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汰馀（1886～1948年），四川省巴县人，爱国民族实业家，中国纺织业巨子，“裕大华”传奇的奠基人，是与卢作孚、胡子昂、潘昌猷、古耕虞等人齐名的爱国工商业巨子。少年时在其父塾馆读书，1907年在重庆《广益丛报》担任编辑，因发表讥讽抨击清廷懦弱无能，遭致日本侵略的文章，触怒当局，为逃避辑捕，出走汉口，在“德厚荣”字号就职。辛亥革命后，德厚荣字号老板刘象曦、副经理徐荣廷创建楚兴公司，他任徐荣廷的助手，1921年与徐荣廷投资白银210万两创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次年又投资创建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武汉创立“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纺织工业系统，在中国棉纺织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抗日战争时期，将武昌裕华纱厂内迁重庆市，还先后兴建广元市大华纱厂、成都裕华纱厂、开设永利银行。抗日战争时期，苏汰馀组织生产了大量军布供应前方，还组织募捐，为接济难民，筹措不少资金、寒衣节和药品，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裕大华”系统直接的业务，除纺织工业拥有工厂6个，纱锭约20万枚（当时占全国总锭数的4%），布机2000余台外，发展到包括煤矿、银行、进出口等各个方面。通过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再投资，苏还拥有枣庄中兴煤矿、民生实业公司、聚兴诚银行、川康毛纺织厂、大秦毛纺织厂、庆华颜料化学公司、秦平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股份，均任常务董事。历任湖北省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和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职。

苏汰馀（1886—1948年9月），著名爱国实业家。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市）人，光绪十一年（1886年）出生于巴县的一户书香门第，幼年时家境清贫，就读于其父的私塾中。十五岁时，其父受聘在成都市西川书院任教习，他才有机会进入学校的大门，随其父在该书院复读了三年，父子同榻，半夜即起，勤学苦读，后又回重庆，进入存仁书院继续求学。

1907年，在重庆广益丛报报社担任编辑。《广益丛报》是近代四川出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旬刊。1903年由辛亥先贤杨庶堪、梅际郇、朱必谦等创办。时值国难当头，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无力抵御，屡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国运濒危，痛心疾首，具有浓郁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爱国精神的苏汰馀不禁提笔撰文，在《广益丛报》上发表讥讽抨击清廷腐败、专制独裁、懦弱无能遭致日本侵略的文章，以致触怒当局，为逃避通缉，无奈只得背井离乡，星夜兼程只身逃到汉口，投奔其父的好友刘象曦家谋生。从此，他便弃文从商，在刘家经营的川帮“德厚荣”（百货土产）字号里当一名小小的文书，起草作复来往商业函件，日夜忠于职守，有时还能提出很有见地的建议。晚间，当其他伙计仨仨俩俩去吃馆子、逛妓院的时候，他一人独守孤灯，勤奋读书。由于为人勤勉通达、刻苦自励、精于文墨，深得副总经理徐荣廷的赏识。“德厚荣”的老板刘象曦系川人巨商，光绪末年将“德厚荣”总部迁往汉口，资本数百万两白银，在汉口首屈一指。刘象曦在汉生意主要交由徐荣廷来打点。很快苏汰馀在商场上崭露头角，成为徐荣廷的得力助手。

辛亥革命后，徐荣廷任湖北官钱局总办，徐利用其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金兰之交”的关系，承租官办纱、布、丝、麻四局组成楚兴公司，所谓“四局”，是指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纺织、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四局”是湖北最早采用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官办民用工业，也是中国近代机器纺织业大型企业之一。徐荣廷自任楚兴公司总经理，委任苏汰馀为协理兼管财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加上楚兴管理得当，公司大量盈利，战后的1919年、1920年，楚兴公司的销售利润竟达八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原始股本的十几倍。除去主要股东刘象曦获得的巨额利润外，徐荣廷分得股息、人红五十万两，苏汰馀和其他两位高管张松樵、姚玉堂也各分得了三十万两白银。这为徐荣廷等人后来另起炉灶打下了基础。

