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马家军，简称“青马”，指清末民国时期青海回族军阀武装，是近代中国一个封建家族式统制的政治军事集团。

清同治年间，青马的先人马海晏随马占鳌起义反清、降清，最后官至简练军中旗旗官。马海晏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病逝，其子马麒继承其旗官遗职。马麒通过奉承马安良晋升花副将衔循化营参将，势力大涨。他通过多方运作，受任西宁镇总兵，开始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并组建“宁海军”。1912年，马麒被袁世凯任命兼任青海省蒙番宣慰使，势力扩张到青海地区，后将青海军政大权集于一身。1919年，在中英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上，马麒通电全国迫使北洋政府拒签英国提出的《西姆拉条约》。1925年，冯玉祥进驻西北，马麒被夺实权。1928年河湟事变，孙连仲借此事迫使马麒交出军政权，其子马步芳在他的授意下交好孙连仲部下高树勋。1929年10月，高树勋调离西宁，转请马麒代青海省政府主席。1930年，蒋介石命国民政府明令承认马麒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1931年8月5日，马麒病故，其弟马麟继任，后被马步芳设计下台。1933年，孙殿英奉蒋介石之命屯垦青海省，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以武装相抗，后在蒋介石干预下，孙殿英落败退归太原晋祠，此战后马步芳通过扩兵势力大涨。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冒险挺进西北，遭青海马家军围剿，最终仅剩千余人返回陕北地区。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马步芳抽调兵力八千余人组成暂编骑兵第一师出省抗日。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和谈再次决裂，青马九个旅奉命防驻庆阳市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数次激战，获得蒋介石信任，马步芳得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并歼灭了青马军队，马步芳逃亡海外。至此，马家统治青海省四十余年宣告结束。

在政治上，青海马家军以家长身份进行统治，青海的一切军政大权均操于马氏手中。在军事上，马步芳在对部下施行奴化训练的同时，还极力防止其部下形成小集团，其在青海地区实行保甲制，抓丁扩兵，组织了保安团、国民军事训练处。在经济上，马步芳统治青海期间，设立了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税捐，在资源开采、商业经营上实行垄断。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教授芈一之认为，青海马家军阀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一个具有若干特性的地方封建割据政权。

清同治二年（1862年），受陕西省、宁夏回民事变的影响，甘肃河州莫尼沟马占鳌起兵反清，青海马家军的先人马海晏也投身军中，被马占封为前锋。同治十一年（1872年），马占鳌派马海晏领敢死队在新路坡大败清军后，乘胜而降，回军被改编三旗马队，马占整任督带兼中旗管带，马海晏任督标中营步队管带，马占鳌之子马安良副之。之后马占鳌部成为董福祥军主力部队之一。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董福祥将回军马福禄部编为简练军，马海晏为中旗旗官。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马海晏率部领命前去护卫慈禧和光绪帝。马海晏路经宣化时因病逝世，其子马麒承袭其旗官的遗职。

马麒本为马安良所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防驻扎巴（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扎巴镇），通过奉承马安良被保荐为花翎副将衔循化营参将。马麒的势力得以由扎巴扩展到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地区，从而取得了对循化和巴燕戎格回族、撒拉族族的领导权。自此，马麒与马安良、马福祥号称河州回族三大户。

马麒经过多方运作，如愿受任西宁镇总兵，进驻西宁后在要津安置亲属，开始组成以同家族、同宗教、同地域为主的官僚结合体，亦即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也是从这时起，马麒所部脱离了原属的西军系统。1912年冬马麒组建“宁海（当时甘肃西宁道和青海地区的总称）军”，全衔是“宁海巡防马步全军”，最初有续备马队一营120人，常备部队一营500人，护卫步兵一旗40人，共有马步兵660余人，1923年马步兵增至3000余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于1912年成功窃居大总统地位。马麒因势利导，通过电报袁世凯表忠心以及贿赂护理甘肃省都督张炳华，于1914年被袁世凯任命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的权利进而由西宁市扩张到青海省地区。之后马麒陷害时任青海办事长官廉兴，成功令北洋政府任命其兼办青海事务，并改西宁镇总兵为甘边宁海镇守使，明令公布“以青海属甘，以长官事属镇守使”。此时马麒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1915年10月，清宗室近支正白旗宗社党人吕光进行复辟活动，马安良态度模棱两可，马麒则呈准派兵镇压，在此事中两马生隙。1918年11月，马安良病故，其部将马璘和其子马廷勷分别担任甘州镇守使和武威郡镇守使。马麒与甘、凉精锐西军订立了与宁海军的联盟，巩固了自己的防区。

