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是中国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是继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8500-700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市渑池县仰韶村首先发现这一文化遗存。依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命名为仰韶文化。这也是中国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种命名方法后来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通则。

仰韶文化分布面积庞大，按照仰韶文化鼎盛时期即庙底沟遗址期的分布范围来看，北抵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东北达辽西地区、东与山东省境内的北辛文化—大汶口遗址文化相接，东南到太湖流域泽文化的西北部，南部与大溪文化遗址接壤，西南深入四川省西北部，西与马家窑文化接壤。在全国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仰韶文化遗址已经超过了5000处，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的陕西省、河南省、山西省等省区，在甘肃省、湖北、河北省及内蒙古等邻近中原的边缘地区也有分布。其中仰韶文化发现地仰韶村遗址位于三门峡市市渑池县仰韶镇仰韶村南部的缓坡台地上，北依韶山市，东、西、南三面环水，总面积30多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4米。

从仰韶村的四次考古发掘及其他各地仰韶文化发掘情况来看，仰韶文化晚期出土遗物种类多样、内涵丰富。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素面陶器最多，且软陶泥发达，最具特色的器形有夹砂罐、小口尖底瓶、细颈壶、盆、钵、碗，以及釜、罐、灶等。制法多为泥条盘筑法，较晚出现慢轮修整。纹饰主要有拍印绳纹、线纹，另有弦纹和各种彩陶图案。彩陶常以黑红二色绘制各种几何形图案和人物、花瓣及动物图案。仰韶彩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达到史前艺术的高峰。石器常见石斧、石铲、刀、凿、矛等。骨器有锥、针、等。仰韶文化聚落形态以半坡类型的向心式布局最为显著，晚期出现长屋和连间房。通常居住区和墓地分开。墓地排列有序，前期流行多人合葬墓，儿童常见瓷棺葬。农业以旱作农业为主，农业作物不但有粟、黍，而且有稻和豆，同时已开始种植蔬菜。还饲养猪、狗和鸡。

仰韶文化的发现，让华族5000年的文明史找到了源头，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中国考古研究方法论传统的确立有重要作用，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原始社会研究的新篇章。2020年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渑池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启动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此次考古发掘入选2020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2020年度河南省“特别关注考古新发现”。2021年恰逢仰韶文化发现100周年，三门峡市人大代表在两会中提出《关于支持仰韶文化遗址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进一步扩大仰韶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1918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前往河南调查古脊椎动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又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采集动物化石。刘长山在渑池县仰韶村采集到不少动物化石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此前，仰韶村遗址的农民已经在这个遗址上零星发现并收藏许多石器。刘长山询问了石器的出处，实地调查了石器出土地点，采集了部分器物，并从农民手中购买了部分史前石器，将总计约600多件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运到当时的渑池县政府，后通过火车运到地质调查所。安特生根据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渑池县县仰韶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些陶片和石器，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软陶泥片。于是10月27日到12月1日，经报请当时的北洋政府同意，他和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再次来到仰韶村遗址并首次发掘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出土了一批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遗物。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于是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

1923年安特生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正式发表，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后来，国内学者相继在各地发现了多处仰韶文化遗址。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它的下层是以红陶和少量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层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上层是以灰陶和绳纹陶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化遗存。这个三叠层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自我延续。

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都是分布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它们的文化年代都早于仰韶文化，距今都在7000年以上，其中裴李岗文化的年代较早，老官台文化的年代最晚。这三种文化的分布地域有所不同，文化面貌亦有显著的区别，但彼此之间亦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的特征，表现出一定的联系。根据目前考古材料，裴李岗文化时期主要是史前社会的物质积累阶段，是技术知识、礼仪艺术和思想意识的奠基阶段，而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都在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以内，年代都比仰韶文化为早，许多文化因素也与仰韶文化相近，因此仰韶文化应是继承这两个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到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化更加发展，逐步出现区域文明。

目前大多数学者将仰韶文化分为三期，即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以半坡遗址类型、庙底沟遗址类型和西王村类型（或半坡晚期类型）为代表，常见的类型有半坡、史家、庙底沟、西王村、后冈、大司空村、下王岗、秦王寨和阎村类型。这些不同的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半坡遗址是早期的代表。中期则以庙底沟遗址文化为代表。晚期的仰韶文化以芮城县西王村遗址上层为代表，软陶泥数量已经减少，带状网格纹成为基本图案。

仰韶文化早期主要包括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及其他年代相当的文化类型或遗存。仰韶文化早期的经济是在比它早的磁山遗址、裴李岗、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总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规模、生产关系等都较前有所发展。这时的经济状况仍是以旱作农业为主，饲养家畜、渔猎、

仰韶文化中期主要包括庙底沟遗址类型及其他年代相当的文化类型或遗存。仰韶文化中期的经济状况是在早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总的情况看，仍然是以农业为主，饲养家畜、渔猎和采集为辅的综合性经济结构。以种植栗、添等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在当时经济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从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其制造技术明显进步，磨制的占绝大多数，通体磨光、切锯、钻孔技术已较前普及，打制工具占数极少。

仰韶文化晚期主要包括西王村类型、秦王寨类型及其他区系年代相当的文化型或遗存。这一时期的各类生产工具进步很快，打制石器几乎绝迹，磨制石器、骨器、玉器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漆器也开始出现。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工具的改进，可以增加耕地，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增加收入。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已经扩大，男子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妇女逐渐以纺线、织布、缝衣、生儿育女、做饭等家务劳动为主。男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普遍提高，遂使父权制得到空前发展。

