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是民国时期实际控制中国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等地的西北地方军阀，其起源可追溯至清末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

同治三年（1863年），受陕西省、宁夏回民事变的影响，甘肃河州的马占鳌起兵反清。随后，马占等人在清朝的招抚下，同治十二年（1872年）将其武装力量改编为清军，并成为地方官员，这标志着河州诸马势力的崛起。民国时期，马家军主要分为三支，分别是以马占鳌系为首的甘肃马家军（甘马）、以马千龄系为首的宁夏马家军（青海马家军）和以马海晏系为首的青海马家军（青马）。这些武装力量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但仍然以封建世袭制作权力更迭，同时保持了对西北的实际控制。在军事上他们推行保甲制和保安团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对他们统治区域的百姓进行沉重的压迫，敛财私用、强取豪夺。但马家军对西北地区教育上也有一定的贡献和促进作用。马家军的主要人物，如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都是回族或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之间既有血缘关系，也有宗教和民族的纽带。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家军的统治也走到了尽头。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争斗中，马鸿宾选择了投诚，而马步芳和马鸿逵则逃往台湾，后来分别在沙特阿拉伯与美国去世。

马家军在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与中央政府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还成功地消灭了试图挑战其统治的其他势力，包括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抗日军及其在华傀儡政府等。学者杨群在《评说西北马家军》中说到，马家军是一支独特的由起义造反到走向招安最后形成独霸西北的地方军阀。

清代末年，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极端不均，土地和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尤其是大地主、豪门和贵族。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富者财产丰厚，而贫者却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加之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行业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经济，但也加剧了对农牧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削。由于封建经济体系的限制，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受到阻碍，技术改进有限，生产力发展缓慢。尽管在某些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整体上，自然经济还是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仅零星存在。

清末时期，农民们不仅要支付高额的地租，很多时候超过他们收成的50%甚至70%，还要应付政府的各项赋税和劳役。差役制度也变得常态化，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此外，宗教也被用作统治工具，对少数民族信徒进行经济剥削。新疆的伊斯兰教信徒需缴纳宗教税“乌守尔”和“扎卡提”，而甘肃河州的回民和藏族民众也要负担宗教相关的费用和劳役，如请阿訇诵经的布施、向寺庙交粮捐款等。这些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西北的治理在清朝末时期以军事为主导，高级地方官员通常由满清贵族担任，他们在甘肃省和陕甘总督职位中占有绝大多数。这些官员大多出自富贵家庭，愿意被派往西北或边疆地区，部分原因是这些地方远离皇帝的视线，便于他们贪污腐败。因此，西北地区的吏治一直不够清明。此外，陕西省和甘肃还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对维护各民族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但当时的地方官员往往忽视这一点。在民族或宗教冲突时，这些官员不问是非，或是偏袒某一方，或是武断处理，导致事态恶化。

清朝末期，西北的军事力量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八旗兵负责防守战略要地，而绿营兵则分散驻守以补充八旗兵。然而，八旗兵的世袭制度和特权导致了腐败，绿营兵也继承了明代军制的弊端。到了晚清，八旗和绿营的兵制日渐衰败，战斗力大幅下降，军备状况也日益恶化。此外，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军费开支在平时就依赖其他省份的协饷。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协饷制度名存实亡，西北地区财政困难，兵员面临粮饷不足的问题，无力增加新的军队编制。

同治三年（1863年），受陕西省、宁夏回民事变的影响，甘肃河州莫尼沟马占鳌起兵反清，青海马家军的先人马海晏也投身军中，为马占鳌得力战将。同治十二年（1872年），马占鳌在太子寺之战派马海晏领敢死队在新路坡大败清军，之后力排众议，在马海晏、马千龄的支持下，挟胜而求抚，率众归降朝廷。左宗棠认为马占鳌等人可以被利用，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宣布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予追究，对马占鳌等封以官爵，成为地方官员。后令他们在湘军将领刘锦棠的领导下，前往河湟地区作战，为国家的安定贡献力量。西北回族武装集团应运而生。此后，马家军的军事力量主要分为三个派系（西北三马）。马占鳌的儿子马安良、孙子马廷辅、马廷贤，称为西军；马海晏这一支，其子马麒、马麟，第三代就是马步青、马步芳，称为宁海军；马千龄之子为马福禄、马福祥，第三代为马鸿宾和马鸿逵，称为宁马军。

