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襄阳，作家，曾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蒋方舟的成长故事被选入中宣部对外宣传系列片《中国孩子成长的故事》，在国外播放。

蒋方舟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之后被湖北省教委列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读本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十二岁开始在全国十多家报刊担任专栏作家。2004年，初中生蒋方舟出版第六本书《邪童正史》。2005年4月，蒋方舟因文学特长被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录取。10月，她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学会首任主席。2008年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散文《审判童年》。2009年10月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人民文学奖评奖中，蒋方舟获得散文奖。2012年7月2日，蒋方舟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2016年9月13日，蒋方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第二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员，师从作家阎连科。

蒋方舟的代表作有随笔集《正在发育》《邪童正史》《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她的写作展示了对自身和“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的关切。除写作以外，蒋方舟还活跃于电视、主持、视频访谈等领域，是年轻一代颇受社会关注的女作家。

1989年10月27日，蒋方舟出生于襄阳市铁路医院。她的父亲是铁路乘警，母亲尚爱兰是作家，出版了《永不原谅》《数字美人》《蒋方舟的作文革命》等作品，蒋方舟的写作之路深受母亲的影响。

蒋方舟两岁开始识字，五岁时便可读三毛和亦舒的作品。1996年9月，蒋方舟进入湖北襄樊铁路一小读书。母亲撒谎告诉她，法律规定小学毕业前必须完成一部小说。信以为真的蒋方舟借助字典，在八小时后完成了处女作《光荣传统》。200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蒋方舟的第一本散文集《打开天窗》。之后蒋方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到中国中央电视台参加《大风车》节目的录制。

2001年5月，蒋方舟首本小说《正在发育》出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钱理群撰写讲稿，分析这部作品中的语言现象，并将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正在发育》中涉及早恋、同性恋的内容引发争议，有媒体将其评为年度十大烂书，蒋方舟也因此被认为是“思想肮脏的孩子”。但随后其散文集《打开天窗》被湖南省教委列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读本。同年9月，她就读于湖北襄樊铁路一中。2002年至2003年，分别出版了作品《都往我这看》《我是动物》。2003年11月11日，蒋方舟在《新京报》创刊号开设了名为“邪童正史”的专栏。次年5月，《我是动物》被改编为五幕话剧，并在北京儿艺“20万元征剧本”活动中获鼓励奖。初中时期，蒋方舟先后在《新京报》《海峡都市报》《南方都市报》《郑州晚报》等近十家媒体开设专栏，内容涉及足球、影视、作文等多个领域。

2005年3月26日，正在读初三的蒋方舟到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与其文学社成员相互交流，坦言希望进入该校学习。2005年4月，蒋方舟通过华师一附中举行的自主招生考试，提前开始了她的高中生活。

半年后，蒋方舟获得武汉市英语竞赛二等奖以及全市语文竞赛（无作文）一等奖。2005年10月3日，中国少年作家学会成立，在绍兴市举办的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蒋方舟为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主席。蒋方舟从高二开始担任24班的班长，成绩从入校时的1000多名到提高到市统考年级文科第14名。高三开课后，她暂停写作，为高考准备。

高中时期，蒋方舟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骑彩虹者》《第一女生》，多篇文章被《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转载。她还在《青年文学》等多家报刊开设了专栏，并多次到中国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湖南卫视等电视媒体的节目做嘉宾，之后参加了许多公益活动，是武汉图书馆“名家论坛”最小的主讲人以及武汉少儿图书馆“漂流书”活动大使。

2008年6月，蒋方舟高考取得561分的成绩。6月14日，她前往四川省灾区，22日返回，把赴灾区的感受写成文章发布在博客上。同年7月，蒋方舟获额外加分，被清华大学录取。面对争议，她发表文章《我没有被破格录取》，对此事进行解释。

2008年9月，她入学同时被《新周刊》聘为特约记者。2009年，蒋方舟卸任中国少年作家学会主席。同年10月30日，蒋方舟以散文《审判童年》，在“第七届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中获得“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她是其中年龄最小的获奖者。次年，蒋方舟签约成为饶雪漫主编的《最女生》杂志的新锐女作者，并成为《新周刊》主笔。之后蒋方舟参加了《天下女人》的节目录制，并于9月，担任《快乐男声》冠军诞生赛评委。

2011年4月3日，时值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蒋方舟发表文章《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表达了她为清华同学们对政治和历史的漠然所产生的忧虑之情，在网络上引起热议。7月，蒋方舟在《人民文学》杂志与江苏可一集团合作举办的“90后”星生代文学大赛中担任评委。2012年7月，蒋方舟毕业后，担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2013年10月20日，蒋方舟新书《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出版，该书是她二十岁后的首度文章结集，反思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2015年7月，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出版，这是蒋方舟决定回归小说创作的一次尝试。同年5月，她参加由中国和哥伦比亚两国文化部门举办的“中国—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讨会”。2015年12月中旬，蒋方舟参加学者访日项目，期间与作家西木正明进行了对谈演讲会，并将日本生活经历记录出版成书——《东京一年》。