1921年，与徐荣廷投资白银210万两，创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河北石家庄市开设大兴纱厂。次年，又投资组建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武昌建成裕华纱厂，创立“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纺织工业系统。

1927年，“大兴”、“裕华”两公司改为董事长负责制。当时，局势极其混乱和动荡，加上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度困窘，购买力大大下降，出现了“花贵纱贱”的局面。许多厂家陷入严重亏损，纷纷倒闭或者转卖。裕华鄂厂同样陷入了危机，每日产量仅仅十余包，而工资、税收一切开支照旧。年近七旬的公司董事长徐荣廷看着这一切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决定让位于苏汰馀。在徐荣廷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下，苏汰馀不再推辞，挑起了董事长的担子，苏任董事长直到1948年，前后长达20年。

1930年冬，苏汰馀出任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努力扩大棉种试验场规模，派遣总技师出国深造，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汉江突发大水，汉江中下游各县棉产漂没无余。有鉴于以往改良棉种过程中之种种困难，苏汰馀力主利用此次水灾后之机会，全力推进棉种改良。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汉江流域的棉产改进工作取得了较明显的成绩。1936年的细绒棉年产量达到122万市担，皮棉苗产量达到35.5市斤，超过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等产棉大省的单产水平。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汉江流域已成为国内主要的细绒棉集中产区。

1931年，开办湖北大冶（今属黄石市）利华煤矿，

1934年10月，苏汰馀、徐志平亲赴西安市，给杨虎城将军之父祝寿，并拜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提出在西安创建大兴分厂之举，得到杨、邵二人赞成。徐志平负责筹建大兴二厂事宜。

1935年2月，大兴二厂开始创建施工。4月，大兴董事会决定，调大兴厂长石凤翔赴西安，主持大兴二厂的建设，聘任汪文竹接替大兴纱厂厂长之职。5月，苏汰馀赴南京拜见军政部军需署长，谋求向军方出售大兴纱厂所产棉毯，双方达成协议。9月，大兴向军方出售棉毯4万条。12月，大兴二厂土建工程竣工。

1936年7月，“裕华”、“大兴”两公司召开联合董事会，讨论商定两公司联合投资、扩建并合办西安大兴二厂，取“裕华”、“大兴”两公司名称中各一个字，将原厂名改为“大华”，建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苏汰馀任董事长，同时建成西安大华纺织厂。从此，武昌“裕华”、石家庄市“大兴”、西安市“大华”三大纺织企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合，成为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纺织企业集团，被誉为旧中国民族工业的“航母巨舰”。

1936～1937年上半年四川省发生空前的大旱灾，苏汰馀得知四川僵尸肆虐以后，心情非常难过，带头捐了1万银元救灾款并募集到10余万银元救灾款送往灾区。他在生活上一贯严谨朴素，力戒奢侈。平时自己省吃俭用，全心全意发展实业。对于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的兴办，从不吝惜，慷慨解囊。

抗日战争爆发后，对武汉地区工厂的拆迁，受到军政当局最为关注的是武汉纺织业。江汉平原是我国著名棉产区，丰富的棉产量，催生了武汉纺织、染工业的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纺织业集中地。武汉拆迁的民营工厂最为重要和最为困难的是几家著名的大型纺织厂。布匹十之八九供军用，可见其对抗战的重要性。由于军事需要，早在1937年12月25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上书蒋介石，要求将武汉纱、布各厂全部迁入内地。何应钦认为：北战区之石家庄市、安阳市，东战区之上海市、无锡、常州各地工厂因时间仓促，主持者未能充分考虑，或因厂商自相因循，以致十分之九未能迁出，国力因之减耗，资源因之缺乏，影响抗战前途。武汉官营、民营各厂，已如硕果仅存，不容再遭意外。“所有武汉民营纱、布各厂以及手工织布机，似宜一并迁移……。以免重蹈东北两战区各厂之覆辙。”蒋介石于1938年8月5日下达手令后，武昌裕华纱厂开始全厂总拆迁。为了执行蒋介石的手令，招商局有“江华”等四大江轮及“海祥”、“海瑞”、“快利”共七艘轮船，三北公司有“龙兴”、“长兴”轮，从8月10日到10月下旬，连续不断搭运裕华器材，将武昌裕华纱厂纱锭3000余吨、机料3000余吨，共约7000吨机件器材；黄石市利华煤矿的800余吨机件西迁至陪都重庆。进江海轮“英平号”在运送军事器材外，也多次迁运裕华器材，利华煤矿的一艘大船，也由“江安”轮于1938年8月25日拖往宜昌市。利华煤矿一批机油到汉后，由三北公司“龙兴”轮运宜。同时装出的还有裕华的1265件货物。

