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十八省又称汉地十八省，是清代时“中原地区本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十八个省份分别是：江苏省、浙江省、安徽、江西省、湖北、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直隶、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

中国行省的出现始于元代。元朝由于领土不断扩大，设立了一些行中书省作为中央的临时派遣机构，简称“行省”。明代废除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在全国设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清朝建立后，在关内地区设置行省，改承宣布政使司为省，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康熙，由于觉得15省的区划过大，不便于政令的颁布实施，清政府因此决定将一些省的范围再划小一些，这样，全国一共设有18省，也称“内地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的格局，自康熙朝历经雍正、乾隆、爱新觉罗·颙琰、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同治六朝200多年没有改变。

清代内地十八省的政区制度沿用了200余年，稳定性为历代行政区划所罕见，清末至民国时期虽然陆续新设了更多省份，但直至当代的区划，仍然是十八省基础上的发展。另一方面，稳定的十八省概念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深刻的印象，成为清末民国时期汉族聚居区的代称。再者，西方外来视角在十八省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本部”一词，也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意图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意识。

省本来是官署名，如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这些省最初是设在宫禁之中，因西汉时避外戚王禁之讳，改禁为省，故名。魏晋时曾经将主管中央政务的尚书台部分官署临时派驻地方，称为行台；隋及唐初的尚书省亦增设行台于外；金、元在全国重要地带设行尚书或行中书省，作为中央临时派出机关，集中管理某个地区的事务。

元忽必烈时为了有效控制全国，更将其变为固定的行政区，后简称为省或行省。元代除大都周围一带称为“腹里”，直属于中央的中书省管辖，吐蕃和诸王封地由宣政院管辖之外，在全国设立了河南省、江浙、江西省、湖广、陕西省、四川省、辽阳市、甘肃省、云南省、岭北、征东等11个行省。省制自此形成。

明初承元制，在地方设行中书省，至洪武九年（1376年），为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地方行中书省被改制为承宣布政使司。自此以后，定省制为山东省、山西省、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省、江西、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贵州省等十三布政使司和北京、南京两直隶区。从此，明代省域一直是以布政使司为标准划分的。清代承袭明代制度，但与明代制度不同的是，清代高层政区的最高长官是督抚，而对省级长官而言，则有督（总督）、抚（巡抚）、布（藩台）、按（臬台）四员。在明制的基础上，全国定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省、安徽、江西省、福建、江苏省、浙江、湖北、湖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广东、广西、云南省、贵州等18省。清末改制时，又将台湾升为省，并取消新疆、东北地区原有的特殊制度，增设新疆、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四省，最终形成22个省。

清代以省作为高层政区。但“省”的称谓，起初并不见于官方文书中，至乾隆以后，才普遍见于上谕敕旨与臣工奏疏之中。这是因为明代后期，地方行政组织已不以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重，而以总督、巡抚辖区为准。清初沿袭明代督抚制度，以总督、巡抚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组织的长官，并将督抚辖区逐渐调整到与省界相一致。至康熙初年起，又将明代之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规划为18个地方行政单位，开始并无固定称谓，后来才渐渐以“省”为名称呼。但依照明代制度，省的长官应该是布政使，而并非督抚；到清代，督抚取代了布政使的地位，成为省级的最高长官。

中国行省的出现始于元代。元朝的地方机构是承袭宋、金二朝的设置。初建之际设立路、府、州、县四级，1260年，孛儿只斤·忽必烈曾置十路宣抚使，作为地方的最高机构，统归中央管理，由于领土不断扩大，设立了一些行中书省作为中央的临时派遣机构，简称“行省”。这种地方设行省的情况，金朝就实行过，称为行尚书省。行省的出现，起到了加强对地方管辖的作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在全国范围内，将行省作为地方固定一级的常设机构而设立，除中书省直辖山东省、山西省、河北省、岭外之地，称为“腹里”外，行中书省共有十一个。明代废除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在全国设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

清代建立后，在关内地区设置行省，改承宣布政使司为省，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除了明朝原设的13省之外，顺治元年（1644年），改明代北直隶为直隶省。二年，又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到了康熙，由于觉得15省的区划过大，不便于政令的颁布实施，清政府因此决定将一些省的范围再划小一些，于是分江南省为江苏省、安徽两省，分湖广省为湖北、湖南省两省，分陕西省省为陕西、甘肃省两省，这样，全国一共设有18省，也称“内地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的格局，自康熙朝历经雍正、乾隆、爱新觉罗·颙琰、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同治六朝200多年没有改变。

