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是2007年9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杜青林、张波、樊志民。

本卷共分为十一章，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农业生产环境变迁、农业政策与农官、农业生产关系变革、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农田水利建设等内容。

杜青林同志简介

杜青林，男,汉族,1946年11月生，磐石市人,1964年7月参加工作,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4－1966年 吉林省吉林市委党校青干班学习，柳河县、永吉县、舒兰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副组长

1966－1968年 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干部

1968－1974年 中国一汽标准件分厂党委秘书，挤压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

1974－1978年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标准件分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党委副书记

1978－1979年 共青团吉林省吉林市委书记

1979－1984年 共青团吉林省委副书记、书记(其间:1981－1984年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修科函授学习)

1984－1985年 吉林省长春市委副书记

1985－1988年 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88－1988年 吉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部长

1988－1992年 吉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其间:1990.03－1990.05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2－1993年 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副书记(1989－1992年吉林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本科函授学习)

1993－1998年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1994－1996年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8－2001年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2000.09－2000.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1－2006年 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2006－2007年 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7－2008年 中央统战部部长

2008－2012年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央统战部部长(至2012年8月)

2012－2013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3，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波简介

张波，男，汉族，1945年9月生，陕西三原人。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

长期潜心古农学和农业史领域，创辟新的研究方向，形成具有继承和创新品位的学术风格。学宗传统考据，运用文字、音韵、训方法，考研古代作物农器树艺等方面难题，结论多发人所未发；开拓地区农史研究，深化农史研究领域，推进中国农史研究重心下移，代表作《西北农牧史》为祖国地区农史研究首开风气，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探索农史理论方法，为我国农史学科奠基增砖加瓦，《农史学科层次结构和理论方法体系》、《农史学科主体意识和体制化建设》等系列论文，初步构建出农史学的理论框架；近年开辟农业灾害史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共出版专著、合著学术著作6部，撰写论文60余篇。先后担任硕士、博士生《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与学术》、《农史研究法》、《西北农牧史》、《中国农业科技史》等课程教学任务，重视教学方法的革新和完善，自创"三文阶段"培养法，即"文献－文字－文章"模式，在农史研究生培养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以治学严谨、注重教书育人著称。

樊志民简介

男，1957年3月生，陕西洛川人。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工作。1992年入南京农业大学师从郭文韬先生攻读农业史专业博士。1997年入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院，师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魏正果教授从事中国土地制度史方向的博士后研究。1997年晋升为研究员并被遴选为农业史方向博士生导师。2001年受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赴京都大学、东海大学等从事学术访问和交流，2003年3月赴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进行短期学术访问，2009年率领中国农史代表团赴韩国参加了第九届东亚农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组评审专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社科规划办史学专家组成员、中国民主同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副主委、杨陵区政协委员等职

樊志民研究员长期以来潜心于农史学术研究，率先倡行地区与断代农业史研究，并以西北农牧史与战国秦汉断代研究确立了自己的特色领域与学术地位。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20余篇被人大资料复印中心转载或收录。目前承担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如国家重大文化项目《中华大典·农业典·经济作物分典》、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等。在秦农历史、农业区域史、农业经济史、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等领域有独到的研究成果。先后承担研究生《土地制度史》、《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农业发展史》、《区域与断代农业史研究》、《中华饮食文化》等学位课程的教学工作。1994年获陕西省第三届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称号，1995年当选陕西省跨世纪青年科技人才群英会代表，1997年被评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优秀科技工作者。《周金文中所见之关中农业》、《试论中国中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萌芽》、《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地区农业史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多次获陕西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著奖与有关学会优秀论著奖，收入国家教委高等院校重大软科学成果汇编，并被国内外多家学术资料中心收藏、转载。

近年来又对中国农业特色的饮食文化、农业开发与环境史、农业文化交流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此外，樊志民研究员还先后参加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齐民要术》、《大秦岭》等的拍摄，并接受中央电视台以及日、韩多家电视台的采访，其参加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西安市）申报时提出的“天人长安，创意自然”的主题设计与布展思想，被申办方与世园协会所采用。

