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是中国民间爱情故事，约于东晋时期产生，与《孟姜女》《牛郎织女》《白蛇传》并称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

《梁祝》讲述了女扮男装求学的祝英台，爱上了同窗梁山伯，但被强行许配给马文才，导致梁山伯得知祝英台为女儿身却无法求娶，后梁山伯早死，祝英台跳入梁山伯的坟墓中与其魂魄团聚的故事。在传播的过程中，《梁祝》故事呈现出渐次丰富的历史过程，在南宋时期还在结尾融入了二人双双“化蝶”的情节，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的精神内涵。

从中国古代元、明时期起，《梁祝》故事即成为民间歌谣、戏剧、小说的重要题材。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祝》开始渗透到中国民间文艺的各个方面，《梁祝》相关戏曲、舞剧、电视剧、电影、音乐等多类艺术作品不断涌现，并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对推动中国文艺作品的发展，以及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志》中有“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等说法，这是《梁祝》故事情节最早的记载之一。另外，宋代宁波市地方志中亦出现关于“义妇冢”记载，如宋代张津的《四明图经》中言：“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学者陈华文、胡彬等人考证上述记载后提出，《梁祝》故事的原型应为关于一个忠于爱情、忠于爱人的义妇故事，起初主要在会稽郡（今绍兴市）、上虞区一带流传，其中涉及了祝英台与梁山伯二人一同读书、最终合葬的基本情节。

此外，也有学者从故事类型的角度来看，认为它是从《韩凭妻》和《华山》故事演变而来的。《韩凭妻》发生于战国时的宋国，后被记述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一，主要讲述的是韩凭夫妻彼此相爱，但历经坎坷，两人死后，各自的墓地上长出“相思树”，树上有鸳鸯鸟“交颈悲鸣”的故事。《华山畿》故事也约起源于晋代，后被记述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故事中出现了南徐士子的棺木被运至其所爱女子的家门前时竟无法前行，女子哭祭，棺应声开，女透入棺，两人合葬的情节。这两则故事的情节类型与《梁祝》故事的早期版本较为相似，且故事中的女子形象也都是为爱而死的义妇。故目前学术界普遍倾向认为《梁祝》故事的原型应是一个“义妇”故事，且整个故事的中心仅为“义妇”祝英台，故事主题侧重于“义妇”之“义”，而梁山伯的形象是随着故事的流传才逐渐鲜明，其后故事才开始向“夫妇”主题演化，并渐次丰满为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的爱情故事。

早期的《梁祝》故事梗概，如出自晚唐张读《宣室志》以及宋代李茂诚《义忠王庙记》中的内容，主要包含英台女扮男装求学，梁、祝二人同窗三年，梁山伯求婚未遂，梁、祝二人双双殉情的简要情节，《义忠王庙记》中还涉及了如“巨蛇护冢”“神助显雄”“祷之徹应”等灵异情节。明代冯梦龙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则代表了明中叶以后《梁祝》故事的梗概，并与现代中国民间流传的《梁祝》故事内容较为接近，这部小说包括了故事中的几个情节主线：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二人同窗三年期间英台对山伯掩饰了女性身份；梁、祝二人学满回家后，英台约山伯两个月内来访，并未暗示自己是女子，但未说明约定来访的用意，而是“要等他来时，露其机括”；英台归家后，马家提亲，英台并未拒绝，也未将有心于山伯之事向家中哥、嫂禀报，“只恐哥嫂疑心，不敢推阻”；梁山伯求婚未遂，英台以“许马氏为辞”，任凭山伯懊悔而死；英台受山伯魂魄之邀出轿跳坟，二人化为蝴蝶。

通过对上述主要作品的梳理，可以得出《梁祝》故事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故事梗概：

根据学者周静书等人针对中华书局出版的《梁祝文化大观》（故事歌谣卷）和《梁祝的传说》，以及各地书刊发表的《梁祝》故事进行的统计，《梁祝》故事版本至少已达到一百多种（文字大同小异的不计），流传区域涉及中国大多数省、自治区。这些传说故事的地域分布以浙江为主，其次为河南省、山东、江苏、福建、四川、台湾等地，部分流传在较为偏远的地区，至今还有一些尚未搜集、记录。

浙江省地区流传的《梁祝》故事占全中国《梁祝》故事版本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完整的故事有十多个版本，单体传说五十多篇。这些故事主要流传于宁波、上虞区、杭州市等地，反映的内容也颇具有当地文化特色。

