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同文书院（日语：とうあどうぶんしょいんだいがく，英语: The Tung Wen College）是1901年日本专门为培养对中国情势熟知的人员而在上海设立的私立教育机构。

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是南京同文书院，其余脉是现在的日本爱知大学。1899年10月底，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来到中国，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华创办南京同文书院。在得到刘坤一的首肯下，1900年5月，由东亚同文会创办的旨在联合培养“友好”人才的南京同文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在刘坤一的建议下，南京同文书院于8月下旬搬至位于上海涌泉路跑马场退省路的原日清贸易研究所校舍中，并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1920年前，书院学生由日本政府和公共机关在日本国内选拔。学校实行三年制教育，采用日语授课，分政治、商务、农业三科，并将实地修学旅行作为一门必修学科写进《东亚同文书院章程》中，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东亚同文书院暂迁至日本长崎，后迁回上海市赫司克尔路（今中州路），并于1917年迁至上海徐家汇虹桥路。1920年，书院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备案，并开始招收中国学生。1937年，该校被战火烧毁，校区迁入交通大学园区。1939年，东亚同文学院升格为大学。1945年9月15日，因东亚同文书院长期从事情报间谍工作，中国军队宣布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闭校。中方于20日正式接收东亚同文书院。截至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共培养学生5000余人。

东亚同文书院不受文部省管辖，由外务省直接管理。东亚同文书院以培养为日本“大陆政策”效劳的务实派人才为目的，学校十分重视学生对中国政治、经济、商业、农业、工业、交通、教育等社会状况的实地勘察。至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踏访了除西藏自治区外的所有中国省份，学生们将具有调查性质的间谍资料伪装成旅行游记，例如《旅行纪念志》《孤帆双蹄》。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最早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驻外文化机构，也是日本重要的间谍培训机构，自1901年成立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该校学生对中原地区各地的经济状况、农业生物、经商习惯、地理形势、民俗风情、地方行政组织等国情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资料为后辈学者研究晚清时期及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详细的基础资料，更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信息支持。

十九世纪末，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清政府的腐朽和衰败暴露无遗。战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该条约获得了对辽东半岛、中国台湾岛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和相关特权，这一举动引发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作为回应，俄罗斯先是联合法国、德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后通过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得旅顺口区、大连市的租借权及中国东北铁路的建设权。英国凭借《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租借的形式侵占九龙，并在威海卫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凭借《胶澳租借条约》以租借的名义获得了对青岛市周边的控制权。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迅速扩大，对日本在华利益构成了威胁。

1868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运动通过“一君万民”的思想理念清除了国民与国家政治秩序之间的障碍，民权主义逐步取代民族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国力日渐强盛。出于对抗欧美在华势力及将中国转变为日本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的考虑，日本一面主张遏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蚀，一面制定了窥探中国为侵略中国作准备的基本国策，即“大陆政策”。在此背景下，日本一边对中原地区进行武装侵略，一面假借“兴亚论”的主张与西方列强争夺在华优势地位，对中华文化施加影响。

1877年，在日本政治家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等人的倡议下，日本在东京成立了首个以研究中国为目的的组织“振亚社”，并要求与清代交换留学生。“振亚社”成立后，日本又成立了包括东邦协会、同人会、兴亚会、同明会、同文会在内的大批有关东亚研究的社团，政府开始直接介入这些研究协会。1884年8月7日，由日本自由民权家家中江兆民、末广重恭等人创办的首个在华培养日本学生的东洋学馆在上海成立。1886年，荒尾精在岸田吟香的资助下在汉口开办汉口乐善堂，在中国建立了首个日本在华谍报机构。1890年，在“通过中日合作振兴贸易以对抗西方势力东进”的主张下，荒尾精、根津一（ねづ はじめ）在上海设立了以培养日中贸易实务者为目标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成员有目的性地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编了《清代通商总览》一书，对当时中国地理、经济、财政、交通、政治、金融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总结。与此同时，这些学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搜集中方情报，并随军充当翻译角色。1898年11月2日，由同人会与同明会合并而成的“东亚会”与同文会正式合并，更名为“东亚同文会”。应日本外务省要求，“东亚同文会”定期向外务省汇报中国情报。东亚同文会强调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帮助清王朝培养留日学生。自1898年起，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巡抚开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

