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全称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是具有一定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进言社会且参与公共事务、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是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对社会表现强烈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和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

1987年，美国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在其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首次明确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美国出现过一个颇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统称“纽约知识分子”。20世纪美苏冷战结束后，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大学和学院，这一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被大学教授和技术专家所取代，这使得他们的社会批判作用被大大削弱。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西方新思想的冲击，中国一批公共知识分子顺时而生，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得以诞生，进入21世纪，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自我沉淀的基础上重新扬帆起航，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的探讨也在知识界如火如荼地展开。

公知主要的特点有：1.公共性、2.独立性、3.依附性等。其类型可分为文学评论家；政治讽刺文学和公共哲学家等。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观察家和批判者。他们肩负推动观念更新、揭露和批判丑恶、呵护文明、维护正义的重任。

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业已成为世界学术界探讨的焦点论题。尽管学术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 特征及其作用等论题尚众说纷纭，但是论者似乎大都公认：大多公共知识分子，都会对当下公共的社会问题予以由衷的关注，并且通过权威性的判断和呼吁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感召力。

波斯纳（Richard A.Posner）首先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Declme）一书中明确了他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曼海姆也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普遍理性良知的代言人，有超越性的批判任务。

中国学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从“公共性”和“知识分子”两个词义解读公共知识分子。他认为，“公共”一词从词源学角度来理解，包括三个面内容：“第一是面向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而知识分子的原意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公知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首先是外部的环境因素使得公共场域的空间大大压缩，曾经风云一时的知识分子人物、杂志和群体除个别硕果仅存之外，大都随风而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知识界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也是知识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到如年代末，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无论是公共杂志还是知识群体，都出现了重新封建化的格局。

在雅各比（Russell Jacoby）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是自由身份的专业化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大学教授时，他们的公共性就出现了问题。

曾娅和王立东在“公共知识分子内涵与特征分析”一文中提出：“中外学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定义有多种，有共同性，有差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分类存在，以知识分子为基础和根本，不但具有知识分子的所有特性，秉承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和内心坚持。在时代性的发展前提下，公共知识分子更为凸显的是其“公共性”：一种公共需求，具有市场性、社会性的表现；其次，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发展历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导致的一种特定的形态，其具有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其概念内涵和外延都小于“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赋予公共色彩和行为模式的类存在，是一种身份的表达，而非标签式的构建。再次，公共知识分子是伴随知识专业化、学院化建设、新媒体发展并强势普及下应运而生的，故其在现实条件下被设定更多要求，如：专业性与公共性并存，公共性为显性，专业性为隐性；最后，知识分子的历史嬗变历经了知识化、城市化和专业化的过程。随着现代社会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公共知识分子之“公共化”，正是较之于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能力的考证，在满足自我内在知识修养的基础之上，不断提升自我判断、自我选择的能力，并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在原则，秉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以体现公共服务性为依托，坚持人民立场，合理表达意见。”

1894年法国发生了躁动一时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事件。为伸张正义，法国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在报上刊登抗议书求对这一事件复审。这份抗议书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宜言”，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思想家们发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管理高度化，知识分子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作用越来越局限于所属狭隘领域，服从于市场原则，依附于国家体制和各种社会机构，于是提出了重构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问题。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在他看来，20世纪以前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和著作一般为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所接受并享有，他们的思想和写作活动具有某种公共性。这种情况在美国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60十年代。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作为一种独立的群体，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消亡。“知识分子并未消失，但是其内涵却已有所改变。他们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超然于世，同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对通俗浅白语言的把握，而这种能力是从伽利略·伽利莱直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来思想家们所必备的。”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皮埃尔·布尔迪厄以及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系统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从而形成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思潮。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认识或有差异，但从基本上来看，主张知识分子应在专业的背景与优势之下。积极担当社会责任、代言社会正义。在公共意识领域坚守守护者与看守人的职责，是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共同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文坛上出现过一个颇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统称“纽约知识分子”，包括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等，可以说是最后一批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犹太人，活跃在纽约，当年很少属于大学或智囊机构，他们办杂志发言论完全是兴之所至。他们关注社会问题，以大众能接受的语言写作。他们评论时事、政治、历史、文学，1937年复刊了美国最有影响的公共刊物之一《党派评论》。欧文·豪在1968年的文章《纽约知识分子：实录与评判》中首次使用“纽约知识分子”这个称号，他们主要行动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他们的核心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和多元主义。

