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1848年10月19日—1935年3月5日），字童寯，号庵、陶庵、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今福建福州市）螺洲人，清朝末年大臣、学者。

陈宝琛进士出身，曾任甘肃省乡试主考官、翰林院侍讲、右春坊右庶子，入值武英殿、功臣馆。陈宝琛直言敢谏，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之一，颇得慈禧和光绪帝的信用。光绪五年（1879年），在清廷与俄罗斯帝国交涉接管新疆伊犁期间，陈宝琛力主废除左都御史完颜崇厚与沙俄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得到朝廷采纳。当时，因沙俄与日本的入侵，清廷掀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主张对日妥协让步，遭到陈宝琛上疏驳斥，他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又建议设立台湾行省与新疆行省，以加强中央管辖。光绪七年（1881年），陈宝琛升任侍讲学士，此后历任江西省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中法战争期间，陈宝琛积极主战，反对通商大臣李鸿章等人议和。清军战败后，陈宝琛因“荐人失察”被降五级调用，不久辞官，赋闲在家二十五年之久。期间，陈宝琛在福建省积极兴办教育，创办学校，为近代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光绪帝、慈禧去世后，陈宝琛重获起用，恢复原官，充任资政院钦选议员。期间，他上疏请求朝廷为此前被冤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以及工部左侍郎许景澄等人平反昭雪。宣统三年（1911年），陈宝琛担任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老师。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帝溥仪被迫退位。清朝覆亡后，陈宝琛继续担任“帝师”，追随溥仪，先后被溥仪赐予“太保”“太傅”头衔。丁巳复辟期间，陈宝琛出任“内阁议政大臣”，不久复辟失败。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陈宝琛随同前往天津市“静园”避难。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趁机拉拢溥仪前往东北地区成立伪满洲国，陈宝琛不愿出任伪职，离开溥仪回到北平市，直到1935年3月5日去世。陈宝琛死后，溥仪谥其为“文忠”，追封“太师”。

陈宝琛去世之后，清末民初学者陈三立为其撰写挽联，称赞他对清廷的一腔孤忠。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评价陈宝琛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令人喜爱的人。

陈宝琛是福建闽县（今闽侯县）螺洲人，生于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1848年10月19日），陈家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陈若霖做过刑部尚书，祖父陈景亮曾任云南省布政使，父亲陈承裘进士出身，候选郎中，曾担任刑部浙江司行走。陈宝琛十三岁考中秀才，十八岁考中举人，同治七年（1868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编修。同治十二年（1873年）和光绪元年（1875年），陈宝琛两次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

光绪五年（1879年），陈宝琛充任甘肃省乡试主考官。不久，他升任翰林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后授右春坊右庶子，以及武英殿协修、修、总纂，提调国史馆，功臣馆协修、纂修。陈宝琛自从进入翰林院之后，与左春坊左庶子张之洞，侍讲张佩纶，宗室侍郎宝廷交谊甚厚。他们四人不避权贵，敢言直谏，被称为“清流党”，又称“枢廷四谏官”。陈宝琛以敢于对慈禧进谏出名，他对边防、御侮、任免大臣等事宜非常上心，曾先后上奏数十次，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用，他的奏章往往不交给各部议论，就直接下令迅速办理。

先前，俄罗斯帝国趁新疆动乱之际出兵占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大片中国领土。左宗棠率军平定新疆后，随即出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了和平接管伊犁，清廷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出使沙俄，交涉伊犁事宜。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完颜崇厚在沙俄的胁迫和诱惑之下，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入国内，朝野震动。陈宝琛与李鸿藻、张之洞等“清流党”人士竭力主张废除与沙俄的约定，坚持强硬立场，得到朝廷采纳，最终完颜崇厚被革职治罪。朝廷另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使俄罗斯帝国，与沙俄重新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光绪七年（1881年），陈宝琛升任侍讲学士，参与草拟诏书、敕令等中枢机要事宜。同年闰七月，陈宝琛在《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中，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六项主张，围绕教育皇帝、改革吏治、广开言路、选拔人才、修订法律、考察外国等提出建议，但未得到慈禧和光绪帝的采纳。

