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立三，又名严重（1892年—1944年），别号劬园，湖北麻城人。

严立三曾担任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训练部长，被誉为“黄埔良师”。在北伐战争中，他担任东路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多次战胜强敌，成为“北伐名将”。抗战期间，他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被视为湖北三“怪杰”之一。1940年7月辞职，着手撰写《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

严立三逝世后，董必武特地从重庆市寄去一副挽联，以表达对严立三逝世的痛惜和哀悼之情。联云：“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严立三，又名严重，字立三，晚以字行，别号劬园，湖北麻城人。严立三父亲严宜焕，晚年在安徽颖州府任县知事，“廉正有惠声”，要求子女甚严，对严重的成长影响甚大。父亲英年早逝之后，家无余财，孤儿寡母，生活十分清苦。严立三少年时成绩十分优异。严立三16岁时考入安徽陆军小学。辛亥革命爆发时，严立三正在武汉市，遂参加起义军，任某营司书。同年8月返安徽复学，以第一名毕业。

1914年3月，任杭州水上警察传习所缮写员，其后入北京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1915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与邓演达、叶挺等为同学。1918年9月，保定军校毕业，分发参战军军官教导团任学员，后任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第2师见习、第1工兵营排长。

1919年6月起，先后入西北边防军交通教练所军官速成班、北京政府陆军部无线电传习所受训。1921年严立三任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交通队排长、副官，后返湖北携家眷赴南京，在一所职业学校教书。后接邓演达电约赴广州市。

1921年12月起，任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1团工兵营（营长邓演达）连长、副营长，粤军第1师司令部驻广州留守处主任。1923年12月，任建国粤军第1军（军长许崇智）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3团（团长邓演达）团副，兼任第2营营长，率部参加粤军北伐赣粤边区和讨伐陈炯明部粤军战事。

1924年，严立三来到黄埔军校工作，任第1期教授部战术教官并先后在第一、二、三期任总队长。1924年11月，代理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6月，续任黄埔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术科主任、学生总队总队长，兼任中国国民党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1926年2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严重任训练部代理主任、主任。1926年5月，任军校教授部主任。在此期间，严立三对学生管理严格，甚受同学敬佩，被誉为“黄埔良师”。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严立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招募的大批新兵，组编成两个师，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1、第2补充师。

1926年12月，第1补充师整编为第1军第21师，严重仍任师长，并自兼党代表。他首次提出：“用人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严立三从广东省出师北伐，经江西省、浙江省入江苏省，一直打到苏州市、常熟市，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1927年初入浙江作战时，严立三任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第3纵队（指挥官白崇禧兼）第21师师长，指挥桐庐战役。经血战消灭孙传芳王牌劲旅孟昭月部1万多人。严立三由此得到“北伐名将”的美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立三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蒋介石要严立三回苏州待命。之后何应钦奉蒋之命，宣布严立三因病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

1927年8月蒋介石下台后，在各方努力下，他被推荐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当时尚未成立军政部），他保荐陈诚任副厅长。

同年12月，严立三应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之请，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严立三上任伊始即宣布用人公开，以考试及甄审录用官员，屏谢推荐，他认为民政目的，在于推行地方自治，因开办训政人员训练班，考选优秀人才，亲自授课，宣传自治。1928年2月任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1928年2月8日，兼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由于军人干预省政，严立三难以实现自己的改革方案。1928年春，蒋桂战争发生之前，严立三突然失踪。

1928年11月30日，严立三称病辞职，离职到庐山，住在庐山含鄱岭南麓的太乙村。1930年，严立三回武汉市看望生病的妻子。蒋介石派人秘密前往武昌，授严立三冯阎大战军事总指挥，并授上将军衔，为表诚意，把上将军服都带去了，却依然被严立三拒绝。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以后，严立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十分愤慨，对华族的前途非常忧虑。1936年7月9日，国民政府表彰了在北伐战争时期履历师长以上卓有战功与贡献者，严重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同年，严立三只身北上去陕西省谒黄帝陵，徒步往返，历时3个多月，沿途考察山川地理，访问民间疾苦。1937年秋，他曾密访延安市，与中共领导人有过交往，探讨抗日时局。

1937年12月20日，严立三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8年1月，严立三兼任湖北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不久，陈诚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仍任原职。1938年7月，陈诚委其代理省政府主席职务。武汉市沦陷后，严立三率省政府机关迁移湖北恩施，令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组成湖北联合中学，自任校长。1938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令免兼湖北省政府保安处处长职。1939年2月4日，严立三正式代行湖北省政府主席，代理建设厅厅长。1939年6月10日，严立三被免去民政厅厅长兼职。1939年6月10日严重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1940年2月17日，严立三被免去建设厅厅长兼职。

