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文化) - 知青百科zhiqingwang.shzq.org

滇云文化

文化

《滇云文化》是林超民于2006年12月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论述了滇云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传统。

简介

就地形地貌而论，在云南省既有平坝稻作农业文化类型，又有山地游牧文化存在；既有高寒农作物区，又有热带作物区。就气候而论，在云南南部的低纬度低海拔地区，是典型的热带民族文化，而在高纬度的高寒山区，则是具有游牧民族特征的山地文化。

起源

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起源尽管会因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而在起源上显现出有先有后、参差不齐的演进特点，但可以说，许多民族的历史几乎都是从神话这一页翻开的。

徜徉在滇云神话中，我们总能为这些神奇的故事所包容的内容而感到震惊，而在云南省的神话系统中，创世神话是其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在神话的眼中，鸿蒙之初，世间是拉族人居住的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原始森林，世间是彝族眼中一片饺子迷蒙的雾露，世间又是苗族兄妹、傈僳族兄妹飘浮于洪水中的葫芦。在佤族神话中，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人出来后，和豹子、野猪、水牛等生活在一起。流传在鹤庆县、丽江市、永胜等地的白族神话传说《人类和万物的来源》中说：海中的大金龙吞食了一个落到海中的小太阳，小太阳变成一个大肉团，炸开后太阳内核滚到螺峰山腰的洞中，左边一半先落地，变成白族女始祖，右边一半后落地，变成白族男始祖。他俩结成夫妻，住在螺眼洞中，吃山野菜野果，穿树叶黄背草。后女始祖一胎生下10个女儿和10个儿子，繁衍了后代。彝族史诗《梅葛》中说：“格兹天神来造人，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史诗《阿细的先基》中说：“造人的男神阿热，造人的女神阿咪。”他们分别用黄土和白土造成了男人和女人。纳西族的《创世纪》中说：“居那若山上，产生了美妙的声音，居那若倮山下，产生了美好的白气；好声好气相混合，产生了三滴白露水；三滴露水又变化，变成了一个大海。”以后天下了人类之蛋，人类之蛋由地抱、天蛋抱在大海里，大海孵出恨矢恨忍来。“恨矢恨忍传后代，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第九代，便是从忍利恩若。利恩弟兄有五个，利恩姊妹有六人。”后来洪水滔天，从忍利恩的兄弟姊妹都死了，只有从忍利恩活了下来，和天上的仙女、天神子劳阿普的女儿衬红褒白结婚，成了人类的祖先。各个民族都用充满稚气的语言来表达出人类创世之初的朴素观念和质朴的情感。尽管在神话中人的来源被抹上了一道瑰丽的色彩，但它毕竟没有给我们以真实的故事和真实的答案。19世纪初叶，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根据生物进化的设想，提出了人类起源于猿类的设想，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走到科学的边缘了，古人类学、古地质学的研究发现揭开了人类起源的奥秘。

地理背景

滇云文化主要产生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它位于北纬21°8′32″～29°15′8″和东经97°31′39″～106°11′47″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其南部，面积约394万平方千米。滇云地理错综复杂，以地貌而论，既有雄伟险峻的高山峡谷，又有起伏和缓的红壤高原；既有分布广泛的岩溶地貌，又有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既有落差悬殊、奔腾汹涌的大川黄河，又有水平如镜的高原湖泊。以地势而论，云南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延伸，为横断山脉纵谷区，东部、滇中为高原，称云南高原，属于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滇云多山，地形复杂多样，盆地、河谷、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间分布，各类地貌之间条件差异很大。全省土地，山地占了84%，高原、丘陵约占10%，盆地、河谷仅占6%。滇云地理形势自西北而下，高山峻岭，嵯峨纵列，迤逦而南，渐下渐展，呈阶梯式逐级下降。若从高空俯视这片广袤的大地，就像一个巨大无垠的半圆台阶由西北向东、向南、向西逐级下降。滇西北为第一梯层，最高处的怒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海拔6740米，终年白雪皑皑，云遮雾障；滇中高原为第二梯层，四季如春；南部、东南和西南部为第三梯层，平均每千米递降6米，降至最低处的滇南红河出境处的河口，海拔仅764米，常年青翠葱郁，热浪滚滚。在自南到北大约900千米的直线剖面上，相对高差竟达66636米，真是步步高、级级升，“一天上一丈，云南在天上”，云南的地理环境也由此千差万别。

类型

起源阶段的滇云文化贯穿着滇云先民从猿人到智人再到现代人的演化，也包括滇云先民们所经历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漫长的文化创造过程。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云南省古人类的多地点分布预示着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将有多元发生。

处于旧石器时代的云南文化发生从滇中、滇南、滇西北的遗址分布面已显现出多元的特点。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云南文化，更呈现出五光十色的景象。迄今已在云南三十多个县市的一百多个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墓葬，而且由于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得这些新石器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以至几乎每一处所发现的文化遗存都自成体系，各有自己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目前考古学界把云南省的文化遗址分为六大区域，六种文化类型。 (一)白羊村文化

