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原名郁文，小名荫生，字达夫，浙江省富阳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郁达夫1896年生于富春江畔一户破落书香门第。1913年郁达夫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名古屋市第八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就读。1921年，郁达夫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中国文坛。1922年，郁达夫离日回国，赴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执教半年，此后辞去教职返沪主持创造社；1923年他又离沪赴京，前往北大教授统计学，此后他又先后在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广东大学英文系任职。1936年2月，郁达夫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市期间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底，郁达夫受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走南洋做抗日宣传。1942年年初，郁达夫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同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流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中西部小镇巴爷公务。此后郁达夫化名赵廉，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期间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郁达夫的身份被日本宪兵发现，因为怕他以后揭露日军罪行，在撤离印尼前夕秘密将他杀害。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郁达夫的名字被列入全国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郁达夫在艺术上敢于创新，早在创作社时期他就主张艺术独立，他的小说多以“自叙传”形式，通过塑造“零余者”形象，反映“时代病”，形成了一种独特忧郁的“病态美”和浪漫抒情的“颓废感伤”情调。郁达夫的文学代表作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怀鲁迅》等。郁达夫这一生留下近五百万字的文学遗产，影响了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深远发展。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独特手法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在浙江省富阳区的一个破旧的书香世家中，父亲郁士贤早些年在私塾是教师和中医师，后来谋得了一个富阳县衙门户房的小差事（司事），亦兼作庄书。母亲陆姓生育郁达夫及其长兄郁华、二兄郁浩、姐姐郁凤珍四个孩子。在郁达夫5岁时，年仅38岁的父亲郁士贤去世，因为当时家庭收入少，经济困难，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陆氏摆设炒货摊，以及几亩祖传田收入来维持。

1902年，7岁的郁达夫进入富阳县高等小学读书。郁达夫从小就聪明且记忆力强，性格安静又好学，在就读高等小学期间开始学习英语，在他毕业之时，已经可以写出讲究韵律的古体诗。1911年3月，郁达夫到嘉兴府中学读书，暑假后又到了杭州府读书，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厉麟似、徐志摩同班。这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郁达夫因此停学回家。1912年，郁达夫考取了之江大学（原名育英书院）的预科班，却因参与学潮而被校方开除，此后郁达夫选择在家自学，在自学期间，他开始阅读古今文艺著作，创作着歌颂故乡山川的中国古代诗歌词。

1913年9月下旬，郁达夫的长兄郁华以北京高等审判厅推事的身份奉北洋政府之命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17岁的郁达夫随之前往，并于10月上旬抵达东京，他先是住在一家小旅馆内，后租住于东京小石川区中富坂町七番地的一间楼房。此后他白天进入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到日语夜校补习日语。1914年，身在异乡的郁达夫经常给母亲写信。这一年为了升学考试，他十分努力学习，甚至通宵达旦。但报考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科均落选，此后考入帝国大学预科——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与郭沫若、张资平成为同学。同年8月，长兄郁华回国，从此郁达夫开启了独自在日本的留学生涯。

1915年，郁达夫多次游览东京附近景点，并作诗多首，同年7月于一高特设预科毕业。9月被分发至名古屋市第八高等学校大学预科第三部（医科），此后他经常旷课，喝酒作诗，或独自到郊外漫游。

1917年，在日本留学了4年的郁达夫接到来自富阳区老家的电报，说让他回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亲事，同年7月郁达夫回到了阔别5年的故乡富阳，并于臧克家订婚。1917年9月，郁达夫离开富阳赴日本，此后与孙荃书写交往。1918年3月，郁达夫趁学校放假赴日本久负盛名的观光胜地“志势间”旅游，并留下十首旧体诗。此后又去了京都的京都岚山，养老山等地，作诗并于孙荃分享。

1919年8月，郁达夫完成论文《中国今后之外交方针》的英、德语翻译，9月回到中国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因为官场舞弊导致郁达夫名落孙山。10月，日本东京大学举行入学仪式，本年是经济学系从法学系经济学科开始独立设系的第一年，为欢迎第一批入读学生而未设考试，但郁达夫因身在中国而未能参加入学仪式。11月郁达夫返回日本继续留学。1920年，郁达夫与孙荃正式结婚。

