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南城县南城县（今江西南城县）人，王艮再传弟子，明中后期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泰州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与浙中王学开创者王畿（号龙溪）并称“二溪”。

罗汝芳自幼聪颖好学，5岁从母读书，后师从张洵水，矢志圣贤之道。二十六岁拜师颜钧，彻悟“制欲非体仁”。三十岁会试合格后返乡修学，开始了“归学十年”的旅程。期间，通过多次学术研讨与静心读书，其思想逐渐成熟。三十四岁悟易经，三十七岁悟“格物”，三十九岁识破光景。曾任职太湖知县、宁国市知府、云南省副使等职位。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应邀至广慧寺讲学，受到士子欢迎，却因此遭到张居正等人弹劾，愤而辞官。此后，他在江浙福建省广东省安徽省等地广泛讲学，传播学术思想。万历十六年罗汝芳穿戴整齐，端坐而终，享年74岁。

罗汝芳特别重视“赤子之心”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讲学宗旨，提出“当下即是”“顺适自然”“格物蒋孝慈”等思想，使心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其著作有《近溪子集》《大明通宝义》等，其中《近溪子集》是其哲学思想和讲学内容的主要体现。此外，罗汝芳与道士、僧人多有往来，他的口才很好，指点人的为方法也很机敏，时人说“王畿(王畿)笔胜舌，近溪舌胜笔。”《明儒学案》评价曰：“不落义理，不落想象，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

明正德乙亥年（1515年）出生于南城县南城县（今江西南城县）罗坊村。罗汝芳自幼天资聪颖，五岁起由母亲教读孝经，七岁入乡学,年仅8岁的罗汝芳跟随父亲旁听学习，开始接触阴阳学说

十五岁时，赴新城（今江西省黎川县）拜师张洵水求学，学习《论语》，倾心于研究《近思录》与《性里大全》等宋明理学相关书籍。两年后学成返家。罗汝芳受先生影响，矢志于圣贤之道，淡泊名利，不追求世俗的荣华富贵。

二十二岁时（1536年），罗汝芳通过考试入县庠。二十六岁时（1540年），罗汝芳赴县城参加乡试，不中，正是这一年，罗汝芳遇到了自己跟随一生的老师——颜农山。根据罗汝芳的学生回忆，这一年于缙绅士友在省城南昌大举学会，罗汝芳前去旁听，听到颜山农讲解“致良知”义旨，便将自己对制欲与体仁的理解告诉了颜山农，颜山农告知曰：“是制欲，非体仁也。”罗汝芳听后，豁然开朗，解决了多年心病，当下“遂师之”，成为阳明的再传弟子，找到自己学问的真正归属。

三年后罗汝芳中举，三十岁会试合格，但并未参加授予“进士”身份的殿试，毅然返乡。从此开始了学界称为“归学十年”的修学之旅。除了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与在从姑山房静心读书之外，罗汝芳思想的最终定型由三件大事促成：三十四岁拜师胡生而悟《易》；三十七岁参六经而悟“格物”；三十九岁受教泰山丈人而识破光景。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罗汝芳在京参加殿试，由于此前三次放弃殿试的缘故，并没有取得太高的名次，只是一个三甲进士。按照当时的规定，三甲进士不能够留在京都任职，因此当年出任太湖（今安徽安庆）知县。

三年之后，罗汝芳四十二岁（1556年），此时正是他在太湖县任职期满的时候，按照惯例他需要回京都接受重新分配新的工作，但由于他拒向当时把持朝纲的奸相严崇行贿又拒绝加入严氏一党，所以直到第二年才被迟迟任命为刑部主事，也就是正六品官职。

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因其清明节廉洁的官声，朱厚熜称赞罗汝芳为“清吏”，并封其父为承德郎刑部主事，母亲宁氏和妻子吴氏分别被封为“安人”和“恭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晋升为宁国市（今安徽宣城）府知府，罗汝芳到宁国府之后“凡士民入府，则教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还要去真正的心学家道宁国府讲学，罗汝芳的这种道德教化在当时民间广受欢迎。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罗汝芳因父亲去世回到南城守丧，受到了当地百姓及官绅的深厚情感表达，许多人远送百里甚至随他回到家乡。

隆庆三年（1569年），罗汝芳母亲宁氏去世，三年后收到朝廷的哀诏催促复职。

万历元年（1573年），罗汝芳进京拜见张居正，被补任为东昌（今聊城市）知府，三个月后又升迁为云南省副使。罗汝芳不愿赴任，上奏疏请求致仕，但未能得到批准。一年后的冬天，罗汝芳抵达云南任职，此后又被任命为左参政。

