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内蒙古省际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路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山脉（今大青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成、发展和繁荣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一直被视为对外交流的经典，对研究中西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明清时期，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业文明为草原丝路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内蒙古省际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其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沟通东西方交往极其困难。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而这个地区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旱作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因而草原丝绸之路则因其特点还有“皮毛路”、“茶马路”的称谓。

在蒙古草原地带，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青铜时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应与之同步。根据发现的考古材料，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习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有关。

2500年前，来自欧洲的斯基泰人在亚欧大陆之间的阿尔泰共和国山地区开采宝石与黄金。黄金宝石是最豪华的装饰品，深得草原游牧民族的喜爱，由此促进了草原地带贵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在亚欧草原的中部相继形成了早期的游牧文化，主要有卡拉苏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科班文化、塞种文化等。这些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野兽纹”艺术装饰风格的盛行，这些野兽纹装饰品大多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这些贵重金属装饰品的交换与流通，既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开辟了不同地区的商贸通道。在整个亚欧草原地带，相继发现装饰风格与造型相类的黄金饰品与青铜器，即是不同地带文化交流与商贸通道畅通的体现。在蒙古草原南端的鄂尔多斯市地区发现大量黄金与青铜质地野兽风格的装饰品，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地区出土的鹰形金冠、四虎噬牛纹金饰牌、虎形镶宝石金饰、金项圈、金耳坠最为典型，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开通的重要标志，内蒙古地区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区位优势日渐凸显。

在夏商阶段，草原丝绸之路初见端倪。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其母简狄，“狄”皆为北方或西北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称谓。自契至汤历14代，商朝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有王亥率牛车队以牛、帛充当货币，在华北地区从事贸易交换的故事。在蒙古草原地带发现的岩画当中发现不同形制的车辆图案，说明车的发明应当与北方草原地带生活的游牧民族有关系，此时已经具有商品远距离交换的能力，形成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

生活繁衍在蒙古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传承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质，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1世纪，由于部落战争、自然灾害与汉王朝的持续打击，匈奴逐渐衰落，分裂为南北二部。其中北匈奴西迁至欧洲，南匈奴南下附汉。

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是影响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南下的结果是中原汉王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巩固；西迁的结果是引起了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因此，匈奴族在当时也被称之为“阿提拉”。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实际上是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掇与拓展，与内蒙古地区的沙漠丝绸之路形成亚欧大陆南北两大交通要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带状体系。在蒙古国诺言乌拉、高乐毛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玉饰件、漆耳觞、汉式铜镜以及棺葬具，还有写有汉字的丝绸与青铜等文物，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例证。

匈奴之后的鲜卑族，经过轲比能、檀石槐部落大联盟，又一次统一蒙古草原地带，草原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拓拔鲜卑崛起于大兴安岭北端的嘎仙洞地区，公元1世纪前期鲜卑开始南迁，定都于盛乐（今和林格尔县盛乐古城），建立北魏，完成了汉化的历史进程。鲜卑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具有密切的关联，鲜卑族的南迁基本上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

一个民族的迁徙实际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动过程，嘎仙洞北魏李敞的石刻祝文、和林格尔的盛乐古都、大同市的平城旧址都是拓拔鲜卑在草原丝绸之路上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古迹。在草原地带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与波斯银壶，还有在西方的金银器皿上施用的牡丹纹、莲花纹、龙凤纹，这些都是渗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因子，喻示着草原文化的传播与繁荣。

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在蒙古草原地带建立了突厥汗国，其疆域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具体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伊斯坦布尔市。

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汗国率领下归附唐朝。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天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

840年，回纥汗国被戛斯人攻灭，回纥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于公元10世纪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突厥与回纥汗国的建立，唐王朝对两大汗国的管理，使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再一次得到了开发与拓展，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契丹建立的辽朝，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贯通。北宋与辽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互通有无，主要有雄县、霸州市、安肃军、广信军、新城、朔州市等场。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京师同文馆设置驿馆，为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主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辽朝以上京（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唐长安城（今宁城县大明城）、东京汴梁（今辽阳市）、南京（今北京城）、西京（今大同市）为骨干，形成了北达宝韦、乌古，东北至黄龙府、渤海国、奴儿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浑，西至丰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的道路网络。1124年，辽朝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纥、喀喇汗王朝，建立西辽政权。西辽政权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将东方的儒家思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带到中亚地区。

“草原丝绸之路”在元朝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元王朝正式建立驿站制度，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地区、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构成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帖里干”道属东道，起点站为元大都，北上经元上都、应昌路（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西岸）至陆连河（今克鲁伦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浑河上游的哈剌和林地区。

