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民国时期任汉口、重庆、上海市长)

吴国桢

民国时期任汉口、重庆、上海市长

吴国（1903年－1984年6月6日），字峙之，湖北建始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民国时期任汉口、重庆市、上海市市长，退守台湾时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吴国桢1914年考入天津市南开中学就读，之后就读清华大学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同年回国，次年进入政界，以江苏省外交部秘书兼交际科科长入仕，1928年出任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后任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创下九个月九十万的税金记录。1932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随后任汉口市市长，任内建设市政，修筑堤坝，开办学校。1939年任重庆市市长，提出三个"并重"纲领，因重庆隧道惨案，被革职留任。1942年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1945年任上海市市长，试图整顿经济，与蒋经国因政见不合发生矛盾。1949年随中国国民党去往台湾，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致力推动民主政治，遭蒋氏父子不满。1953年因“吴国桢事件”远赴美国，任大学教授，直到退休。1984年受邀回大陆观光，未及成行，于6月6日因病去世。

吴国桢学识渊博，待人和颜悦色，早年留学美国，比较讲究西方民主，同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回国后履有政绩，任汉口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战时保卫武汉，作出积极贡献，任重庆市长时积极修建防空洞，减少城市损失。但国民党政治腐败，吴国桢空有抱负，无法施展能力。晚年留居美国，著有《永静巷》《中国的传统》等书。

人物生平

读书生涯

吴国桢，字峙之，父亲吴经明，母亲朱芷英。1903年10月21日出生于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三岁进入家乡私塾读书，将《三字经》倒背如流，乡人称为“神童”。当时吴经明在北京任职陆军部军训处长，五岁的吴国桢便前去与父亲团聚，先后在辅学胡同小学和大兴区两级小学就读。

1914年，吴国桢年仅十岁便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吴国桢是南开中学最小的学生，学校杂志多次登刊他的作文。因为读书用功，受到校长张伯苓的欣赏，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因此同16岁的周恩来成为好友，结拜为兄弟。该会宣扬"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吴国桢当时任该会童子部部长。1917年，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清华大学学校。五四运动时，还参加了声援北京被捕学生的示威游行，焚烧日货。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吴国桢多次加入清华的政治学研究会，研讨“中国政治腐败之点何在”，“联邦制是否适用于中国”等政治问题的讨论。还曾作《南宋上》《南宋下》论文两篇，分述南宋用人、理财、用兵之失，及拟救宋策12条，初步展示了他在治国施政方面的才能。

1921年，经过四年学习后，吴国桢于清华毕业，保送至美国留学。他先是在美国格林奈尔学院就读，主修经济，兼修市政，后转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格林奈尔大学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A（最好成绩），惟独思政课得了个B+（仅次于A），巧的是，他之后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在校期间，他曾代表全校出席全美网球比赛，获得该校冠军。获得奖学金后还时常资助清华大学同学，与当时的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相交，友情深厚，又同宋子文、宋美龄建立了密切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1926年，吴国桢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凭借论文《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启程归国，随后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回国从政