发掘于70年代的宾川白羊村遗址是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遗址位于河旁台地上，是一座原始村落遗址。文化遗存包括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房址、窖穴、墓葬等，文化层堆积厚度为4米，居住时间长，且有早晚期叠压现象。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820±85年。白羊村遗址的文化特征主要有：社会经济状况是以种植水稻的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房屋均为地面木构建筑，筑法是在房基周围垫石柱或先挖基础槽再立柱填实，为木胎泥墙，房址中的火塘为结构简单的浅坑，地面较坚硬；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有长条形石斧、梯形石、柳叶形石镞和较多的新月形石刀；陶器以砂质褐陶最多，砂质灰陶次之，器表饰划纹、绳纹、点线纹、篦齿纹等，盛行圆底器；墓葬以坚穴土坑墓为主，且无葬具和随葬品，还有一些较奇特的无头饰身葬，且墓中的肢体方向相反，下肢分别置于对方胸腹部位，这种葬俗，可能与猎头习俗有关，白羊村遗址的文化特征反映出洱海区域的远古居民们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在制作生产、生活用具中，已激发出他们较高的审美意识，墓葬的出现又反映出远古居民已有了灵魂观念。

(二)大墩子文化

大墩子文化遗址在金沙江中游的主要支流，龙川江东岸的元谋县境内，是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类型的典型代表。大墩子文化遗址也是一处原始村落遗址。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主要文化特征有：经济生活以种植水稻为主，并饲养了一定数量的猪、狗、鸡等家禽，狩猎和捕捞的动物有十几种；长方形地面木结构建筑房址15座，房基上下重叠，分布在河旁台地上。房屋建在经过平整或铺垫有灰烬与黄土踏实的地面上，早期房址四周开沟，沟底掘柱洞，插木立桩，两侧经烘焙后的木胎泥墙呈红褐色。晚期房址四周无沟漕，柱洞直接掘于地面。房内掘有火塘，有的房址发现有门；石器工具数量大，器形种类多变，以圆角梯形、圆角长条形石斧、石锛、新月形穿孔石刀和扁薄小巧、磨制极精的各式石镞为典型器物；生活用陶器，以沙质灰褐陶为主，制法以泥条盘筑为主，器形以罐为多，器表除素面外，饰有绳纹、篮纹、附加堆坟、印纹、乳丁纹等；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土坑墓均无葬具，葬式复杂，有仰身断肢、仰身屈肢等，墓的方向无一致性。瓮棺葬的葬具多为陶瓮，部分瓮内有少量随葬品，多数瓮棺向西北方向倾斜，瓮棺上钻有1至3个小孔，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瓮棺相同，似乎是供死者的灵魂出入。大墩子文化遗址的特征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生产生活状况与白羊村遗址的居民大体相同，但从工具、陶器、装饰品的制作水平看，大墩子远古居民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品的创造能力则要超过白羊村居民。从大墩子遗址的墓葬看，当时人们的原始思维中，已具有了灵魂观念，并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并不随之而消亡，而是游离于躯体之外。这一文化遗存距今三千多年。

(三)滇池区域文化类型

滇池区域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滇池、抚仙湖、星云湖等高原内陆湖泊周围，

较重要的有石寨山、官渡、石子村、团山村等处。这些遗址或分布在山丘上，或分布在湖滨平地，距滇池不远。大部分遗址都有大量螺壳堆积，有的竟达9米左右。遗址未发现居住遗迹，石器磨制极精，典型器物为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均为手制，火候低，制作粗糙。但夹砂红陶和灰陶火候较高，制作稍精，器形大而复杂，也有陶制网坠。陶器纹饰为斜线纹、斜方格纹、波浪纹、手制螺旋纹等。新石器时代滇池周围的居民以经营原始农业为生活主要来源，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粳稻，同时捕鱼，捞螺作为食物的补充，大量螺壳堆积即是当时人们食后所遗。滇池区域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大墩子遗址有一定差别，同前两类文化相比，其制陶技术甚为低下，显示出原始的性质。

(四)澜沧江中上游地区文化类型

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澜沧江及其支流顺甸河会合处，忙怀遗址是这一类型的代表，此外澜沧江中上游的云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澜沧等县境内也有这种文化的遗存。忙怀遗址出土的石器存在大量打制而成的较粗糙的有肩器，典型器物是有肩石斧，其样式为形和靴形。另还发现了一些石钻、网坠和制陶石印模。忙怀遗址出土的陶片，均为夹砂陶，多为灰陶，器形似为罐类、钵类，纹饰仅见素面、绳纹和乳钉纹。这一文化遗址没有磨制石器出现，显然与前几类文化类型有别，也反映出在石器制作方面保存较多原始性。

(五)滇东北文化类型

这一文化类型遗址主要散布在滇东北的昭通市、大关县、鲁甸县和绥江县等县境。其中鲁甸马厂和昭通闸心场两处遗址代表了分布在滇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马厂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夹砂灰陶，表面打磨光亮，外敷一层黑色陶衣。器物造型圆整，已使用转盘。器形有罐、瓶、碗、钵等，多附单耳，器物以素面为主。在器物中一种单耳细颈小瓶和一件陶葫芦勺形制特殊，为它处少见。昭通阐心场遗址发掘的石器有梯形、长条形石锛、磨制极精的扁圆形石器，陶器有侈口平底罐和单耳长颈小瓶、多泥质橙黄陶，有平行划纹、圆点纹饰于器物的口部和肩部。单耳小瓶和单耳侈口小罐是滇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表面打磨极光的黑陶器也是其他地区所无，尽管遗址年代不明，但从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技术看，比云南省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进步，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