1921年1月，郁达夫和郭沫若、田汉、成仿吾、张资平等在郁达夫住处开会，共商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事。同年5月，郁达夫完成了中篇小说《沉沦》的创作；6月8月，郭沫若、张资平、田汉、何畏、徐祖正等人聚集郁达夫寓所（东京帝大第二改盛馆）确定以郭沫若提议的“创造”为刊物名称，暂定出版季刊，新文学初期重要文学社团“创造社”正式成立。10月15日郁达夫的小说 《沉沦》由上海市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收入《自序》及《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部作品。《沉沦》出版后引发轰动，出版不久就销售了两万多册，有人甚至从无锡、苏州连夜赶火车专程到上海来买书，还有人跟风定制了书中主人公所穿的香港布洋服，郁达夫也因此声名鹊起。

1921年10月，郁达夫回国赴安徽安庆市法政专科学校执教。从而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1922年1月，郁达夫自安庆到上海，筹编《创造》文艺季刊创刊号，2月完成小说《茫茫夜》，在 《创造》季刊创刊号发表。３月郁达夫又返回日本，参加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考试，完成了学业。4月下旬，获学士后，郁达夫正式办妥（以学士学位）免试入学手续，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言语学科。同年7月，郁达夫中断东京帝大文学部学业，结束近十年的留学生活，决定回国，并创作散文《中途》，后改题为《归航》。此后他又携夫人孙荃前往安庆，返回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执教。

1923年2月，郁达夫辞去安庆法政学校教职回到家乡富阳区，后返沪主持创造社的工作。此后他又独自前往北京，借住在长兄郁华的家中。同年7月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的一个新的健康方向，在他的创作上有着重要的意义。10月他开始担任北京大学的统计学讲师，并与鲁迅结下深厚友情。

1924年，创造社陷入经济困难与政治压力的双重困境，已出刊了101期的《创造日》停刊，1924年2月下旬《创作》季刊也开始停刊，《创造周报》只剩成仿吾勉强支撑着。同年5月1日，郁达夫从北京回到上海市挽救《创造周报》，但在无奈之下，他们将出版过52期的《创造周报》与北京太平洋社合并。后来，郁达夫重返北京继续担任讲师直到1924年年底。1925年2月，应时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新任校长石瑛之请，郁达夫前往武昌师范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同年5月初，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在上海重建创造社出版部。11月上旬，郁达夫辞去武昌师范大学教职，随后郁达夫在家病卧休养了半年。1926年2月《创造》杂志复刊。这一年，郁达夫投入大量时间于课堂教学和讲义编写，小说创作仅有《寒宵》和《街灯》两个短篇（后合题为《寒灯》）。

1926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郁达夫前往广东省大学英文系任职文科教授。到广州市不久的郁达夫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长子龙儿患了重病。当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时，看到家门口贴着白条。龙儿的离世对郁达夫打击实在太大了，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北京，再也没有回来。但郁达夫对广东政局十分失望，1927年1月，他回上海市发表了《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等政论文，揭露广州政府在中国国民党右派统治下的混乱、无能，指出这场革命不能寄希望于国民党的领导。他还在《病闲日记》中愤愤道：“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原地区。”郭沫若认为郁达夫的文章发表的不合时宜，两人因政见不同生发矛盾，郁达夫随后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两人由此断绝往来近十年。

1927年郁达夫离开创造社后，遭到不少攻击。鲁迅从广州回到上海，对郁达夫施以援手，并在文中为他主持正义。1928年6月，郁达夫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同时与陶品孙合编《大众文艺》，与阿英合编《白华》，并秘密加入太阳社。他先后发表《日记九种》《她是一个弱女子》痛斥统治集团。

1930年2月，郁达夫与宋庆龄、鲁迅共同签署，成为发起人，一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市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仅四个月。1932年12月1日，郁达夫在《现代》（2卷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迟桂花》。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市，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之主编。