1899年3月，东亚同文会召开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在首任会长近卫笃麿（このえ あつまろ）及副会长长冈护美子爵的领导下制定了包括“保全中国”及定期对中国及朝鲜时事进行研究在内的协会纲领。同时大会决定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包括山田纯三郎、冈野增次郎、桥本金次在内的13名学生被派往广东省和上海市学习。1899年6月，东亚同文会召开评议员会议，会议决定为清代留学生设立同文学堂，教习日语及普通学。7月，东亚同文会设立特别第一委员会。9月29日，近卫笃麿抵达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华兴办教育。交谈中，近卫笃麿提出了“中原地区保全”“帮助中国进行改革”的口号，并提出在南京创办学校的请求。刘坤一代表清王朝政府同意了近卫笃麿的提议，并于12月会见了东亚同文会代表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决定正式成立南京同文书院，并决定将学院建在南京仪凤门（今兴中门）以东鼓楼薛家巷的妙相庵中。

1900年5月12日，南京同文书院佐佐木四方志和两江总督代表汪嘉棠共同为南京同文书院揭牌，南京同文书院正式成立。南京同文书院院长由东亚同文会干事长佐藤正担任，师资力量包括教授商务及会计的中村兼善、教授法律及经济学的山口正一郎、教授文学及汉语的山田良正、教授英语的布罗克曼以及教授汉学的邹宝霜和王镇。南京同文书院学制三年，招收中日两国学生。对于日本学生，学院以教授汉语为主，辅以经济学、法学等课程。对中国学生，学院教授日语等学科。南京同文书院第一届共招收30名学生，其中同文会的留学生及有外文基础的学生为一班，其他学生为一班。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战火波及长江流域。在刘坤一的建议下，南京同文书院的师生于8月下旬离开南京，搬至位于上海涌泉路跑马场退省路的原日清贸易研究所校舍中，并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1901年4月，在中村兼善的安排下，学院师生全部迁至位于高昌庙桂墅里的校舍中。截至1901年4月25日，学校共招收了55名日本学生，包括51名县费生及4名自费生。4月30日，近卫笃麿参加了在东京华族会馆举行的东亚同文书院入学仪式，并向学生讲述了东亚同文院的创院目的，要求日本学生珍惜学业、维护日本名誉、举止得体并注意卫生。

1901年5月8日，根津一率领日本学生到达上海市。5月26日，东亚同文书院在桂墅里校舍举行开院仪式，包括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子爵、小田切万寿之助、刘坤一、张之洞在内的数百位中外人士参加了此次开院仪式。张之洞赠送刻有《诗经》的石刻作品给学院。期间，学院正式颁布了使用汉语编写的《东亚同文书院章程》。东亚同文书院建立后，学院停止招收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全部被送到东京同文书院。佐藤正因病请辞后，受近卫笃磨之邀，根津一出任东亚同文书院首任院长兼东亚同文会干事长。1901年11月，38名东亚同文书院一期学生赴山东芝、威海卫进行了为其两周的修学旅行。

1902年，为了丰富学生生活，东亚同文书院创建了包括网球部、棒球部、击剑部、远足部在内的学友会 。1902年4月和1903年6月，南、东寮两栋新宿舍交付使用。其中南寮宿舍共18间，东寮宿舍共14间，每间宿舍可供6人居住。与此同时，东亚同文书院还扩建了图书馆，修建了包括食堂、学友会仓库、道场、浴室、校内医院在内的15栋专用建筑，并在校内兴建水电工程，电灯在1908年9月正式在校内投入使用。1907年，外务省拨款33万日元，东亚同文学院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调查旅行。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在国民革命军首领陈其美的建议下，日本领事馆派西田书记生前往东亚同文书院转达撤离建议。书院领导人接受了撤离建议，组织学院内留守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29日，驻守在黄浦江上的北军军舰向上海市市内开炮，东亚同文书院校舍被炮火摧毁。8月，东亚同文书院暂迁至日本长崎县大村町正法寺。9月4日，第13期新生在参加完于东京举行的开学仪式后，正式开始了第一学期的学习。由于大量的往届学生正在中国各地进行大旅行调查，他们便未被召回日本。

1913年10月，基于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址改建的东亚同文书院赫斯克而路校舍正式投入使用，转移至日本的师生和大旅行中的学生全部回到书院。31日，根津一在新校舍开园仪式上致词，表示学院将一如既往的坚持东亚同文书院《兴学要旨》，为中日两国友好服务。日本驻上海市总领事有吉明参加了此次开院仪式，并致贺词。1914年，经日本政府同意，东亚同文会于9月正式开设农工科。

