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坤（1884年-1969年5月31日），字载乾（一作戴乾），原名祥元，又名忠炳，湖北江夏人，著名革命义士。

熊秉坤早年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读书不成，乃入商店当学徒。后来弃商入伍，在湖北新军第8镇工程第8营当兵期间，熊秉坤由正兵升正目(相当于班长)，并加入了日知会。1911年春，熊秉坤加入共进会，接任共进会工程第8营代表，在营内秘密发展会员200多人，并任工程第8营革命军大队长。1911年10月10日，熊秉坤率领湖北新军工程八营革命党人，从武昌紫阳湖畔率先发难，打响了直指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专制帝制的第一枪。1913年“二次革命”时，熊秉坤在南京参加讨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中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解放前夕，熊秉坤参与维持地方治安，推动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69年5月31日，熊秉坤病逝于武昌，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与早逝的夫人刘珍合葬于武昌九峰革命烈士陵园。熊秉坤对空连发三枪，拉开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序幕。孙中山为上海市《晨报》撰文时，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熊秉坤的主要作品有《武昌起义谈》《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阳夏战争日记》等，是研究武昌起义经过和近代湖北革命团体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熊秉坤出生于湖北江夏修文乡熊家坝湾的商人家庭，其世祖因经营木材致富，祖父荫棠曾参加太平军，事败后落泊无依，在英轮上当过引水。熊秉坤早年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读书不成，乃入商店当学徒；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盛倡兴学练兵，知识分子把投军作为出路，因又弃商入伍。在湖北新军第8镇工程第8营当兵期间，熊秉坤由正兵升正目(相当于班长)，并加入了日知会。1911年春，熊秉坤因结识孙武而加入共进会。雷振声在工程第八营发展组织事泄离营后，熊秉坤接任共进会工程第8营代表。由于湖北当局对革命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在军队里发展组织十分不易。在这种情况下，熊秉坤“乃假以嬉戏之行，语言反复，直欲旁人莫窥其旨”，得以在营内秘密发展会员200多人，并任工程第8营革命军大队长。

1911年9月共进会、文学社联合会议寄望工程第8营率先起义，并责成该营革命同志于起义时迅速占领楚望台。熊秉坤将营内所有各会员分两正队，队分属5支队6支队不等。每支队额仅20名。10月9日宝善里失事后，熊秉坤通知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等南湖炮响便立即行动。当夜，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率兵突袭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牺牲，起义计划告吹。10月10日清晨，熊秉坤闻知彭、刘、杨3人被害，秘密约集同志，议决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之际发动起义，并与第29标和30标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午后营中长官宣布晚操停止，熊秉坤奔走于各营房之间，向营内革命党人传达当晚7点发难的决定。10月10日傍晚，工程第八营士兵金兆龙与二排长陶启胜发生争执，共进会员、士兵程正瀛在二人扭打间率先开枪，先后击中、击毙排长陶启胜、队官黄坤荣等多名清军军官，全营震动。熊秉坤随即率领四五十人，依照原计划放了3枪，召唤各标营起事，然后率众冲出营房，直奔楚望台，抢夺军械库，占领总督衙门。起义军控制武昌后，依据同盟会纲领、仿1906年孙中山起草的《军政府宣言》起始格式名称，成立了安国军政府鄂军政府。

熊秉坤因其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出任扩编后的民军第五协统领。为保卫新生民主共和政权，熊秉坤不仅率部参加了阳夏保卫战，而且始终坚决捍卫新生政权。10月23日，清军逼近汉口，熊秉坤领所属九标，出战刘家庙，占领阵地备战，后因黎元洪用旧军官张景良为总指挥，张心在清方，放弃指挥，以致全线动摇，熊秉坤独力难支，败退大智门。后来张景良逃走，熊秉坤再次率部进攻，但伤亡惨重，退守华洋宾馆。没有统一指挥，又因粮缺力衰，退守六渡桥至满春茶园一线。黄兴到汉口督战后，民军士气大振，熊秉坤受命担任硚口区正面反攻任务。后来清军渐混入华街，熊秉坤乃督率残余街战巷斗，直到清军纵火围烧，汉口失陷，熊秉坤才奉令亲率十标至汉阳十里铺露营。在汉阳保卫战中，熊秉坤探访驻地居民，上书黄兴做布防参考，积极协助黄兴组织汉阳防务。但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黄兴只是采纳了熊秉坤的部分建议，即在汉阳城西四山险要地带设置第一道防线，而未能实现具体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上的最优化。

