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贵，男，乐陵市人，汉族，1957年6月生。1977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受业于胡钟达、曹永年、梁太济、黄时鉴等著名学者，1982年1月毕业，获历史学学士。2002年考入南开大学，师从我国著名明清史专家、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文化史方向博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被评选为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2008年被评选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17年当选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1982年1月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1982.1-1987.8 包头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助教。

1987.8-1992.3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1992.3-1997.11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97年，晋升教授。1999年—2006年任河南大学校级重点学科——历史语文学学科带头人、专门史（明清文化史方向）和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导师。

1999年1月至2003年4月，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2003年4月至2006年8月任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河南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职；多次应聘为河南省高等教育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及历史学科组成员。

2006年，调任辽宁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任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2009年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10年兼任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导师。

1993年，荣获中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颁发的首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并多次获得校级“先进教师”、“文明教师”、“三育人先进个人”“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新乡市政协委员和大连市沙口区人大代表。

2011年8月，调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中国古代史博、硕士点学科带头人。

2022年8月，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多年来，为本科生讲授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专题研究、明史文献研究、明代政治史研究等课程。对明代政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及其相关文献有较为深入和独到的研究，1991年以来，在《历史研究》、《文史》、《史学月刊》、《文献》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2部。其中，独著《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被中国明历史学界称为“二十世纪考释《明史》的最为重要的宝贵成果”之一。独著《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一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原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评价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出色地完成了前人尚未解决的任务”；《光明日报》2007年2月3日和4月7日“读书”栏目先后为该书发表题为《考据是历史学的生命》、《寓论于考　纠谬钩沉》的书评，充分肯定其为推进明代选举制度研究的深入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也发文指出“郭培贵教授的《明史选举志考论》和相关的30多篇论文在诸多方面将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独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科学出版社2008）一书则是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以编年形式考证明代科举基本制度和史实的学术著作，获“华夏英才基金”第八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1.《关于明中叶徭役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2.《试从晋唐间的社会习俗简析武则天秉政称帝的历史条件》，《阴山学刊》，1986年，第1期。

3.《明代府州县学教官选任来源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4.《朱元璋的兴学重教及其历史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5.《朱元璋的教师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6.《明代教官地位的卑下及其影响》，《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1994年。

7.《论明代监生的“淹滞”及其原因和影响》，《北方论从》，1996年，第3期。

8.《论明代提学制度的发展》，《文献》，1997年，第4期。

9.《〈明史·选举志〉标点正误一则》，《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10.《〈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纠误一则》，《史学月刊》，1997年，第1期。

11.《〈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质疑》，《历史研究》1997 年，第5 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7年第6期全文转载。

12.《〈明史·选举志〉补一则》，《文史》，第45 辑，1997 年。

13.《〈明史·选举志〉标点商榷》，《文史》，第51 辑，2000 年。

14.《〈明史·选举志〉记时考误》，《文史》，第53 辑，2000 年。

15.《明代府州县学教官考核制度述评》，《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建文帝有实录吗》，《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

17.《朱元璋的天人观及对其施政的影响》，

龙西斌等主编《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中国历史大辞典· 明史卷〉若干辞条商榷》,《学术界》，2001 年，第5 期。

19.《〈明史· 职官志四〉兵备道补正》，《文史》，第68 辑，2004 年。

20.《论明代科举制的发展及其消极影响》，[韩]《启明史学》，第14辑，2004年。

21.《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历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

22.《〈明史·选举志〉编考述》,《史学月刊》，2005 年，第4 期。

23.《明代殿试榜数与进士数考辨》，《明清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4.《〈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史学月刊》，2005 年，第4 期。

25.《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12期、《教育学》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

26.《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考述》《文史》2007年，第1 期。

27.《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2006年，第12 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

28.《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2006 年，第6期，

《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篇目辑览”收入。

29.《〈明史·七卿年表〉人名考误》，《文史》，2008年，第2期。

30.《明朝的历史特点及其灭亡原因》，《光明日报·史学版》，2008、1、20。

31.《明朝华籍交人进士略考》， 《文史》，2009年，第4期。

32.《明代科举的坚实基础——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其经验教训》，《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

