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又称仁宣致治，是指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1424年—1435年）采取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国家出现盛世的局面，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

明代赵祯、宣宗两朝，国家政策由洪武、永乐时的严猛而趋向平稳，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以保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为宗旨。如仁宗时停止政府的大批采购，让利于民，平反冤狱等等。但仁宗只在位一年，作为较少。而宣宗统治长达十年，其间，虽爆发了争夺皇位的“汉王之乱”，但很快被平定，稳定了国内形势；其任用贤臣能士，政治清明；对外积极改善与日、朝、东南亚、南亚等国关系，并从越南撤兵，去掉困扰已久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重视文化事业，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明代官府藏书体系的同时，也推动了民间私人藏书的发展。人口也增长至约七、八千万，疆域面积大约为468万平方公里，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学者赵望秦认为，仁宗父子执政期间，多有建树，政治比较清明，史称“仁宣之治”，可与西汉的“文景之治”比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认为，所谓治世，指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形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水平，强调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风气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对国家政权充满信心。明代“仁宣之治”的说法最早出自清代历史学家谷应泰所著《明史纪事本末》的【仁宣致治】卷。文中认为古代王朝虽然创业非常艰难，守成亦属不易。仁、宣二宗的承平之治，若没有高、成二祖创业开基，显然是不可能的；而高、成二祖所开创的基业，若没有仁、宣二宗教化守成，也不能达到粹然善美，仁宗在位不及一年，享国未久，而继嗣为帝的宣宗加以完善，久而久之，方能治道垂成。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认为包括元朝在内的历代之所以灭亡，大多数是因为姑息，奸人惑侮，以致于元朝“以宽而失”，治国“非猛不可”，由此掀起了明初四大案，其中“胡惟庸案”“蓝玉案”前后持续14年，元勋宿将悉数遭到诛杀，所剩无几，株连者达四万五千余，一度出现“大臣们每天早上上朝都得与妻子诀别，若晚上安好回家，则全家庆祝”的局面。朱棣在燕王扫北后，进行大清洗，动用醢刑镇压反对者，如大儒方孝孺因指责朱棣得位不正而遭诛杀十族，企图行刺的左佥都御史景清，不仅被灭九族，挖了祖坟，还用“瓜蔓抄”的株连了景清的故乡，牵连者数万，皇权得到加强的同时，大臣们却惶恐不安，人人自危。

在洪武中期，已出现“力役繁兴”“赋敛过厚”“民贫者多”的局面，新旧地主扩占土地，加重对农民搜刮，由此引起了阶级关系日益紧张，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永乐后期，朱棣固执己见，听不进大臣直言，吏治开始败坏；为营建两京聂氏宗祠、宫殿等，大兴土木，征调数以万计工匠、民众；不惜花费一十三省的钱粮，用于“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遍历诸番国，宣诏、给赐，造成了大量亏空；又屡次南征北伐，使得社会矛盾更为严重。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省爆发了唐赛儿起义，虽不久被镇压，但对统治者震动很大。