宁波的《梁祝》故事主要流传于州，内容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爱情传说故事，内容与其他地域流传的故事梗概区别不大，但有几种不同的结尾：一是撞碑殉情，两家求阴配；二是梁坟裂开，二人跳进墓内合葬后化蝶；三是梁、祝施巧计脱身，隐居当地教书为生，死后百姓为他们筑墓建庙。第二类是清官传说，内容突出梁山伯婚姻受阻后被举荐为鄞县县令，上任后整治县城秩序、惩治地痞恶霸、开展农业耕种，最终积劳成疾，殉职在姚江边的九龙墟，临死前嘱咐侍从将他就地安葬，以示死守大堤之志。据周静书等学者的考证，此类故事应为居住在水乡的宁波人民将民间祈求的俗信依附于梁山伯身上的产物。总体来看，宁波的“梁祝”传说故事由“爱情”和“清官”两大特色构成，且人物以梁山伯为主，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以祝英台为主的特征。

浙江省上虞紧邻绍兴城，由于有明确的祝英台是“上虞祝氏女”的说法，故上虞地区的《梁祝》故事多以祝英台为中心，开端均以祝英台“伪为男装游学”而起，且内容也更多地在“祝家庄”的地域背景下展开，如说祝家为富贵豪门，祝英台才貌双全，一心外出求学。另外还有围绕祝英台的马家遣媒订婚、祝父欺贫爱富、英台抗婚被逼出嫁等故事情节。

浙江杭州地区的《梁祝》故事中心则为“三载同窗”和“十八相送”，这也是由故事情节的发生地决定的。梁、祝读书地的最早记载见于北宋大观年间李茂诚《义忠王庙记》中的“尝从名师过杭州市”，因而浙江的《梁祝》故事以及中国大多数的“梁祝”文艺作品都说梁、祝的读书地在杭州。至于“十八相送”的情节，多出于对英台返乡途的描写中，因此杭州的故事版本在送别情节中多借景抒情，如对双照井、观音堂、鸳鸯池等景观的描写，在故事中均有体现。

《梁祝》故事在河南的传播主要集中于汝南地区。与浙江等地流传的《梁祝》故事不同，汝南当地一直没有故事相关的文字记载，多为口头流传。内容方面，故事的结局中出现了一些特殊情节：梁、祝二人共读了三年后，英台收到家书说母亲生病，让她快快回家。梁山伯送她下山，在路上祝英台一再暗示自己的心意，但梁山伯没能明白英台的意思。等到梁山伯明白过来，英台已经许配给了马家。梁山伯想去求马家退婚，但又觉得难以启齿，从马家回程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梁山伯跪在雨中非常伤心，杵地成潭，英台送他的玉扇掉进潭中，山伯为寻找扇坠，竟掘出一井，后来英台到这里哭祭，泪水滴入井中，井水变清，所以叫泪井。梁山伯本来就有病，又加上淋了雨，回家之后不久就死了，临死让家里人把自己埋在英台出嫁的必经之路――京汉官道旁边，此后才有了裂坟和化蝶的情节。故在汝南的故事版本中，梁、祝二人实际上被葬在两座坟墓中，而不是像其他版本中说的合葬。

另外，汝南地区《梁祝》故事情节中的地点细节与现实中的地点对应十分完备、具体，如其中提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拜之地是“曹桥”而非草桥，该地位于汝南至正阳的官路西侧八里地，现在属于马乡镇，所在地全村人家都姓曹，村南头有一条小河，终年流水，村里人集资修了一座桥，方便行人过往，名叫曹桥，故当地人认为所谓“草桥结拜”是讹传。另故事中还有梁、祝共读之处红罗山的描写：红罗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用土堆成的高台，周围有水，因为经常有鸳鸯在水里游，又叫鸳鸯池。由于在汝南县马乡镇以南一带的方言中f音和h音常互相混淆，当地人认为此处实际上指的是冯罗山。

《梁祝》故事在山东地区的传播主要集中于济宁市的马坡、潍坊市的石桥子镇等地。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马坡一带，《梁祝》故事主要以口头故事形式代代流传，其大致内容为：梁山伯和祝英台一起上学，两人关系亲密，后来祝英台被许配给了马家，梁山伯郁闷而死，祝英台跳到了梁山伯的坟墓里，马家脸上无光，梁家和祝家也都觉得丢人现眼，所以在济宁这个地方梁、祝、马三家历来不通婚，并且“梁祝”的戏剧也一度不允许传唱。由于济宁的马坡一带距离儒家文化圣地曲阜市很近，儒家传统思想倡导父母之命、媒之言，而祝英台没有遵从，马家也因为没娶到新娘而感到丢脸，秦凤珍等学者认为上述情节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密切相关。

