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是由明代哲学家王艮创立的儒家学派。因以王艮家乡泰州（今属江苏省） 为讲学活动基地，故名为“泰州学派”，是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明中晚期具有较大影响。除王艮外，该学派代表人物还有徐樾、王襞、王栋、颜钧、何心隐、李贽等。该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主旨，主要倡导“良知良能说”“淮南格物论”“万物一体”等。

明代中后期，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阶段，生产力结构、阶级结构以至社会风气随之变化.，一些善于思索的思想家开始思考、探索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曾师从阳明心学的王艮，受阳明学启蒙，后自立门户创立了泰州学派。16世纪40~70年代，泰州学派掀起早期启蒙思潮，是泰州学派发展的兴盛时期，以颜钧、何心隐、王襞、王栋和罗汝芳等代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以李贽为代表，主要追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进入到顶峰时期。明万历三十年前，学派中发生颜钧被充军，罗汝芳被罢官，何心隐被杀，李贽被迫在狱中自尽等一系列事件，泰州学派活动逐渐减少。明万历三十二年前后，东林学派兴起，泰州学派逐渐衰微。

泰州学派将儒家思想化为民众生活，使儒家之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让百姓懂得“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道理，并主张有教无类。其门下多为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社会底层民众，少有官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物。其发展了平民教育，突破了程朱理学和王学的条框和束缚，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王姚传法先生全集》《王东崖遗集》《韩乐吾集》《焚书》《藏书》《山农集》《耕樵问答》《桐集》《孝经宗旨》《近溪子文集》等。

明代中后期（朱祁镇正统元年至朱翊钧万历十年，即公元1436~1582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即在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逐渐出现手工业、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以及私人对土地的经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对人民群众压迫剥削的加重，市民的斗争，手工业工人的斗争，以及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也逐渐展开。在其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中，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上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转型时代，在时代变革的过程中，泰州学派应运而生了。

明代中期以前，朱熹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统治者企图通过这一精神支柱，从思想文化方面对人民进行控制。这时的理学已经成为人们追逐名利的空洞教条，让人们的思想变得麻木僵化。于是一种力图抛却朱熹理学的思想逐渐兴起，以陈献章、王守仁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一股崇尚心学的社会思潮。阳明心学冲破朱学的思想禁，客观上为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和变革创造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料。其心学一经提出就迅速传播，很快产生社会影响，在思想上逐渐代替了朱熹理学。王艮曾师从王守仁，阳明心学也为泰州学派的创立提供了养料。

泰州市学派由明代哲学家王艮创立，由于王艮为泰州人，故学派被称为“泰州学派‘’。王艮逝世后约30年（约1571年），与王襞同时代的王世贞所撰《弇州史料后集》首次把王艮之学用他所处的地域“泰州”命名。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泰州学派在袁宏道的《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四《寿何孚可先生八十序》中“谓之淮南派”，将徐波石、赵大洲作为泰州学派的主脉人物。钱谦益曾在《朝列大夫管公行状》中以“泰州之学”称名。学术界对泰州学派的命名始于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泰州学案》。其中，卷三十二至三十六中，对该派有具体表述：“王守仁之学，有泰州市、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后历历史学界家侯外庐首称“泰州学派”，此后，中原地区学术界一直沿用以泰州（王艮）命名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第二阶段，经过王艮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第三阶段，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掀起早期启蒙思潮。

王艮拜王守仁为师，为泰州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王艮师事王守仁之前，已形成他的“淮南格物”说和“百姓日用日道”说，并且已经在家乡开门授徒，进行讲学活动。

嘉靖三年（1524年），王艮在浙江省协助老师王守仁建造书院，接待四方学者。期间，王艮根据自己体悟，阐述“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思想。其师王阳明见其学业有成，让他独自教育诸生，自此，王艮相继在绍兴书院、广德的“复初书院”、泰州市的“安定书院”和南京的“新泉书院”讲学。这一阶段，王艮结合讲学撰写了《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等著作，讲学范围也从东台市乡间，扩大到整个南方。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卒，王艮回到家乡开门授徒，四方来学者日益增多，同时他还不断外出到南京等地讲学，威望日益提高，从而自立门户创立了泰州学派。嘉靖十年（1531年），由于王艮老师王守仁的逝世和王艮的名声鹊起，投奔其门的弟子越来越多。

