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镜心（1874—1914），名文衡，字子鉴，山东省龙口市黄山馆镇馆前后徐家村人。1903年由山东京师大学堂选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北方支部支部长兼山东分会会长，负责领导鲁、晋、冀、豫、绥和东三省革命活动，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同盟会北方领袖和舵手。1905年受命回国，创办东牟公学，设立北方支部，主编《盛京时报》，宣传革命思想，壮大革命组织，在山东独立、烟台市光复、登黄起义过程中贡献卓著。在东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长达四年之久，创建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部，发动武装起义十数次，时人将其与黄兴并称“南黄北徐”。入民国后，徐镜心任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1912年被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拒绝袁世凯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宋教仁案”发生后，徐镜心在国会首倡弹劾袁世凯，并联系柏文蔚、李烈钧起兵反袁。1913年8月在天津市组建“中国同盟会北方革命行动委员会”，任理事长，领导北方讨袁斗争。1914年4月14日徐镜心被袁世凯秘密杀害于北京，因此孙中山又将其与宋教仁并称为“南宋北徐”。徐镜心文韬武略，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为推翻清朝，结束统治中原地区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创建中华民国，立下了不朽功勋，被誉为“革命巨子”。徐镜心是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省和东北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

徐镜心（1874—1914）字子鉴，山东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后徐家村人。中国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中华民国国会参议院议员。时有"南宋（教仁）北徐（镜心）"之称。

1874年，徐镜心出生于山东黄县的一个富裕家庭，5岁入私塾，读书过目不忘。他博览群书，20岁时成为县生。他青少年时期便萌发政治改革、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入烟台才学校读书。1902年肄业于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考入日本福田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他加入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主盟人。在其主持下，山东籍留学生有50人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回国，与谢臣（谢鸿焘）等人创办了烟台东牟公学，招收爱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进行革命活动，成为同盟会在胶东半岛的联络中心。他还授意分布全省的同盟会员，利用清廷提倡私人办学的机会，创办学堂，以开展革命活动。两三年内，仅黄县就办起学堂10余处。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应友人之邀赴沈阳市(今属奉天省)任《盛京时报》主笔。不久，奔赴吉林省，在省城高等小学任教员。同年，与宋教仁一起创办木植公司，后任督办处垦务委员，并以此为掩护，招纳中国同盟会会员，结交有正义感的江湖英豪，为推翻关外总督府做准备。其行踪被官府侦悉，得人庇护幸免于难。

1910年秋回山东黄县，组织县农会，任会长。次年在济南市与刘冠三等创立戏曲良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徐镜心与丁惟汾等在济南联络同盟会员积极响应，还草拟山东独立大纲7条。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会，并于11月13日召开独立大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由于孙宝琦暗中与清廷勾结，遂于11月24日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徐镜心被迫出走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孙中山安排他与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商议山东战略方案，责成上海军政府要给予实力援助，并授权其继续领导山东革命。同年11月12日，烟台市的同盟会员武装举义，推举清海军管带 (舞凤舰舰长) 王传炯为司令。徐镜心回烟台后，与刘艺舟组织“北方共和急进会”，王传炯随即加入该会。

后来，他得悉有数百名参加关东举义的散兵云集大连市，便北上去大连搬兵。随去的同盟会员邱丕振慷慨解囊，购置了足够的武器，在连承基的协助下，很快将队伍招募齐备。1912年1月15日，他与连承基等率500余名士兵乘两艘日轮向登州 (今蓬莱区)进发，乘夜登陆，一夜之间光复登州，于次日晚成立革命军政府。

攻克登州后，在徐镜心提议下，革命军立即西征，直捣济南市。1月17日，革命军轻取黄城(今龙口市东莱办事处)。次日，分兵进取北马镇、龙口，清兵闻风而逃。莱州市总兵率军扑向黄县，企图阻止革命军西征。他一面组织军民准备抵抗，一面电告孙中山要求援助。孙派沪军2000余人从海上乘军舰驰援黄县，黄城终为革命军占领，组织军政府，任总务部长。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徐镜心被推选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年底，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次年春，赴京就职，偕同刘冠三走访袁世凯。袁以甘肃省都督一职诱其就范，他不为所动。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害，他撰文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力逼查办凶手，以谢国人。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讨袁斗争，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3月15日（农历2月19日），指示军法处密造伪证，将徐镜心逮捕下狱。徐镜心是在1914年3月15日被捕的。当时，徐镜心借住在北京西城兵部洼中街第二十九号前院附户，系《顺天时报》职员下平清次郎所租住宅，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报馆。3月14日晚上京师警察厅侦缉队接到总监吴炳湘抓捕徐镜心等人的命令，次日早晨侦缉队分队长高凤林率队到徐镜心住所抓捕。因徐镜心外出，遂将仓谷箕藏抓获。警察随即搜查了徐镜心的房间，只检出与案情无关的“实业证券”一张。上午九时许，徐镜心乘坐人力车由西向东路过住宅门口，被侦探毛伟雄发现，令车夫停车折回，警察遂将徐镜心抓获。