1938年10月25～27日，武汉沦陷，举家迁往四川省巴县冷水场后，出资兴办巴县冷水场（今九龙坡区华岩镇）第一所小学——半山小学，免费或提供助学金培养贫苦儿童。该校现为重庆市重点小学。

于1939年在重庆南岸区窍角沱沙草坡、柑子坝区域购地280亩，重建新厂——重庆裕华纱厂（简称裕华渝厂），同年建成四川广元大华纱厂。次年在重庆开设永利银行。

1941年在成都建立裕华纱厂。抗日战争时期，苏汰馀组织生产了大量的军布供应前方，还组织募捐，为接济难民，筹措不少资金、寒衣节和药品。兼任汉口孤儿院副院长。苏主持工厂工作期间，在选派人员去国外学习、培训人员、推广技术、改良棉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注重营销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1943年，3月18日举行“中国全国工业协会”成立大会，苏汰馀、刘鸿生、胡西园、吴蕴初、吴羹梅、李烛尘、胡厥文、章乃器等人当选为理事，在3月25日的第一次理事会上他们都被选为常务理事，吴蕴初被公推为理事长。

1946年，开办了从事外贸的华年进出口贸易公司，统属“大兴”、“裕华”、“大华”三个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公司。“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直接的业务，除纺织工业拥有工厂6个，纱锭约20万枚（当时占全国总锭数的4%），布机2000台外，发展到包括煤矿、银行、进出口等各个方面。截止解放时止，直接经营的“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的资金共达电声5000万银元。另外，苏汰馀还投资枣庄市中兴煤矿、聚兴诚银行、四川川康毛纺织厂、重庆庆华染料厂、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西安大秦毛纺织厂、秦平烟草公司等企业，均任常务董事。历任湖北省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职。

1948年，制止动用公司外汇和所订英国纱机去台湾设厂，拒不交纳蒋介石颁布的所谓“乱救国捐”，并走避上海市。

1948年9月，苏汰馀先生因病逝世，享年63岁。苏汰馀遗孀傅尚信女士毅然留武汉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初，将苏汰馀先生遗留的巨资创办妇幼福利事业，除个人兴办武汉吉庆街幼儿园外，全部捐献国家兴办幼儿园。并捐资创办妇女文化学校，将贫困妇女培养成幼儿教师及纺织工人。1950年，傅尚信女士出席武汉市第一届妇代会，任常委。翌年，出任武汉市妇联妇幼福利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迫害。1984年落实政策后，又向武汉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残疾人基金会捐资。数十年来为发展中国妇幼福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汉市妇联妇幼福利部部长、武汉儿童福利基金会荣誉董事长。

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纺织资本集团

清末民初，武汉的商业地位仅次于上海市，它除了位居长江中游，九省通的地理优势，还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和政治中心，繁华的汉口更是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在此，“裕大华”公司应运而生，它由裕华、大兴、大华三个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简称“裕大华”。

“裕大华”是旧中国的一个以纺织业为主，并囊括了矿业、商业、金融业的民族资本集团，可算作一个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典型。它存在时间长，自1913年租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有三十七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较为迅速平稳，从承租“四局”的楚兴公司起家，到二个大型的民族资本联合企业，只用了三十年来的时间。除了对外进行投资外，还直接开办经营有裕华纺织公司，大兴纺织公司，大华纺织公司，利华煤矿公司，华年贸易公司和永利银行等，它一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集中于沿海的常规，将所属企业分布于内地各城市，开创了内地民族资本企业成功的先例。