与济宁马坡一带的情况类似，潍坊市安丘市官庄镇至今仍有梁、祝二家不通婚的禁忌，而潍坊石桥子镇西的祝家楼村甚至多年来对“梁祝”相关的戏剧、电影、鼓词等体裁作品都一直持拒斥态度。

梁山伯是一个性情疏阔，不拘小节，仅专注于学业的读书人。在与祝英台同窗期间，对她的举动细节没有深察细纠，在送祝英台回家的路上，也未对来访邀约多加留心，导致错过了一桩本来能够成就的姻缘。在得知祝英台已许配给马文才之后，也没有采取积极挽回的行动，最终死于懊悔和孤独之中。

祝英台出身富裕人家，她对当时女子所受的束缚有所不满，希望争取与男子一样的读书机会。同时，在对同窗梁山伯产生爱意之后，希望为自己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祝英台既拥有为自己争取的勇气，又拥有读书人知书达理的气质，也不失传统中国女子的婉约、含蓄。但她虽有婚姻自主的想法，又过分顾及伦理孝道，最终仍然错失姻缘。

马文才是太守之子，祝英台被家人许配给马文才，与梁山伯的姻缘因此而终结。马文才是梁、祝英二人爱情的破坏者，但最终也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故事中的受害者。

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以文学笔法叙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梁祝》故事的文献记载，其全文为：“英台，上虞区祝姓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郡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其告父母为聘，而祝氏已字（事）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理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虽只百余字，但《梁祝》故事的基本框架已成型，从中亦可得知祝英台被称为“义妇”的具体原因，同时还出现了“山伯访友”“山伯求婚未果”“祝许马氏”“山伯为县令”等多个内容细节，关于“女扮男装求学”“合葬”的描述也较为详细。

北宋大观年间，明州知事李茂诚的碑记《义忠王庙记》（又称《梁山伯庙记》）中所记载的《梁祝》故事已比较丰满、完整，对二人的籍贯、生卒年月及身后的传说故事做了充分的表述，并且带有些许神话色彩，是目前所见描写最详尽的《梁祝》故事史料记载。与之前记载不同的是，碑记中故事的主角并非祝英台而是梁山伯，但祝英台仍然是一个“义妇”形象，如文中记载“郡以事异闻于朝，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勒石江左。”在这篇碑记中，还首次出现了梁、祝二人在求学途中相遇并结拜的情节、梁山伯求婚不得时在路上独自感慨的情节、二人合葬后马家掘坟的情节。另外，在南宋咸淳年间，江苏宜兴市的《毗陵志》中有“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的说法，故一般认为南宋时宜兴一带已盛传《梁祝》故事，且其中已出现梁、祝二人化蝶的情节。自此，晋朝的义妇祝英台故事已经演变成为了梁、祝二人的爱情故事，且故事的基本叙事结构已经定型。

元明清时期是《梁祝》故事的演化发展期。在此阶段，中国各地关于“梁祝”传说故事的古籍记载增多，主要集中在各地方志（主要为遗存地、拟传说发源地的地方志）、小说作品、戏曲本子中。此阶段也可以说是《梁祝》故事流变的一个繁荣期，故事内容的发展呈现出了三种趋势，一是在故事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衍生变异出了许多次要情节；二是故事逐渐渗透到其他艺术领域，尤以戏剧和曲艺为盛； 三是从现存的故事戏剧遗留本可发现，以该故事为题材的曲艺作品已经广布中国各地，并且突出集中在江浙周边一带。

从故事内容上看，明代冯梦龙作品《喻世名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一篇的“入话”中，涉及到了《梁祝》故事，在八百余字的故事内容中，出现了祝英台的哥哥和嫂子两个新人物，此外出现了祝英台外出读书时向哥嫂发誓并以榴花为证、梁山伯疑惑盘问身份被祝英台机智瞒过、分别时祝英台与梁山伯相约在两个月内来访祝家、山伯失约等新情节。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中提到了也提到了祝英台是富家女，而梁山伯家贫这一细节，另外还新增了梁山伯后为县令，死后又显灵有助百姓，百姓为其立庙合葬梁、祝等情节。