光绪八年（1882年），陈宝琛简放江西省乡试正考官，不久转任江西学政。同年四月，法军侵入越南河内，随即向北进军，威胁云南省。陈宝琛与大臣张佩纶联名上奏《陈越南兵事折》，认为中越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与主战派的大臣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建议清代出兵，维护中国边疆不受侵扰，支持吏部主事唐景崧亲赴越南，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组织义师以保卫越南。但此时的清廷内部，通商大臣李鸿章等主和派则反对陈宝琛等人的主张，清廷犹疑不定。陈宝琛再次上疏，认为中国与法国之间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建议以云南的军队收复越南的山西省，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队谋取越南河内，以广东省的军队袭扰越南海阳，如此足以让法军分兵应战，顾此失彼。陈宝琛等人还突发奇想，建议朝廷命李鸿章、左宗棠统率南北洋大军攻取琉球王国，打击日本，麻痹法国，在适当时机进军越南，赶走法国侵略者。奏疏递交上去后，清廷命左宗棠、李鸿章分筹南、北洋防务。

光绪九年（1883年），陈宝琛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八月，法军抵达越南首都顺化城下，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陈宝琛继续上疏朝廷，认为此时不该举棋不定，贻误战机，应该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援越抗法，士气高涨，越南阮氏王朝民心尚未完全丧失之时，选派精兵在越南与法军决战。同年十一月，法军攻占越南山西，刘永福的黑旗军战败撤退。随后，法军进攻越南北宁，进犯中国琼州。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朝廷命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不久陈宝琛抵达南康，接到渝旨，要他北上天津市会同李鸿章商议中法和议的细则。原来，当法军进犯越南山西、北宁之时，慈禧担心战争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曾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北洋水师总兵福禄诺议订简明和约五款（即《天津专约》）。陈宝琛得知内情后，当即上疏对李鸿章所拟的五款和约加以驳斥。

同年六月，法军进犯越南谅山，被清军击败，在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的调停下，清廷允准与法国重议条约，适逢陈宝琛的奏折送到，于是派他会同李鸿章详细妥筹。不久，陈宝琛祖父陈景亮病逝，按照惯例，陈宝琛需在行馆服丧二十一天。此时，法国驻华使臣巴德诺（Jules Patenotre）逗留上海市，不肯前往天津市。清廷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并派陈宝琛为会办南洋大臣，前往上海与法国使臣商议，谋求解决中法战争的途径，并议订详细条约。陈宝琛不愿参与议和，于是致电推辞，但未获允准。清廷指示绝对不许答允对法赔款，可是曾国荃在李鸿章背后指示下，竟然答允给法国“抚恤”白银五十万两。尽管如此，法国仍未满足，准备扩大发动对华战争。在陈宝璨尚未到任之时，上海谈判和局已定。不久，法国将领孤拔率法国舰队攻占台北基隆，清政府这才下定决心放弃和谈，坚持主战，并令陈宝琛与曾国荃即刻返回江宁办理防务，陈宝琛于是返回南京。

同年七月，法军袭击马尾炮台及船厂，又摧毁长门炮台，福建水师战败。陈宝琛上奏，请求派遣驻扎在江西省的湘军前往救援，清廷以曾国荃为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命其调拨江西振武五营赴援，曾国荃复电拒援。陈宝琛再次上奏朝廷，请求自己招募乡勇，训练士兵，被清廷回绝。陈宝琛练兵不成，于是乘船出巡。同年十月，陈宝琛上奏弹劾曾国荃任用私人，纵容部下玩忽职守，同时帐下都统陈湜虚领军饷。清廷下旨彻查，但是曾国荃是湘军名将，挟功自傲，反而上奏弹劾陈宝琛恶言诬告。后来清廷查明陈确有劣迹，交给吏部议处。陈宝琛也因此事而得罪曾国荃。同年10月，陈宝琛母亲病逝，他辞官返回原籍，丁忧守孝。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宝琛因此前在中法战争时力荐云南省布政使唐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堪任军事，而唐炯、徐延旭在和法军交战中相继溃败，已遭逮捕治罪，陈宝琛以“荐人失察”之过，被降五级调用处分，不久辞官。

