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是中原地区古代的地理称谓，主要有三种含义：一种是对古代中国的区域划分，将古代中国分为九个不同的州；一种是用“九州”泛指天下，全中国；还有一种是指大九州，将全世界分为九州，中国是其中之一州。

九州最早起源于古代文献《尚书·禹贡》，传说为大禹所作，目的是用来标定九州地理物产；根据各地的水文、物产、人文特点等，将天下划为九州，以此为九州的来源。古代对于九州的具体分布说法不一，比较常见的九州划分为《尚书·禹贡》的记载：冀、兖、青、徐、扬、荆、 豫、梁、雍九州；《尔雅·释地》有幽、营州而无青 、 梁州；《周礼·夏官·职方》有幽、并州而无徐、梁州。

“九州”作为具有中国人文地理特色的历史概念，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国家“大一统”观念的文化记忆，因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疆域以及政治观念的变化，历来对“九州”州名与区划聚讼纷纭。在这一过程中，“九州”从对中国地理的空间想象演化为后世行政区划的历史依据，不仅蕴含着华夏民族早期的地理观与共同体意识，更成为人们表达爱国情怀、期盼国家统一的精神载体。

所谓“州”，《说文解字》释为“水中可居曰州”。在上古先人的世界观里，大陆是茫茫沧海中较大的海岛。传说，“九州”并非先天存在。春秋时《左传》记载，晋国大夫魏绛曾引用作于夏朝之前的《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意思是大禹划定了九州的边界，修筑了九州的贡道，让生民鸟兽各得其所，将九州概念的确定归功于治水的圣王大禹。《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无独有偶，既是中原地区最为古老的地理志，也是最早详细论述九州的文献记录《尚书·禹贡》，传说为大禹所作，用于标定九州地理物产。

“九州”是中国古代的地理称谓，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种是对古代中国的区域划分，将古代中国分为九个不同的州。关于九州的说法，在流传下来的古籍记载中有几种说法：《尚书·禹贡》称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在成书于东周到西汉的文献《尔雅》中，九州又变成了冀州、河南省、武威郡、荆州、扬州市、兖州、徐州、幽州、营州。与《禹贡》版本相比，少了梁、青，多了幽、营。在《容成氏》所定的九州名称为“夹、涂、競、莒、藕、荆、阳、叙、且”。《周礼》按周制，称九州为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分冀为冀、幽、并三州。按《尚书·尧典》的说法，虞舜在禹治水之后，又就禹指九州，分治幽、并、营三州，合为十二州。

此外，《淮南子·地形训》将九州分为“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原地区，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此九州按八方与中央划分，以阴阳运行与季节变化为依据。《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此注与《淮南子》九州划分方法相同，都是按八方加中央构成，至于州名和土 名的同与不同，有的是用字的不同，有的则可能是两者来源有区别。这个九州系统的九州位 置，与《周礼》中六个州和《吕氏春秋》五个州按方位确定州的位置方法相似，《周礼》、《吕氏春秋》九州说在描述九州位置方面应借鉴了《淮南子》描述九州位置的方法。《淮南子》九州说，也应属于起源较早的一种说法。

一种是用“九州”泛指天下，全中原地区，如《楚辞·离骚》的“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还有一种是指大九州，将全世界分为九州，中国是其中之一州。战国阴阳家邹创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周围有裨海环绕着；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着。说:“此所谓八极。”在那里才有八个方面的终极之处。因此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

九州分野的最可能年代是在早期龙山文化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700年期间。而划分九州的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以族群的聚居分布（或文化差异）为依据，二是以重要的地理地标为依据。到了西周时，距最初划分九州的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间，由于频繁发生改朝换代和人群迁徙，分州而居的格局逐渐打破，九州最初的分界线也不再遵守甚至被人有意挪动，以至于后人只知有九州而不清楚它们的具体边界。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只知曾有九州，而九州之名、位置、边界等已经是众说纷纭了，由此而出现了诸多的九州之说。

《周礼.夏官.职方氏》与《逸周书职方解》中所提到的九州，是以黄河为参照系，按东南、正南、河南省、正东、山西省、正西、东北、河内、正北等方位规整地划分为九大区域而为九州，至于九州的边界也因为规整的划分而省略和模糊了。而在汉以后的《淮南子.地形训》《河图》《河图括地象》等文献中，九州之名虽各有不同，但都是按“东南、正南、西南、正西、正中或中央、西北、正北、东北、正东”的规则划分九州的，因而九州边界也同样是省略和避而不谈的。

《吕氏春秋·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市，齐也。泗上为徐州市，鲁也。东南为扬州市，越也。南方为荆州市，楚也。西方为武威郡，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显然，《吕氏春秋》之九州，几乎就是战国初期九大势力的地域，这也是近代认为九州始于战国时期的灵感来源。由于各大势力的边界是在不断进退之中的，故《吕氏春秋》之九州的边界也只能因其经常变更而难以明确。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省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除了幽州和营州两州的边界不明之外，其他七州的边界表述得还是相当明确的。

