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纵30厘米，横987厘米，画中人物超过2000个，通过苏州城内外上百个场景，描绘了明代苏州的秀丽山水和市井繁华。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作于明嘉靖年间，历时三年。仇英创作此作品时借鉴了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但其画作风格与“宋本”差异很大，被称为“仇本”。全卷采用青绿重彩工笔技法，利用中国画散点透视原理，将“迎娶图”“春台戏”、宫廷楼宇、运河上的船舶等重点景物有机结合，以山川、河湖、城墙、桥梁等景致分割画面，使之张弛相间，连贯自然。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是传世仇英同题材诸本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幅，也是研究明代中后期苏州市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2010年作为“国宝中的国宝”入选上海市世博会，在中国馆《智慧长河展》中展出。

明代的苏州称为苏州府，物阜民丰、交通发达、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已是江南的中心城市。苏州秀丽的自然美景和精致的园林建筑，被当时画家们作为重点画作对象，其画作也成为当时书画收藏家们重点收藏的意向。

在明代270年间，人才济济， 名家辈出，所呈现的流派数不胜数，绘画题材广 泛，样式众多。例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蓝瑛为代表的“武林派”等。明代中期的绘画作品不但具有自己的特殊风格形式，还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感。 比如，戴进的山水、人物取法南宋画院体画格，其山水画画风以院体为主，画面有工整与粗放的变化，也有师法宋人的两种面貌，并兼有融合宋元水墨画法为一体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一面。“吴门画派”画家在创作上具有诗文书画互应，画风清新淡雅，笔墨刚柔相济的艺术特点。“松江画派”强调摹古，注重笔墨，追求士气，董其昌根据禅宗思想的思想第一次把绘画流派分为南北宗两个派别。“武林派”画法以元人画法为基底，上追北宋、五代十国，承续宋元以来文人画传统，开创了职业画家娴熟的笔墨技巧与文人画家笔墨情趣相结合的画风，形成了用笔疏放、苍老雄奇的独特风格。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明代中期的绘画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仇英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名于世的。

仇英的画不仅表现出职业画家精湛的技艺、准确的造型，还具备文人画那种深的思想境界, 可以供世人雅俗共赏。此外, 他特别擅长摹古及工笔重彩技艺, 他所临摹、创作的《清明上河图》虽然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绘画主题内容、整体布局上大体相似, 但是在思想表现、形象构造以及重点对象的笔墨描绘等方面却大不一样, 其中凝聚了仇英本人的才思异想和绘画技巧, 凸显了他个人的绘画风格。

仇英，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太仓市人，居苏州市，弘治、嘉靖时人，与沈周、文徵明、唐寅齐名，并称“明四家”。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或圆转流美，或劲丽艳爽。偶作花鸟，亦明丽有致。存世画作有《汉宫春晓图》《桃园仙境图》《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等。

仇英是彩绘漆匠出身。师从苏州画家周臣，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功底。曾以画匠身份，长期客居著名鉴藏家项墨林、周六观家中临摹古画，创作了大量精品。据传，仇英曾在项元汴处见到过一幅“宋本”《清明上河图》，随后决定以自己生活的苏州市为背景，创作一幅类似题材的画卷。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开始动笔，历时三年完成。仇英创作此作品时并非单纯仿照或临摹张择端的原作，而是独立创作一副作品，其画作风格与“宋本”差异很大，被称为“仇本”。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对后世影响巨大，历代模仿者很多。《清明上河图》现存的各种摹本、异体本和新创本达一百余幅之多。书画鉴定专家、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原主任单国霖认为，模仿者虽多，但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其中画技最精湛的要数明代大画家仇英。仇英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见于的著录有：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高士奇《江村书画目》、杨恩寿《眼福编》《石渠宝初编》《十百斋书画录》等书。

《清明上河图》，绢本，工笔重设色，纵30厘米，横987厘米。画卷主要分为四段内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不绝的群山、风景优美的田园与河流；然后是河里往来如织的船只，横跨两岸的虹桥；之后进入街道市集，房屋整洁、行人熙攘、店铺林立；最后则是气势恢宏的金明池宫殿。所绘苏州天平山、运河、古城墙及标志性建筑皆清晰可辨，既有街巷、桥梁、河道、码头、民居、店铺、舟、戏台、校场等场面，又有婚娶、宴饮、雅集、演艺、田作、赶集、买卖、渔、占卜等细节。整幅画卷以京杭大运河苏州市段贯穿全城，画面依运河沿岸风光逐次展开，绘画了苏州城的河运繁忙景象，展现了运河在当时苏州商业构建和城市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卷首有“石渠宝笈”朱文方印和朱文圆印各一枚，还有“乾清宫鉴藏宝”“乾隆御览之宝”“宝笈重编”“乾隆鉴宝”，卷后有“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之印。卷轴末尾的下角，用蝇头小楷署款“仇英实父制”，下盖朱文篆文“十洲”圆印和“仇英之印”方印各一。另外，画卷前后均钤有明项墨林“槜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画卷除卷首有黄永玉题写的“清明上河图”之外，没有更多的字迹。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明朝苏州市的优美风景，以及江南民众的生活，画面中人物数量众多，而且每个人物的表情和神态都不一样，但都十分自然。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依次从郊野之区、家宅巷院、直至宫城之地，长卷画面繁而不杂，工而不板，其中人物、情景、建筑乃至街头的小场景，全是根据当下苏州城的民俗风情细致刻画的，画卷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美学文娱无一不让此画在五百年后的今天仍令人神往。

