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杭州市，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与“火箭之王”，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钱学森在上海市出生，后随父迁居北京，1935年9月起留学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西奥多·冯·卡门，1939年拿到博士学位，1947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最年轻的终身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钱学森遭到美国的无理羁留长达5年。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新中国。此后长期担任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主要技术领导职务。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于1960年2月发射成功。此后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1970年4月，牵头组织实施中国卫星一号“东方红一号”发射任务，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70年代以后，钱学森又参与了一系列与导弹、火箭、卫星相关的重要工程与试验，为国防和航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其理论探索也开始向更多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延伸。1994年6月，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05年，他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9年因病于北京逝世。

钱学森最突出的贡献是领导和指导中国火箭导弹的工作，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导弹的强国。但他的科学和科学思想成就是多方面的。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和固体力学方面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音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的概念。航天技术方面，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研究了星际航行的可能性。提出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概念，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推动了中国的系统科学研究，对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设、情报学、科学管理与教育等也有重要贡献。

因为钱学森的杰出贡献，1991年10月16日，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1年，江泽民号召“向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学习”。2001年12月21日，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1980年10月14日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2009年，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在上海市出生。相传其祖上为五代十国时钱镠，当代亦有众多政治家和学者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复、钱穆等。不满三周岁时，因父亲钱均夫赴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于1914年跟随迁居北京。幼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颇有悟性，记忆力也很强，3岁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以及《增广昔时贤文》《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的内容，同时还能心算加、减、乘、除。其聪慧之名传于邻里。钱钧夫经常给钱学森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字后来成为家训，深深影响钱学森。

1917年9月开始，钱学森先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附属中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钱学森都表现出了过人之处。如小学低年级时，他能够领悟某些空气动力学常识，折出的纸脱手镖借助风力飞得非常远。钱学森还曾回忆，他在附小听过时任老师邓颖超所作的爱国主义演讲，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到了北师大附中阶段，由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师大附中学习环境、校风学风都较好，有开拓和创造的风气，同时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钱学森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24年1月17日，鲁迅来到师大附中做了《未有天才之前》的讲演，此时钱学森读初一。1925年4月，钱学森在学校图书馆询问图书管理员有没有关于列宁的读物，后在图书馆借阅了一本科普《相对论》的著作。

在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涯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建校80周年时，70岁的钱学森回到母校，他回忆当时同学们都感到一个问题压在心上，就是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他为了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此外，读中学期间钱学森深受父亲好友蒋百里（后来成为钱学森的岳父）的影响。蒋百里不仅是军事家，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以及罗素哲学也有所研究，他与钱学森的几次谈话大开其眼界，也培养了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

1929年9月起，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1930年暑假因染伤寒及体弱，休学一年。借此机会，他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他先后读了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尼古拉·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方哲学史，也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31年9月，钱学森回到学校上大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接触到共产党相关的组织。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后，钱学森又积极参加交大学生的抗日活动。在大三那年，钱学森还加入了交大的管弦乐队。

1934年7月，钱学森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随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航空机架专业公费生。与他同期考取的，还有张光斗、王竹溪、赵九章、夏鼐等人。为了在留美之前补习一些航空相关的知识，钱学森又在空气动力学王士倬教授的指导下先后到杭州笕桥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第二航空修理厂、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厂、上海海军制造飞机处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和进修。1935年夏天，钱学森前往清华大学访问，这次来清华参观对钱学森的影响很深，尤其是王士倬和王助这两位导师，不仅注意引导钱学森重视航空工程实践和制造工艺的探讨，而且非常注意引导这位即将留学海外的学生全面了解中华文化，提升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1935年9月至1936年夏，钱学森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克服了受到的歧视，短短一年就获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秋，他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拜访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同年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冯·卡门。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冯·卡门每周主持一次研究讨论会(research conference)和一次学术研讨会(seminar),这些学术活动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根据冯·卡门的提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钻研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同时，遍阅各国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最新文献，力求掌握这门科学的全貌。他每天学习和工作达十几个小时，白天一半时间看书，一半时间讨论，晚上接着继续研究。

