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字彝江，男，汉族，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历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费孝通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附属一中，民国十七年（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学习。民国十九年（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三年后毕业并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随后偕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费孝通到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9月，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毕业并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深入社会调查并写出《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论文。同时，他投身反对内战和独裁的民主运动，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费孝通参加了对西南民族访问及民族识别工作，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1955年，他入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次年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参与启动了社会学重建运动。随后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社会学重建进程，费孝通也遭到批判。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他受命主持重建社会学工作。他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3年6月，费孝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6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7年1月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此期间，他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创办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同时继续深入全国多地调研考察，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论和社会经济发展建议方案。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病逝，享年95岁。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品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他提出的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建议，为推进中原地区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费孝通先后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阿道司·赫胥黎纪念奖章”和“大英百科全书奖”等。

清宣统二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区松陵镇（今苏州市吴江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费孝通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家乡创办了吴江中学。费孝通的母亲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在开办了吴江县第一家蒙养院（幼儿园），因而费孝通自幼就受到较好的教育。

费孝通六岁时，进入吴江县城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就读。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从东吴大学附属一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在东吴大学二年级时，“五卅”运动期间，他因积极参与罢课抗议活动而被校方处理，被迫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学士。随即他参加了学者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随后考取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师从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教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并且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同年夏，他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王同惠在北京成婚。9月，根据导师史禄国的建议，费孝通和王同惠同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考察。调查途中的12月，费孝通误落虎阱而受伤，王同惠在寻人救援途中溺水身亡，社会考察被迫中断。费孝通获救后，疗伤期间在王同惠的调查笔记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花蓝瑶社会组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他回到家乡吴江区养伤，并A1纸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同年秋，他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费孝通毕业，获授哲学博士学位。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费孝通从英国启程返回中国，到昆明市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同时，他主持了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次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孟吟女士并成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初，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工作站搬迁到昆明郊区的呈贡县（今呈贡区）魁阁。同年，他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在此期间，他和助手、同事们进行“席明纳”(Seminar，即学术研讨)，并且深入社会调查，写出《禄村农田》等论文。同时，他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民主的运动中。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他在昆明市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6月，受美国政府邀请，费孝通与中国一批学者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次年6月回国。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他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次年8月，由于受到中国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威胁，费孝通被迫离开云南省避难。11月，他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访问考察英国。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回国，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陆续写出《内地农村》《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论著。同时，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初应邀赴西柏坡镇共商建国大计，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切接见。9月，费孝通受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1日，费孝通受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0年6月，受中央委派，费孝通作为西南民族访问团副团长，进行慰问少数民族、宣传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识别工作。50年代初期，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时，中国社会学及其一切课程被取消。随之，费孝通受命参与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工作，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兼任历史系教授。

1955年，受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派，费孝通等人到贵州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同年，他入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次年，费孝通、吴景超等社会学家启动了社会学重建运动。10月，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3月，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随后而来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社会学重建的进程，费孝通也遭到批判，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1972年，费孝通回到中央民族学院任职。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落实，费孝通受邀主持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于198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费孝通被推选为首任会长。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费孝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他出任首任所长。3月，他应邀到丹佛大学接受“应用人类学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奖”，并发表演讲，揭开了中国社会学界走出国门的序幕。9月，费孝通成为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

1982年，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同年转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领衔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同时，费孝通等人在北京举办社会学讲习班，开办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等。在此期间，他出访美国、加拿大，广泛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现状，培养国内社会学师资，组织编写教材，筹建专业教育和研究机构，并重新开始社会实地调查活动。

1983年3月，全国社会学界在成都召开社会学“六五”（1981-1985）规划会议，费孝通负责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被确定为三项重点研究项目之一。5月，他与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江苏省委政研室、省社科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吴江区10多个小城镇进行了深入调查。6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费孝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9月，他在“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的讲话，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随后至1984 年，他连续发表了《小城镇 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 新开拓》等文，引起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关注。

