地。这里分布有众多的郑家坡类型的先周文化。我们知道，黄帝为姬姓，周人亦为姬姓。传说周人为黄帝的后裔。那么，后裔居始祖之居地也在情理之中。《水经·渭水注》载：“应劭曰：‘县氏陈山。’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陈山”即“陈仓山”。传说黄帝的臣子岐伯为李时珍，当年岐伯生活的岐阳村仍在。经专家考证这里确为岐伯“尝味草木，宣荣疗疾”之地。传说黄帝的另一个臣子大鸿也“葬雍”。“雍”为今凤翔区地区。《史记·封禅书》记载的秦灵公设“上畤”祭黄帝的“吴山之阳”，也距漆水河不远。从地缘关系看，黄帝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即黄帝见广成子的崆峒山（今平凉市）亦距宝鸡市不远。《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宝鸡距桥山（今黄陵县）仅有二三百公里的路程。所以，刘起釪先生在《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一文中说：“黄帝族在未向中原发展以前的居住活动地区，就在东起渭河北境，自陕西省中部，西迄甘肃省之境的地域。”这种“黄帝族发祥于渭北黄土高原”（张岂之语）的观点可以说已成为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

陵寝大殿

正因为炎帝、黄帝是两个具有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双胞族，所以，它们才建立了长达四千余年姬姜婚姻关系。在东迁时也是形影不离，相随同行。徐旭生先生说，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与发祥在陕西西部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并不很远”。既然如此，那么，与黄帝“相济（挤）”的炎帝出生于宝鸡渭水流域的姜水也就是毫无疑问的了。

宝鸡市裔族

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姜炎族开始向外迁徙，一支向西往黄河上游及甘肃省地区与今四川省西北发展，一支顺渭河东下，再沿黄河南岸迁往中原，一支仍留居宝鸡及秦川地区继续发展。据史料记载，留居宝鸡及秦川地区的裔族有：姜嫄、列山氏（骊山氏）、莱氏族、戏氏族、氏族、延氏族、夸父氏族、太岳氏族、孤竹氏族、灵氏族、并氏族、彤鱼氏、午氏族、丙氏族、赤氏族、信氏族、井氏族、箕氏族、互（氐）人氏族、许姓族、甘氏族、姜戎族，以及弓鱼、方、函、邓等方国。这些氏族和方国有些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在这些氏族中，比较著名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是太岳（四岳）、有邰氏及太岳的后裔姜太公一支。太岳亦称大岳，此氏族原居地在今陈仓区市区一带。太岳之名是因姜姓之裔伯夷曾居于吴山，成为齐姜部族祭祀吴山神的大祭司而得名。伯夷的后代又分化出四个分支而又称四岳。《国语·郑语下》记载：“……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命以侯伯，赐姓曰姜”。伯夷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并复赐以祖姓“姜”，以“绍炎帝之后”。姜嫄地处今扶风姜村一带。《说文解字》说：邰为“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后稷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邰县是也。”相传周弃（后稷）为有邰氏之女姜嫄所生。在炎帝姜姓后裔中，人口繁衍最多的是姜太公一支。传说为伯夷之后。他晚年居伐鱼河（今宝鸡市陈仓区），因辅佐姬发翦商立国有功而被封于齐。至今，《吕氏春秋》所说姜太公当年居磻溪“钓兹泉”的遗迹犹存。旁有始建于唐朝的姜太公庙，现已成为旅游胜地。

考古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信息。在宝鸡市区和岐山县、扶风县等地，曾陆续出土了一批刘家文化陶鬲。经考古专家考证，为姜戎文化，与甘肃齐家文化、辛店文化一脉相承。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命名此类文化为“姜炎文化”。这就从考古学上得到了证实，即使在商代晚期，直到西周，在宝鸡地区还生息着一支炎帝姜姓裔族。“姬姓和姜姓是姻亲关系……共同组成了周民族”(邹衡语),建立了西周姬姜政治、军事联盟，为周代的建立、巩固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姓氏文化的角度考察，据不完全统计，姜姓后裔经数千年的流徙分支，至今已有齐、吕、许、申、高、谢、邱、丁等近三百多个姓。在今陈仓区的扶风县、岐山县和陈仓区等村镇，还留存有众多的姜姓人家。

炎帝神农故里风景区位于湖北省随州市随县，随州市西北18公里，三一六国道、汉丹铁路穿境而过，是“大洪山名胜风景区”、“编钟纪念馆”、“封江口旅游区”等旅游景点的中点，处武汉市至襄阳市中间，是去三国古隆中、武当山道教圣地的必经之路，交通十分便利，地理位置适中。

厉山镇风景区是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被湖北省委宣传部定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风景区现拥有神农牌坊、神农文化广场、炎帝神农纪念馆、神农碑、神农尝百草塑像、神农泉、神农洞、神农庙、功德殿、万法寺、龙凤日月旗杆、烈山湖等20余处人文和自然景观。景区内群山攒簇、沟壑纵横、树木茂盛、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气势恢宏，绚丽壮观。已初步形成了以炎帝神农洞、九龙山景区为主体的炎帝文化寻根游;以万法寺、龙凤日月旗杆为主体的唐清文化探古游，构筑了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寻根拜祖为一体的旅游新格局。从先秦至近代，140多部典籍记载了炎帝神农诞生于随州市的烈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研究炎帝文化的权威组织，这个学会编的一本书叫《炎黄会典》明确指出：湖北随州是厉山镇，河南新郑是黄帝轩辕故里，湖南省的炎陵是炎帝陵所在地，陕西省的黄陵县是黄帝陵所在地，对于宝鸡市，《炎黄会典》对它的定位是炎帝祠，而不是故里。中央、省、市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多次来景区采访报道反映炎帝故里的美术作品众多，以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画中华名人故居第一人”、著名画家拇指先生的《炎帝故里》最为有名。