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并且主编《福建民报》。在此期间还为了组织统一战线而团结抗日振臂高呼。在福建期间，郁达夫阅遍名胜风景，陆续出版了《达夫散文集》《达夫游记》和随笔散文集《闲书》。当年10月，鲁迅逝世，郁达夫十分悲痛，赴上海参加鲁迅葬礼，并和其他七位作家一起将鲁迅的棺柩抬上灵车。11月，郁达夫接受日本各社团以及学校的聘请，前赴日本讲学，并劝说亡命在日本长达十年之久的郭沫若早日回到中国参加抗日。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中国参加抗战。同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被公推为理事长。12月，富阳区沦陷。郁达夫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因战祸而饿死在家乡的鹳山。噩耗传至福建，他痛哭着疾书一联遥祭:“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长，郁达夫应邀于1938年3月9日离开福建赴武汉市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并以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身份赴徐州市、山东省、河南省前线，慰问抗敌将士。

1938年7月以后，日军进逼武汉，第三厅及文艺界人士分别转移，1938年年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任该报的文艺编辑。在新加坡工作的三年时间里，郁达夫担任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主笔，还接收担任《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和《光明日报》的《文艺》双月刊，在此期间，郁达夫号召了不少海外华侨共同团结，写下《纪念 “九一八”》《第二期抗战的成果》 《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 《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 《粤桂的胜利》 《今年的 “三二九”纪念日》《华北捷讯与敌阀之孤注》等许多关于爱国抗日的政论文、杂文和文艺评论。他还和上海市、重庆市的文化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请茅盾、冯雪峰等著名作家写稿；凡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文艺》上的重要文章，都在副刊上予以转载。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及中国进步文艺团体来新加坡开展抗日宣传，他都热情地接待，做好相互配合与舆论支援等工作。

1941年的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担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兼干部训练班主任，主编《华侨周报》。此后陈嘉庚发起了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战委员会，郁达夫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兼文艺股主任。在第二年年初，又公举他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那时，日军的攻击已经抵达马来西亚柔佛王国，新加坡海港码头和新加坡市中心已经处在日军的炮火下，而郁达夫也是在抗日动员的集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调动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组成了一支星洲华侨义勇军。

1942年2月4日，日军对新加坡的围攻，郁达夫、胡愈之等28人一同撤离新加坡，流亡到苏门答腊岛，化名为赵廉，在苏西小镇巴爷公务定居，蓄起了胡须，集资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工作。但一次偶然中，日本宪兵得知赵廉精通日语，便将他带到了宪兵总部当翻译。在郁达夫当翻译期间，还暗中帮助保护营救了很多被拘留囚禁、被日本宪兵监视的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

1944年初，一个受过日本训练的福建籍特工洪培根向日本宪兵部告密，说赵廉就是郁达夫，此后日本宪兵开始全面调查郁达夫，并准备对郁达夫在内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实施大屠杀。身处险境的郁达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离开印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开始考虑如何在海外为祖国的复兴做些工作，他还召集当地华侨组成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的筹备委员会。1945年8月29日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和蔡清竹等几位华侨商谈迎接联军事宜，一个身穿便服的印尼青年将郁达夫叫了出去，此后郁达夫便再也没有回来。根据《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所述，郁达夫在9月17日被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作品中，经常会揭露对社会的不满，对权贵的抗战，比如小说《采石矶》含蓄揭露了胡适的门户森严、排斥异己的卑鄙做法；《广州事情》一文揭露对广东省革命阵营的不满，《日记九种·闲情日记》中揭露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罪恶。无论是对达官显贵的蔑视，还是对豪门权威的抗争，郁达夫都是从“民众”、 国家的角度出发，从华族的利益着眼。同时，郁达夫的小说还描绘了一系列畸形、病态的男性自我主体形象，展示了知识分子腐朽与压抑的一面，控诉了对社会时局的绝望。比如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几乎都面临着职业生涯的危机；《清冷的午后》中一落千丈、濒临破产的聚芳号的老板，《茫茫夜》中近于失业的教师等。