从体裁上看，此阶段不仅有小说，还有各类戏曲作品，包括《太和正音谱》中记载的元代戏曲家白朴所作的杂剧剧本《祝英台》、明代戏曲选本《精选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一卷内收录的《英伯相别回家》《山伯赛槐荫分别》两出等。 在此阶段，《梁祝》故事文本从“史料”广泛拓展到了“文艺创作”领域，这对于故事在精英和市民阶层的流传均起到了推动作用，且此阶段积累的创作文本也为故事后续的“经典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祝》故事在民国时期发展到完善、成熟阶段。五四运动期间，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创办了《歌谣》周刊，周刊的作品征集活动直接促进了对《梁祝》故事的收集和研究工作的发展。1926年，由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无声电影《梁祝痛史》成为中国第一部以“梁祝”为题材的电影。此后，一批关于《梁祝》故事的歌谣、戏曲及理论论著相继发表，中国各地掀起“梁祝热”，以“梁祝”为题材的作品被大范围的创作、刻印、传播或演出，其中以1939年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重新改编并排演的梁祝戏 《梁祝哀史》为代表。至此时，《梁祝》故事情节内容已经基本定型，故事创作的模式及内容趋向固化。

20世纪五十年代后，以《梁祝》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伴随当时的文艺思想方针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川剧《柳荫记》、程砚秋改编的京剧《英台抗婚》，以及张恨水所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赵清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文学作品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社会涌现出的反封建新思想、新理念。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梁祝》故事的改编再次迎来繁荣，《梁祝》开始与大众文化一起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连环画、年画、影视、音乐等体裁中均出现了相关经典作品，“结拜”“抗婚”“化蝶”等重要情节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梁祝”相关经典文化元素。在内容上，故事原有的表现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内核依然不变，在基础上还渗入了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现代元素的新内容，语言词汇也开始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以更加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感知力。

所谓“文化母题”，是指在一个文明形态、传统中，“在文学、艺术等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最为稳定的、持续产生影响的、可以激起回应的文化精神的显现形式”。《梁祝》故事在发生、流传和嬗变过程中，不仅形成了女扮男装、同窗共读、求婚遇阻、病故合葬、化蝶等情节，还深入影响了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这使其从简单的“民间故事”母题，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一个“文化母题”。《梁祝》及其所蕴含的“中国价值”等文化精神，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关注，并且具有潜在的传播和接受空间。

同时，《梁祝》故事的传播路径及其承载的特殊社会意蕴，与中国的“诗教”传统一脉相承。华族素有“文以载道”“乐以成德”“以文化人”的传统，《梁祝》故事的创作，与中国的诗歌、戏曲等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寄寓着作者及传播者的理想信念与情感追求。在其被受众接受与流变的过程中，伴随着不同时代、不同精神追求的嬗变，亦进行着对经典内容的解构、对情感蕴含的蓄积与丰富过程，这也使“梁祝”题材从最初的传说故事，凝练为具有特定思想内涵和情感表达的民族文化符号，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移风易俗、化成天下的重要文化母题。

《梁祝》故事的情节和思想涉及到了较多对于生命真谛与人生价值的内容，包括对爱情的执着坚贞、对自由的大胆追求、对世俗礼教的勇敢反抗，以及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和尊崇等。这些内容配合故事中集离合悲喜、善恶雅俗于一体的叙事，形成了为世人所共有却又足以引起观者共鸣的表达效果。例如，《梁祝》故事中的化蝶情节，即为当时特定人群对于生死概念的一种体现。在吴越地区，至今还流传着“生”与“死”之间没有严格区别的界限，而是一种“转化”的观念，这可见于当地传统习俗中重视墓穴建造的传统，在当地传统民众心中，生命是永恒的，没有死，只有化，人在死后会转化到另一个地方住，或转化为其他的生灵。在当地的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人和动植物相互转化的情节，在相关的幻想世界里，布谷鸟、相思鸟、蝴蝶，以及牡丹、桂花、昙花等动植物，都是人的某种化身。由此可见，在《梁祝》化蝶情节产生之前，类似的生命意识和生死观就已经成为故事产生、流传地区的重要哲理观念，这些观念也反过来影响着故事的发展和流变过程。

同时，因《梁祝》故事既植根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生活，又具有出离时空局限、追求人生自由与生命价值的精神，故它还能使观者在接受这些观念表达的过程中，自觉地融入个人对人生际遇和生命价值的感悟和思考，唤起“沉思性精神”所具有的“审美补偿”和“审美超越”，使观者将自己不同的思考和对人物心理的想象映射、“填补”于故事之中。由此，《梁祝》故事不仅传达出了人们对于人生价值的共同追求，又具备了超越时空、超越文化背景的特性，从而实现了长久性传播和由东方故事到世界经典的转变。