王艮辞世后，王承父志，开门授徒。徐樾是王守仁弟子，王守仁逝世后，他又转拜王艮为师，徐以后，传诸颜钧、赵贞吉；何心隐从学于颜钧；而颜钧又传罗汝芳，罗汝芳再传扬复昕、焦竑、周海门。海门之学，又传诸陶石。得徐樾传学后，赵贞吉又传诸邓豁渠，邓豁渠再传耿定理，耿定理同时也师事何心隐。颜钧得大成之学后，以创立萃和会始，继而在南昌市招千余弟子宣讲大成仁学，又偕罗汝芳讲学扬州，后因讲学张皇过甚，被捕入狱。颜钧以后，何心隐先创聚合堂讲学，后南下福建省、北至京师、东指长江下游、西达重庆市，四方讲学。

16世纪40~70年代，泰州学派以颜钧、何心隐、王襞、王栋和罗汝芳等代表。颜钧、何心隐在王艮思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进入到对社会结构、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论述和批判，从对统治阶级隐晦曲折的批判进入到在言论和行动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颜钧提出“制欲非体仁”“御天造命”“易天下为功业”的观点，揭露封建制度是“近代专制、黎庶补饶”的观点，提出救人民于水火的“急救溺世方”的政治、经济主张。何心隐从政治关系上提出体现平等思想的“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农工商贾超而为士”“士超而为圣贤”“天下统于友朋”的观点，以及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思想提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之本性的观点等。颜钧、何心隐继承了王艮的王道社会思想，提出建立“老安少怀”理想社会的主张。王襞提出摆脱一切束缚，追求人性自由的“自然之谓道”和"率性之谓道”，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的思想主张。

这一时期，颜钧、何心隐、王襞、王栋、罗汝芳等在全中原地区各地到处讲学，宣传泰州学派思想。同时，他们还广收学生。其中，颜钧在江西省南昌初次讲学，听讲的应试举子多达一千多人，后来又到苏北南通、扬州市、泰州市、北京、沧州市、山东省平等地讲学，听众也都多达数千人。何心隐在以术去严嵩后，南下至福建省，后又遍访吴越、巴蜀、宁国市、孝感市、道州等地讲学；罗汝芳解职归里后，南游江、浙、闽、广等地讲学，所到之处，其听众都满座；王栋、王襞在王艮去世后，都曾先后开门授徒，并到处讲学，宣传泰州学派思想。随着泰州学派思想的广为传播，其泰州学派日益壮大，从而使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遍及全国。

隆庆五年（1571年），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外郎期间结识焦竑、罗汝芳，并拜王襞为师。万历八年（1580年）李贽辞职归里后，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泰州学派以李贽为代表，泰州学派的发展进入到顶峰时期。

这一时期，李贽在社会平等方面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人外无道，道外无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等观点。在人性自由方面提出“人必有私”“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等观点。在个性解放方面，他提出儒家经典不是“万世之至论”的观点、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以及“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艺自由创作观点，同时还赞扬寡妇望江亭改嫁的自由恋爱观点等。这些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挑战了中原地区封建礼教和封建等级制度，把泰州学派的启蒙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晚期，李贽的《童心说》成了反复古主义文学的宣言，这一阶段，中国的文学思想解放运动以泰州学派为中心。文学家袁宏道三兄弟、汤显祖、冯梦龙、徐渭、王骥德等都把李贽视为文学解放运动的旗手。在李贽的倡导下，他们积极配合并大力宣传带有启蒙性质的文学思想。与此同时，泰州学派的传人王襞、罗汝芳的弟子、李贽的好友焦竑的学生徐光启，团结和带领李之藻、王徽等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在徐光启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反映时代要求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这股科学启蒙思潮与李贽带领的文艺启蒙思潮结合一起，将泰州学派带入到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时期。