随着教学活动的恢复，赫斯克而路校舍已无法满足教学需求。因此，东亚同文书院花费35万元聘请著名建筑师桑野藤三郎在上海虹桥路100号建立起了占地三万三千平方米的新校区。新校区配有一幢教学楼、一幢农工科研究实验室楼、两幢学生宿舍楼及自习室楼、一栋食堂、一栋学生俱乐部、一栋教职员俱乐部、一栋浴堂楼、一栋医务楼、三幢教职员住房及一幢主楼。该校区于1917年4月22日竣工。竣工当日，东亚同文书院举行了盛大的竣工仪式，日本驻上海市总领事有吉明、上海商会代表朱葆三及上海护军使代表马鸿烈等参加了此次竣工仪式。1918年，为了扩大研究中国的规模，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了中国研究部，并推选森茂为部长。

1920年为了配合日本政府提出的教育扩张政策、培养亲日派学生，东亚同文书院于1920设立了中华班，由坂本义孝担任部长。1920年10月24日，东亚同文书院举行了“二十周年纪念典礼”及“根津院长还历祝典”，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林出贤次郎及“北洋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使杨晟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发表了演讲。庆典期间，在校友会的倡议及出资下，东亚同文书院决定建造“沪游同人靖亚表绍之塔”，该塔于1923年10月正式竣工。自1920年起，东亚同文书院正式将学制延长至4年，学生入学时间由8月改为4月。

1921年7月13日，日本政府颁发第328号敕令，规定东亚同文书院为不受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由外务省直接管辖的专业学校。1928年7月、8月，东亚同文书院先后改建了学校食堂、浴室楼，并开设了学院专用公共汽车。1929年，东亚同文书院修建了囊括弓箭射击场、软式网球场、棒球场、足球场、武道场、摔跤场、机械体操场在内的新运动场。1930年5月18日，东亚同文年书院举办“东亚同文书院成立30周年纪念”庆典，包括东亚同文会理事大内畅三在内的日方代表和外国友人参加了此次庆典，中方未派代表参加此次仪式。

1930年6月6日，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大会向校方提出包括辞退副院长冈上梁及教师古川邦彦、淘汰没有学术良心的教职人员、废除现行给付制度、明示学校财政收支、改善学校信用购买制度在内的改革意见。意见公布后，校方在学校及学生大会中设立了学科课程及教授调查委员会、学费支给制度调查委员会及信用购买组合制度调查委员会。经过研究与沟通，校方除对废除现行给付制度、明示学校财政收支两项意见持保留态度外，对学生大会提出的其他建议均表认可。11月21日凌晨2时，学生大会因要求未被满足开始进行罢课。校方于22日宣布若学生不停止罢课，校方将强制学生退出学生宿舍。26日，在学生大会上，赞成停止罢课的人数高于赞成无限期罢课的人数，罢课活动正式终止。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取得上海市政权。3月24日，东亚同文书院将学生编成学生警备队。24日，为了重整沪西、闸北区投降的山东省军队，应日本驻上海陆战队的要求，学校四年级学生被派遣护送投降军队并承担翻译任务。5月8日，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学生慰劳驻扎在学校的陆战队员。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触即发。在日本驻上海陆战队指挥官鲛岛的提醒下，东亚同文书院代理院长马场锹太郎指示学生自治委员会于27日向全校学生发出通告，通知学生携带日用必需品转移至内外棉工厂及租界内的两所学校避难。同时，学校将重要书籍转移至位于法租界内的自然科学研究所。2月，所有师生全部乘船返回日本长崎，并被安置在长崎东本愿寺中。4月，东亚同文书院自长崎市迁回上海虹桥路100号，并在18日正式复课。受军国主义影响，在大内畅三的建议下，东亚同文书院兴建“靖亚神社”，供奉近卫笃麿、荒尾精、根津一等为“大陆经纶”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靖亚神社”于1935年11月10日正式建成。1937年5月，东亚同文书院举行了近卫笃麿、荒尾精、根津一、福冈禄太郎、大村欣一、山田谦吉、真岛次郎、藤原茂一的肖像揭幕仪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亚同文书院要求所有在外进行大旅行调查的学生即刻返回学校，所有学生于7月中旬前安全返回。8月9日，日方制造了”大山海军大尉被杀事件“。事前，东亚同文书院的留守人员及家属全部撤离至自然科学研究所，上海市警察局于8月15日正式接收东亚同文书院。应日本军方要求，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和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发表联合公告，呼吁四年级学生参军并完成翻译任务。截至11月22日，共有80名学生应召入伍。