万历五年（1577年），罗汝芳进京处理公务，事毕应邀至广慧寺进行讲学活动。此举吸引了众多朝廷士子前往听讲，引起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不满。张居正暗示言官周良寅，以“事毕不归，私留京师”为由弹劾罗汝芳，并指责其行为“摇撼朝廷，夹乱名实”。罗汝芳愤然辞官，此后与其门人弟子转而在江浙福建省广东省安徽省等地区广泛开展讲学活动，积极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接下来十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各地，听众如云。

万历十六年（1588年）八月，罗汝芳身感不适，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坚持每日与弟子们孜孜不倦地谈论学问。九月初一，从姑山山崩，大风拔起树木，认为自己将在九月一日当天去世，罗汝芳的学生们恳求其再多留一天，九月初二的午刻时分，罗汝芳穿戴整齐，端坐而终，安然离世，享年74岁。

罗汝芳特别主张孟子所言的“赤子之心”思想，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自己的讲学宗旨。他认为，儒家的理想是周敦颐讲的希圣希天，而希圣希天首先要了解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与圣、天相同。他认为，天的特点是莫之为而为之、莫之致而至，圣的特点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他又认为，小孩子生下来的心（赤子之心），其良知与良能正是一种自然具有而莫为莫致的，正是不学不虑、当下流行的。所谓学圣人就是把自己不思不虑、当下见在的良知良能与天命联系起来，对应起来。人的现成意识虽然与赤子之心不完全相同，但赤子之心具有良知良能并没有丧失，因为成人之心是由赤子之心发展而来的。赤子之心不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而且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罗汝芳讲学继承了王艮以来指百姓日用以明道的传统，而特别强调“当下”。他不赞成前人说的种种功夫，认为本体和功夫都要从“当下”见得。当下就是指每个人当下的意识，人的当下的意识状态就是心之本体的表现。罗汝芳与门人探讨一些对话时总是力图用对方与自己谈话时的意识状态指示本心，把这种专心不杂、不预期、无喜怒的意识状态说成时人本有的良知良能，主张能时时处处保持这种状态就是圣人。有人主张要在日用之间使言行动事为做到“停当”（即恰当），即全意规范自己的言行合于道德准则，以求其当。罗汝芳认为这样的功夫是不自然的，他所理解的“停当”是指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超道德的自然反应，所以强调的并不是意识活动中的伦理性质，而是意识活动具有的自然或不自然的状态，是意识反应的自然性。所谓当下即是，是说意识里不中不和的都是与过去或未来有关，在当下的意识中是没有不中不和的。

罗汝芳进一步发挥了王艮即百姓日用明道的说法，认为前辈理学追求的中和、宁静、戒慎恐惧等，都是人心本有的，也是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体现着的。从本体一功夫的方面看，罗汝芳强调这些特定的当下的意识状态本身就是中和恐惧的本体，人不需要其他特别的修养功夫去戒慎恐惧，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自己没有自觉到的中和戒惧，使自觉与不自觉合而为一。从良知方面来看，罗汝芳认为百姓日用中的这种道，不是“不知”，而是不思而知、不虑而能。他所了解的良知就是所说的童子端茶、大众听讲当下的知觉态度，对良知的这种了解是王学中王艮以下泰州学派的一个主要特点。

罗汝芳的思想与王艮、王畿有继承的关联，他的“赤子之心”与王畿是一致的，他的当下指点又正是继承了王艮以童仆捧茶说百姓日用即是道。根据罗汝芳对当下即是的强调，他很注重功夫的“自然”，他认为顺其自然就是善，不顺其自然就是恶，主张功夫越平易越到神圣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执追不舍。未来的事情到时再说，不必预期谋算。良心是浑浊的，不是计较的；是顺畅的，不是凝滞的。人的意识在一定的场景下自然作出一定的反应，这就是天机自然。他认为孔颜之乐就是这种妥帖安定，了无滞碍的生动活泼之境。

光景问题的根本在于对良知认识的浅薄和信仰的不真诚。罗汝芳强调，觉悟、信从赤子之心，则良知自然呈露。刻意求良知精明即是执着，反成束缚。若要用功，便是放下一切。罗汝芳指点后学，需在日用伦常中真感实悟。破除光景的言语可能产生新光景，无需言语诠释，待外在戒律和习染渐消，本心自现。不追忆过去，不逆臆未来，良知自然充盈如水流。无论是义理分解还是工夫路径的执守，都是一种阻碍。罗汝芳鼓励后学透彻理解顺适当下的工夫，以不屑凑泊和不依畔岸为工夫，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心无挂碍自然明觉通透。赤子之心契合良知本体，随心所欲，光景俱灭。