抗战期间，武汉“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公司先后开办了西安大华纱厂，后改名为陕西省第十一棉纺织厂；石家庄市大兴纱厂，后改名石家庄第七棉纺织厂；四川省广元大华纱厂，后改名广元市市纺织厂；成都市裕华纱厂，后改名成都纺织厂；重庆裕华纱厂，后改名重庆第三棉纺织厂，形成了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一跃成为上世纪40年代旧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垄断了大后方一半以上的纺织品市场份额。

1951年11月，裕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主动申请实行公私合营。“裕大华股份”所属各企业实现公私合营的时间不尽相同，其中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是裕华、大华和利华公司，1951年申请，11月实现合营，大兴公司则是在1954年实现合营。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裕华纱厂后来成为武汉市乃至全国轻工战线上的一面旗帜。1956年12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看望武昌裕华纱厂的干部工人。1957年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亲临裕华视察，接待的是当时厂的女党委书记张允一。

2009年，武汉市地铁施工征用武昌裕华纱厂主要生产厂房，企业按照市政府“边改制、边搬迁、边寻找战略投资者”的要求，厂房、办公楼等全部拆毁尽，已经难见裕华纱厂的痕迹了。现在，“裕华纱厂”老字号得到传承，位于武汉市蔡甸凤凰山开发区的武汉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便是这百年老厂的“子孙后代”，其产品有纱线、坯布、家纺等，老厂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新贡献。

表格（一）

表格（二）

武昌裕华纺织厂

裕华纱厂创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1919年，徐荣廷、苏汰馀、张松樵等共同出资在武昌上新河长江边购置地皮，在荒滩上填土建造厂房，是为武昌裕华纱厂（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裕华纱厂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不仅造就了一批驰名业界的企业家如徐荣廷、苏汰馀、张松樵、姚玉堂、黄师让等，在国事惟艰的年代还打造了一个庞大的“纺织帝国”，它衍生的子公司分布于河北、陕西、四川、湖北数省，同时，它的产量和质量也一直领先于纺织业……，近年裕华纱厂拆迁至蔡甸区，旧厂区已是残垣断壁，满目疮，惟有一座硕大的牌楼（厂门）矗立在原址，似在向过往的人们证明它曾经的存在和历史的辉煌。

石家庄市大兴纺织厂

大兴纱厂是石家庄地区近代工业的先导，也是中国内地近代纺织工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它的创建是石家庄近代民族工业大规模崛起的主要标志。

大兴纱厂（石家庄棉纺七厂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于1921年筹备建厂，1922年10月竣工投产，是华北地区建厂较早、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纺织企业，也是促进石家庄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企业，在石家庄城建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

大兴纱厂是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资本集团的企业之一。它位于我国主要棉产区河北省中南部，可利用附近的井陉煤发电，又邻近高阳、定州市等发达的手织区，有良好的市场条件。《大兴纱厂史稿》详述了它的这些“地利”条件，并从原棉采购、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销售方式上作了分析。也研究了内地办厂的诸种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军阀混战的破坏、捐税勒索、交通屡断等封建势力的钳制。本来，原楚兴公司是靠租办湖北官布局起家的，1922年因湖北“将军团”夺走布局遂再创办裕华和大兴；九一八事变后，大兴陷于危机，因而在西安市创办分厂（即后来的大华），“以舒石厂之困”；抗战前夕，大兴一度筹划卖厂，而抗战后不久，即遭日寇劫管。大兴的历史，一如整个民族工业，是一部辛酸史。但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资本集团在此过程中，力排众难，并力求发展，它也确实得到发展，并以余利开发利华、广元市煤矿以及运输、植棉、贸易以至银行事业。在这方面，集团主事人的决策和企业家精神是不容忽视的，而它的内地办厂的工业化路线则更值得我们研究。裕大华所走的道路在当时是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它的特征即在于不仅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且立足于本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形成工农结合和以农村为基础的格局。它与那种移植西方的、以条约口岸为基地的工业化路线形成强烈的对比。

西安大华纺织厂

西安大华纱厂是陕西省最早的现代纺织企业，始建于1935年，其前身是石家庄市大兴纺织厂。九一八事变之后，石家庄大兴纺织厂部分迁到西安市称为大兴纺织厂第二厂。这是当时陕西规模最大的一家棉纺厂。1936年8月，更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受大华纱厂影响，陕西一度成为全国重要的棉纺织工业基地。1954年1月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陕西省第十一棉纺织厂。