仰韶文化可以划分为许多类型，其中最早提出并且研究较多的就是半坡类型和庙地沟类型。除此之外，还有山西省的以芮城西王村下层为代表的晋西南诸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河南省以王湾和后冈等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

半坡遗址的仰韶遗存至少分为三期，半坡早期陶器大多数为红色，少数为灰褐色，手制，造型以平底器最多，次为圆底器和尖底器；中期软陶泥花纹比较复杂，多深腹曲壁的碗盆，没有圆底钵，其特征与庙地沟一期十分相似；晚期与西王仰韶晚期大体相当，与通常意义的半坡类型大不相同。只有早期彩陶花纹比较简单，符合最初半坡类型的基本特征，这期遗存在半坡遗址中也是最丰富的，包括全部墓葬，绝大多数的房屋遗迹和多数出土遗物。因此半坡类型应当以半坡早期为代表。典型的半坡类型包括关中和甘肃省东部，即整个的渭河流域，此外，在湖北和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和山西省等地也发现过一些类似半坡类型的遗存。

庙地沟的仰韶遗存可以分为两期三段，但差别不大，前后衔接紧密，基本的文化面貌是一致的。陶器以红色为主，次为灰陶或褐陶，造型以平底器为主，其次为尖底器。与半坡类型相比圆底器显著减少，新出现了圈足器。陶器种类主要有曲腹平底碗、盆形瓶、盆形灶等。纹饰比较发达，主要有绳纹、线纹和线纹。软陶泥较半坡类型为多，均饰于器物外部或缘面。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房屋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典型的庙地沟类型遗址有晋西南和豫西的三门峡地区以及河南陕县三里桥仰韶二期和灵宝南万村等处，以及东庄村的少部分遗存。

仰韶文化的发现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它以其分布广、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影响深远而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仰韶文化遗址已发现五千余处，新中国成立以来，相继对西安半坡、姜寨遗址、渭南史家和陕县庙底沟、洛阳市王湾、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等典型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地层证据。

仰韶村遗址，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镇仰韶村南部的缓坡台地上，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因抬头可见韶山而得名，距渑池县城9公里，为5000至7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村遗址总面积30多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4米，自发现以来，共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每一次发掘和发现不仅重新认识仰韶遗址，更是对仰韶文化和华族、华夏文明源头的一次次校准。在第四次发掘中还采用了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人骨土样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在仰韶时期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有谷物酿造酒和曲酒。这些遗存的发现都在向世人描绘着仰韶先民繁荣灿烂的生活图景。

1921年10月的首次发掘由安特生主持，参加人员还有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共发掘17个遗迹点，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发掘队确认这些出土文物是中国远古文化的遗存，并将这支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因出土的彩陶纹饰具有鲜明特点，又名“彩陶文化”。这次发掘，揭开了小行星3789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1951年6月，在著名考古学家夏鼎主持下，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还有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等。这次发掘既出土了仰韶文化陶片，又出土了龙山文化陶片，证明仰韶村遗址包含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纠正了第一次发掘时安特生把仰韶村遗址都归入仰韶文化的错误结论。

1980年10月—1981年6月，仰韶村遗址的第三次发掘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和渑池县县文化馆联合进行。这次发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遗址的文化内涵，并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将遗址按年代从早到晚分为四期：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遗址类型）、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河南龙山文化）。

此次发掘规模较大，共开挖探方4个、探沟4条，面积200多平方米，发现房基4处、窖穴41个，出土陶、石、骨、蚌器613件。此次发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内涵，进一步证实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搞清了仰韶村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仰韶村遗址第一期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较少，黑陶更不多见。从文化面貌分析，应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地沟类型；仰韶村遗址的第二期文化较第一期相比红陶数量减少，灰陶增多，是豫西、晋西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仰韶村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庙地沟类型；第四期文化应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三里桥类型。

2020年8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渑池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启动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

第四次考古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出土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一大批文化遗物，包括玉、玉环市、玉等高等级器物。所见遗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龙山文化时期等。另外还发现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多学科研究亦有新发现，如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土样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在仰韶时期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有谷物酿造酒和曲酒等。

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对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等方面的认识，对探索豫西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具有重要意义。仰韶中期大型房基(120余平方米）、“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的类别、形制、建造技术等提供新材料。大型人工壕沟的发现，反映出仰韶村遗址防御设施完备、聚落发展繁盛。本次考古发掘入选2020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2020年度河南省“特别关注考古新发现。

庙底沟遗址文化包含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为中原腹地古代文明延绵不断提供了考古学证据。遗址解决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文化特征及承接关系问题。2002年，配合国道310线城区段拓宽工程，由现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樊温泉带队，对庙底沟遗址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再次发现大量精美器皿和丰富遗迹。

庙底沟遗址，因遗址之上建有后人敬奉炎帝神农的“后土神庙”，其下有一自然形成的沟坡，故称庙底沟。庙底沟遗址位于湖滨区和商务中心区接合部，面积约36万平方米，在距今6000年至4500年之间，其出土器物以软陶泥为主，盆、罐、尖底瓶、鼎较为典型，除了花瓣纹，旋纹、鱼纹、人面纹、网格纹、几何纹等也是常见装饰纹样。

半坡遗址位于灞桥区，是关中腹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是中国第一次以大面积揭露古遗址的聚落考古方式开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开创了中国聚落考古学先河。《西安半坡》考古发掘报告将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是遗址的主体遗存，保存较好，遗存丰富，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以人面鱼纹软陶泥为标志性要素，属于仰韶文化早期，有人工挖设的内外两重围沟环绕；晚期遗存以喇叭口尖底瓶和简化彩陶为代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被称为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晚期类型。