罗汝芳也曾努力究索格物之说，苦思三年，一夕忽悟“格”字与《大学》本旨。但他对《大学古本》的理解与前后理学家有所不同，认为《大学》不过是圣贤格言的选编，以帮助人依照这些格言学为大人，格表示标准，格物的格字应当在格字之意义下来理解。

罗汝芳认为，六经的嘉言善行，归结起来就是“孝弟慈”，这是化民成俗的要法，也是希圣希天的途径。“孝弟慈”是罗汝芳晚年讲学的宗旨，他认为《周易》的“生生”原理是孝弟的宇宙论根据，亲亲之情是天地生生之道的体现，孔子讲亲亲，孟子讲孝弟，都是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生生不已的现象出发，这也是《大学》《中庸》的基本精神。

罗汝芳把孝弟慈作为根本原则，是他自己为学过程经历了一个长期求索后得出的。他在晚年回想到，父母兄弟与他之间的亲情，基于良知，不学不虑，互亲互爱，做起来并不难。而后来读诸家之书，理会各种为学之方，做得十分辛苦，却收获甚微。于是他决定谋求寻找一种新的方法，他省悟到，只有那些蒋孝慈的良知才是可真正受用而易简的学问之方。

罗汝芳从他自己的经历意识到，他的一家人都有孝弟慈的良知，他由此推广，认为“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国之孝弟慈而观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

罗汝芳对“孝弟慈”的理解不仅限于儒家经典中冬温夏清的方式，服从长上的要求等，而是容纳了从供养父母、抚养子女，到安生全命、勤谨生涯、保护躯体，以至光大门户、显亲扬名等一系列价值，这些驾驶可以说都是体现了家族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因而，罗汝芳以“孝弟慈”为根本原理的思想，不仅强调了传统儒学的伦理优先立场在全部为学中的地位，而且他在孝弟慈的家族伦理解释下，肯定了为家庭而追求财富功名等功利性价值，以及保护自我，勤勉从业等伦理规范。由于对孝弟慈的理解充分容纳了世俗儒家的家族主义伦理，使得他的“天下未有一人而不孝弟慈”的立论可以获得较高程度的普遍性。

罗汝芳对于“慎独”的理解，是将其比作一个捧茶童子日常举动中无意识地捧茶动作，强调在任何细微或独处时刻，都应保持如一的道德警醒与实践。他认为“慎独”不仅是《中庸》中提到的在无人监督时仍坚守道德信念，更是一种融入日常、“不虑而知”的天性表现。其认为“慎独”与“戒慎恐惧”本质上相通，都要求个体在内心深处培养一种恒常的道德自觉，无论是在吟诗作对的文雅场合，还是在递茶服务的平凡瞬间，都应怀着敬畏之心，谨慎行事。

罗汝芳一生当中有不少的著作、文章，正是这些文章集中展现了罗汝芳的哲学思想。据《近溪子文集》所记：罗汝芳著有《孝经宗旨》等多部作品，其学说源于颜钧，继承阳明学派之余绪，而极于泛滥。其敢于发表独到见解，著作丰富，多达四五十种。有《近溪子集》，其门人杜应奎编；有《近溪子全集》，其孙怀祖刊；《批点近溪子集》，耿定向所编；《批点近溪子续集》，杨起元所编；有《明德公文集》、《近溪先生诗集》、《近溪子附集》、《近溪子外编》，有《从姑山集》、《续集》，并其孙怀智所编；有《明德诗集》，其门人左宗郢刊。这些著作多已散失，现今所见乃其曾孙万先所刊。 

罗汝芳在该书中深入阐述了货币对经济和治理的重要性，其在云南省亲身实践铸钱流通，主张扩大铸钱规模，充分利用丰富的铜资源，设立铸钱局，并明确货币名称标志，以期推动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他对货币制度中的利害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书中核心观点强调，货币的大小、轻重必须适度且保持稳定，如此方能构建一个稳固的货币体系。