中原地区是世界农业主要发源地之一。在绵绵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植五谷，饲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形成了土地上精耕细作、生产上勤俭节约、经济上富国足民、文化上天地人和的优良传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掘、保护和传承我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学院(所)成立有专门研究农业历史的学术机构，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专门研究队伍，整理校刊了一批珍贵的古农书，出版了《中国农学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农业思想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为编写一部系统、综合的《中国农业通史》提供了厚实的学术基础。

《中国农业通史》(以下简称《通史》)课题，是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和中国农业博物馆共同主持的农业部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农史学界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部大型学术著作的研究和编写工作。

在上万年的农业实践中，中国农业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农业增长方式和及其丰富的内涵，由此形成了我国农业史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通史》的编写，以时代为经，以史事为纬，经直纬平，源通流畅，突出了每个阶段农业发展的重点、特征和演变规律，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农业发展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中国农业史的发展阶段

(一)石器时代：原始农业萌芽

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农业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交替阶段，距今有1万多年的历史。古人是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逐渐学会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的。原始人为什么在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之后，选择了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来谋生呢？也就是说，古人为什么*终发明了“农业”这种生产方式？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作了长期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学术观点。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气候灾变说”。

距今约12 000年前，出现了一次全球性暖流。随着气候变暖，大片草地变成了森林。原始人习惯捕杀且赖以为生的许多大中型食草动物突然减少了，迫使原始人转向平原谋生。他们在漫长的采集实践中，逐渐认识和熟悉了可食用植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于是便开始尝试种植植物。这就是原始农业的萌芽。农业之被发明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在这次自然环境的巨变中，原先以渔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改进和提高捕猎技术，长矛、掷器、标枪和弓箭的发明，就是例证。捕猎技术的提高加速了捕猎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迫使人类从渔猎为主转向以采食野生植物为主，并在实践中逐渐懂得了如何培植、储藏可食植物。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终于发明了自己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的生存方式，于是我们今天称为“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应运而生了。

在原始农业阶段，*早被驯化的作物有粟、黍、稻、菽、麦及果菜类作物，饲养的“六畜"有猪、鸡、马、牛、羊、犬等。还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原始农业的萌芽，是远古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不过，那时的农业还只是一种附属性生产活动，人们的生活资料很大程度上还依靠原始采集狩猎来获得。由石头、骨头、木头等材质做成的农具，是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标志。

(二)青铜时代：传统农业的形成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我国青铜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5 000年前，此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距今4 000年前青铜冶铸技术基本形成，从而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中原地区，青铜农具在距今3 500年前后就出现了，其实物例证是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商代二里岗期的铜以及铸造铜的陶范。可以肯定，青铜时代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一前8世纪)。主要标志是，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金属时代，发明了冶炼青铜技术，出现了青铜农具，原始的刀耕火种向比较成熟的饲养和种植技术转变。夏朝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有划时代的进步。垄作、中耕、治虫、选种等技术相继发明。为适应农耕季节需要创立的天文历——“夏历”，使农耕活动由物候经验上升为历法规范。商代出现了*早的文字——“甲骨文”，标志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农业已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产业，原始的采集狩猎经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三)铁农具与牛耕：传统农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公元前7～公元3世纪)，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期，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马等畜力的使用。可以认定，我国传统农业中使用的各种农具，多数也在这一时期发明并应用于生产的。当前农村还在使用的许多耕作农具、收获农具、运输工具和加工农具等，大都在汉代就出现了。这些农具的发明及其与耕作技术的配套，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在汉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基本上完成了金属农具的普及，牛耕也已广泛实行。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兴起了大规模水利建设高潮，农业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战国时代，我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出现了以小农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济形式。当时，列国并立，群雄争霸，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富国强兵成为各诸侯国追求的目·标。各诸侯国相继实行了适应个体农户发展的经济改革。首先是承认土地私有，并向农户征收土地税。这种赋税制度的变革，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到战国中期，向国家缴纳“什一之税”、拥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已相当普遍。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耕、鼓励人口增长、重农抑商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业政策。