1940年7月，严立三辞去代理省主席，到湖北宣恩县居住。在宣恩县创办了“晒坪垦殖处”，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1942年5月，他受聘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4月，受聘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评议员、中央监察会监察。

1944年，严立三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多次要求医生别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因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弥留之际，留下了“有罪要火葬”的五字遗言。

严立三早年有些学术论著，包括《大学辨宗》一书在内，都未曾公开发表。当年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在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严立三表示要到晚年再说。严立三在学术上的造诣只有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少数学者知道。严立三著有《礼记大学篇考释》、《大学释义》、《大学辨宗》、《道学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淡》，以及由后人收集的《严立三先生遗稿汇编》。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中心人物邓演达正在武汉，坚持反蒋，言论激烈。蒋介石素知严立三与邓演达交情深厚，对严更加不放心。在南京，蒋介石接见严立三，他对严立三说:“邓演达在武汉，天天喊要打倒我蒋介石，你同他是莫逆之交，为什么不去信劝阻他?”严当即申明，自己是革命军人，奉命北伐，只知任务是打倒军阀，与邓通信也只是说北伐尚未成功，宁汉不能分裂。蒋介石听后仍然不放心，就转移话题，问严近来身体怎么样，副师长陈诚能力怎么样？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严立三当即回答说:“我的胃病很厉害，请准我离职休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能力很强，可以接替我的职务。”蒋介石要严立三回苏州市待命。接着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宣布严师长因病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宣布以后，全师哗然，引起骚乱。严立三当即责令参谋长、军需处长交出关防及全部结余款项，由陈诚接管。这时全师还有结存银元10万多元，严立三全部交出。部属的馈赠也一概不收。交接完毕后，严立三只身乘车去了杭州市，脱去军装，换上僧衣，住进了天竺寺。闻讯前去慰问的，他一概谢绝不见。“明成祖北伐名将”进了寺庙，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严立三的这种处世态度，与他早年的学习修养有关。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以柔克刚等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1931年11月2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通电反蒋，被杀害弃尸南京街头，无人敢去收尸，严立三与邓演达是金兰之好，忍悲冒险为其收尸。

蒋介石对严立三一直都不放心，曾两次亲往太乙村访问，严立三都避而不见。九一八事变后，报界对严立三长期隐居庐山，有所报道，称之为“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说严立三在黄埔区学生中很有威信，给严立三难堪影响不好。不如用共赴国难的名义，邀请他到南京担任一个空头职衔。于是蒋介石派陈诚劝严立三到南京任军事训练总监，严拒绝了；二次又派陈诚劝驾，请严立三出任全国禁烟总监，又被严拒绝。

在湖北，由于军人干预省政，严立三难以实现自己提出的关于逐步推行地方自治、实行二五减租等改革方案。1928年春，蒋桂战争发生之前，严立三突然失踪。严立三住在庐山含鄱岭南麓的太乙村开始了将近10年的隐居生活，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水入厨房，生活上坚持自食其力。劳动之外，便是读书，不过问时事政治。当时很多人对严立三的退隐，感到很不理解，称他为“怪人”。甚至有人嘲讽：“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南北交通要道的襄阳隆中隐居；严立三视官爵如敝屣，却住在冠盖云集的庐山。”来说明他的隐居是沽名钓誉。对于这些，严立三总是一笑置之，不加评论。

严立三经常到各地视察。有一天，严立三来到咸丰县政府，县长秦绍恬还没起床，知道省里有人来，便要来人在会客室等候。严立三于是手书一张“立三有事会见县太爷”的纸条，交勤务员递进去。秦绍恬见纸条后大惊，立即整衣相迎。严立三问：“县政府几点钟办公？”秦答：“八点”。严立三因坐至八点半还没见一人来办公，不禁大发雷霆，命秦绍恬到省政府听候处理。原来严立三前一天就来到了咸丰县城，住在一家小客栈，听闻老百姓叫县长绰号为“秦少刮”。严立三探知秦绍恬政声不佳，早已不满，并非仅因其迟到办公而一时发作。严立三喜欢早起，起床后常常步行到附近各学校、机关，检查作息制度。一天清晨，他步行来到一高中，六时已过，学生还没起床。他亲自执锤击钟，惊醒校中师生。学校主任见代省主席站在操场上，连忙集合学生，请他讲话。他却说：“大好时光，不要被训话耽误了。只希望先生们理解抗战时期，青年学生在此读书不易。千万要珍惜时间，不要误人子弟。”说完后又立即到省政府的各厅、处突击检查，及时处理问题，整饬怠职行为。至此，公务人员也就不敢玩忽职守了，省府机关很快就出现严肃、紧张的气氛，改变了以往拖沓的陋习。