得到重用

吴国桢于1926年秋回国，先是在上海吴淞的国立政治大学教了半年书。次年，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任命为交涉员署任秘书兼交际科科长，就此步入政坛。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一副司长，条约委员会委员。之后去往父兄所居住的汉口，向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上书《整理财物税收方案》，大胆提出了关于改革湖北及武汉财政的意见。这时，吴国桢父亲的两位至交好友，时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及省主席张知本也向李宗仁推荐这位留洋归国的青年志士。于是李宗仁在汉口设置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并且任命吴国桢为局长。吴国桢就任局长后拟定了烟酒纳税条例，加强了对烟酒销售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并且翻译成外文，命令外国人也严格遵守。他的法令实行后，创造了税金九个月九十万的记录，而在这之前，一年也仅有二十万。1929年，蒋介石进驻武汉，任命刘文岛为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见吴国桢在工作上的成就，随后任命他为汉口市政府参事、土地局局长、财政局局长。同年，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苦恼省财政困难，接受吴国桢提议，将汉口特别市撤销，改为湖北省辖市。还在1931年5月，任命吴国桢为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1932年，吴国桢受命负责一次接待外国代表团的事务，他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得到了外国代表的夸赞。当时蒋介石计划在武汉留居半年，因为武汉素为通商口岸，华洋交杂，蒋介石需要一位熟悉当地且精通英语的人担任他的私人秘书，方便他与外商交流。何成浚得知后鉴于吴国桢此前在外交事务的表现，当即向蒋介石推荐吴国桢担任这一职位，吴国桢任职后除了陪同他会见宾客，还需要担任文书工作，为他搜集资料、起草文件，出席各种会议，成为了蒋介石的耳目。吴国桢每次会见宾客后，都会将会面时的内容整理成册，他的行文措辞既快且好，多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逐渐得到重用。

汉口主政

1932年11月，吴国桢29岁，蒋介石任命其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这期间，吴国桢十分重视改革市政，如中山公园的建设，他将中山公园扩建为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公园，内有运动场、游泳池和动物园。他还积极改善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加固堤坝工程，扩修公园，翻修、拓宽了市内10多条马路。

1933年，吴国桢还通过集资的方式在汉口水厂附近建立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后改为市二女中，今为十七中学)，一所完全小学(定名九小，今为六渡桥小学)。加强督学制度，举办中、小学生各项学科比赛。1934年夏，武汉地区阴雨连绵，东荆河、汉水、长江水位大涨。张公堤破裂的话，那么整个汉口地区都将面临被淹没的危险情况。身为汉口市市长的吴国桢先是动员整个市的市府人员、宪兵司令部和汉口市商会的百姓，随后亲自带领军民一起合力加固堤坝。他有十几天都留在堤坝上吃睡，还对妻子说若是堤坝破裂则尽快带着女儿躲避，不用管他。当时汉口警备司令叶蓬，自认守卫堤坝有功，报纸却只表彰了吴国桢没有表彰他，于是愤怒地撤走了所有士兵，无论吴国桢怎么求他、劝他，他都不肯。吴国桢为此还跪下磕头，也没能换得叶蓬撤回命令。吴国桢只能转求武汉行营军事副总司令张学良，请他支援，张学良得知后立即派兵接力加固堤坝，才避免了一场堤破城毁的劫难。此外，吴国桢还积极参与抗日活动，1935年12月，武昌、汉口两地的学生在孙中山铜像前进行游行示威，高喊打倒“亲日派”的口号，吴国桢跟着游行队伍行了一路，才返回市政府办公。

1938年，日军已经进攻到武汉外围，吴国桢安排妻子及四个孩子随家人前往云南昆明避战，他一人留在汉口，投入汉口的撤退组织工作。最终汉口撤退时的民众数量，死亡人数的减少，都远胜于南京。他还帮助汉口的中小民营工厂迁到重庆，这些工厂复工后，对于抗战军需、民用品的供应起了很大作用。直到10月24日，吴国桢才撤离汉口，次日，汉口被日军攻陷。

重庆革新

离开汉口的吴国桢先是前去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探望父母，后回到建始县故乡探望年迈的祖父，直到1939年初，蒋介石向吴国桢发去加急电报，召他前来重庆市，随后任命其为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长。同年12月，委任其为重庆市市长，上任后，他主张“以法治的精神，推进民治的市政”，提出了“三个并重”的市政纲领，第一是“疏建并重”，战前重庆人口只有50万，战后陡增到200万，市区人口稠密，吴国桢于是把一些没有工作的家属疏散到南岸、江北等乡。第二是“城乡并重”，扩大重庆主城都市区，分散老市区的人口，鼓励民众在被轰炸的废墟旁边建造楼房，把迁川工厂设置在郊区。第三是“心物并重”，即思想与物质建设并重，吴国桢重视教育事业，设立教育局，增加教育经费，废黜男性缠头的习俗。这些举措虽然实行起来有所困难，但还是获得了一定成绩。