上世纪80年代，陕西省第十一棉纺织厂开始亏损，最终在2008年因为经营不善而申请政策性破产。作为陕西省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其旧址已入选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之一。大华纱厂如今被“改造”为西安市第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

重庆裕华纺织厂

位于重庆市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窍角沱，北濒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口。1919年始建，名私营汉口裕华纺织厂，1938年内迁现址。1951年后，贵阳615厂、南岸织布厂、维昌纱厂等并入，1954年更名公私合营裕华纺织厂。1975年改今名——重庆第三棉纺织厂。占地34公顷，建筑面积16万余平方米。重棉三厂是拥有七万纱锭、两万线锭，2000台布机（其中含108台喷气织机），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营企业。

广元大华纺织厂

广元大华纱厂（今广元市纺织厂前身）素有“棉半城”之说。“大华纱厂用地宽，汉寿镇里占半边。职工宿舍在华北，华运华西和华南。”这是当年坊间流传的一首民俗音乐。

广元市纺织厂的鼎盛时期，当属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期，年总产值4256．58万元，约占广元建市之初工业产值的十分之一，最高达到1.52亿元，实现利税最高达到1147万元。拥有职工家属10000多人，纱线锭6.46万枚，布机882台，年产棉纱9800吨，棉布2500万米，被列为全国253家大中型纺织企业之一，广元市十户重点企业及全市纳税大户。

一个大华纱厂，半部广元工业史。大华纱厂是广元乃至四川最早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它把近代工业的火种带到了广元，是广元工业时代发轫的象征，为广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因为有了它，才有了广元工业发展的滥觞，其60年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的缩影，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社会意义。

成都裕华纺织厂

1941年建于成都市东门外三官堂，是解放前成都地区纺织工业中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的企业，也是湖北武昌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属6个纺织厂中建立最晚、规模最小的。抗战开始后，裕大华公司将武昌厂的全部设备拆迁至重庆，在南岸区窍角沱建立了重庆市裕华纱厂，1941年将迁川尚未装完的机器拨出纱机5000锭、布机100台运往成都设立成都裕华纱厂。由芮廷玉任经理，苏先勤任副经理。为了尽快取得利润，当时采取边建筑、边安装、边生产的办法，有纺纱和织布两个车间，工人约600多人。两个车间均分班生产，生产的棉纱商标为“金飞鸟”牌，棉布商标为“天马”牌。1947年，经理改由黄鱼门担任，副经理改由范敬存担任。由于资金雄厚、调度灵活，产品质量过硬，该厂在时局动荡状况下，一直保持稳定发展。解放后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国营成都棉纺厂。

湖北利华煤矿

湖北境内多山，矿产繁多，惟因财力所限，无法全部开采，产量不丰，运输不便，以致武汉一带时有煤荒之虞。到1933年，全省计有较大规模的民营煤矿11家，年均煤产量48万余吨。此外尚有五、六十处民营小煤矿。“但皆无甚设备，且时作时辍，资本及产额均难确定。”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是利华煤矿生产规模的显著增长。该矿最初由柯润时创办于1924年，经理为留美学生王季良。煤质虽尚佳，但出煤需绕过黄荆山运至江边，因交通不便而使成本偏高；且用土法开采，运煤皆为人力，发展受限，时有亏损。1931年大水后，该矿因资金发生困难，为图发展，重新招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由裕大华公司主要股东参股50万元，后增至120万元，作为扩充生产规模和更新设备之用。公推王季良、罗可成驻矿负责一切工程进行。1932年5月召开股东会议，通过了《大冶利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选举苏汰馀、徐荣廷、黄师让、张松樵等人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设董事会及总公司于武汉，设办事处于原大冶市的石灰窑镇，公司重组后，相继扩建东井，新建西井，并在提升、排水、通风三方面均使用机械。1934年7月，为解决越山运煤至长江码头困难，购置安装复线式空中索道4500米，运量每小时可达50吨，每挂桶装重630公斤，是为国内之首创。“开车运煤，成绩甚佳，沿途围观者，万人空巷，见其爬山越岭，毫无阻滞，咸惊异之。”该矿煤产量自此逐渐增加，成本下降，获利颇丰，在原煤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优势地位。