马占鳌的后代在政争中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与他一同起义的马海晏和马千龄的后代则分别在青海省（青马）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宁马）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势力，长期掌控着青海地区和宁夏省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而后在政争中先后投靠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与冯玉祥、蒋介石等政治势力建立了联系，并逐渐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民国初期（1912-1924年），马家军主要代表人物军政职务为：马安良为甘州提督，驻兰州市，病故后，由部将马璘(玉清)代之；马廷勷任武威郡镇守使；马麒为西宁市镇守使；马麟为玉树防务司令；马福祥为绥远都统；马鸿逵为第五混成旅旅长；马鸿宾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镇守使、甘肃新军司令。南京政府时期（1925-1945年），马步青先后任骑兵第五军军长和第四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及柴达木屯垦督办；马步芳先后任为青海保安司令、新编第二军军长、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青海省政府主席、八十二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宾先后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五师师长、第八战区副长官兼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八十一军军长、绥西防守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逵先后任为新七师师长、第四军军长、十一军军长、十五路军总指挥、第八战区副长官兼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宁夏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未及时到任）。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甘肃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马仲英煽动回族同胞参加他的部队，与汉族同胞发生冲突，导致西北局势混乱。冯玉祥，当时担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部部长，并负责西北事务，决定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区从甘肃省划出，单独建省，并任命门致中为宁夏省政府主席。然而，门致中刚上任不久，马仲英就攻占了省城，门致中逃走。冯玉祥随后派吉鸿昌率军前往宁夏省救援，成功击溃马仲英，并将其逐出宁夏省。吉鸿昌夺回宁夏省后，由于马仲英长期的影响，省城的回民几乎全部逃离，胡汉民也因受马仲英部队的苦待而心怀不满。后吉鸿昌为了安抚回族，立即处决了一个枪杀无辜回民的警察，并发布公告保护和安抚回民，最终使得回族逐渐返回城市，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1933年末至1934年初，西北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地方军阀混战。孙殿英，时任第41师师长，被蒋介石任命为青海省屯垦督办，率领三万兵力，与宁夏省和青海的回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孙殿英原本与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生冲突，蒋介石遂利用这一机会，派遣孙殿英前往西北与马家军交战。为了阻止孙殿英对自己的地盘构成威胁，阎锡山向他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以支持他向西北扩张。然而，孙殿英的入侵引发了马家军的强烈反抗。马鸿逵、马步芳等人为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组织军队进行了坚决抵抗。尽管孙殿英部一度占得优势，但最终在蒋介石的干预和马家军的顽强抵抗下，马家军成功击败了孙殿英。孙殿英部不得不撤退，但战争的最终利益却被蒋介石和阎锡山所获得，同时也加剧了马家军内部的矛盾，引发了青宁四马之间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1936年11月，由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共21800余人）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远方”的命令攻打马家军。

红军与马家军先后在黄河沿岸，永昌县、古浪县、高台县、倪家营大战、威狄堡进行了激烈战斗，多次击退马家军，抵挡住了7万马家军的猛烈进攻。由于西路军孤军深入且寡不敌众，在弹尽粮绝后最终于1937年3月不幸战败，西路军两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在这场战争中，西路军有7000多人战死，5000多人被俘，失散流落的也有4500多人。马家军杀害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军团以上干部120多人，军师级干部20多人，惨遭杀害的士兵则达到5600多人。战后，原本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最后只剩下不到500人，1937年7月，西路军的残余人马在李先念的带领下向星星峡转进，后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把西路军残部带往新疆迪化，结束了这次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方式，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日的又一个关键时期。长期割据在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等地的军阀马步芳、马鸿逵和马鸿宾，也主动声明抗战决心，表示愿意参加抗日。1938年5月，就任绥西防御司令的马鸿宾，在傅作义退守山西省，绥西战场形势危急时，主动派遣主力81军布防五原到狼山一线。在绥西坚持抗战，屡建功勋。整个绥西战役，马鸿宾和傅作义基本肃清地区日军势力，挫败了日军觊觎西北的企图。而掌管青海马家军的马步芳，也是在抗战初期就征调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湟源县3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以手下第一旅和马步青一部为基础，组建了暂编骑兵第一师，由马彪为师长，率部出省抗战。