从历史流变的过程可以看出，《梁祝》故事具有与古史类似的“层累式”生成痕迹，即越到后世，故事越完整、内涵越丰富，在每一个时代，《梁祝》故事的接受者都不免将其融入对历史背景、社会氛围的构建中，对故事的欣赏、解读都在推进着故事内容和主题的层累式创造。例如，从主题上看，《梁祝》故事总体上表现了挣脱传统婚姻制度束缚、追求爱情自由的思想核心，同时歌颂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冲突礼教、忠贞不渝的爱情，甚至在20世纪初期因符合当时广泛追求婚姻自由的社会背景，对《梁祝》故事的传播和艺术再现还起到了风行草偃、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至二十一世纪，研究者们对“梁祝”的艺术主题又有了新的诠释，人们对《梁祝》故事的解读，由反抗封建婚姻制度逐渐转变为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悲剧的关注，《梁祝》故事中的同窗共读、十八相送、“化蝶” 双飞等情节，也为新时期的艺术创作赋予了新的审美意趣和的情感内涵。相对于反封建主题，爱情主题此时成为了《梁祝》故事的新标识，这又与二十一世纪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梁祝》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也使其在大众文化层面产生巨大影响。经历了元明清时期的早期“经典化”历程之后，《梁祝》在文人和市民阶层有了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再经由现代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加工与改造，又从口传文学、文本记录和戏剧、曲艺等表演形式，走向更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开始深入到大众的社会文化生活当中，并在社会生活和审美文化领域占据着相当的分量。匡秋爽等学者指出，《梁祝》故事在现代化、快节奏的文化氛围中仍然保持着对民众较强的感召力，已经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大众文化层面，戏剧和曲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大众娱乐、休闲样式，也是中国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载体之一，而《梁祝》故事题材衍生出了大量曲艺作品。 此外，在年画、连环画等中国传统大众民间文化内容中，也多有《梁祝》故事的出现。例如，20世纪五十年代，用于日常生活张贴的“梁祝”年画即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繁荣的趋势，如华就新创作的《蝶舞》、金雪尘创作的《化蝶》和杨俊生创作的《楼台会》等。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曾创下单张《梁祝》年画印数超过100万的发行纪录。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梁祝》题材年画的发行再次出现高峰，比较受欢迎的包括金梅生创作的一套共5张的年画《十八相送》、龚景充创作的《化蝶》、张素玉和姚孝法等人创作的《梁祝》四条屏作品等。而供日常娱乐的《梁祝》故事连环画作品也逐渐增多，从20世纪四十年代起至21世纪初共出版了约20余套。上述的各类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大众文化生活，《梁祝》故事也在此过程中成为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大众文化元素典范。

《梁祝》故事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流传到朝鲜半岛、越南、缅甸、日本等国家。季羡林曾提到：“我们（中国）立国于亚洲垂数千年……亚洲国家到中国来取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华侨带出去的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中国文学艺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于中原地区民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同样传至国外。最初大概是流传于华人社会中，后来逐渐被译成了当地文字，流传到当地居民中间，流传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在当地产生了影响，使当地居民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从而加深了中国人民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一说基本概括了《梁祝》故事在其他国家的传播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梁祝》故事的最早的域外传播地域为中国邻近的朝鲜半岛。中原地区唐宋时期，《梁祝》故事随唐代诗人罗邺的七律《蝶》编入了高丽人辑录的《夹注名贤十抄诗》。诗歌后还用注释加入了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这也是至今为止所见最早流传到其他国家的《梁祝》故事，该注释用四百多字详细叙述了《梁祝》故事的梗概，包含了祝英台女扮男装、梁祝同窗读书、梁山伯访问祝庄、合葬和化蝶等基本情节。19世纪，朝鲜王朝也出现了木刻本和活字本的《梁山伯传》。1898年，俄罗斯学者尼·盖·加林-米哈依洛夫斯基在朝鲜半岛搜集、记录了一些民间故事，后在俄国出版了《朝鲜民间故事集》，其中《誓约》即为他当时采集到的流传于朝鲜北部的众多《梁祝》故事中的一篇。20世纪三十年代，作家刘半农之女刘小蕙将俄文版《誓约》翻译成法文，《梁祝》故事自此又流传到了法国等欧洲国家。

