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1874年3月30日-1968年9月11日），谱名辉，号义痴，字难先，湖北阳（今仙桃市）人。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

他历经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年。他反清、反袁、反蒋而拥共，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走过漫漫94年人生路。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张难先作为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与重用。2009年被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荆楚英雄模范人物”。

张难先生于1874年，从他初通人事起，满目都是清廷的腐败、列强的霸道，特别是目睹甲午、庚子两次事变后，他认定惟有革命才能救国。

1904年他与宋教仁一起设立科学补习所，在新建陆军中联络会党，建立革命组织，积蓄革命力量。

1904年赴武昌，参加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事反清活动。为运动新兵起义，投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曾密谋趁慈禧七十生日与湘省同时起义，事泄后归家，办理沔阳仙桃镇集成学校。后参加日知会。

1906年同盟会组织长沙起义，派朱子龙到武汉联系革命党策应。朱子龙一到武昌就找张难先。不料起义计划败露，并且出了叛徒。当时，张难先正在仙桃镇办集成学校。当他赶到武昌时，因汉奸郭尧阶贪图赏金，刘静庵、朱子龙、胡经武、梁钟汉已经被逮捕入狱。萍浏醴起义也因起事仓促，缺乏统一领导，而失败。张难先的好友石昌麟拿出两百金，让他赶快到日本去，避开清廷的抓捕。他拒绝了，他要与革命同志共生死。民国时代张难先与石瑛（青）、严重（立三）被鄂人称为“三怪”。张难先自己认为，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

1907年再赴武昌谋划响应萍浏起义，被清政府破坏，他遂急返沔阳州。数日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解送武昌监狱。出狱后，复入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汉川市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与友人在仙桃市创办“勤业蚕桑公司”，任经理。后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南北议和后，为反对将政权让予袁世凯而辞去黎元洪秘书之职，到崇阳县主办“人学会”。后回乡以授徒度日。

辛亥首义告成，湖北省军政府成立，正当论功行赏排座次荣任官职时，张难先却回到了家乡。以灌园、教书糊口，及至袁世凯复辞，张难先响应孙中山号召，毅然去广州南方国民政府，投入革命。

辛亥之后，张难先屡任要职：琼崖各属委员（行署专员）、广东省监察室主任、广东省土地厅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还下任过沔阳县县政府秘书……在中国国民党竞选总统时，蒋介石聘他任上将国策顾问，但遭到他坚决拒绝。

1920年，约翰·杜威、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来北京讲学，他赴京求学，旋因生活无着，被介绍至参谋部任录事。

1923年回籍办理堤工。9月，应李济深函约赴粤，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后历任梧州善后处参议、琼崖行政委员、监察院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

1928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在任期间，曾确定税则，还参与筹建湖北省银行和武汉大学。后任国民党政府叙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军监察委员会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电请蒋介石通电罪己，实行全国总动员，抗击日寇。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国民参政员。

从1943年起，开始访求辛亥首义史料，撰写首义人物传记，两年后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与李书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发起“和平运动”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与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联系，为配合武汉解放，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做了有益工作。

1949年春。张难先极力反对华中地区“剿总”白崇禧，积极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粉碎了白逃跑前破坏武汉的阴谋，使“九省通”免遭破坏，武汉得以和平解放。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

张难先虽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党狱汇记》、《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书。

他编印这些书籍时，立下了四项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虑到张难先经济拮据，拟从昆明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刷费，被张婉言谢绝了。

著有《湖北革命知之录》《湖北丙午党狱汇纪自述》《义痴六十自述》《六十自述补遗》《六十以后续记》《八十以后随笔》《杂稿》《桑榆随笔》《解放后稿》《广师留记》《不成文文》等

张难先纪念馆位于湖北省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收集、陈列了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先生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史料、遗物、遗著、书画手迹，展出了毛泽东、郭沫若、章士钊、梅兰芳与张难先的合影，以及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李先念与张难先的往来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张难先纪念馆的建立，标志着仙桃市又增加了一个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的基地。

某夏正午，晴空万里，烈日高照，一男子提灯游街通衢。路人怪问：“汝白昼何以提灯耶？”答：“暗无天日也！”