清朝“十八省的空间范围继承了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即两京：京师、南京；十三布政使司：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陕西、四川省、江西省、湖广、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清朝建立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政区，只是将明朝的京师改为直隶，南京改为江南布政使司，即一直隶、十四布政使司，合称为“十五省，因此从表面上看，“十八省’的出现是由于省的增设，或所谓的“分省”。中原地区传统与省或者行省观念相关的词汇是中国本部，中国本部是西方世界对历史上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的称呼。此区域多指长城以南，并不包括由满族统治之清朝所在的满洲，以及蒙古、西藏自治区、新疆等地域。

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将伊犁府辖区改建为新疆。次年，又将原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改为台湾省。光绪三十三年（1897年），因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情况的日渐复杂，将原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三将军的统辖地区，分置奉天（沈阳市）、吉林、黑龙江三省，俗称东三省。

1908年，在颜惠庆所编的《英华大辞典》之中proper 一词之下有“China proper，中国十八省，中国本部”的解释，两者对译关系正式出现。在中国本部一词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地报刊上就出现“本部十八省”的说法，将“本部”与固有的“十八省”相结合。晚清时太平天国的文献、革命书刊，均采反满之种族革命之观点，至民初的“十八星旗”具体呈现此一种族与地域结合在一起的观念，亦即主张建立一个汉族为主体的国家，而其疆域与十八省的范畴相符合（亦即主张中华民国领土为内地之十八省）。晚清的革命志士继承此一想法，将目标调整为“本部十八省”。以邹容的《革命军》与陈天华的《狮子吼》为例。邹容强调汉族据有“中国本部”而逐渐次第繁殖于四方，“汉族：汉族者，东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据中原地区本部，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自古司东洋文化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朝鲜、日本，亦为我汉族所蕃殖”。陈天华的《狮子吼》第2回，“话说天下五个大洲，第一个大洲就是亚细亚。亚细亚大小数十国，第一个大国就是中华。本部一十八省，人口四万万，方里一千五百余万。连属地算之，有四千余万，居世界陆地十五分之一”。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为促成团结改而强调“五族共和”。民国初年的一本军人教育的宣传图册即表达此一“五族共和”的想法，并将地域与种族做一清楚的划分，其中“本部十八省”为“汉族”所居之地，此外满蒙回藏各据一地。“五族共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汉族中心理念，主张以汉人为中心追求五族平等。

从1912至1930年末期，中文之中广泛地采用“中原地区本部”“我国本部”的用法，而并不关心背后的族群政治的意涵。如1924年蒋介石致廖仲恺函，指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殊无诚意，其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认为可与吾党合作。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则在使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亦未始无染指之意也。”又如罗从豫的《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与中国本部贸易之回顾》，“昔日我国本部对东三省贸易，素视为国内贸易者，今已不得不划为国外贸易之范围；本部大量出产品，昔日源源运入东省者，今已不得不受关税运输等种种之限制”。这一篇显然为了因应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之后的处境。这两位作者将中国本部视为地理名词，并不觉得“中国本部”一词的使用是有问题的。“中国本部”一词进入中文之后，与“边疆”（又有“边疆民族”的说法）相对应，成为流行词语。首揭旗帜反对“中国本部”“边疆”等词的学者是顾颉刚。顾颉刚在19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强调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以抵抗外侮。顾颉刚力主“中华民族是一个”，并批判“中原地区本部”一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用来欺骗国人的宣传手法。他表示早在1934年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之时即注意到此一议题。在《发刊词》中他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1938年10月18日的一场演讲中，顾颉刚又提及日人为了分化中华民族，巧立“中国本部”一词，又借“满蒙非中国领土论”来“实行强占东北地区”。

顾颉刚的观念受到学者费孝通的批评，他的焦点并不针对顾姓所谓“本部”观念与日本人的侵略主张，而是“中华民族”是否为一个。费孝通不同意“名词”有分化的作用，亦即对他而言地理名词的政治意涵并不重要。他认为分化的产生是因为本身内部矛盾而为敌人所运用。费孝通认为“民族”不是不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团体，顾没有区分nation（民族）与 state（国家）与race（种族）等观念，他认为一个团体或组织如果健全，就不易受到空洞名词的分化。1940年之后“中原地区本部”的词汇只有少数经济统计的文章将之作为地理名词来使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威胁的解除、中华民族概念扩大、现代国家的确立，此一词汇日渐式微，在现代英语中China proper一词用法已减少，而中文之中“中国本部”一词已很少有人使用。

清朝不仅在省的划分上大体承袭明朝的旧的区划，而且在官员的设置方面也继承了明朝的制度。清朝采用明代的总督、巡抚制度，以总督、巡抚作为地方上的最高一级行政长官，而且把总督、巡抚的辖区调整到与明朝的省界相一致。但是，由于按照明制，省的长官应当称为布政使，而不是总督、巡抚，因此，在清朝，省实际上并不是正式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的称呼，而只能说是一种俗称。