1949年8月20、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发起兰州战役，首战遭到青海马家军反击而失败。8月25日，解放军发起兰州战役的总攻，至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市残敌，解放兰州，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的门户。彭德怀又命王震率第1兵团乘胜追击，直逼青海西宁市城下。逃到西宁市的马继援不敢久留，爬上飞机出逃重庆市。9月5日，第1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先遣骑兵侦察队600人抵达西宁。次日，第1军第2师5团在副军长兼2师师长王尚荣率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马步芳先其进入新疆的骑5军，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因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1949年，马鸿宾起义。马鸿宾与其子马惇靖、马惇信率部在9月12日赶上了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进军的第六十四军，与该军首长见了面，并介绍了银川市当时的情况。于是，郭南浦等4人越过交火线，经中宁县到达银川，由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出面接待。孟宝山与郭南浦所留下的3人一起，联系八十一军的起义问题。9月17日，解放军联络参谋栗荣祥到中卫市县城同八十一军副参谋长马惇德商洽和谈事宜。18日，解放军六十四军联络部长牛连璧与八十一军原少将师长马培清又进行商洽，约定双方于次日在黄河中流的黄沙洲签字。次日下午7时，正式签订《和平解决协定》，马鸿宾起义后，他的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他也受到了新中国的欢迎和接纳。

消灭马鸿逵集团，解放宁夏的任务，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1949年9月，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市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市、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市。9月19日11时，解放军第64军的两个师，分左右两翼，向金积一线猛扑，揭开了金灵之战的序幕。与此同时，解放军第63军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两岸北进，直指银川。马敦静一面令工兵炸堤放水，将数十里黄河河堤崩裂塌，企图用洪水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一面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飞机，逃往重庆市。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倒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解放军发出求和电报。9月23日下午，宁夏兵团代表与解放军19兵团达成《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至此，“宁夏王”马鸿逵的老巢也土崩瓦解。

在政治上，马家军阀以家族家长的身份实行统治，其子侄和亲属无论职位高低，都随时可能受到惩罚。马家继承人的选定完全基于血缘关系和家族意愿，尤其是马步芳和马鸿逵的个人偏好。家族世袭制度的存在不仅凸显了个人独裁制的特点，也是其得以延续的关键因素。这种世袭制度确保了马家集团最高权力的传承，并使家长式的个人独裁长期稳固。因此，马家集团是中国众多军阀中保持家族统治最完整、最持久的一个，这也是其与其他军阀显著不同的一个特点。

为了加强地方治理，马家军阀首先组织了户口调查队，对居民进行户口登记。根据户口分布情况，每10户划分为一个甲，每10甲组成一个保。对于不足或超过10甲的保，则与其他保组成联保。每个甲设有一个甲长，每个保设有一个保长。保长职责重大，负责征兵、征粮、农业税以及处理保内的纠纷。1935年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保甲编组人员被派往全省各地，推广保甲制度。为了确保保甲制度的强制执行，每个县派遣了一营军队，每个区派遣了一连军队进行监督和协助工作，同时，各县警察局长被任命为户口调查组长。到了194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全省共划分为5099个甲和447个保，分布在43个区，形成了甲、保、乡、区四级地方基层组织制度，并配备了专职人员。《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规定，同保同甲的各户需互相连保，由保甲长代表编户切结，担保所属住户“奉公守法”，如有“不法行为”应立即举报，否则将承担连坐责任。各保甲还在本保辖区内的要道设立关卡，盘查行人，并设置哨所进行守望，派人侦查，以控制居民行动，防止逃兵。

为了对抗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马家军制定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包括《保安处服务规程》和《保安团队服务规划》，将青海省全省划分为10个保安区（后来增至15个区）。在这些正规军之外，每个保安区都组建了一定数量的步骑兵团队，其编制与陆军基本一致。根据规定，所有18至40岁的男性都必须加入团丁，由当地“精明能干、有声望的士绅以及各旗、族的头目”担任团队军官。保安团队的经费由当地居民承担，士兵需要自备服装、武器、鞍马和帐篷。最终，共组建了105个保安团，拥有约15万团丁。

