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8日），原名木官，字警民 ，笔名西谛、郭源新，中国现代文学家 、文物收藏家、鉴定家、考古学家、藏书家 、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郑振铎文集》 《文学大纲》《玄览堂丛书》《中国古代版画史略》等。

郑振铎出生于永嘉县，曾就读于永嘉第一高等小学，1911年春进入温州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1913年秋考入入浙江省第十中学。1917郑振铎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并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学生领袖参加运动。1921年，郑振铎发起中国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四·一二”之后，郑振铎参加抗议集会和游行，与胡愈之等人写抗议信致国民党当局，几遭逮捕，于是离开上海市到欧洲避难、游学。期间郑振铎研读了大量中国小说和戏曲类书籍，编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文献，在伦敦博物馆研究、抄录敦煌“变文”资料等。1928年郑振铎回国，并于1931年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致力于保全和整理民族文献的工作。郑振铎发起并联合上海几位爱国老学者，与有关当局、中央图书馆合作秘密抢救和保全了一大批民族文献、珍贵古籍，并整理编写成目录，为中国追索被劫文物行动提供重要的依据。1954年，郑振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等国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享年60岁。

郑振铎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新文化运动著名旗手。郑振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促使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形成。郑振铎最早提倡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和科学方法来“整理旧文学”，其代表作《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开拓了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著述的新视野、新格局。郑振铎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原则、方法以及法令等，使文物保护工作渐入正轨。另外在翻译领域，郑振铎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著作，开创性地提倡了译者主体等理念，填补了中国翻译领域相应的空白。

1905年，郑振铎进入私塾读书。1907年—1911年，郑振铎就读于永嘉第一高等小学。1913年—1917年，郑振铎就读于浙江省第十中学。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前身），课余博览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类书籍，关注社会改造问题。五四运动爆发，他是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参加或发起温州市“学生联合救国会”“永嘉新学会”，后参加李大钊秘密领导的学习小组——“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五四运动是郑振铎成为编辑大家和新文学作家的起始点，他参与创办了《救国讲演周刊》《新学报》等报刊，撰写有关社会改造的若干政论性文章，发表了诗作《我是少年》，同时翻译、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

1921年初，郑振铎和茅盾（原名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等人发起中国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郑振铎创作于此期的诗集《雪朝》、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等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学作家的地位。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文学研究工作：编纂系统介绍中外文学的《文学大纲》；倡议并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文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如文学分类等。

1921年5月，在茅盾的引荐下，郑振铎受邀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任期间，他不仅审查和校对了很多文学作品，还发现并团结了一批新进作家，进一步巩固了新文学运动的阵线。郑振铎主导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担任“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后更名为《文学周刊》）的主编。与叶圣陶等人的合作中，他编辑了新文学运动早期的重要自由诗刊物《诗》月刊。在茅盾之后，郑振铎接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他倡导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并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此外，郑振铎还主编了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标志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由此奠基。郑振铎怀揣着“文艺复兴”的梦想，以更加宽广的视野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并选译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诗作进行出版，因此被称为“第一个在中国传播泰戈尔著作的作家”。

“五卅”惨案后，郑振铎写作《我们的中国》等诗文，出版了“五卅惨案特刊”和特辑，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创办了《公理日报》并及时报道了“五卅”“六一”惨案，揭露和抨击英、日帝国主义暴行。“四·一二”之后，郑振铎参加抗议集会和游行，与胡愈之等人写抗议信致国民党当局，几遭逮捕，遂离沪避难、游学欧洲。郑振铎先后寓居巴黎、英伦，在巴黎访书期间研读了大量中国小说和戏曲类书籍，编写《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当时英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藏有从中国窃走的大批敦煌石窟经卷、佛教艺术珍品，郑振铎从中查阅自资料，调查“变文”等中国古典文学讲唱文学史料。郑振铎编译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编著出版了《文学大纲》，后来郑振铎又将部分旅欧日记编成了《欧行日记》。