自1984年起，他多次深入西北地区考察及跟踪调研，提出“临夏模式”“两南兴藏的模式”及“西北民族走廊”“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战略构想等方案。1985年，他在北京大学创办社会学研究所（今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费孝通任副主任委员。1987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五届四中全会选举费孝通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同年，他创办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继续进行小城镇问题、城乡关系问题、边区开发、区域发展等问题的调研工作。

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费孝通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1月，他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r），发表“华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观点，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宏观的理论概括。12月，以宋任穷为团长、费孝通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南宁市，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和全区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活动。随后，费孝通再次到大瑶山考察，并在连南瑶族自治县召开座谈会，形成《关于开发南岭瑶族山区的座谈纪要》，报送国家有关部门和省（区）。

1990年，费孝通在80岁诞辰聚会上应邀作了题为《个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发言，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1991年5月，他深入攀西地区考察民族经济发展问题，随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丝绸之路、开发西南的设想》。10月，他到武陵山区进行调查研究，期间参加“湘鄂川黔边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并做了讲话，随后写成考察报告《武陵行》。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费孝通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5年至1997年间，他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地方检查法律实施情况，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并结集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1996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七届五中全会接受费孝通辞去中央主席职务，任名誉主席。1997年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他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7月1日，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

1998年，他出席北京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国际系列讲座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提出“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的观点。2001年，由费孝通担任学术总指导，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申报的《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和《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的国家重点课题获批立项。2003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提出“将心比心”的原则，将社会学的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4月29日，费孝通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费孝通的人类学研究学术思想有个变迁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功能主义阶段、结构功能主义阶段和历史特殊论阶段。

费孝通于1935年与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开展社会调查，随后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功能主义理论：一方面，他采用功能主义的“满足”观点来解释风俗习惯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他强调基于生存需要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对其他制度的制约作用。1936年7月至9月，费孝通采用相同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对吴江区开弦弓村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英国留学期间．费孝通也受到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回国后，思想逐渐倾向于将社会看成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需要的实体，“我认为社会要维持其完整，使分工合作体系能继续不断发生作用和不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机制。这个机制我称之为‘社会继替’。”同时，他在撰写《禄村农田》时开始采取社区类型比较方法，而且在《earthbound china》的导言以及1978年在《云南三村》的序中都进行了专门论述。

这一时期，费孝通更多采用历史特殊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坚持跨文化比较分析与历史相结合。他坚持历史具体主义：文化作出解释需要理解传播、人口迁徙以及发明的历史过程等，在此基础上论述它们是如何造就一种特殊文化模式的。2000年后，费孝通在坚持历史特殊论的基础上，研究主题从人文生态变为心态，提出了“文化自觉”“各美其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论述。

人类学研究的“田野工作”从“田野”到“家乡”的转移，是以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为代表的，这次人类学的转型不只是“异文化”研究到“本文化”研究的转向，更是学术立场、观察视角和话语权的转移，因此它是对人类学立场的纠正和对西方人类学话语霸权的颠覆。

费孝通在家庭研究方面不仅创造性地研究了生育制度的功能，撰写了重要著作《生育制度》，而且总结出不同家庭特点体现出的不同的社会结构。例如他认为基于家庭模式差异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构成了“差序格局”，非常不同于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的运行机制。

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由此，发展农村工业成为费孝通“乡土重建论”的中心。但他主张的乡土工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工业，而是需要改进技术和组织，以及改革农业生产关系。费孝通主张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而不是都市工业，将工厂置于乡村社区的空间之内，以此来减缓乡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格局的转变步伐，给农民更多的适应时间，从而使得农民生活更幸福。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承担起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重任，他认为既不应恢复这个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他提出了三句话方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他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目标，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

费孝通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应走一条以“草根工业”为特征的内发型发展之路：发展的模式是分散化，现代化的单位可以是地方性社区，是以共同生态特征为基础的村、镇和城市社区网络；地区的发展模式取决于社区居民的创造性，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侨乡模式等；发展的资源应包括传统的社会组织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遗产；发展的境界应是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心态秩序的平衡与协调。

费孝通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创用“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改革开放后，他总结提炼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模式，他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提炼出的诸多概念，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基石和对世界社会学界的巨大贡献。