1936年6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南京国民政府追授徐镜心为陆军上将，进行国葬，葬在济南千佛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3月16日，京师警察厅即将徐镜心等人移交给京军政执法处。4月14日清晨徐镜心牺牲，时年40岁。被埋在万人坑（今北京宣武区菜园街北），4月23日周树标、丁佛言等人将徐镜心遗体转移至北京宝应寺（宣武区登莱胡同）更换棺木。装殓前仓谷箕藏为遗体拍照，2000年出版的《图说民国》一书曾刊载此照。

根据档案记载，徐镜心是在1914年3月15日被捕的。3月17日，京师警察厅发往军政执法处的公函中写道：“本月七日，接准大总统府秘书厅发到探员孙会员（孙会云）报呈，并附凌钺寄京同人便函，及新同盟会章程、党证各件，奉大总统批开：吴庭监密访办。等因。当即，秘派探员设法取得证据，并得其中真相。因于本月15日七时余，派员率带长警，在兵部洼中街日本人下平寓所门外，将乱党徐子鉴即徐镜心并同寓之人仓谷萁藏抓获。并查获手枪11枝（支），子弹35匣，计885粒，又上有陆军旗之国民实业券四百张，回子营租房折一扣。”从中可见，徐镜心案是经大总统袁世凯批示查办的。

抓捕经过，在侦缉队函复司法处的公文中有细致的描述：3月14日夜，侦缉队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命令后，队长侯某便召集各分队进行了分工布置，15日黎明来到兵部洼中街29号院外。29号院是《顺天时报》社为员工租赁的寓所，《顺天时报》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报纸，社址在化石桥（现和平门路口一带）北。“分队长高凤林会同右一区郑署长导引人孙会云，督率三、五两队……齐集徐镜心寓外。高分队长偕孙会云入内，至东房寻徐镜心不见，乃至其相连西房。”西房住的是日本人仓谷萁藏。仓谷萁藏是徐镜心的朋友，曾与徐镜心在烟台市同事。三四个月前来京。仓谷有朋友在报馆供职，来京后就在此寄居。同时在此居住的还有《时事新报》特派员小川。

见到仓谷，孙会云、高凤林谎称是新同盟会员，来此取枪。仓谷即从床下取出枪弹，交给孙高二人。孙高二人又向仓谷订买炸弹4枚，手枪数支，“伊约两三星期来取。”二人声称“兑取价款”，将仓谷骗出，往西走了一里多地。这是埋伏在此的警探一拥而上，将仓谷抓获。

将仓谷带到区警署后，侦缉队分队长高凤林、区警署长郑某又回到徐镜心寓所，检查出信函多件，事业证券一张，面值十元。正在检查的时候，有一个叫下平的日本人进来，声色俱厉地阻止检查，高郑二人只得走出徐镜心寓所。

上午9时许，徐镜心乘人力车从西口回来，也许发现了异常，徐镜心没有下车，人力车向胡同东口驶去。侦探毛伟雄发现后奋力追赶，喝令人力车停下驶回，车上的徐镜心被抓获。

关于徐镜心被捕的直接原因，以往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丁惟汾认为的，即徐镜心因与“关东侠鲍君”密谋诛杀袁世凯，事情败露被捕牺牲；另外一种是说法是袁世凯伪造证据诬陷徐镜心。从目前公开的民国档案看，徐镜心被捕牺牲应系遭到北洋政府构陷，卷入林英钟、段世垣案。后来，1914年6月东京的《民国》杂志刊载《党案记》一文，转载了北洋政府公布的徐镜心两大罪状，罪状之一是新同盟会与白朗合纵通函。这恰恰是捕风捉影，毫无证据的事，因为徐镜心并不在“官方抄获”的“新同盟会”名单之内；官方所根据的“通函”更仅是凌钺一封公开信的抄件。公布的罪状之二徐镜心购买枪械接济白朗云云，则纯属北洋军阀警察和密探的故意陷害。

徐镜心牺牲一案，固然经过袁世凯授意，但是京师警察厅和京畿军政执法处具体执行中还是有所忌惮的，他们采取了蓄意陷害的手段，制造借口、诬以罪名，是典型的冤狱。尽管特务机构费尽心机制造重重迷雾，可是毕竟留下了蛛丝马迹。