除了建立保安团之外，马家军还针对不同社会阶层进行了广泛的军事训练。这包括为公务员、学生、儿童、医疗工作者以及宗教人士如喇嘛、尼姑、道士、阿訇和满拉等举办的专门训练。为此，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定期集中进行训练，并发放“军训证”“壮丁证”“僧道证”等证明，以确保行政、学生和宗教等各类人员都纳入马家军的军事体系中，从而巩固马家的统治地位。

税收被分为国税和地方税两大类，国税由青海省管理但上缴给南京财政部，包括印花税和公卖税等6种，地方税由省和县两级征收，涵盖商品买卖税和各种捐款，共27种。1935年，马家军废除了16种税收，并开始征收新税种，如契税、营业税等，并增加了多种税目，包括维持费、教育基金利息等，甚至对死丧出殡征税。此外，还有强制摊派的“献金”和“献礼”。1940年，地方税局实施奖励和惩罚机制，激励税收官员多收税款，超额完成目标，对未能达标者进行罚款甚至撤职。同时，派遣财政视察员监督税局工作，检查税款是否有被非法截留。1941年，“草头税"被改称为"建设费”，并且根据不同地区设定了不同的税率，特别针对包括玉树、都兰县在内的八个区域。税收征收以实物和折色形式进行，主要征收羊毛和牛皮。从1921年到1941年，税率逐年上升，导致牧区的税收负担增加了1倍甚至3倍。除了正规税收，还存在许多额外的收费和非法勒索。为了减轻税负，牧民不得不贿赂官员，提供珍贵物品。马步芳在牧区大量收购羊毛皮张，以低价与牧民签订合同，并要求限期交纳税物，但他不直接向牧民支付现金，而是用高价收购农业区的粮食和茶叶作为补偿。

1927年，冯玉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设立了西北银行的分行，并发行了流通券。1931年，马鸿宾获得中央财政部的批准，将西北银行宁夏分行改为宁夏省银行。马鸿逵到任后，以流通券价值下跌为由，以五折的价格收回旧钞，并发行新钞。由于纸币发行量大幅增加，导致宁夏地区物价急剧上涨，新钞价值贬值，仅相当于“法币”的一半。1937年，马鸿逵又以省钞的所谓“官价”强制收购农民的大烟，随后再以“法币”的市场价格出售大烟，通过这种方式，用84.4万余两大烟换回了348.54万余元的省钞。马鸿逵利用其军政权力，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区利润丰厚的商品实施强制收购和专卖制度。他利用政府职权囤积居奇，甚至不顾法律贩卖毒品以谋取财富。宁夏的土特产品也被马鸿逵所垄断。他将羊皮和牛皮归类为军用物资，由军需处控制，每年强制购买三至四万张。收购价格方面，老羊皮每张约二三角，而二毛皮每张则在三至五角之间。随后，这些收购的羊皮被加工成皮袄，并运往外地销售。

马鸿逵领导的部队人员编制本就超出了正常规模，导致每位士兵平均获得的军饷已经相当有限。然而，马鸿逵还以国家财政困难为由，进一步削减了士兵的薪饷，只发放原本的七八成，并且每月发放饷银的时间都会推迟五到六天，每年累积下来，相当于扣除了两个月的饷银。此外，他还更改了军装发放的规定，将原本每年发放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的做法，改为三年发放两套。至于那些逃离军队的士兵所剩余的军饷，自然也被马鸿逵所占有。马鸿逵在财政上依赖国民政府的支持，但蒋介石对他和其他军阀的实力扩张采取了限制政策，尽量在财政上对他们进行制约。尽管如此，通过多次协商，马鸿逵还是从南京政府那里争取到了几种协款。随着马鸿逵实力的增强，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官衔，每个新官衔都伴随着南京政府拨发的一项经费来设立相应机构。然而，马鸿逵经常让原有的军政人员兼任这些新机构的事务，从而将这些经费据为己有。