与“体肥重，且足疾，两中使挟之行，恒失足”的长子朱高炽不同，在靖难之役中多次立下功勋，解救朱棣于危难之中的次子朱高煦，有年轻时跟随徐达等一代名将扫平北边的朱棣的遗风。在建文四年（1402年)的江上之战中，燕军受到朝廷军突袭，兵败如山倒，朱高煦及时率燕军骑兵赶到，挽救战局于危亡之中，朱棣曾在话语中称赞朱高煦，暗示其将可能继承大统。此后朱高煦一直不安于自己的地位，对于储君之位一直是虎视眈，此外在靖难之役崛起的武将们也倾向于立朱高煦，这样可以利益最大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文臣们大多坚定地支持朱高炽。为此，朱高煦在朱高炽成为太子前后，趁机从中作梗，不遗余力针对朱高炽发动了多次巨大的政治阴谋，酿成了多起大案，一批文臣如解缙、耿通、黄淮、杨溥等人获罪，或下狱或被杀。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逝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朱高炽。仁宗执政期间，先是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接着命杨荣、杨溥、杨士奇、金幼孜、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及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以提高内阁的地位。此外，仁宗还又下诏为建文朝大臣平反以及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洪熙元年（1425年)，赵祯在位未及一年病逝，太子朱瞻基自南京赶往京师奔丧，继承大统，是为宣宗；次年，宣宗诏改为宣德元年（1426年）。同年朱高煦便公开打出“清君侧”起兵，宣宗果断地下诏亲征；本想先取济南市的朱高煦获悉后不敢离开封地乐安，遭到朝廷大军的包围，最终束身就缚，宣宗得以彻底根除了祸根。此后，宣宗确立了内阁司礼监联合辅政，具体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可以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宣德二年（1427年），鉴于在安南置交州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自永乐年间多次出兵讨伐，耗费巨大，成为了明廷的沉重包袱，宣宗下诏撤去了交趾郡县，恢复与其的宗藩关系。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任用顾佐为左都御史，对都察院进行改革，此后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1428年）宣宗任用蹇义、杨士奇等人先后举荐的况钟、陈本深、莫愚、赵愚等九人担任地方知府，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曾短暂恢复了海上航行，命郑和率船队进行第七次远洋航行。宣德八年（1433年），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病逝，葬于明景陵。

仁宗继位后，先是下诏为建文朝大臣平反，接着大臣们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为奴的家属也恢复了平民的身份，返还了籍没的田地，另外一同平反的还有因言事遭到戍者，包括了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以及黄淮、杨溥等人。

相较于洪武、永乐时期，皇帝常以个人喜怒好恶来决定生杀刑赏，赵祯使用刑律颇为慎重，曾预先告诫朝臣，自己不敢以喜怒加重刑罚，并一再强调对于无罪之人不可滥用刑罚，碰到重要案件则派亲信大臣加以复审。宣宗也对三法司强调，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必须详细审核。此外，仁宗还废除了一些严苛刑法，尤其不许施以宫刑，以绝人嗣；除了谋逆者依律连坐，其他犯罪不要一概处以连坐。

朱棣时，为笼络人心，建文朝被黜的官吏只要“以奏疏付科”便可复职，以致于到了永乐二年（1404年）官员多出数倍。仁宗继位伊始，便宣布在内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材者留，其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数送吏部罢之；洪熙元年（1425年）汰除一批冗官，并下诏规定了文臣七十岁退休。宣德时期，宣宗根据吏部尚书蹇义建议，将永乐以来，因营造催办夫匠，收运粮储，整理农务，采取木植，在内添设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县，添设参政、参议、副使，同知、县丞等官一律裁减。

赵祯即位三天之内，先是恢复了夏原吉的户部尚书之职和陆续释放了黄淮、杨溥；授予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翰林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均兼大学士，接着赐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蹇义五位元老重臣每人一枚“绳纠缪”的银章，从而形成了以这五人为核心的文臣执政班子。仁宗还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三公三孤”的头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以提升了内阁阁臣的地位。其中“三杨”在仁、宣二宗执政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才干、长项，而是彼此特点能够互补。杨士奇的长项是行政能力强；杨荣有谋略，擅长军事工作，且性格幽默；杨溥则是个老学究，善于抓文化工作。

李忱在杨荣的建议下，任用顾佐对都察院进行改革。在顾佐的努力下，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永乐末年以来官场腐败现象的进一步恶化，澄清了当时的整个官僚系统，另一方面明初御史队伍建设并不完备，主要是靠皇帝个人权威维持的情况，也得到很大的改观，经过几十年的积淀，仁宣时期御史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司法监察机构，并且在顾佐的领导下严于执法、尽职地施行其司法、监察职能。

洪武朝在地方上废除行省制，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但遇有三司首脑难以单独处理的政务，便无法集中事权加以解决。为此，宣宗在此前巡抚派遣时间、巡抚范围等均无定制的情况下，在直隶、江南以及关中等地长期设置巡抚，从而确立了巡抚制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地方三司权力过于分散，致使许多应兴应革之事难以实现的局面。