1937年，钱学森加入了一些同学组成的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担任理论设计师的角色。当时火箭还属于幻想中的事物，火箭研究小组也被称为“自杀俱乐部”。起初小组中有四个"火箭迷"，F.J.马林纳和史密斯是航空工程研究生，负责总体设计，化学专业的帕森负责制造火箭燃料，而福尔曼则擅长机械制造。史密斯知道钱学森的数学功底很好，就把他也拉进了火箭俱乐部。他们的探索得到了西奥多·冯·卡门的支持。

钱学森和马林纳由于有共同的兴趣，使两位青年结成良友。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也得以结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威因鲍姆(Weinbaum)。钱学森参与了威因鲍姆家的读书会。那里的常客有马林纳夫妇，还有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的生物学博士杜布诺夫、物理学博士法兰克·奥本海默（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等。他们都是美国共产党员。但当时钱学森并不知道这个读书会的很多成员是美国共产党员，读书会实际上是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当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来到洛杉矶的时候，读书会的成员们还去听过白劳德的演讲。

1938年，钱学森与西奥多·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形成了《倾斜旋转体的超音速流》一文，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是年冬天，钱学森和马林纳还扩充了原来由史密斯和马林纳进行的探空火箭性能研究。在《航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探空火箭(特别是有关连续脉冲式推进的)飞行分析》的论文，找到了一些飞行计算问题的数学解。

1939年，美国科学院接受了西奥多·冯·卡门的建议，在加州理工学院设立了火箭研究中心。同年6月，钱学森以《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博士论文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钱学森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担任研究员，直至1943年。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音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经由钱学森发表的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音速流》以及西奥多·冯·卡门在1941年发表的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成果。二人对翼上的压缩作用提出了更普遍的修正，使它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卡门-钱学森方法能给出某一速度范围内的满意结果。由于阐明了压力修正公式，后被学界称为"卡门一钱近似"公式。这一阶段，钱学森与卢嘉锡、袁家骝、张捷迁等人交往密切。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得到了一个外号：the son of Heaven（天之子）。随着钱学森声名鹊起，清华大学的王助教授等人也写信希望钱学森能早日回国。但西奥多·冯·卡门认为钱学森还应该再对航空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于国于己都更有利，因此将钱学森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1942年，钱学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成绩，同时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同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师之一。

1943年，钱升任助理教授。1944年，美国陆军获得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林家翘、钱伟长也参与其中，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美国科学咨询团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加州理工学院也在本年提升他为副教授。1946年，冯·卡门因与加州理工学院产生分歧而辞职，钱学森跟随恩师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航空系副教授。同年开始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的概念。次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同时也成为了该校当时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此后，钱学森还担任了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麻省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

1947年，钱学森与蒋英于上海市结婚。同年9月26日，二人在美国波士顿安置新家，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一台钢琴。

1949年秋，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当年10月，钱学森开始为回到中国做准备，退出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并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次年初夏，钱学森向时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提出回国探亲，但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的审查，他们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同年，钱学森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住宅被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稽查人员包围，之后被拘留。拘留期间，钱学森遭到十分不公平的对待。24小时有探照灯对准他，不让他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监视他是否逃跑。在杜布里奇和从欧洲赶回的西奥多·冯·卡门的努力之下，钱学森结束了特米诺岛拘留所15天的拘禁之灾，出狱当天蒋英来到特米洛岛接钱学森回家，发现钱学森失声，体重减轻15公斤。经过休养，钱学森恢复言语能力，但是他不能从事自己之前的研究，且必须每月向洛杉矶移民局汇报行踪，事实上仍处于软禁之中。

被软禁期间，钱学森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54年，钱学森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1955年，钱学森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他决定写信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防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出笔迹。经过一系列转寄，这封信最终到了陈叔通手中。陈叔通随即把信交给周恩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方代表王炳南在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出示钱学森致陈叔通的信，要求美方准许钱学森离境回国。同年，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通知钱学森允许离开美国。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与钱学森商谈研制导弹事宜。此后，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主要技术领导职务。