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强盛起来，先后兼并了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和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秦朝兴作失度，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汉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一度对农民采取“三十税一”的低税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有效恢复和发展，把中国农业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

(四)旱作农业体系：北方农业长足发展

2世纪末，黄巾军起义使东汉政权濒于瓦解，各地军阀混乱不已，逐渐形成了曹魏、孙吴、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北方地区进入了由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相互混战的“十六国时期”。5世纪中期，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拓跋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政权，实行顺应历史的经济变革，推行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均田制”，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南方地区，继东晋政权之后，出现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的更替。此间北方的大量人口南移，加快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加之南方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稳定，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形成了以防旱保为中心、以“耕一耙一”为技术保障的旱地耕作体系。同时，还创造实施了轮作倒茬、种植绿肥、选育良种等项技术措施，农业生产各部门都有新的进步。公元6世纪出现了《齐民要术》这样的综合性农书，传统农学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总结生产经验、传播农业文明的一种新形式。

(五)稻作农业体系：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

隋唐时代，我国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繁荣，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大转折时期。唐初，统治者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如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税收推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负担；兴办水利，奖励垦荒。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和发展。唐初全国人口约3 000万，到8世纪的天宝，人口增至5 200多万，耕地1．4亿亩，人均耕地达27亩，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的时期。

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755)后，唐王朝进入了衰落期，北方地区动荡多事，经济衰退。此间，全国农业和整个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水田耕作技术趋于成熟。全国农作物的构成发生了改变。水稻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小麦超过粟而位居第二，茶、甘蔗等经济作物也有了新的发展。水利建设的重点也从北方转向了南方，尤其是从晚唐至五代十国，太湖流域形成了塘浦水网系统，这一地区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

(六)美洲作物的传人：一次新的农业增长机遇

从国外、特别是从美洲引进作物品种，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据史料记载，自明代以来，我国先后从美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和棉花、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的适应性和丰产性，不但使我国的农业结构更新换代、得到优化，而且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对于解决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巨大衣食压力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

(七)现代科技武装：中国农业的出路

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武力入侵中原地区。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主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开始传入我国，一系列与农业科技教育有关的新生事物出现了。创办农业报刊，翻译外国农书，选派农学留学生，招聘农业专家，建立农业试验场，开办农业学校等，在古老的华夏大地成为大开风气的时尚。西方的一些农机具、化肥农药、作物和畜禽良种也被引进了。虽然近现代农业科技并没有使我国传统农业得到根本改造，但是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在我国的产生，其现实和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科技获得了长足发展，农业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明显提高。“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只能走一条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

回眸我国农业发展历程，有一个特别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人口的增加与农业发展的关系。我国的人口，伴随着农业的发展，由远古时代的100多万人、上古时代的2 000多万人，到秦汉时代的3 800万～5 000万人，隋唐时代3 000万～1．3亿人，元明时代1．5亿～3．7亿人，清代3．7亿～4．3亿人，民国时期5．4亿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05年达到13亿人的规模。人口急剧增加，一方面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是以大量人力投入为保障的；另一方面，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垦荒运动，长期的大规模垦荒，在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产量的同时，带来了大片大片森林的砍伐和草地的减少，一些不适应开垦的山地草原也垦为农田，由此造成和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等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教训是深刻的。

二、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我国的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主要是由于我们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并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当然，中国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导致社会剧烈动乱，农业生产总要遭受巨大破坏。但是，由于有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和重农安民的优良传统，每次社会动乱之后，农业生产都能在较短期内得到复苏和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农业的诸多世代传承的优良传统。

(一)协调和谐的三才观

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几千年的持续发展，是由于古人在生产实践中摆正了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关系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关系。

中原地区传统农业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初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易传》中，它专处理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三才"理论是从农业实践经验中孕育出来的，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