半坡遗址首次揭露了中国境内以环壕聚落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闭合式聚落形态及其布局特征，同时，展示了仰韶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结构特征，从而为仰韶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半坡类型、半坡晚期类型两个阶段的标杆，为构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标尺提供了标志性参照系。此外，遗址内出土的遗迹遗物，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生业形态、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埋葬制度与社会结构、软陶泥雕塑与早期宗教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和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姜寨遗址的发掘工作自1972年4月持续至1979年11月，历时8年，前后共经过11次科学发掘，总面积达17084平方米。共发现五期不同的文化遗存，其中前四期分属于仰韶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五期属客省庄二期文化。姜寨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关中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半坡遗址文化、史家类型、庙底沟遗址文化、半坡遗址四期文化类型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从地层学角度解决了仰韶文化诸类型间的发展序列问题。其中完整揭露的半坡文化原始聚落，是仰韶早期聚落的典型代表，姜寨遗址聚落总体布局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个部分。居住区位于中央，居住区内的房屋规划整齐，环壕内环绕的房屋建筑群由大、中、小型三种房子组成5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小型房屋围绕大、中型房屋，房址的门均朝向中心广场。周围有壕沟围绕，是人工挖建的防御设施。环壕外聚落东部、南部、东南部共发现3处墓地，环壕西南部靠近临河的岸边有一处不大的窑场。由此，构成姜寨遗址的完整聚落布局，为半坡遗址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科学材料。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干流一处距今6800年至3500年、历时3300余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包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夏、商文化遗存，见证了其间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全过程。该遗址拥有华夏民族进入文明阶段关键时期——仰韶文化的完整发展脉络，是黄河文化最精彩的组成部分，被誉为“仰韶文化的标尺”。

仰韶文化早期，大河村先民已告别野栖穴居的蛮荒时代，迁至平原过着定居生活。从早期的小型村落，逐步形成一个包含环壕、城墙、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区的大型聚落遗址，外部防御坚固、内部分区明确，已具备早期城址特征。而其居住的房屋，也从半地穴式走向地面建筑，“木骨整塑”的房屋结构奠定了中原地区北方传统民居的基本形制，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探讨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婚姻、家庭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史家遗址位于渭南市以南约15公里湭河西岸的河旁台地上，遗址现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1976年春，西安半坡博物馆对该遗址的墓葬区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250平方米，共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墓葬四十三座、窖穴四个及大量文化遗物。

史家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单一而典型的遗址，它在埋葬制度和陶器的种类、形制、组合等方面与仰韶文化其它诸类型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发掘者认为，它应是晚于半坡类型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可能是介于半坡遗址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之间的一种文化遗存。

王湾遗址位于洛阳市西郊王湾村北、涧河南岸的台地上，面积4.5万平方米，1959年秋至1960春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35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房基9座、灰坑179座。该遗址共分三期：第一期为仰韶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纹饰有线纹、弦纹、附加堆纹，软陶泥颇多，彩陶图案以弧形三角与圆点、带纹组成的图案为主，器形有釜、灶等。第二期分两段，前段位仰韶文化晚期，后段为龙山文化早期。第三期为河南龙山文化。

下王岗遗址位于淅川县南盛湾乡下王岗村北高地上，面积6000余平方米。1971年到1974年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仰韶、屈家岭、龙山、二里头遗址、西周公国五种文化相叠压。其中仰韶文化就分三期。发现仰韶文化房基43座、窑2座、灰坑117座、墓葬597座。一期为仰韶文化早期，除自身特征外，还包含有半坡遗址一期文化因素。陶质以泥质红褐陶为主，有极少泥质黑陶。二期为仰韶文化中期，除自身特征外还包含有庙地沟、大溪文化遗址的因素。软陶泥本期最多，彩色以黑色为主，也有红彩。第三期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陶色虽已红陶为主，但灰陶比例有所增加，基本无彩陶。

大地湾遗址位于天水市秦安县东北的五营镇邵店村，分布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南岸二、二级阶地相接的缓山坡上，距天水市102千米。遗址面积约275平方千米，文化层厚1~4米，距今8120~4900年，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地湾遗址以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而备受考古界关注。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一期文化距今约8000年，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工作者共在大地湾遗址中清理发掘出房屋遗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及沟渠12段，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1.7万多件。

仰韶文化分布面积庞大，按照仰韶文化鼎盛时期即庙底沟遗址期的分布范围来看，北抵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东北达辽西地区、东与山东省境内的北辛文化—大汶口遗址文化相接，东南到太湖流域崧泽文化的西北部，南部与大溪文化遗址接壤，西南深入四川省西北部，西与马家窑文化接壤。

仰韶文化分布地区黄土的特点是质地均一而疏松，有垂直节理，略呈碱性。由于侵蚀作用的影响，各地的土壤结构和肥力很不一致。一般在川地和较低的面的腐殖质含量较高，团粒结构较好，肥力和持水能力较强，为孕育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绝大部分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遗址正是分布在这样的河谷平原地带，由于这个狭长地带纬度较低，河流较多，海拔较低（300-400米），土壤比较肥沃，雨量也比较丰富。

