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定次郎于1866年出生在大阪古董商家庭中，原名安达定次郎，幼年随父亲出入于古董商铺中，耳濡目染对于古董的买卖交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那年安达定次郎作为学徒进入了当时大阪颇有名气山中吉兵卫商店，迈出了日后成为大古董商的第一步。

山中定次郎

安达定次郎在学徒期间靠着勤奋、坚忍不拔的个性，不断积累着经商经验和鉴定文物的知识，在经商中不断接触到来自欧美的学者和收藏家，给年轻的安达定次郎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使他意识到东方艺术品在未来的东西方交流中会产生很大的市场，会获得巨大的利益。聪明的安达定次郎发现了一条雄飞世界之路，他开始上夜校学习英文，积累知识，为未来走向世界打下初步的基础。安达定次郎人生第一次转机是在他23岁那年，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卫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安达定次郎，他入赘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定次郎，随后开始了为山中商会进入欧美市场开疆拓土之路。山中商会在短短的几年间抓住20世纪初欧美经济高速发展，富裕阶层对于东方艺术品的好奇、渴求的心理，快速在海外建立了销售网络，培养了东方艺术品在欧美等地的销售市场。随着海外市场对中原地区艺术品需求的扩大，山中商会把目光转向了拥有悠久历史、古董文物珍藏最丰富、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中国北京，开始在北京建立山中商会支店，迈入了山中商会在中国发迹的历史。山中商会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买卖机构。山中商会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根据有关专家介绍，根津美术馆收藏的这些钟表是根津嘉一郎1910年左右从日本著名的山中商会所购得。出售给根津嘉一郎的这批钟表正是当时山中商会的掌门人山中定次郎。山中定次郎在加入山中商会之后，迅速地开发了欧美市场，并与美国巨商客户建立了良好关系，在他的客户中还有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后来随着山中商会资本的巨增，便开始鼎力收集东方古美术品，尤其是在北京开设分店期间，该商会收集了大量的中原地区珍贵的艺术品，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那么山中定次郎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些钟表的呢？根据《山中定次郎传》记述，系山中定次郎从当时的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手中买到。据悉，在辛亥革命不久后，除书画以外，恭王府的古董几乎全部汇总卖给了日本的山中商会。这次采购，虽然具体的购买规模不太清楚，但根据《山中定次郎传》一些记述的描述例如“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可知这次大规模的收购肯定是一次巨额的交易，极有可能以百万日元来计量，其数额无论是与辛亥革命前后中原地区古董品年输出额相比，还是与民国十三年清代皇室以古董为抵押、在北京盐业银行借下的最高借款额相比，都毫不逊色。而这批清宫的御藏钟表就在这次的收购名单中。后来这批文物被迅速运回日本分类整理，并被分为三批出售。当时的根津嘉一郎就是从山中商会的得到了这批珍贵的清宫钟表。