1941年6月，日军对重庆市实施连续轰炸，由于持续时间较长，躲避在公共防空隧道中的市民因为人群拥挤，大门紧闭，且没有通风设备，致使数千人窒息而死。吴国桢身为市长又兼防空副司令难辞其咎，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留任期间，他仍兼防空副司令，并自兼“防护团团长”，着力于改善大隧道的设备和管理，在之后的敌机轰炸时，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

参与外交

1942年12月，中原地区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为争取盟国更多的援助，外交活动受到重视而变得频繁。吴国桢经蒋介石提名调往外交部任政务次长，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便负责辅佐宋子文的战时外交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间，他不仅需要处理外交部的日常活动，还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如中英、中美两国条约的谈判，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还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乔治·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蒋介石亲自提名吴国桢进入国民党中央，成为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8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同月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上海市市长

1946年5月14日，吴国桢任职上海特别市市长。当时的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已经走向崩溃，身为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面对着来自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危机的冲击。上任之初，他便以控制预算、处理黑市为施政方针，整顿金融混乱、物价上涨等问题。1947年2月，中国国民党特务打死一位普通职工，吴国桢为平息民愤，亲自上门向家属致歉及慰问；一食品商店捐奶油蛋糕义卖，吴国桢以200万法币买下来救灾；岳阳市路上的普希金铜像揭幕时，他还当众朗诵普希金的“我与人民接近”的诗。这一系列举措被美国记者誉为“民主先生”。

1948年1月，同济大学第三届学生自治会冲破学校方面的阻止，成功实现改选。校方在事后拒不承认，还开除多名自治会的积极分子。学生为反对校方开除学生，决定无限期罢课，并前往南京发起请愿活动，之后，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20余所高校都加入了这场请愿活动。正当学生出发之际，数千名军警将同济大学团团包围，并用铁甲车和机关枪封锁了大门的通道，双方对峙将近三个多小时，矛盾冲突将要进一步升级时，吴国桢赶来出面调解。他一边尽力阻止学生的罢课、请愿行动，一面又对学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制止警察开枪，自己却在拥挤中丢失了烟斗、呢帽，眼镜也被跌破。但由于吴国桢的及时制止，最终没有酿成流血事件。蒋介石得知后命令其将同济大学解散，吴国桢则以各种说辞，拖延了蒋介石的命令。虽然其本质是维护中国国民党，但在客观上保护了学生，减轻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损失。同济大学事件也让美国记者在海外帮他树立了声誉，为之后在台湾主持政局埋下了伏笔。

与蒋结怨

1946年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两年内便将国库储银9亿美元及美国援助的30多亿美元，消耗尽。1948年8月19日，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蒋介石下令实施“币制改革”，就是以金元券代替全面崩溃的法币，用强制手段收兑人民手中所持的金银、外币，以丰裕国库。吴国桢深知此举并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政策，但也无力阻止。蒋介石为此特派其子蒋经国前往上海市“督导”此次经济管制政策，蒋经国在上海期间，从上海的生产运作、行政管理、市场活动、经济生活乃至逮捕刑狱，一律都要干涉。还带领一队人组成庞大的“打虎大队”，关押各大工厂老板，强令各项货物商品实施“限价”，命令其只能收取金元券。“打虎”队员身佩手枪，任意闯进工厂、商店、民宅等地肆意抢夺，搜寻金银财物，强迫市民兑换成金元券。上海市民在此威逼下，只能拿出家中积蓄许久的金子来兑换金元券，换取生活所需。