1919年，马麒针对中英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多年谈判，发出争夺昆仑通电，直指英方此举纯系分裂祖国领土。通电获得国内多方关注，在全国舆论和马麒来电呼吁下，北洋政府拒签《西姆拉条约》，粉碎了英方阴谋。

在甘肃省督军张广建离职后，回、汉两个军事集团争夺继任甘督的人选，马麒与庆阳市（平凉市）镇守使陆洪涛交恶。为扩大势力，马麒向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呼图克图施加压力，嘉木样为维护其宗教特权以武装对抗，被马麒派遣马麟打败，双方结怨。直系曹锟贿选总统时，马麒为取得曹的奥援，送曹锟5万银币助其贿选。事后，曹锟借口马麒镇压果洛有功，封为“锐威将军”，授其子马步青陆军少将衔。

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抽调马麒所部骑兵编为西北独立第七旅，令该旅向大同市、高阳、天镇一带协同冯军作战。第七旅遂与阎锡山联系，得其允许投效。两边都不想得罪的第七旅最终潜逃回西宁市。

1926年9月，冯玉祥誓师五原，任国民军西北军联军总司令，任马麒为该军暂编第二十六师师长，编制为第七十六、七一七、七十八三个旅，以马麟为副师长，马步青、马步元、马元青为旅长，马步芳等为副旅长。不久，冯玉祥改任马麒为宁海护军使（有时称为青海护军使），剥夺了马麒的实权。1927年6月，甘肃省成立省政府，马麒以生病为由婉拒到兰州市就任甘肃省政府委员。

冯玉祥任命的临夏回族自治州镇守使赵席聘引发河州回民动乱，1928年4月，马麒族侄马仲英率宁海军部分战友投入河州战斗。马仲英聚集大批人马抗击国民军，三围河州，因河州倡乱后难以久据，遂整队西上流窜，一路上汉族民众伤亡惨重。孙连仲以河州之事为借口进兵西宁市，迫使马麒交出军政权。驻守化隆的马步芳在马麒授意下，交好孙连仲部下高树勋，得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旅旅长。

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将青海省作为行省的决议。马麒称病辞职，保留委员名义，所兼建设厅厅长一职由委员马麟充任。1929年9月，孙连仲奉调进驻兰州市，青海军政权暂由高树勋代办。10月蒋阎冯大战紧急，高树勋调离西宁，马麒以重金贿赂他。高树勋转报冯玉祥批准马麒暂代青海省政府主席一职，马麒得以继续统治青海。

在阎锡山、冯玉祥投入讨蒋大战时，马麒、马步芳先是在正面揭起拥冯倒蒋旗帜，暗地里又派人秘密向联系蒋介石。1930年，马麒乘甘肃军阀混战，接手甘肃省政，大权在握。之后马麒揭起反冯拥蒋旗帜，特电蒋介石表示拥戴。蒋介石遂命国民政府明令承认马麒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

1931年8月5日，马麒病故，1931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其弟马麟代理青海省府主席职务。此时马步芳和马步青已占据甘肃河西走廊，并控制临夏一带。蒋介石为防止彼时驻防察哈尔省沙城的孙殿英被冯玉祥利用，也厌恶西北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各自为政，于1933年10月调孙殿英屯垦青海，任命其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并暗示四马注意。马鸿逵、马步芳等人为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组织军队进行了坚决抵抗。后在蒋介石的明令干扰后，孙部一败涂地，退归太原晋祠。通过这第一次世界大战，马步芳的部队得以扩编，巩固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1936年11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共二万五千人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提出“建立甘北根据地”的口号，冒险西进甘北。青海马家军在马步芳、马步青的带领下数次与西路军进行激战。在高台之战中青马几乎全灭红五军；龙首堡之战中，青马三次将西路军打散；红西路军突围倪家营镇陆续退往沙河堡、南流沟、梨园口，青马紧追不舍，多次血战，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千余红西路军在中共红军的营救下得以离开河西，马步芳也于1937年3月电令各部返回青海省。