在画作的总体布局上，仇英沿袭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结构，但他所画的是明代中期的苏州市。画卷主要分为四段内容：开始的部分是苏州城东郊的春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绵绵群山，群山间流淌着一望无际的河水，河边牧童悠闲地骑在牛背上。第二部分是繁忙的运河码头，第三部分是热闹的市区街道，最后一部分是宫殿。从东郊沿着河边一直行走，越过虹桥，从城门外进入市里，之后再到西郊。如此宏大的场面绘制，将众多的人物、场景组成生动和谐的画面，不仅需要作者对苏州的山川风物了如指掌，更需要能统揽全局、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

图卷的结构基本上保留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景物和情节顺序，自郊外、汴河两岸、虹桥、城门、直至城内大街，然而末尾增加了金明池宫阙和龙舟画舫的景致，为原作所无。此外，图中的城墙为石砌，而原作为土筑，汴河在原作中至城门外已转向上方，而此图的河流径流入城门，另有旱道通向城楼房门，又各种建筑和店肆市招也与原作不尽一致，故可推断此图并非属于故宫张择端原迹本的摹本系统。从而成为一件 “旧曲谱新词”的明代社会风俗画。

明朝时期颜色的种类日益增加，除了有单纯的红、白、黄、蓝颜料，还出现了红白相间的闪色、鸡冠紫等价格较贵的颜料。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将当时较流行的颜色掺杂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整幅图的现实表现力有了一个新的提高。他在青山绿水画法的基础上，将青绿色和浅色调和其中，巧妙地运用画笔对自然风景进行勾勒，也将画面的色彩深浅结合并进行变换。此种着色方式与张择端的用色方式也有极大差异，凸显了仇英自己的绘画风格。

城墙上的砖石用浓墨与淡墨结合的方式，使坚实雄厚的苏州城墙跃然纸上。在桥梁的绘画上，为了将桥梁的质量和结构特色表现出来，他先用手工将暗线勾勒出来，再使用浓墨和淡墨渲染。为了将船只有别于山水画里面的小船，他用线条先将整条船的外形勾勒出来，之后进行颜色的深浅区分，再实施着色，最终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是立体感和重量感均强的船舶。再如，山间的石头是以浓淡不同的墨水点化而成的，使得石头与主色调非常和谐。丛林的树木，他是用粗笔勾画大的树干， 而枝干依照不同的树叶分别点勾，之后再用浓墨渲染，使苍劲的松树、美丽的细柳、鲜艳的桃花，都展示得恰到好处。

仇英在青绿设色上的成就，明人董其昌在 《画禅室随笔》中讲得最透彻：“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选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姓极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固非以赏誉增价也。”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评价：“仇英绘画的最大特色是讲究青绿山水。青绿山水是一种高古的画法，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扁青与孔雀石，再配以其他颜料。漆彩工出身的仇英十分擅长调配颜色，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绘画色彩，这是一般画家所难以掌握的，也是仿造仇英作品最难之处。”

《清明上河图》全卷采用青绿重彩工笔技法，利用中国画散点透视原理，将重点景物有机结合，以山川、河湖、城墙、桥梁等景致分割画面，使之张弛相间，连贯自然。绘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各色人物二千二百余人，以简练的线条描绘人物动态，通过对其动作、神态、服饰等方面的详尽描绘表现身份。仇英还是一位界画高手。在山水画中，画好建筑物并非易事，有时需用界笔、直尺等工具来描绘。所以，这类以建筑物为主体的画，又称为“界画”。仇英在界画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他将界画很自然地与山水画融合在一起。《清明上河图》中的界画主要集中在第三段，仇英一共画了三组宫廷楼宇，线条流畅明快，工整细密且华丽端庄，有一种古雅厚实的风趣。

在人物的绘画部分，仇英处理得十分用心。整幅画卷共有两千多人，男女老少，市民、商人、农夫、艺人各种身份，每个人物的动作、服饰都不雷同。人们的衣服纹饰较简单，依照身份地位使用不同的色彩，颜色鲜艳与暗淡搭配得当，整体色调和谐。仇英画人物是一绝，《清明上河图》中的人物，大部分是辛勤劳动着的平民百姓，还有丰衣足食的官宦商人、皇亲国戚。仇英是漆彩工出身，从小浸润于市井生活，对民间的人物风情十分了解，无论描绘哪一种人，都动感传神、惟妙惟肖。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李燕懿：仇英版《清明上河图》是以明代的苏州水城作为描绘对象，绘制记录了明中期热闹繁华的民俗场面。画面中最能体现仇英艺术风格的是青绿山水的部分，仇英在吸收同代周臣与文徵明的画风同时亦学习了赵伯驹、李思训等前朝山水名家之长，形成了独特的大青绿风格。不同于宋代张本的古雅，明代仇本则是将江南一带温润的山水景象呈现于观者眼前。无论是在艺术赏析还是在明代建筑、历史研究领域，都是难得的珍品与史料。