在揭露政治黑暗的同时，郁达夫反复塑造社会“边缘人”角色，如1924年春郁达夫写了散文《零余者》描写一个严冬的黄昏，北京市古城外一派“惨伤的寒意”“凋丧零乱”的野景使人感到一种日暮的悲哀。在田野墓间漫无目的地游逛。他觉得自己饱受压迫，但又无法报复，成了一个“对于社会人世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这些“零余者”，大都是下层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他们是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政治上经济上地位低下，与社会尖锐对立。但在腐败的社会里，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地方，绝大部分都只能诉诸性爱及生存母题。而这种性爱大都是为道德、社会所扼、不健全甚至变态的性爱，人物的性爱常常与生存纠葛，描写性爱的作品也常常溢出对生存状况的思考和诘疑。比如小说《沉沦》中男主角过度敏感，由于性爱本能不能满足而变态，最终选择走向堕落与自戕。

郁达夫在作品中，常常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感伤的性格、竭力表现他们极度的苦闷以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他塑造的“零余者”形象，均具感伤忧郁、自我憎恨和自我反思的色彩，形成了一种独特忧郁的“病态美”和浪漫抒情的“颓废感伤”情调。这一主体形象从侧面反映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与焦虑。

郁达夫在反映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被压迫的社会地位时，还写出了他们反抗的性格，表现了作为时代“ 零余者”叛逆的一面。如《杨梅烧酒》中失业的留学生，认清了社会的丑恶后就痛骂世道浇漓。《薄奠》中的“我”诅咒那些达官贵人。这种反抗性贯穿于郁达夫几乎每一时期的多数小说中，他笔下的“零余者”总是宁肯穷困自戕，也不愿意和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表现出桀整不驯的姿态。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郁达夫的几十篇小说，可以看到绝大多数都是“自叙传”的形式，用第一人称写“我”， 即写作者自己，或者虽用第三人称，写的也仍是他自己的化身，如于质夫、黄景仁、文朴等等。无不是作者的影子。除了《出奔》《饶了他》等少数几篇，其他几乎都直接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写本人的经历、遭遇和见闻。把他的小说连起来读，基本上就是他的一条生活轨迹。

此外因为郁达夫曾经到日本留学过，所以日本文学、日本私小说对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带有了一点影响，从而表现出一点赤裸的自我揭露，其中最明显的是郁达夫在自叙传小说中最大程度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部分小说的主角都是以自己为原型。郁达夫写作的自我表现体现在他服从于文学创作和心理学的创作，这种手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也决定了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因为郁达夫着重描写了他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内心的真情实感。就像在《茫茫夜》中，就描写郁达夫的自身的面容：“他的脸四方扁平，眼睛很小但鼻子又粗又大，就是这个样子。”在《沉沦》中郁达夫还描写了自己在名古屋市时候的一段求学经历，也可以是小说主角的经历，除了一些自杀的片段，大部分都是郁达夫自身的真实写照。他痛恨现实，渴望爱情，对祖国满怀希望，又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而感觉郁闷，在异国他乡渐渐“沉沦”。郁达夫的小说常常用自叙传的形式创作，不仅着重描写自身的经历和感情，还会注重自身情绪的变化表达，充分展示出了自叙小说的独特魅力。

从《沉沦》到《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迟桂花》等等一系列的小说，将它们联系起来，从这些作品的联系中不难发现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结合起来是构成了郁达夫生活轨迹的一个缩影。比如在《茫茫夜》中的黄仲则，《沉沦》中的于质夫，等等在黑暗时代的彷徨者和哀怨者，都是郁达夫在小说中的化身，包括小说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都是郁达夫亲身经历和曾经面对过的，这种再次直面灵魂的痛苦，在郁达夫的阐述下得到了艺术上的升华，与主人公劳动思想连成一体，将自己真实的感受代入到主人公的塑造当中去。