(六)滇东南文化类型

这一文化类型遗址遍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普洱市、玉溪市等地区的6个县，而麻栗坡县的小河洞、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老鹰山、景洪市的曼蚌、曼运等遗址文化内涵较清楚。出土石器多为江边天然砾石打磨而成，器形有斧锛、锄等，以通体磨光的有肩石斧为典型器物。陶器多泥质典型褐陶、夹砂灰陶、褐陶。器形有罐、碗、钵等，纹饰仅有绳纹、方形和素面，较为简单。当然，由于材料较少，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些遗址代表新的文化类型的说法。

五光十色的云南省新石器文化，各文化类型既有自己的特点，彼此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如划纹和压印纹为主的陶器、呈梯形的扁圆柱形石斧，几乎是洱海、滇池、金沙江中游三个地区的共同现象，而云南新石器文化同内地以及邻近地区新石器文化也有一定联系。如元谋大墩子和宾川白羊村的长方形地面式建筑的房屋模式，结构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同类文化遗存完全相同；在仰韶文化、中原诸龙山文化住房遗址周围大量发现的瓮棺葬，在云南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可以见到，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收割工具半月形穿孔石刀和源于江西省、浙江省地区的多孔石刀在洱海地区皆有发现。源于长江下游的有段石锛、源于珠江三角洲的有肩石斧以及交汇后产生的有肩有段石锛却成为洱海区域、滇池区域、滇东北以及澜沧江中上游文化类型的共同现象。这些方方面面的共性反映出尽管云南省境内高山峡谷、河流湍急，远古居民被分隔成一个个小部落，但云南文化还是受到了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西北内陆文化和以珠江、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中心的东南沿海文化的影响，这说明滇云文化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发展的，是中华古文明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也是制约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是形成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民族性格和文化风格的建造，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的。“在卡尔·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征。”云南省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生产容易发展，社会进步较快，文化发展程度较高；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人口稀少，生产发展困难，加上高山深谷的阻拦，与外界交往十分不便，先进的文化难以传播。因此，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较为迟缓。滇云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区域文化必然有着这个区域的独有的特征和气质，这种特征和气质来自这个区域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云南省的自然环境十分复杂。由于地形、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差异非常显著，所以，云南的经济形态也十分多样，这里有高山湖围和平坝农耕、山区半山区的半农半牧、高山游耕、河谷的稻作农业，还有以采集渔猎与刀耕火种相结合的原始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这些不同的经济形态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模式、家庭组织、社会结构、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等各个方面无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云南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形成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和重要的原因。

云南民族众多，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一个省份。并且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云南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也很复杂。云南民族的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两大类。汉藏语系除汉语外，还包括藏缅甸语族、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三大语族。各个语族之下又包括若干语支，如藏缅语族包括了藏、彝、缅语支等等。至于南亚语系，则包括了属于孟高棉语族的佤、德昂和布朗语。仅语言一项，足可见云南省文化的多姿多彩。

从地域关系看，云南文化处于汉文化西南的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海洋文化即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及其水系将滇西与青藏高原连为一体；金沙江及其支流则沟通了古代云南与四川盆地以及中原内地的联系；南盘江——珠江以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红河水系又把滇东、滇南和岭南(两广地区)、安南(越南北部)连接起来；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怒江)等则沟通了云南与东南亚的交往。所以说，云南省自古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云南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甚多，但始终不能像黄河流域那样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和完整的发展脉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云南的文化类型太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甘青文化以及东南沿海文化在这里都可以见到。青铜时代的“滇”文化，其基调虽属于东南海洋文化，但同时又具有大量北方斯基泰文化的因素。汉代以后，汉文化的浸润与植入、藏民的南下、小乘佛教的东来以及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更使得滇云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特征。

特点

由于云南地理区位和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的作用，又造成了滇云文化的分散性和封闭性。我们非常熟悉的“夜郎自大”的典故，其实最初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的则是滇王[。从这个典故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云南省的封闭。这种封闭与云南的地理条件关系极大。云南山区面积占90%以上，只有6%左右的平地，而且这些平地都不像四川省或中原那样有范围广阔的区域，而是星星点点散落在群山中的盆地，形成孤立分散的山间坝子。云南1400多个坝子，总面积不过24000平方千米，平均每个坝子仅有17平方千米，这些坝子是云南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它们零碎分散，给在这里生活的民族和人民文化的聚集、交融和定向沉淀造成了阻碍。与坝子分布的零碎分散相一致，云南省文化也表现出相互隔绝的小国寡民的地方特色。云南人口的分布较多地集中在坝区，以坝子为核心，并以坝子边缘山区为外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云南民族的分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不像北方民族那样单一，民族大面积平面分布，而是多民族立体交叉分布，在大部分的坝子中都分布着数种甚至十多种民族。由于山峦阻隔，地形复杂，古代交通十分不便，各个坝子的相互往来受到极大的限制，以坝子为生活中心的人们，就容易形成一种内向的封闭性格，从而使较大规模和较大范围内的文化聚集或定向沉淀十分不易。这就出现了在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中，虽然同一民族，只因为分布在不同区域，他们至今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明显。以彝族为例，彝族是云南最大的少数民族，分布范围较广，遍布滇中、滇东、滇南乃至滇西的部分地区，其支系也十分繁多，仅自称、他称就有一百多种，各地彝族的语言、习俗、服饰等存在较大的差别。“隔山不同语，隔村不同音”，这一俗语是滇云文化差异性和分散性特征的写照。