山中定次郎13岁那年安达定次郎作为学徒进入了当时大阪颇有名气山中吉兵卫商店，迈出了日后成为大古董商的第一步。1894年在纽约开设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陆续开设分店，1900年在伦敦开设分店； 1905年在巴黎开设代理店。随着山中商会在欧美市场销售网络的建立，采购大量的中国艺术品成为其经营成败的关键。当时的北京正处于中华民国建立的时期，朝代的更替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在文物考古市场上出现了几大新发现。1905年5月敦煌市莫高窟的主持王道人以其不经意的发现，竟扣开了一座千年藏经洞——北宋晚期僧人们掩藏起来的藏经洞，洞中的经文、书卷引来了欧美各路探险家，将敦煌文物经敦煌、兰州市、北京运往世界各地；不久，河南安阳小屯发掘出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同时，陕西周原出土、盗挖出大量青铜器，如周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小盂鼎等标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礼器；洛阳市北面的邙山历史上墓冢林立，几无卧牛之地，随着京汉铁路穿山而筑，大量的地下墓穴被挖掘，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唐三彩、陶器、青铜器、古玉器等流入了北京、上海市的文物古董市场，随后迅速被嗅觉灵敏的古董商转售到海外市场，清代的皇亲贵族，随着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开始以变卖家中的古玩、书画维持时日。同时溥仪从宫中带出的宫廷瓷器、皇家收藏的字画也以抵押方式流入了民间。1928年军阀孙殿英在清西陵盗墓，人为地造成了大量国宝流入市场。综上所述，在民国初年北京的古董文物市场，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交易活跃的时期，大量历朝历代的珍贵文物，皇家瑰宝云集于市，欧美、日本各国的收藏家、学者、文物商贩一时聚集在京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抢购中原地区的文物珍宝，运往海外。这一时期是中国文物流向海外市场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时期。由于朝代更替，社会动荡，破落的皇亲贵族变卖家产，新兴的权贵、商人大肆收购，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的强劲需求，造成了历史上中国文物第一次大规模的转手流通。山中商会适逢其时，看准这一历史变迁的巨大商机，于1901年在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设立办事处，随着业务的发展，在1917年购入肃亲王家的一处300平米的四合院作为山中商会在北京支店，正式开展在北京收购中国古董的业务，山中商会北京支店长是高田又四郎，日本店员4人，中国雇员15人。每年山中定次郎来北京二次，大约停留2周左右。事先由北京支店联络北京古玩行业的经营者、摊商来山中商会的院中以摆摊的方式将各自的古玩收藏摆放在6尺的长桌上，由山中定次郎带领来自欧美各分店的采购人员按照各个市场的需求选购各自所需的商品。然后，由北京支店的雇员负责按各市场进行分类，运输，同时负责结账。在连续几天的采购中来自北京及外地的古董商每天有200人左右，他们乘坐黄包车将各自的藏品和各类文物带到山中商会北京支店，供山中商会挑选，大量的中原地区古董文物就这样以大宗贸易的方式大量流入了欧美市场，为山中商会在欧美各国的分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的中国艺术品。山中商会在北京经营期间，支店长高田非常注意和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进行交往，及时了解市场上出现新的古董信息和流向，敢于出高价购买稀有、奇特、珍贵的古董文物，同时高田还积极和北京的清代王府贵族、大收藏家交往，建立联系渠道。1912年恭亲王小溥伟为了帮助末代皇帝溥仪进行复辟活动筹集军饷。决定将恭亲王府的收藏全部出售。得到消息的山中定次郎在友人山中六三郎、冈田友次的陪伴下，来到恭亲王府观看恭王府珍藏的珍宝。恭王府的珍藏分为如意库、书画库、玉器库、青铜器库等几十座宝库。其中不计其数的珍宝落满了灰尘，在玉器库中恭王府管家捧起一堆翡翠饰品向山中定次郎问道：“这些东西你打算出多少钱收呢？”山中定次郎脸上浮现一丝惊喜，暗想这次买卖可做大了。经过权衡，山中商会决定以34万银元买下了恭王府除了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等全部收藏，对于山中商会而言是一次大的赌博，同时也给山中定次郎带来一生最大的辉煌，奠定了山中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中原地区古董文物交易商的坚实的基础。这批恭王府旧藏在山中商会购买后的第二年，即1913 年在美国纽约美国艺术画廊以名为“天上艺术至宝”的专题，印制了烫金的图录进行拍卖，拍卖结果轰动了美国收藏界，被认为是中国艺术品极品收藏，拍卖成交纪录超过了27万美金，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天文数字，拍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1914年，同样在纽约的“美国艺术画廊”山中商会举办了题为“天津市中国贵族的个人收藏及山中商会在北京采购的文物”的专题拍卖会。拍卖会成交额近20万美金，再次取得了成功。山中商会以二次拍卖为契机，取得了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在其后的1916年在纽约举办了11次中原地区古董美术品拍卖会。由此，山中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的中国艺术品交易商。这批山中商会购买的恭王府文物究竟包括了哪些奇珍异宝，对于后世来说始终是个谜。据国内得到的一本1913年纽约拍卖图录，似乎能够解开恭王府文物的部分谜团。该图录为英文印刷，扉页上有小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的朝服照片，里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当年在纽约拍卖的恭王府藏品，有玉器、青铜器、陶瓷、木器、珐琅、石雕、织绣等7大类500余件。通过山中商会在中原地区的发迹、盛衰历程，我们看到了中国古董艺术品近百年来在海外流转的基本脉络。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的乱世中大批精美珍贵的中国艺术品大量散失海外，所幸的是历经战乱、世事沧桑，多数中国艺术精品还留存在国外美术馆和私人藏家手中，未被毁灭，默默地承担着传播中国艺术文化的重任。今天，富裕起来的中国的有识之士，走出海外寻宝，将散失在海外的大量中国艺术品带回中国。盛世兴收藏，但愿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历经百年沧桑能够在回归中国故里后，得到更好地保护和珍藏，使中华文化能够得到更好地延续和发展。