郁达夫小说还具有抒情特征，语言样式呈现出诗意的特征。一些抒情性的语言样式也在他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他小说的本体性构成，这些语言样式在郁达夫的创作生涯中形成独特的话语形态。这就是倾诉式语言、自我逼问式语言、控诉式语言、具有安东·比兴功能的写景语言、插入的诗歌语言。前三类语言样式从形式上看便于直接表达情感，而后两种语言样式则是通过一定的句群修辞形式间接表达情感，前三种为直陈式的抒情语言，后两种为修辞性的抒情语言，这些语言样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郁达夫小说的抒情体样式，使郁达夫成功地完成了从古典诗歌文体写作向白话小说文体写作的过渡，可以视为郁达夫在小说写作上的“诗体语言”实践。

倾诉式语言是郁达夫小说中直接表达情感的语言，是叙述者或主人公直抒胸臆，将内心情感倾泻出来。失意、落寞和哀怨的情感通过倾诉式的语言向外流淌。如在《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的喃喃自语，倾诉心中的苦楚。郁达夫小说语言中存在最多的第二种语言样式是自我逼问式语言。小说主人公在身陷矛盾时对自己的无情责问，通过语言上的逼问形式，叙述者对自己的生存方式提出质疑。控诉式语言是郁达夫小说中的第三类直接表达情感的语言。作者用外部指斥来排遣内心愁闷，或是对社会不平表达批判意向。 在小说《沉沦》中，主人公在表达内心的愤闷时，对日本人不断发出民族主义的控诉。

郁达夫的文艺思想，从早期崇尚文学表达感伤颓废的情绪与真、情、美，后来转向提倡文学的阶级性与社会功能。转变的内在动力是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感伤颓废是这种不满心理的另类表现，反抗意识是不满心理的直接表达。郁达夫文艺思想转变过程是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感伤颓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反抗意识则是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体现。郁达夫从感伤到反抗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的创伤体验、时代精神的感召以及国外文学资源的影响。

郁达夫受“五四”时代思潮的洗礼，和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在郁达夫身上形成的个性解放思想，成为他的文学观和创作的思想基础。事实上，郁达夫一走上文坛，就在《创造季刊》出版预告中宣称：要打破偶象，“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接着又提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的”(《 艺文私见》)。他崇唯我论者施蒂纳的哲学“实是近代底的‘唯我主义’的渊泉，便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超人主义的师傅”。认为“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个性强烈的我们现代的青年，那一个没有这种自我扩张的信念?”

在抗战时代，郁达夫用笔杆子为祖国战斗。在郁达夫的作品中，除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出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外，还不断发出了“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一次又一次唤醒中华儿女。1938年来到南洋后，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起一座文化中继站来。因此，他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投入到新加坡的抗日宣传和斗争中。

郁达夫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除小说外，其散文和古体诗问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文学理论方面，他也有多种著作问世。但最能代表郁达夫文学成就的还是小说。郁达夫以《银灰色的死》为起点，写下了四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不少篇章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是新文学发展初期拥有最多读者的优秀作家之一。他敢真实地揭示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不满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反映了这种“时代病”。他在艺术上敢于创新，探索并扩大了浪漫主义小说艺术表现的疆域，具有独特的风格。

郁达夫从1938年12月份抵达新加坡开始，到1945年在苏门答腊岛失踪，人生最后近7年的时间在南洋度过。他去世后，在南洋的影响力却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文学形象”的方式，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中绵延至今。其中，温梓川的传记、林幸谦的诗歌和黄锦树的小说，是形塑“南洋”郁达夫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成果。1964年9月，温梓川的 《郁达夫别传》开始在《蕉风》月刊连载，这本“海外第一部较为完整的郁达夫传记”一经问世，即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1990年马来西亚旅台作家黄锦树发表的小说《M的失踪》中，将郁达夫进行拟写和文化想象的对象，对当代马华文学带来巨大影响。1992年，黄锦树发表小说《死在南方》，郁达夫成为主角。

郁达夫除了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文艺理论著作，除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和一部《文艺论集》外，还有专著《小说论》《戏剧论》《文学概说》。这些论著中的观点见解，既是作家创作经验的结晶，又是其创作实践的理论依据。