泰州市学派的学说突破了官方的规范，有悖于官方认可的理学，其创造性地发展学术思想，富有鲜明的战斗性。万历三十年前，学派中发生颜钧被充军，罗汝芳被罢官，何心隐被杀，李贽被迫在狱中自尽等一系列事件，泰州学派活动逐渐减少。

明朝中后期，长江三角洲一带，尤其江苏无锡一带，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一批市镇拔地而起，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市民阶层发展中，他们受当朝统治者的压迫，经济利益受到掠夺，仕途受到围堵。于是，他们开始反抗，并逐步走上联合之路，造就了把斗争矛头直指朝廷腐败势力的东林学派。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前后，东林学派兴起，一时间，东林学派成为当朝政治、学术关注的中心。随着泰州学派弟子们的逝世和东林学派的兴起，泰州学派逐渐衰微。

“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王艮从《周易▪系辞上》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思想中领悟。

王艮从实用、实行主义观点出发，把学习与即事融为一体，肯定学是有用的，学习是为了实用。他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是“道”的中心内容，“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即道”。只有合乎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理论，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则便是“异端”之学。传统的封建正宗思想，是把“圣人”与“百姓”区分为高低两个阶层，王艮则把“百姓日用”的生活实践，视为“圣人之道”，并且强调只有“百姓日用之道”“百姓日用之学”，才是圣人的学问，而圣人的学问，就只是家常事而已。这种思想不仅提高了百姓的地位，而且表现了人民性，打破了“君子之道”的传统观念。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在教育上体现为有教无类，其门下有官吏、佣工、樵夫、陶匠、田夫等各类人。但更多的还是出身于社会底层平民，如佣工代表为林春；樵夫代表为朱恕；陶匠代表是韩乐吾；田夫以夏廷美为代表。

“良知良能”说是王艮继承其老师王守仁的“良知良能”说，他认为良知作为本体是自然、不用人力安排的，也为先天之知。他在“良知良能”说的进一步解释中，又将“明哲保身”视为“良知良能”。其“良知良能”不完全是先天之知、不学而能之能，而是包括后天学习、修身、保身、保家、保国、保天下的内容。在入政治民方面，他主张先学而仕，“学而优则仕”，而且主张先要实验，取得经验，然后再入政做官，否则于人民社稷处试，恐不及救。

在“良知”的思考中，王艮认为良知是真实、确实、求问之知。知是从学习、求问中得来的，否则便为不知。即使是天生的“圣人”，也需要通过学习、体认、研磨，才能由知之少、知之浅到知之多、知之至。同时，他也认为“良知”虽然真实，也有其弊处，所以需要经过学习，多识前言往行，而致知、明理。王艮论学不论天分，而强调后天努力钻研的见解，几乎推翻了其师王守仁的的良知说。因此，他将朱熹的“多识穷理”说和陆九渊的“易简功夫”之学进行调和，既主张良知，又主张重学，使二者并行而不相悖。在其重学上，他又主张“乐学”，认为人心本体是自然的，自然就是快乐；求知是消除物欲之弊，恢复良知本体，人便快乐无穷，所以学习是快乐之事。

“淮南格物说”中“格物”以王艮老师王守仁的“良知”说为理论基础，其主要特色在于它不讲认识论，而侧重于人生哲学和伦理学。“格物”是王艮从“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提出身正，才能使天下国家正的思想。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为方，矩正则方正，方正则成格。即从自身主观上找原因，而不是去强调客观原因。同时，王艮还认为欲“正己”必须“反己”，通过“反己”，即经常地反省自己，检查自身是不是符合“身为天下国家之本”的要求，“正己”才能正人、正物。此外，王艮还从以身为本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尊身立本”“安身立本”“修身立本”和“明哲保身”等一系列思想。

“尊身立本”说，王艮从“天地万物一体”的观点出发，他认为“身”是天地万物之本，也是“天下国家之本”。其“身”和天地间流行的“道”都是“至尊者”。而“身”与“道”原是一件，“元始天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王艮将人提高到与“道”一样的地位，离开人的阶级性去尊重人的人格，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继而提出人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意志和人格。