1928年9月，郑振铎回国。1929年，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并兼任复旦大学、暨南两大学中文系教授。1931年，郑振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并主编《文学》《文学季刊》。郑振铎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著作，出版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其间郑振铎与鲁迅、茅盾筹办《文学》月刊，主编或创办了《文学季刊》《太白》《水星》等刊物。随后，郑振铎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鲁迅在此书的序言中给《北平笺谱》冠以“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惟一之丰碑”的美誉，为中国保存了笺谱艺术。1934年郑振铎到上海市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办了《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以及大型月学丛刊《世界文库》。1938年，郑振铎撰写了《中国俗文学史》，使他成为古典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淞沪会战后，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郑振铎被推选为理事。由于战争江南著名藏书楼典籍纷流入肆，郑振铎深恐此区区仅存之国家典籍沦失，于是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联名致电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五人正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化名为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做掩护，从事抢救、收购、整理古籍图书的工作。郑振铎共征集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其中尤为珍贵的是郑振铎在1938年保全的《古今杂剧》，此书堪称“戏曲宝库”，包含了64册共242种元明杂剧。当时北平图书馆（即现国家图书馆）编有馆藏图书善本目录4册，记录馆藏善本书目仅有3900种。而郑振铎等5位爱国志士所抢救征得的善本图书差不多相当于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的总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局势恶化，租界也不再安全，抢救典籍的工作被迫停顿，蛰居期间的郑振铎转而致力于保全和整理民族文献的工作。郑振铎以“玄览堂”名其藏书室，编辑出版了《明季史料丛刊》、《玄览堂丛书（一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等。郑振铎还撰写了《劫中得书记》《续记》，为自己的藏书编制新目，他也竭尽全力保存了鲁迅留在北平市寓所的遗书。郑振铎还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抗战期间配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开展活动，组织“复社”，参与编辑出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再次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涨的政治热情，撰写了一批政论文字。1945年10月郑振铎参与创办著名的被称为国统区三大民主进步刊物的《民主》周刊，主编《文艺复兴》杂志。12月30日，郑振铎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徐伯昕、柯灵等人发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9年3月，郑振铎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筹备会，被选为筹备委员，又被选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文艺界代表。9月，郑振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1月郑振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两所所长。郑振铎上任后不久，即将他生平所藏数百件汉、魏、隋、唐、两宋的陶俑等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入藏故宫博物院。同年12月，郑振铎参加董必武主持的华东工作团，任文教组组长。郑振铎主持制定《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使文物、图书管理工作渐入正轨。1950年8月，郑振铎主持召集海关总署、邮政总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会议，讨论古物出口鉴定问题，并制定《文物进出鉴定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同日还制定了《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草案。1954年9月，郑振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在1955年，郑振铎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奉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大韩航空858号班机空难壮烈殉职。郑振铎去世后，家属遵其遗愿，将他的近十万册珍贵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并在北京市图书馆设专藏。

郑振铎家庭关系表

叶圣陶和郑振铎是事业道路上的挚友，三十年来交情甚笃。叶圣陶的第一本书是由郑振铎编辑出版的。两人共同参与创办了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新文学事业。1922年，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创办《儿童世界》杂志，叶圣陶应邀开始童话创作，引起了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叶圣陶说过：“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叶圣陶的日记里记录了多处和郑振铎同赴饭局、开怀畅饮，席散之后，同路步月的惬意生活。郑振铎的五十岁生日、银婚纪念日，叶圣陶均到场祝贺。

1931年秋季，郑振铎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后，冰心和他真正地熟悉起来。郑振铎的交游十分广泛，常给新人冰心介绍朋友，比如说老舍先生。那几年，冰心身体不好，常常卧病，郑振铎就借书给她看。“振铎在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面，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有振铎先生在，大家都感到很愉快。”1935年，冰心再度赴美，郑振铎特意在上海市为她饯行。

黄世瑛来自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女高师的“四公子”之一。黄世瑛家里很有钱，几代都做官，她的父亲当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郑振铎心里对她很有好感。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最终黄世瑛囿于父母的意见，写信告知郑振铎，“愿终始以友谊相重。”