云南大多数地方气候温和，非常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因而物产丰富且很少有连年水旱之大灾。过去云南省人口密度小，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比较大，在很多地方，人们在一年之中往往只需花几个月的时间从事耕作，就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但是云南山多地少，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开垦种植，要完全靠农业致富是难以办到的，而大多数习惯于世世代代固守在狭小、封闭坝子中的云南人，又很难想像通过商业贸易致富发财，这就形成了云南人生存容易，致富困难的经济特点。明清时期云南地方志乘常常称云南“既无赤贫，也无巨富”，就是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昆明市、洱海地区的人民也是多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或“多士类而少工商”。经济生活的封闭，必然造就文化的封闭性。

这种风土使得古代生活在滇云大地的人民具有一种淳朴、俭约、温和、散漫、闲适的气质。正如滇云的气候一样，没有明显的季节之分，他们也不喜欢过分强烈的情绪，而习惯于平稳、没有冲突的生活。他们安贫知足，乐天知命，与世无争，恬淡寡欲。他们讲求实际而缺乏开放的热情。这种风土人情使得滇云文化的内在精神或气质，具有明显的务实入世的世俗性和封闭特征，并使滇云文化表现出敦厚、古朴、自然的乡土文化气息。

滇云艺术

滇云之域，民族众多，决定了滇云文化中的多元审美风格和审美模式，指导着滇云各民族的艺术创造，使滇云文化中的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形式的各方面都印上了鲜明的民族艺术特征，于此也使滇云文化具有了更为多姿的色彩和丰富的内涵。滇云文化在萌发时期就显现出质朴的艺术倾向，随着滇云文化的兼收并蓄，发展壮大，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在滇云文化中有多种表现形式。