此公，人称荆楚“三怪”之一——张难先先生也。另二怪：严立三、石瑛先生。

携白卷出考场

张难先，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3月30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州东乡接阳村（今属仙桃市张沟镇）一农户。3岁尚食乳便从姻长冯大林师读；少时读《纲鉴》总论，文思益进，17岁读《左传》，上午三小时50页成诵。尊孔孟之道，尤其服孟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以为八股非正学，颇厌恶。

1892年，奉兄命参加州试，步入考场，见诸考生争座位，狰狞可怖，甚憎恶，遂至启门，携白卷退出。事后，书一联：

欲乘长风破万里浪

懒与俗士论八股文

此联反映张难先不屑与追名逐利之徒为伍，而要万里长风、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读《左传》得“思小惠而忘大耻”句，心灵大震。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使他萌发反满意识。1898年戊戌变法，乃为所感，“始究心当时之务”。他在家乡设馆授徒，白天训蒙学生，晚间习技击之术，在庭院内耍枪弄棒，求体魄健壮，日后报效国家。

“中原何日净胡尘”。八国联军的进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张难先更加感到国步维艰。他在室内曾大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舒愤懑。此后，他阅读昌言革命的《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PHY苏报》等新书报，受民主思潮之影响，由崇拜康有为转而追随孙中山——拥护革命，反对改良；拥护共和，

反对保皇。他以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原地区。

1904年初春，张难先辞去教职，告别夫人陈襄勤（1893年正月，张难先与陈襄勤结为伉俪），孑身来到武昌，广结志士以谋救国。他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在新建陆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在营内散发《黄帝魂》、《孙逸仙》、《猛回头》等书，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反清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刘静庵、毛善如、欧阳瑞骅、田桐、雷天壮、宋教仁等相继入社。

同年10月，湘鄂两省策定于清西太后60生辰（11月28日）之际，由黄兴在湘率先起义，补习所响应。不料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在长沙市搜捕革命党人，并电告鄂督张之洞。张难先闻讯立即奔告各同志，与刘静庵销毁本所文献，安排欧阳瑞骅、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军警围查补习所时，已空无一人，一无所得。

悲愤之余，张难先应聘回仙桃市筹办仙桃镇集成学校。刘静庵则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日知会”作掩护，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图谋再举。

1905年夏，张难先重返武汉参加集会。1906年冬，萍醴矿工暴动，孙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应。因叛徒郭尧阶告密，刘静庵、胡瑛等被捕。张难先急忙返回仙桃镇。张之洞的骑追踪而至，逮捕了他，并连夜押回武昌。

几次审讯，张难先供词数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陈述革命大义，但决不殃及他人。巡警道冯启钧在公堂指问供词中“延颈以待”四字是什么意思？张笑答：“我等待诸公砍下我的头颅呀！”

狱中四个月，常有人藉探监机会拿纸来求张难先的字画，卧榻上竟积至盈尺。有一天，某监吏也来求他缮联。他笑而拒绝说：“我是政治囚犯，写了对你不利。”隔日，那吏带着纸笔再次求字。张感其诚，便戏撰一联。上联是“我佛一生居地狱”，这“地狱”二字虽不祥，以语典而切事实，吏尚可接受。继而下联“中原何日净胡尘”，那吏读后，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连，吓得抱头鼠窜，字也不敢要了。

张难先在狱中病重，后经王慎庵、刘熙卿等宿儒保外就医。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夏，张难先再次来到省城奔走党务，此时共进会、文学社俱虎虎有生气。武昌起义爆发时，张难先在汉川市与梁钟汉等人正计议革命事，闻武汉已反正，拥戴黎元洪为都督，即来武昌。后在安襄荆招讨使季雨霖麾下任顾问官。1912年南北议和以后，张即辞职。因目睹某些革命党人浅陋浮躁，专事争权夺利，深感失望，于是退还了任黎元洪秘书及招讨顾问的聘书，购书数，决心回乡读书，闭门反思，十年之后再考虑出山涉事。面壁读书三年，耐不住寂寞。1915年夏，张难先来到北京视政象，得知袁世凯授意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孙毓筠二人。他气愤已极，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扬，即循海道返回家乡，再度在接阳村“且耕且读”，以灌园卖菜为生。