“安身立本”说的思想是依据《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提出来的，修身为了立本，而要立本，又必须安身。“安身”首先要吃饱穿暖，能够生活下去，否则，就是失本，就不可能做到安身。王艮提出的“安身”说，不仅仅为了追究个人生活条件上的安，而是从“安国”“安天下”的目的出发，安身的目的是为了安国安天下。

“明哲保身”说是王艮目睹极端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做官也难以保身的情况下，而提出的。它与“安身”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是从不同角度阐述“爱身如宝”的思想。在“明哲保身”论中，王艮告诫身在宦途的人要爱身保身，不要为封建统治者卖命，为封建统治者尽愚忠是不值得的。其含义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消极抵抗，是一种具有维护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的进步思想，也是王艮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异端思想。同时，王艮还将“保身”与“爱人”统一起来，既主张保身，又主张爱人。只有既知保身，又知爱人，才能做到“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己。”既体现了人与人互敬互爱的关系，又体现出一种平等思想。

“修身立本”说是王艮以“身”是天地万物之本的思想为依据的，他认为要发挥人身这个主体作用，除了“尊身”“安身”“保身”之外，还须“修身”。通过“修身”，使人身这个主体经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主观努力，成就至善的理想人格，就可以在治国平天下中发挥大作用，达到“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的目的，进而可以成己成人，成人成物，治国平天下。

王艮的“万物一体”说，发展了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把“天”与“人”统一。其“天”是指自然，是自然的天，物质的天。他认为天地、万物和人都是自然，天地万物只是一体，人与天地万物同体。由于天人同体，所以“天人一理，无大小焉”，继而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把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并赋予它以物质的内容。在思想中，王艮的“万物一体”说，以人为中心，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强调了主客观的融合和主观、客观的统一。即身与天地万物、天下国家都是一物，但有本末之分。人身是本，天地万物和天下国家是末，身与天地万物、天下国家的关系是本末关系。

大成之学形成于王艮的晚年时期，是王艮长期实践和思考的结果，主要包含尊元始天尊身和立师道的内涵。大成之学是服务社会的，与“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论”“良知良能”说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立师道做老师，除了传道之外，也是达到身尊道尊的重要途径。所谓“身尊道尊”，是指道与身不可分离。即身出道必行，道屈则身必退。王艮认为道在己身，主动权就应掌握在己身，若有希望建功立业为王者，必来请教，并言听计从，如此便（身尊道尊）传道。反之，则不可。若以道顺从当权者，则为妾妇之道。其“道”并非单指道德，也可以包括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才识、能力等。

王艮立师道非教人识字读书，而是教人自识心中本具的良知良能，以安身立命。他认为学应有学为长、学为师、学为君的志向。在社会，若不讲学启发民众，只能独善其身，于社会无益，是忽略社会。所以，为师者应该把身与社会、修身与治平统一起来，才有利治理社会，改良风俗。

泰州学派从16世纪初，王艮讲学授徒开始，经过颜钧、何心隐再到以李贽为代表的传承，一直延续到17世纪30年代。共有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的达487人。一传有林春、王栋、朱恕、徐越、董燧、聂静、王襞等；二传有颜钧、赵贞吉、韩贞、耿定向等；三传有罗汝芳、何心隐、张后觉、赵维新等；四传有杨起元、周汝登、焦竑、程学颜等；五传有陶望龄、刘、夏廷美、李贽等。

王艮（1483年7月20日-1541年1月4日），原名银，后王守仁为其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王守仁高弟，泰州安丰场（今东台市安丰镇）人，明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阳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开创泰州学派，与浙中王学创始人王畿并称“二王”，又与王栋、王襞并称“淮南三王”。

王艮出身灶户，家境贫苦，七岁入乡塾读书，十一岁时因家贫辍学。十九岁随父经商至山东省，谒孔子庙后，筑斗室闭关静思立志向学。后因善经营，家道渐裕。至23岁，王艮实现了由灶丁、商贾到布衣儒者的人生“三变”。二十九岁时，王艮在“天坠压身”之梦后正式提出“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的心学思想，步入学术正途，自学苦读十年。三十八岁时远赴江西省师从王守仁，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其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王阳明病逝后，王艮“迎丧桐庐县”，料理其后事，并照料其后人。后定居泰州安丰，开始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门徒虽以工农匠人居多，但也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罗汝芳、何心隐等。嘉靖十九年，王艮病逝于安丰“东淘精舍”，享年58岁。