1937年，位于阳新县韦源口的福东煤矿和邻近的德和、裕鄂、四维、兴华、裕利、汇通等6个小型煤矿，在市场竞争中无法维持，陆续宣告倒闭。利华煤矿公司先后将其作价16.87万元，收买矿权及设备。其中，将福东煤矿改称为“利华二矿”，其它6小矿合并，改称“利华一矿”。至此，利华煤矿的固定资产及物资器材等流动资产已达420万元，煤炭年产量已突破20万吨，主要销往长江下游及沿海各城市。

永利银行

成都分行

永利银行为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附属金融机构，前身为汉口裕大华纱厂的钱庄，1940年改为银行，总行设重庆。1943年在成都南新街设分行，解放后自行停业。

汉口分行（现为武汉市中国民生银行办公楼）

现址：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20号

建筑史话：永利银行汉口分行大厦于1946年始建，属现代派建筑，是解放前武汉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现代派建筑，1949年建成。由六合公司施工，系钢筋混凝土结构。1940年“裕大华”在原有钱庄基础上成立永利银行，1943年1月银行在重庆正式开业，设总行及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公司总部迁回汉口，即兴建永利大厦，作为永利银行总行，汉口分行及“裕大华”各部办公处所。

裕华鄂厂迁渝

裕华、利华西迁重庆市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我国华东、华北等地被日寇侵占，紧接着南京、安庆市、九江、武汉相继失守。因为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原因，许多国内工业企业纷纷迁移到四川，陪都重庆成为外地企业内迁的首选之地。

1938年秋，被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在宜昌市和重庆之间展开，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你在哪里住？我不跟你说！杨家湾、窍角沱、裕华纱厂做工作。”这首民俗音乐，曾在重庆弹子石街道地区极为流行，民谣虽短，通过一问一答，表达了几层意思。一是点出了地名。二是点出了厂名。末尾一句，据传原为“裕华纱厂求生活”，“求生活”改为“做工作”，纱厂女工的心境情愫一下子凸现出来，是为妙句凤尾也！

杨家湾是地处王家沱与窍角沱之间的一个小地名，从大概念大地名而言，属于窍角沱地区范围。过了杨家湾，与之相连的那个长街古镇便是窍角沱了。窍角沱的又新丝厂创办于1902年，那是日本人办的。还有窍角沱铁厂、复兴面粉厂规模都不大。惟有裕华纱厂厂子大、女工多，名气响，是重庆弹子石街道地区最大的一座现代工厂。

裕华纱厂的老员工，湖北人较多，该厂是抗战时从湖北迁来，不少人便以为裕华纱厂是湖北人创办的。这说法实乃讹传，裕华纱厂的老板并非湖北人而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此人便是著名实业家苏汰馀先生。

苏汰馀生于1886年，早年在其父塾馆读书，学成后步入商界，奔走于重庆与湖北之间。1921年，与鄂军大都督黎元洪的拜把兄弟徐荣廷，集资白银210万两，创建大兴公司。次年，又投资组建裕华公司，在武昌创立“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纺织系统。1927年，大兴，裕华两公司合二为一，苏汰馀出任董事长。

“七七事变”后，苏汰馀于1938年8月10日～10月下旬，将裕华纱厂共约7000吨机件器材；利华煤矿的800余吨机件全部装箱运往宜昌市，拟雇船迁运重庆。因内迁物资堆积如山，裕华纱厂的物资囤存码头不能运出，在日机空袭中，500件棉纱起火，燃烧三日方熄。幸得卢作孚的民生公司鼎力相助，余下物件方才安全抵渝。

苏汰馀在重庆南岸窍角沱沙草坡、柑子坝区域购地280亩，重建新厂——重庆裕华纱厂（简称裕华渝厂）。1939年7月1日，裕华渝厂开出锭子10000枚，正式复工了。至是年底，共产出粗、细棉纱2500余件，投放市场，销售颇丰。