日本侵华战争打响后，郁达夫不仅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做出了精辟的分析，还对敌人的文化侵略有深刻的认识。在《日本的议会政治》《美倭之间》《敌军阀的讳言真象》《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等十余篇中，郁达夫以一个战略家的思维，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构想。比如在《语言与文字》中，郁达夫建议：“全国正在拼死命，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争血路的这时候，我们所最须努力的，就是使言语统一起来，使文字和言语一致起来的两点。这两点倘能完全做到，则中原地区的统一，决不会破坏，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也就永远不会亡了。”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致力于启蒙大众和救亡国家时，往往忽视了文化的作用。郁达夫且认识到了文化对“启蒙”和“救亡”这两大命题的重要性。如果“中文完全废止”，那么，文化的灭亡，必将带来国家、民族的灭亡。只有将“言语统一起来，使文字和言语一致起来”，中国的民族与国家，才永远不会灭亡。郁达夫对反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有必胜的信心。在《“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会》《“八一三”沪淞抗战的意义》《“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抗战两年来的军事》《粤桂的胜利》《谈轰炸》等几十篇中，郁达夫将这种必胜的信心传达给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人，给被战争消磨了意志、对胜利渐渐失去信心的人以鼓励和力量，坚定他们必胜的信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新加坡，当地群众掀起了抗敌的热潮，“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应时而生，郁达夫被推举为团长。在南洋逃亡期间，郁达夫因为会日语而被日本宪兵找去当了翻译，他便利用这种身份却方便他暗中保护华侨和印尼人。很多被羁押到宪兵部的正义人士和印尼人都在他的帮助下被释放。同时凭着他的掩护，当地的文化界逃亡人员建立了秘密组织“同仁社”，用来交换消息，分析敌人动态。政务活动家胡愈之表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 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郁达夫一生共有三段婚姻，1917年，当时的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同乡女子孙荃订婚，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从此一见钟情，随后便向王映霞发动了狂热追求。192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举行婚礼，居西湖风雨茅庐。但二人由于出现了矛盾，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1940年二人离婚。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郁达夫与原配孙荃共有两子两女，第一个孩子龙儿只活到4岁就夭折，此后于1925年至1927年分别生下女儿黎民、儿子天民、女儿正民；郁达夫与王映霞育有四子，取名分别为郁飞、郁云、郁亮、郁荀，其中郁亮2岁便夭折。郁达夫与第三任妻子何丽有育有一子一女，其中最小的女儿郁美兰在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出生。

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革命学者胡愈之：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语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中国作家沈从文：郁达夫的名字，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郁达夫的好友、艺术大师刘海粟：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

中国新闻社的创办人之一张楚琨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回忆：那时的郁达夫在熬夜编三个副刊后仍坚持工作，虽然眼睛布满红血丝、声音沙哑，却依然斗志昂扬地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他毫不畏惧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在1944年2月，由于汉奸洪根培的告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被日军发现，从而对郁达夫秘密监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接着在8月29日晚上8点，当时的郁达夫吃过晚饭后正在客厅里和几位客人聊天。不久后，一位印度尼西亚青年找郁达夫，随后郁达夫便说有事，出去一趟，然后就穿着睡衣，木屐，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

1946年出版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对郁达夫的失踪和死亡描述如下：1945年8月29日晚间……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了。到了第二年8月，对于达夫的下落，才算有了正式的证实。这消息是从棉兰苏门答腊岛联军总部的情报处得来的。据说，联军当局于审讯日本战犯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还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丹戎革岱，丹戎革岱离武吉丁宜7公里。但是这种说法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直到40年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经过不懈地调查研究，认为郁达夫的死亡时间要要比9月17日更早一点，杀害他的人是日本宪兵班长。铃木正夫还与这个宪兵班长见过面，该班长承认对几个部下下令绑架处决了赵廉。他表示，如果赵廉活下来，日本将会被他毫无遗漏地暴露出来，这终将成为证据。所以宪兵队在奉命撤退以前，便决定对郁达夫下手，他晚派了4名宪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骗他出来，把车开到附近荒野，在一个山崖下把赵廉（郁达夫）活活掐死。