在“三才”理论中，“人”既不是大自然(“天”与“地”)的奴隶，又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这就是所谓“天人相参"。中国古代农业理论主张，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是“三才”理论的核心和灵魂。

(二)趋时避害的农时观

中国传统农业有着很强的农时观念。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观日测天图像的陶尊。《尚书·尧典》提出“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的关键。先秦诸子虽然政见多有不同，但都主张“勿失农时”、“不违农时”。“顺时”的要求也被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方面。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以时禁发”的措施。“禁"是保护，“发”是利用，即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捕猎，更不允许焚林而搜、竭泽而渔。

孟子在总结林木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①“用养结合”的思想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也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班固《汉书·货殖列传》说：“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这8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这也是我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辨土肥田的地力观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或补充，才能继续种庄稼；若地力不能获得补充和恢复，就会出现衰竭。我国在战国时代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比西方各国早约1 000年。中原地区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的土地还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国先民们通过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办法，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古代土壤科学包含了两种很有特色而相互联系的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指出，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都各有其适宜生长的植物和动物。土脉论则把土壤视为有血脉、能变动、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土壤生态学。

中国传统农学中*光辉的思想之一，是著名的宋代农学家陈鼻提出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一些原来瘦瘠的土地改造成为良田，并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长盛不衰，为农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种养三宜的物性观

农作物各有不同的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管理措施。人们把这概括为“物宜”、“时宜”和“地宜”，合称“三宜”。

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认识到在一定的土壤气候条件下，有相应的植被和生物群落：而每种农业生物都有它所适宜的环境。“橘逾淮北而为枳”。但是，作物的风土适应性又是可以改变的。元代，政府在中原推广棉花和苎麻，有人以风土不宜为由加以反对。《农桑辑要》的作者著文予以驳斥，指出农业生物的特性是可变的，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可变的。

正是在这种物性可变论的指引下，我国古代先民们不断培育新的品种和引进新的物种，不断为农业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因素，提供新的前景。

(五)变废为宝的循环观

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说之解字》解释其本义是“弃除”或“弃除物”。后来，“粪”就逐渐变为施肥和肥料的专称。

自战国以来，人们不断开辟肥料来源。清代农学家杨山山的《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等，差不多包括了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很有深度的阐述。

(六)御欲尚俭的节用观

春秋战国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强本节用”列为治国重要措施之一。《荀子·天论》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管子》也谈到“强本节用”。《墨子》一方面强调农夫“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另一方面提倡“节用”，书中有专论“节用”的上中下三篇。“强本”就是努力生产，“节用"就是节制消费。

古代的节用思想对于今天仍然有警示和借鉴的作用。如：“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等等。

古人提倡“节用”，目的之一积储备荒。同时也是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御欲”。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今天，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

三、封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

封建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调控和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义务的基础上。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轻徭薄赋”、善待农民的政策、举措，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总的说，封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所以在历代封建统治中，常常由于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而使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探究和思考。

(一)重皇权而轻民主

古代重农思想的核心在于重“民”。但“民”在任何时候总是被怜悯的对象，“君”才是主宰。这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缺乏民主意识，农民从来都不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的利益和权益常常被侵犯和剥夺，致使统治者与农民的关系总是处于紧张或极度紧张的状态。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在“治乱交替’’中发展演进。一个不能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社会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二)重民力而轻民利

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以农养生、以农养政。人的生存要靠农业提供衣食之源，国家政权正常运转要靠农业提供财税人力资源。封建君王深知“国之大事在农”。但是，历朝历代差不多都实行重农与重税政策。把土地户籍与赋税制度捆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压榨农民的封建制度。从《诗经·魏风》中可以看到，春秋时代农民就喊出了“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兮”的不满，后来甚至有“苛政猛于虎”的惊叹。可见，封建社会无法解决农民的民生民利问题。历史上始终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就是历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三)重农本而轻商贾