马麒病故后，马步芳想子承父业，马麒部下黎丹等更推戴马麟继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心有不忿。1936年8月，马麟电请蒋介石给假，马步芳乘机以省政府委员名义兼代青海省政府主席。之后，马步芳向副参谋长白崇禧进行贿赂，满载而归的白崇禧在国民政府为马步芳请命，马麟被免职，马步芳如愿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

1937年8月，蒋介石电调河西马步青、青海马步芳组成暂编骑兵第一师出省抗日。于是，马步芳以海南警备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马彪为该师师长、以赵仁为参谋长，分别由八二军、骑五军和部分民团抽调兵力，总计八千余人，编为三个旅分别出发，开抵陕西省，交第八战区指挥。后因中国国民党各部皆保存实力，马家军队也只是应付性作战防驻。

1947年国共和谈再次决裂，青马九个旅奉命防驻庆阳市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行对峙。双方多次发生激烈交战，马步芳父子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态度得到蒋介石的日益信任，马步芳得以升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青海省主席，统揽西北军事大权。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马步芳组织青海、宁夏二马兵团二次进攻咸阳市，企图收复西安，均告失败。6月，解放军向甘肃省挺进，马步芳令马继援在固关、关山岭、庄浪县一带集结抗拒，此战马步芳骑兵第十四旅全军覆没，骑兵第八旅也大部溃散，青马再次惨败。马步芳命马继援撤守兰州市。8月21日，彭德怀亲率解放军一野对兰州发起猛攻，激战数日双方均伤亡很大。8月25日，一野再次发动总攻，此战青海兵团全线崩溃。马步芳四处电请求援未果，自己逃回青海省，兰州城内马家军队于26日全部肃清。兰州失守后，马步芳携部分族人逃离西宁市，陆续辗转沙特阿拉伯、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

至此，马家统治青海四十余年宣告结束。

在政治上，青海马家军以家长身份进行统治，这促使他们更愿意使用本族人员。马麒时代的军政权力主要由其堂兄弟马、马彪、马海、侄子马步祥、马步洲、其弟马麟、其子马步青、马步芳等人分掌。马步芳上台后，起用家族中年青的一代替代了老一辈人的地位。他的堂弟马步銮、马步康、马步勋、表弟马全义为其率领军队。马步芳对其子侄的培养十分重视，马继援、马振武、马星祥等人在中学读书时就授以营、团军职。马继援在昆仑中学上学年仅19岁，已兼着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职务，并且是由南京军政部正式任命的。家族世袭制的存在本身就是个人独裁的突出表现，又是个人独裁赖以延续的基本条件。家族世袭保证了马家集团最高权力一系相传，同时又使家长式个人独裁历久不衰。

除血缘关系外，青海马家军选拔军官和干部的渠道主要是地域、民族、宗教及追随马家的历史渊源。青海省在马麒、马麟时代，追随他们多年的甘肃河州人受到重用。马步芳上台后，特别提拔青海循化、化隆两地出身的军人和干部。马步芳家族更重视用宗教关系统治回族。他们对宗教门宦上层极力拉拢，如甘肃洮州的敏海峰、康乐县的马福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韩升廷、冶生荣等都曾被延为上宾，委以职务。但是，宗教权力与马家权力存在着一定的排斥性，马家在拉拢宗教上层的同时，又处处限制他们的发展，难以形成长期巩固的合作关系。

青海的一切军政大权均操于马氏手中。马步芳的个人意志就是青海省的最高法令，虽然其会从中国国民党的政令中寻找“合法”根据，但大多数情况下，国民党的法律政令不过是装点一下门面。凡重要的政务，马步芳均以口头或电话直接部署，而不采用公文。马部行政人员都明白马主席的片语远比庄严的文件有权威，他们把这一现象称作：“电话信件即办，油印公文不管。”

马步芳在对部下施行奴化训练的同时，还极力防止其部下形成小集团。他的高级军官没有长期固定的军职，不断进行调换。马步芳有时让一些人带领骑兵，有时又令其率领步兵；一个时期担任军职，另一时期又派往政界或民团。军队的隶属关系也随时变更，不使其维持长期的固定垂直关系。士兵被不断地调整，任何军官都不能拥有基本部队。同时，还利用升降的手段，使其地位高低不定，无所凭借。即使如马元海、马驯这样的马家至亲平时也不予实权，一旦发生战争才授以部队指挥权。军官之间使彼此相制，军队亦相互监督。军队和军官的调迁均由马步芳掌握，调动营长，其团长不能预谋，使每个人都直接受马步芳任命，而并不依赖他的官长，这就造成全军仰承马氏一人鼻息，紧紧围绕在马氏周围的局面。