当时，清军在兵力、装备和训练方面较民军有显著优势，但民军方面认为“汉阳已有充分准备，各地也有援军陆续送到，汉阳决不致轻易陷落”，因此纷纷主张速战。在这种情况下，黄兴一面部署汉阳、武昌的防守，一面做反攻汉口的准备。熊秉坤认为清军“欲久踞，以老我师，而反客为主。宜挑选精锐包抄，而一鼓歼除”，但民军“新兵虽多，不能任战”，因此上书黄兴“请以湘、鄂两军掉换战守”。这次战役终因左派湘军甘兴典部擅自撤退而败北，熊秉坤率部增援，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后，防守在兵工厂与钢药厂之间。11月27日，清军已占据汉阳城，熊秉坤仍然困守兵工厂。直至增援无望，熊秉坤只能率部渡江，退守武昌。民军虽然未能取得阳夏保卫战的胜利，但从全国总形势来看，正是由于阳夏战争拖住清军主力达一个多月之久，使清军遭受重创，给各省光复创造了时机，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已成无可挽回的大势。

1912年1月湖北军政府对民军进行整编，第5协编入第3镇，移驻云梦县一带；3月，改协为旅，熊秉坤任第5旅旅长；10月，熊秉坤被授予陆军少将衔。1913年，熊秉坤补授“勋五位章”。在宋教仁后，熊秉坤受黄兴之命，在湖北组织改进团，倒黎反袁，遭悬赏通辑，缺席审判，五旅解散。此间，熊秉坤曾受命到仙桃市、沙洋一带策反部队，险遭暗害。遂转赴江西省李烈钧处商讨袁世凯，进行“第二次革命”。后应邀出任江苏省讨袁军参谋次长。事败，熊秉坤避走日本，在东京大森浩然庐学习法政大学。

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同年秋回湖北，被孙中山委为讨袁鄂军司令。在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市《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老舍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之后，熊秉坤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在“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亲自指挥平叛，熊秉坤与参军处在“楚同”兵舰，后护送孙中山和宋庆龄去香港特别行政区。熊秉坤在“永丰”舰受孙中山召见，密令其做策反工作。1923年，熊秉坤回湖北寄居汉口法租界长清里103号。时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党的最后一次会议地点因被敌人发现，临时改在熊秉坤家中召开。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熊秉坤任委员。

1926年，北伐出师，熊秉坤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1929年4月，熊秉坤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奉安典礼湖北代表，并受聘为湖北革命博物馆筹委会委员。曾一度兼任武昌市长。1931年湖北省政府改组，熊秉坤离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直到1946年退役。抗日战争胜利后，熊秉坤被国民政府授予一等景星勋章。解放前夕，熊秉坤通电反对独裁，与李书城、张难先等在鄂开展和平运动，迎接武汉解放。1949年5月，熊秉坤参与维持地方治安，为公安组负责人之一。

解放后，熊秉坤受到党和政府重视和关怀，此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省委委员等职。1956年，熊秉坤任全国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1957年，熊秉坤与在武汉的辛亥首义老人联名提议，将鄂军都督府旧址改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1961年，熊秉坤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同温楚珩、李白贞三人代表湖北辛亥老人到北京出度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在中央领导的安排下，熊秉坤与溥仪等进行了历史性会晤。

1969年5月31日，熊秉坤病逝于武昌。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指示：熊老生前，周总理十分尊重和关心，丧事要报周总理。第二天一大早，果由以后曾担任参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几位同志来到家中，代表张体学及组织慰问家属，并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1、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2、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赠送花圈；3、开追悼会，报纸电台发布讣告和消息；4、慰问家属，听取意见。在临开追悼会时，突然改为告别仪式。张体学同志带口信来：“很想亲自主持参加，但不太方便，以后有机会到家中看望，务望节哀。”告别仪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宁夫主持。2001年辛亥革命爆发90周年时，建衣冠冢于武汉市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