王艮立足人的自然性来改造阳明学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万物一体”等思想，著作有《明哲保身论》《乐学歌》《格物要旨》《勉仁方》等，被后人编为《心斋王先生全集》，后又编有《王心斋先生遗集》。其所创立的泰州学派，将儒学思想与百姓日常生活结合，有力地推动了儒学义理平民化与世俗化，唤起平民的主体意识，开启中国启蒙思潮之先河。《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襞（公元1511~1587年），字宗顺，号东崖，是王艮次子。他继承父业，从事讲学授徒，终身未参加科举考试。王襞之学强调心境自然，人心要空，不要有障，以乐学作为为学的终极目标。在其哲学思想上主要宣扬王艮的良知说。他的著作遗留甚少，后有门人辑录的语录等，编为《明儒王东先生遗集》二卷，附入《淮南王氏三贤全书》。王栋为王艮的族弟，字隆吉，号一庵，曾任南城训导、南丰教谕、山东省深州学正等职。他在讲学中，主要宣扬王艮的格物说。他认为格物之本是安身正己，恢复自己原初的良知；格物之末是用自己的良知来度量天下国家，格物是致知功夫，两者不能拆分。其著作有《会学十规》《一庵会语》《会语续集》《王一庵集》等。

颜钧（公元1504~1596年），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因避朱翊钧朱钧讳更名铎，江西吉安永新县人。早年师从阳明弟子刘邦采，无所得，改投到徐樾门下，又经徐越引荐而拜于王艮门下，成为泰州市学派的正式弟子，学到王艮的乐学大成思想。最后以讲学终身，其高第弟子有罗汝芳、何心隐、程学颜等，著有《山农集》《耕樵问答》。颜钧的哲学思想遵循了泰州学派和传统儒家的基本思路，他认为人性本无污染，人们可以率性行事纯任自然。提出“制欲非体仁”的思想，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永远不会泯灭，如果人们时刻保有它，发扬它，就无须从“制欲”着手，公开反对理学的“存天理，制人欲”的思想。

罗汝芳（公元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建昌南城县人，与阳明后学中的王畿并称“二溪”。他早年信从程朱理学，自修而积劳成疾，其父令读王守仁的《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后病愈，病愈后他从程朱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后又在会城遇颜钧讲学，拜颜钧为师，成为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师从颜钧期间，他坚持泰州学派的“乐学”传统，主张良知现成，一切放下，继承了颜钧“制欲非体仁”的思想，并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用下层人民易懂的语言说透。在人心论方面，他还提出了“赤子之心”，把“赤子之心”看成是自然具备着“知”和“能”的“浑然天理”，具有着反对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进步含义。其著有《孝经宗旨》一卷、《明通宝义》一卷、《一贯编》四卷、《近溪子明道录》八卷、《近溪子文集》五卷等。

何心隐（公元1517~1579年），本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省吉安永丰人。因参加反对严嵩的斗争，得罪当道，而改名何心隐。早年他曾得省试第一名，因随颜钧学“心斋立本之旨”而放弃科举，著有《爨桐集》。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天下人人人平等，士农工商也无贵贱等级之分。然后发展了王艮的思想，由同情百姓提倡人人平等而传道讲学，并身体力行，捐出钱财在家乡创聚合堂，以实践社会理想。晚年公开反对封建专制，最终身遭残杀。他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他认为人们满足味、色、声、安逸等欲望，是合乎人性的，他主张“育欲”，反对“绝欲”，并主张“与百姓同欲”。