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独领风骚，突出地表现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受公共政策学院背景和工商管理学院背景的影响，公共管理（管理学管理学）理论范式逐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政府改革运动，即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改革运动主要涉及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转变。承视公民参与管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必然会带来政府职能的缩小和公共领域的扩大，必然会激发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关注社会，针砭时弊。促进社会改良的公共知识分子声音应运而生。

二战后，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原先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使美国人生活变得富足之同时，也对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公共知识分子在都市中的“大本营”（例如曼哈顿的格林尼治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发生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现象。战后的公共知识分子随着一系列因素，涌入大学体系。随着原本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被逐渐吸收到稳定的体制中，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了。但这一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被大学教授和技术专家所取代，这使得他们的社会批判作用被大大削弱。

20世纪美苏冷战结束后，专业化时代随之来临，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大学和学院，很少再与公共领域发生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当重提知识分子的问题，特别要强调其“公共性”呢？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随着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逐步淡化，西方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知识分子消亡论’，认为当代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中国研究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许纪霖在其论文《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中也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大大出了把风头，然而7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业化，知识分子被一一吸纳进现代知识的分工体制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商业体制，公共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消亡了。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似乎重演了一次，而且被浓缩在短短的20年之内。”

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其话语主题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十年发展，表征为“反思批判”；二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的数十年发展，表征为“学术争鸣”；三是十八大以来，表征为“走向日常”。

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虽然当时不使用公知一词，然而如北岛等人，也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公知。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西方新思想的冲击，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弄潮儿。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出现了相当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都具有公共性，涉及的内容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西文化的比较，到启蒙等等。这批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广大公众产生了密切的交流，启迪民智，开一时风气之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发展退去了狂热，开始借助媒体走向“日常生活”，营造一种“时代趋势论”为思潮保驾护航。所谓“时代趋势论”，即借言关注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借助新媒体、自媒体打造“意见领袖”，并将其言论称为揭示时代发展之必然。时代趋势论者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从民众中产生意见领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愿意思考社会整体性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来影响社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首先：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内容是公共话题，不涉及私人利益。既然公共知识分子活跃于公共领域，那么他在公共舞台上所探讨的主题必须是公共生活中的各种公共事件，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其应对公共事件表示关怀；其次，在公共领域中就公共事件发言时，公共知识分子所言说的对象是社会公众或主管公共事务的政府部门，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从事职业之中的同行。这就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用普通大众所能理解的公众语言而非学术语言进行对话；最后，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可能是学院中的学者、教授，但当他在公共领域中就公共议题面向公众发言时。所要维护的必须是公共利益，而非集团利益或私人利益等。

即公共知识分子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以社会公共问题代言人的角色发表自己的言论。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对于自身的知识研究还是人生道路选择都秉承以独立的视角，超然的态度应对，不以社会浮躁而盲目，也不以金钱利益而丧失自我，更不为自我私欲而随意依附，沦为某个利益集团或者不良企图之辈的扩声器。当然，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并不是指个体完全脱离国家、社会及人民群众，意指其思想、观点、人格、精神追求的自由与独立。

随着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交往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个人与社会关系日益丰富，每个人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人，因此而更多地参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同无数其他的个人，从而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遍的交往，与此相关的社会交往原则更加科学、合理，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有效协调的共同准则，加上社会民主化、法制化的不断完善，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参政议政都有了制度化的渠道，这些都使得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再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存在，而是依赖于社会的多元化和相互制约。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一个社会阶层。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属于一种立场、一个群体和一个目标。这是由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地位卜依附性所决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而只能依附于别的阶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必然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例如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