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同年，钱学森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向国务院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参与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全国力学研究总体规划，并担任综合组组长。1957年5月，钱学森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9月，钱学森作为科学技术顾问随聂荣臻赴苏联访问，为中苏新技术协定的顺利签订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1959年11月12日，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入党，钱学森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0年2月，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1964年6月，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东风-2弹道导弹”发射试验。1965年1月，钱学森同志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主持制定了《火箭技术八年（1965-1972）发展规划》，组织领导地地导弹、地空导弹、岸舰导弹和固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燃料导弹、运载火箭以及卫星研制试验等任务。1966年10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1968年2月，钱学森兼任新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在周恩来总理等的支持下，他努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狠抓研究院机构组建、工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卫星研制质量，指导地面发射和跟踪测量系统建设。1970年4月，他牵头组织实施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任务，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1971年3月，钱学森组织完成“实践一号”卫星发射试验，首次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为中国研制应用卫星、通信卫星积累了经验。1973年9月，钱学森首次提出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此后组织启动了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1972年至1976年，钱学森参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研制工作，提出了建立导弹航天测控网概念；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组织启动了远洋测量船基地建设工程；指挥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又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中国首次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中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此外，开始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如建设现代化科学技术体系，关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的研究，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推动山水城市理念推广等。1994年6月，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钱学森晚年对社会最大的影响当属提出“钱学森之问”。1980年代，钱学森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基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问题，提出知识密集型农产业的思考。但学术界反响不大。钱学森意识到自己不能只提出理论，还要培养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了这样的期待：“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因病在北京市逝世，享年98岁。11月6日上午，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送别。

在流体力学领域，钱学森的重要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他研究了可压缩性带来的两个最基本的效应：热效应和波阻效应，给出了波阻与摩阻的比例，指出这个比例会随马赫的增大而增大；另外还给出了气流从对飞行体冷却转化为加热的判据。第二方面是他根据导师西奥多·冯·卡门的建议，研究了在较低马赫数条件下可压缩性对机翼升力的影响。他所得到的用来对机翼升力作出修正的公式，后来被称为卡门-钱公式，它在当时直接对飞机的设计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并证实了在轴对称和一般条件下，理想流体流动的局部超声速无旋流场中出现极限线后，必然出现激波，使全局性连续无旋流场不能继续存在。这时的来流马赫被定义为上临界马赫数，以表明这是可能存在连续无旋流场的最高马赫数。之后在与郭永怀合作的论文里，钱学森提出了理想可压缩流体绕流流场的严格解法，定量地求得了上临界马赫数。流场中一旦出现激波，机翼的阻力马上就增加，上临界马赫数是与最小阻力相对应的。在理论上和设计实践中，上临界马赫数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此外，他还介入了流体力学的分支稀薄气体力学的研究。钱学森考虑到，远程喷气飞机的最优飞行高度估计在100km左右，那里空气非常稀薄，不能当作连续介质看待，必须运用稀薄气体力学的概念和方法来指导飞机的设计。他在1946年的一篇论文中，介绍了分子运动平均自由程l的概念，并用l与物体的特征长度L（或边界层厚度λ）之比形成一个无量纲常数，在由马赫数和雷诺数构成的平面上，以l/λ为指标，把该平面划分为四个区域：自由分子流区、过渡区、滑流区和气体动力学区。钱学森提出的流动区域的划分原则被人们认为是研究稀薄气体力学的开创性工作。

在弹性力学领域，钱学森的主要贡献是对壳体结构的处理。壳体结构是减轻飞行器的有效途径。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困扰航空结构工程师的严重问题是带曲率薄壳结构的稳定性，因为当时所有理论预测的失稳临界值都远大于实验值，这使工程师们没有科学理论可遵循。钱学森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把注意力转向弹性力学方面的难题。在多篇论文中，他和西奥多·冯·卡门首先确认上述难题一个具有多个平衡位形的非线性问题，建立了相应的方程；结合实验观测，第一次用能量法得出了接近实验值的临界判据。钱学森对这类非线性失稳现象所做的深刻分析和使用的计算方法，对当时的力学界和航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空气动力学方面，钱学森着重于研究真实气体在低密度、高温、高压条件下的物理特性并将其作为新的因素，体现和应用于空气动力学问题，推动了空气动力学向新领域的开拓。他系统地提出了火箭和喷气推进技术面临的科学问题。为了解决火箭发动机耐高温的问题，钱学森提出，在发动机工作时间短的条件下，可以舍弃传统的弹性力学方法而改用流变体力学的方法；他还提出，为了实现远程和洲际火箭航行，可以设想在火箭上安装翅膀。我们知道，这种设想后来在美国航天飞机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航天飞机正是利用这个道理实现了重返地球的长距离滑翔，克服回地所面临的热障问题。