1921年上半年，经茅盾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认识了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两人1923年在上海成婚。婚后，高君箴成了郑振铎的好帮手。不久，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着重介绍汉代到清代320多位著名文学家，高君箴则大力协助、提供资料。此后，在郑振铎撰写《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论著时，她都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从而使这些著作得以早日问世。1924年12月，高君箴和郑振铎合译的童话集《天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诗集

以上作品参考资料：

童话集

以上作品参考资料：

散文集

以上作品参考资料：

小说集

以上作品参考资料：

以上作品参考资料：

以上作品参考资料：

小说创作上，郑振铎小说或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或深入家庭，剖析民性，抑或借助历史与神话的外衣，表达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深切关怀，在现实批判中显示出浪漫抒情倾向，执意破除“无病呻吟”的哀怨和腐朽落后的旧制度；诗歌创作上，郑振铎创作的诗歌有近200首。他的描景小诗美丽、清新、安谧，写心境时真切、动人， 想象新奇；描写瞬间感触时， 则真率、质朴， 透着对人生的思索；儿童文学创作上，在广泛的题材中提炼出深刻的哲理， 蕴藏着丰富的知识， 寓托着崇高的道德观念， 对孩子进行人生启蒙教育；郑振铎的散文内容真实，意境单纯，结构随意，语言中正，艺术形式粗疏，蕴含着一种朴拙的美。

19岁那年，郑振铎根据《古今文综》编《论文集要》，这是他从事纂集工作的开始。那个时候，郑振铎更多地关注文学资料本身，想走传统学问的路子。正当他博览群籍、准备开展深入研究的时候，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勃然兴起，他也受到强烈震撼，越发感到改变过去的文学观念迫在眉睫。1920年11月，郑振铎与茅盾、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将文学艺术当作一种事业，要为人生、为社会、为大众服务。郑振铎主编了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无不贯彻这一重要思想。1923年1月，郑振铎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在文学创作方面，倡导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郑振铎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郑振铎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从那时起，郑振铎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开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亲自撰写《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反思整理国故的意义。后来郑振铎曾以鲁迅的辑佚工作为例做了说明。他说，鲁迅生平最看重学问，却看不起那些近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校勘家”“目录家”，因为他们所致力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为“书”所奴役，是无目的的工作。郑振铎积极提倡和践行以新的文学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强调以现代文学的眼光来破除旧文学观念，重估旧文学价值，为新文学建设服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郑振铎曾旅居巴黎，在各大博物馆，看到流失海外的敦煌市宝藏，其中有很多平民文学史料，他为之感到震撼，真正意识到文学的生命在民间。1932年，郑振铎撰写著名的《从变文到弹词》《宋金元诸宫调考》等，认为后世说唱文学深受变文影响，主张变文为近代文学的祖先，将平民文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1933年，郑振铎在《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中再次强调指出，大众文学生于草野，原本不登大雅之堂，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庙堂。这种草野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此，他花费很长时间收集这类作品。郑振铎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珍稀资料要拿出来供学术界研究共享。

1922年，郑振铎提出“文学的统一观”问题，倡导世界文学观念。他认为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的、局部的。郑振铎主张研究文学，与一切科学、哲学一样，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研究中国文学，就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去观察，去比较。在追踪世界文学潮流中，郑振铎深深地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文学艺术，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割裂开来。1935年，郑振铎组织发起《世界文库》编纂工作。他认为文学艺术没有国界，它所反映的应当是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普遍追求，具有永恒的价值。早在1923年，郑振铎就开始撰写《文学大纲》，1924年1月起陆续发表，这实际上是一部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史。