徐镜心、段世垣、林英钟是同时被捕的同案。该案起因于所谓的一封“凌致京同人信”。凌钺（1882-1945），字子黄，河南固始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组织北方共和会，编组敢死队，率队至滦州起义，组织都督府。1912年5月被推为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传说受孙中山委派到白朗起义军中担任军师，号称“小诸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侦探孙会云将这封信“抄录”下来，上报到袁世凯处，袁世凯批示“吴庭监密访办”。信的具体内容暂且不论，可笑的是，后来军政执法处致信京师警察厅索要该信，总监吴炳湘承认“原函迄今尚未查得”并且抄件“略有错误”。就这样一封抄件，居然成为杀害三名国会议员关键“确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买枪的是日本人仓谷箕藏。仓谷供词讲：“周姓托我购买此枪，系一云姓友人转托”。而1914年3月15日早晨抓捕仓谷，又正是那个抄录信件的孙会云作为“引导人”，带领警队进行的。孙见到仓谷后即“伪称系新同盟会会员”，骗得仓谷取出手枪弹药，还煞有其事地“复向之订买炸弹四枚，手枪数枝”。可见“云姓朋友”正是孙会云的化名。其实，就算凌钺信是真，且其中有委托徐镜心购买枪支的语言，徐镜心是否收到此信、是否愿意接受委托尚有疑问。从徐镜心后来的供词看，徐镜心对买枪一事是有警惕性的。他认为对周生了解不多，反对仓谷仅凭一面之词为其专程赴天津市买枪。可惜仓谷没有听徐镜心的劝阻，以致为袁党所乘。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周维屏（即周凌卓）。周维屏直接找到仓谷要求买枪，因而3月10日仓谷与周赴天津。周是河南商城人，明治大学法科毕业，曾任同盟会河南支部副支部长，辛亥开封起义因人告密失败后被捕，后保释独得不死。日本领事馆认为仓谷被捕后周“甘言诱之”，故系警方密探，陷害仓谷。京师警察厅则辩解说“周、云等皆犯罪之人”。以军政执法处惯常的残忍，断不会对对手有一点仁慈的，但是这两个“犯罪之人”却不见被捕或受刑的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抓捕段世垣女密探刘汉超1924年在两份关于孙中山的情报中提及，所依据的乃是周维屏报告。那么这个周维屏究竟是自甘堕落还是为人利用成为密探？这个疑问只好留待后来了。

根据档案记载，徐镜心是在1914年3月15日被捕的。3月17日，京师警察厅发往军政执法处的公函中写道：“本月七日，接准大总统府秘书厅发到探员孙会员（孙会云）报呈，并附凌钺寄京同人便函，及新同盟会章程、党证各件，奉大总统批开：吴庭监密访办。等因。当即，秘派探员设法取得证据，并得其中真相。因于本月15日七时余，派员率带长警，在兵部洼中街日本人下平寓所门外，将乱党徐子鉴即徐镜心并同寓之人仓谷萁藏抓获。并查获手枪11枝（支），子弹35匣，计885粒，又上有陆军旗之国民实业券四百张，回子营租房折一扣。”从中可见，徐镜心案是经大总统袁世凯批示查办的。

抓捕经过，在侦缉队函复司法处的公文中有细致的描述：3月14日夜，侦缉队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命令后，队长侯某便召集各分队进行了分工布置，15日黎明来到兵部洼中街29号院外。29号院是《顺天时报》社为员工租赁的寓所，《顺天时报》是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报纸，社址在化石桥（现和平门路口一带）北。“分队长高凤林会同右一区郑署长导引人孙会云，督率三、五两队……齐集徐镜心寓外。高分队长偕孙会云入内，至东房寻徐镜心不见，乃至其相连西房。”西房住的是日本人仓谷萁藏。仓谷萁藏是徐镜心的朋友，曾与徐镜心在烟台市同事。三四个月前来京。仓谷有朋友在报馆供职，来京后就在此寄居。同时在此居住的还有《时事新报》特派员小川。

见到仓谷，孙会云、高凤林谎称是新同盟会员，来此取枪。仓谷即从床下取出枪弹，交给孙高二人。孙高二人又向仓谷订买炸弹4枚，手枪数支，“伊约两三星期来取。”二人声称“兑取价款”，将仓谷骗出，往西走了一里多地。这是埋伏在此的警探一拥而上，将仓谷抓获。

将仓谷带到区警署后，侦缉队分队长高凤林、区警署长郑某又回到徐镜心寓所，检查出信函多件，事业证券一张，面值十元。正在检查的时候，有一个叫下平的日本人进来，声色俱厉地阻止检查，高郑二人只得走出徐镜心寓所。

上午9时许，徐镜心乘人力车从西口回来，也许发现了异常，徐镜心没有下车，人力车向胡同东口驶去。侦探毛伟雄发现后奋力追赶，喝令人力车停下驶回，车上的徐镜心被抓获。

丁惟汾《徐镜心传》

《现代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第88页。

《北洋军阀 1912-1928 第四卷》，第197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军事(三)》第784页。

《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合订本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

严泉《失败的遗产》

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制思潮与法制建设》208页

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 第28卷第82辑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年（两册）

后人有诗赞曰：鼎新革故数英雄，正气冲霄表大风，记得神奸袁世凯，春明门外杀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