黄土高原的气候，基本上属于暖温带，但受季候风和地形的影响较大。冬季干燥寒冷，一月平均气温低达-1℃至-15℃不等；夏季则炎热多雨，雨量集中在七八月份，且往往以暴雨的形式集中降下，雨量变率高达30%以上。又因黄土持水力弱，很容易发生干旱。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的气候与现今变动不大，可能比现在高2℃。根据周昆叔对西安市半坡孢粉的研究，仰韶时期是半干旱性气候，与如今的气候相仿。由于受季风和地形的影响，形成了冬季干燥寒冷、夏季炎热多雨的基本格局，这也决定了新石器居民只能发展旱作农业，而仰韶文化正是一个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范围遍及整个黄土高原。地形略呈四方形，东起太行山，西到乌鞘岭，北及长城，南达秦岭，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因此许多河流都辐集于高原东南的河曲地区。黄土高原的地貌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黄土丘陵，一种是黄土塬，另一种是黄土川地。黄土塬以渭河以北发育最好，分为三级，当地居民成为头道塬、二道塬和三道塬、黄土川地则是离河很近的冲积平原，是黄土地带最肥沃的地方。

仰韶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文化因素的综合体。它有比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包括斧、凿、铲等，也有琢制的磨盘、磨盘和打制的爪镰、敲砸器和盘状器等。陶器基本是手制的，有不大的陶窑，成品以红色为主，种类包括饮食器、炊器和盛储器这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仰韶文化时期是以原始农业为主的多种形式相结合的一种综合经济，种植粟、黍和蔬菜，饲养猪、狗、羊、鸡，并经常从事狩猎、捕鱼和野果的采集。那时的居民聚居在较大的村落，每个村落有上百座房子，有时围成圆圈或四方形。建筑形式多为半地穴式窝棚和木骨泥墙的圆形或方形房屋。通行氏族公共墓地，每一墓地埋葬数百个死者。原始艺术比较发达，有人面，鸟，鱼等各种几何形的软陶泥花纹，有陶制房屋模型，还有各种建筑装饰。陶器上有几十种刻画记号，那是一种独创性的记事符号，为后来汉字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仰韶文化时间跨度很长，其社会性质也发生过明显的变化，社会主导人群由女性变为男性。在仰韶文化早期，原始农业并不发达，妇女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如墓葬方面，有许多子女随母亲葬，对妇女、女孩儿实行厚葬的现象；在生活方面，早期的村落布局表明他们需要牢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维系氏族团结。进入仰韶文化中期以后，原始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男子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从墓葬方面来看，成人异性合葬出现且男子居于中间位置，随葬品有许多男性使用的生产工具；从生活方面来看，房屋出现分间或者套间表明家庭的出现，很多遗址无论是软陶泥还是器物上均发现有男性生殖崇拜。这无疑都表明男性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取代女性成了社会主导力量。

仰韶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粟作农业，粟作农业起源于北方，主要作物有粟（小米）、黍（黄米）、稻、豆等，这是一种可以不用灌溉的旱作农业，实行刀耕火种的轮耕制。粟的成熟期短，耐干旱，黄土地带是较为理想的生长环境。以仰韶文化为代表，北方粟作农业发展很快，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和流动，而人口的流动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此外，有蔬菜作物芥菜，可能还有小规模的水稻种植。仰韶文化居民已有家畜养殖业，半坡遗址有牲畜圈栏，姜寨遗址发现了牲畜夜宿场，表明家畜饲养有了一定的规模。由出土的动物骨骼鉴定，主要有猪和狗两种，此外还有鸡和黄牛。有些研究者认为，仰韶文化居民很可能已开始驯养鹿类，鹿类骨骼在许多遗址都有大量出土。

采集活动在仰韶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采集对象有榛子、粟子、松子、朴树子和螺蛳等，可能还包括鸟卵、蜂蜜、昆虫、植物块茎和野麻一类纤维植物。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猎获物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北首岭遗址人的猎获物包括了兽、鸟、鱼、龟鳖目和软体动物门五大类18个种属，数量较多的有野猪、马鹿和狍，还有欧洲狗獾、狐、貉和棕熊，也有数量不多的虎、豹、豺、狼。半坡人的猎获物主要有花鹿、獐、竹鼠属等，还有大量的贝类水生物。姜寨人的猎获物主要有梅花鹿、鹿、獐、貉等和鱼类。龙岗寺人的猎获物有野猪、猪獾等，以野猪和水鹿为主。下王岗人的猎获物有亚洲象、苏门答腊犀、鬣羚等。汗水流域和仰韶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居民的猎获物在种类上与关中多少有些区别。

仰韶文化居民拥有原始的手工业，人们以石、木、骨、角、牙、蚌、陶土制作各种器具，不断发展着工艺技能。仰韶时期制作石器，打制与磨制技术并用。早期大致石器较多，用直接打击法制作，一般不作太多修正即可使用。早期对部分石器和骨器都使用磨制技术，对大量较大的石器和骨器，一般都只磨光刃部。

仰韶人拥有自己的纺织品和编织物。有资料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可能已掌握了丝织技术，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发现过被截断的蚕茧。仰韶文化的纺织品少有发现，织机的构件也没有发现，有研究者推测，仰韶文化居民使用的当是水平式踞织机。仰韶居民制作织物的技法多样化，当时制作编织物已使用了斜纹编织法、编结编织法和棋盘格式编织法，以斜纹纺织法采用最为普遍。