1922年，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指出，清理中国文学，除了要有文学统一的观察外，还需要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在《文学大纲》中，面对着东西方文学在中世纪的巨大反差，郑振铎依然“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宏阔的问题。郑振铎重视文学比较的意义，却不主张用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他认为，取一片一段的文学做比较，还不是文学的整体研究。后来，他逐渐修订自己的看法，由文学进入历史学，进入考古学，在多学科比较中，看到了比较文学的意义。事实上，他的《汤祷篇》就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获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郑振铎实际上是比较文学领域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倡导并实践了“中外比较文学”这一学术理念，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20年代，外国文学译作大量涌入中国，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很多人怀疑中国学者是否能准确翻译出外国著作的艺术风格和思想，认为文学是不能翻译的。郑振铎于1921年在《小说月报》第3期上发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这是他基于自身和其他翻译学者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经验所作出的总结。他还主张文艺是不分国界的，认为“文学不可译”的文学观念在本质上是狭隘的，肯定了翻译的可行性。

郑振铎认为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忠实”，翻译应该忠于原文，在译文中要根据原文的风格和态度来翻译，不能脱离原文。对于“信、雅、达”的翻译理论,郑振铎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意思表达清楚,即使语言缺乏流畅,它仍然是一部成功的译作;反反之,如果为了使语言表达优美而失去原意,那它便是是失败的。郑振铎认为翻译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促进中国文化传统的改变，二是在思想上给人们以启迪。具体来说，郑振铎认为翻译文学作品与创作文学作品同样重要，在世界文化相互渗透的时代，翻译者往往充当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责任重大。

，在“周氏”兄弟儿童本位思想的启蒙和引领下，郑振铎的儿童文学创作坚守“儿童本位”的创作观。郑振铎始终以推翻封建儿童观，解放儿童、尊重儿童、承认儿童个体存在价值为坚持。在文体上，郑振铎的儿童文学创作以儿童趣味为基点，通过童话、神仙故事、歌谣、图画故事等儿童喜爱的文学形式展现出来。在内涵上，郑振铎继承了古代文学中将寓言依附于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将寓言融入儿童们喜爱的童话故事、儿童诗等简单有趣的儿童文学文体中，使儿童可以在阅读中受到思想启迪与道德熏陶。在艺术表达上，郑振铎的儿童文学创作注重形象和语言的童趣式表达。其作品中的形象设计丰富多彩，有会说话的动物和植物、有拥有法力的神仙和妖怪，还有形形色色的大人和孩子，这些形象充满童趣。另外在语言的使用上，郑振铎坚持使用简洁、易懂、有趣的儿童式语言，并且尽可能多的采用戏剧式的表达方式，将作品人物的语气、行为予以充分表达。

 郑振铎是现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五四时期，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上发表大量的文艺评论文章。提倡“血的文学、泪的文学”，反对“‘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 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促使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形成；致力于“美文”建设；创造了散文式小说，丰富了小说文体；作为一位新诗的开拓者，赋予诗歌以鲜明突出的时代精神，探索新诗体式的多样化，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郑振铎在文学史暨散文研究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成就，如在文学史分期上，他以文学整体观和进化观来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独创了以各体文学演进为依据的文学史长时段分期的三期说。在结构布局上，郑振铎开创了以文体发展脉络为经线、以同期各体文学的分类叙述为纬线、以作家作品为单元而形成纵横交织、点面结合的文学史建构。郑振铎代表作《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不仅开拓了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著述的新视野、新格局，对中国古代散文也有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独到的发见，为散文史研究和古今散文传承创新提供了新的史识和启示；《中国俗文学史》是较早全面系统梳理中国俗文学发展史的一部专题文学史，书中对"俗文学"概念的界定，对"俗文学史"重要理论问题的阐释，对其历史脉络的梳理，都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中国古代版画史略》《古本戏曲丛刊》等，为中国民间文学、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整理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

1949年郑振铎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主持制定《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使文物、图书管理工作渐入正轨。郑振铎以收购、征集和接受捐赠等方式为国家收集了大量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拨交给故宫，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藏做出了重要贡献。郑振铎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期间，对培养和扩大考古工作者队伍、推动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贡献巨大。