李贽（公元1527~1602年），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名。他是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省）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54岁辞官，不久出家，于湖北黄安、麻城市等地讲学和著书。晚年被“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入狱，自刎于狱中。李贽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期间，他师从泰州学派的王襞，接受泰州学派思想。受其影响，他崇尚儒学，但反对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还提倡个人自由、官民、男女平等。他以主观唯心主义为中心，认为“童心”“真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阳明学，又称阳明心学、王学，由明代哲学家王守仁创立。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早年读书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世称之“阳明先生”。他主张心是天地万物之主，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又倡导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宗旨。王学讲心与理、心与性、心与物的统一，其良知之学，只是本着心来指点心，或以心教心。他认为是非的标准在于人心的好恶，人心本身具有分辨善恶之知，因此人心的良知即是天理。其良知说中的“现成良知”，构成了王学派分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其后学中按地域被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个学派。

浙中学派以钱德洪、王畿为代表，主张本体即工夫，近于“顿悟”，把王守仁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该学派的王与泰州学派的王艮作为王门弟子，都崇尚良知。但泰州学派的王艮重视生命的问题，与道教、道家接近；浙中学派的王畿重视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与庄禅相通。

浙江省是王守仁家乡，其学派受到王守仁的直接影响。王守仁最早的及门弟子是徐曰仁，因去世早，未能得闻“致良知”。王畿师从王守仁时间较长，后又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四十余年，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宗旨归为虚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钱德洪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学以收敛为主，注重在事物上的实心磨炼，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

江右学派是王守仁在长期做官讲学的江右（江西省）地区形成的派别。古人地理方位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江西在江东的右边，故称为江右学派。

该派以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等为代表，笃守王学传统，主张由工夫达本体，倡导渐修，以“慎独”“戒惧”“主静”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邹守益先宗程朱，后师守仁，其学以主敬为根本特色，以戒惧谨独为致良知的主要修养方法；聂豹在王守仁死后始称守仁弟子，其学以主“归寂”为根本特色；欧阳德在青年时师从王守仁，以良知为世界的本原，由良知产生万事万物。江右学派与泰州学派之别是主静与主敬之差别。

南中学派是广布于中国江苏、安徽地区的心学门人，该派认为“心”即“良知”是世界的本体，认为循“天理”，去“习气所蔽”即“致良知”。其代表人物有黄省曾、徐阶、朱得之等，泰州学派创立人王艮曾为南中学派弟子。朱得之，拜江右学派欧阳德为师，嘉靖年间进士，为借王器以正学术，遂填王能为察典，一时间许多学者以为逢迎时相夏贵溪市之意，不许其称为王门弟子，其弟子顾宪成开创东林学派。

楚中学派是阳明”心学”在中国湖南、湖北区域的王门学派，以朱廷立、蒋信、冀元亨等人为代表。该派既受王守仁影响，也受泰州学派耿定向的影响。主张“心”是世界的本体，心产生“气”，即“太和”，“气一分殊”产生世界万物，认为“人除却气血，只有这一片精灵唤作心”。朱廷立是王阳明亲授弟子，他主张实修实践，反对虚谈本体，主张坚持不懈去除私欲以恢复良知本体，与泰州市学派门下林春认为的“良知现成”，自然无为行之即为诚意慎独，本体即工夫，圣学之要在于自然无我，以人治人，因物付物的思想主张相悖。

北方学派是明代中后期在北方地区（山东、河北、河南省与陕西省）研究和传播阳明心学的学派，代表人物有穆孔辉、张后觉、孟秋、赵维新等。学派中的张后觉曾拜泰州学派弟子徐越为师，他吸收泰州学派王艮、徐越一系天然本然之善思想，关注良知的本然性、先验性和自然性，以“体良”说转手阳明“致良知”学，使其良知学带有求真求善的顿悟色彩。其嫡传弟子赵维新的心学思想以本心即义理，抬升心的虚灵明觉对天理的把握能力，发展阳明良知学的感悟层面，提出顿悟明心的思想主张。该派学者在学宗阳明的基础上多有发明，为阳明心学北移做出巨大贡献，一时蔚为北方大宗。它是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学派。