《近溪子集》是罗汝芳代表作品之一。据记载，《近溪子集》是由门人杜应奎编，由罗汝芳的孙子罗怀義、罗怀智等人刻，收集的是罗汝芳在各地任职时的讲学内容，以回答解释六经旨意为主。儒者重视《大学》，认为其一篇就能够明确六经方向。对此，罗汝芳指出《大学》的宗旨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德”即良知，“明明德”指的就是“致良知”。他又以《大学》之旨至善，说道：“其旨趣，自孟子以后知者甚少，宋有朱熹先生见得当求六诸六经，而未专以孝、弟、慈为本。”罗汝芳以孝、弟、慈为《大学》之本，为人人具足的天生明德，甚至阳明的良知也没有超越孝、弟、慈法则。在他这里，孝、弟、慈三原德贯穿《大学》整篇又统概六经，是由古至今的社会伦理方向。

罗汝芳26岁乡试落榜后，人生和学问路径发生转变。他遇到泰州学派重要人物颜钧，得到“急救心火”的启示，认识到仅克制欲望不能实现仁爱，从而拜颜钧为师。这一转折使他从程朱理学转向王守仁的“心即理”学说，主张通过内心自省和致良知来把握天理。在颜山农指导下，罗汝芳重读论语和孟子，领悟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孝弟慈三个伦理原则。这一领悟加深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使他的学术和道德实践更注重内心体认和实际行为，实现了思想和实践的深刻转变。

罗汝芳对他的老师颜钧非常崇敬。颜钧在南京被捕下狱，罗汝芳变卖田产救之，侍养狱中数年，不赴庭试。师弟何心隐被捕时，他又曾变卖田产往救。他被解职回乡以后，年已老，颜钧至，仍不离左右，一茗一果，必亲进之，诸孙欲代替，他则说：“吾师非汝辈所能事也。”罗曾对人说：“山农与相处，余三十年，其心髓精微，决难诈饰，不肖敢谓其学直接孔孟，俟诸后圣，断断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门下知遇，又敢窃谓门下，虽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农子也。”

他在《揭词》中也赞扬颜钧说：“芳自幼受业其门，承其教育造就之恩，与生身无异。相侍密切余三十年，见其家居孝友之笃，与人为善之公，贯金石不渝，质鬼神无疑。其轻财仗义，视人犹己，鬻衣装以给生徒之费，忍饥寒以周骨肉之食，求之古人已难多得。”

罗汝芳34岁前已深刻融合孔孟哲学，但对易经难以理解。他重金聘请胡宗正为师，闭门苦学三个月，达到忘我境界，终获老师认可。其领悟到障碍多则离本真远。经三个月参悟，他理解《易经》如伏羲画卦前，并回归孔孟之道，认为“孝悌”是学问之根。孝悌是学习、教导、实践仁爱的基础，助他达万物一体、万世一心之境，成为其学术核心。

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情谊深厚，其思想对汤显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罗汝芳的熏陶下，汤显祖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政治观和文学观，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从政和戏剧创作。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理念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准则，使他在从政时能够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汤显祖突破传统思维，大胆描绘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杰出戏剧作品。

泰州学派，是由明代哲学家王艮创立的儒家学派。因以王艮家乡泰州市（今属江苏省）为讲学活动基地，故名为“泰州学派”，是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明中晚期具有较大影响。除王艮外，该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徐樾、王襞、王栋、颜钧、何心隐、李贽等。该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主旨，主要倡导“良知良能说”“淮南格物论”“万物一体”等。

明代中后期，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阶段，生产力结构、阶级结构以至社会风气随之变化.，一些善于思索的思想家开始思考、探索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曾师从阳明心学的王艮，受阳明学启蒙，后自立门户创立了泰州学派。16世纪40~70年代，泰州学派掀起早期启蒙思潮，是泰州学派发展的兴盛时期，以颜钧、何心隐、王襞、王栋和罗汝芳等代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以李贽为代表，主要追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进入到顶峰时期。明万历三十年前，学派中发生颜钧被充军，罗汝芳被罢官，何心隐被杀，李贽被迫在狱中自尽等一系列事件，泰州学派活动逐渐减少。明万历三十二年前后，东林学派兴起，泰州学派逐渐衰微。

泰州学派将儒家思想化为民众生活，使儒家之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让百姓懂得“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道理，并主张有教无类。其门下多为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社会底层民众，少有官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物。其发展了平民教育，突破了程朱理学和王学的条框和束缚，成为了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王心斋先生全集》《王东崖遗集》《韩乐吾集》《焚书》《藏书》《山农集》《耕樵问答》《桐集》《孝经宗旨》《近溪子文集》等。

在罗汝芳看来人人皆是赤子，皆具有赤子之心，这也是人的本性，圣人也是由该赤子之心长成的，所以普通百姓与圣人的本性是一样，因此无论是君主还是普通百姓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地位高低和阶层的区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其这种思想主张提高普通百姓的社会地位，取消社会阶级的想法过于理想化，触犯的社会上层阶级一些人的利益，最终无法成为现实，而如今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社会阶级的划分，真正的实现了罗汝芳所希望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