吴国桢几次向蒋经国讲述这样做的危害，都被蒋经国反将回去。他只能亲往南京，向蒋介石递交辞呈，他认为再这样下去，上海经济将会瘫痪，以致于波及大半个中原地区。但此时的蒋介石已听不进吴国桢的“悲观论”，并且明确表示吴国桢可以对“币制改革”不负成败的责任，最终此次改革掳掠了上海市民众三亿余美元。10月初，烟酒等物加税71倍，各行各业见此趁机纷纷涨价，物价一时疯涨，愤怒的市民见状冲进米店、银楼等哄抢物资，“限价”政策宣告失败。事后，蒋经国将此事失败原因归咎于吴国桢等官员的不配合，埋下了日后吴国桢和蒋氏父子矛盾的前因。

台湾时期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授权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首要战争罪犯名单，吴国桢的名字赫然在列。之后，吴国桢决意向蒋介石辞去上海市长的职务，蒋介石多次拒绝他的请求。直到1949年3月，吴国桢身患疟疾，蒋介石终于同意吴国桢前往台湾停职休整。

鉴于吴国桢的留学背景及在美国的声望，蒋介石虽对吴国桢不支持经济管制有所不满，但为了得到美国支持，他只能继续重用吴国桢。同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怪罪于蒋介石集团及国民党“政权”，认为是他们的腐败无能导致的，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激起了国民党的反抗情绪，很多人主张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对此，吴国桢在主持外交组研讨时，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点，白皮书既已发表，便代表美国改变了对华的战略政策，我方应冷静看待；第二点，国民党应于短期内实行严厉改革措施，在作战区域内表现军事能力，这也是宣传成功的必要条件；第三点，对于民间舆论对白皮书的指责或者辨正，国民党及"政府"都不宜出面阻止，当然这些辩正或批评也应保持一致。蒋介石认可并且采纳了这些意见。8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经过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声明，声明表示，对于"白皮书"中的许多问题将持严重异议的态度，将会在合适的时期做出详细声明。同时强调美国不能因为过去的问题影响和国民党之间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不计前嫌，继续施以援助。这一举动稳定了当时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国民党的“统治”在台湾逐渐稳定下来。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市，中国国民党利用吴国桢的“民主先生”形象，任命其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此全力争取美国援助。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吴国桢致力推动农业改革，还试图按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来改变政务，发布五点施政重心：第一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第二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第三推行民生主义；第四为人民谋福利；第五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允许某些官员可以经由普选产生，试图减少滥用警权。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改态度，开始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援助。吴国桢因此地位下降，同时与蒋经国及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矛盾冲突。1950年，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将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逮捕，并且判处极刑。吴国桢在查清后认为治罪理由不足，下令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放人，彭孟缉却坚持是蒋经国的命令，拒不放人。最终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同年8月7日，吴国桢的头像刊载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一周刊素来以当年最重要的新闻人物作封面。1952年2月，吴国桢对于蒋经国四处抓捕所谓的罪犯十分不满，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蒋经国不适合主持特务工作，将会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后来，蒋介石传信给吴国桢，只要他肯跟蒋经国合作办事，愿意让他随意做任何职位。吴国桢回答他，他自然会帮蒋经国的忙，但“总统”让他管理“特务”事宜，办得再好，天下也是恨的。若是做些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必会尽心协力。这番话虽然坦率，却无疑是在挑战蒋家的独裁专制。此外，吴国桢亦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对“民主政治”的向往，更令蒋介石不满。

随着美台关系的逐步加强，通过吴国桢向美国示好、拉近关系的作用变得微弱，蒋介石在这二人的争斗中，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1953年4月，吴国桢在台北士林官邸会见宋美龄后，正欲回家时看见司机脸色惨白，原来是汽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似是螺丝松动，几乎有车翻人亡的危险。经此事，吴国桢认定非走不可，否则将迎来下一次暗杀。他自感已成为蒋氏父子的眼中钉，在台湾难以立足。于是在同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5月24日，吴国桢与妻子前往美国，蒋经国、“行政院长”陈诚到机场送行。