公共知识分子的来源非常广泛，他们可能是专家学者、媒体人、作家、艺术家等。但必须明确，“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知识面，或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或专业素养，良好的知识储备以及正直的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长期以来文学评论已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媒介，有三项理由：1.受过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既阅读文学评论，亦是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对专家就文学作品发表的评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兴致；2.许多文学作品涉及到政治、社会或经济问题；3.文学的文化意义——在教育方面，在与其他学科联系的方面，尤其是牵涉到一种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预测时，且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方面——本身便属于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针对文学或者特定文学作品所发表的评论，便成为面向普通读者评沦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的方式之一。许多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皆为非职业文学评论家，当然也有不少职业性文学评论家，例如，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等。

促使文学评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之论坛，与文学回报率很高的想法是否一致，这取决于唯美主义者与道德主义者之间由来已久的论辩。道德主义评论家认为，文学当中最关键处，在于其道德因素、政治维度的信息或影响，所以道德主义的评论家所从事的工作更具挑战性，因为他必须挖掘古典文学作品的内涵，并切合当代的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而在唯美主义者看来，一部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道德性或政治性内容，很少或根本就与这一作品的价值、或者从这一作品中获取的快乐不相干。

讽刺文字可谓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最卓越超群的类型。政治讽刺作品避免单调划一的社会科学，严厉的教导启迪，以及明确可见且因此不久便可能过时的预言，从而传递着社会性批判的信息。然而，最出类拔萃的讽刺文学的持久魅力却在于原本激励他写作的政治性关注之外。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讽刺文学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类型，这种类型只有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才能贡献。它是一种文学类型，而不是学术流派。

讽刺文字可谓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最卓越超群的类型。政治讽刺作品通过迷人陶醉、魅力无限的晦涩朦胧，避免单调划一的社会科严厉的教导启迪，以及明确可见且因此不久便可能过时的预言，从而传递着社会性批判的信息。然而，最出类拔萃的讽刺文学的持久魅力却在于原本激励他写作的政治性关注之外。大多数讽刺文学作品都有一位讽刺角色。如《美妙新世界》一书，有两位主要的讽刺角色——野蛮人和伯纳·马克思；《一九八四》一书中，讽刺性的角色是温斯顿·史密斯。

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简称“公共哲学家”，是以一种非专业读者能够接近的方式表达自我。哲学与公共知识的联结有其特定的逻辑。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库斯·西塞罗、塞尼加等，他们都可谓名贯史册的哲学家，正如此后的众多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公共知识分子属于博学多闻之通才，至少从传统而言，他们又是哲学家。因循苏格拉底传统的哲学家挑战所处社会的习惯之信念，提出令人坐立不安之疑问——从施特劳斯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这正是促使哲学成为一种危险性职业的缘由。简言之，哲学家就是一只社会的牛虻——公共知识分子亦然。

马莎·努斯鲍姆和理查德·罗蒂，他们来自于学术型哲学之前沿，可以称得上是活着的极少数此类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中最为杰出卓越的代表。他们写作的主题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职业哲学家们通常关注的问题，比如，自由意志问题、数字本体论、准确认识外部世界的可能性以及道德绝对律是否存在的问题。在一长串不可胜数的学术型哲学家之中，不少人亦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激扬文字，努斯鲍姆和罗蒂便属于其中最新近的哲学家——其他许多人还包括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让—萨特、米歇尔·福柯等。

悲观主义说明了预测之走向，但并没有运用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对预测的倾向进行详尽细致的研究。悲观主义适用特别僵化的习惯（它必须是怀旧的、悲观的、预测的、以及判断的）和假定，比如，假定文化具有整体性；倘若没有这一假定，则大众文化或性行为之趋势将不具政治上的意义。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预测，比如生态灾难(参见第四章)，尽管其幽暗并不次于悲观主义，但它不坚持文化的整体性，而且事实上它对文化之趋势几乎毫无兴趣。