约在传入朝鲜半岛的同时，《梁祝》故事也进入了日本并广泛传播。1992年，日本艺术家皇夏纪根据流传于日本的多种《梁祝》故事创作了一部包括三百六十多幅漫画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反响。2007年5月，日本文化学者渡边明次用中日双语撰写的对译版《梁祝故事真实性初探》一书在东京发布。中原地区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周静书在该书的序言中称渡边明次是“全面走访中国梁祝文化遗存地的日本第一人，也是国外第一人。” 后渡边明次还出版了两部译著——赵清阁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周静书主编的《梁祝口承传说集》，这三部作品被周静书称作是“梁祝三部曲”。在此期间，首个日本“梁祝”文化研究所也由渡边明次主持成立，该机构不定期举行活动，并保持与中国文化学者的交流。

在印度尼西亚，《梁祝》故事被列为“世界四大著名爱情悲剧”之一。自19世纪传入后，在印尼出版的《梁祝》故事出现了散文、诗歌等多种体裁，此后当地的故事版本中还出现了与爪洼和巴厘省地区葬俗相符的英台祭奠情节，甚至在1990年巴厘文的版本中，还有英台骑着摩托车赴杭州、山伯和英台一起唱卡拉OK等情节，体现了《梁祝》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本地化和时代化倾向。而在同属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梁祝》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中国的戏曲、电影等以“梁祝”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均受到了越南民众的广泛欢迎。

《梁祝》故事的传播最早得益于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随着传说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梁、祝的艺术形象深受大众喜爱，因其感人的忠贞殉情的事迹，在人民群众心中，梁、祝读书处也成为了“至纯至真爱情”的发祥地，而梁、祝墓冢则成了“夫妻白头到老”寓意的象征地。正是在这种文化认同的感召下，中原地区各地纷纷将《梁祝》故事依附于自身民情风俗，滋生出大批凄美感人的异文传说，并附会出了许多“梁祝”的遗迹、遗址。

在中国的“梁祝”遗存中，部分是把当地的孙策墓、古书院指认为梁祝墓、梁祝读书处；有些是因为传播故事的需要，依附了当地的村落、古迹、山水景观。据周维琼等人的统计，中国全国主要有浙江省、江苏省、安徽、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甘肃省、四川省八个省保留着“梁祝”文化的遗址，其中包括6个读书处、10处坟墓和1座庙。

梁祝文化公园是以《梁祝》爱情故事为背景打造的爱情主题公园，位于宁波市郸州区高桥镇金星村，西邻姚江，东接宁波市区，是以晋代梁圣君庙、梁祝合葬墓等遗址为依托，以《梁祝》民间故事为背景的主题文化公园。

梁祝文化园“以梁祝文化为核心，以特色婚庆为主题”为基本定位，力求打造“中华梁祝故地，东方爱情家园”的国家级旅游文化主题公园。公园采取“一廊一街两区”的结构模式，一廊指“滨江爱情文化廊”，一街即“江南水街”；二区是指公园游览区和休闲度假区。此外，公园还在原遗址的基础上新建了万松书院、蝶恋园、夫妻桥、恩爱亭、凤凰山和化蝶音乐广场等景点，形成“公园入口——万松书院——十八相送——祝家庄——梁圣君庙——梁祝博物馆——蝶恋园”的一条与故事相一致的游览路线，通过呈现与故事内容相符的场景，展开公园游览结构设计，为大众提供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游览景观。

2000年1月1日，首届“中国梁祝婚俗节”正式开幕。2005年起，该活动更名为“中国梁祝爱情节”，并于2006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节庆”“中国十大民俗类节庆”。

梁祝爱情节将“梁祝”文化、旅游、节庆活动融于一体，每届都由开幕式、婚典仪式、文化娱乐活动等版块共同组成。在第三届中原地区梁祝爱情节期间，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间文学领域研究专家，及中国大陆“梁祝”遗存地的代表等40余人参加了“海峡两岸梁祝口传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第四届中国梁祝文化节中，还进行了综合性学术论著《梁祝文库》的首发仪式，对《梁祝》故事的传播和研究均起到了推动作用。