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生活的主要用具是陶器。有泥质、夹砂、软陶泥等。泥质陶为盛器，夹砂陶则用来蒸、煮食物，而彩陶不仅是当时的实用器，而且也是精美的工艺品。仰韶文化时期有了比较发达的制陶业，较新石器中期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从制坯方面来讲，在新石器早中期，陶器均为手制，主要手法有捏塑法、贴塑法、泥条盘筑法，制作的器型简单，不规整且留有手制痕迹。仰韶前期的制陶技术主要采用泥条盘筑的慢轮制作方法，制作粗坯，再作修整。制作大型陶器时以泥条分别盘成陶器各部位，再拼合成整器。陶坯的修整，采用刮削、拍打和压磨，在轮盘上修整器形或口沿，有的还要装饰纹样进行彩绘。到了中晚期，许多器物使用快轮制陶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制陶速度，还使得陶器外形更为美观。从烧制方面来讲，陶窑经历了从横穴窑到竖穴窑的改变，有些遗址发现有制陶工业区。

仰韶文化居民在烧制高温陶器的过程中，可能一开始了冶铜的尝试，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铜片和小件铜器，表明仰韶早期居民已开始了金属冶炼的尝试，由于这种尝试还处于初始阶段，他们还没有真正跨入金属时代。

仰韶文化的软陶泥基本是继承裴李岗、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发展迅速，变化复杂又有规律可循。前两期以单色彩为主，数量逐渐增加，到第三期达到鼎盛，出现了白衣和红衣彩陶，到第四期又变为单色彩，数量也迅速减少乃至基本消失。在纹样方面，几何形图案贯穿始终，象生形纹饰只见于第二期和第三期。仰韶文化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其陶器和彩陶艺术达到了巅峰，在仰韶文化中期，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该地区在大汶口遗址早期阶段出现许多新的器型如敛口软陶泥盆、卷沿曲腹盆、矮领折肩罐等。彩陶艺术对该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在此之前海岱地区彩陶装饰技艺并不发达，而到了这一阶段，彩陶装饰图案和种类迅速增多，如北辛文化的黑色彩带纹、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纹样如弧线三角纹、花瓣纹、圆点纹和勾叶纹等均是来自仰韶文化的因素。

同处于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遗址交流密切，从器型上来看，大溪文化的双唇口尖底瓶、缸、圆底釜、红顶钵等均是仰韶文化向南扩展的产物。从软陶泥方面来说，大溪文化吸收了许多仰韶文化因素。如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出土饰有直线纹和弧线三角纹的筒形杯和罐、枝江关庙山遗址出土饰有由弧线三角纹组成图案的圆腹罐、碗形豆和筒形杯等，都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相似。

对北方地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红山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上，二者均出土许多带有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纹样或器型。从器型上来看，如红山文化的大口鼓肩瓮、双耳小口罐、敛口盆等，小珠山中层文化的敛口曲腹钵、红陶钵等均是从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器物。从纹饰上来看，如红山文化中所见的“红顶碗”式的黑带钵，平行斜线三角纹、涡纹的鼓腹罐，弧线三角纹软陶泥盆等以及小珠山中层文化中出土的弧线三角纹、平行直线和斜线纹、网格纹彩陶片等均是吸收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因素。4.对黄河上游地区的影响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在受到仰韶文化的冲击后产生了异变，彩陶文化异常发达，有漩涡纹、摩尔纹、弧线三角纹、圆点纹、宽带纹、网格纹及蛙纹、鱼纹、鸟纹、人像纹等。

随着生产活动的扩展，仰韶文化居民的劳动分工逐渐细化。研究者通过考察墓葬中两性随葬工具的差异，发现男子主要从事工具制作、狩猎及农业中的部分重体力劳动，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纺织及缝纫等较轻体力的劳动。有的研究者认为庙地沟文化时期耕种方式的变化，与男性由主要从事渔猎转到主要从事农耕生产活动有关。

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前后变化比较大：第一期与第二期对比来说，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为单间建筑，有大量方形房屋，均有浅穴、半穴和地面式建筑；不同之处在于第二期的房屋面积更大，最大者达到数百平方米。第三期对比第二期来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三期普遍出现了双间和多间甚至联排的房屋，房屋面积进一步增加，甚至出现了“原始宫殿”，其内部结构也复杂化。第四期房屋发现较少，新出现的形式有石墙房屋等。

仰韶文化时期，村落布局有一定规律。早期较大的村落中心一般都留有活动场所，而住房则围绕活动场所修建。房屋的布局往往是在一座大房的周围，修建数座小房，从而形成一小群体。村落则有数座或者更多这样的群体房屋，并有计划的分布于活动场所周围。房屋的门向均朝着活动场所。如姜寨遗址、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等遗址，都有这样的村落布局。仰韶文化所发现的遗址有几千处，这些遗址在每个区域内的选址都有一定的共性，如靠近水源或者选择台地等，距离近的遗址因此很容易形成聚落群。在仰韶早期阶段，虽然有些区域出现了聚落群体，但这些聚落群多是自然形成的，遗址并不密集，各遗址间联系较少，尚未出现规模较大的中心性遗址，处于聚落群的萌芽阶段。中期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聚落数量迅速增加，各个聚落之间联系变得密切，形成了大规模的遗址群，且各个遗址规模存在巨大差异。晚期阶段，同一聚落群中各遗址规模差异扩大，中心聚落进一步突出，内部结构差异进一步扩大，甚至出现了目前最早的版筑城址——郑州西山古城。

仰韶文化早期盛行氏族公共墓地。墓坑多为长方竖穴和方形竖穴两种形式，墓坑排列有序，墓的方向比较一致。葬式多为仰身直肢一次葬；中期除仰身一次葬外，出现二次葬。随葬品出现贫富差别现象；晚期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有屈肢葬，并出现用灰坑埋人的现象，这些死骨有的屈肢，有似捆缚，属不正常的死亡，甚至有四肢不全，身首异处，有的与兽骨同坑。