在所有现存的古文献中，唯有《尚书·禹贡》之九州表述得最为详尽和明确：“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市”，“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因而，历来谈起九州，多以《禹贡》九州为例。

冀州是《禹贡》九州中首先提及的，冀州之名可能来源于晋西南地区的古冀国。《国语》中，楚成王认为如果杀掉路过楚国的晋公子晋文公的话，“冀州之土，其无令君乎？”表明后来晋灭冀国后，冀州也成了晋国的代名词。《尚书·禹贡》中的冀州地跨今天的山西省、河北省，并包含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兖州之名得自济河，即古济水。兖州主要包含了今日河南、河北的东部与山东省西部地区。黄河、济水及两河的众多支流以及雷夏泽组成了兖州水网。

兖州的东北方，山东半岛北部的泰山和海岸之间是青州。青州之名或许来自东方所赋的青色，原本属于东夷的一支——嵎夷故地，在九州划定之时也已经得到了经略。古代青州地处海岱之间，历代为都会之地和军事重镇，被誉为“三齐重镇，海岱都会”。

泰山以南至淮河的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地区是徐州。徐州之名应得自两周时兴盛于淮河流域的淮夷国家徐国。淮河、沂河以及巨野泽组成了徐州水网，蒙山、羽山为徐州的主要山系。这里的土壤是肥沃细密的红色土壤，土壤肥力为第二等“上中”，贡赋第五等“中中”，出产的贡物主要是鸟羽、桐木、磬石等用于乐舞祭祀的物产，以及珍珠、干鱼和丝绸。这些贡物经过淮河、泗河即可进入黄河水道，进贡中原。

扬州北界为淮河，东界为大海，其西是荆州。《尚书·禹贡》并没有划出扬州的南界，可能当时的人们尚未向南继续探索。扬州之名可能来自商周当地的土著“扬越”人。扬州大致包含今天的江苏省、安徽、江西省、浙江省等多省土地。

荆州区得名于荆山。荆山、衡山是荆州的北界，长江、汉江及其支流和云梦泽组成了密布荆州的水网。“荆”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楚木也”，也就是说，“荆”和“楚”实际上是同义字，而后来兴起于荆山的楚国人也常常被称为“荆人”。楚国初期的疆域也大约与古荆州重合，由此来看，荆州的得名除了荆山之外，也应当有荆楚的影响在内。荆州亦属于刘彻划分的“十三州”之一，地处交通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诸多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大都发生在此。

荆山和黄河之间的中原地区隶属豫州。豫州，为何得名，历史上说法很多。成书于东汉的《释名》说：“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师东都所在，常安豫也。”这一说法较为牵强。这里是天下之中，当年周公选择这里建都就是因为这里“四方入贡道里均”，伊河、南洛河、瀍河、涧河、黄河及荥泽、菏泽市、孟诸泽构成了豫州的水系支架。这里土地属第四等，较为肥沃，贡赋主要是生漆、纺织物，通过黄河运送。

四川盆地之内为梁州，沱江、潜江市、岷江、沔水、白龙江组成了水网。这里的土壤为肥力较低的青黑土，贡物也较下等，主要贡献贵金属和皮毛，贡物抵达中原要先运送到梁州之外的渭河和黄河才行。之所以得名梁州，学者认为可能和秦岭有关。在汉代，梁州之地被划入益州，这个古老的名字逐渐不再被使用，反而是益州的新名字被人们长期沿用下来。

雍州因雍山、雍水得名，主体是关中地区，以及甘肃省、青海省的一部分。黑河、弱水、泾水、渭河、漆水河、湋水、丰水、黄河、猪野泽组成了雍州水系。这里处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地极为肥沃，是九州中的第一等。贡物则只有绿松石和织物，通过黄河便可运送到中原地区。

古人把华夏分成九个部分的认识，是来自古人的方位观，即以正方的“九宫格”认识地理，天下分为 东、西、南、北、中、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九个地域，并无从俯瞰视角对各州地理方位的标注。相较于《尚书·禹贡》 的原始版本，《周礼》《吕氏春秋》《淮南子》这几部都多出了对各州具体方位的标注，反映了先秦人地理知识的探索和积累，以及正正方方的天下观的形成。

战国时期，对分天下为九州的想象达到顶峰，屈原在诗赋中多次提及“九州”，甚至在《天问》中发出了是谁排出了当时人看到的九州（“九州安错”）的疑问。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更是创造了“大九州”学说，即东周人所见的山河海陆不过是全宇宙的一部分，大禹的九州是更大的九州之一，在海外还有广阔的天地。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九州”理论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认为其是蛊惑人心，尤其是将“大九州”学说代表的对《尚书·禹贡》中九州以外的地理的探索与不恰当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试图证明这与秦朝灭亡有关。到了东汉，儒家学说成为汉廷取士的标准，阴阳家的思想中不利于统治阶层稳固地位的内容尽数被摒弃，“大九州”语境下的九州基本无人再用，偶有提起也不是严肃的地理概念。直到宋代以后，航海家们前往海外，才有人意识到邹衍之说确有可取之处，张翥在为汪大渊《岛夷志略》所作之序中，开宗明义为邹衍正名。晚清时，薛福成总结人们忽视了邹衍“大九州”说的意义，算是为邹衍翻了案。