陈宝琛罢官回乡后，长期赋闲在家，游山玩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琛曾出任福州峰书院山长，又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创设东文学堂。后来鳌峰书院改为福建高等学堂，陈宝琛曾担任该学堂监督；东文学堂改为全闽师范学堂，陈宝琛也曾担任该学堂监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光禄寺卿张宁嘉等发起设立福建铁路公司，陈宝琛被推举为总理。次年，陈宝琛前往南洋各商埠募股一百七十余万元，修筑漳州市到厦门市之间的铁路，铺设嵩屿与江东桥之间七十六里铁轨，但因为经营不善，无法维持，最终铁轨被拆除尽。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慈禧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继位为帝，张之洞担任军机大臣。经张之洞的推荐，陈宝琛重获起用，在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前往京城，被委派总理礼学馆事宜。次年四月，恢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原官，后又以硕学通儒充任资政院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任职期间，陈宝琛首先上奏朝廷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伸冤，还建议皇帝颁布谕旨，将光绪皇帝临终之前交给杨锐之子杨庆昶的密诏宣布中外，以昭示天下臣民，并将密诏的内容撰入皇帝实录，作为史书记载；陈宝琛还提议，对杨锐等戊戌六君子竭诚尽忠、含冤而死一事，下旨予以平反昭雪；他又提议对被慈禧冤杀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平反，恢复原官，并加以追赠，以告慰忠魂。陈宝琛的提议，引起朝野震动。宣统三年（1911年），陈宝琛以原衔充补汉经筵讲官、实录馆副总裁。同年五月，陈宝琛补授山西省巡抚，未就任，不久以侍郎候补，担任帝师，在毓庆宫教授小皇帝溥仪读书，并获赐在紫禁城内骑马。同年七月，陈宝琛补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兼任爱新觉罗·奕劻奕内阁的弼德顾问大臣，依旧教授皇帝读书。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陈宝琛向朝廷上疏，慨叹清廷已经穷途末路，“无一可用之军，无一可守之土”，还建议皇帝下“罪己诏”，另行组织内阁，收买人心，实行君主立宪制，以继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2月，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爱新觉罗·溥仪溥仪退位。根据皇室有待条件，溥仪还居住在紫禁城中，陈宝琛以及一批清廷遗老，依然以臣子的身份围绕在溥仪的身边，维持着一个宫中小朝廷。陈宝琛继续担任“帝师”，时常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的复辟思想。1913年，溥仪赏赐陈宝琛顶戴花翎，次年又赏给他文职头品顶戴。

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陈宝琛怒骂袁世凯“元凶大憝，不得善终”，但又担心袁世凯暗害溥仪，暗中为溥仪求神问卦。1916年年底，陈宝琛主持编撰的《德宗本纪》完稿，溥仪赏赐他“太保”头衔。1917年7月，张勋拥立丁巳复辟，陈宝琛出任“内阁议政大臣”，位同大学士，他劝溥仪禁止亲贵干政。数天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率领“讨逆军”进攻张勋的军队，张勋的“辫子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击溃。陈宝琛和张勋商议，拟了一道“上谕”给张作霖，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带兵进京“勤王”，张作霖并未理会。仅过了十二天，复辟即宣告失败，此后陈宝琛对复辟之举十分谨慎。1922年，陈宝琛主持编撰的《德宗实录》完稿，溥仪又赏赐他“太傅”头衔，次年升任“实录馆正总裁”。