1939年钱学森与马林纳（Malina）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为1937年他参加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汉姆航空实验室火箭小组后从事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该文章是钱学森在火箭方面的第一篇论文，讨论了探空火箭的飞行弹道问题，特别联系到一种利用固体燃料以脉冲方式驱动的发动机。因为这是当时火箭小组实验所采用的方案。文章指出，探空火箭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远大于实际已经达到的高度，探空火箭还有很大发展潜力。钱学森对探空火箭飞行弹道作了深入和全面的力学分析，包括重力场变化和气动阻力的影响，它将当时尚属初创阶段的火箭技术置于科学基础之上，为其他学者带来了示范和引领。钱学森指出，脉冲驱动不是影响飞行高度的本质因素，因为只要脉冲的间隙足够短，它与连续驱动并无区别，真正重要的是燃料的比冲。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1962年，在出版的专著《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钱学森发现，要解决高温、高压和高应力状态所带来的问题，传统的实验手段有局限性，必须借助原子、分子和凝聚态物质的微观理论，因此，1953年，钱学森正式为力学提出了一个超越经典力学的新领域，即物理力学，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这种观念，不仅在力学，在物质的微观理论与工程技术研究相结合的方面，并且在其他众多领域已经被普遍采用。它代表了力学革命的方向和路线——力学的细观、微观化。

钱学森明确提出了物理力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物理力学的目的是从材料的原子、分子结构的微观性质预见其宏观力学性质。研究内容是工程所感兴趣的物质的宏观力学性质，包括宏观平衡态性质和宏观非平衡态。在方法上 ， 原则上用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但由于计算能力的限制，原子、分子的性质不能单靠量子力学导出，也要灵活利用实验数据，及物理化学的既有成果。由于物理力学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深入研究问题的机理、构造及其简化模 型。研究结果要真正可用，因此要运用有效的数学工具和运算方法。这些规范使物理力学不同于统计物理、物理化学、物理学等学科。钱学森把上述规范概括为：用物理学的观点来解决力学里的问题。

1948年维纳（W. Wiener）发表了《控制论》一书，钱学森因为具有从弹道火箭到可控和制导火箭技术的丰富的研究经验，迅速领悟了控制论的重要性，很快便运用控制论的原理解决了一批喷气技术中稳定和制导系统的问题 ， 诸如火箭喷管的传递函数、远程火箭的自动导航以及火箭发动机燃烧的稳定等问题。他发现，不仅在火箭技术的领域内，而且在整个工程技术的范围内，到处存在着被控制的系统。而且有关的系统控制的技术也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很有必要用一种统观全局的方法来了解和发挥导航技术和控制技术的潜在力量，用更系统的方法来观察 问题，寻求新方法，揭示新前景。于是钱学森提出了工程控制论。

钱学森将控制论的主要问题概括为 “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整个系统总体的运动状态” 的研究；而工程控制论则被界定为研究控制论这门科学中能够直接用在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那些部分。它除了应当包括伺服系统工程实际的内容之外，还在于作为技术科学，把工程实际中各种原理方法整理总结成为理论，以显示其在不同领域应用中的共性，以及许多基本概念的重要作用。工程控制论的重点在于理论分析而不是系统部件的详细构造和设计问题。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体系包括三部分：处在工程技术或应用技术层次上的是系统工程，这是直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但和其他工程技术不同，它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技术; 处在技术科学层次上，直接为系统工程提供理论方法的学科，如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 处在基础科学层次上属于基础理论的系统学和复杂巨系统学。其中，“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是其核心。