熊秉坤在武昌起义后一年间，应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文献的要求，共提交了4份书写认真、内容翔实的文稿：《前清工兵8营革命实录》《前工兵8营阵亡死难暨5旅部属阵亡各员事略》《5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8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前工兵8营革军各执事暨会员事略》。其中《前清工兵8营革命实录》追述了1911年10月9日发生的汉口、武昌两革命机关被破坏和彭、刘、杨被捕牺牲等事件，对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关于当日傍晚发生在工兵第8营营房的一系列细节尤其有高密度的描写，是研究武昌起义全过程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随后的几十年间，熊秉坤又公开发表了多篇回忆辛亥首义的文章，主要有《武昌起义谈》《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阳夏战争日记》等。其中《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由“湖北革命之演进”“新建陆军分布情况”“工程第8营之沿革及革命组织”“官方戒备与三烈士之死”“工程第八营发难经过”“革命军占领楚望台与各标营之响应”“攻占督署及黎元洪之出处”等7部分组成；《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由熊秉坤口述，请人记录，并留有修改字迹，主要内容包括“湖北革命之起源及其经过之情形”“湖北新军革命质量暨其经过并驻扎地”“湖北新军工程第8营革命经过并组织”“工程第8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等7个部分。这两本文稿不仅详细记述了工程第8营历史及武昌起义的经过，而且介绍了近代湖北革命团体的发展历史，是研究武昌起义经过和近代湖北革命团体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阳夏战争日记》系熊秉坤在阳夏战争期间口述并部分执笔，由其书记官逐日记录行军和作战实况，并抄存了各项命令和有关报告、规定、意见书等辑录而成。1912年湖北革命实录馆成立，由熊秉坤交给该馆负责人谢石钦，战乱期间几经辗转，1981年原件由熊秉坤哲嗣熊辉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稿曾在《湖北文史资料》第四辑（1981年）以《民军第五协军事实录》为题部分选刊，在学术界产生反响并引起关注。2014年刊出全部文稿，且经武汉大学历史系李天松教授对该《日记》中的部分重要人物、事件和地名详加注释，并选登了部分日记影印件和珍贵照片，使人得窥全豹并了解《日记》的丰富内容。

熊秉坤率领湖北新军工程八营革命党人打响了直指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专制帝制的第一枪，拉开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序幕。

熊秉坤的《前清工兵8营革命实录》追述了1911年10月9日发生的汉口、武昌两革命机关被破坏和彭、刘、杨被捕牺牲等事件，对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后的情节有详尽记述，关于当日傍晚发生在工兵第8营营房的一系列细节尤其有高密度的描写，是研究武昌起义全过程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熊秉坤发表的文章《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和《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不仅详细记述了工程第8营历史及武昌起义的经过，而且介绍了近代湖北革命团体的发展历史，是研究武昌起义经过和近代湖北革命团体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1918年10月10日，孙中山为上海市《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老舍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

对于熊秉坤的历史功业，他的儿子熊辉强调，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是“时势造英雄”。“我父亲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担当了历史性的关键角色。他敢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是受孙中山先生‘敢为天下先’的影响。他一生胸怀坦荡，为我们后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熊秉坤的长孙熊永铸谈及祖父，心里满是怀念和自豪。他说，从童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祖父为人正直，勤俭持家，这些优秀品质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

 一名身着戎装的革命军战士，目光坚毅，傲视前方，右手高举枪杆——这是首义公园里，一尊名为“首义枪声”的雕像，寓意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半岛都市报评）

1959年春，全国政协开会，周总理邀约了部分年岁较大的委员开座谈会，鼓励大家把自己亲身经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周总理说，这是一笔财富，了不起的财富，可以让后人借鉴、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总理祝愿大家健康长寿。大家已是高龄，时不待人，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希望老先生们在有生之年，写些东西留给后人。在座的百年之后，我尽量提供服务……散会时，周总理又特意对熊秉坤说：“你老在外地，找张体学就行。”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上，湖北省的委员都住在北京民族饭店。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国民党最后一任湖北省主席朱鼎卿，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民建武汉市委副主委孙耀华，还有著名汉剧艺术大师、须生泰斗吴天保……他们一起应邀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熊秉坤因饮酒过量，回到饭店，显现出一副醉态。孙耀华等几位说，熊秉坤太高兴了，多喝了几杯，吃醉了。熊秉坤第二天大早一醒来，就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到了湖北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我坐下来，肩并肩地谈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挚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官气也没有，毫无架子可言。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了得?怎么会与我促膝而谈?!我在过去，家里应该是高朋满座，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居然能和当朝‘宰相’坐在一起……”