抗战时的重庆，名为大后方，日机空袭却十分频繁。1940年8月22日，裕华厂中弹数枚。1941年8月11日，日机分两批再度空袭裕华，厂区房屋，炸毁较多，所幸机器受损较轻。经奋力抢修，历时三月，恢复旧貌，生产正常。

不屈不挠的苏汰馀，是位精明的实业家，极富开拓精神，回到家乡，如鱼得水。1939年，在稳定重庆裕华纱厂基础上，又建成广元大华纱厂。次年在渝开设永利银行。在西安市建成西安大华纱厂。1941年，在成都建立裕华纱厂。抗战胜利后，他开设有裕华公司（华年兴业公司）、枣庄市中兴煤矿、四川五通桥区川康毛纺厂、重庆庆华染料厂、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秦毛纺织厂、西安酒精厂等企业字号。曾任湖北省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职。1948年，不幸因病逝世。

内迁重庆的裕华纱厂与豫丰、沙市、申新纱厂，改变了重庆棉纺织业的旧有落后面貌，在四川乃至西南举足轻重，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仅此而论，苏汰馀老乡的宏举，应当为今人记取，是不该忘却的！

（苏汰馀与裕华纱厂2007年01月重庆商报）

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19年，原名武昌裕华纱厂，迄今已达90多年历史，是一家以棉纺织为主、集机织、针织大提花家纺装饰与汽车装饰于一体的跨行业，跨地区，多元化，综合外向型的企业集团。主要子公司是武汉博奇装饰布有限公司。现拥有先进纺纱设备4.4万锭，宽幅、特宽幅无梭织机254台，针织电子提花大圆机28台，以及织物后整理设备。公司现有职工3748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18人。年生产各类纱线6800吨，各类面料1200万米，其中汽车内装饰布350万米。

1919年，由徐荣廷、苏汰馀创建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共建了六个纱厂，武昌裕华纱厂是六大纱厂之一，即现今的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56年，武昌裕华纱厂接受公私合营改造，组建为全民所有制的武汉第四棉纺织厂。

1994年，经市体改委批准，武汉第四棉纺织厂正式改组为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5年，公司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公司，即：裕大华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分设了深圳、上海市、南韩裕大华办事处。

1997年，公司“天坛牌”、“维斯可牌”人棉系列纱布获湖北省名优精品称号。2000年，2003年又两次复评合格。

1999年，公司投资武汉第一针织厂，组建了武汉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公司金鹿服饰有限公司

2000年，公司投资武汉冰川集团组建武汉博奇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

2001年，经过中质协质保中心审核认证，我公司一次性认证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标准。

2002年，成立武汉裕大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2003年，公司投资蔡甸区，购买450亩地作为公司新的生产基地，现已实现部分投产。

2004年，公司进行国有体制改制。

1998年被评为湖北工业企业综合实力500强。

1998年“唯斯可”牌人造棉布获第五届优秀汉货奖。

2000年获得武汉市外经贸先进企业。

2000年被评为年度纺织行业设备管理优秀单位。

2008年博奇牌高档汽车装饰面料获湖北省名牌产品证书。

2008年天坛牌人造棉系列产品被认定为湖北名牌产品。

2001年企业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01年新一代防火阻燃装饰布得到国家检测中心颁发的等级标识授权使用证书

2003年汽车装饰布产品通过TSI6949汽车行业质量体系认证。

2005年荣获湖北省分行业十强企业称

2005年市政府颁发"科技进步奖"

2006年至2007年度工业经济运行先进企业。

2008年度武汉地区创名牌突出企业。

2008年度湖北省重点工程项目五一劳动奖状。

2009年度"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状"。

2009年度武汉市第六届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

2010年第七届(2009年度)武汉市地区创名牌突出贡献企业。

2011年度第十七届湖北省优秀企业（金鹤奖）。

2011年武汉市第一批“武汉老字号”称号。

湖北文史资料（工商经济史料专辑）

1993年第2辑总第43辑

【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作者】苏先勤（爱国实业家、曾任裕大华纺织集团经理）、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