自20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萌生以来，《梁祝》故事即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研究方向、丰富的成果和较具有借鉴意义的方法论。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的《梁祝》故事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民俗学和文献学研究，向文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传播学方向拓展的过程。其研究方法也从单一的史料、文献考据和主题阐述方法，逐渐演化为以《梁祝》故事在生成、演化、传播过程中的某个问题为中心，并兼容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针对“梁祝”本事的考证是较早取得丰富研究成果的《梁祝》故事研究方向之一。早在20世纪初，应新文化运动整理和研究“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广大之，并以辅翼教育”的号召，中山大学创办的《民俗》周刊即开始致力于“梁祝”相关作品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参与的学者有钱南扬、顾颉刚、冯沅君等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梁祝》故事的本事考证取得了较多成果，包括顾颉刚的《华山畿与祝英台》和钱南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等。在《祝英台故事叙论》一文中，钱南扬从“原始故事的臆测”“故事的增饰附会”“故事的流布”等几个方面，系统考察了《梁祝》故事的本事及其流传情况，基本上奠定了后世相关研究的路径和格局。其中，钱南扬明确提出“这个故事托始于晋末，约在西历四百年光景”的结论，至今仍可视为关于《梁祝》故事产生时间之考证的不刊之论。

另外，关于《梁祝》故事的本事内容，钱南扬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根据在宁波市参访“梁圣君庙”和“英台义妇冢”的见闻，对相关的史料进行了初步整理，指出《梁祝》故事的基本情节为“有一个女子乔装了男人，到学堂里去念书。后来爱上了一个男同学，却又不肯说出自己是女子，一直蹉下去。父母不知就里，将她另许了人。及至男子知道她是女子，想要订婚，可是已经迟了。结果，两人都郁郁而死。”这一论断，在后来的《梁祝》研究中，也基本上未有大的突破和推进。

20世纪初，钱南扬、容肇祖等人对于《梁祝》故事的流传情况，也提出了颇为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故事的流布基本遍布整个中国，包括朝鲜地区。此后的学者通过不断整理、发掘中国各地流传的“梁祝”传说，通过对比分析，基本上确定了《梁祝》故事的主要版本和地域特色。据中国民俗协会统计，中国全国大约有10多个地方自称“梁祝”故里，而《梁祝》故事的流布区域涉及中国大多数省、自治区。

随着“梁祝”研究的逐渐深化与细化，学术界还出现了关于《梁祝》故事发源地的争论，主要说法有张自义的“济宁市说”、缪亚奇的“宜兴市说”、徐秉令的“宁波说”、马紫晨的“中原说”等等。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全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经过国家评审委员会专家的论证，将“梁祝”传说的申报城市（县）作出了“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江苏宜兴市，山东济宁市，河南汝南县县”的排序。

《梁祝》故事在一千余年的流传和演化中，不仅形成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民歌、民俗音乐，还进入了音乐、戏剧领域，这也是《梁祝》故事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和研究焦点之一。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针对“梁祝”不同文艺样式起源和发展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戏剧与音乐两个方面。

在戏剧方面，钱南扬在1956年出版的《梁祝戏剧辑存》中辑录了宋元以来直至现代的地方戏剧13种。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戏剧评论界出现了一种基本否定《梁祝》故事思想内容的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对梁祝哀史的意见》《应该严肃对待剧本改编和演出工作——评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与批评，何其芳195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一文，以及马少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论川剧〈柳荫记〉的现实主义精神》等都对当时改编本的“梁祝”戏曲予以了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争论，更多是一种依托于“梁祝”戏剧的政治倾向的表达。此后，有关“梁祝”戏剧与民间文化的研究重新回归学术层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赵景深等人对于民间说唱文学和少数民族地区“梁祝”戏剧的研究，包括赵景深的《岭祝英台山歌》、雷阵铭的《族叙事长歌〈仙伯英台〉议》、刘保元的《略论流传于瑶族民间的梁祝故事》等研究成果。

在音乐方面，因早在20世纪中期即有各类由《梁祝》故事衍生的音乐作品问世，这些作品的音乐形式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罗瑜的《论<梁祝>民族化成功之路》、李焱的《〈梁祝〉——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典范》、王娅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民族性》等文章，这些研究中均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放置到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与中国音乐民族化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而武文华的《“梁祝”音乐与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从文学“梁祝”和音乐“梁祝”的两个体系中选取了影响力极具深度和广度的两个比较本体——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文学文本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进行比较研究，对《梁祝》故事文本和衍生作品的渊源、流变、创作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元代白朴创作的折子戏《马好儿不遇吕洞宾，祝英台死嫁梁山伯》为民间戏曲表现《梁祝》故事开了先河。明清时期，《梁祝》故事以民间曲艺的形式广泛流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自此以后，在中国的上百个剧种中，几乎都陆续出现了与《梁祝》相关的剧目，《梁祝》故事题材在中国各地的戏剧和曲艺等作品中均呈现“大放异彩”的态势，既在具有较强影响的京剧、昆曲、越剧等剧种中占有一席之地，又遍布于越调、二人转、秦腔、河北梆子、豫剧、川剧、滇剧、赣剧、粤剧、闽剧、落子腔等地方剧种中。同时，在弹词、莲花落、南音、走书、鼓词、竹板歌、宝卷三弦书等曲艺形式中，也都有《梁祝》故事题材的呈现，这在中国曲艺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