滇云先民的审美才能，在讲求造型对称、平衡的滇中梯形石斧、滇西有肩石斧以及滇西北的双耳陶罐上得到最初表现。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出土的一件鸡形陶壶，形若一只肥硕的母鸡，背部呈弧形，首尾自然上翘，以壶口瀑布为首，嘴部略凸出，旁饰二泥泡，当双眼，背部也有两串长短不同的小泥泡，似为翅膀。“鸡”体用一丛丛点线纹装饰，当羽毛。陶鸡脚短而稳，体壮而肥，造型生动，是滇云原始艺术的杰作。早在新石器时代，滇云先民就攀缘崖壁，用赤铁矿粉调拌着动物的鲜血，用简单的线条和“剪影式”画法，涂抹出滇云最古老的绘画作品，沧源崖画、耿马崖画、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崖画、怒江崖画，于万山群中，星星落落，形成了滇云境内规模最大的原始画廊。在崖画的艺术语汇中，“人”是最常用和最容易识别的单词。在崖画中，有站立的人，有躺下的人，有弯腰的人，有举手的人，还有舞蹈的人，因而崖画又为我们保留了滇云舞蹈的雏形。这些舞蹈，有的学者把它分为“祭祀性舞蹈”、 “自娱性舞蹈”、“表演性舞蹈”；有的学者又把它分为“非宗教性舞蹈”、“宗教性舞蹈”以及“萌芽期的舞”三种类型。在非宗教性舞蹈中，有组舞、横排舞、圆圈舞、拉手舞等形式；在宗教性舞蹈中，有猎首舞、狩猎舞、羽舞、盾牌舞等形式；而在傩舞雏形中一类是戴面具的舞蹈，一类是模拟青蛙在水中游泳动作的舞蹈，反映出史前期滇云先民生活的不同侧面。从商至西汉，滇云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时期，剑川海门口、楚雄万家坝、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祥云大波那、呈贡天子庙等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物，这些青铜器种类繁多，器形复杂，主要有生产工具、兵器、食器、酒器、盥、水、乐器、杂器，凝聚了滇云古先民们精湛的工艺和艺术的精华。青铜器的造型有动物造型、人物造型以及人物动物组合造型。而“兽斗”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青铜造型艺术的精华。滇云的民族乐舞可谓源远流长，在青铜器物中已包括了大量青铜乐器，如葫芦笙、葫芦丝等较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乐器，还有编钟、铃、锣、等乐器。铜鼓是一种很特殊的青铜器，它构成青铜乐器的核心，还有着多种功能。铜鼓最开始只是一种炊的工具，可在后来的发展中，随着人们精神需要的增多，却慢慢从实用性器物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与物质生活较为间接的精神性器物，完成了从炊爨到节歌的飞跃，成为滇云乐舞中的重要乐器。铜鼓在许多场合出现，且有许多的敲击方法，既可以和各种乐器合奏，也可以为歌舞伴奏，在滇云乐舞中，有着独特的作用。铜鼓在滇云文化中还有其丰富的特质，铜鼓是一种礼器，象征着群体、财富和地位。在云南原始民族那里，铜鼓是氏族和部落的象征，大凡滇国王及贵族墓葬，几乎“无墓不鼓”，铜鼓又是王权的象征，直到近现代，一些保存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仍把铜鼓当做抬高社会地位、与世袭头人争权及夸示财富的一种物件。铜鼓又是一种法器，用于原始宗教的祭祀，体现着滇云民族的崇仰心理。在用青铜铸成的鼓面、鼓身上，刻有太阳纹、弦纹、几何纹、云雷纹以及菱形网状纹、船纹甚至牛纹、鹿纹、鳄鱼纹等纹饰，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写实到抽象的规律，有着丰富的意象，并伴随着铜鼓从粗朴、厚重、简单的早期向精美富丽的成熟期的发展历程。青铜器中出现的许多舞蹈场面，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舞蹈提供了生动而真实的素材。“礼失而求诸野”，滇云舞蹈中保有些商周庙堂舞蹈遗风，如羽舞、旄舞、人舞、干舞都属于周朝的“小六舞”。此外，还有一些是滇云先民们自创的舞蹈，如葫芦笙舞、翔鹭舞、圆圈舞、巫舞、刑牛舞等。在其中，用铜鼓伴奏或自奏铜鼓跳的铜鼓舞，用于祈求，祭祀法力无边的诸神灵，神圣庄重；“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铜鼓乐舞又热烈狂放，在这种狂欢与宣泄中，更多地保留了原始文化的天真、淳朴和自然之遗风，铜鼓乐舞正是云南省民族自然本性无拘无束展现的一个重要途径。铜鼓乐舞确立了滇云乐舞的基调。滇云之域的舞蹈，已在这一时期奠定了雏形。铜鼓舞、盘舞、剽牛舞以及南诏时期的仿唐字舞南诏奉圣乐、东南亚骠国乐舞、象舞、巫人歌舞、祭盘王歌舞、婚礼歌舞、踏摇、踏歌、干舞、馘首舞、紧急鼓舞、祭天歌舞、祀庄稼歌舞、枭首歌舞、娱尸舞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口簧琴舞、象脚鼓舞、孔雀舞、跳月、左脚舞、芦笙舞、绕三灵歌舞、阿细跳乐、琵琶舞、扇舞、烟盒舞，应有尽有，可谓中原地区民族舞蹈的大观园。进入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滇云艺术，在南中大姓的引导下，在“土”文化中透出一抹雅文化的色彩，闪现出几许眩目的艺术奇葩。碑刻和书法艺术是滇云艺术的骄傲，大小爨碑，即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被誉为“正书古石第一”和“云南省第一古石”。这些赞誉点明了大小爨碑高度的书法艺术价值及其在整个中国书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自清代出土以来，一直受到书家和书学家们的极至推崇。中国的汉字形体由秦朝小篆到汉代隶书的演变，使隶书突破了原来的线条结构形态，奠定了今天汉字点画结构的法则。魏晋以降，在书法上又经历了从隶到楷的演变，大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正深刻地打上了书法演变的印记，小爨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爨宝子碑在晋碑中特点突出，独树一帜，书体在隶楷之间，相比之下隶意还相当浓厚，有的字甚至全用隶书笔法书写。但是，爨宝子碑的“隶”，已不是前后汉之隶，扁方的字形已变为正方和长方，蚕头燕尾的长横演变为两头上翘的方头长横，隶书独特的波、掠点为新的直曲运用和三角形点所取代。可以说，带有隶意的宝子碑正是对隶书的否定，也是对楷书的开拓。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正书，在笔画、结体、章法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小爨”风格。首先，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的笔画均粗重厚实。它的点，是轮廓分明的三角形，不像隶书和楷书那样是用毛笔随意点成的粗细椭圆点，因而显得雄强沉稳。但是，三角形的放置方式却又各有不同，有的底下尖上，十分平稳坚实，有的却又尖下底上甚至斜置，却又显得跳跃灵动。它的长横两头呈上翘的飞扬之势，短横一般为平正的方头；直竖和撇捺收笔时转向加力，弯勾成方角形，力度突出，动感强烈。总之，宝子碑的笔画颇具特色，端部的大胆夸张和曲直的灵活运用，加上点、勾的特殊形态，是它在用笔方面的主要特点。其次，汉字结构讲究左右匀称，上下平稳，外方内圆，轻重适度。在此基础上，隶书、楷书都形成了各自的一些法则。而宝子碑的结构蔑视成法，任意为之，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把结构中的某一部分随意夸大，使其在空间和力度上都明显地压倒其他部分；被挤压的部分只得随之缩小，甚至减去笔画。这样一来，宝子碑的不少字或是显得头重脚轻，或是显得头轻脚重；或是左小右大，或是左大右小；不该歪斜的偏歪斜，应该一致的却显差异。有的字，简直到了结体“适当”的程度，就像初学者随意写来。稚拙之气喷涌扑面。再次，宝子碑创造了一个大小交错、正斜互补的正书章法。作为正书，字要大小一致，横平竖直，行距间隔井然有序，字上千万而规矩不改。宝子碑书法属于正书，但它却全然不顾这一套，字任其大小，没有一定之规，取决于作者的心意和笔画的多少，有的字竟大于有的字的两三倍。以每行中线而论，有的字正，有的字斜，稳定和不稳定的因素在每行中同时存在。但是，正是这种不顾字体大小，不管行间斜正的任意为之，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大小交错、正斜互补的正章书法，表现出宝子碑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艺术价值。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宝子》以大小、宽窄、斜正的无规、无度、无则的字的结合，造成了一种似乎很不协调的节奏。如果说，其他碑刻的章法的节奏有似成年人动作的节奏，而这种节奏的特征就是朴拙。”总的来看，结合笔画、结体、章法各点，宝子碑正是通过局部的夸张、强调、变形，推向极端，构成各种矛盾和冲突，然后在矛盾和冲突中求得一种交错、互补、动态的平衡，造成了它稚拙质朴、俊逸奇险的审美特点。一方面，它不事雕琢，不守法度，意到笔随，自然天成，使整篇作品天真稚拙、粗砺质朴；另一方面，却又因无羁无绊，胸间意趣，飘然而出，奇姿怪态，出乎所料，造成一种沉雄坚挺、跳跃灵动的气氛，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和魅力。康有为评价说：“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中肯之至。如果说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的书法是以稚、拙、奇、巧的对立统一作为自己的特点而吸引人的话，而爨龙颜碑却完全是靠笔力雄强和参差茂美来取胜，康有为就把大爨列为强雄茂美之宗，在《论书绝句》中赞叹道：“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谁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称之为“神品第一”，对大爨碑推崇之至。“二爨”不仅代表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书法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精品。这一时期的滇云艺术作品，还有鲁甸县堂狼铜洗、“青钱柳”、梁堆中的雕刻和画像。墓中的刻石所刻一些象征长寿的动物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技巧纯熟，轮廓准确，其审美特点是简洁质朴、明快生动，欲行的龟、灵动的蛇、悠闲的鹭、庄重的凤，都显得生气蓬勃，毫不呆板。昭通霍氏墓壁画，则是迄今为止云南省考古发现的惟一一处墓壁画。北壁为壁画的中心，绘画内容分为上下两层，中间用连续勾连纹隔开。上层表现天上情景，绘有流云和圆形花饰、龟蛇缠斗图案及骑者猎獐的景象。下层绘墓主人的人间生活，正中绘墓主人霍承嗣像，正襟危坐，黑帽红袍，手执尾，眉目清秀，短须疏朗，用夸张的手法将墓主人画得比其他人物高大得多。从艺术技巧和审美追求上看，壁画用毛笔画成，用线条勾画形象轮廓，壁画为彩绘，用红、黄、、黑等颜料，历千年而不褪。画风古拙，技法粗劣，人物比例及形象均不甚准确，结构也显平板呆滞。壁画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为一般画工匠人所绘，散发着滇云浓厚“土”文化的气息。由于霍氏墓壁画是云南发现的惟一一处墓壁画，距今已一千余年，填补了从沧源崖画到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之间云南美术史的空白，因而在云南省美术史中有特殊的意义。