张难先整地、培土、种菜、浇水、施肥，无论冬夏，从不间歇。接阳离街市约三里，为占得一摊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头，等待黎明售菜，见者恻然，他却自若。菜摊少了的时候，他仍定价不二，好心人劝他随市提点价，他却生气了，说：“我张某说一不二，岂能菜少就随意提价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吗？”

某年冬季，张难先家场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杆。他暗地里指使村内缺柴禾的穷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发现责怪他时，他却放声吟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张疯子”的绰号，轰传遐迩。

晚间，张难先在村里课徒授业，并不拘泥于经典，常讲历史更迭，朝代兴亡，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纵横捭阖，囊括华夏五千年。他讲课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引来周围村民听讲，甚至远在十几里外的乡民也赶来旁听。后来，他应邀到市镇上演讲，仍用历史这面镜子去观照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虐无道。张难先的讲演，皮里阳秋，幽婉诙谐，不时博得听众的掌声。此事逐渐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沔阳县令对僚属说：“此人绝非疯子，而是一个熟读古书、心怀异志、对现状不满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树立他的威信，一旦时机到来，即可登高一呼，实不宜在本县久留……”僚属奉令，命张难先离家出走。张难先后来对友人坦言，他蛰居接阳村几年间，确有“揭竿而起”的念头。

蛰居家乡期间，张难先偶读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仿佛见到新世纪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学说、新思想，自觉不能再住乡间面壁而立了，于是再度遣散生徒，于1920年夏孑身赴京游学。张难先为生计而应聘教授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之女苹英；因缺钱乘车，年近五旬的张难先由西直门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坚韧耐劳之品质，可见一斑。

翌年，张难先归里变卖部分家产，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挤住在西直门崇寿寺东房三间小屋。张难先虽潜心研究儒学，却不自我封闭，自觉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之新风，虚心求学求友。他曾撰联自嘲：“亦狂亦学者，极新极旧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学去听哲学家约翰·杜威、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讲学；星期日还出席在西什库冯竹贤寓所的会讲。此间他结识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一起谈学论道。

为了养家糊口，张难先不得已进北洋政府参谋部任录事。月薪仅20余元，常数月不发薪，因而生计颇感窘乏。2月初解下身上棉马褂典当三钱，次日又解下棉被质银一钱五分。时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状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见张家人口多，四壁萧条，拟每月资助他三四十元，他谢绝了，说：“但求在学问上帮助我，足矣！”

此时，李济深也在参谋部任职，张难先和他意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为政府之腐败无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师，请缨无路。一种无奈的心绪，常使他们无言相对。

1922年秋，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张难先因有过谏止黎复职的言论（即致电黎元洪：“时我公想为政客围绕，失其主张。我十年未开口，今请一鸣。公须以大总统让中山，自居副总统职。知此，则南北可统一，公名位日隆矣。”），预感到祸机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轩丧为由，回沔阳避居，临行前劝李济深也早作回南之计。

1923年，李济深任梧州西江善后督办；张难先于秋天应邀，赴粤任该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此间结识了邓演达。冬天，张难先得知中国国民党将改组，即草数千言书寄汪精卫，痛陈历来症痂，望能以大无畏精神洗涤之。汪精卫复函嘉纳。翌年，国民党改组，张难先在高要县党部登记。他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针。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任张难先为广西运局局长，他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走马上任。就职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数十人，开员役大会，决议革除陋规30余项，增加员役薪水以养廉。

1926年元月，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海南省（今海南省）各属行政委员。琼崖共13个县，军阀邓本殷盘踞八年，横征暴敛，搜刮民膏。张难先不负众望，下车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访，杂处于市井贩夫走卒之间，倾听各方呼声，张贴安民告示，查明情况后，便果敢惩处虐民之官吏，拿办垄断乡曲之豪霸，并建立民团，请驻军协助维持治安，于是“张青天”的名声遍于琼岛。