在各类曲艺作品中，马彦祥根据川剧改编的京剧《柳荫记》，以及京剧大师程砚秋的作品《英台抗婚》流传、影响最为广泛。20世纪五十年代初，《柳荫记》由王瑶卿设计唱腔，李胜素、江其虎主演， 全剧分10场，重要场次有“英台别家”“柳荫结拜”“书馆谈心”“山伯送行”“英台思兄”“祝庄访友”“祭坟化蝶”。该剧在情节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主要是在唱腔设计、唱词方面改编较为明显。1954年，程砚秋参考其他剧种中的“梁祝”剧目，极具创新性地编演了《英台抗婚》，该剧最大的创新点是突出对祝英台形象的刻画，用“抗婚”一词，体现出明显的反抗意识，这与其他版本当中的祝英台颇有不同。此剧剧情包括“告别”“结拜”“书馆”“相送”“惊聘”“抗婚”“祭坟”“化蝶”等场次，但后来从结构精简角度出发，主要集中在“抗婚”“祭坟” “化蝶”三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江宁波越剧团率先在全国越剧界重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扮演者都是青年演员，采用男女合演的方式，得到较大反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上虞越剧团等越剧团体又纷纷排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同程度地对原有剧本进行改编、加工，如1999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用现代人文视角对《梁祝》故事进行了改编，在传统经典剧本中加入了新鲜元素和现代风格，包括“英台出门”中较为冗长的铺陈被缩减，梁山伯与祝英台书院读书的场景增加，以将二人的感情发展过程刻画得更加细腻。另外，祝英台的形象在聪明伶俐外，还增加了几分英气，一向被人称为“呆头鹅”的梁山伯也在表现上多加了几分风度与才情。

在音乐方面，由何占豪和陈刚创作，俞丽拿首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梁祝”相关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此外还有许多有关“梁祝”的优美歌曲，如由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改编，阎肃填词的《化蝶》就深受大众喜爱。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可以说是以《梁祝》故事为母题的文艺作品中，世界影响最广泛、最为人们熟知的一部，这是一部民族交响音乐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工作者创作出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该作品由中国音乐家何占豪、陈钢共同创作，完成于1959年5月，并于当月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举办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演出中，由何占豪担任小提琴独奏、陈钢担任钢琴伴奏进行首演。随后被俞丽拿、吕思清、西崎崇子、奥古斯丁•杜梅等多位中国及其他国家音乐家进行演奏。该作品融合了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元素，借助了西方音乐的体裁和曲式结构，表现了中国的故事题材和音乐风格。2010年4月30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之夜演奏。 2019年4月28日，86岁的何占豪、84岁的陈钢、79岁的俞丽拿代表《梁祝》的首演、创作、演出团队，领取了“上海之春”组委会特别颁发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60周年特别荣誉奖”。

《梁祝》故事是中国影坛最早采用的影视内容主题之一。早在20世纪初，电影艺术刚刚传入中国，上海邵氏天一影业公司就拍摄了无声电影《梁祝痛史》。1940年，岳枫编导了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年，上海市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次年该影片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放映，得到了其他国家观众的好评，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0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剧艺术在中国兴起，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傅全香主演了十八集电视连续剧《梁祝》，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随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也拍摄了多部关于《梁祝》故事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如1994年导演徐克改编的电影《梁祝》、2008年马楚成改编的电影《剑蝶》等。

《梁祝》故事也出现在动画、音乐剧、话剧等不同体裁作品中，且这些作品因为突破了电影、电视剧等体裁画面影响的限制，有效地避开了故事改编过于具象的问题，可以酌情弥补故事中的写意、留白部分，亦可根据体裁特点加入新的展现方式，从而将故事的意蕴传达得更为全面。例如，《梁祝》故事的动画片作品可以更加抽象地处理“十八相送”“化蝶”等情节，使用抽象、浪漫的画面创造出不同于影视剧的影像内容。又如以《梁祝》故事为基础编创的歌舞剧、杂技表演等，又以舞台美术与舞蹈、音乐结合的方式，以肢体语言讲述了这一古老的爱情故事，由于没有语言上的限制和观看年龄上的阻碍，这也成为《梁祝》故事在全世界各国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