宣宗认为百官贤能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乱，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一方面发动各级官员留意人才，举荐人才，一方面任用官员时，打破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的用人原则，只重才干，不重资历，将资历尚浅的七品监察御史于谦破格提拔为三品大员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也正是于谦在土木堡之变时，面临朱祁镇被俘、瓦刺兵临京师的危急时刻，领导了明京师保卫战，挫败了瓦刺的进攻。

此外，仁宣期间重视对地方的治理，选贤任能，严格考察，奖惩结合，久任责成的制度，使地方官员中出现了诸如苏州市知府况钟、吉安知府陈本深、常州市知府莫愚、松江知府赵愚等一大批循吏，在减轻租赋和徭役，安定民生；开辟荒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兴学校，重教化，移风易俗；打击贪官奸吏和豪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对地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民生的顺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仁宣时期颇有唐朝贞观之风，为君者能虚怀若谷，大度宽容，兼听纳谏，任用贤才；为臣者也能不避斧，昧死直谏，兴利除害，不遗余力。仁宗继位之初，就召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蹇义五位元老重臣，赐给每人一枚银章，文曰“绳愆纠缪”，鼓励他们见到政事上有所阙失便可用此印密疏上奏；宣宗也规定中外大小之臣，督府吏及卫所军士，甚至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言事，指出皇帝的过失。

在朱高炽被立为太子之后，受到朱棣宠爱的朱高煦只封了汉王，其并不甘心，意图潜谋夺长，不仅私造兵器、阴养死士，而且还中伤东宫官属。仁宗即位后，高煦谋夺皇位的政治野心并没有因此收敛，但终因君臣名分已定，而不敢轻举妄动。洪熙元年（1425年)，在位仅十个月的仁宗去世，皇太子朱瞻基即位，次年，诏改为宣德元年（1426年），这一年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在大学士杨荣、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下，李忱命李从善瞻、襄王瞻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不久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

相较于朱棣在位期间，为根除北方蒙古的威胁，曾，造成了“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的局面，此外，派出南征交州的大军，也是十丧八九，内外俱疲。仁宗执政后，蒙古威胁业已解除的情况下，对于南北两条战线的国防政策进行收缩，以减少用兵以省民力。仁宗专门叮嘱戍守边境的将领，对于来犯之敌，顺则抚之，逆则御之，顶多将他们驱离。切勿贪功行事，否则即便建功，也不会赏赐。

宣宗时，辽东总兵武进伯朱荣曾因朵颜卫朝贡不至，请求出兵，遭到宣宗的拒绝；宣德二年（1427年），征讨交趾的柳升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不过，宣宗对于入侵之敌却是毫不手软。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巡视北边期间，恰逢兀良哈侵掠会州；宣宗亲自率领精骑三千人出喜峰口，在宽河大败兀良哈部。

此外，仁宗还停止了郑和下西洋、在云南省开采宝石、在交趾开采金珠以及过度购买马匹和采办、烧铸进供等劳民伤财、耗费国力的政策；大力减少赋税，积极救灾，停止灾区一切官买物料，并酌情减免灾区人民的赋税。由于仁宣时期“息兵养民”政策的实施，大大减轻了百姓兵役和徭役负担。

继承了太祖、成祖军事思想的宣宗，认为在国防上安不忘危、守备为上，其在颁布的《御制帝训》中，对整治武备与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联系作出了系统性阐述，并着重从三方面加强武备：一是储将。选拔智勇兼备的优秀将领，给予丰厚的待遇；二是养士。要爱护抚恤将士，定期按时进行训练；三是广储蓄。要重视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多多积蓄财货物资。另一方面宣宗也反对无缘无故兴兵，滥用武力，主张对蒙古各部“驭夷宜宽，用兵宜审”，再三诫谕申敕沿边各镇将领谨慎备御，尽心防守，禁止贪功冒进。