一般来说，清朝的每个总督统辖两三个省，主管军事，兼管民政和监察地方官员。清朝到了乾隆，把总督设置的数目确定下来，一共设立了8个总督，他们分别是直隶、两江、闽浙、陕甘、湖广、两广、四川省、云贵高原。不过这8个总督并没有完全覆盖清朝的内地18个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三省就不设总督，而只设巡抚。巡抚通常只管辖一省，负责一省的民政事务。不过，也有例外，直隶、四川及甘肃省三省就没有巡抚。因此，清朝的巡抚一共只有15个：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省、江苏省、安徽、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及贵州省。

总督、巡抚在各省的辅助官员是布政使（又称藩司）和按察使（又称臬司），原来明朝在地方上所设的都指挥使一职，由于卫所制度的废除而被裁掉了，布政使分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按察使则掌管一省的司法刑狱。清朝中期以后，布政使和按察使实际上已沦为总督与巡抚的属吏。另外，由于布政使司是省级政府，一省只应该有一个，但是江苏省却出现了设有两个布政使司的现象。江苏省本来已有江苏布政使司驻在苏州府，但在乾隆二十五年，又增设了江宁布政使司，驻在江宁府，与江苏布政使司划区分治，这样，就使苏州府与江宁府并为江苏省的省会。

中原地区传统没有“本部”的观念，此一词汇源自近代日语。1952年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指出“行省”原指流动的中央政府，故行省之称呼有所不妥，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而“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本部与非本部之别。他说“秦始皇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敌人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样的观念应该是受到顾颉刚的影响。从语言学上的演变来看也可以说明“本部”一词乃近代日本的和制汉语，并非中国传统语汇。陈力卫又以“中原地区本部”为例，指出“以前在日本将汉族十八省作为中国的主要部分，结果出现‘中国本部的用法。出于上述日语的对应区隔的考虑，本部的观念需有对应性的‘支部”。在此理解之下，日人在有一些时期有意无意地将包含蒙古、满州在内，一些中国在法的支配上很难定位的地方称为‘支部，从而弱化了中国对其之统治。这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有所冲突”。上述历史学家与语言学家的论断足以显示“本部”一词汇与近代日语之关系。

其次，中国传统与本部观念相关的词汇是省或行省，本部观念的形成受到传统中国“行省”观念之影响。从元代开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钱穆认为其内在精神是“军事控制”、“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至明代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而清代沿袭元明制度，地方行政单位称为“省”，有“两京十三省”的说法。省的数目历代有所增加，从十二、十三省到清代有十七、十八省。再者，西文中的China Proper（中国本部）观念，此即陈波所谓16至18世纪之中“西班牙文la propia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 China Proper等”语汇在西文文献中的出现。此一词汇的一般理解是：是西方世界对历史上由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原地区核心地带的称呼。由于汉族强势地带随朝代不同而扩张或缩小，中国本部的范围也随之变动。近代所用的“中国本部”，与中国最近的汉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汉族聚居区，即两京十三省（亦称关内十八省、内地十八省等）大体一致。此区域多指长城以南，并不包括由满族统治之清朝所在的满洲，以及蒙古、西藏自治区、新疆等地域。此后，日本学者有多种不同区分中国的方式，其核心是要调整所谓本部和其他诸部的关系，而开始引进“族性的地域观”，而出现“支那本部即汉人本部”的想法。此一“族性地理学分类体系”进一步地与“日本扩张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结合，强调本部之外模糊地带并非中原地区固有疆域，“元清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与此一地域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几千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区制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清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日趋稳定与完善。其主要表现是：行省制的基本稳定与制度化；道辖区域较明代清晰，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以省一府（或直隶州）一县为主的三级政区系统结构进一步整齐划一；盟、旗类民族政区制度的发展，为处理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地方政区制度的基础。于是“内地十八省”的概念，一直深入人心。从清末至今在这18省范围内的变化也不大，除分置台湾、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省区和京、津、沪、渝四直辖市外，未有根本的变化。

另一方面，稳定的十八省概念在社会心理层面形成深刻的印象，成为清末民国时期汉族聚居区的代称。再者，西方外来视角在十八省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本部”一词，也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意图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意识。近代社会也有部分中原地区人群受西方概念的影响，以致出现辛亥革命前后将汉族和少数民族对立起来，不能正确认识中国概念和疆域的观念。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期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赠送给习近平的德国绘制于1735年的中国（内地十八省）地图，其蓝本就是《皇舆全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