1937年10月，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长崎樱马场复课。与此同时，徐家汇校舍被战火烧毁，校舍内存放的日方从中国各地攫取的物产样品及数十万书籍被全部烧毁。在日军特务部的要求下，东亚同文书院、满铁上海事务所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于1937年12月组建了“日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授意下，日军攫取了南京市内大量珍贵文献，并将其运往日本。1938年4月，东亚同文书院租借的占地183193平方米的上海市交通大学校校舍修复完成，学院的师生们从长崎市返回上海。11月开始，书院开设军事课程。同年，“靖亚神社”被战火烧毁。

为了扩大对中国的研究，培养更多的人才，在院长大内畅三等人的倡议下，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于1938年11月8日向日本外交部提交了《东亚同文书院设立申请书》，申请将学院升格为大学。日本国会于1939年1月通过了《东亚同文学院大学升格准备委员会致申请书（含\u003c设立主旨书\u003e及\u003c设立顺序书\u003e》。1939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颁布了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外务大臣野村吉三郎及文部大臣何原田稼吉联合签署的赦令第874号，将东亚同文书院正式改为“适用‘大学令’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1941年10月，为了缓解日军兵员不足的问题，日本文部省下令将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改制为“报国队，并由校长担任“报国队”队长。与此同时，所有学生被分为四个中队。11月，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将校内学友会改制为“靖亚奉公会”，并按社团性质将其分为锻炼团、国防团、更生团及文化团。在畸形的“报国精神”下，学生正式成为日军预备军人。随着日本在战事上的吃紧，日本政府在1943年10月取消了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学生兵役豁免权，开始对书院学生进行临时征兵检查。检查合格的327名学生在经历了不到两周的训练后被送往前线。1944年4月，东亚同文书院预科和专门部的学生被强制送往各地协助日军收粮。10月，东亚同文书院将学生编为“学徒勤劳队”，这些学生被送往日本军需工厂进行劳动服务。

1945年5月，在多方交涉后，东亚同文书院借用富山县吴羽航空机5pb的工厂和宿舍作为新校舍。然而，教学活动并未恢复正常。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约300名学生解除服役回到交通大学的校舍中。9月15日，因东亚同文书院长期从事情报间谍工作，中国军队宣布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闭校。20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京沪特派员”蒋复璁、李若涛等人正式接收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在华闭校后，原校长本间喜一与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部长大内武次在爱知县丰桥市重新办校，并将东亚同文书院更名为爱知大学。

东亚同文书院初期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自1906年起，东亚同文书院开始注重教师队伍的专业性。

1917年至1932年，随着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新校舍的建立，东亚同文书院迎来了急速发展。为了适应学校的发展，东亚同文书院聘请了大量国内外专业教授及学者进行教学活动，教学活动已相当专业、成熟。期间，东亚同文学院开设了特别讲座，包括鲁迅在内的大量学者都参加了学院的演讲活动。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由于受到战火波及日军兵员稀缺的影响，学院的学生数量骤减，东亚同文书院的师资力量也大幅度缩水。

1920年之前，东亚同文书院只招收日本学生。为了扩大书院在中国的影响，日本国会于1918年3月通过了《开设中国人教育设施的议案》《开设日中文化设施的议案》，并于同年5月向东亚同文会下发函件，要求东亚同文书院开设专门教授中国学生的中华学生部。1920年7月24日，东亚同文书院在与北洋政府教育部反复磋商后制定了中日合作办学的指导纲领，决定每年招收50名由各省教育厅或省长公署教育科选拔出的中国学生，并为中国学生特设预科。由于反日情绪激烈，截至1921年，中华学生部仅招生了7人。

1923年，以“废除二十一条”为代表的反帝运动席卷全国，包括邢震春、郭宝树在内的4名中华学生部学生在校内张贴反帝宣言海报后被学校勒令退学。中华学生部以此为由进行了罢课活动，迫使东亚同文书院收回了对四名学生的处分。1927年4月，中华学生部刘冠相等人加入到上海学生联合会。1928年5月，为了声援“济南事变”，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授意下，中华学生部进行罢课运动。学院于17日关闭了学生宿舍，并要求学生离校。复课后，数名学生退学。此后，中华学生部多次参加反日活动，并大规模退学。为了适应中原地区学生的学制，东亚同文书院将中华学生部入学时间推迟至每年9月，并特设预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学生部发动全体退学运动，学生陆续退学。1934年，东亚同文学院宣布解散中华学生部。