此外，宣宗还从四方面加强军队建设。一是勤习武艺，宣宗执政期间，距离明朝开国已六十余年，将卒多耽于安闲逸乐，思想懈怠，训练松弛，尤其是是一些世袭武臣子孙。对此，宣宗进行了痛斥并督促这些人勤习武事，提高军事素养；其次规定武臣子孙袭职之时必须比试武艺，若初试不合格者再试，仍不合格将被治罪。二是爱恤士卒，认为只有平常善待军士，深得其心，临敌之际才能得其拼死效力，成就功业，并屡次颁布诏谕，严禁将领压迫虐害军士，违者一经奏劾查实，即予逮治，另外还通过增加军士月粮、调整各卫军队就近轮班戍边或赴京操备等措施，来切实减轻军士负担，改善其待遇。三是严明军纪，强调军队无论战时、平时，都必须保持严明的纪律，为此宣宗下谕兵部慎重选将任将，以确保军纪得到严格执行。 四是公正赏罚，主张治军必须赏罚公正严明。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罚，以此来激励将士为国效劳建功，警戒其遵纪守法。

仁宣时期，统治者继续贯彻执行朱元璋制定的经济政策，如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减轻赋税，赈济灾荒等。宣德朝曾多次兴修水利，宣德二年（1427年），修复了泾阳洪渠堰，可灌溉五县田八千四百余顷；宣德三年（1428年），修建四川灌县都江堰四十四处水利工程；宣德七年（1432年），修建四川省眉州新津通济堰，并下诏督促各地兴修水利的官员不得拖延。此外，宣宗还积极推行移民屯垦政策，执政期间多次复核没收了豪强占有的耕地，对于落户之人，给予牛、农具等生产资料，而对于开垦的荒田，不管开垦了多少土地，一律永不征收粮税。于是东至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省，南尽滇、蜀，极于交州，中原则黄河南北，屯田面积大大增加的同时，税粮也由洪武年间平均每年二千余万石，增至永、熙、宣年间平均每年三千一百余万石，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

官私手工业蒸蒸日上，采铁、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在质量上均超过了前代水平，在数量上也成倍增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特别活跃。仁宣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明代的极盛水平。

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为此，赵祯执政时期已确定实行南北二卷，只是未及实行便逝世，宣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南、北、中卷及考生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对科举取士的录取比例加以平衡，学者赵中男认为此举一方面有利于吸收全国各地的政治人才进入明朝统治集团，另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

仁宗即位不久，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命杨溥主掌弘文馆事宜，并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宣宗从小受过较为完备的封建文化教育，天资聪颖，加上其对文化和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所以宣宗一方面在书法、绘画、诗文、音乐等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另一方面宣宗和仁宗一样重视文化事业，其于宣德八年（1433年）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当时还有以收藏档案为主的藏书处所通集库、皇史，以及翰林院、国子监、各部署郎曹等政府机关均有藏书，进一步完善了明代官府藏书体系的同时，也推动了民间私人藏书的发展。由于明代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刻书的兴盛，私人藏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统计，当时可考的著名藏书家就达400余人，私人藏书蔚然成风。

宣宗继位不久，继承了仁宗的国防收缩政策。基于这一背景，镇朔大将军、薛禄薛禄放弃了战略要地开平的前沿戍守区域，在开平卫以南构筑防御工事，以缩短供给线；对于每年派遣使纳贡的蒙古阿鲁台，宣宗回赠丝绸、缎子以及其他珍贵的礼品，加以笼络的背后是宣宗希望拉拢阿鲁台对付蒙古的瓦剌部。

原来，朱棣五次进兵漠北，重创了蒙古阿鲁台，脱懽趁机领导瓦剌部独立，并屡次入侵阿鲁台的控制区域，迫使阿鲁台所部东迁，蒙古联盟从而一分为二：即阿鲁台领导的鞑靼部和脱懽领导的瓦剌部。不过，即便在鞑靼内部，阿鲁台的权威也受到了兀良哈惕各卫的挑战。最终，内忧外患的阿鲁台于宣德九年（1434年）被瓦剌部所杀，而后控制蒙古地区的瓦剌部选择与明朝交好。