虽然《尚书·禹贡》提到分天下为九州，但历代真正实行九州制度寥寥无几。秦朝按秦国旧制设置郡县，汉初亦沿袭秦制，并无州制。刘彻初置十三刺史部，是为了实施监察制度，刺史部也与传统州域并不重合，只是后来约定俗成才叫作十三州刺史部，遂有“十三州”之讹称。 真正以州为行政单位划分中原地区为九个州的，仅有两汉之间的新朝和东汉末年的曹魏，其中曹操并未控制全国，仅能在自己辖区内推行九州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九州制的只有王莽。可见九州在指导实际政治运作上意义有限。曹操死后曹丕主导了汉朝禅代，再度废除九州制，改为十二州；晋朝灭吴统一三国之初设十九州， 后增二州。晋室南渡，州郡越分越多；北方则因十六国割据，政区混乱。

既然作为行政区划的州多到不可胜数，人们也不会将九州作为划分政区的凭据，“九州”就只剩下抽象的指代中国范围的含义。《江表传》曾提及“九州伯”，意指是“九州” 之长，从这里可以看到，“九州”已经有了“中原地区”的意谓——此处的中国，既是东汉在天下大乱之前的疆域， 也是大一统政权应该统御和占领的疆域范围。到晋代，人们把九州的领导者看成中国的统治者，比如皇甫谧《高士传》记载“许由，尧召为九州长”。司马彪有 《九州春秋》一书，还有僧人号曰“九州都维那”，虽然不是正式的官名，但反映了当时九州已经变成中国的代称。这一用法在唐朝趋于固定，但是，这里“中国”“九州”并不包括前来朝贡的异邦或番邦。

“九州”作为具有中国人文地理特色的历史概念，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国家观念的文化记忆，但是对其产生时代、地域划分等一直存有诸多争议，学者至今持有不同观点。因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疆域以及政治观念的变化，历来对“九州”州名与区划聚讼纷纭。在这一过程中，“九州”从对中国地理的空间想象演化为后世行政区划的历史依据，不仅蕴含着华夏民族早期的地理观与共同体意识，更成为人们表达爱国情怀、期盼国家统一的精神载体。

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阐释，“九州”说的文化内涵逐渐丰富，由对早期中原地区疆域的想象，到成为历代行政区划的参照，最终成了象征“天下大一统”的文化符号。“九州说的成立在于一统观念的形成与种族观念的消弭。”“九州”在后世经学阐释中一直是大一统的代表，“内奰于中国”孔颖达疏为“中国是九州”（《毛诗·大雅》），“皇天既付中国民”疏为“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尚书·梓材》）。汉代以来更是将“九州”作为行政区划的参照，唐朝“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通典》）《文献通考·舆地考》又以古冀州、古兖州等九州及《古南越》为纲，分叙各地沿革。此外，诗词作品中的“九州”意象，“思九州之博大兮”（《离骚》）、“但悲不见九州同”（《示儿》）、“九州生气恃风雷”（《己亥杂诗》）等，寄托了诗人们的爱国情怀。

“九州”作为中原地区古代早期的天下观之一，其州名与区划的争议，核心在于地理位置认知与社会主义的差异。从“九州”的命名与疆域划分的争论，到其蕴含的“大一统”文化理念的变迁，无不彰显着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认同。自先秦时期典籍中“九州”说纷纭不一，至西汉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九州”的文化内涵逐步明确并固化，最终演化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一过程中，“九州”不仅为后世行政区划的设立奠定了思想基石，还深化了民众对“大一统”思想的理解，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代有学者对大禹划定九州一事表示怀疑，“古史辨派”泰斗顾颉刚在《州与岳的演变》中说：“《尚书·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他认为九州之说产生于战国之后，是战国人托名大禹所作，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中国人探索大地的成果。在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之中，并没有出现过“九州”或者其中具体某一州的称谓，而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九州”虽已出现，却也语焉不详。仅以当前的证据来看，“九州”概念的出现至少不早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叶，也不会晚到战国时期。我们不妨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九州”概念脱胎于更加原始的华夏地理观，其中的某些元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之时。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代的崩溃，诸侯国纷纷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理观，“九州”终于从那些原始元素中被提炼出来，成为天下的代名词。又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容成氏》，经后人考证有：“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禹既已受命……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这段记载表明战国楚人同样认为九州的划定是大禹治水的产物。

从《尚书·禹贡》《尔雅》《容成氏》三部文献中，可以肯定，至少在战国时期，“九州”中每个州的名字都还未完全确定下来。这表明此时的“九州”概念还相当稚嫩，一个以“九州”为中心的天下观还没有真正形成。现在人们看到的“九州”就是战国以降不断完善的结果，而非其初始的模样。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周既克殷，监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这也表明，古人清楚地知道，九州概念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