东亚同文学院升格为大学前，毕业生共3219名。以箱崎志津摩为代表的前期毕业生由于日俄战争的需要大多选择进入军队担任随军翻译。日俄战争结束后，毕业生们多在工商业、银行业、教育业、新闻及通信业、政府、公益部门工作。其中成为日本官员的毕业生共228名，成为伪满洲国政府官员共272人。东亚同文书院升格为大学后，由于学校性质及授课内容更加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分布更加广泛，学生们的就职方向包括南洋局、岩井情报部、汪伪新民会、外务省、华北交通、海关、满洲中央银行、满洲电缆、华北煤炭、三菱银行、江商株式会社、大同纺织等。

根据东亚同文书院《兴学要旨》规定，东亚同文书院力求通晓中外实学，以培育中日富强根基、巩固中日合协为手段“保全中国”，并推进世界“永久和平”局面。为了对教学内容作指导，东亚同文书院订立了《立教大纲》，纲领指出东亚同文书院基于儒学观念以德教为主，以智育为辅。对中原地区学生以日本语言教授为主，以科技教育为辅。对于日本学生进行中英语言教育及中外制度法令教育。

1901年5月，东亚同文书院开学伊始，学院正式颁布了采用汉语编写的《东亚同文书院章程》。《东亚同文书院章程》共分为九章，分别为学院职制、学制、入学及退学制、休学制、考核制、资费制、寄宿制、补章及附章。章程中规定书院学制3年，分设政治科及商务科两个专业。其中，政治科需修满包括伦理、英语、汉语、宪法、民法、法学通论、经济学、财政学、清朝律制、清朝政治地理、清朝商业地理、清朝外交史、汉字新闻、实地修学旅行在内的22门学科。政治科于1918年停止招生，学院于1921年6月正式取消政治科。商务科则囊括了包括伦理、汉语、清代政治地理、清朝商业地理、清国通商史、商法、民法、法学通论、经济政策、经济学、财政学、商品学、会计、实地修学旅行在内的21门学科。

1914年，书院开设旨在研究中国农矿产品，为制造业、精制加工工业培养人才的农工科。农工科包括制造化学科及采矿冶金科，两个教学科室招生定额皆为30人，学制为3年。农工科的教学课程主要包括伦理、汉语、英语、中原地区制度、中国地理、中国商业习惯、会计、有机无机化学、机械工程、地质矿物、分析及实验、制造化学等学科。农工科于1920年停止招生，并于1922年6月被正式取消。

1921年后，学院改学制为4年，并只招收商务科。1939年，根据《东亚同文学院大学升格准备委员会致申请书（含\u003c设立主旨书\u003e及\u003c设立顺序书\u003e》要求，东亚同文大学自1939年4月起开设大学预科，自1941年起开设大学学部，并在1942年3月废除商务科。

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享有丰厚的学生待遇。学院在《东亚同文书院章程》中规定了学院发放给每位学生的被服及日常用具情况。

此外，学生入学前，东亚同文书院还为学生准备了被褥、枕芯枕套及蚊帐。根据《东亚同文书院章程》规定，床褥的厚度必须是被子的两倍。

根津一，日本山戾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1901年任职东亚同文书院第一任院长。1902年，根津一被东亚同文会急招回国内，卸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一职，工作重心转移到维系与清朝的外交关系上。1903年，根津一复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同年写下《日俄时局辑录》，呼吁日俄开战。1904年日俄两国交战期间，东亚同文书院第一期毕业生在根津一的呼吁下大部分加入到对俄作战中，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根津一以及东亚同文书院得到了日本军方及政府的重视。东亚同文书院因“二次革命”损毁后，根津一筹集35万元在上海虹桥路建立规模宏大的新校区。1923年，根津一卸任同文书院院长，昭和天皇授予其瑞宝章。

杉浦重刚，国粹主义思想家、教育家，裕仁天皇聘其为顾问，对他极为重视。1902年，受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的邀请，杉浦重刚担任东亚同文书院的院长。在华期间，杉浦重刚不仅致力于东亚同文书院的教育工作，还强化了与张之洞的关系。因身体原因，杉浦重刚在1903年卸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一职，返回日本。