这场拍卖的争夺激烈，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区、美国、俄罗斯、中东及欧洲藏家参与竞拍，拍卖耗时1个多小时才结束。成交情况是15件御藏钟表100%成交，总成交额取得了2.8亿元港元，这也是香港佳士得有限公司此次春季拍卖的第3高的单场拍卖，平均到每一具钟表的价格更是高达1873.07万港元，其中有4具钟表的拍卖价格超过了3000万港元。

清乾隆《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水法音乐钟》以3952.75万港元被一位欧洲私人藏家买走，这件钟表用精致的珐琅与无数的人造宝石结合在一起，更显装饰的华丽，自动钟机件看来简单又引人入胜，每当音乐钟声响起，底座上的欧洲人物群像就会同时起舞；花盆中亦有一朵花伴随乐声转动。堪称同时期中原地区工艺品的代表作。这是全场最高价，这个价格也创下了中国座钟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

18世纪晚期《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水法音乐钟》以3616.75万港元成交，这具音乐钟与佳士得2001年售出的一具时钟原属一对，此次创下了英国座钟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每当乐声响起时，该钟前活门随即打开，展现出多艘航行的帆船。

清晚期《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字音乐钟》，以3392.75万港元成交。

清乾隆《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报时鸟音乐钟》3168.75万港元成交。

从香港佳士得有限公司公司公布的买家名单中，10件被亚洲私人藏家购藏，1件被中国私人藏家买到，剩下被欧美私人藏家购得。拍卖的结束标志着又一出悲欢离合的大戏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了。

香港佳士得“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藏清宫御藏钟表”专场拍卖成交记录表

名 称 估 价 成交价(RMBHKD)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音乐钟 港元 2,500,000-3,500,000 35,179,475 39,527,500

18世纪晚期 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水法音乐钟 HKD 4,500,000-6,500,000 32,189,075 36,167,500

清19世纪晚期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字音乐钟 HKD 1,000,000-1,500,000 30,195,475 33,927,500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报时鸟音乐钟 港元 4,500,000-6,500,000 28,201,875 31,687,500

清乾隆 鎏金铜镶料石转花胡人献宝音乐钟 HKD 2,500,000-3,500,000 26,208,275 29,447,500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万寿无疆音乐钟 HKD 4,000,000-6,000,000 24,214,675 27,207,500

清19世纪晚期 鎏金铜镶料石转花人物天官赐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音乐钟 港元 700,000-900,000 15,243,475 17,127,500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转花太平景象音乐钟 HKD 2,000,000-3,000,000 15,243,475 17,127,500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纪昀石座呀呀葫芦自摆钟 HKD 1,200,000-1,500,000 9,462,035 10,631,500

18世纪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双柱容镜音乐钟 HKD 1,200,000-1,500,000 6,770,675 7,607,500

清乾隆 鎏金铜镶嵌料石自开门跑人音乐钟 港元 1,500,000-2,000,000 6,764,000 7,600,000

清嘉庆 鎏金铜镶嵌料石飞鹰钟 HKD 1,200,000-1,500,000 5,773,875 6,487,500

18世纪晚期 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料石转花音乐钟 HKD 300,000-400,000 5,474,835 6,151,500

18世纪晚期 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水法顶柜箱音乐钟 HKD 1,500,000-2,000,000 5,275,475 5,927,500

18世纪晚期 乔治三世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音乐钟 港元 6,000,000-7,800,000 3,851,475 4,327,500