罗汝芳自觉继承并弘扬阳明良知学说的同时，将心学与儒门经典结合，给当时日渐混乱的阳明后学开设了新的发展思路。罗汝芳以德性思想深入百姓日常，用良知呼唤社会人伦，是儒学发展的合理延伸。他继承并完善阳明心学，又努力纠正阳明后学思想中出现的混乱状态，通过回归传统把握心学主线，明确心学“致良知”宗旨应该在日常中落实。正是在罗汝芳的带动下，心学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在现代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当下，发达的经济科技水平需要人们有更高的文明水准来适应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修养在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失，进而追求道德修养，并能够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继续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罗汝芳德性思想中的优秀成分依然能为当代个人道德追求提供传统支撑，并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之下合格的道德公民提供借鉴。他结合当时的伦理社会对个人道德修养提出了明确的实践要求，贴近生活日常，从“孝、弟、慈”出发逐渐发掘人的“先德良知”，倡导回归“善性”和人人皆有成圣为王的机会，这种做法值得当前学术研究做认真考量。因为，当代个人道德追求有传统思想支撑能为其提供思想上的自信，进而自觉道德实践，提升道德修养。

近溪的易学哲学思想贯通其整个思想体系，其立足于儒家思想，在《四书》《五经》互相贯通的视域下，摄“良知”归《易》，摄“仁”归易，展开了其易学建构。近溪通过对于这些经典不同层面横向和纵向的贯通和把握，使得经典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也引发了后世学者从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各自孤立的角度去把握经典，体会圣人的旨归，从而更好的继承圣人之志。

明代后期内阁首辅赵志皋：“葛巾野服，飘飘物外，真若秋鹤横空，毫无烟火气味。”

明代学者张元忭云：“罗近溪之心胸，光风雾月；罗近溪之气宇，海阔天空；罗近溪之辞语，金声玉振；罗近溪之威仪，凤文麟趾。予私愿为之执鞭也。

弟子杨起元在《近溪先生讲堂记》以“德无常师，善无常主”来评价其思想。

其孙罗怀智对其评价道：盖公十有五而定志于询水，二十有六而征学于山农，三十有四而悟《易》于胡生，四十有六而授道于泰山丈人，七十而问心于武夷先生，其他顺风而拜者不计其数，接引友朋随机开发者亦不计其数。

明代儒学大师刘宗周说：“时时不满师说，而益启瞿坛之秘，举而归之师，渐跻阳明而禅矣。”

《耿天台先生文集》对于近溪思想作出“言辞上更无仙释之痕迹，话语中却‘亦己包括’”仙释之‘奥交精髓’”的评价。

《明儒学案》：“不落义理，不落想象，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

四库总目提要：尽管前明朝的钱币和纸钞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但罗汝芳在云南省督管屯田期间，鉴于该地是铸币的重要来源地，他撰写的《大明通宝义》，深刻剖析了货币制度中的利害关系。书中核心观点强调，货币的大小、轻重应当适度且稳定，如此足以给千秋万代带来好处。

近现代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嵇文甫在他的《晚明思想史论》中这样评价：他看全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是一个生命之流，即显即微，即天即人，纵横上下，沦浃融贯，全无丝毫间隙，既亲切恳到，又广大深远，从来没有人讲孔家哲学的还没有讲得这样彻骨彻髓。这可算是一种谓生论。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近溪虽论心之空寂，但更重仁，关注现实人生，展现独特之处。近溪仁学与王畿空寂说互补，超越前人理论。近溪既承阳明学，又创新发展，达新境界。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近溪为心学巅峰，突破常规，开辟心学新路径，展现高妙透彻思想。

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也耶！

圣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圣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圣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为圣人矣。常人本是圣人，因其自昧，故本圣人而卒为常人矣。

南城县举办罗汝芳诞辰50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近30名专家学者与会，就罗汝芳生平思想、罗汝芳与弟子汤显祖关系等主题展开讨论。罗汝芳，江西省南城县天井源乡罗坊村人，明中后期著名哲学家，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一生深入人民，宣讲哲理，以发人“良知”和济人急难闻名于世，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

坐落于江西省南城县的从姑山自古为文人雅士云集之地，留下了对从姑山的赞美之词。特别是思想家罗汝芳曾在此建立“从姑山房”，接待四方学子，从事讲学活动，戏曲家汤显祖曾求学于此，是南城县的一处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