封建社会的全部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巩固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它总是把工商业的发展困于小农经济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2005年是著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还早将近100年。可是，郑和七下西洋，却没有引领中国走向世界，没有促使中国走向开放。反而在郑和下西洋400多年后，被西方列强的远洋船队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样，中原地区在明朝晚期就通过来华传教士接触到了西方近代科学，这个时间比东邻日本早得多。然而后起的日本在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中很快强大起来，公然武力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段沉痛的历史，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铭记和反思。

(四)重科举而轻科技

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于重农思想而制定的封建农业政策，有效调控了农业社会的运行，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独立于政治功利之外的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精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落后，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落后。由于中国社会科举、“官本位”的影响深重，“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科技文明被贬为“雕虫小技”。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在强盛了几千年之后，竟在“历史的一瞬间"就落后到了挨打受侮的地步。

四、《中国农业通史》的主要特点

这部《通史》，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合上，系统阐述了中国农业发生、发展和变的全过程。既突出了时代发展的演变主线，又进行了农业各部门的宏观综合分析。既关注各个历史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发展，也关注历史上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通史》区别于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和其他农业专史的地方。

(一)全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主线

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生产力关注的是生产实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关注的是生产实践中人与人的关系，其中心都是人。人不但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古代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之一。农业领域的制度、政策、思想、文化等，一不是有关人的活动或人的活动的结果。《通史》的编写，坚持以人为主体和中心，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又有利于把人的实践活动和客观的经济过程统一起来。

(二)反映了农业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

《通史》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全面反映了历史上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农业与生态、农业与人口、农业与文化的关系。各分卷都设立了论述各个时代农业生产环境变迁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的专题。

(三)对农业发展史做出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过去有人说，中原地区历史上的人口、耕地、粮食产量等等是一笔糊涂账。《中国农业通史二》在深入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作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尤其对各个时代的垦田、亩产、每个农户负担耕地的能力、粮食生产数量、农副业产值比例等，均有比较准确可靠的估算。

(四)反映了历史上农业发展的曲折变化

农业发展从来都不是直线和齐头并进的。从纵向发展看，各个历史阶段的农业发展，既有高潮，也有低潮，甚至发生严重的破坏和暂时的倒退逆转。而在高潮中又往往潜伏着危机，在破坏和逆转中又往往孕育着积极的因素。一旦社会环境得到改善，农业生产就会得到恢复，并推向更高的水平。从地区上说，既有先进、又有落后，先进和落后又会相互转化。《通史》的编写，注意了农业发展在时间和地区上的不平衡性，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曲折变化。

(五)反映了中原地区古代农业对世界的影响

延续几千年，中国的农业技术和经济制度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文化传播上，不仅对亚洲周边国家产生过深刻影响，欧洲各国也从我国古代文明中吸取了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就农作物品种而论，中国*早驯化育成的水稻品种，3 000年前就传入了朝鲜、越南，约2 000年前传入日本。大豆是当今世界普遍栽培的主要作物之一，它是我国*早驯化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有文献记载，我国育成的良种猪在汉代就传到罗马帝国，18世纪传到英国。我国发明的养蚕缫丝技术，2 000多年前就传入越南，3世纪前后传入朝鲜、日本，6世纪时传入希腊，10世纪左右传入意大利，后来这些地区都发展成为重要的蚕丝产地。我国还是茶树原产地，日本、俄罗斯、印度、斯里兰卡以及英国、法国，都先后从我国引种了茶树。如今，茶成为世界上的重要饮料之一。

中国古代创造发明的一整套传统农业机具，几乎都被周边国家引进吸收，对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谷物扬去杂的手摇风车、水碓水碾、水动鼓风机(水排鼓风铸铁装置)、风力筒车以至人工温室栽培技术等等的发明，都比欧洲各国早1 000多年。不少田间管理技术和措施也传到了世界其他国家。我国的有机肥积制施用技术、绿肥作物肥田技术、作物移栽特别是水稻移栽技术、园艺嫁接技术以及众多的食品加工技术等，组成了传统农业技术的完整体系，在文明积累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开创、启迪和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如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所说：“选择原理的有计划实行不过是近70年来的事情，但是，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有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总之，《通史》反映了中国的农业发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大的贡献。