吴国桢事件

1953年11月，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突然被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免去了职位，吴国桢在台时便与王世杰关系密切，王世杰下台后，台湾传出他曾私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此举实际影射吴国桢“携资外逃”，台湾当局以此理由要求他尽快返回台湾。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拒绝返回台湾，并致函要求国民党对此传闻进行辟谣。国民党却未对此进行回复，吴国桢又联系台湾各大报社想在报纸上刊登澄清广告，却被一致拒绝。于是吴国桢于1954年2月7日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吴国桢在采访中痛斥了中国国民党当局对于他贪污携款的造谣、诽谤，透露了他拒返台北市的理由，以及与蒋氏父子恩怨的细节。他认为国民党不实行民主，难以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则采访发表后在美国引起不小的反响。16日，他又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27日，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吴国桢借机寄发了《上国民大会书》，批评台湾当局一党专政，特务横行，对民众实行思想控制，言论不自由等。台湾当局当即对此做出回应，向吴国桢提出了九个问题十三项质词，主要内容涉及了对吴国桢的反批评，“立法院长”张道藩在质词中先后三次向吴国桢任上海市“市长”及台湾省“主席”任内期间的种种问题提出质疑，试图从政治层面，对吴国桢的旧账、新账一起进行清算，但其所谓的罪状皆以“据说”、“据闻”、“据报”、“民间传说”开头，足以证明他是在罗织编造罪行，其目的是想把吴国桢从政治犯转为司法犯。

3月17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网罗吴国桢十三条罪状，指责他“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测”，宣布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中国国民党籍；对于其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随后，台湾当局向美国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遭到美国拒绝。轰动一时的“吴国桢事件”，便以吴国桢遭到撤职查办，从此流亡海外的结局告终。

客居美国

同国民党政府决裂后，吴国桢夫妇最担心他们的儿子吴修潢作为人质被扣留在台湾。为了接回他，他答应台湾当局不再发表任何抨击台湾政治的言论。1954年6月，台湾当局给吴修潢签发“护照”，7月，吴国桢一家终于得以团聚。在美期间为了维持生活，吴国桢以演讲和撰文为生，他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三年合约，担任该报远东问题顾问，同时还去到美国各州去作巡回讲演。他自己也更希望去往高等学府任教，而凭他的学历、经历和才干，足以让各个高等学府争相聘请。但当时美国许多高等学府都歧视华人。一些名牌大学中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把持着关于中华文化的讲坛，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对中国学者极尽排斥。当时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胡适也想在美国的大学谋求教职，但因人为因素，最终只能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任职管理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国桢一直没能在任何一所大学任教职。直到1963年，吴国桢应邀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作特邀讲演，该校校长对吴国桢的人品以及渊博的学识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阿姆斯特朗学院由三年制的学院转为四年制的大学，正缺少历史和哲学专业的教授，亨利校长便热切邀请吴国桢到学校任教。1965年，吴国桢应邀前往阿姆斯特朗大学担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年薪4000多美金。

在美期间，吴国桢发现美国出版的关于清代地方政府的书籍不仅内容不够充实，还有许多谬误。为了澄清有关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质、组成、职能及人事制度等问题，吴国桢以其自身的官职经验，就地方政府的问题积累资料，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一文，这篇文章着重论述清朝时期县级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县官职责，以及当时地方政治状况，纠正了美国某些出版物的谬误。他在阿姆斯壮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将该文投寄给《亚洲研究》，《亚洲研究》是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其前身是费正清等人创办的《远东季刊》，是一份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权威刊物。《亚洲研究》收到此文后，其总编辑克伦邀请了两位学者共同评阅此文，但被其中一位学者认为吴国桢并没有读过中国帝制时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剑桥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还认为吴国桢的学术论文没有将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以注释或参引书目的方式详细列明；另一位学者则认为这些都是吴国桢的个人观察及见解，并不是采用的研究资料。