费孝通和他的社会人类学派所总结、提炼出的被学者称为“内发型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是对普遍流行的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一种突破。例如在费孝通等学者的推动下，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社会成长的最大亮点。1992年，他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于1994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社会学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荣誉奖。再如他对中国各个大的区域提出了战略性、实践性很强的政策建议，成为区域发展和国家整体发展的总体理论框架。

费孝通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希望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一样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待遇，一道发展进步，共同实现现代化。他从“小民族，大问题”的观点入手，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同时，从全球角度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文化霸权主义。

费孝通主张充分考虑区域差距中的民族因素，使区域发展和民族发展相结合；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路；面对剧烈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促进当地发展的思路，并且强调重视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发展。他阐述的南岭、藏彝、河西等“民族走廊”的概念，解答了各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问题。

费孝通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自觉的实体”。他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从分散多元发展成为一体多元的过程；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本层次的民族意识，华族是高级层次的民族意识。

费孝通提出“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和’的观念成为中原地区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结构特点作了宏观的理论概括，合理地解释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史上的极富影响力的学说，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研究的展开。他提出的“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了“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一点与美国学者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符合人类迈向光明未来的大趋势。

1939年，费孝通主持了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次年他随工作站迁至呈贡区古城村的魁星楼，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历程中著名的“魁阁时代”，培养了一批年轻学人。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费孝通受命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他提出了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五脏六腑”的观点，“五脏”指社会学学会、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物，“六腑”指社会学的六门基础课程：社会学根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

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于198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并推选费孝通为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80年1月成立，费孝通出任首任所长。1980年至1982年，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举办了三期社会学讲习班，吸收各地有志于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中青年参加。这三次讲习班共培养120多名学员，大部分人后来成为各地的社会学所所长、副所长以及各高校社会学系系主任和副主任，约有一半人成为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在费孝通的主持和指导下，编写了教材《社会学概论》试用本。

1981年，在费孝通的主持下，南开大学与社科院社会学所联合举办社会学专业班、研究生班，他亲自指导了4名研究生，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1982年，费孝通转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领衔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出访美国、加拿大，广泛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现状，引进外国的社会学师资。至1985年，“教材”与“用人”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中国社会学重建工作的第一阶段已初步完成。

1988年12月，费孝通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活动之后，在大瑶山考察期间，拜谒前妻王同惠的纪念亭之后写下一首诗：“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圣塘山下盟，多经暴风雨。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九州将历遍，肺腑赤心驱。彼岸自绰约，尘世堆蚁聚；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墟。”这首诗反映出了费孝通对王同惠终生的怀念和牵挂。

1991年10月，费孝通在武陵山区进行调查研究期间，写下一首诗歌：“若以武陵比武夷，峰奇路陡多云衣。陶渊明亏得神来笔，天上人间两迷离。”在考察以小说《边城》出名的作家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时，他写下一首诗歌：“旧雨写边城，风行几十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今比昔，可以慰故人。”

费孝通的诗作主要收录于《费孝通诗存》，由群言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1938年，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用全英文写成小说《茧》(英文标题为Cocoons)，以留学生“通先生”的老同学王婉秋在苏杭之间的一座小镇的新式工厂做管理工作的经历为轴线索，主要反映了当地经济模式遭遇挑战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在面临新式纺织工厂对传统蚕丝业的改革和冲击的不同选择和命运。2020年12月，小说《茧》被首次翻译并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列入“费孝通作品精选”出版。

以费孝通及其老师吴文藻为代表创立了社会人类学派，又称“燕京社会学派”“比较社会学派”“中国社会学派"。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领导和组织社会学重建，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范式奠定了基调，也为其它许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鲜明的坐标。

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之后，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后，中国更是掀起了一波波“民族走廊”研究的热潮。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主旨演讲中，引用费孝通的名句来申明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中国观点：“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主持中国民主同盟工作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紧密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统一战线领域产生了公认的深远影响。

费孝通为当代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李强教授评价费孝通

费孝通从农村经济角度切入，对当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民生计问题、工业化转型问题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思想主张；他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评价费孝通

仅仅将费孝通定位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不够的，他还是社会经济学家、思想家。——南开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李金铮评价费孝通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费孝通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而且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书写，构成了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学者如何思考自身的表达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清媚评价费孝通