1938年马步芳任青海省主席后，组织了青海保甲编查委员会，自为主任委员。全省分为7个保甲编查区，除了第五、六、七区的游牧地区，其他各区均于1938年4月开始实行保甲。青海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为乡。编组保甲的同时，马步芳即着手训练壮丁，因而于各区设壮丁总队，以区长兼总队长；乡（镇）则为中队；保设区队，保长兼为区队长；甲设壮丁组，甲长为组长。清查户口，逐户搜寻壮丁，收集民间枪枝，成为保甲长的首要任务。

马步芳制定的《保甲法规》要求每甲内户长至少5人共同填具联保连坐切结，订立《保甲公约》。其中规定：“各户互相监督，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不得违抗。来客禀报甲长，按时送交差徭……决不暗通匪特，隐藏奸细，若有违犯者要立即密报，若有隐匿者，各户均受连坐之法”“保、甲长负有催粮收款、搜查罪犯、督促修筑堡、督训壮丁、督修公路之责”。因此，保甲制不仅有消弭人民反抗的作用，能够控制人口流动和逃亡，并在有限的人口中最大限度地开辟兵源，而且，马家强加于青海省人民头上的各种负担也由保甲制贯彻实施。

为了对抗中国工农红军，青海马家军于1935年制定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包括《保安处服务规程》和《保安团队服务规划》，将青海省全省划分为10个保安区（后来增至15个区）。在这些正规军之外，每个保安区都组建了一定数量的步骑兵团队，其编制与陆军基本一致。根据规定，所有18至40岁的男性都必须加入团丁，由当地“精明能干、有声望的士绅以及各旗、族的头目”担任团队军官。保安团队的经费由当地居民承担，士兵需要自备服装、武器、鞍马和帐篷。最终，共组建了105个保安团，拥有约15万团丁。

1938年，马步芳正式就任青海省主席后，成立了国民军事训练处，取消了保安团名称，打着为抗日而训练国民的旗号，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组训壮丁。在建立保甲的基础上，制订了《暂行壮丁组织条件》，规定17岁至50岁的男子均需参加军事训练。全省的7个保甲编查区，亦即训练壮丁的7个保安区，区设指挥部，县设壮丁司令部，县以下区公所设总队，乡设中队，保为区队，甲为组。每组壮丁16人，保甲长兼任组、队长，由现任军官指导军事训练。这次壮丁训练分3期，共用半年时间完成。除军训外，壮丁还要修路、植树、挖渠。

除了保安团外，马步芳还组织各阶层军事训练，如“公务员训练”“学生军训练”“童子军训练”“医疗救护训练及“喇嘛、尼姑、道士、阿訇、满拉训练”等等，分别成立专门机构，按期集中训练，并发给“军训证”“壮丁证”“僧道证”等，使行政、学生、宗教各色人员均入马家军事系列，从而巩固马家的统治地位。

1932年，青海省开始在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门源回族自治县等12县进行土地清丈。清丈后的土地，发给田主新照。凡地亩一段，四界相连者，发照一张。所有丈出多余之地及无契照者，领照后即升科纳粮，同时补交地价。熟地限1月内交清，荒地限3月交清，逾期未交者收回地亩并处以罚金。因当时罚款及补交地价数额很高，不少贫苦农民只好将地契挂于田头树梢，逃亡流落他乡。1943年马步芳又在西宁等11县丈量士地，收取丈地费，每亩水田1元，早地6角，加上发照费，各县收取银币几十万元至百余万元不等，致使农民卖儿鬻女，逃亡相继。经过反复清丈，农民寸土升科，而马步芳及其亲信占有的相当于全省耕地1/10的土地却分文不取。

1942年，青海省政府对丈量登记的土地重新征税。田赋包括正额粮、附征粮及临时附征粮。正额粮一般占田地亩产值的20%至30%以上，附征粮往往超过正额粮1倍至数倍，临时附征粮更无定制，多为任意滥征。此外，本是在清末为出于军需按市价付值买粮的营买粮，在1928年后变为无偿征收，不付粮价。随着马步芳部队的扩大，营买之数日益增加，往往高于正额之上数倍。