根津美术馆藏的15具自鸣钟有8件都是于乾隆末年在广州市制造。这是由于当时广州是与西方最早建立联系的窗口，当时国内的时钟主要在广州当地制造。广州的工匠对欧洲时钟接触的机会较多，不少人肯定曾经装配过或者修理过由欧洲进口的时钟，所以在制作的风格上也承袭了欧洲画工精细的珐琅钟面、色彩缤纷的人造宝石，以及各种装饰技巧。所以这批藏品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欧洲的机械钟表始于14世纪，直到18世纪时，钟表在欧洲仍属于真正的奢侈品。在16世纪中期，由耶稣会教士用作贡品来博取朝廷的礼遇，以便教会可以在中国立足。就这样，西洋钟表这种新鲜玩意被带到了中原地区。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赵顼进献了两座自鸣钟，在当时的宫廷内引起了轰动。到了清代，在清代帝皇推崇下，中国更举国兴起一片时钟艺术热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在雍正十年将贮存、修理、制作钟表的处所改名为“做钟处”。做钟处主要是奉皇帝之命制作更钟、自鸣钟和时乐钟等，由造办处内漆、木、金、玉、牙、铸炉、枪炮等作坊配合制作。为了保证钟的质量，有时还要通过广东海关购买发条、表盘等。制作一件大型钟表需用几年功夫。康熙、乾隆二帝更是均雅好收藏钟表，二帝均因对自鸣钟情有独钟，而有咏颂自鸣钟的御制诗文。耶稣会教士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在乾隆初期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具以上，据说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时钟已成宫廷生活必需品，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

此时，外国政府及高官进献给中原地区帝皇而订制的时钟，报时功能反在其次，越来越多的具备自动机械及八音盒等新颖功能，在钟表的设计上也大都兼具中西合璧的装饰元素；甚至以自动机械与八音盒为主要特色。这场拍卖中15具钟表之中，13具兼备音乐功能，12具是自动钟。这批御用时钟，不论是原产中国还是欧洲，都是以设计华丽著称。无论从匠心独运的时钟外壳、音乐功能、活动零件，还是表面富丽堂皇的鎏金以及镶嵌的各类色彩缤纷宝石无一不令人叹为观止。再加上这些钟表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制作技术，音乐机心与多重自动机械；部分时钟活动零件之多，使人眼花缭乱。

仙台市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撰写的《清代皇室宝物的流出》（2002年6月由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出版）专著，其中专题介绍了1912年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曾从恭王府通过小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掠夺性购买了除书画以外的536件恭王府文物，并于1913年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进行两次专场拍卖。

通过多方协助，恭王府研究人员前往大阪与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后裔山中让先生见面，他惠赠当年的拍卖图录《纽约1913年AAA恭亲王竞卖》，这本图录在日本山中商会的档案室中保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于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有可靠的文字及图片记载恭王府流失文物的书籍，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通过这本图录，恭王府陈设用瓷的历史信息逐渐显露出来。

这本图录所记载的536件拍品包括青铜器、玉器、瓷器、牙雕、水晶、翡翠、宝石等清代宫廷艺术品。其中，瓷器的拍卖主要集中在1913年3月1日纽约艺术画廊举行的拍卖会上，共拍卖了133件。归纳瓷器的品种，白釉器物较多，共有35件，占瓷器总器数的26%，其中有宋代定窑系的白釉水盂、明初永乐官窑甜白碗、清雍正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白釉文房用品、明清两代德化窑观音塑像及文房清供；青花五彩瓷器有35件，占总瓷器数量的26%，以明末清初的景德镇观音尊、棒槌瓶居多；在瓷器中还有63件康熙、雍正官窑生产的单色釉瓷器，有乌金、蓝釉、洒蓝描金、红釉、豇豆红、郎窑红、黄釉、天蓝釉、孔雀石绿釉、金酱釉、珊瑚红、郎窑绿、苹果绿、茶叶末等十几个品种。

从图录看恭王府旧藏瓷器的年代跨度为宋至清；种类以景德镇明清官窑为主，兼有钧窑、定窑、哥窑等宋代名窑，还有少量的地方窑，如德化窑、法华瓷等品种。这些瓷器造型精美，制作精良，而且每件都有原配的硬木底座，从器物造型及艺术价值分析，应为恭亲王府内殿堂和大书房的日常陈设之物。