粤闽学派是分布于中国福建、广东省一带的王学门人，代表人物有方献夫、薛侃等人。该学派认为“心”是世界的本体，所谓“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又提出认识人应从“可见可闻”入手。薛侃师王守仁于赣，认为“良知自存自照，浑无方体，无涯限，若着个良知，亦是障。”强调“王道即是天德，即是跟前学问，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一言尽矣。”提出“不外彝伦日用即圣学”。薛侃弟子周垣则反对长期静坐修养，认为“心体原是活泼流行，若长习瞑坐，局守空寂，则心体日就枯槁，非圣人之学也”。

在中国扬州市地域的泰州学派，代表了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自由和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作为市民哲学的余绪，泰州学派衰微后，扬州地域的“新泰州学派”诞生了。这种新学派称为太古学派，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佛、道二教一些观点，它产生于清代嘉道之际，延至民国年间，创始人是周太谷。

周太谷于爱新觉罗·旻宁初年到扬州，以行医为生，经常出入茶馆市肆，散播太古学派思想，被扬州书生汪全泰率先求道，并称为其门下首徒。不久，颇有文名的许鹤汀也拜周太谷为师，之后，周太谷名声大振。道光十一年（1831年），周太谷门下先后有张积中、李光炘，以及李光炘的弟子蒋文田、黄葆年等。由于太古学派第二代传人李光炘在泰州市讲学多年，黄葆年、蒋文田均为泰州人，太古学派也被称为“新泰州学派”。黄葆年去世后，太古学派逐渐衰微。

泰州学派主要以庶民为论学对象，以更加晓易的方法，即百姓日用以明道，以至于灶丁、樵夫等庶民也能深受感染。其论学方式与传统的通过统治者与士人对百姓的教化形成鲜明对比，王艮的倡学唤起平民的主体意识，将儒学思想与百姓日常生活结合，让百姓直接从儒家经典中得到道德滋养和得其要领。王艮的良知自然现成思想，给明末兴起的市民阶层带来了人性解放趋势合流，逐步演成一股自然人性论的强大思潮。泰州市学派实现了儒家经学向平民化转化，在儒家经历史学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放大了个体在儒学体系中的作用意义，它以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为标志，以个体行动者的存在为基础，以个体的共同兴趣为组织动力，充分反映出16世纪中原地区社会萌芽的个体化社会特征，彰显了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特点。

泰州学派所处的历史时代是明代中后期，正是中原地区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其主要思想“百姓日用之道”在形式上沿袭儒学传统命题，但内容上则背离正宗儒学。否认了正统儒学中“道”的目的是强调圣人与百姓间的差异，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特权，认为“道”位于“百姓日用”中，强调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与道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根本对立。其勇敢突破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束缚，突破陆王心学的巢臼，高举反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旗帜，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梏下解放出来。从而开启了中原地区启蒙思潮之先河，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从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型大门。

泰州学派的哲学提出“天理便是人欲”，强调人欲、无视天理，解放了思想，从而导致了文化的自由。在绘画创造中，其抒写心灵、突出个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强调主观的文人画和图变求新的新风格也得到很大发展。在明代中期，有力推动了美术事业的发展。同时，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为美，其朴素、实用和平民化的美学理论，以及所体现的出的强调平等、张扬主体、重视实践的主导思想，在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园林建筑等美学上打破了宋明理学“天理”所形成的外在束缚。其美学从人们的生存需要、物质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赋予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民众在戏曲等通俗文艺形态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清代海陵家族文人黄振，吸收晚明泰州学派思想中的平民哲学观，创作了戏剧《石榴记》。其剧围绕“性灵说”和“至情”的思想主题，以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的题材为主体，高扬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自由民主思想，勇敢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父母之命，媒之言”的礼教枷锁。

汤显祖受“泰州学派”思想影响，在其文学创作中倡导个性、张扬人情，注重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牡丹亭》是他作为“泰州学派”后学其“至情论”的形象阐释，在《牡丹亭》中，他以杜丽娘为载体，有意识地强调女人的价值与意义，即“被爱”，也是其个性解放思潮下价值观念中女性价值与意义的新的观照。