周总理对熊秉坤说，前几年的许诺，会放在心上，让他在湖北，有事还是找找张体学，方便一些。之后熊秉坤提出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周总理连连点头说：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继承者。辛亥革命不仅是改朝换代，推翻了封建，废除了专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获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对皇帝，反对独裁，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一百多年来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梦寐以求地追寻真理，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周总理还说，辛亥革命是国共两党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应当积极筹备。

1961年，熊秉坤应邀担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到北京参加纪念大会。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作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专员应邀参加。得知熊秉坤在会场后，溥仪主动提出见面。“辛亥革命，您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制度，打倒了我这个当时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成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酒一杯。”溥仪高举酒杯对熊秉坤说。“当不起，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全国志士仁人共同的功劳。今天见面，我们都是新人，让我们共同干杯。”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在熊秉坤的意识里，家风非常重要。比如每餐吃饭前，必须先由长者上桌动碗筷，孩子们才能跟着吃，吃饭的时候，不能漏饭漏菜，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他很节约粮食，如果发现碗里有饭，他会严厉呵斥，要求重新回桌，把碗里的米粒吃干净。尽管当时家里条件不错，但熊秉坤非常节俭。家里买回的青菜叶子上，有一些被虫子咬过的圆洞，熊秉坤就拿出一把剪刀，把圆洞周围的叶子慢慢地剪掉一圈，这样，大部分叶子被留下来了。熊秉坤还经常参加活动，会见名流。1968年冬，熊永铸响应号召到天门农村下乡，临行前祖父熊秉坤勉励他：不要哭，好好干，以后肯定有机会回来的。但是没过多久，熊秉坤重病入院，熊永铸赶回医院照料。1969年5月，熊秉坤临终前曾对熊永铸说，“你的爷爷一生都是血气方刚的啦。”希望孙子也要做像他这样的人。

尽管身居要位，但熊秉坤从未以功臣自居，经常教育后人要坐得稳、站得直、行得正。1974年，熊永铸返回武汉工作，进入一家企业任职，后来从事管理工作，2005年企业经营情况不好，他便下岗了。“有人跟他说：你是熊秉坤的后人，家里有困难你可以找政府呀。”熊永铸说：“自己有困难，我自己想办法克服，祖父经常告诫我们，不能找政府添麻烦。”后来他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

熊秉坤勋五位证书长43.3厘米，宽32.3厘米，镀金纸质，是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发给陆军少将熊秉坤的，用以表彰他在武昌起义时打响第一枪的“首义”之功。现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为纪念2006年10月10日辛亥首义95周年，服务辛亥首义百年庆典，9月底，武昌区政协编撰的25万字《辛亥首义功臣熊秉坤》出版。该书分3大部分：领导题词和照片、熊秉坤生前作品、专家学者关于熊秉坤的文章，较好地回顾了辛亥武昌首义历史，向人们展现了辛亥武昌首义英雄和先烈“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为该书题词：“历史功绩，万人景仰”。省政协主席王生铁题词：“首举义旗摧帝制，协同参政为人民。”著名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章开沅教授为该书作了序。

2008年12月，武汉市首义中学举行了“熊秉坤吴天祥教育助学奖励基金”启动仪式，23名学生、7名教师获得嘉奖。据悉，为了这一校名，辛亥先烈熊秉坤之子熊辉老人奔走了22年，最终如愿，以这种方式传承首义文化。新校成立后，熊辉老人一直想以熊秉坤的名义成立助学奖励基金，并四下奔走，但无奈辛亥后人大多生活不富裕。得知此事后，武昌区紫阳街吴天祥小组企业捐资2万元成立了助学奖励基金。

2011年9月，电影《辛亥革命》上映，熊秉坤一角由演员杜宇航饰演。

2014年，为纪念熊秉坤诞辰130周年，熊永铸参与编撰《共和先声—辛亥武昌首义发难元勋熊秉坤纪念文集》，该书收录了熊秉坤著述和辑录的文章，他经常给游客和青年讲述这段历史，勉励大家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