大内畅三，福冈县原柳川藩世家族，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系及英语政治系，并在美国科罗维亚大学留学。大内畅三于1931年始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上任后，大内畅三改革了学院的规章制度，整顿了学院内部懒散的教学秩序，改善了学院的财政状况。1937年所谓的“大山中尉事件”爆发前，大内畅三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战火波及到学校已安排师生撤离到安全地带，并将贵重物品运出学校。中日战争爆发后，大内畅三允许学生提前完成学业后从军作战。1939年，在大内畅三及近卫笃麿等人的努力下，东亚同文书院升格为大学。1940年9月，大内畅三因病卸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一职。

本间喜一，山形县东置赐郡川西町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科。本间喜一于1940年12月加入东亚同文书院，出任大学教授及预科长，并于1944年2月正式升任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本间喜一主要负责动员学生参军扩充兵员任务。东亚同文书院在华闭校后，本间喜一又创办了爱知大学，并担任理事长一职。

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之初将实地修学旅行作为一门必修学科写进《东亚同文书院章程》中，学院要求每届学生必须在毕业前一年的夏天完成对中国相关城区的调查旅行。东亚同文书院承担学生的旅费，供给包括棉衣、防暑用具、鞋在内的一应旅行用具，学生需在旅行结束后自费出版个人的旅行报告书。1901年11月，38名东亚同文书院一期日本学生赴山东芝罘、威海卫进行了为其两周的修学旅行。1902年，外务省要求根津一调查俄罗斯势力在中国西北的渗透情况，根津一派5名第2期毕业生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调查。东亚同文书院在创院近45多年间，共培养了5000余名日本学生，这些学生在“大旅行调查”期间的旅行线路近700余条，囊括了除西藏自治区外的所有省份地区。他们对目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语言、方言、交通、农业、工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编纂了包括《旅行纪念志》《孤帆双蹄》《靖亚ing》《山东省石炭调查》《上海附近食料品市场》《广东地区的丝绸调查》在内的大量具有间谍性质的调查资料。

1907年，基于学生的调查研究，东亚同文书会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该书涉及农政、工业、矿山、木柴、原料、海关、水运、铁路公路、电信、银行、商贾、会馆公所、货仓、货币、物价、人民生活、财政、税赋、行政法规等诸多方面的详细内容。此外，基于学生的调查报告，东亚同文书院于1915年至1921年出版了《支那省别全志》，共18卷，对中国各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语言、方言、交通、农业、工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极为详细的介绍，并详细绘制了各省的省图、市图、街图。

迫于战争带来的不便，自1939年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大旅行调查活动范围急速缩减。期间旅行调查彻底转变为针对战争要素的探查。1940年7月，为了战争需要，第37期学生被分为包括长江流域班、海南岛班、占据地区工商业调查班、新（伪）政权统治经济调查班在内的8个群组，他们被要求从事战争相关信息的收集工作。受中日战事影响，1941年第38期学生的调查活动局限在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到1943年，第40期学生的调查活动仅在江苏省一省进行。

东亚同文书院的开办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培养了包括吴开先、高尔松、高尔柏、陈弘在内的一批人才。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中涌现出了包括安斋库治、西里龙夫在内的一批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人士，他们在反对日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外，书院组织的旅行调查积累了数量庞大的第一手资料，为后辈学者研究晚清时期及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详细的基础资料。

东亚同文书院在创院近45多年间，共培养了5000余名日本学生，这些学生在“大旅行调查”期间的旅行线路近700余条，囊括了除西藏自治区外的所有省份地区，编纂的文稿日志原稿近2万余页。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最早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驻外文化机构，也是日本重要的间谍培训机构，自开设之日起，便与日本“大陆政策”密切相关。在侵华战争爆发前，东亚同文书院以“中日亲善”为口号，与政府当局、学界、社会知名人士保持着较为紧密联系。自1901年成立至1495年日本战败投降，该校学生对中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农业生物、经商习惯、地理形势、民俗风情、地方行政组织等国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资料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信息支持。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指出日本以侵略中国为目的，利用东亚同文书院在华探查国情，其行为早已从师从中华转变为觊觎窥探。东亚同文书院指使学生在中国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旅行探访，其实质是为日本的对外扩张及对华侵略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