以上图册参考资料为：

郑振铎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从事外国著作的翻译工作，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巨大贡献。20世纪20年代前期，郑振铎主要翻译俄国和印度文学著作。后来郑振铎还翻译了部分希腊罗马文学，是中国较早的系统介绍希腊罗马文学的人之一。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填补了中国翻译领域相应的空白，推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除了翻译著作，郑振铎还在翻译理论上有巨大贡献。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译者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郑振铎提出了文学可译、译者主体、翻译原则和目的等理念丰富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为后世译者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茅盾评价“振铎同志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大刀阔斧干起来再说的作风。这在三十年前萎靡不振的环境中确有开风气的作用。有一些刊物和丛书，他都是这种揽到手办起来的。”

胡愈之评价“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

故宫博物院评价“是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文物收藏家、鉴定家和藏书大家，为文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5年10月18日，浙江温州郑振铎纪念馆正式开馆。郑振铎纪念馆位于温州市区沧河巷24号金宅。馆内收藏了郑振铎的手写书信、私人物品，以及茅盾、赵朴初、夏承焘等名人赠给郑振铎的书法作品等。纪念馆展陈分四大部分：一层西间为“书生报国一甲子”专题，介绍郑振铎生平；一层东间为“心怀温州市桑梓情”，展示郑振铎与故乡温州的情感；二层西间为“一代才华万古传”，向观众介绍他交友、影响与著作等情况；二层东间为“鞠躬尽瘁为文物”，突出郑振铎在文物考古方面的贡献。

2014年1月8日，由长乐区委、市政府主办的郑振铎铜像揭幕仪式在长乐市博物馆郑振铎纪念馆举行。铜像刻画的是郑振铎身披大衣，伏坐案头，右手紧握椅臂，左手持书，食指插入册页中，紧抿嘴角，双眼凝视前方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再现他挑灯夜战、勤奋创作时的思考过程。 2017年12月23日，郑振铎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铜像是由福州市长乐区委、区政府代表郑振铎家乡人民捐赠资金而制作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委托南京艺术学院雕塑家尹悟铭进行设计。铜像安放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内。

12月19日，“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郑振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饶权，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解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郑振铎家属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等80余人出席展览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主持。饶权在致辞中回顾了郑振铎一生致力于祖国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以及“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在古籍的整理、研究、保护和利用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本次展览分为“力挽狂澜铸书魂”“保护征献张书韵”“嘉惠学林振书香”“化私为公续书脉”四个单元。展览通过郑振铎的手稿、藏书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党和国家授予的“烈士”证书，原文化部褒奖其捐书之功的“褒奖状”等在内的70余件展品，生动地展示了这位文化巨匠爱书、护书、献书而殚精竭虑、亲力躬行的壮阔一生。

2023年12月19日，纪念郑振铎诞辰125周年系列展览在福州长乐和平街开展，展览为期3个月。

1922年夏，郑振铎翻译并出版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飞鸟集》后，反响还不错，但梁实秋却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文章：《读郑振铎的＜飞鸟集＞》，指出，仅前十首译诗就有四处误译。此外，《飞鸟集》共有326首诗，而郑振铎只译了其中的250多首，梁实秋认为：“一本诗集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该因为译者的兴趣和能力的关系，便被东割西裂”，“我们可以说这位选译家不忠于原集，因为他译出来的只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面目。”

面对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年轻人的指责，郑振铎很不服气，他认为梁实秋是故意挑刺儿，嫉妒自己。于是，郑振铎毫不客气地写了一篇回应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文学旬刊》上，为此他还沾沾自喜了很长时间。

几年后，当郑振铎静下心来仔细阅读梁实秋之前批评自己的文章，并且拿出当时的译作对照时，果然发现了好几处重大失误。看到这里，郑振铎羞愧不已，他立即主动致信梁实秋：“当你的文章发表出来时，我曾以为你是故意挑战我的一个敌人。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一时，无论什么人责备，初听时是很生气的，细想一下，便心平气和，常常也自责。我因你的指责，打算在《飞鸟集》再版时更改那些错误。不管你当时作此文的动机如何，我已受你的不少益处，至少对于许多读者而言，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该如何感谢你呀！”