2005年8月，我在给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和南开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写的贺信中说过：“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累积下来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更准确，才能找到正确、理性的对策与方略。”这是我的基本历史观。实践证明，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思路是对的。

《中国农业通史》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的巨幅画卷，是一部开创性的大型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编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战略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农业的历史演变和整个“三农”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和尽可能详尽的叙述、分析、论证。这部著作问世，对于人们学习、研究华夏农耕历史，传承其文化，展示其文明，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制订农业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问题，乃至以史为鉴、开拓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上，是我对中国农业历史以及编写《中国农业通史》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借此机会与本书的各位作者和广大读者共勉。

【第八章】

农业生产结构的演替

在现代农业经济理论中，农业生产结构的概念可以表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内部

各生产部门或各生产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及结合形式。具体而言，即指农业生产内部各

部门(如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及副业等)或生产门类(如种植业领域的粮食生

产、经济作物生产、其他作物生产等门类；畜牧业领域内的养牛业、养马业、养猪业、

养禽业等生产门类等)间的比重关系及结合方式。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

生产相统一特征以及构成要素的复杂多样性，决定农业生产结构具有地域性、稳定性、

关联性和层次性诸特点。农业生产结构作为一个经济的、历史的概念，在历史过程中一

直对农业发展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既关系农业资源能否合理利用，也影响着农业内

部各生产部门和生产项目之间物质能量的相互转化能否充分实现，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

展对各种农产品的需要能否按比例得到满足，是衡量农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战国秦

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体系演进的重要阶段，农业生产结构的发展演替对于后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种植业主导地位的确立

农业生产结构的形成、发展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演进的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农业生产结构内容、特征也处在一个不断演替的过程之中。进入战国秦汉时期，随着旱作农业技术体系的趋于成熟，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突出的变化，种植业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

一、战国秦汉时期作物构成的变化

春秋时代，诸侯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攻伐诸戎，拉开了农业生产结构、农牧地域分异的序幕。至战国秦汉时期，形成了具有不同类型农业结构的农区和牧区。种植业发展仍较多地保留了农业初始阶段的综合特征，但种植业内部粮食构成的变化、大田经济作物的出现、农耕地域的拓展以及基本农区的形成发展等表明种植业主导地位已正式确立。

就全国范围而言，种植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五谷、水蛇麻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支柱，采猎经济的比重则明显下降。北方农耕区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代表居于全国前列，形成了以黍、稷、麦为主的种植业结构，是典型的旱作农业类型，建立了适应北方自然环境特点的基本种植体系。南方民族所创造的吴、越、楚、蜀等稻作文化，亦源远流长。“饭稻羹鱼”是南方农业区生产结构的形象比喻，但它发展的程度，仍相对滞后于北方农区。

(一)粮食作物构成的变化

粮食生产仍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中心内容。粮食作物种类大体与前一时期相同，只是它们各自在粮食构成中所占地位有所变化。战国时代“五谷”概念已经很为普及，如《礼记·月令》中“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荀子·王制》中“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管子·立政》中“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五谷熟而民人育”，等等，都提到“五谷”，且大多与国强民富相连，足见发展“五谷”(粮食生产)的作用至关重要。