仰韶文化已经形成了简单的丧葬习俗，成年人死后，墓坑呈长方形，陪葬品以陶器为主，未成年的孩子中途夭折则采用瓮棺葬。从埋葬的特点来看，当时比较盛行单人仰躺的直肢葬，合葬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女性的陪葬品要比男性多，说明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便已经开始酿酒，在不断总结酿制经验和规范使用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发展，最终形成夏商周三代成熟的饮酒礼仪。酒礼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在三代酒礼形成之前，还应当存在一个酒礼的孕育和发展阶段，可分别与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相对应。陶质酒器作为仰韶文化中一类重要的物质遗存，按器形可以分为：釜、灶、鼎、、盆、大口缸、滤酒器、瓮罐、尖底瓶、漏斗、、壶、杯、异形器；按功能可以分为：酿酒器、贮酒器、宴饮酒器；按性质可以分为：礼仪用器、非礼仪用器。陶质酒器的发展变化，反映出仰韶文化早期社会的饮酒礼仪尚处在萌芽期，饮酒行为简单朴素，反映了社会相对平等，阶层分化不明显；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发展趋于复杂化，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仰韶文化社会中的饮酒礼仪初具雏形。

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发现遗迹较为丰富，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遗存年代包括仰韶文化早、中、晚期以及龙山文化时期。最主要的发现在仰韶晚期，地层堆积厚，出土遗物发现数量最多，以陶器为主，另有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从考古调查、钻探及第四次发掘情况来看，仰韶文化晚期出土遗物种类多样、内涵丰富。

在各类仰韶文化遗址中，研究者发现了大量陶制的生活用具和生产用具。由于这些陶器以表面是红色，又带有彩色的花纹为最多，是仰韶文化时期的典型代表，所以仰韶文化又被称作“软陶泥文化”。在仰韶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民们的制陶技艺达到了巅峰。

仰韶文化不同时期，软陶泥花纹形式风格不同。仰韶文化早期，陶器作为生活日常用具，制作与描绘基本由留守的女性完成，制作简单、粗糙，表面有绳席或人面鱼纹及兽面纹样装饰鱼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图形，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贯穿始终。在仰韶文化中期，大量见到的是由多种几何图形组成的花卉图案，有较强的装饰感。花瓣纹由鱼纹简化而来，其组合形式多是对花朵的再现。此时的彩陶纹样，趋向抽象化、符号化，有较强的装饰感。在仰韶文化晚期，因为当时的先民们主要生活在母亲河黄河两岸，所以，该时期出土的软陶泥标志性纹饰，有大量表现黄河波澜壮阔的水波纹、漩涡纹等，网格象征着阡陌纵横的农田，这些纹饰表达的是，原始先民对水和土地的一种敬仰与崇拜之情。

仰韶时代的玉器主要有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文化和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大系统。其中，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龙、玉人等，尤其是玉龙形象凸显，喻示着中国对龙尊崇的习俗已经相当成熟。凌家滩文化玉器如玉猪龙、玉版等，神秘而又浪漫。其中，玉猪龙、玉人当与红山文化玉器保持密切的联系。

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玉器27件，其中25件为装饰品，装饰品占玉器总数的比例达到92%。另外，从大河村出土的其他装饰品来看，弧状类装饰品如陶环、石环、骨环、蚌环等，环类饰品也占了很大比例。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装饰品，无论是从时间上来看，历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遗址文化，还是从装饰品种类上看，弧状类的环、璜都是绝对的主流。

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来看，仰韶文化早期石器主要有开垦耕地用的石斧、砍砸器；有翻地松土用的石铲、石、骨铲；有播种和中耕管理用的石锄、石；以及粮食加工用的石磨盘等。尽管这些生产工具中制作比较粗糙，多数还保留着打制或原石料皮层，呈现出形状不甚规整、中耕管理工具尚少等原始状态，但它已基本上可以适应当时初级锄耕农业的需要。中期石斧通体磨光的增多，石铲、石耜数量增加，形体加大，两端带缺口的石刀、石镰、石锄等新型工具开始出现。到了晚期打制石器几乎绝迹，磨制石器、骨器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仰韶村遗址1921年的首次发掘，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确立了仰韶村遗址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的崇高地位。1961年，国务院将仰韶村遗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共渑池县委、县政府召开“93仰韶村遗址保护规划研讨会”。在谈到对仰韶村遗址的保护规划设想时，与会专家、学者均认为，要以仰韶文化遗址、秦赵会盟台为主线，搞好景点建设，合理布局，系列开发，融旅游、娱乐、第三产业为一体，努力使渑池县成为洛阳市到西安市这条旅游热线上一个重要旅游景点，从而加强对仰韶文化的宣传，扩大渑池的影响。鉴于仰韶村遗址是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应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弘扬民族文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抓紧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保护、抢救和开发利用。在灰坑断壁上的文化层设置保护设施，建立保护廊房，防止自然破坏和人畜破坏；栽植树木花草以防止水土流失。此外，建立仰韶文化博物馆，体现仰韶村遗址是中外考古文化交流的开端，使渑池县成为国外研究仰韶文化的中心。