33.《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4.《明代辽东进士考述》，《故宫学刊》，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35.《〈明史·礼志〉人名考误五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

36.《〈明史·礼志〉记时考误》，《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7.《〈明史·礼志〉史实考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

38.《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明代科举制度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9.《明代科举研究的一部新作——〈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6期。

40.《评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0 期。

41.《明代科举研究中几问题的辨证》，《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师大出版社，2009年。

42.《一部重要的明代科举文献—〈类姓登科考〉》，《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

43.《〈国朝典汇〉辑成年代考》， 《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10期。

44.《论明代中后期选的独重进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5.《明代的历史特点及其经验教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

46.《明代〈辽东志〉与〈全辽志〉及其研究》，《文化学刊》，2009年，第5期。

47.《明代的乐舞生》，《故宫学刊》，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48.《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16-125页。

49.《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50.《明史·职官志一》考误十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第36-39页

51.《明代广西进士人数及其地理分布考述》，《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4期，第25-30页。

52.《张廷玉〈明史·职官志〉考误》，《明清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8月，第321-336页。

53.《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发展特点与启示》，《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54.《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1期。

55.《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8-133页。

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

56.《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57.《明代一甲进士群体户类与地域分布考述》，《东岳论丛》，2012年，第6期。

58.《明代解元考中进士的比例、年龄与空间分布》，《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59.《论明代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5-19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3年第5期摘登3000余字。

1、独著《明史选举志考论》（48万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

2、独著《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32万字）获华夏英才基金第八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3、独著《明史选举志笺正》（17万字），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4、主编《官德》，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 年4月版。

5、主编《历史典籍和传统文化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年3 月版。

6、合著《生死存亡之战——历代廉政问题论略》，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独著《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

代表性奖项：

1、博士学位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获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2、《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考论》，获河南省2005年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3、《明史选举志考论》获辽宁省2005-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4、博士学位论文《〈明史·选举志〉与明代选举制度考论》获2007年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

5、《明史选举志笺正》获河南省教委1998 年社科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

1、主持河南省教委社科规划项目《明史选举志补正》，已结项。

2、参加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历代人口素质研究》（96BSH024），已结项。

3、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科举与社会和谐研究——以明代为例”，批准号：07JA770006，已结项。

4、主持全国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明代科举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批准号：200913

5、主持辽宁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辽宁明清时期文化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研究，批准号：L07BZS006。

6、参加国家出版署、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修订工程，负责其中《选举志》、《职官志》的校勘，已完稿。

7、主持《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1BZS030

1、应邀出席由中国明史学会主办的第五——十三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分别提交题为《明代教官的卑下及其原因和影响》、《论明的监生的淹滞及其影响》、《明代教官的考核制度述论》、《论明代监生的淹滞》、《朱元璋的天人观及对其施政的影响》、《论明代文官荫叙制度的发展》、《明代官学教育的发展特点》、《明代辽东进士考述》的学术论文，并在第十二次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题为《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的大会发言。

2、2005年8月，在河南大学主办“中韩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中外代表120余人，其中，来自韩国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大邱社会研究所等二十五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代表50余人。

3、2004 年11 月，应韩国岭南大学校邀请，在其文科大学历史系做《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学术演讲。2005 年11 月，应韩国岭南大学校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出席“中国学的研究动态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做题为《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动态与展望》的大会发言。

4、2007年10月，应台湾明代史学会的邀请，出席分别在台湾东吴大学和暨南大学举办的“全球下明史研究新视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发表了《明代的举人数和进士的平均中式年龄》的学术演讲。

5、2008年8月，应邀出席由暨南大学和东莞市政协举办的“明清珠江三角洲（东莞）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题为《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的学术论文，2008年8月20日《东莞日报·东莞新闻·时政版》（A04）等报刊媒体纷纷予以摘登和报导。