2016年9月，蒋方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的研究生班，成为该班第二届学员（其余七位学员为盛可以、沈念、杨东杰、周建强等青年作家）。

2020年12月，蒋方舟的新书《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出版，书中收录了四篇“推想小说”。2021年4月28日，蒋方舟作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分享文学创作对现代社会孤独的回应。

蒋方舟是“80后”作家中的一员，她在《奇葩大会》上带火了“讨好型人格”这个词，在《圆桌派》中自曝相亲史和婚恋焦虑等，但她自称最想成为的还是作家，只是缺乏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2024年4月，蒋方舟参加今日头条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特别策划分享个人阅读经历。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是蒋方舟的第一本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钱理群曾评价，其“词语的吸收能力很强”。九岁的蒋方舟在此书中用自然明快的语言将心理体验清晰地表达出来，文字诙谐幽默又不失童趣。

《正在发育》

《正在发育》中，十二岁的蒋方舟通过勾画出老师、学生、家长的形象，或明或隐地表达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以近似一种游戏的心态写下了自己和伙伴的真实感受和观察。她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词汇，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哲学等领域，且对词汇的运用都大体正确，显示了她在学习和运用语言方面的潜力。

《审判童年》

《审判童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关于七个人物的七篇文章，写到有梦想成为人大代表的大学生，也写到天才般的柳学长出家的故事，以及南方科技大学对自由教育的追求与现实的矛盾等。第二部分，蒋方舟以作家的身份思考关于写作的事情，通过分析陶渊明、沈从文、鲁迅、萧红、汪曾祺、莫言等，阐释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反思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之后的当代乡土文化。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书名来自扬·聂鲁达的自传《我承认我曾历经沧桑》，在《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里蒋方舟剖析了她自己的青春，反思了成长道路上的得与失。

蒋方舟出镜作品

蒋方舟创作初期以写杂文、散文为主，之后开始转向小说创作。蒋方舟认为要写出好的作品，很需要通过阅读来积累，这是写作的“基本功”，“就好比习武要学习扎马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工作之余，阅读在蒋方舟的生活中占据很大的时间比例。

蒋方舟认为文学是本身是个门槛较高的事，只有让其变成一个社会事件，人们才会有参与和讨论的热情，并强调“关心文学的人并不多。身为写作者应该有这个自知，不要总去撒娇‘没有受到关注’，大众心态就是如此，指责与抱怨都是没有用的”。同时关于文化繁荣这一现象，蒋方舟认为“小众才是文学的常态。很多人幻想一个文化上的繁荣，这几乎不可能。”

蒋方舟自述，在刚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很不喜欢去读女作家的作品，她认为女作家更多的写的就是个人经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更喜欢看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喜欢恢弘和庞大的世界，但是，在30岁之后，她渐渐地开始喜欢上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渐渐开始喜欢她们在那些描述个人经历的作品当中所透露出来的那些命运的困境和纠缠，她忽然意识，原来她如此抗拒女性作家的作品，其实是在抗拒面对自己，她开始会好奇女作家关注哪些内容，以及她们的生命体验。

蒋方舟在分享个人阅读经历时提到“为什么要读文学？它给我带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一种文学的目光。”她说其实作家都是常人，只是作家是一群能够把他们的痛苦表述出来的常人，我们之所以喜欢作家的作品，就是因为当他们表述出他们的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就有了代言人，你的快乐也好，你的痛苦也好，你的所有的经历，你的挫折，你的失恋，你的心碎，这些东西都有了意义，这是文学对她来说，最美妙的一个地方。

参考资料

蒋方舟九岁时便出版作品《打开天窗》，该书被描绘成“新概念作文”的范文，吸引了大批同龄读者。蒋方舟少年成名的经历让望子成龙的父母看到了让孩子成名的另一条道路，并引起媒体的关注将其作为宣传“卖点”，蒋方舟因此很早便进入文学界的主流关照中，但也在网络上引发争议，认为母亲尚爱兰不应硬性培养孩子的写作能力，尚爱兰则针对该观点发表了《给我个孩子，他就能成为作家》一文，分享自己开发孩子写作天赋的心得。2019年，尚爱兰将培养女儿的心得结合30年一线语文教学经验，为7至12岁孩子编写了一本作文指导书《作文课》，提倡“去蒋方舟化”，认为孩子们的写作应建立在解决切实的问题上，将选材立意放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位，不应舍本逐末去追求所谓好词好句及排比比喻。

2008年1月，蒋方舟通过了清华大学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6月高考放榜，蒋方舟高考总分561分，称因手表拨错时间，导致语文作文仓促完成，最终语文得分117分，数学131分，英语128分，文科综合185分。清华宣布降低60分录取蒋方舟后在公众中引发热议，网友质疑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蒋方舟是一种不公平的录取方式、利用了蒋方舟的名人效应等。之后蒋方舟与清华招生办主任接受媒体采访，招办主任称蒋方舟是严格按照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程序被录取，蒋方舟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确实是其他一般中学生不能达到的，清华招生专家组严格鉴定后才予以60分加分。