1933年4月，郁达夫举家迁居杭州市，度过了一段比较舒缓的岁月。郁达夫曾和友人走到九溪十八涧时，在茶庄里喝茶，卖茶老翁以抑扬顿挫的杭州土音计算着账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达夫顿时觉得这一串话是有诗意极了，就回头来叫了一声说：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在场三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郁达夫在作品《雪夜》中，大胆记录自己第一次嫖妓的经历：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竞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糊想起了前一晚的痴乱的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窗外面的大雪晴了，阳光返射的结果，照得那一间八席大的房间，分外的晶明爽朗。我看看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边上那些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竞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

1923年初春，当时刚从安庆法政专科学校放假来京的郁达夫去拜访了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的鲁迅。鲁迅比郁达夫大15岁，此后郁达夫经常去鲁迅家做客，两个人常以中国古代诗歌互相唱和。1932年10月12日晚的一次饭局中，郁达夫高吟自己上一年为左联五烈士所写的诗作：“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被席上情绪所感，鲁迅“偷得半联”，回到寓所后续成全诗《自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年后，郁达夫写了一首诗赠与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郁达夫的名字被列入全国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53年8月，巴东文化界人士为郁达夫及其他烈士在苏门答腊岛武吉丁宜华侨公墓里竖立纪念碑。

郁达夫故居位于富阳郁达夫公园内，是富阳区区第一批历史建筑，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浙江省和杭州市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杭州市第二课堂活动基地、杭州市悦学体验点等。2022年，在历时3个多月的提升改造后，郁达夫故居正式对外开放。故居主楼内陈列有郁达夫生平介绍、遗物、烈士证书，以及丰子恺、鲁迅等名家的题字、画作。

1933年4月，郁达夫举家迁居杭州，举债购进大学路场官弄63号空地，亲自设计，建起“风雨茅庐”。2015年，经过全面维修和陈列布展，“风雨茅庐”再次对公众开放，以展现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和爱国精神。

学校

富阳市郁达夫中学是一所以郁达夫名字命名的学校，位于富春江畔繁华地段。前身为1957年8月创办的“富阳区城关镇民办初级中学”。2015年2月，富阳撤市设区，更名为“杭州市富阳区郁达夫中学”。2020年10月，学校达夫校区搬迁至新校区。

公园、码头

2015年4月9日，新改建的郁达夫旅游码头在郁达夫故里富阳城区的富春江畔投运。郁达夫旅游码头位于富阳区富春街道郁达夫公园内，原为水泥趸船，新改建的郁达夫旅游码头可停靠一艘80客位画舫船，设计年客流量8万人次，是富春江水上旅游线路的一个停靠点。

纪念馆

郁达夫纪念馆选址位置东至杭州鹳山公园、西至鹳山路、北至桂花路、南至郁风苗子博物馆，用地面积6202平方米。

达夫书屋

达夫书屋位于富春街郁达夫公园57号 ，建筑面积210平方米，是一个集电子阅读、图书阅读、文创展示、文化活动等为一体的多元化数字阅读空间。它既是一座“线下城市书房”，也是一座以有限空间容纳无限阅读可能的“线上有声图书馆”。

郁达夫小说奖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主办，始于2010年，两年一届，每届的颁奖典礼都固定在12月7日，在郁达夫家乡浙江富阳区颁奖。

1985年8月，在首都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不久后，在富阳也召开了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学浙江分会、浙江省文联、浙江作协、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学学会、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系、杭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富阳县人民政府等十个单位联合发起。

2015年8月，富阳举行郁达夫烈士殉难70周年纪念座谈会，专家、学者，郁氏家属，东南亚文化界代表、有关南行文化人后裔代表共聚一堂，纪念郁达夫，缅怀历史。小女儿郁美兰委托郁达夫长孙郁俊峰宣读了来信。

2019年5月21日至26日，由郁达夫研究学会、小营社区、杭州市作家协会和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郁达夫唯一存世完整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回家展”在杭州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展出。《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郁达夫创作完成于1932年3月，民族危难之时的一篇重要的中篇小说，并仅用十天时间一气呵成。

2016年12月7日是郁达夫诞辰120周年，《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的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