6、2007年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做了《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述评》的大会发言。

7、2008年10月，应邀出席由中原地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并做《关于明代科举几个问题的辨正》的大会发言。

8、2009年9月，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邀请，出席“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在会上做了题为《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的发展特点与启示》的发言。

9、2010年3月，应邀参加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论明代辽东进士的历史贡献》的大会发言。

10、2010年12月，应邀出席了在宁波市召开的“科举与明代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做了题为《明代进士群体社会流动再考察》的学术发言。

11、2011年5月，应邀参加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东亚的书院与科举”，并做了题为《明代军籍进士总数及其时空分布特点与成因考述》的大会发言。

12、2011年 9月，应邀参加“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明代解元群体的构成特点考略》的大会发言。

13、2012年6月，应邀参加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和南开大学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办的“明代国家与社会学术讨论会”，并做了题为《明代进士群体地理与代数分布及其特点》的大会发言。

《明史选举志考论》，郭培贵著，42万字，该书从表面上看似乎属于传统的文献考证，但若没有对明代选举制度的深入研究，又何谈对专门记载该制度的《明史 选举志》进行考论。故实际上，这是一部把明代选举制度的研究与对记载该制度的代表性史籍的考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对明代教育、科举和官员铨选制度进行全面阐释和论述的学术专著，也是作者耗费十余年之力才付梓的倾心之作。全书把明代选举制度放在中原地区古代乃至近现代选举制度发展的宏观视野之下，在整体把握明代选举制度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前提下，对《明史 选举志》进行了逐节、逐条的考论：不仅索其史源、辨其正误、补其缺略、明其原委，而且对其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都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旨在通过对明代选举制度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深化和丰富对明代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且希望对现实相关方面的建设与改革也有所裨益。

该书主要创新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首次对《明史 选举志》的编纂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指出万斯同初稿开创了该《志》的基本规模；王鸿绪二稿对《志》的成稿起了关键作用；张廷玉定稿对二稿的结构有所调整，但内容几乎一仍其旧。总体来看，该《志》在为人们提供了明代选举制度基本构架和基本史实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富有特色的民众乞留地方官制度完全缺载，对武选、吏员、回避等制度记载过于简略和有诸多语焉不详与讹误等六大不足。上述结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该《志》具有重要意义。

二、首次对《明史 选举志》进行了全面、

对该《志》全文进行了逐节、逐句的考论，共考证出史实、人名、纪年等讹误七十余处，纠正疏陋一百余处；补充并论述相关重要史实二千余条，纠正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标点错误近三十处。从而形成该《志》迄今最为完善的一个文本，为人们正确使用该《志》提供了便利。

三、对明代选举制度若干重大而又研究薄弱甚至无人问津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深入的探讨，在考证史实、纠正讹误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许多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启示和借鉴意义的结论，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如：