按照钱学森的系统分类，若子系统数量非常庞大，如成千上万、上亿、上百亿等，则称为巨系统。在巨系统中，若子系统种类繁多，并有层次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称为复杂巨系统。这些系统与其外部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所以称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如生物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地理系统、社会系统、星系系统等。

钱学森认为，要重点研究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社会系统和地理系统等复杂的运行机制和深层的内在规律。通过五“观”（胀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 ）和四 “统 ”（四种开放的复杂巨型系统）理论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新的统一性。从规律的网络性、共同性、决定性方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深层的、复杂的内在统一性。钱学森提出了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其实质是把专家体系，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这个体系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它能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统统集成起来，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这一方法在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的方法之间构筑了一般的、综合交叉的科学方法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的动态网络系统。钱学森还通过系统科学，找到了实现认识圆圈的认识方法，指出了实现认识辩证法的一种运行机制和组织形式。

钱学森将人体科学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相并列。他认为，人体科学的研究范围是人体的功能，如何保护人体的功能，并进一步发展人体潜在的功能。在人体科学中，钱学森特别强调人-机工程这样一门技术以及医疗，特别是中医的作用。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

钱学森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学术研究已经体现出一种工程科学的思想。钱学森发扬了西奥多·冯·卡门所主张的现代应用力学料精神，结合自身的科研经验，认为科学包含两个部分，即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科学与工程之间的桥梁。前者的目标是发现和建立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后者的目标是建立将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转化为工程师们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工程科学不能满足于帮助解决产业界和工程师当前的任务，更主要的重要的是要有预见性和超前性，为产业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从事工程科学研究的专家必须掌握数学、自然科学理论和工程方面相关的知识。

1979-1980年，钱学森以 “科学学 ”为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集中阐述了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特点和分支领域等问题。为科学学这一学科的创立、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科学学是科研系统工程的一个主要基础，是科学，不属技术”，“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来考察，研究和总结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属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

1979年，钱学森在《科技情报工作》第七期发表了《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及其影响》一文，敏锐指出：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从信息存储载体、信息显示、信息检索和信息传输等方面给中国现代图书、情报和档案事业带来极大变革。他建议培养“信息科学技术”人才，图书馆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掌握信息科学技术，未来的图书馆员将会是信息专家或信息工程师，是信息体系的建设者，也是用户的信息向导和顾问。1983年7月，钱学森在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又做了题为《科技情报的科学技术》的报告，着重强调图书情报工作应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等高科技，将知识快速存储、标引、检索、激活，广泛开发图书情报信息资源，达到古今中外人类知识共享、共有“大成智慧”，使人的思维更科学、更敏锐，加快人类进步的步伐。

钱学森对情报研究工作的学科定位以及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说明。他将情报研究归属在思维科学的范畴，认为情报最终是与人的意识思维相互作用的，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将情报科学技术概括为资料的搜集技术，情报整理、存储和提取技术，情报分析与综合技术，又将情报分析即情报研究称为“知识和信息的激活技术”， 这种综合技术要用到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方法。他还指出情报工作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运用系统辨识的方法。

20世纪60年代初，钱学森感到国家建设急需爆炸成型理论的支持，倡导建立一门力学分支学科“爆炸力学”，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建立了爆炸研究室，在研究解决爆炸加工、大爆破、核爆炸、穿破甲、爆破安全等应用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将他的系统工程理论运用到国家的科学建设上。他应用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 和 “开放复杂巨系统 ”理论，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 “四个系统、九大领域 ”的宏观建议。 “四个系统”即物质文明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系统、政治文明建设系统 （包括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政体建设 ）、地理建设系统（包括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钱学森从战略高度，把科学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联系起来，并且建议把九大领域的建设组成复杂的、动态的、优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实施。