一年后，在《飞鸟集》再版时，郑振铎不仅将原来没有译完的诗歌做了补译，还更改了梁实秋当初指出的那些错误。后来，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要出单行本，还约请梁实秋给自己校阅部分稿子。同时向梁实秋约稿，让他为自己主办的《小说月报》撰稿。梁实秋对他的批评，语言刻不刻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确推动了郑振铎的进步。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四个方面的总体评价，高屋建瓴，深刻、独到，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研究有贡献，但对小说在多大规模上写性，缺乏基本了解。把小说中的性描写完全看成是糟粕，加以全盘否定，而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这是不可取的。他用来路不明的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来证明并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的观点，不能成立。他仅用“山东省土白”四个字，认定《金瓶梅》作者必为山东人而绝对否定“江南人”的可能性，这是不对的。

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郑振铎曾经历了一段十分密切的交往期，二人不仅合作编印、翻刻《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而且同为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杂志的编委，接触的机会明显增多，书信往来也更加频繁。不过，就在这些密切交往以外，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至今还少为学界注意。那便是在 1935 年 9 月，鲁迅因《译文》停刊”事对郑振铎渐生嫌隙，直至完全断绝和郑振铎的私人交往。对郑振铎的“不信任”乃至恶感，贯穿于鲁迅生命的后期，在彼时其与友人来往的书信，写作的论战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及自作小说《出关》中皆有体现，而这很大程度上正归结于鲁迅对这桩恩怨的难以忘怀。

战乱年代，市井百姓囤积金银，书籍遭受浩劫。而那些善本善本，更是民族文化的遗存。抗战初期，上海市文化人郑振铎看到许多珍贵书籍被战士毁坏或落入敌人之手，心里十分焦急。与此同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出现了——一些藏书人之前不愿意卖的一些书，此时为了生计，也将自己的藏品卖给了市场。郑振铎见此机会，呼吁当时的重庆政府挽救书籍，他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当时，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他采纳了郑振铎的意见，拨专款200万余元，用于收购散落的善本善本。郑振铎开始存书战火。为此，他写下了《求书录》。 《秋书日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清代藏书家钱尊望在《怡园书目》中列出了失传的元、明杂剧。果然，战事一爆发，苏州市的摊子上就出现了三十多卷。郑振铎启程前往苏州。并且必须在十天内交付。经过软磨硬泡，价格跌至9000元，这在当时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过，郑振铎认为，其文化历史价值远非金钱所能衡量。

时间不多了，尽管郑振铎多次电报催促，但教育部拨专款的消息仍未有消息。郑振铎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硬着头皮到处借钱。等钱凑够了，郑振铎自己的大衣帽子已经交给了典当店铺。买下这部别具一格的元明大戏的那天，郑振铎心情复杂，就像父亲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他一遍又一遍地翻着泛黄的白日梦，感觉自己打了一场仗。后来经他整理、挑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观远名杂剧》。没想到，半年后，他收到了教育部的汇款。其实钱早就汇过去了，只是因为战乱，邮路过了将近半年才到。事后郑振铎感慨万千：这个民族是不能被打败的，因为它没有因为战争而忘记了它的文化。据说，郑振铎在上海“存书”四年，潜伏如特工。他似乎每天都在从事地下工作。他在车中间突然下了车，身上的衣服也在不停地换。文化，其努力是不够的攻下要塞……但剩下的孤军与其他商人争抢这几千本书……你不会后悔的！”那个时候，在他看来，要爱书是爱国，救书是救国。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书是文化的载体。

1919年5月，郑振铎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被选为福建学生抗日联合会领导人；6月，与陈仲陶等人发起组织救国演讲周刊社，创办《救国演讲周刊》；7月，与永嘉各校爱国知识分子组织新学会；8月，新学会会刊《新学报》创刊，任编辑；11月，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探讨社会改革并开始从事文学活动。