中国民间艺术品收藏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明杉：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详尽描绘了明中期苏州市的商业、文化活动和民俗风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这幅长卷既是传世仇英同题材诸本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幅，也是研究明代中后期苏州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书画鉴定专家、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原主任单国霖：仇英《 清明上河图卷》描绘了缤纷多彩的社会经济商业活动、文化娱乐生活和民俗风情，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物，这些并非是画家凭空臆想出来的，若用历史文献相互引证，可以发现很多是明代吴中地区社会现实生活的折射。尽管此图是旧曲谱新词 ，然而在表现画家所熟悉的乡土风情方面，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和认识价值。

明清时期，由于宋本《清明上河图》难得一见，仇英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还引领了一股潮流，备受收藏界的追捧，当时的很多仿作都以“仇本”为基础，不少人甚至将这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尊为可见的“鼻祖”来膜拜。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形象精确，工细雅秀， 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是体现仇英绘画风格的重要代表作品。此外，这幅图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明代时期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建筑、交通状况。它所拥有的艺术性和历史价值是其他仿本无法比拟的。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为国家一级文物，2010年作为“国宝中的国宝”入选上海市世博会，在中国馆《智慧长河展》中展出。

仇英《清明上河图》流传至今的版本有：石渠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台北市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辛丑本为个人收藏；深圳本，现藏于深圳至正艺术博物馆；青州本，现藏于潍坊市青州博物馆。

石渠本《清明上河图》先经晚明著名鉴藏家项墨林珍藏，清乾隆入藏内府，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之名，陆续将包括此画在内的1300余卷书画珍品盗运出宫，先在北京醇亲王府和天津静园、张园短暂收藏。1932年，这批书画被溥仪带到伪满洲国首都长春市(当时称新京)，藏于伪满皇宫博物院“小白楼”中。1945年8月，伪满洲国垮台，溥仪携带包括此画在内的部分书画乘小型军机逃往日本，途经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时，被东北人民民主联军和苏联红军截获，这批书画先由东北人民银行代管，后归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

辛丑本《清明上河图》自诞生以来，历经明、清、民国至今，有13人收藏过此本：明代进士书法大家陈鎏、明代进士浙直总督张经，明代著名鉴藏家华夏，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明万历进士吏部尚书施凤来，明代浙江望族应节，书法大家薛益，清代嘉庆进士湖广总督吴荣光，道光进士书画家何绍基，道光贵州巡抚嵩溥，光绪进士南海县令、著名鉴藏家裴景福，岭南收藏名家陈颐元，现代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

2008年2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世貌风情——中国古代人物画精品展”，仇英《清明上河图》（石渠本）独占书画陈列室一排展柜，最为引人注目，当时业内估价少则3-4亿元人民币。

展览于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5月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中国华润大厦B1层艺术中心美术馆开展。展出的仇英《清明上河图》系至正文博集团耗费巨资购得，是至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精品。整幅画卷长7.98米，高0.395米，称作“深圳本”。

仇英《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否存世，不得而知。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臣彬认为，明、清画史并未记载仇英画过《清明上河图》，明、清几种著录书中所记仇英《清明上河图》，考其年款均为嘉靖二十年以后所画，时张择端图已入严府，严氏籍没，张图遂入明内府，仇英恐难见到张氏原作。《十百斋》等书著录诸本题跋多有谬误，虽未见图存世，也应为仇英伪本。因此，仇英可能从未画过《清明上河图》，诸本均系学仇英画法者托仇英及张择端的大名以传。如苏州市王彪（史称“黄彪”）父子就是其中仿仇画的高手。《无声诗史》卷七记载：“彪得择端稿本，稍加删润，布景着色，几欲乱真。王弇州唯其迹虽不类真本，亦自工致可爱，所乏者腕指间力耳。”可见王彪应是张、仇款《清明上河图》的始作俑者。当今社会流传着很多署有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原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单国强认为绝大多数属于一般画工临仿的“苏州片”，是典型的赝品。

2015年05月，深圳至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在深圳文博会亮相，原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单国强认为，至正博物馆馆藏的《清明上河图》在整体布局、情节铺叙、场景安排、笔墨描绘上都要比辽博石渠本更加真实、妥帖、生动、精微，是难得的传世佳作。其价值远远高于其他诸本传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甚至比辽博收藏的石渠本更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在仇英辛丑本《清明上河图》没有被发现、推出、研究之前，中国美术理论界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珍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石渠本《清明上河图》为真迹或最接近仇英真迹的仿本。2000年发现仇英《清明上河图》（吴荣光《辛丑销夏记》著录本，简称“辛丑本”）之后，诸多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并与2015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了《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和《大明古城苏州之繁华·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研究论文集》两部专集。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图进行了精细的艺术分析和缜密的资料考证，证明辛丑本《清明上河图》为仇英创作之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