山中商会1912年一举买下恭王府除书画外所有珍藏宝物后并未急于出手，而是在近一年后才在纽约进行了大规模的拍卖，也正是这次拍卖奠定了山中商会的霸主地位。在《近代日本的中原地区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作者富田升记录了纽约拍卖会定价总额大约为27.6万余美元。他推测从购买到拍卖这一年的时间内，“通过店头乃至个别销售等，已经卖掉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付与拍卖了。若真是这样，拍卖正如字意，成了在库廉卖。”因此我们从这本拍卖图录中所看到的瓷器，可能只是恭王府原藏众多精品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本图录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详实的有关恭王府用瓷的原始记录，从中可以窥见王府用瓷的规格和主人的审美兴趣。由此分析恭亲王时期恭王府的陈设用瓷均为历史名窑制品及清前期景德镇官窑制品，府主的审美观念偏重于素雅的单色釉。

修缮工地出土瓷片为研究恭王府生活用瓷提供依据

从1913年美国纽约拍卖图录中我们基本了解了恭王府收藏瓷器的种类、档次，但这些瓷器绝大部分都是属于陈设、文房、祭祀用具。那么，王府当时的生活用瓷又应该是什么档次？有哪些种类呢？

恭王府府邸中路的银安殿早于1925年烧毁，2006年进行遗址考察时，在原址东北侧出土了大量瓷片，这些瓷片中有宋代磁州窑系的黑釉、白地黑花、宋三彩、金元时期的北方粗瓷，更多的是明晚期青花瓷、清前期青花瓷及清晚期青花渣瓦窑粗瓷等，总体上民窑粗器为主，兼有少数的清代前期官窑瓷器碎片。釉色以青花为主，兼有少量粉彩、五彩、单色釉等。

王爷享受着宫廷赡养，衣食住行无不讲究奢华。而恭王府的府主之一恭亲王奕，更曾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在王府中会出土如此之多与王府规制不符的粗瓷呢？

根据《清会典》规定：亲王设长史一人，一等护卫六人，二等护卫六人，三等护卫八人，四品典仪二人，五品典仪二人，六品典仪二人。又七品首领一人，太监四十人。又设六品管领，六品司牧、司饭，七品司库，八品铁匠长、鞍匠长、镞匠长、羊群长、牛群长等。并有参领、佐领、骁骑校、亲军校、护卫校若干人，到王府当差。

由此可知当时在恭王府当差的官员杂役以及丫鬟、仆人、下人等等，人数之多。他们所使用的瓷器只能是民窑粗瓷。从常理推测，这些民窑粗瓷应该占当时王府瓷器很大的比例，因此出土瓷片中，粗瓷居多也符合常理。

在众多的粗瓷中，一块青花粉彩有“乐道堂主人制”款的瓷片格外的引人注目。它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恭王府府主、家眷生活用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目前所找到的恭王府文物主要包括家具、字画和古玩三大类别。

家具类

目前有两条线索可找到恭王府家具。

其一，《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4期中，有任莉莉撰写的《清代王室家具》一文提到：“本院近承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拨列专款，向东吴大学价购清朝恭亲王府紫檀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包括王榻、王座、平头案、骨董柜、太师椅、月牙桌、高几、四方几、插屏、龙首象座灯等，既华丽又优美，雕工精致，线条流畅，气魄恢宏，不愧为王府用具。”她不仅明确说明这批家具为恭王府所有，而且强调它们材质高贵、制作精美。那么这批家具为什么会到台湾东吴大学？据了解，这批家具是在民国时期由“清皇室接受委员会”成员所得，由北京带至上海市，后又从上海进香港，最终辗转至台湾，被台湾东吴大学收藏，最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购成为藏品。但此说是否准确？更为具体确切的流传经过还需进一步调查。