20世纪80至90年代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领导期间，积极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开创、推动面向企业的“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引导企业科技工作者把振兴中华的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蓬勃开展；积极推动科技兴农活动，倡导发展沙草产业，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民依靠科学技术脱贫致富；倡议设立“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1994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他主持成立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倡导学科交叉融合，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支持编纂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充分发挥科协组织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高度重视科协工作的理论研究，推动理顺科协管理体制，加强科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为发挥好科协组织横向联系广泛、组织网络健全的独特优势，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和普及推广、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上资料参考：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他在美国学习期间与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根据钱学森的提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钱学森又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钱学森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首任所长至1984年。在此期间，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钱学森是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倡导者之一，并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系主任长达20年，为该学校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此外，作为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综合组组长，在确定核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等六大紧急措施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的创建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以钱学森发表的《现代科学技术》一文为契机，中国一些从事科学理论、科学政策、科学管理和科技情报研究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始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积极引进和介绍国外有关文献资料，并最终使得科学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科学。

在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领域中，有以普利高津、赫尔曼·哈肯为代表的欧洲派；有美国的圣菲研究所；以及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学派。钱学森将“工程控制论”“自动控制论”发展为“系统工程”。针对系统科学， 20世纪80年代末钱学森提出了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这在世界上是独创的理论和方法。

钱学森一生创造和译定过不少的科技名词，许多都已经成为当代科学领域中的通用术语。如高超声速 (hypersonic)、超级空气动力学 (superaerodynamics)、技术科学 (engineering science)、工程控制论 (engineering cybernetics)、自动控制 (cybernetics)、制导 (guidance)、导弹 (guided missile)、物理力学 (physical mechanics)、激光 (laser)、航天 (interplanetary flight)、航天员 (astronaut)、航宇 (interstellar flight)、遥感 (remote sensing)、渺观 (ultra-microcosmic)、胀观 (swelling-cosmic)、遥作技术 (telescience)、系统学 (systematology)、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OCGS)、大成智慧工程 (meta-synthesis)、总体设计部 (department of integrative system 设计)、天军 (space army)等。

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2007年度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物理学家郑哲敏：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是骄人的，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创建了火箭和航天事业，我们要学习他爱国奉献精神和终生不断关心新生事物、新思想，坚持科学研究，他的技术科学思想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微波遥感专家姜景山：钱学森不仅是中国力学科学的创建者，还是中国空间探测技术的推动者和创始人。”

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曾在纪念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人民科学家的精神丰碑》中表示：“钱学森始终把祖国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把民族振兴作为最高追求，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褒奖，用炽热爱国情怀和崇高民族气节，谱写了感天动地、撼人心魄的爱国诗篇，彰显了爱国知识分子胸怀祖国、心忧天下的历史责任。”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在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钱学森是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理论的首倡者与新兴学科的奠基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推进者，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的导师西奥多·冯·卡门这样描述他与钱学森的第一次会面：“1936年的一天，他来找我寻求进一步深造的建议。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神情严肃，他异常精确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立刻被他思维的敏锐和敏捷所折服，他和我一起解决了许多数学问题。我发现他富有想象力，具有数学天赋，并且能够准确地将自然现象的物理形式图像化呈现。我和钱成为了亲密的同事。

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钱学森是最优秀的火箭专家之一，他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在钱学森回到中国后，金贝尔又说：“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加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学院：钱学森是中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和控制论学家，对火箭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5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成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温家宝曾公开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中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也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引发社会思考。

钱学森一生淡泊功名利禄，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出席应景活动、不接受媒体采访，先后请辞院士等头衔达30多个。他反对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航天之父”；他姓钱但不爱钱，把自己一生获得的数百万元巨额奖金全部捐赠出来，用于沙漠环境的治理。据常万全所言，钱学森回国几十年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反而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多次主动要求降低待遇。作为前政协副主席，钱学森一直居住在归国时安排的一座普通公寓单元房，组织上几次要给他调换，他都婉言谢绝。

1933年，时年22岁的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读三年级。钱学森在一次水力学考试中答对了所有的试题，金悫教授也在试卷上全都打上了对号，并准备给他满分100分。但是，当试卷发下来以后，钱学森自己却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错：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于是钱学森立即举手发言，指出自己的错误，主动要求老师扣分，并将试卷退给了老师。最后，金悫教授为钱学森扣掉4分，给到96分。此后，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金悫教授也将这份考卷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文件，回忆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除了父母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5位外，其余12人都是钱学森的老师。父母对钱学森的影响深远。比如，钱学森曾说：“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钱均夫在花钱给钱学森买书上十分大方，并坚持为儿子挑选图书、画报。钱学森行将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时，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大箱“中华文化丛书”。又如，钱学森3岁时，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从杭州市迁居北京。当时钱家的四合院附近住着许多穷困人家。母亲经常帮助邻居。钱学森说：“我的母亲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