马步芳巧取豪夺的粮食，部分拨付军粮外，其余运往兰州市出售，或从牧区换取羊毛，交易所得的金钱与羊毛则成为马步芳官僚垄断企业的资金和原料，成为他进一步发财的条件。马步芳还授予协和总栈专收牧区草头税的权力。协和总栈不收现金，而折价收取毛皮。同时，它又向牧民摊派收购皮毛任务，所需价款大部分以粮茶百货作价补抵，买卖两项价格均由该栈自定。这样协和货栈既能以低价收购土产原料，同时又把粮茶百货高价出售，一次交易，两次赢利。而马鸿逵则是把由私人经营多年的汝箕沟和磁窑子两个煤矿攫为己有，又相继办起了甘（草）膏厂、毛织厂、铁厂、面粉厂、玻璃厂、瓷器厂、火柴公司、酒精公司、精碱公司等企业。这些厂的原料均来自官府廉价统购，劳动力除少数技工外，全部从被征壮丁中选拔，基本上是无偿劳役，若有息工，便以军法惩处，若逃跑则以逃兵对待。

1918年建立了蒙回师范学校，并附设了蒙回教育劝导所，推动了清真小学的成立，鼓励回族子弟入学。他还向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捐赠，资助学生外出深造。1921年，他的学校开设了师范班，招收多民族学生，并提供了多样化的课程。马福祥不仅在自己的故乡临夏回族自治州推广教育，还在北京等地建立了回民学校，对教育事业给予极大的支持。在抗战前后，他提议并资助将学校迁移至北平市，继续教育事业。他终其一生倡导回族教育的重要性，并嘱咐后代用他的遗产继续发展回民教育。

1935年，马鸿逵在国民党教育部的督促下。在全省成立短期小学64所，模范小学1所。1936年又在一些乡镇设置“乡村教育实验区”，这些区域的小学改名为实验小学。马鸿逵做上述表面文章的同时，把义务教育经费挪作他用，致使短期小学纷纷关门停办。1938年迫于南京教育部的监督，又恢复了52所。至1940年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提供一项教育补助费。马鸿逵利用这项经费，增建了一批小学，全省小学达到376所，在校学生37700余人。

1933年马鸿逵在省城东大寺创办“私立宁夏中阿学校”，招收回族男生120余名。马鸿逵自兼校长，学校经费及学生生活费均由马部军需处拨给。次年该校改称“宁夏回民师范学校”，1937年马鸿逵为表彰其父兴办教育的精神，以马福祥字云亭命名此校，称为“宁夏云亭师范”，并按正规学校标准调整了课程，取消了阿文课。抗战爆发后又宣告停办。1935年10月，宁夏教育厅与卫生实验处合办“助产职业学校”培养护士。但因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事业十分落后，生员极少，一度停办，1943年再次恢复。1940年马鸿逵在宁朔县王洪堡设立“贺兰中学”，此校为马鸿逵首倡集资的私立学校。1941年创设“宁夏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培养各类技术工人。抗战时期，马鸿逵根据中国国民党战时民众教育的方针，在宁夏开始推行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1940年成立“省垣民众教育馆”，由省教育厅组织学员学习。1940年教育部发给宁夏教育影片20余部，由“边疆教育巡回工作团”分赴各县乡镇放映，宣传抗战思想及各种常识。

马步芳在省政府“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案，提出教育经费的统一办法，规定按时发放各机关、各学校教职员薪金，并将自己经营的煤矿、市房、旅馆、浴室等价值十万元以上的私产捐出，以充实教育经费。

在马家军的统治后期（解放战争时期），主要领导人物有马步芳（时任西北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和马鸿宾（时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并且由家族势力领导着青海马家军和宁马两大军事兵团。

青海兵团（青马）司令马继援，第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副军长赵遂，辖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共3.5万多人；一二九军军长马步銮，副军长韩得铭，辖两个师，共2.6万人；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副军长孟全禄，辖三个旅，共1.1万人；新编步兵军军长马全义，副军长马仲福（马仲英之弟），辖两个师，约2000人。

宁夏兵团（青海马家军）司令马敦静，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副军长马宝琳、何晓霆辖三个师，近3万人；十一军军长马光宗辖三个师、一个炮兵团，共2万多人；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马英才、王伯祥辖三个师，共万余人；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副军长马敦信辖三个师，一个骑兵团，共1.2万人。