湖北籍人士石瑛、张难先、严立三号称“湖北三怪”。说他们是湖北“三怪”，实质上是说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淤泥而不污，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三怪”之名始于1928年。当时张知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严立三、石瑛、张难先三人同在省政府供职，分任民政、建设、财政厅长。他们三位厅官以不阿权贵，不随流俗，我行我素，而且意气相投，关系很好，被人目为“三怪”。又因他们破除积弊，铁面无私，政声远扬，贪暴震慑，时人亦有称他们为“三杰”者。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1补充师设立，有严立三担任师长。严立三组建该师伊始，即倡导“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在全师实施“三公开”，即“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部队各级官长可以互相批评。对部队的人事、经济、教育、管理、训练、作战等，无论官兵都可以提出意见。提出的问题，上级军官解决不了，可以越级反映，只要不是诬告，都得处理，不得打击报复。黄埔教官出身的严立三十分注重军队日常的训练，规定部队驻防三日要出操上课；驻防期间，必须制定计划，按表实施。部队经常进行实战演习、实弹射击，他认为与其在战场上浪费子弹，不如平时用在训练上。严立三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严格律己，生活俭朴，处事公正，赢得广泛敬重，对广大官兵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1926年11月底，第1补充师从大庾梅岭入赣，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1师，仍由严立三任师长。第21师是名副其实的将军摇篮，从这里起步走出去的将军有陈诚、周至柔、罗卓英、王中柱、王敬久、宋希濂、李树森、孙常钧、许用休、黄维、霍揆彰、宋瑞珂、王朗、袁守谦、张世希、郑炳庚、王副乾。一级上将和上将各2人，中将12人，少将1人，可谓将星云集。

武汉会战前，在严立三主持下，湖北省政府制定了《非常时期应变方案》，于省会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一一规划，付之实施。严立三留守武昌到10月25日武汉市撤守，日军进占前夕才离开。他绕道汉江抵达宜昌市后，立即在三游洞主持工作，布置未来战局各种因应事宜。

1938年下半年石瑛与严立三力主恢复难行的旧蜀道，修通了与四川万县交界的“施利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到利川市)、与湖南省交界的“咸来路”(咸丰县至来凤县)、恩施至宜昌的“施宜路”。这些道路相对易修建，而且造价低。当时修通的道路，对抗日时期沟通东西南北，保障军民物资供应补给起了重要作用。

严立三看到鸦片的严重危害，力主严禁鸦片。他下令公务人员严禁吸食鸦片，1939年春，将吸食鸦片的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处以极刑。并以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颁布法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但这项法令报告上去，军事委员会执行总监不予批准，行政院不予备案，司法部提出驳斥。严立三一直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通过力争，蒋介石终于默认，使这项法令在湖北得以实施。

严立三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对于地方官员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持默许或支持的态度。武汉市沦陷后，汉阳县长陈绳武、汉川市县长龚熏南等均曾一度与中共合作，将中国共产党所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编为当地县政府的中队，仍由中共领导，保持独立性，粮饷则由当地县政府供给。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得到严立三的许可，两位县长是不敢作主的。严立三任用的县长，有些人受到他的影响，与中共保持合作关系，如监利市县长郑桓武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韩白起、萧抱真等约10人的小组合作领导抗日。郑桓武和五峰县长章致铨、石首市县长刘儁等，都受到中统、军统的多方攻击，被指责为有共产党嫌疑，要求严立三予以撤职查办。严立三为了保全他们，顶住各方责难，多方予以维护。

董必武得知严立三去世后，特地从重庆市寄去一副挽联，以表达对严立三逝世的痛惜和哀悼之情。联云：“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万耀煌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时（1946年4月—1948年4月），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市，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以表达社会各界对严立三敬仰和缅怀。

他的黄埔军校学生袁守谦、宋瑞柯、韩浚、及白如初，严正，梁漱冥等撰写回忆录，歌颂他治军，从政的业绩、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以专辑刊载严立三、张难光、石瑛三位湖北名人的事迹，封面绘着梅、竹、松，并题诗赞誉其人品德操风范：“镶寒载冰梅竹松，坚持雅操岁寒同，楚中物望严张石，无愧岭峙节士风。

抗战胜利后，湖北人民为了纪念抗战名人严立三，方鲁在宜昌三游洞临摹下严立三所书“不共戴天”，湖北省政府在晒坪刻青石碑矗立于严立三驻地，好友施方白题字，以示抗战精神与晒坪永存。石碑正面雕刻“不共戴天”四个字，落款为民国二十八年春“劬丁”，一侧为“劬园”二字。

陈诚后来在台湾回忆往事，对严立三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评价严立三“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的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持续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足不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