同时，青海的田赋还从货币向实物征收进行转变。1941年青海推行田赋征收实物，次年起按田赋三成附征县级公粮及粮食征购。1944年又将粮食征购改为粮食征借，购粮变成无偿征取。又规定田赋、附征粮、征借粮一律征收实物，“粮食以小麦、稞麦、豌豆三种为限”，由省县田粮处及乡镇、保甲负责在当年一次征清。逾期未交清的，按逾期一月、二月及二月以上分别加征应交粮额的5%、10%及20%，并令“司法机关强制”追交。

早在辛亥革命前，马麒凭即在河州开设了德义恒、步云祥等商号，经营皮毛交易。1912年马麒任西宁镇总兵后，其德义恒商号更加大量抢购青海省羊毛，运往天津外国洋行，换取枪支军火、布匹百货等，以扩大其家族军事经济实力。随着实力的壮大，1915年马麒在西宁开设了规模更大的德顺昌商号，由其军需处长经理，贩卖羊毛皮张。此商号还兼管马家宁海军的财务与粮饷，变为一个亦军亦商的官办机构。德顺昌在1930年改为德兴店，马麒死后归马麟和马三子马步瀛共同经营。其经营范围除皮毛、布匹、百货、茶叶等重要商品外，其它入省货物统由其经理批发，基本控制了青海省商业贸易。

1929年马步芳移驻西宁后，义源祥商号成为其独资商号。随着马步芳军政势力的不断扩大，义源祥最终吞并了德兴店，垄断了青海省商业市场。它在天津市设立代理处，扩大收购羊毛、皮张、金砂、甘草、大黄、香、鹿茸、虫草等青海产品及河西烟土，运往天津贩卖，又从天津采买英、日等国毛、棉织品，百货及武器返销青海。义源祥商号不纳任何捐税，收集皮毛土产可资地方机关及军队协助，运输能随时强拉民夫，出省后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包头市一路还有武装护送，其贸易事无不成，绝无风险。据统计，1935年青海入省物资约值银元260万元，出省物资约1400万元，其中大部分均为义源祥所经营。

主要针对工商业的杂税名目，到马步芳时期已发展到30多种。这些税收被分为国税和地方税两大类，国税由青海省管理但上缴给南京财政部，包括印花税和公卖税等6种，地方税由省和县两级征收，涵盖商品买卖税和各种捐款等共27种。此外，还有强制摊派的“献金”和“献礼”。1941年，“草头税"被改称为"建设费”，并且根据不同地区设定了不同的税率，特别针对包括玉树、都兰县在内的八个区域。税收征收以实物和折色形式进行，主要征收羊毛和牛皮。从1921年到1941年，税率逐年上升，导致牧区的税收负担增加了1倍甚至3倍。除了正规税收，还存在许多额外的收费和非法勒索。为了减轻税负，牧民不得不贿赂官员，提供珍贵物品。马步芳在牧区大量收购羊毛皮张，以低价与牧民签订合同，并要求限期交纳税物，但他不直接向牧民支付现金，而是用高价收购农业区的粮食和茶叶作为补偿。

在青马的统治地区青海省，居住着回、撒拉族、蒙、藏、哈萨克族各少数民族，宗教和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当时西北穆斯林社会中，新教和老教之间源于历史的矛盾尚未消除，各门宦、教派之间为争夺教众和资源经常发生械斗。马麒遂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极力推行一种名为“伊赫瓦尼”的新兴教派，排挤其他教派，并暗中支持伊赫瓦尼与老教相抗衡，使伊赫瓦尼成为青海最具影响的伊斯兰教教派。马麒也借由伊赫瓦尼提高自己的宗教威望和社会地位，初步实现了教权与政权的结合与互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回族社会的团结。

马麒为培养殖边人才，在黎丹、朱绣等人的协助下，掀起了一阵开办新式教育的热潮。1917年创办宁海蒙番学校，次年改名为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以“培养宁海区小学教育师资，开化蒙番民族，增进宁海文化，启僕新知，养成优秀人才为宗旨”。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宁海蒙藏学校为核心，宁海各地共设立蒙藏小学二十余处，学生八百余人。1922年5月又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马麒自兼会长标榜以“促进回教青年学子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为宗旨”，提出首先要做的就是成立宁海清真学校，规定所办学校“加授回教经文”及“加授简单回文”。规定各校校长须“呈请甘边宁海镇守使加委”，‘促进会成立以后，首先在西宁市、湟源县、大通、贵德、碾伯（今青海省乐都县）、巴燕戎格、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七地设立清真小学七所。