2012年7月2日，《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贴文：“祝贺蒋方舟同学大学毕业，同时，祝贺蒋方舟同志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在网上引发热议和讨论。网友质疑蒋方舟任职资格，认为《新周刊》有炒作嫌疑。对于网友质疑，封新城回应称，蒋方舟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更成熟和沉稳，在阅读面、思考力等方面足以胜任杂志副主编一职，且蒋方舟从清华入学开始被聘为特约记者，后升任主笔，再到提拔为杂志副主编，并非一毕业就当副主编。

2021年1月6日，日本外务省官网公布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评估报告其中“日中知识交流强化事业（邀请中国知识分子）”中显示，蒋方舟2015年曾接受日本资助赴日考察，写在日本旅居的经历的《东京一年》于2017年出版，该书到同年末为止发行了15万部，在日本也被杂志《新闻周刊》报道。而“日中知识交流强化事业”是指日本从2008年开始在中国寻找并聘请具有较大舆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为其提供到日体验、交流学习等机会，返国后发表作品，以促进中国社会对日本的理解。

蒋方舟对此事回应称，自己于2015年12月中旬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参加学者访日项目，活动于2016年4月结束，期间邀请方按照国际交流惯例支付了她在日期间的生活成本以及每月约2万人民币的研究费用，此外并无任何额外费用。并强调《东京一年》为正常商业出版，从创作到出版过程中与邀请方未作任何层面的交流，书中所写也多为心理感受、旅游见闻以及文学评论等。

2021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国际交流基金推出的赴日参观考察项目作出回应，称“国与国之间以各种形式开展人员互访交流的做法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普遍存在……希望通过中日间持续健康稳定的人员交流，实现增进理解、建立信任、深化友谊的目标”。

日本外务省官网公布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评估报告截图（译文：另外，2015年邀请了蒋方舟。2017年8月，她以自己在日本的经历为主要内容所创作的《东京一年》出版。日本杂志《新闻周刊》报道该书在这一年发行了15万部。）

读初中时蒋方舟很低调，喜欢穿暗色调的衣服，从来不埋怨苛责老师，因此每位教过她的老师都很喜欢她。初中短期代课的地理老师普通话发音不好，讲课的条理性也有些不足，因此课堂上同学们纪律很差，蒋方舟却一直很尊重这位地理老师。地理老师很欣慰并鼓励她考全年级第一，之后蒋方舟在那年期末统考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准备了小抄，考试时偷偷瞄了几眼，结果考了满分得了第一。蒋方舟后来说：“我真的是为了地理老师才考第一的。”。

读高中时，蒋方舟每个月都去书店购买教辅书，不仅熟读辅导书的前言，还熟知市面上最常见的几十种教辅书的编写特点及优缺点，并为自己安排好哪个阶段做哪套教辅书。做历史选择题时，除了选出正确选项，蒋方舟还会注意看其他三个错误选项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除此之外，她还会对历史问答题进行附注，揣摩和分析出题人的用意，这也是她应付考试的一大秘诀。整个中学阶段，蒋方舟没有一天不在研究学习方法，她摒弃一些低效的学习方法，在课业上保持不紧不慢的速度，不求最好，认为只要还在第一梯队，就有冲刺和成功的机会。

2008年6月高考结束后，蒋方舟曾到过地震后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震惊于所见到的灾后场景，她认为这次经历是她第一次和别人的生命经验产生连接感，成为她公民意识的起点。大学毕业后，作为记者的蒋方舟对南方科技大学的教育改革、中产焦虑等投以关注，同时还曾写出相关报道和时评，展现对校园外广袤社会的关切。在2011年的《纪事中国》、2012年的《盘点中国》里，她用独具个人特色的语言对一年来的时事要闻进行总结，并将其视为制作时代标本。

学者谢有顺：自己努力多年才能稍微领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个13岁女生轻易掌握，甚至比自己做得更好，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

作家刘世芬：蒋方舟是标准的儿童文学作家，而事实上她几乎从未“儿童”过，一“出道”，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成人作家序列，完美践行了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名言。

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蒋方舟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看人家这小姑娘，说得多好。爱之深，责之切，关键在于母校是否有一如既往的宽容，一以贯之的谦卑！

演员袁弘：一个跟同龄人比更明白的女孩，心中又多存了些真善。世间哪有桃花源？行至水穷，坐看云起吧。

学者钱理群：至于本书的作者（蒋方舟），应该说她的写作基本上还是一种没有多少拘束与顾忌的真实而真诚的表达；但流行文化的影响也依然给她带来了一些限制。比如我在读这本书时，在最初的惊异过去以后，冷静下来想想，在她用词的广泛——这自然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丰富”——的背后，又发现了某种词语的“单调”与“贫乏”：这倒不完全是年龄的局限，恐怕更重要的是折射了流行文化的局限：它是一种民族与人类文化的“平均数”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