其二，北京西山戒台寺一直存有一批恭王府家具，至今还在寺内展览。恭亲王奕的曾孙爱新觉罗氏？先生于1987年提供了部分家具的照片以及恭亲王奕为戒台寺题写的“慧聚堂”匾额照片。戒台寺之所以会存有恭王府家具，是因为恭亲王奕与戒台寺有着很深的渊源。同治光绪年间，第一代恭亲王奕曾先后投注大量银两给戒台寺，用于修建罗汉堂、牡丹院，寺里遂将牡丹院留为恭亲王长年寓所。光绪十年（1884年），奕被慈禧罢免闲赋时常常来此燕居，并将他大量的书画名品收藏在这里。直至十几年后去世，这里一直都是他修身养性的居所。1911年清朝灭亡后，奕之孙小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成立了复辟大清国的组织“宗社党”，其政治宗旨与已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并妄想实现自己独裁统治的袁世凯发生冲突。1912年下半年，袁世凯秘密发令逮捕溥伟，于是溥伟慌忙逃往青岛德国租界。他的弟弟溥心为避风头也带着母亲项夫人和四弟溥逃到了京郊西二旗村。后来戒台寺主持永光法师派人将他们请到戒台寺，直到1925年他们才离开。几十年来，戒台寺的牡丹院就相当于恭王府的别院，荫护了恭王府几代人。在此后的风风雨雨中，恭王府内早已空空如也，而远避尘嚣的戒台寺内却幸运地保留下了当年恭亲王所使用过的家具。这批家具多以红酸枝木料制作，目前还存有64件，有桌椅、长榻、多宝柜等多种类型。

字画类

关于恭王府收藏字画的线索主要来自恭亲王刘奕孙、中原地区著名文人画大师溥心的自叙、民国时期古玩界人物的记载以及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溥心曾这样描述他家的收藏：“余旧藏晋陆机《平复帖》九行，字如篆。王羲之《游目帖》，大令《鹅群帖》，皆廓填本。颜真卿自书《告身帖》，有蔡惠、米有仁、董其昌跋。怀素《苦笋帖》，绢本。韩《照夜白图》，南唐押署，米芾、吴傅朋题名，元人题跋。定武本兰亭，赵昀赐贾似道本。吴傅朋游丝书王安石诗。张即之为《华严经》一纸。北宋无款山水卷，黄公望藏印。易元吉《聚猿图》，钱选跋。宋人《散牧图》，纸本。温日观《葡萄卷》，纸本。沈周《题米襄阳五帖》。米元晖《楚山秋霁图》，白麻纸本，有朱熹印，元饶介题诗。赵孟頫《道德经》，前画老子像。赵松雪六札册。文待诏小楷唐诗四册。周之冕《百花图卷》。”由此可知恭王府所藏字画的分量。

但上文提到的很多字画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都被爱新觉罗·溥伟或溥心零零散散地售出了，其中有些在当时的古玩界、收藏界即引起轰动，知道去向。如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书法名迹晋朝陆机《平复帖》，是光绪六年，恭亲王奕从载治府中得到，后传给溥心。1937年溥心因为母治丧，亟需款项，将《平复帖》以四万银元的代价，售给张伯驹先生。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平复帖》捐给北京故宫。又如唐韩《照夜白图卷》，是1935年前后被英国收藏家戴维德委托中国古董商叶叔重搜寻，叶叔重又拜托琉璃厂博韫斋经理萧虎臣去向溥心请求转让，当时溥心家中正急等钱用，便以一万银元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了戴维德。后来这幅唐朝名画又几经周折，最终收藏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有唐怀素《苦笋帖》，是乾隆时入清宫，后归奕、溥心所有，再后由周湘云得到，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近年来，有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致力于恭王府流散文物的研究，尤其对其中字画部分涉及较多，现将其中确定有恭亲王及其后代收藏印记的摘录如下：宋易元吉《聚猿图》，1927年溥心畬将该作品售于日本人，先由阿部房次郎收藏，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明文徵明《园池图册》，1928年时由日本斋藤悦藏收藏，现收藏地不详。唐颜真卿《告身帖》，至少在1930年前，此作品便由爱新觉罗·溥伟以高价典给日本三菱公司，后一直无力赎回。1930年7月，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以三万日元从三菱公司买下。该作品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明祝允明《临黄庭经卷》、《和陶饮酒诗册》，明仇英《梅花公主图立轴》，清方琮《设色山水图》，清李世倬《仿赵千里听泉图立轴》，清张照《临米天马赋帖》，此六幅画1931年时都曾藏于山本悌二郎，现收藏地不详。北宋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1931年时曾藏于山本悌二郎，后被波士顿美术馆收藏。南宋陈容《九龙图卷》，1917年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宋无名氏《群牛散牧图》，先由阿部房次郎收藏，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晋朝王羲之《游目帖》，义和团事件时从恭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后到日本，被广岛县安达万藏收藏，1945年被毁于核航弹轰炸，现只有1925年复制本留下。