1923年，陈宝琛引荐郑孝胥、罗振玉两人进入小朝廷任职。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迫使溥仪取消帝号，移出紫禁城，迁居北府。罗振玉主张溥仪溜出北府，借外力谋取“复辟”，陈宝琛则主张争取恢复皇室优待条件。后来，罗振玉和溥仪英文教师庄士敦表示，冯玉祥的军队对溥仪有不利的行动，陈宝琛慌乱之下，同意罗振玉和庄士敦的主张，溥仪移住日本使馆“避难”。次年2月，溥仪又出走天津市，居住在日本租界内的“静园”，陈宝琛等人也随同前往。1926年4月，临时执政段祺瑞被驱逐下台，直奉两系联合执掌北京政府。同年7月，陈宝琛亲自前往北京活动，试图恢复皇室优待条件，恭请溥仪“还宫”。但由于北伐军进逼北京，奉系首领张作霖和直系首领吴佩孚自顾不暇，陈宝琛的“还宫”希望破灭。溥仪身边的其大臣如郑孝胥等，试图争取奉系将领张宗昌以及白俄罗斯将军格里戈里·谢苗诺夫的支持，陈宝琛对此极为不满，主张静观其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罗振玉带着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派遣的代表上角利一到天津市，准备安排溥仪前往东北地区。陈宝琛得知后，怒斥罗振玉“鲁莽乖戾”。但溥仪却不以为然，陈宝琛沉痛劝谏，认为溥仪去时容易，恐怕难再回来。不久，溥仪瞒着陈宝琛，听取郑孝胥的意见，派人前往与日本人联系。后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引诱溥仪前往东北，陈宝琛当时恰在北平市，得知消息立即赶往天津，在“静园”召开的“御前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激烈辩论，反对溥仪去东北。溥仪认为陈宝琛虽忠心可嘉，但是迂腐不堪，不足以图大事。

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宝琛，潜去东北。陈宝琛虽然不满，但是仍然在两个月之后赶到大连市，在旅顺肃王府再三劝告溥仪“等候时机”，不要轻信郑孝胥等人的欺罔之言。关东军与郑孝胥等人打算让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陈宝琛极力规劝，表示溥仪要复辟，就应该继承大清的正统地位。但是当得知溥仪遭到郑孝胥等人挟持，成为关东军的笼中之鸟，完全不能自主时，已经八十四岁的陈宝琛悲痛不已，最后洒泪向溥仪请辞。陈宝琛回到天津市，随后迁居北平市。后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陈宝琛始终没有去伪满任职。1935年3月5日，陈宝琛在北平寓所病逝，终年八十六岁，归葬福建闽县老家闽侯君竹山祖。陈宝琛死后，溥仪特谥其为“文忠”，晋封他为“太师”。

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就出兵台湾，入侵琉球王国。光绪五年（1879年），在清朝与俄罗斯帝国就和平接管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问题进行交涉期间，日本由又趁机吞灭琉球，出兵威胁台湾。清政府内部掀起“海防”（防日）与“塞防”（防俄）之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如爱新觉罗·奕訢奕訢、沈桂芬等大臣主张对日本忍让和谈，以阻止日本与俄罗斯帝国联合，从而应对沙俄侵占伊犁的危机。陈宝琛上疏驳斥，分析当时的外交形势，认为纵容日本，必将祸及朝鲜，而且不能阻止日本联合沙俄，他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同时防备沙俄与日本的入侵。清政府与俄罗斯交涉接管伊犁的事宜必须坚持，对日本侵占台湾、琉球王国，出兵朝鲜的事宜也不能拖延迁就。为了加强“海防”和“塞防”，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陈宝琛又呈递《论东三省、台湾宜慎简贤能折》，建议在东三省仿行内地制度，设立行省，同时建议对台湾、新疆设立行省，以便于中央管辖。

陈宝琛在辞官回乡，赋闲在家期间，在老家福建省大力兴办教育，筹集资金，创办了福建优级师范学堂、福州公立苍霞汉学堂、福州东文学堂、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福建女子职业学堂与蚕桑女学堂等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陈宝琛办学，重视师范教育，强调对师范生的教学质量何专业技能的培养，同时引进师资力量，加强对教员的管理。此外，陈宝琛重视女子教育，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论调，提倡女子接受教育，学习职业技能。陈宝琛重视实业教育，通过开办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方式培养专业人才，扶持农业发展，促进工商业的繁荣，以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陈宝琛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陈文忠公奏议》上下册，《沧趣楼诗集》十卷，《沧趣楼文存》二册，《沧趣楼律赋》一册，《南游草》一册（后人将它并入《沧趣楼诗集》第四卷），《听水斋词》一卷。另有陈氏后人手中保存的《听水老人诗稿》一册。他一生还收藏了不少文物，先后编成《激秋馆吉金图》二本，《激秋馆印藏》十册，《激秋馆藏古封泥》五册留传后世。