“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区）、丰州（今呼和浩特市白塔子古城）、州路（今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

“纳怜”道又称“甘肃纳怜驿”，自元大都西行经大同路东胜州（今托克托县大荒城）溯黄河经云内州至甘肃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绕杭爱山东麓至哈剌和林。由于哈剌和林地区地处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丝绸之路的三条主干线大多通过这里再向西北经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

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原地区，商队络绎不绝。此时最为著名的商贸城市是元上都。元上首都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史载：“（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

在元上都，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频繁来访，如发郎国的使者最早在中统年间就在开平觐见过孛儿只斤·忽必烈。最为著名的事件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中原地区生活和礼仪等。另外，印度、缅国、尼波罗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过元上都，元上都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

在这些草原城市的遗址当中，相继发现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在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窑藏瓷器，汇聚了中原七大名窑的精品，同时还出土四万余枚铜钱，足以说明当时贸易的兴盛。另外在元上都、德宁路、净州路等地还发现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充分说明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带来了高度繁荣，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了极盛。

明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战争迭起，草原民族不断入侵中原，明王朝被迫关闭边境，加固长城，草原丝绸之路一度阻断，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滞留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清朝建立后，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滞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这种背景之下，草原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清代时期蒙古高原地区的金银器多数为装饰品，并且多融入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因素，西方文化影响较少，由此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已经减弱。

草原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阴山道：由关内京北上塞上大同市云中或中受降域。

参天可汗道：由塞上至回鹘、突厥牙帐哈尔和林。

西段：由哈拉和林往西经阿尔泰共和国山、南俄草原等地，横跨欧亚大陆。

其中，广义的参天可汗道包括阴山山脉道，其前段称阴山道，后段称参天可汗道。

“参天可汗道”是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被正式命名，以长安为起点北上，渡过黄河到云中受降城，北越阴山，至回鹘牙帐，然后穿越蒙古草原至中亚，西亚，到非洲、欧洲的道路。

唐朝军队相继打败突厥、铁勒汗国，迫使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在回纥汗国的率领下归附唐朝，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6个都督府和7个州。少数民族首领为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向李世民申请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意义在于使唐王朝中央集权更加稳固，同时方便商旅往来，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唐太宗准许了他们的要求，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各少数民族也把太宗当成了自己爱戴的可汗，于是北荒悉平。

唐朝，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正式形成，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或部落之间均有使者、商人、僧人等都开始行走在这条通道上，由国家主导的军事力量也开始管理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唐代的疆土辽阔，四大都护府的建立，各处边关的运作，都在极力保护和经营着草原丝绸之路。这种情况一直到阿拉伯兴起，特别是在高仙芝一战之后，唐代放弃了对丝路的经营，草原丝绸之路西段被阻断。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落，吐蕃完全控制了西域，又夺走了河西和陇右地区。加上党项族、回纥汗国兴起，两条陆上丝绸之路均被阻断，阴山道和参天可汗道慢慢荒废，昔日繁华的丝绸之路再也听不到叮当的驼铃声。

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又由于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市，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草原丝绸之路最初的重要组成部分阴山山脉道和参天可汗道越发寂寂无声。

回鹘势力分崩离析以后，新兴的契丹人乘虚而入，建立了辽王朝。耶律阿保机曾远征西域，至鄂尔浑河畔的古回鹘城刻石纪功而还。辽代初年，波斯、阿拉伯帝国等国先后朝贡于辽。辽中期继续大力开拓西北边境，“修可敦城”，作为钳制西夏和西北诸部落的军事重镇，维护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随着辽王朝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展，各国使节和诸多商旅纷至沓来。

此时的草原丝绸之路西段向东最远延伸至辽海，分为南北两线。北道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山脉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两线在可敦城会合，而后再往西域，通向亚洲腹地。

辽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行的东西文化交流，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朝霞锦、绫罗绮锦缎等纺织品的输出，辽代的纺织业很发达，境内有不少有特色的纺织品产地，连宋朝商人都大量采购辽朝出产的罗，称之为“番罗”，在宋朝境内被当成奇货。辽的纺织品是辽与西方交流的大宗产品，这使得辽代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成了名副其实的“草原丝绸之路”。

元朝建立后，由于在不断西征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直接统治了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在辽代的草原丝绸之路基础上，重新连通了东西方文明，许多欧洲与西亚等国的使臣、商人、教士与旅行家相继前来。此时中原地区的经济中心已完全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平原流域，而政治中心则北移至元大都，至此，因为历史和经济等多方面原因，草原丝绸之路最初三个主要部分只余其一，其发展也主要是围绕元上都（北京）。