最终，此书被克伦退了回来，还附上了评审的意见。吴国桢显然不会认可这样的退稿理由，他为了使美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正确的中国历史的知识，在此后的两年间与克伦持续来往信件，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内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议把瞿同祖书中相关内容加上吴国桢对瞿的这本著作的批评，作为他那篇《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释。吴国桢的信件没能得到克伦的认可，在多次书信来往交涉、争论有关评审这篇文章的意见之后，克伦给吴国桢写了一封信，声明以后对吴的这篇文章将不再讨论和答复。后来，吴国桢又去函数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双方为了这篇文章历时两年，来往信件多达四十封，耗费不少邮电。但这篇稿件即使被刊载，也并没有任何稿酬，吴国桢只是希望可以让个人的研究心得，得到应有的重视。之后吴国桢准备控告亚洲学会，与之对簿公堂，但由于律师费用超过吴国桢所能承受的经济范围。最终吴国桢只能自费将这篇稿件连同和亚洲学会的往来信件辑成一册，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在美期间，吴国桢耕耘著作，1962年，英文政治小说《永静巷》出版；1982年，英文中国通史著作《中国的传统》出版。

情系故国

吴国桢一直在阿姆斯特朗大学任职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到退休，他的晚年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度过，但他依旧密切关注祖国动态。20世纪70年代，中国先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同美国建交，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吴国桢通过阅读报纸和与访问大陆的人士交谈中得知中原地区进步神速，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1982年，吴国桢的大女婿俞益元归国观光，从国内带回一张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结拜兄弟时的照片，吴国桢见此心中有感，挥笔题词一首：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乃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2月，吴国桢将此珍贵的照片翻拍，联同题词及一封信件转赠给南开的老同学即全国政协委员杜建时。信中回忆了当年他与周恩来结拜兄弟、共同学习和交往的情景，言辞中都是对故土的思念情深。

之后，有关方面特地邀请他们前来大陆，吴国桢决定先派长子吴修广前往大陆。拟定时间后，北京大学还特地寄去《邓小平文选》，使其进一步了解祖国大陆情况与党的方针政策，吴国桢阅读完此书后，回信道：为国家、为民族企望能够早日成功。吴修广夫妇到达后先后观光了武汉、南京、上海市、杭州市等地，还拜访了吴国桢的亲朋故旧，于1984年1月5日回到美国。遗憾的是，正当吴国桢拟定于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回国观光时，吴国桢却突然于6月6日在萨凡纳寓所病故，终年81岁。

代表作品

《永静巷》

于1962年写成，英文名《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吴国桢原打算描写中国国民党在大陆为何失败，撰写过程发现会涉及到许多健在人物，于是将真实人物隐去，改以小说形式描写义和团到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五十年间的事情经过。

《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一书于1981年吴国桢在美国脱稿，耗时近十年，吴国桢本人视其为“传世之作”，其目的在于探讨中西文化的区别。这本书能使读者从整体上全面地了解中国民族伦理的起源和实质，明确的阐述了中国理性的、社会的、政治的民族和个人概貌，且提供了足够多的材料和注释。他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外国人通过中国最久远以前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

人际关系

父亲：吴经明，陆军部军学司司长，母亲：朱芷英。

妻子：黄卓群，汉阳铁厂黄金涛之女。

长子：吴修广，次子：吴修潢。

长女：吴修蓉，次女：吴修惠。

人物评价

历史学教授韩晗的著作《世界上最难的工作——记上海市长吴国桢》中写道：吴国桢是一个多才、果敢、接受西方式政府概念的人，但面对中原地区牢固的旧习俗和腐化，他的斗争是徒劳的。

曾任上海市代理市长的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赵祖康曾评价：吴国桢先生在旧社会里是一位学识相当广博，办事努力，待各局同事每每和颜悦色，比较讲究西方民主的人。他爱好祖国的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他是一位有抱负，想作一番事业，不同于只牟私利的旧官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挑动内战，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吴国桢当时不可能在上海做出什么大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