1920年，郑振铎参加李大钊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会；8月，与瞿秋白等人创办《人道》月刊；11月，参加北京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

1921年3月，郑振铎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会议，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3月，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被分派到上海南站任见习站长，与茅盾、欧阳予倩等在上海成立民众戏剧社，社刊为《戏剧》月刊。

1922年1月，《儿童世界》创刊，郑振铎任主编；2月，陪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讲学；3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女师大礼堂为爱罗先珂举办演讲会。会上，与鲁迅第一次会面。

1925年6月，郑振铎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成立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6月，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公理日报》。

1927年2月，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市“著作人公会”；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政权机构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并被选为闸北区市民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5月，前往欧洲，辗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并编著出版《文学大纲》。

1928年9月，郑振铎由欧洲回国，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主编《小说月报》；与钱杏邮、冯乃超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1935年，郑振铎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并教授中国文学史和敦煌市俗文学等课；9月，在暨南大学做了题为《华侨教育与理想之暨南大学》的演讲。

1936年6月，郑振铎与周扬、茅盾、叶圣陶、洪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9月，与鲁迅、茅盾等人合编的瞿秋白遗文《海上述林》上卷，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10月，与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巴金等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并任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

1937年7月，郑振铎参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8月，与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

1939年3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关于选编排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中的元明杂剧。

1945年10月，郑振铎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徐伯昕、柯灵等人筹备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被选为理事，与马叙伦一起起草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宣言》。

1946年5月，郑振铎参加教育部成立上海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点收了陈群、伪上海大学法学院、台湾银行、日人高木等处敌伪藏书。

1949年3月，郑振铎赴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6月，参加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参加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工作；7月，参加文代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研究部负责人；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954年12月，郑振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郑振铎在上海文艺处邀集美术家座谈，商讨筹备国立革命博物馆的展品，决定发动全国美术工作者创作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油画、雕塑等艺术品；主持创办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机关刊物《文物参考资料》月刊；主持“图书分类法座谈会”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成立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制定了适合新中国图书馆的第一个图书分类法。以文物局局长名义发表讲话，要求全国人民和有关部门注意保护文物古迹；7月，为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与王冶秋联名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博物馆事业座谈会，讨论博物馆的任务以及它与文化馆、科学馆的区别和博物馆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主持召开“社会发展史陈列”座谈会。

1951年4月，郑振铎负责筹备主持的敦煌文物展览在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5月，出席上海图书馆、博物馆人员文物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讲话；9月，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由北京启程，赴印度、缅甸访问。

1952年5月，中缅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郑振铎任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任理事。

1953年2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郑振铎兼任所长；3月，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教育组会议，讨论关于革命建筑及名胜古迹的保护修缮、保护地下文物及考古发掘等问题，并做报告；7月，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举办的“基本建设科学知识系统讲座”讲课，题为“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9月，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兼古典文学部部长；11月，应波兰邀请，率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代表团前往波兰参加屈原纪念会并做讲演。作为“特邀代表”在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1954年8月，为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讲课，题为“图书馆的方针与任务”；同年为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宣传”。

1954年9月—1958年10月，郑振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郑振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8月，任文化部副部长。

郑振铎新文学运动研究。朱文华在《郑振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贡献———纪念郑振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中全面评述郑振铎在运动中的贡献， 认为郑振铎在运动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见解、观点和主张， 在某些方面是启蒙性、开创性、建设性的， 其成绩和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郑振铎戏曲学术研究。李占鹏的《论郑振铎戏曲典籍整理的学术成就与文献价值》认为， 郑振铎竭力探寻收集与潜心梳理编纂鉴定戏曲文献， 毕生虽没有出版一部戏曲校点著作， 却从未轻视过戏曲文献的勘误和订正，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学术成就。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研究。刘锡诚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郑振铎、赵景深及其他俗文学派学者论》把俗文学作为一个流派， 对其风格、特性、影响和命运做了全面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