马步芳时期，回教促进会在各地设立中小学校，这些学校自成系统，因为有马步芳的支持，相对于公立学校，他们有充足的经费来源，当时除青海省政府拨款补助和回教人士捐赠外，还有羊肠税、皮筏税、担头税等拨充回教促进会经费。此外，马步芳还把自己的一些私产捐出，用以充实教育经费。这些中小学校，改变了原来回族子弟只念经，不读书的旧习俗，许多子弟开始入学。

马麒在青海省，竭力反对英帝策划的将青海、四川省大部分土地划归西藏自治区，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和甘肃省、新疆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是对抗战全局的支持。青海派出一个骑兵师转战于中原，使青、陇健儿得以保国立功。在新疆的骑五军马希珍连在北塔山与入侵者英勇战斗，捍卫了国土。在经济建设上，马步芳在青海提倡的“六大中心工作”中的植树造林、修筑公路等，在客观上都有积极作用。

青海马家军有精锐的骑兵部队，经常与其他军阀之间争斗，以及与国民政府军队的冲突，导致了该地区战事不断，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马步芳多次对红军造成危害。在解放战争时期，包括青海马家军在内的马家军是中国解放军西北战场上的主要对手。在马步芳统治青海省期间，设立了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税捐，以横征暴敛，竭泽而渔，遂使广大百姓力所不胜，日渐贫困，苦不堪言；青海当时不足100万人口，扩兵至15万之多。敛财与抓丁，形成猛于虎之苛政。

在农业各县，耕作方式仍然是数千年遗留下来的粗放耕作；在牧业区，生产仍然是一种自生自灭的原始方式。社会组织仍保留着传统的基本形式，直至解放前，玉树市、果洛一带仍停滞在氏族部落时代，社会与家庭组织仍残存着母系氏族的残余。社会长时期地处于停滞状态。

曾任西宁市城中区第九届人民代表、青海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陈秉渊在《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中评价：“从马步芳祖父马海晏起，历经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叔父马麟、兄马步青，一直到他本身和其儿子马继援止，其家族凭借拥有的武力，在青海地区造成了一个封建割据的局面。这在当时旧中国范围内，虽不是一种独异现象，但它保持了父传子、子传孙的封建世袭形式，成为一个特殊类型的军阀，则是罕见的。纵观马步芳家族四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这个家族是在人民的血泊中用劳动者的骷髅建筑起来的。”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教授芈一之在《简论马步芳家族地方政权的性质》中评价：“马家军阀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一个具有若干特性的地方封建割据政权，马家军阀政权能在青海盘踞近40年，是西北近代历史和中国地理政治的奇妙产物。”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仲保在《西北马家军阀史》中评价：“民国以来的大小军阀，有其共性，即争夺地盘，扩充军队。以军队保地盘、争更大之地盘；以地盘征粮饷、抽壮丁，以扩充更多之军队。地盘与军队交互增长，以扩大其势力。西北马家军阀也不例外。这在马鸿逵时代之宁夏回族自治区、马步芳时代之青海省最为突出。”

馨庐系前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官邸，位于西宁市共和路北端东侧，建于1943年，具仿古形式。整个建筑群外有高大土墙围绕，坐南面北，占地约3万平方米，房舍200余间，建筑面积6千余平方米。大门门楼上用玉石镶嵌“馨庐”二字，系中国国民党元老林森于1943年所题，正房居中，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院正中建有“玉石厅"一座，内外墙均以汉白玉砌就，前院前部有东西两厅，后部东西两边建有厢房，北有配房，南有廊房。后院为四合院式，有南北两厅、东西两厢房及东北、东南两角房，西北角与前院有角门相通。西院中部横向一栋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将其分为南北两部分，北有小平房多座，为差役马弁住地；南有大、小伙房等建筑，在西院南部有一座严密的四合院二层楼房，为内眷住所。庭院西部和南部有宽广的花园。馨庐作为官邸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现辟为青海省博物馆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