（一）首次对明代文官荫叙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和深入、系统的研究：1、推翻成说——关于明代文官荫叙，正德《大明会典》、万历《明会典》和《明史？选举志》等明史文献皆载为“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子一人以世其禄，后乃渐为限制”。本文则得出如下结论：“明代文官荫叙制度始定于洪武十六年，但虽定未行；明中叶后，才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以阁臣荫叙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满荫子入监为主体的文官荫叙制度体系”。2、指出其历史特点和积极作用——“相比于前代，不仅大大缩小了荫叙的范围，而且把荫叙与官员考核相结合，把承荫者纳入国子监教育入仕的轨道，荫叙官在官员队伍和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作用微弱。从而，既有效地弱化了传统荫叙制度的消极影响，又使其在激励官员忠于职守、积极进取和加强官员凝聚力以及提高荫叙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原地区古代制度建设中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成功范例”。（二）揭示了明代学校发展的以下特征及其积极意义——1、儒学设置空前普及、切实和稳定。2、包括国子监、府州县儒学和都司卫所儒学等在内的官办儒学体系空前健全。3、民生成为儒学生员和国子监生的主体，教育更加平民化。4、生员、岁贡和监生成为固定功名，官学吸引力空前增强。5、监生获得了入仕资格，成为明代文官的最主要来源。6、中国西南地区儒学和两京国子监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对促进民族融合和巩固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7、制度空前完备，如国子监的分斋肄业、升堂积分、历事等制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8、南京国子监是一座国际性的高等学府，接受高丽、日本、琉球王国官生留学累计六十九人次；其中，琉球生为其主体，达六十三人次，万历时“犹有至者”；为向海外传播儒学文化、扩大明朝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9、另设武学、宗学、社学等学校，作为上述主体教育的重要补充。指出其局限性——由于明代学校完全处于政治附庸地位，没有自身独立甚至相对独立的地位，故其教育功能日趋衰微，明中后期已沦为朝廷主要用来牢笼士子甚至压抑和摧残人才的工具；国子监的主要事务不再是教学，而是“拨历”，即排定监生的历事顺序；同时充当朝廷筹措财政收入的工具：景泰四年开生员纳粟入监之例，嘉靖年间，又明确允许民间子弟纳入监；对生源质量、士风和吏治都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三）首次总结了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鼎盛阶段的八大主要特征及其积极意义——1、实现了科举与官学空前紧密的有机结合：科举成为官办教育的轴心和导向，而官办教育成为科举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和重要补充。2、形成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五级考试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科举的规范程度和难度。3、形成了空前完备的由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和监生、岁贡、生员等学校功名构成的层级功名体系，显著提高了科举和学校的包容性、适应性及吸引力。4、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为统一阅卷标准、提高科举的公平性创造了条件。5、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空前严备，基本保证了科举考试在规范、公正的轨道上进行。6、取士地域空前广泛并得到制度保证，空前提高了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对朝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7、创建了进士观政制度，对新进士熟悉政务和提高行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8、明中叶后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要职几乎全部由进士占据以及“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的局面，科举功名已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揭示其形成原因——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朝野的高度关注，继承前代科举制度发展的成果，适应明代强化中央集权尤其是强化皇权、官僚制度空前发达和建立与此相应的文官统治的需要，适应明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其负面影响——在选拔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也压抑了大量人才，所选人才素质距当官行政所需素养越来越远，造成了人力和才智资源的极大浪费，延缓了明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四）考证并确认最低一级科举考试是“科考”，而非“童试”——据正德、万历两部《大明会典》记载：“正统九年奏准，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科考”的开端，也即从这一年开始，各省直应试生儒必须首先通过由提学官主持的这一考试，方得参加乡试。这样，科考就成为科举考试体系中的最低一级考试。然而，长期以来，流行观点却认为“童试”是科举的最低一级考试。可实际上，它仅仅是“未入儒学的士子”（弘治以后专称为“童生”）的入学考试，而与科举考试无直接关系；有明一代，各省直都有许多“未入儒学的士子”考中举人、进士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五）总结了出身资格在中下级官员铨选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明代中下级官员的铨选也经历了由明初“不拘出身资格”到天顺后“重出身资格”的变化，甚至发展到“独重进士资格”，铨选“不问政绩、只论出身”的地步，给当时吏治、士风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上述变化既与官员来源日益供过于求、进士素质在整体上具有优势有直接关系，也与铨选规范化的内在要求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皇权专制政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六）廷推是弘治以后发展起来的高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即吏部奉旨会廷臣推举大臣人选并奏请皇帝裁定的制度。本文在全面考察“廷推”制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其实质：“廷推中，无论吏部主导，还是阁臣‘阴操’之，或是‘权散九卿’，最终都要由皇帝钦定。所以，说到底，它是明代皇帝为选拔高级官员而采取的既能充分集中群臣舆论、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群臣之间的相互牵制，从而最终有利于强化皇权的制度，表面具有“民主”色彩，实为君主专制高度发达的产物。”（七）在全面考察保举制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其经验教训——保举是负有连带责任的荐举，大规模行于明初。仁宣时期由于多次敕令严行连坐之法，并始行“连名举保”之制，所以成为明代实行保举最为切实、成效也最为显著的时期。但正统以后，由于“未闻连坐举保之人”，保举者只有特权，而无责任，故保举伪滥日趋严重，滥举者“互相仿效，略不知惧”，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八）揭示了传统专制官僚政体及其统治理念对选举制度建设的负面影响——由于统治者在选举制度建设中对于形式公平的追求优先于对于实效的追求，甚至为形式而完全不顾实效，故出现了科举“严于防弊而忽于求才”、铨选“独重资格”甚至“掣签”授官而不问真才实能等明显弊端；明代统治者昧于世界发展大势，仍与前代统治者一样，把施政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单一的强化皇权和维护主要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上面，故完全忽视了在培养人才的多样性和追求选才、任官的实效性等方面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导致了人力和才智资源的巨大浪费、统治效能下降、科技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严重后果，埋下了近代中原地区沦入被动挨打地位的伏笔。