仰韶文化博物馆，是经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省政府批准兴建的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的仰韶文化专题博物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博物馆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始建于2009年1月，2011年11月正式免费对外开放。馆舍建筑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领衔设计，建筑外围整体颜色以陶土本色为主。博物馆设计布展面积共2300余平方米，馆内设有专题展厅、序言大厅、学术报告厅、寞想空间、“1921—2021百年考古历程雕塑墙”等。建馆以来，仰韶文化博物馆充分发挥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走进英国、罗马尼亚等国进行文化交流，让世界真正了解仰韶文化、中华文化。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7年12月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为2020年河南省省重点建设项目，规划总面积189.89公顷（约2800亩），重点保护区的文保项目和文物展示项目占地900余亩。遗址公园将仰韶文化博物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考古展示区等景观串点成线，形成清晰的展示结构，突出展示仰韶村文化遗址考古成果的纪念性、遗址展示的真实性和遗址环境的完整性，着力打造集文化遗产保护、价值闸释、遗存展示、考古纪念、科学研究、科普宣传、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景观。

2021年4月，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列人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6月底，遗址公园建成并对外开放，11月被列人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省西安市沪河东岸的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 ~6700年之间，1953年春发现，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54年9月至1957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作者，前后发掘5次，延续近4年时间，揭露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后在半坡遗址建成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一一西安半坡博物馆（也被称为半坡遗址博物馆）。占地面积71600平方米，1958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西安半坡博物馆有2个陈列室和1个遗址大厅。第一展室主要展出在半坡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有石器、渔具、纺轮、骨针、鱼钩、鱼叉等，人们可以由此了解半坡人生产活动的各种场面。第二展室展出的文物反映半坡人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人面鱼纹是半坡彩陶画的要型作品，这一生动的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主富的艺术想象力。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遗址保护大厅为3000平方米，是原始村落的一部分，其房屋建筑早期是半穴式，即一半在地下，以坑壁为墙露出地面的一半盖上了屋顶。馆藏各类文物18000余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4000多件，化石标本300余件，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和动物骨骼标本若干。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西北部、连霍高速与中州大道交叉口东南隅。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河村遗址而建，是集保护、研究和展示于一体的史前遗址博物馆。隶属郑州市博物馆。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时期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识性遗址。1983年郑州市大河村遗址保护管理所成立，修建文物陈列室，辟建模拟村。1986年大河村遗址正式对外开放，1989年更名为“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2016年1月16日新馆建成并对外开放。馆内藏品中包括大量出土遗迹和遗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原地区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基址一一仰韶文化房基F1-F4，以及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实物资料——带有不同星象图案的软陶泥等。

仰韶文化发现表明，距今5000—7000年前，中国黄河流域不仅有了农耕、渔猎、采集、养殖、纺织、制陶等生产活动，而且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很高。社会财富有一定积累，居住相对稳定，服饰较为讲究，氏族制度开始变革，进入一个新时代。仰韶文化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缺，华族的历史得到合乎逻辑的排列，即从北京人、山顶洞人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经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时期，有了顺延承接的实据，使西方史学界坚持的“中国无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调不攻自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近代考古的先河，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页，成为中外考古专家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的开端。仰韶文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1921年仰韶村遗址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2011年教育部将考古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仰韶村遂成为历史学门类中一级学科考古学的起步之地，从仰韶文化开启了主要由考古学担负的延伸历史轴线、认识灿烂中国古代文化、揭示悠久中华文明的艰巨任务的光辉历程。

仰韶文化是中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省、青海省、湖北、宁夏、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等10个省区。同时遗址数量众多，据近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仅河南省就多达3000处，豫西三门峡地区特别是灵宝市仰韶文化遗址分布更为密集。

仰韶文化是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跨度距今7000至4700年，长达两千多年。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被称为“仰韶时代”。长期以来，该文化成为认识、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的年代标尺。

仰韶文化是中国史前影响最深远的主干性文化。严文明通过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全面系统分析，提出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理论，指出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现代中国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是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中国史前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表示，仰韶文化孕育了成熟的粟作农业，以彩陶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空前繁荣，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开始了早期城市化进程，仰韶文化研究是探寻华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表示仰韶文化是生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史前文化之一，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主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海说，仰韶文化是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是一种重视公共权力和世俗化的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也是华夏文明的起点。

王仁湘盛赞仰韶文化掀起了中国史前一次波澜壮阔的艺术浪潮，代表着史前艺术的伟大成就。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顾万发表示仰韶文化是中原地区最早认识并命名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以考古学方法科学探索奖中华文明起源的开始。仰韶文化还向西传播，与东进的黑海岸边等地的特里波利—库库特尼文化共同开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创形成“软陶泥之路”，成为早期中西方交流的首要通道。

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充分肯定100年来中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挥的重要作用。

安特生本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1914年被中国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由于其时战乱频繁，寻找铁矿和煤矿条件不成熟，其后安特生建议，将寻找矿藏的计划改为采集古生物化石。1918年12月8日，安特生第一次到达河南省省渑池县仰韶村调查脊椎动物化石，在这里采集到了一批化石标本。1920年冬，当时地质调查所所长刘长山受安特生委托复查了仰韶村遗址，收获颇丰，并在回北京市时带回了600余件磨制石器，安特生深受鼓舞，据此推断仰韶村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仰韶村遗址第一次正式发掘时间是从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持续了一个多月。他们在仰韶村共发掘了17个地点，发掘出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物。

与此相伴随，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肯定。严文明认为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是中原地区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发掘，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并否定安特生是有些批评家所说的帝国主义分子。苏秉琦在《中国重大考古发现》所作的前言中，写到安特生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揭开了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序幕。陈星灿也有专文评价安特生的功过，认为安特生并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以为正直的学者；他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和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作出了许多贡献；他1921年发掘的仰韶村遗址是中原地区第一个史前聚落遗址，由此推翻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论断。