王艮及王氏墓群位于中国东台市安丰镇九桥村，共有八座墓，按东西顺序排列，中间是王艮父亲王守庵的墓，右边为王艮的墓，其余为王艮兄弟的墓。墓前立有两块墓碑，其中一块是王氏家族墓碑，另一块是王襞的墓碑。“文革”时期，该墓群被摧毁，两块墓碑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得以幸存，今收藏于安丰镇文化馆。

崇儒祠是专门为祭祀王艮而建的聂氏宗祠，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由耿定向在泰州当督学时，倡议并奏请朝廷而兴建。该祠堂在万历年后曾多次修和扩建，解放后一度改作民居和厂房，1986年原县级泰州市将崇儒祠建成王艮即泰州学派纪念馆，2001年又新增回廊、假山、水池、碑刻等景点，以及王艮全身立姿铜像一座。为纪念王艮诞辰530周年，政府又在崇儒祠中新增了当代史学名家为纪念王艮所题写的匾额。

该学院位于江苏泰州市陵园路，是为纪念北宋理学教育家胡瑗而建。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襞、王栋三贤曾在该学院讲学。王艮逝世23年后，泰州督学耿定向在书院西立王艮祠，并立“安定心斋二先生祠偶记旧作”诗碑。

明末清初哲学家、史学家黄宗羲：王守仁之学，有泰州、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王畿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搏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以王艮、颜钧、梁汝元、李贽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王艮等比较能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甚至被统治者视为“异端之尤”。

中国思想史家侯外庐：从泰州学派的思想内容来考察，其平等思想与消灭阶级差别的思想，其对土地问题的平均分配思想，其对封建传统教条的“叛逆”思想等等，也都证明了它的异教徒思想的性格；李贽的观点贯穿着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李贽的这些杰出的思想，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中国历史学家白寿彝：泰州学派的叛逆精神一直影响道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和后来的五四运动。

中国哲学、史学家任继愈：泰州学派把王守仁的学说更向右发展了，它的社会作用也是消极的，为统治阶级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

中国哲学家劳思光：泰州学派日后有颜钧、何心隐之流，随利欲之念而横行无忌，皆心斋混乱不明之说所启也。黄宗羲但谓诸‘非名教所能羁络’，尚属宽恕之词。实则颜、何诸人荒诞邪僻，但凭意气横行，全失儒学规矩；自以为能‘立本’又能‘安天下’，而不过自堕为狂妄诡诈一派，卒之身亦不能保，可笑亦可叹也。

原中原地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黄宣民：泰州学派是中国思想史最早的一个启蒙学派，他们的思想不仅在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甚至到20世纪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还能看到它对进步人物的思想影响。

日本近现代学者岛田虔次：以阳明、近溪，还有这个程后台为中心人物，儒学史上发生了如此生动的、纯真的、热情的事。可以说几乎超过勃兴期的宋学好几倍。我认为，在中国的精神史上，明代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正在于这一点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中国思想史专家迪白瑞：泰州学派是16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的走向近代的力量的一个真正的希望。

泰州学派之名，是黄宗羲主要以地域又兼顾思想特征为标准划分出的阳明后学的一派。它与江右王门、浙中王门等具有鲜明思想特征的阳明后学支脉不同，泰州学派的思想特征至今仍无定论，而导致泰州学派缺乏一个“学派”的统一义理特征，由此存在诸多争论。

中国学者吴震在《泰州学派研究》中认为，从哲学义理上来说，赵大州、耿定向乃至于李贽都不应归属于泰州学派。中国学者彭国翔在《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指出，“在纯粹义理解析，而不涉及学术思想史时”，周汝登与王畿之间反而更具思想上的连续性。日本学者山下龙二在《王学左派论批判的批判》《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批评岛田虔次将李贽放到泰州学派的脉络里，认为其是犯了一个前提性错误。他认为：如果通过一种“经书观”来分析王阳明思想的展开的话，李贽“不应该在阳明—心斋的线中，而应该在阳明—龙溪的线中”。受山下龙二讨论的启发，学界以王艮、王栋对《大学》的诠释为线索，以“止至善”与“明德”的区别训释为标准，看作判别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一个标准，将泰州学派与浙中王门从思想特征上区分开，从而看作泰州学派自身的义理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