青铜文化

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

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类型，在地域分布上，西以洱海为中心，东到楚雄、禄丰市，北上金沙江，南迄哀牢山。主要反映的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早期和中期的状况。洱海区域青铜时代的遗址主要有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大理鹿鹅山、巍山营盘山、宾川夕照寺、姚安羊派水库、楚雄万家坝、大海波等处。其中铜石并用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是青铜文化的最早代表，也是云南最早的青铜时代村落遗址。遗留有供原始居民集体居住的“干栏”式“长房”。出土的石器较多，器形有石斧、石锛、石刮削器等，均磨制光滑；陶器很少完整，主要是夹砂陶，器类有罐、豆、纺轮等，陶纹有十字纹、附加堆纹等。所出铜器呈紫红色，含锡量较少，器形有斧、钺、刀、凿、鱼钩等，造型朴实粗糙，除少数器物上有简单的纹饰外，大都为素面，说明还处于铜器时代初期。云南省青铜文化的中期以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为代表。楚雄万家坝的土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以其丰富的青铜随葬品而闻名。葬器有锄、釜、凿等青铜工具，矛、剑、戈、钺、镞等兵器以及铜牌饰和铜镯，万家坝出土无“胡”的戈，模仿了殷戈的形制。万家坝的铜鼓，鼓面小，铜部显著突出，足部展开，边有折棱，素面居多。祥云大波那木铜棺墓，所用葬具为一铜棺，重达257公斤，长2米，棺身呈长方体，盖人字坡形、下有足，整体像一座悬山式屋顶的干栏式建筑，两侧外壁铸雷纹图案，一横壁中央铸虎豹夺猪造型，甚为生动。墓中出土的器物以铜器为主，达一百余件，器物十分丰富，有农具、纺织工具、兵器、生活用具等。这两处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洱海地区青铜文化在战国时已处于鼎盛时期。表现在青铜器已广泛使用在生产、生活、战争、娱乐、礼仪、丧葬等各方面，大型铜棺的制造反映了战国初期洱海区域青铜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透露出当时冶铜手工业作坊已具有较大的规模，看得出中期的青铜工艺比早期的青铜技艺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

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滇池和星云湖沿岸，反映了汉代云南省青铜文化发展到晚期的状况。发掘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古墓葬便是滇池区域青铜文化类型的代表。两地发掘清理的墓葬有一百余座，出土青铜器八千余件，在整个云南所发掘的青铜器中占较大的比重。这些随葬的青铜器，无论就其品种或数量来说，都较万家坝和大波那大为增加。有斧、锄、镰、锯等生产工具，有剑、戈、矛、铁蒺藜骨朵等进攻性武器，还有用于防御的护腿、胸甲等，李家山出土的圆刃钺，连柄通体都用铜制，下系一小铃，銎上立一鸟，形式较特殊。生活用具除釜、壶、尊、杯、勺外，还出现了、针线筒、线板等器物。呈细长形，盖上有动物附饰的针线筒是云南青铜器中特有器型，而出土的一些铜镜则从内地输入。铜钟、铜鼓和葫芦笙是铜器中的乐器，这几类乐器至今仍广泛使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是最好的一件铜器，石寨山汉墓中为死者制造的“马鞍形”房屋模型，各种乐舞和持伞盖的铜俑以及用来作贮贝器的铜鼓，有的在盖子上或腰部铸有表现战争、杀人祭祀仪式、纳贡等人物活动场面，表现出古滇人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这些都是青铜艺术中的珍品。