费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特性的剖析，如“差序格局”概念，精致深刻，不只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做出了奠基开拓的工作，而且也丰富了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的内涵。——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社会学家金耀基评价费孝通

费孝通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乡土经济和制度，介绍中国人和英美人民与社会的高产作家，是温和建言的上层政治家，是中国乡村工业化主张的提出者和终生实践者。——美国衣阿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欧达伟(R．David Arkush)评价费孝通

他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卓有成效地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巨大应用价值。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为人们所钦佩和敬重。——光明日报于2005年5月1日评价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历程与20世纪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工业化与信息化社会变迁的道路紧密相连，对农村发展研究、民族研究、边区研究、小城镇研究贡献卓著。他在对中国社会不断调查、实践和反思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的精神象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评价费孝通

费孝通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学者，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全身心投入中国社会的行动实践家，一个心怀“天下大同”宏愿的民族之子。——清华大学校史馆评价费孝通

费孝通的姐姐名叫费达生，姐弟俩感情深厚。1935年秋，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调研途中，费孝通受伤，王同惠身亡。费孝通获救后，于1936年夏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县休养。当时他姐姐费达生在吴江县开弦弓村推广蚕桑产业，费孝通受她邀请小住，并且顺便对该村进行了调研，后来他根据这次的社会调查写成《江村经济》，开弦弓村由此获得学名“江村”。

1957年，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访问开弦弓村，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充满深情地记录了这一次的场景。1997年10月，87岁的费孝通回到家乡吴江县同里镇，看望94岁的姐姐费达生，姐弟俩情不自禁，玩起了小时候的拍手游戏。

费孝通长期关注外向经济发展的典范“淮海经济区”，曾四次到当地调研走访，并且兼任淮海经济区的高级顾问。但是，淮海经济区中的三省交界处气候干旱少雨，田地经常发生干旱问题，粮食收成偏少，而且群众生活用水也很成问题，这成了费孝通的一块心病。1994年，淮海经济区农业科技协作网在江苏省丰县、安徽砀山、单县交界处兴建了一口深水机井，解决了江苏、山东、河南省毗邻贫困边区的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问题，费孝通得知后十分高兴，欣然提笔题名“三省井”，当地人将其凿字立碑以记之，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

2007年4月3日，在费孝通逝世近两周年之际，费孝通骨灰安葬仪式在吴江松陵公园举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苏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周向群等出席，费孝通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四十多人参加，费孝通的骨灰从此在吴江松陵落葬。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位于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也即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纪念馆占地面积为10000平米。纪念馆由六个部分组成：费孝通纪念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费达生江村陈列馆、孝通广场、景观池和碑廊，各个展厅都配有图片文字、实物展示，同时利用多种多媒体，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展示。费孝通江村纪念馆是首批江苏省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

2010年11月2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共同主办的“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主持座谈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座谈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等出席座谈会。

为引导社会各界继承发扬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反映社情民意，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联合中国青年报、新华网、新浪微博、腾讯网共同发起“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此项征文活动每年举办一次，首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于2016年11月发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会、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政府、光明日报社等发起设立“费孝通学术成就奖”，着重表彰和奖励当代中国优秀社会学、民族学专家学者，推动全国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的繁荣和发展。“费孝通学术成就奖”每次评选表彰1-2人，该荣誉称号为终身制，奖金为10万元/人。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于2013年1月颁奖。

2018年4月13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暨纪念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表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承办，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及新闻媒体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记者参加了会议。

2018年12月16日，“新时代创新社会发展之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振兴与城乡一体化暨费孝通乡村发展思想”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市吴江区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与吴江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李培林等学术专家，全国各地社科院专家，各高校社会学系教授、学者等2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2020年8月29日，第三届长三角社会学论坛召开，论坛的主题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特别演讲：继承费孝通学术遗产 迈向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开幕仪式由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轮值主席、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教授发表致辞，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麻国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等发表了主题演讲。

2020年10月11日，中国现代化新征程暨纪念费孝通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市吴江区举行，来自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等出席并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