该书出版后，很快就引起学界的积极反响，清华大学仲伟民先生在光明日报2007年2月3日《读书》栏目上发表《考据是历史学的生命》一文，照录如下：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使用正确的史料是历史编撰学赖以成立的根本，而正确的史料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据，所以考据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夫。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无不受过严格系统的考据训练，传统史学家都 强调研究要从考证史料开始。针对有人过于强调理论和方法而忽视史实辨证的现象，胡适尖锐地说：“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值。”强调史实的辨证和考据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崇尚宏观、理论、架构等等，而忽视对重要历史事实的辨证。因此，史学界恢复实证主义的学风显得非常迫切。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一书的尝试值得称赞。

在二十四史中，官修《明史》质量尚属上乘。但毕竟这部300余卷的著作出自众手，讹误疏漏仍不胜枚举。先是黄云眉积30年功力，成《明史考证》8册，首次对《明史》进行全面清理，功莫大焉。《明史》各志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对研究明史至关重要，但黄氏著作涉及较少。《明史选举志考论》洋洋40余万字，专门考证《明史？选举志》，并对明代选举制度多方论证，不仅清理订正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论述亦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此书名为“考论”，“寓论于考，着重于论”。用力点主要有三：一是逐条辨析正误，澄清史实；二是补缺略，明原委；三是对志文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努力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前两点属于“考”，后两点属于“论”。无论“考”或“论”，事实上都可以归入考据学的范围。既考且论，于是有明一代的选举制度便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重理论与方法的风气远甚于重考据，这本来无可指责。但倡导者却忘却了考据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谓之最重要的方法亦不过分。考据就是对史料进行考辨，以达到去伪存真、溯源补阙、探求历史真实的目的，这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正是历代史学家秉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才可能看到系统完整、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我们才有了引以为豪的未间断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考据在现代中原地区却很难长成大树。20世纪50-70年代，考据学被认为是走实证主义路线，认定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谈考据而色变”；80年代后至今，很多人则看不起考据，认为考据是雕虫小技，只有建构起所谓的大理论框架，才是真正好的历史著作，“谈考据而色愧”。到头来其后果是，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实证方面比不上日本史学家，在理论方面又被欧美史学家超越。痛定思痛，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丢弃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史学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明史选举志考论》对学术界的贡献，一是对明代选举制度历史事实的澄清，二是向传统史学复归的可贵努力。

年过不惑，我终于理解了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言的真正含义。先生说此话的目的决不是想对所谓的历史学下定义，而是力图说明，什么才是历史学最本质的东西。

《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一文观点简介

该文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选题新。对明代庶吉士的类别、选拔频率及比率、分甲、地域、出身和户类等构成状况及其成因与特点进行系统研究，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二是史料翔实可靠。除传统相关文献外，本文全面、系统运用了现存明代各科《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第一手的科举文献。三是以考证、统计、比较和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在对明代1420名庶吉士的姓名、科别、类别、分甲、户籍所在地、乡试中式地、上四代出身、户类等史实进行逐一考证、确认的基础上，统计为系统的数据，再依据这些数据并结合相关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和定量分析。因而本文具有考实性强和所得结论精度高的特点。