古玩类

最早提供恭王府旧藏古玩器具线索的是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他在《清代皇室宝物的流出》（2002年6月由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出版）一书中写到：“1912年3月一位名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从恭王府通过小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掠夺性地购走一大批恭王府旧存文物，目前下落不明。”这一线索引起了现任恭王府管理中心领导和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组织了专门考察组远赴日本对富田升教授、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后裔山中让等人进行实地访问，此行使恭王府文物的搜寻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山中定次郎是日本山中商会创始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和他的山中商会进入中国，开始了收集并倒卖中国文物的经营活动，成为当时在中国最大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除在北京琉璃厂收购中国文物外，还与各王府建立了以收购为目的的紧密业务关系。1912年，山中定次郎抓住小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没有生活来源又企图复辟满清政权因而急需大量资金的机会，从溥伟手中收购了恭王府除书画外的大批收藏品。这批文物被迅速运回日本分类整理，并被分为三批，一批运往美国拍卖，一批运往英国拍卖，一批留在山中商会设在日本和美国的古董店中零售。现在美国拍卖图录和英国拍卖清单都已找到。

1913年在纽约举行的恭王府文物拍卖会的英文版拍卖图录，是2004年秋天，现任山中商会总经理山中让先生在日本大阪山中商会总部的档案室里找到的。这是一本印刷精美的蓝色硬皮书，封面上有烫金“纽约1913年AAA恭亲王竞卖”字样。书中收录文物共计536件，每件均有定名、断代和简短文字说明，大部分还配有照片，尤为难得的是，在书页的空白部分，还可以看到当时买家用铅笔标注的拍卖价格。经过初步鉴赏和统计，我们得知玉器数量最多，约244件，玉材有和白玉、翡翠、碧玉、墨玉等，以清代制品为主，个别为汉玉璧，器物类型包括有供器、摆件、插屏、笔筒、挂件、如意、玉山子等。虽然这批玉器时代早的不多，但它们玉质好，体量大，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具有很高的观赏艺术价值。瓷器约134件，它们分别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窑口，其中有北宋官窑器、定窑器、钧窑器，南宋龙泉窑产品，明代德化窑产品和清代景德镇窑皇家御用官窑产品等，器类有壶、碗、盘、佛造像、瓶、罐、盒等，釉彩分青花、粉彩、单色釉、影青等多个品种，其中不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宋钧窑的三足洗、康熙款的柳叶尊等都是当时的皇家御用品，级别很高。青铜器共99件，既有尊、爵、壶、、鼎等常见器类，也有一些造型奇特的动物形酒尊、酒壶等，从英文说明来看，它们有些属于商周或春秋战国时器物，有些则是宋以后，甚至是清代制作的仿古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夏商周三代铜器确实难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代自乾嘉考据学兴起以来，整个社会形成了研古尚古的潮流，文人士大夫们把家中摆设仿古青铜器当作一种时尚，甚至清宫的造办处亦在仿造，其精妙程度足以乱真。恭亲王奕家中的这类藏品有些很可能就出自清宫造办处，把它们摆设在家中无疑是为了表达自己崇古的愿望。另外藏品中还有11件象牙和犀牛角制品以及其它礼器、织物、画像等。总体来看这批藏品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堪与皇家收藏相媲美。

1913年被运往英国进行拍卖的恭王府文物图录（英文版），目前也已由山中让先生在山中商会总部的档案室中找到，在目录首页写着如下字样：中国玉雕和其它艺术品拍卖目录，来自北京爱新觉罗·旻宁后代的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于1913年3月5日至6日下午一点在伦敦准时拍卖。这批文物共计211件，以玉器为主，注明了尺寸大小。遗憾的是这本目录中没有被拍物品的照片，因而无法获得它们的形象资料，只能根据其简短的描述慢慢琢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