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个领域内，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社会乃至宗教等领域里的各种活动，均具一定程度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著名的太虚和尚，就可以说是此类人物之一。国家、社会、个人及其宗教信仰的关系，原是西欧文明体系由中世纪转向近代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伺题，从而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印有很深的痕迹，并促使这一闻题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而传统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却导致了宗教问题的边缘性和实用性，无法直接表达为社会转型中的公共特征。

从太虚和尚所进行的佛教活动来看，其在20世纪上半叶所进行的佛教改革活动，如太虚和尚提出的，中国佛教的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并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大约半个世纪的佛教改革活动，由此引发了在现代中国佛教中影响至今的公共性问题。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意义。释太虚与20世纪初年的学人如梁启超、章太炎、杨度等人一样，皆从现代启蒙思潮人手，论证佛教精神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意，并认定佛教与现代中国的社会群治具有密切关系。这些观念及其活动，均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当时的佛教活动家或佛教学者的社会活动，被涂上了一层公共色彩。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作为英国对自由主义危机和发展弊端进行反思与评判最为激进的代表人物之一，是1930年至1940年最公共的知识分子，他个人深深地参与政治和许多正义事业，从捍卫公民自由（他是“公民自由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创始成员）到不懈地倡导印度的独立自由。正是这些个人参与及其引发的所有争议，给予哈罗德拉斯基的生命以一种特别的意义。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巴黎师范学院上学期间，皮埃尔·布尔迪厄以尖锐无情地批判法国教育制度而著称。恰恰是因为布尔迪厄的作为学术体制中的一个外来者以及他对学术机构的尖锐批判态度，使他毕业后身于知识界的世界名流之列。法国及整个西方社会越接近20世纪末，越显示出“世纪末危机”的社会文化征兆。针对这种社会现象，皮埃尔·布尔迪厄就越积极地参与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运动，与诉诸抗争活动的广大民众一起，甚至不惜以激烈的言论和行动对社会统治者表示不满。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当代文明的批判先驱，著作有《权力精英》《自领》《社会学的想象力》等。他属于美国最后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履行着一名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20世纪50年代也是一个转折时期，公共知识分子逐渐消逝，学院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除了赖特·米尔斯，几乎再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激进社会学家了。早在40年代初，赖特·米尔斯在博士论文中就开始关注内战以来的“哲学专业化”，即哲学进入大学的进程。

公共知识分子并非知识生产者，而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普及者。专业于知识生产的专家生产出的专业知识，需要经过通俗化，才能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和普及，此时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从大众角度看，大家的知识需要更新，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学院中的知识创新太过艰深，因而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中介，进行知识“降维”，才能成为人民群众可以吸收的知识“养料”。按照柯林斯和埃文斯的概念，公共知识分子属于互动型专家，同时能与专家和外行进行沟通，从而起到专家研究与公众意见之间桥梁作用。

公共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为原型，随时代发展应运而生，内在地蕴含当代意义，是知识分子在发展历程中的特定产物。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观察家和批判者。他们肩负推动观念更新、揭露和批判丑恶、呵护文明、维护正义的重任。对于提升公共议题讨论的开放性和民主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与社会财富，有着调动社会大众公共参与积极性的作用。

公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舆论监督促进公众事件的解决。公共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在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直言不讳，聚集社会公众的目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开拓公民的知识视野。公共知识分子有着一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基础，他们对公众事物发表的言论也具有专业性。

就人们所阅读的范围而言，经常阅读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和杂志文章，也许有助于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视野，但读者中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政治上积极活跃、颇具影响之人。假如公共知识分子消失尽，且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惟一的供应商只是学术人员，他们只面向学术界、专事教学的老师由于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皆为学术人员，因此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系从其学术著作中抽取出来的，这些学术作品就如同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一样，并毫无疑问，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有一种弥漫扩散且累积强化的重大效应。倘若学术人员坚持到最后，且忍受寂寞，抵制住创作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诱惑，那么，相比他们遍地开花地担当学术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来说，对社会的影响也许更为巨大。