该文主要结论如下：

1、明代庶吉士可分为六类。其中，只有“进学”类先后淘汰了其它各类而处于常态以及主体和主导地位。这既是明代统治者为完善该制而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努力的结果，也是该类庶吉士具有明显优越性的结果。清代考选庶吉士即直接继承此制。

2、明代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进士总科次的68.18%；永乐后则为71.6%，其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62.96%；隆庆至明亡直接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总科次的73.08%；考选庶吉士的次数与进士科数之比达到84.62%。明显体现出庶吉士选拔日益经常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天顺后，各科所选庶吉士的数量及其与同科二、三甲进士的比率也避免了此前大起大落的现象，平均比率为7.90%，大致保持在与其作为精英人才相称的规模上。

3、各类庶吉士共“1421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84%，比明代进士占举人总数之比低18个百分点，比一甲进士占进士总数之比高4.76个百分点；说明庶吉士作为固定的科举功名已成为明代科举功名体系中高于一般进士而低于一甲进士的重要一环；由此也就相应成为在仕途发展和统治高层发挥影响等方面仅次于一甲进士而高于一般进士的政治和社会群体。这既是明代对科举制度的重大发展，同时也为明代铨选形成科举功名与任官等级大致对应的特点、从而把形式公平贯彻到空前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

4、庶吉士考选给二甲特别是三甲进士带来难得的上升契机。其中，半数以上庶吉士来自三甲进士，在边远地区则有近70%的庶吉士来源于三甲进士，说明该选对于三甲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成为三甲进士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进入统治高层尤其是内阁决策层的最主要通道。这不仅对于减少考试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选拔边远落后地区人才进入统治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5、庶吉士来源十分广泛。这首先表现在地域来源的广泛上，全国各省、直都有庶吉士分布；特别是为边远和落后地区的进士入选，明廷还于正统后的某些科次采取了指定区域考取的措施，天启、崇祯间更实行了按省、直分配名额的办法；从而，使该选不仅成为各地区人才进入统治高层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成为北方、西北、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其它边远省份人才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的最主要通道，也为清代进一步完善庶吉士制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其次表现在出身和户类来源的广泛上，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17.62 %、出自庶吉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2.48%；而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又以一代进士家族为主体、庶吉士家族绝无超过三代者；出自非民户的庶吉士占到了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二强。所有这些，都表明该选确已成为明廷吸纳各阶层、各户类人才进入统治上层的得力工具；反映了明代社会具有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以上两点不仅对改善明代高级官员尤其是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的地域及其出身结构，实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才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增强朝廷凝聚力、稳定社会和巩固统一，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6、为比较进士家族在考选庶吉士的激烈竞争中是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对永乐至崇祯52科14763名进士上三代功名状况进行了统计，所得数据表明，庶吉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高于二、三甲进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反映出进士家族在考选庶吉士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一是拥有良好的文化积淀、应举氛围和优越的物质条件，二是拥有明显的政治资源优势。

7、军、匠籍庶吉士在庶吉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皆超过军户、匠户各自在户籍总数中所占比例。其中，以军籍庶吉士表现最为突出，平均高出军户在户籍总数中占比11.81个百分点。这说明军、匠籍人户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相对于其它户类更高的社会流动率；证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比地位较高的人群总体说来具有更为强烈的上升欲望并会为此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而明代科举恰为这种努力和上升的实现提供了稳定而公正的渠道以及制度保障。

8、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出自浙、赣、闽、豫、鲁诸省和南、北直的庶吉士构成了明代庶吉士队伍的主体，而其余八省拥有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强；但这一格局又与这些省直在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程度和科举实力等方面在全国所处的地位相适应。

9、庶吉士选拔具有很高的公平性。表现为93.31%的庶吉士都是经考试产生，而以考试决定去取则是官僚体制下最为公平的甄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