总的来看，滇池区域青铜器种类繁、数量多，制作工艺精湛，这都是洱海青铜文化所不及的。其代表性器物有：梯形铜斧、阔叶形铜锄、无格剑和一字格铜剑、柳叶形铜矛、宽边铜镯和“黑格尔Ⅰ式”铜鼓等，这些青铜器的器形、纹饰和洱海文化有较大的差别。有的学者认为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是古代“昆明市”人创造的，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滇”人的文化遗存，有的学者又认为是古越人的文化遗存。尽管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争论，但辉煌的青铜文化是滇云古先民们不断共同创造的结果。洱海青铜文化是对已产生贫富分化，迈向阶级社会边缘的先民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滇池青铜文化则向我们展示了已跨入阶级社会的古滇池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他们的耕作、收获、畜牧、狩猎、纺织、战争、商品交换等诸多方式，均已打上时代的、地方的、民族的烙印。

农耕文化

稻米之路

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亚洲稻最早起源于“阿萨姆·云南”，即印度的阿萨姆邦、中原地区的云南省省和缅甸的克钦邦等山岳地带。喜米的种植从这一地区往西经雅鲁藏布江和恒河一线传播到南亚地区；往南由湄公河传播到东南亚一带

；往东沿长江传播到中国的东南地区。这就是“稻米之路”。不管这一说法是否准确，然而，云南是亚洲稻的最早起源地之一。这是为人们所公认的。

云南是我国种植水稻最早的地区之一，文献上不乏记载。《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金沙江即金沙江，金沙江流域气候温和，故能“百谷自生”。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也说：云南省西部地区“野生嘉禾，不待播种耕耘，而自黍实，谓之天生谷，每季一收，夷人专利”。所谓“野生嘉禾”、“天生谷”即野生稻。

从采集野生稻到人工栽培的转变，受到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并非在任何地区都必然发生。假如某一地区仅有野生稻的分布，这还不能证明就是稻谷的较早栽培地，值得注意的是云南还有一系列关于稻谷的考古发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云南已经发现野生稻的地方就有九十余处，1953～1960年滇池地区相继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址14处，这里出土的泥质红陶上有稻壳和芒的痕迹，并发现有稻谷的遗留。在云南省宾川白羊村遗址发现的野生稻距今已有四千余年。宾川白羊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碳化谷，经国家鉴定为距今3770年左右。1972年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碳化的稻粒和其他农作物，时间约为公元前1260±90年。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出土了碳化的稻、麦等物。李家瑞《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情况及我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在遗址内有四个地方发现了谷物，是带芒的稻穗、麦穗、穗及小粟谷，凝结成了黑色小块。”可以肯定，稻、麦已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区远古时期农业种植的主要作物。同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临沧市、思茅地区也都有野生稻发现。这表明云南省不仅是水稻的发源地，也是水稻种植很早的地区。

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有许多关于驯化和培养野生稻为主要粮食作物的传说，例如：傣族民间故事《一颗萝卜大的谷子》说：从前人们靠打猎捕鱼为生，一天，打猎的人们忽然闻到了一股香风，他们朝着风吹来的地方走去，在山坳的水塘里看到了许多又高又密的野草，草上结着无数萝卜大的果子，剥开一看，里面全是白生生的果肉，用嘴一舔，又香又甜，大家就吃起来，并给它起名叫“香喜米”。从此以后，人们就靠“香稻米”生活。但是野生的“香稻米”越来越少，一个聪明的人就教大家把“香稻米”播种到田里，小心培育，施肥灌溉，“香稻米”不仅长了出来，而且比野生的还要壮实，稻米成了傣族人民主要的食物。稻米自古就是云南省各民族的主要食物。今天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三国时诸葛亮平南中战争，教民种稻牛耕的传说。这虽无从证实，但反映了云南各民族重视水稻栽培，不断发展稻作农业生产技术的历史。

云南的稻作农业不仅发展很早，而且分布广泛，成为云南的主要农作物。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到西汉时期，云南很多地方已经是“耕田，有邑聚”。西汉末，云南的地方官吏文齐就曾在朱提(昭通市)修凿“龙池，灌溉稻田”，在滇池地区则开造稻田，“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东汉时，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大理市大展屯东汉二号墓出土的“水田与池塘”陶模，说明这时大理地区已经能够进行蓄水灌溉，种植水稻。可以说两汉时期云南省的平坝地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稻作农业。唐宋时期，云南处于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统治下，云南的稻作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坝区稻作的农业更加精耕细作，而且稻作农业还向丘陵和山区发展。樊绰《蛮书》说：“蛮治山田，殊为精好。”丘陵地区和山区已经出现了种植水稻的梯田。当时整个滇云“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水田每年一熟”。可以说从古到今，稻作农业便是云南农业的主要类型。

今天云南的农业中，粮食作物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产量最高，分布最广。从海拔七十几米的河谷地带，到海拔2400米的高山地区；从滇云最南端的河口瑶族自治县，到最北端的德钦县都有水稻种植。因此，滇云大地属于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创造发明，往往为各民族所共享。云南省种稻的历史正是这样。稻这种作物，很可能在云南南方地区的民族中较早栽培成功，而比较先进的稻作技术，即水田耕作方法则是内地人民的一项创造。少数民族把这种优良的农作物传播到内地，汉族人民又把水田灌溉技术传到边疆各民族中。云南正是这样从中走出了稻米之路。