永乐、洪熙时期，尽管曾为改善对日关系做出努力，不过日本将军军义持的敌意而未遂。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派遣使者出使琉球王国，托琉球王转递一份专门给义持继任者义教的诏书，建议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义教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派遣一名具有中原地区血统的僧人带领使团于次年抵达北京，进献了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产等贡品；当日本使团回城之时，宣宗专门派出了使团护送，明朝的使团在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

此后，明朝与日本幕府签订了《宣德条约》，增加了来访人数和船只，双方互派使团来访。虽然日本使团并未严格遵守《宣德条约》，来华人船严重超额，但明朝为了换取日本政府控制倭寇的目的，仍给日本使团以丰厚的回赏。学者赵中男认为，尽管明朝的目的未能实现，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仍然促进了中日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改善了中日关系。

宣宗出于扩大明朝的影响以及取得战马的目的，积极与朝鲜改善关系，与朝鲜李王关系密切，双方定期互派使团和互赠礼物。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命一名宦官率第一个使团赴朝，赠予了朝鲜国王丝绸，作为这一年早些时候朝鲜国王派使团带礼物访华的回礼；次年又派出携带礼物的使团远赴朝鲜并要求5000马匹以供军用，要求也很快得到满足。

宣宗出于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等方面考虑，继续执行不准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禁令。另一方面和永乐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照来朝次数多寡依次排列，占城8次、爪哇6次、泰国6次、苏门答腊岛4次；泥、榜葛刺、柯枝、斯里兰卡、阿丹和阿拉伯帝国等国为1次。此外，宣宗为恢复朱棣促进的纳贡关系，曾短暂恢复了海上航行，郑和于宣德五年（1430年）奉命指挥第七次远洋航行此次舰队重新访问了约20个国家，航行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沿岸，带回了宝石和异国动物等礼品，次年便有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的15个使团来朝。

当代学者缪振鹏、王守稼认为明代存在大量的隐漏户口，以宣德、正统年间为例，官方统计全国五六千万口，加推算被荫蔽的约两千余万口，就可达七千至八千万口，再加上数目同样可观而又不见于户籍登记的数以千万计的流民以及江南地区在户口统计中没有反映出来的增长人口数，明中叶实际人口数当达到一亿上下，嘉靖、万历时估计达一亿数千万，即与官方统计数相差达一倍以上。