“五谷”之说虽已相当普遍地使用，但所涵盖内容却不尽相同。从农业考古并结合文献考证看，实际*主要的粮食作物不外乎粟(禾、稷)、黍、稻、小麦、大麦、菽(大豆)和麻7种。尽管说法各一，或无稻，或无麻，或无黍，但必有稷、菽和麦，这反映出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与领先地位。至于“五谷”中麻、黍、稻之有无，应是粮食作物构成中地区差异的反映。菽的地位有所提高，战国时代已与粟并提为主要粮食作物，“糜子”旧称被取而代之。如《荀子·王制》中有“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战国策·齐策》有“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等等，说明菽在战国时代已是很重要的粮食作物了。粟与菽相比，地位较菽重要，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有“尝黍”、“尝麦”、“尝稻”、“尝麻”等说，却没有“尝粟”之说，只说“尝新”。“新”是指新收获的粟粮。可见，种植粟已非常普遍，成为农家的主要食粮，而且粟的产量较高，可以充当商品进行物物交换，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以粟易器械，不为厉陶冶”；《苟子·正论》中的“狗豕吐菽粟，而农贸皆能以货财让”。在先秦文献中，“禾”字不仅可作为粮食作物的统称，而且可作为粟的专名。其主要原因应是粟在春秋战国时已成为首要的粮食作物了。《吕氏春秋·审时二》将禾列为粮食作物之首，《周礼·地官·仓人》中有“仓人掌粟之入藏”之说，郑玄注日：“九谷尽藏焉，以粟为主。”说明在当时的粮食作物构成中，粟占据了主要地位。

春秋以前，人们已经开始重视麦类种植。《诗经》中麦字9见，仅次于糜子。经过漫长的天择人选，作物种类渐趋集中。春秋战国时“五谷”之称渐兴，中国古代主体作物结构基本定型。五谷所指，诸说不一，但其中必定有麦。“《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重麦与禾也”①。种植冬麦，既能利用晚秋和早春的生长季节，避免与别的作物争地，同时又兼“续绝继乏”之作用，解决了青黄不接时缺粮的困难。正是由于具有这种优点，人们重视其种植。但是它所要求的栽培条件比较高，所以一直未能得到普及发展。战国时期，铁器牛耕的广泛使用与推广、大兴水利、肥料的施用等，使得麦类作物种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故战国时华北平原种麦已很普遍，《战国策·东周策》中说：“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但是冬麦在黄河流域农区的种植并不平衡。在关中农区，因为以粟黍为主体的作物结构已基本定型，且日臻精熟的生产技术、水旱从人的生产条件已能保证秋作的高产稳产效果，而种植冬麦，则要涉及耕作制度改革、劳动投入增加等方面，故非确有功效，一般农户大都倾向于墨守既成而不愿承担风险，这大概也就是关中“俗不好种麦”的主要原因了①。所以，北方人种麦主要着眼于它能解决青黄不接时粮食供应，以冬麦为枢纽的复种制度尚未发展起来，麦类种植在北方粮作中仍处于次要地位。

水稻是南方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在秦汉随着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北方的水稻种植也有了发展。但与其他谷物相比，水稻在北方的生产规模还是有限的，在北方粮作中仅占次要地位，生产技术也远逊于旱作。从《论语·阳货》“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的记述可以看出，水稻并非是北方老百姓的普通粮食。目前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稻谷，仍以南方为多。江西新干县界埠镇战国粮仓遗址出土了大量碳化米粒，经鉴定为米，且该粮仓面积6 000平方米②，可见水稻在南方种植已相当发达。

战国时，粮食生产在整个农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粮食蓄积成为各地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秦国因“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而号称“天府”③；齐国也因“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④而富甲一方。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大豆和麦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增大，呈上升趋势，黍地位下降，菽、粟发展成为主粮。这样，基本奠定了种植业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

秦汉，大田作物仍以粮食作物居支配地位。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与战国时代基本一致，但各种作物的种植比重有所变化。此外，经济作物也比以前有所增多，在文献中出现了一些较大面积栽培的记载。这一时期，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南方江陵、长沙市、徐州市、广东省等地都有种植，可见其种植之广泛，是主要的粮食作物。除继承以前粮食作物种类的生产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情况。如大豆是高蛋白质植物，它不仅是古代人们身体所需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人们还认识到它因耐贮藏而具有备荒救荒救灾作用。《汜胜之书》就认为：“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因此大豆种植在秦汉时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但由于旱地耕作技术的提高、品种的改良、粮食产量的很大提高等因素，大豆已基本退出了主粮行列。西汉以后大豆种植面积较前逐渐缩小，但其利用方式趋于多样化。豆豉、豆腐、豆芽和豆酱在汉代相继出现，标志着大豆已向小菜加工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