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末年，谈诗饮酒成为朝士名流间流行的事，到光绪改元时，这种文学潮流继续发展，并多增加了对国家和政治的讨论，被当时的人视为“清流”，诗酒唱和这一文坛流行趋势达到鼎盛时期。光绪九年到十二年间（1883年-1886年），陈衍、郑孝胥相互探讨、切磋诗艺时提出了“
同光体”一说，用以指称当时诗坛，主要是京师诗坛的流行风尚，即“同光清流”开创的诗坛风气。但清末民初，在太学及南社诸子的记述下，同光体成为了陈衍、
郑孝胥的“宗宋”诗风的代名词。后来，
钱仲联在《论“同光体”》中对此提出了疑问，引起了学者们对同光体的重新界定。
郑孝胥、陈衍最早提出“同光体”的说法，亦有说法称同光体发源于
姚鼐。总体来看，“同光体”的一些开派作者普遍年轻，在
同治末年(1874)，
沈曾植才24岁、
陈三立16岁、陈衍19岁、郑孝胥15岁，都尚未成名，诗亦尚未能自成一体，所以当时的“同光体”之称，并非完全确切。保存在他们诗集里的作品，往往是光绪中期以后所写，他们此时的“同光体”诗作才成熟起来。
同光体作者是宣称“不墨守盛唐”的，其主要特点是主体学宋，同时也学唐，但后者则主要趋向于在中唐的
韩愈、
孟郊、
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
李白、
杜甫。
同光体诗，分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学宋，而宗尚也有不同。闽派陈衍主张诗有
开元、
元和、
元祐“三元”之说，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
石遗室诗话》)，重点在宋，他自己学
杨万里；
郑孝胥学孟郊、柳宗元、
王安石、
陈与义、
姜夔；
陈宝琛学王安石；
沈瑜庆学
苏轼；后一辈林旭学
陈师道；
李宣龚等则又是“直效海藏（郑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赣派代表
陈三立，学
韩愈、
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
江西省派，后继者
夏敬观、
华焯、
胡朝梁、
王伯沆、
王易、王浩等，或出入于
梅尧臣、陈师道诸家。浙派代表
沈曾植、
袁昶，都是学
谢灵运、韩愈、
孟郊、黄庭坚的，沈氏提出诗有元嘉、
元和、元“三元”之说。这派上承清中叶秀水派的
钱载，影响不大。沈氏诗弟子
金蓉镜，具体而微。
另外，
范当世学黄庭坚，
陈曾寿学韩愈、
李商隐、黄庭坚，
俞明震学
陈与义。不属于以上三支，而一般也认为是“同光体”的诗人。
同光体重要作家，如
陈三立、陈衍、
郑孝胥、
陈宝琛、
沈曾植、
袁昶、
沈瑜庆、
林旭、
李宣龚、范当世、陈曾寿、俞明震、
夏敬观、
胡朝梁、
陈书、
叶大庄、
何振岱等，评介很详。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
王闿运、
李慈铭、
张之洞、
张佩纶、
易顺鼎、
樊增祥、
李希圣、
曹元忠、
冒广生、宝廷、
梁鼎芬、
赵熙、罗口口以及诗界革命的
黄遵宪、
康有为、
梁启超，都评论到。书中阐说主要着重在艺术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内容的，如
林寿图的《忆昔行》、《高将军歌》、《馈粮叹》，
吴观礼的《冢妇篇》、《小姑叹》、《天孙机》、《邻家女》，
沈瑜庆《怀军门朱洪章》，黄遵宪感时的律诗等，都属于诗史性质的作品。论诗以外，还有一部分论词的。《续编》补充论述了前编所未提出的古代诗论
钟嵘《
诗品》，近代重要作家，如
金天羽、
许承尧、
杨圻、
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同光体主要学宋的诗风，所以能在清末泛滥起来，原因是
清代神韵、性灵、格调等 诗派。到
爱新觉罗·旻宁以后，已经极敝。“夫口餍梁肉，则
苦竹笋生味；耳□筝笛，斯芦吹亦韵”（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所以同光体易于转移人们的耳目。而这一派诗人的自我标榜与广泛宣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键人物是陈衍。他在清亡后发表《
石遗室诗话》，选《
近代诗钞》，更有不少朋友和学生奔走其门，同光体因此风靡一时。其乡人
林庚白早年学同光体，后来终于摆脱。他深有感慨地说：“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
水母。门户既然，于是此百数十人之私言，浅者盗以为一国之公言，负之而趋。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人之真，其实不惟不善学古人，其视清之江□、
郑珍、
范当世、
郑孝胥、
陈三立，虽于古人之樊篱，犹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诗，盖又下焉。”（《今诗选自序》）这是同光体诗人的反戈一击。
早在陈衍标榜同光体的光绪年代，其同乡友人
林纾也已加以非议。他在《旅行述异·文家生活》识语中指出：“至于今日，则又昌言
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揭麾举口，令人望景而趋，是身以齐人，屈天下均齐语，身为楚产，屈天下皆楚语，此势之必不至者也。”民国初年，“同光体”诗风，又侵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掀起了一场赞成者与反对者的斗争。
柳亚子为此把“同光体”的追随者朱玺驱逐出社。然朱玺辈是不在陈衍诸人话下的人，打击朱玺，并不能使“同光体”退出诗坛。加以“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亦无能转移风气”（
林庚白《今诗选自序》）。直到陈衍的32卷《
石遗室诗话》出版的次年(1930)，持有诗界革命观点的
金天羽，在《五言楼诗草序》中，进一步指斥同光体诗人“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
颜师古而不能驭古。……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数绅，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列我之坛坫，卒之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樊篱，诗教由是而焉。”这是对同光体最后的有力的抨击。到193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全面入侵的时候，陈衍病死于南，
陈三立病死于北，次年，
郑孝胥死于伪满洲国，同光体诗派至此而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