坝子的耕田邑聚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公元前3世纪庄入滇至西汉，云南分布着很多的民族部落，统称为“西南夷”，他们分属于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一种是“魋髻”民族部落，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生活；另一种是“编发”民族部落，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生活。

从今天考古出土的情况看，云南省很早就有了定居农业。定居农业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湖盆地和坝子地区。7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楚雄万家坝青铜文化遗址发掘了79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有斧、锄、凿等。在祥云大波那遗址出土了铜制房屋模型和六畜模型，有猪、狗、牛、羊、马、鸡等。这样集中出土众多的墓葬和生产生活物品，只能说明公元前6世纪在云南的楚雄、祥云一带坝区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定居农业。在滇池地区生活的滇人也属于“耕田有邑聚”的民族，现已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发掘滇人墓葬数百座，出土了大量的锄、镰、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和釜、壶、尊、杯、勺、匕等生活用具。最具特色的是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面雕铸着各种人物、牲畜和房屋的模型，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生产、祭祀、战争、纳贡等场面，都说明战国秦汉时期，滇人过着定居生活，农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部门。由于滇池地区土地肥饶，气候良好，农业产量是不低的。青铜器上有一幅图像，雕塑着妇女们列队把收获的粮食送进统治者高大的粮仓。这些遗址都有大规模的墓葬群，青铜器上反映的生活劳动场面也都是集体劳动，聚居活动的情况。因此，“耕田”、“邑聚”成为云南省坝区生产生活的主要类型。

云南的坝子，自身条件优越，最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自古及今，坝子都是滇云各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坝子里膏腴之田遍野，村落棋布，人畜繁衍。但是云南坝区土地面积较少，仅占全省面积的6%，可开垦的土地有限，人口密集，为了增加生产，充分利用地利，云南的坝区定居农业发展较快，程度较高。公元8世纪，南诏统治时期，它的中心地区已是“邑落人众，蔬菜水菱之味，则蒙舍尤殷”。在南诏的统治中心洱海坝子里，如《南诏德化碑》所说：“启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有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当时云南省北起曲州(散菸草、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南到宣城市(元江)，东起石城(曲靖)，经滇池、洱海，西至永昌(保山市)的广大地区的坝子，“邑落相望，牛马被野”，皆以农业为主。

到了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实行屯田。移民首先到达坝区，进行农业开发生产。移民以军事组织千户所、百户所为单位，以坝区屯堡为聚居定居点，云南传统的“耕田、邑聚”的开发定居方式继续得到发展。明初设置卫所，布置屯田，军屯区域主要在当时云南开发尚不充分的坝区，例如：滇池坝、曲靖坝、陆凉坝以及临安、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腾冲市等坝区。《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百零一说：“洪武二十二年四月辛酉，置木密关守御千户所于寻甸军民府之甸头易龙驿，又设屯于甸头果马里，联络耕种以为边备。”云南省人也称坝子为“甸”，可见置屯地点是在坝区。洪武二十二年又在宜良坝子设千户所，“屯田以给军饷”。弘治十二年李韶上书请求曰：“广西府，前有乾海，后有平壤一带，有水利，可开屯田。”由此看来各地卫所都择地安屯，所择之地多为平坝，有水利，有沃野，诚乃发展农业的田土肥沃之区。在明代大规模的屯田戍守过程中，云南广大坝区已是“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到处设屯，散为村庄，在坝区涌现出大量军屯命名或汉族村庄名称，不仅表明汉族定居点的增多，而且也基本奠定了云南省坝区村庄分布格局。如民国《陆良县志》卷一所记村寨名称，有刘官堡、计官堡、李官堡、朱家堡、郭地堡、吴胜堡、伏家营、孔家营、杨家营、黄家营、黄官营、方家屯、占屯、邑布屯、中舟屯、曹旗堡、严旗堡、黄官庄、孙官庄等等，基本都是处于坝区，是明代以后新的移民定居点。又如乾隆《马隆志》卷三所载村寨名称，北区共48村，属于军屯和汉族村寨名称的多达26个。坝区新的村寨名称的增加，意味着坝区开发日益充分。明初沐英镇滇，曾垦田百余万亩，其子沐春继之，又垦屯39万亩，这仅是明代前期的垦田数，整个明代的军屯数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垦辟的土地多半集中在云南省自然条件较好的坝区。可见到明代云南的坝区已是耕田邑聚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至今仍是云南人口最集中，农业最发展、村落密布的区域和云南的粮仓所在。

从农业技术方面看，在与唐宋王朝相对应的云南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的坝区农业就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南诏种植的粮食作物品种丰富，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南诏境内，除了种植稻、麦之外，“曲、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以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西洱河风土记》中记载洱海地区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据此滇东、滇中和滇西的广大地区的粮食作物品种已经有稻、麦、豆、麻、稷等五谷了。按《周礼·天官》关于“五谷”的解释：“麻黍稷麦豆”或王莽建国元年铜方斗五谷图“禾麻黍麦豆”，或《楚辞》王逸注“稻稷麦豆麻”的不同解释，南诏时期的云南省农业，其所种植的农作物中，“五谷”品种俱已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