“公知”原是褒义词汇，参与公共话题讨论，具备跨学科性，对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有专业背景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后“公知”社会声誉以直线下降的趋势演变为一个负面词汇，在中国网络社会，一些人有目的性引导舆论或自以为是地发表不成熟的批判言论，并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受到了颠覆。使得许多人把冒充“公共知识分子”的人讽刺为“公知”。很多语境中，“公知”成为水平不高、道德至上、居高临下的代名词。

在当代社会（2000年以来），即使在国家体制之外，也早已并非是自由的净土。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隐蔽地控制着大小媒体和出版业的文化生产和流通，即使是所谓的民间刊物、民间出版业，也没有例外。当严肃的知识分子退入学院，公共空间就为一批所谓的媒体出版业的文化体知识分子占领了，如同皮埃尔·布尔迪厄所指出的，他们或者是媒体从业人员，或者是以卖稿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既没有像爱弥尔·左拉那样有作家的身份和智慧，也不像萨特有哲学上的专业建树，“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哲学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

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会化网络形式，如论坛、SNS、博客、新浪微博社交平台，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2009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社交平台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社会知识精英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他们凭借自己的言论，迅速成长为社交平台的新意见领袖。而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包括其公共性表现、影响力、局限性等，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社交平台碎片化和娱乐化的传播机制下，意见抱团和个人崇拜成为常态。有一些意见领袖个体，因在网上发表各种不当言论，而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也导致意见领袖的网络公信力整体下降。如发表极端言论，挑起个体和阶层冲突；相互粗暴攻击；甚或充当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动机险恶地误导公众等。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1954至1956从事自由记者职业，为各类报刊撰稿。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纽伦堡审判和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让尤尔根·哈贝马斯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德国同胞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迫害和血腥事实。巨大的冲击不仅让尤尔根·哈贝马斯因自己民族的深重罪孽而感到羞耻和悲痛，也促使他开始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当尤尔根·哈贝马斯在1953年读到刚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一段话时，他内心深处感到了“无以复加的震惊”。《形而上学导论》收录了海德格尔1935年在弗赖堡大学的讲座内容。其中谈到了“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尤尔根·哈贝马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德国人不会误解术语中的法西斯主义意味。没有任何犹豫，当时大学还没毕业的尤尔根·哈贝马斯，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刊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在这篇声讨文中，尤尔根·哈贝马斯并没有大力谴责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立场，他只是对海德格尔竟然允许1935年的讲座内容不经修正就直接发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多年之后依旧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怒不可遏。这篇文章刚一发表就引起了德国知识界爆炸性的大讨论。有些人赞赏他的勇气，但更多人在为海德格尔辩护。海德格尔本人也对此全盘否认。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与海德格尔的论辩，开启了此后30年德国对二战历史态度的大辩论。

进入21世纪，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在自我沉淀的基础上重新扬帆起航，在各类公共讨论中，他们扮演着设定公共议题、引导舆论的角色，并发挥着促进各类公共事件合理解决的功能，最为明显的例子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1976年出生的孙志刚，湖北黄冈人。2003年2月24日，他被广州市达奇服装有限公司雇佣。由于刚来广州，孙志刚未办理暂住证。3月17日晚上11点左右，被查暂住证的警察送往黄村街派出所，并被转送往收容站，但孙志刚并不符合收容条件。同年3月20日，孙志刚被发现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死亡。在《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调查后，发现孙是被毒打致死。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官方重新进行调查，最终公布的结果是，孙志刚是在医院被护工和同房病人殴打致死。

2003年5月14日，曾目睹类似孙志刚悲剧、长期关注收容遣送制度的北京大学许志永等三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三博士上书引发对孙志刚案更深层的讨论。5月23日，5位著名法学家也先后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新办法提出了全新的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