北至博克多汗国边境一带；西南面包括了今缅甸、老挝大部及泰国西北部抵达孟加拉湾以及青藏地区；西北疆界涵盖今新疆东部哈密市一带；东北疆域则至辽东地区。疆域面积大约为468万平方公里。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建国，成祖朱棣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朱元璋三十年治国，到朱允炆可做守成之君，却偏偏出了成祖朱棣的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宗、宣宗头上。仁宗早在永乐年间朱棣频繁北征之际，即居守监国，代行朝政，亲眼看到了高、成二祖创业的艰难，亲身感受到了守成的不易，所以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继位后便把自己说成了守成之主，明确守成的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仁宗之后的宣宗也赞成守成，但并不像赵祯一味动法祖宗。于是，仁宣二宗执政期间，尽管没有什么新的建树，但他们在宽缓刑狱，倡廉惩贫，体恤灾困等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都是有利于医治战争创伤，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文官治国、财政负担过重、交趾等诸多棘手的问题，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还在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后续明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者何悦、杜垚认为仁宣之治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盛世，既继承了洪武永乐年间的强盛，又解决了穷兵武的弊端，也为隆庆年间的富庶奠定了基础，其相较于其他盛世更加难得。比如唐朝开元盛世，有很大的因素是继承了贞观之治的家底，而在仁宣之治的时代，尽管洪武、永乐两朝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经济却不是很理想，并且当时的中华大地刚经历了元末战乱和靖难之役，再加上成祖时大肆杀害流放惠宗时的大臣，以及朱棣五征漠北和郑和下西洋，明朝国力早已不堪重负。而仁宣之治的施行，不仅解决了国家的内忧外患，还使明朝的国力达到了巅峰。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以后，中枢权力结构出现了空缺。而内阁的形成，又没有弥补这一缺隙，本质上内阁大学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宰相，没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实际权力。于是，培养一批既能办事、又绝对听命于皇帝的忠实奴才宦官成为了首选，到了仁、宣时期，司礼监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形成了与内阁并峙的双轨制，具体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可以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在这种体制下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取决于皇帝对官宦势力的控制。进而言之，这种体制对于极端专制的皇帝是有利的，但弊端也很多，因为司礼监与内阁并峙的双轨制下，司礼监的权势始终居于内阁之上，必然容易造成宦官专权的结果。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晁中辰认为，盛世应该具备三个特征：一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二是政治比较清明，国力强盛，在经营边疆和抵御外患上功业卓著，虽兴办浩大工程而财力不绌；三是在文化建设上卓有成就。以此衡量仁宗和完颜珣朝则不全具有这些特征。与朱棣积极进取的治国方略相反，赵祯和宣宗都是采取保守退缩的方略，以守成为主。另外，作为一个时代，时间不能太短，不要说仁宗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再加上宜宗在位的10年也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时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响亮，那样为世人所熟知。因此，将永乐帝在位22年，加上仁宣时期的11年，大体算得上一个时代，合称其为“永宣之治”，更为恰当。此外，时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认为仁宣之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其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仁宣之治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

清代历史学家谷应泰：创业困难，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

历史学家孟森：明之仁、宣，论者比之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为嗣主守文太平极盛之世。

学者赵望秦认为，明初社会经济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宣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赵祯父子执政期间，力求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因而都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以取代洪武、永乐时期的严猛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经济上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政治上，提高了阁臣的地位，内阁制度确立起来，仁宣两朝，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政治比较清明节，史称“仁宣之治”，可与西汉的“文景之治”比肩。

学者高景新、戴鸿义认为，明朝经过朱元璋、朱棣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为仁宣之治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仁宣二帝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励精图治、革除弊政、稳定局势，使“天下益归心”，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太平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明君主。

《明史纪事本末》由清代谷应泰（1620-1690)广泛参考了《国榷》《石匮藏书》和其他私家野史所撰，对一些政治事件的记载比此后的《明史》更为详细，其为直隶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1656年)，调任提督浙江省学政事。该书完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月，共80目，每目为一卷，共80卷，记载了始于《太祖起兵》，终于《甲申殉难》明朝近三百年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仁宣致治】卷，分析了仁宣二宗承继高成二祖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指出，宣宗在位不满十载，然而其治道垂成，可以溯源于仁宗作为太子监领国事之时，真是父子相承，和熙累累。所以仁、宣二宗致治的初始，仁宗比不上宣宗，仁宗执政之初尚面临一定的风险，而宣宗继帝则局势安定，才能够在仁宗致治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光大。汉代刘氏天下的衰落，是从汉桓帝永嘉年间开始延续下来的；宋代致治最盛的时期，则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先王之道，服之以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见效的，礼制和音乐必立国百年而后，才能够逐渐兴盛起来，所以宣宗致治，真是适逢其时。

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加上仁宗的统治时间，这十一年时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2019年，64集电视连续剧《大明风华》开播。讲述了靖难之役中，御史大夫景清夫妻罹难，长女若微被副将孙愚所救，次女蔓茵为太子朱高炽所救。骨肉同胞，一在宫中，一在江湖，同时长大。十年之后，若微随一批靖难遗孤入城刺杀朱棣，刺杀失败，若微则遭遇皇太孙朱瞻基，两个年轻人是敌是友，成就了一段姻缘，其历经永乐、洪熙两朝，目睹了国家正在从乱象中慢慢恢复后，决心放弃执念，辅佐登上皇位的丈夫朱瞻基，成为了“仁宣之治”盛世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