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经过的主要古代城市有林东镇（今辽上京遗址遗址）、元上都（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集宁路（今集宁路古城遗址）、天德军（今丰州古城遗址）、德宁路（今敖伦苏木城遗址遗址）、哈喇浩特（今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哈拉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遗址）、讹答剌（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托克马克市（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等地。

单于大都护府

唐王朝在北部疆域建五大都护府，直接控制中亚至辽东半岛的通道。其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川上建的单于大都护府（故址在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政治地位最高。该城为突厥人阿思德为李治的儿子李旦筹建，李旦后来做了皇帝（唐睿宗），单于大都护府也成为通往草原丝路的商贸中心。

内蒙古考古工作者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在土默川平原上，多次发现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在土默特左旗水磨沟区，出土了弯月形金冠饰片及东罗马商人的墓葬；在阴山山脉中，还发现有突厥人的石人墓，这些都是唐朝北方草原地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197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敖汉旗曾出土了典型的波斯银器——波斯银执壶（胡瓶）。在壶的顶端有一个鎏金胡人头像，高鼻深目，八字胡须，短发后梳，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是唐代中西交流中的输入品。

集宁路古城遗址

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巴彦塔拉乡土城子行政村。2002年至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哈尔右翼前旗文物管理所对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收获。

集宁路古城始建于金朝明昌三年（1192年），原为金代集宁县，当时是蒙古草原与河北省、山西省进行商贸交易的榷场所在，元代属中书省管辖，为“路”一级的城市。在城址内发现瓷器窖藏10处，出土瓷器涉及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定窑、耀州窑、建窑七大窑系。元朝时期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带的贸易非常发达，古城内保存较为完好的遗迹以及大量的器物窖藏，再现了当时商贸往来的真实状况，折射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非常丰富。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北20公里处的闪电河北岸。既有土木为主的宫殿、庙宇建筑群，又有游牧民族传统的蒙古包式建筑的总体规划形式，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的产物，是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典范。

1964年，元上都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元上都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6月29日，元上都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

蒙古国：哈拉和林

草原丝绸之路西段就是由哈拉和林开始，经阿尔泰共和国山、南俄草原等地抵达欧洲。

哈拉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孛儿只斤·窝阔台七年（1235）在此建都。哈拉和林见证了元朝数个历史阶段，也反映了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当时蒙古商业贸易、军事、政治、宗教的发展状况。哈拉和林于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哈拉和林城及城内的宫殿结合了中原汉地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筑风格，既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又体现了具有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草原特点。哈拉和林城由外城和宫城两个部分组成。外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宫城即窝阔台汗兴建的“翊坤宫”，围墙呈不规则方形，类似唐宋宫殿的布局，而这些中原文化影响莫不由草原丝绸之路带来。

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

托克马克市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北面是两国的界河楚河。

托克马克地处丝绸之路两条干线的交汇处，古时中西商人汇集于此，是东西使者的必经之路。由于地处楚河河谷的中东部，有来自附近雪山上的雪水滋养，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曾作为喀喇汗王朝、西辽的都城。

唐朝碎叶城遗址在今托克马克市东南8公里处。碎叶城是唐朝在西域设的重镇，是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在西部地区设防最远的一座边陲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一重要城镇，是著名诗人李白的出生地。与龟兹、疏勒国、于田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

哈萨克斯坦：讹答剌

讹答剌位是东方商人沿草原丝绸之路到伏尔加河及东罗马帝国的必经之路。

讹答剌位于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距离库车市五百里，是中世纪时代的中亚古城。

爆发于751年的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就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交战双方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该战役被称作是当时历史上最强大的东西方帝国间的碰撞。此战唐朝军队失利，由此退出了中亚势力的角逐，丝绸之路也深受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自东向西分布有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遗址，这些古代城市遗址是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载体，以此为中心，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也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精粹。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看，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面是全方位的，所经过的地区是人类生活的聚集区，文化的冲击力与波及面较大，而游牧民族四时迁徙的特点使得文化的传播速度较快，持续性长久。

草原丝绸之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其东端连接位于蒙古高原南部边缘的中原地区，强大的农耕文化势必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草原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商品交换的附加效应势必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而草原丝绸之路恰恰是连接这两种文化的纽带与桥梁，因而，草原丝绸之路从文化的角度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游牧民族的经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极不稳定，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形成大的波动，也会产生为谋求生存而与他族争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战争，所以，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上，除了商品交换以外，还会出现不同民族间的和亲、朝贡、战争等复杂的文化现象。

草原丝绸之路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历史悠久、辐射面广泛、影响深远的文化线路。草原丝绸之路是青铜时代以来沟通欧亚大陆主要的商贸大动脉之一，它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庞大而又具影响力的文化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