关于老师，钱学森回忆自己1923-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曾举过一个例子：“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第一流的学校。我至今仍非常怀念。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美术老师则认为钱学森在艺术上有天赋，应该学画画。最终，钱学森做出选择：学铁道工程，学造机车。1929年，钱学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机械学院。

1930年暑假，钱学森因为染上伤寒，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钱均夫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很快掌握了国画技巧。临近毕业时，钱学森所在的1934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封面，都是他设计的。钱学森还以音乐为友。他加入铜管乐队，每天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有一次得到一笔奖学金，他第一反应是到上海南京路买一张《音乐会圆舞曲》唱片。

1941年，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科学学报》发表科研成果《柱壳轴压屈曲》一文，攻克了困扰航空界多年的难题。这篇文章仅有10页，但研究过程中仅编有页码的推导演算手稿就达800多页，其中有些计算数字精确到了小数点后8位。论文完成后，钱学森把手稿存放到纸袋里，并在纸袋外面写下了“Final”（定稿）字样。但他立刻想到，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于是，他又写上“Nothing is final”（永无止境）。

1954年，钱学森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在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科学美国人》杂志希望作专题报道，并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这个想法被钱学森回信拒绝，信中写明了一句话：“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第二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来到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回国的邮轮。码头上挤满记者，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美国。钱学森回答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今后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因美苏冷战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红色恐慌”。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逮捕钱学森，指责他隐瞒了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取消了他参加他火箭研究工作的资格。当时，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交往甚密的几个朋友，都是美国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就是将钱学森引进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组的组长、同时从师西奥多·冯·卡门的学长，曾任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的弗兰克·马林纳（Frank Malina）教授。马林纳曾与钱学森同时受到指控，被撤销教授职务和实验室主任职务，并受到联邦调查局通缉。他最后到了法国，1981年在法国巴黎去世，终生没有再踏上美国的土地。

钱学森故居是一幢三进式木屋民居，位于浙江省上城区方谷园2号。该故居的一楼设置成展厅，通过图板、实物展陈、纪录影片等多种形式，按照时间线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钱学森生平重要时刻。2022年5月，钱学森故居入选2022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等学校建有钱学森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建设的钱学森图书馆于2011年12月11日正式开馆，被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称号。上海交大的钱学森图书馆由国家投资兴建，于2011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百年之际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建成开馆。收藏有6万2千余件钱学森珍贵文献、手稿、照片和实物，布置陈列着3000余平方米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主题展览。

2010年9月13日，钱学森塑像在中国科大西校区芳华苑落成，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钱学森像人物材质：铜质，背景材质：红砂岩；塑像正面志的内容是是钱学森简历，背面题有钱学森先生的殷切寄语： “任何科学上的伟大创造，都是平凡的大量积累的结果。” 塑像中人的高度为钱学森本人1.70m*1.5=2.55m，背景的高度为3m，长度为6m，厚度为1.5m；黑板上的公式内容为第二宇宙速度。

2019年4月19日，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与同时期被誉为“航天四老”的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磐等老一辈航天专家一起阔步向前的全身铜像雕塑群，19日在航天科工集团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大楼前落成亮相，这也是中国首座纪念钱老等五位航天元老的铜像雕塑群，旨在缅怀中国航天艰苦卓绝、拚搏奋斗的发展历史，推动青年一代传承航天精神。

2011年5月25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五）》纪念邮票1套4枚，其中第二枚邮票是“应用力学、航天与系统工程学家钱学森”。邮票规格40×30毫米。