在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甘肃考古之后安特生的学术活动概要》发言中结合安特生通信、著述等资料，概述安特生1925年至1950年之间的学术活动，详细解读了1925年安特生与中国政府达成的中外考古合作文物分配协议，对其实施结果予以评述，并认为这项协议对后来中外考古的合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安特生1926年和1936年重返中国之旅对促进周口店镇发掘、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等中外科学合作项目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曾骐(中山大学)在题为《仰韶、半坡与庙底沟》的发言中介绍了仰韶村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的命名以及仰韶遗址的数次发掘，并对安特生的工作及其学术态度予以高度评价。

从1923年到1924年，安特生把考古调查和发掘从河南省推向青海省和甘肃省，这是他在中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调查活动。1925年，安特生发表《甘肃考古记》，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将这次考古所得的彩陶纹饰与西亚、中亚的彩陶文化进行对比以后，误认为这些彩陶源自中亚、西亚，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理论的信心。安特生因为在西北地区发现了不同于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另五种新考古学文化，创建了仰韶文化“六期说”，在此基础上错误地将齐家期放在仰韶期之前，为他的仰韶文化和中国文化来源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遭到中国考古学界的严厉批驳，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找到了仰韶文化本土起源的确凿证据，完全否定了仰韶文化和中国文化外来说的理论。

安特生曾在一个时期内被视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但虽然他关于仰韶文化的学术观点是错误的，其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成见，对他的错误定性也已得到澄清。

数十年来，对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黄河流域的陕西省、甘肃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等省境内，调查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在千数以上。迄今为止，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陕西境内的西安半坡、姜寨遗址、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泉护村、 县下孟村、渭南县史家、华阴横阵村等址；甘肃境内的秦安大地湾等址；山西境内的城东庄村和西王村等遗址；河南境内的陕县庙底沟、渑池仰韶村、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浙川下王岗、安阳后岗、大司空村、濮阳的西水坡等遗址；河北境内的正定南扬庄、磁县下潘江、界段营等遗址。

通过调查和发掘，获得了大批新资料，发现了众多的村落址基地，挖出有大批的房基、窖穴、灰坑、陶窑和墓葬遗迹以及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基本上弄清了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进一步加深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据调查，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和范围很广，西至甘肃省、青海省交界，南达汉水流域，东及河南省东部，北抵河北省南部，中心区域大致为陕西关中地区、晋西南、豫西豫北和冀南。

总之，仰韶文化的基本面貌是，原始农业已获得一定的发展，成为当时的重要经济生产部门和生活来源，渔猎和采集已成为一种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已经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农业村落普遍建立并有所发展。由于农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养畜和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早期的繁荣，精神文明也得到一定的提高，社会财富也得到一定的积累。从埋葬制度的变化来看，当时的氏族制度，也开始发生变革。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

除了通行的三期说之外，严文明通过对仰韶文化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行分析，将各地相应的文化期进行对比和概括，提出仰韶文化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约在公元前4900-4000年间，以半坡类型、东庄类型和后岗类型为代表；第二期约在公元前4000-3500年间，以庙地沟类型为代表；第三期约在公元前3500-3000年间，以是秦王寨类型为代表；第四期约在公元前3000-2500年间，以庙地沟二期类型为代表。这四期又可以归纳为两大发展阶段。前两期为早期阶段，是生产逐步发展，社会繁荣，整个文化的统一性加强，特征日益形成和完善的阶段；后期为晚期阶段，分化趋势日益明显，自身特色逐渐衰落的阶段，是社会开始分化，新的文化因素孕育和滋长阶段，同时也是向龙山时代过渡的阶段。

关于仰韶文化居民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讨论，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开始，当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体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第二种认为是父系氏族社会；第三种认为整个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社会但到了它的后期已开始孕育着新的变化。

七八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和考古资料的积累，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仰韶文化早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中晚期是父系氏族社会；第二种意见认为整个仰韶文化时期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生了文明的因素，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巩启明认为仰韶文化早期的社会组织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属于母系氏族公社的高级阶段；到了仰韶文化中期，家族公社较前发展，社会性质应是父系氏族社会，父系制在多数地区已经形成；而在仰韶文化晚期，家族公社所有制已经发展起来，父权制在各地区均已确立，并在大部分地区已开始达到酋邦时期，文明基因已经孕育。

苏秉琦指出仰韶文化遗存在甘肃省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部到中部，马家窑文化中出现时间较早，同仰韶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马家窑类型遗存的移动方向也是自东部到中部，因此甘肃境内的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关系，后者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并且东边的青莲岗——大汶口遗址诸文化的两期是同仰韶文化的两期大体相应的，两者在文化上具有无可怀疑的联系。前期是以关中晋西南豫西地带为其核心的仰韶文化向其周围扩大其影响为主，后期则是以东南方诸原始文化集中其影响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

侯铁军、侯海杰两位学者将仰韶文化与其同期及前后时期的其它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有红山文化、富河文化等；以山东省为中心的东方，有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以关中、晋西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有仰韶文化、二里岗文化；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有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省盘底为中心的西南部，有屈家岭文化、三星堆遗址文化等；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有万年仙人洞、大洋洲等文化遗址。通过考古发现红山文化及其附近的相邻或相关的文化层所蕴含的文明要比中原仰韶文化领先一步。辽西地区一带的社会分化可能也早于中原，而中原最早的仰韶文化中具有礼器性质的“艺术神器”是濮阳市西水坡的龙虎造型的背角无齿蚌堆塑，比辽西地区晚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