陈宝琛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多，多是其晚年所写，主要是楷书、行书，其他书法较为罕见。陈宝琛的书法，无论是对联、条幅、中堂，还是扇面、诗笺、信札，写得劲挺遒健、骨力沉雄、内蕴深、个性毕现，被誉为“伯潜体”。学者张帆评价，陈宝琛的书法主要继承了欧阳询、柳体的风格，上承二王，下取宋意，师古而不泥古，正、行书结体瘦硬，上疏下密，法度严谨，篇章分明，以险化板，以奇出新，形成了瘦长秀逸、冷峻遒劲的艺术风格。具体地说，陈宝琛的书法险劲与结体严密取法欧阳询，刚健含婀娜与柳公权神似，点划沉蓄畅快、结构舒展大度如山谷。修神而离迹，故能独树一帜。

陈宝琛家族世代藏书，自其曾祖父陈若霖就开始搜罗天下书籍，积至五万余卷。陈若霖藏书来源主要是自己所购，以及皇帝赐书。陈若霖在螺洲祖屋后废园，建有“赐书轩”，将皇帝御赐之书藏在里面。陈宝琛的祖父陈景亮，以及父亲陈承裘继续收藏书籍，兴建藏书楼，到了陈宝琛及其弟陈宝璐时，陈氏藏书规模进一步扩大。陈氏建有藏书五楼来藏书，这五楼按照修建的时间顺序分别为：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和晞楼。这五楼是集居住、藏书、赏玩为一体的庭园式建筑，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才全面竣工。陈宝琛的螺洲藏书五楼，藏书10万多卷，在福建省历代私家藏书中首屈一指。陈宝琛辞官归乡的二十多年时间，大力拓展家中藏书，修建藏书五楼以收藏图书。他通过多种渠道搜罗到不少的好书，由于认识到家藏书不如公藏书，因此陈宝琛曾多次将藏书捐献给福建地方图书馆。后来，陈氏售书，大多被省图和协大图书馆购得，陈氏藏书也因此得到了保存。

陈宝琛去世之后，清末民初学者陈三立为其撰写挽联：“沆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赏小聚；运会所遭，辅导所系，务素抱见孤忠。”追忆与陈宝琛亦师亦友的情谊，慨叹其平生境遇，以及对清廷的一腔孤忠。

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评价陈宝琛：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举止端庄有礼，是一位很有魅力，令人喜爱的人。他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位造诣极深的学者，其优美的书法令人赞叹。

当代学者沈渭滨评价：陈宝琛虽非洋务派但不反对洋务事业，虽主张“中学为体”，但并不排斥西学。他不仅主张中西学问相通，新旧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导西学，引进西技方面躬亲实践、殚精竭虑。

当代学者范启龙评价：陈宝琛虽然没有到战争前线跟法国侵略者对阵，但他对中法战争却十分关心，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也充任了防法抗法的会办南洋事宜大臣，颇著辛劳。他与中法战争的关系不可谓不深。

陈宝琛故居位于福州市郊螺洲镇店前村，是陈宝琛的祖父陈景亮所置，后经陈宝琛扩建重修。故居整体由赐书楼、还读楼、晞楼、沧趣楼、北望楼和长廊、凉亭、假山、水池等组成，也称“陈氏五楼”，占地面积4113平方米。“五楼”依建筑时间依次为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和晞楼，建筑精巧，环境清幽，经纬交织，主次分明，集北方庭院建筑、江南私家园林建筑和西方欧式建筑一体。陈宝琛故居在1983年被列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被列为“福州市名人故居”。2006年，陈氏五楼进行了抡救性修复；2010年，完成修复的沧趣楼、还读楼、北望楼和晞楼以及铁石杆、叠廊等焕然一新，向游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