中篇评弹《钱学森》由评弹表演艺术家徐惠新执笔编剧，江苏省演艺集团评弹团于2019年创排。该剧通过《寒风》《破阵》《长啸》三章，描写了钱学森回到中国时遇到的艰难险阻和归国后的故事。曾获第四届江苏省文华奖节目奖、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并入围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2011年12月16日和17日晚，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携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解放军歌剧院推出歌剧《钱学森》。歌剧《钱学森》通过钱学森和夫人蒋英的爱情故事以及冲破重重阻碍回归祖国的过程，展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该剧还触及了钱学森倡导的“科学与艺术在深层融通”的理念，从一个角度解读了他在去世前发出的“钱学森之问”。

2012年3月2日，由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电视艺术中心出品，张建亚执导的电影《钱学森》在中国内地上映，完整展现了钱学森的传奇人生，演员陈坤在剧中饰演钱学森。为了更加真实地展现钱学森从年轻时期到老年时期的本来面貌，剧组特别邀请了中国香港特效化妆师连凯亲自为陈坤制作面部倒模。2021年，该电影参加了国家电影局部署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此外，在2019年播出的电视剧《外交风云》中，也讲述了钱学森回国的艰难历程。刘恺威在该剧中饰演钱学森。

2022年5月9日，由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书）院制作的交大“大先生”系列话剧钱学森篇《归·期》登上舞台，重现当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碍归国的先进事迹以及歌颂他建设新中国的强国之志与报国之心。

1996年，《蚕丝：钱学森传》英文版正式出版。该作品由美籍华人张纯如历时三年从美国国家档案局、美国国防部等相关单位搜集了大量的历史绝密资料，查阅了相关的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的大量文献记录，并实地访问上百位钱学森的同事、师长、学生等群体，采用洗炼而故事性的笔法撰写而成。

知名科普作家叶永烈曾撰写《走近钱学森》一书。2009年，该书刚刚写完，就传来钱学森病逝的噩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极快速度，在钱学森去世一个月的那天，正式出版了42万字的《走近钱学森》一书。之后，叶永烈听取众多意见，作了订正，并由钱永刚教授提供采访线索，专程赴北京作了诸多补充采访，在第一版基础上增加了20万字，修订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他又对此书作了修订与校改，交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叶永烈的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是还原了钱学森普通人的一面。

2009年11月11日，西安交通大学决定将每年的12月11日定为西安交大“钱学森日”，作为西安交大永久性的纪念日，以缅怀杰出校友钱学森，学习和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卓越风范。

1995年，经中央同意，具有百年历史的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1996年4月8日，在钱学森图书馆命名仪式上，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王统业少将代表钱学森学长专程前来出席仪式，并宣读了钱学长的亲笔书信——《图书馆与钱学森》。他在信里深情地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

2011年12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宣布，依托五院组建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Qian Xuesen Laboratory of Space Technology），引领空间技术创新发展。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空间技术综合发展战略研究与空间系统论证；空间系统工程研究与仿真验证；新概念、新系统探索研究与集成；前沿技术、战略高技术和重大应用基础技术研究。

2022年9月1日，北京钱学森中学举行主题为“青春献礼二十大，真善美一新征程”的开学典礼暨北京钱学森中学揭牌仪式活动，第一个以钱学森名字命名的中学正式建成。

1980年10月14日晚，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新的小行星，并进行了多次跟踪观测，计算出它在空间运动的轨道参数。观测和研究结果对外发表后，国际小行星中心随即给予1980ta6的临时编号，并通报世界各国天文台进行观测证实。此后，这颗新小行星先后在7个不同的年份里得到美国洛威尔天文台、苏联克里米亚天文台等6个天文台的17次观测证实。国际小行星中心遂于1988年2月给予它第3763的国际永久编号，并确认紫金山天文台拥有发现、命名权。2001年8月4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中心发布《小行星通报》第43188号，小行星3763被命名为“钱学森星”。2001年12月21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盛大仪式，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严俊宣读了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钱学森星”的决定。它也成为第一颗以中国航天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国内有多个以钱学森之名命名的高校班级。如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实验班”(2007年)、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2009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钱学森实验班”(2009)、国防科技大学“钱学森创新拓展班”(2010年)和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班”(2013年)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钱学森空间科学实验班”（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