在“炎陵”的争夺战中，山西高平在接受采访时最为低调。按照高平地方志研究办公室焦楠楠女士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挖掘才刚刚开始。

“故关的炎帝行宫，下台的炎帝中庙，永录的炎帝庙……我们这里关于炎帝的遗存是最全面的，总数不下于30处。虽然目前仅着手将炎帝编入地方志，但宣传活动也将在其后进一步展开。”焦楠楠称，高平市旅游开发的需要，将使“炎帝”的价值挖掘进一步加强。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炎陵县原名县。因中原地区始人炎帝葬于此，1994年更名为炎陵县。）城西17公里的鹿原镇境内。这里洣水环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

关于太阳神安葬地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市。”宋代罗泌撰《路史》就记述得更具体：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县。”据地方史《酃县志》记载，此地西汉时已有陵，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兴，邑人担心乱兵发掘，遂将陵墓夷为平地。唐朝，佛教传入，陵前建有佛寺，名曰“唐兴寺”，然而陵前“时有奉祀”。

炎帝陵自赵匡胤干德五年建庙之后，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炎帝庙也历尽沧桑，屡建屡毁，屡毁屡建。

赵光义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67—983年），朝廷将事官虑炎帝陵地僻路险，舟车不便，奏请将炎帝庙迁至茶陵县城南，宋太宗诏许，即移鹿原陂炎帝庙于茶陵县城南五里处。此后凡二百余年，朝廷官府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均在茶陵县城南炎帝祠庙进行，鹿原陂炎帝庙几近湮没。赵昚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衡州守臣刘清之鉴于炎帝陵没有炎帝庙，反而保留唐朝的佛寺，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奏请朝廷，废陵前唐兴寺而重建炎帝庙。赵扩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军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此后，炎帝陵所在地鹿原陂即属酃县境地，隶属衡州府管辖。至淳？八年（公元1248年），湖南省安抚使知潭州陈奏请朝廷为炎帝陵禁樵牧，设守陵户，并对炎帝祠庙进行了一次大的修。

宋代以后，元代近百年间，朝廷只有祭祀炎帝陵的活动，而未有诏修炎帝陵庙的记载。

明代，有关炎帝陵庙的修葺，史书记载颇详。较大规模的修葺有三次：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诏命遍修历代帝王陵寝，由此炎帝陵庙也得到了一次全面修葺。第二次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酃县知县易宗周主持。这次重修是在原庙旧址上拓宽兴建，基本上改变了旧庙原貌。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酃县县令派人于路旁募款，发起重修。新庙规模虽因循旧制，但庙貌大为改观。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名神农氏，号连山，又称火神、太阳神。他创耕耘、植五谷、驯禽兽、尝百草、疗民疾，烧陶制耒开启了我国史前农耕文化，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炎帝故里，一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关注的焦点。「炎帝故里在会同」研究，是从2005年6月24日《边城晚报》第7版刊登阳国胜先生题为《炎帝出生地新说：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文章之后展开的。之后，中华炎黄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宫长为，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林河，怀化市艺术馆助理研究员李怀，《旅游中国》周刊总编助理何铁成，怀化学院王文明教授与刘冰清、唐德彪、袁尧清副教授等人前往考察，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专题研究文章和信息稿件200多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炎帝文化热」。会同新说得到了数十位专权专家的肯定和支持。「炎帝故里在会同」的主要佐证是：会同众多古地名与炎帝神农氏密切相关、连山八座古庙布局与炎帝首创《连山易》方位惊人吻合、连山地形地貌与史书记载的炎帝神农故里特征相同、若水与金龙山的记载与黄帝封子入主炎帝故里的历史相符、会同及周边大量考古发现、会同话是上古汉语的活化石等，有力地支持「炎帝故里会同新说」、会同民俗和物种等风物特征印证炎帝神农相关记载和传说。李学勤教授说：将于5月7日召开的「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有利于克服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两种偏见。一是有利于克服中国古史是神话传说的偏见。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黄帝纪元四千七百多年，上古炎帝传说有八世，二百四十多年，正好五千年，所以我们讲到黄帝时不要忘了炎帝。炎帝在古史传说中的位置特别重要。带有神话色彩的上古传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就是历史。第二有利于克服湖南省特别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是古代荒蛮之地的偏见。传统的一些偏见认为：上古的湖南是荒蛮之地，是以后中原去开发的。但随着考古发现才逐渐揭示湖南古史的真相。从会同的材料来看，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会同连山潭子颈遗址距今5到7万年，特别是发现的高庙遗址，很独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湘西地区，包括以会同为核心的怀化市一带，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如果结合当地传说，完全可以克服湖南在上古史是一个荒凉之地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