张难先在琼崖近一年，政绩卓著，在国民党内赢得较高声誉。1927年元月离琼回省，被委任为监察院委员。任职期间，张难先力儆贪污，不稍宽假。在职四个月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尽管有诸权势者说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该厂长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长干股贪污案，连传数次才到庭，经一次审讯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审判。三是平反台山县县长刘裁甫冤狱案。张难先办案，铁面无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给黑暗的社会现实闪现了光明的一角。

1927年冬，张难先得知武汉清党一塌糊涂，因不想见熟人，便头戴北方长统风帽，蒙面回到阔别五年的接阳村，想悉心读书，思考一些自己还不甚了然的问题。不久，忽受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颇感惊骇。因为他自知少理财之道，具文恳辞。此时，省主席张知本亲临接阳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却，待张知本走后，他即附轮赴沪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数月，石瑛、刘树杞二友追到杭州市，恳切劝驾，张难先无奈，便随石、刘二友于1928年3月联袂回鄂就职。此前已聘严重（立三）为民政厅厅长，石瑛为建设厅厅长。湖北“三怪”（三老）携手共事，一时在湖北传为佳话。

1928年3月，张难先就职。因旧日厘金局弊病极大，遂从整理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他首先废除了设立于清季已施行88年的厘金局卡税收制度，重订税则。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勋（白崇禧之胞兄），长期恃势装病休养，他便下令撤销其局长职。还有李宗仁的嫡表亲武穴征收局某局长，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职。张难先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称他为“张青天”。

为金融流动以促进经济发展，这年秋天，张难先特意拨150万元基金首创湖北省银行，任命唐有壬为行长。

值得一书的是，同年冬，张难先拨款25万元筹建武汉大学。他意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高等学校乃培养人才之摇篮，于是选定武汉市最优美、最幽静的环境——东湖珞珈山为建校地址，并成立建筑委员会，推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还聘请一位美国建筑工程师主持设计。隆冬时节，年过五旬的张难先，陪美国工程师爬遍珞珈山各山头，主事规划，使武汉大学具有嵯峨宏伟之规模。如今该校师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缅怀这位目光远大的先贤。

1930年元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拔张难先为铨叙部首任部长，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职人员之审核。在任近一年，张难先除了主持编制铨叙制度、法规与条例外，对于不合格者径于免职，触犯刑律者径送法院，毫不宽贷。卫生部一职员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长刘瑞恒气冲冲找张难先争论，张坦然地回答道：“这是政府交给我的职责，违法者不照章办理，就是我违法了。你说呢？”刘无言以对。

同年12月初，蒋介石召张难先至国民政府，告知政府将任命他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难光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立辞，却五次未获准，于年末赴浙江省走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市，张难先仍是青衣小褂，携一仆从杂坐在三等车厢内。火车抵杭时，欢迎的人群涌到了头等车厢，他却已悄然下车，随旅客出站。

抵杭州当天，张难先被迎入濒临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庐”。他见邸宅金碧生辉，宛若内苑，便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赁居于省府附近之城头巷某一中式楼房。他一家住楼下，楼上分别租给省府的两位职员。这就是张难先的平民化的风格。

张难先奉命主浙，负有执行紧缩经济政策清理四千余万元省债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即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合并骈枝机构，裁减冗员，但对杭江铁路、自来水厂、电气厂等项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设厅厅长继续进行，不敢延误。

张难先大刀阔斧改革机构、裁减冗员的举措，引起了一些失业者的不满，他们向上控告张难先,“以省府作私邸”，“纳妾贪赃”……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悄然抵杭，直趋省府，见张难先便说：“我要见嫂夫人。”张答：“她在城头巷。”“不在这里吗？”“不在。”蒋掉头就走。待张备车追赶时，他们已先到，径直进楼房，见室内陈设简陋，陈襄勤夫人也荆钗布裙，朴素无华。夫人把蒋氏夫妇延入客厅奉茶。蒋此时才明白，所谓“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纯系诬陷。当晚柬请张氏夫妇及女儿赴宴，流言随之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