西北马家军，作为中华民国活跃在西北地区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其武器装备在历史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随着时间和军事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他们起初的装备较为简陋，主要包括传统的古代兵器，如马刀、长矛等。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马家军也开始装备一些火器，但这些武器大多来自不同的渠道，因此显得比较杂乱，缺乏统一和标准化。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马家军的武器比不上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军，但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强多了，而且还有山炮助阵。后在发展过程中，他们也曾获得过一些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来自国外的中正式步骑枪、卡宾枪等。这些武器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马家军的战斗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供应的不稳定和装备的维护问题，这些先进武器并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马家军的武器装备已经变得相对落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存在较大差距。总体上讲，他们的装备并不先进，也无法与同时期其他较为精良的武装力量相提并论。

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军阀马家军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历任军职后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七七事变后，历任第八十二军军长、青海省政府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等职。马步芳曾残酷镇压西路红军，盘剥青海省人民。1949年7月，任西北军政长官，被加上将衔。1949年8月25日，马步芳在马家军全军覆没后，乘坐飞机逃往台湾，在那里短暂停留后，长期居住在沙特阿拉伯。在他晚年时，他曾担任台湾驻沙特阿拉伯的“大使”。后台湾当局因其行为不当和腐败无能为由，免去了他的职务。1975年，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终年72岁。

马鸿逵出生官宦家庭，父亲马福祥北洋军阀时曾任绥远都统、宁夏回族自治区护军使。1925年冯玉祥在张家口市督办，委任他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蒋阎冯大战结束后，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主席。1949年8月25日，兰州战役落幕，马鸿逵随后撤退至台湾。在西北时，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间存在权力斗争，这导致了战机的延误。抵达台湾后，马鸿逵因这些问题受到弹劾，从一位高级官员变为依赖他人生活的人。不久后，他移居美国，尽管在美国的生活条件优渥，但是家庭内部的纷争，包括妻子和情妇之间的争斗，以及子孙间的矛盾，使他抑郁成疾。1970年1月，马鸿逵在洛杉矶去世，终年78岁。

马鸿宾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其父亲马福禄是清代时期的武进士，在抗击八国联军的过程中牺牲。马鸿宾从小跟随叔父马福祥行军打仗，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最终学有所成。马鸿宾的军事生涯始于1910年，当时他随昭武军赴宁夏回族自治区，任骑兵营长。在1920年代的直皖战争两系军阀战争中，马鸿宾站在直系军阀一边，因此得升任宁夏镇守使兼新建陆军司令。在1930年代的中原大战期间，马鸿宾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马鸿宾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七师师长兼甘凉肃。1949年9月，马鸿宾率国民革命军原第八十一军宣布起义，对宁夏全境解放做出了贡献。1960年10月21日，马鸿宾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

马家军实际控制了中国的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等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他们以家族武装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拥有一定军事力量的地方割据势力。在政治立场上反复摇摆，既依附过清朝，也先后投靠过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马家军曾对进入西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行围剿，导致西路军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这也反映出马家军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存在严重的对立。

马家军有其强大的兵力和对西北的控制，以及其民族宗教特色和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制约。在民国时期，马家军实际控制了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等地区，导致了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削弱。而且其统治范围广泛，兵力强大，尤其是青海马家军，有精锐的骑兵部队，经常与其他军阀之间争斗，以及与国民政府军队的冲突，导致了该地区战事不断，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且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多次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造成危害。在抗战时期，马家军也在对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马家军是中国解放军的主要对手之一。最终，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战斗，全歼了马家军，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的解放。

马家军控制西北地区长达近80年中，实行一定程度的封建统治，进行了资源的掠夺和剥削，对当地民众征收重税和苛捐杂税，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且为了维持军事力量和奢华生活，马家军需要大量军事开支，这些开支往往来自于对当地经济的不合理抽取，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由于军阀割据和战事不断，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不稳定，贸易障碍等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因素共同阻碍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马家军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兴修一些水利工程，清丈土地，扩大了农田种植面积，还开办了一些小型工厂，植树造林、修筑公路等，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西北马家军主要由回族和撒拉族组成，信奉伊斯兰教，他们的统治加强了伊斯兰教在甘肃省、宁夏、青海省等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使得伊斯兰教文化得以更深入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同时，马家军对宗教建筑和文化保护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在青海地区，马家军对于塔尔寺等著名佛教寺庙的保护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他们统治的民族和宗教色彩强烈，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的宗教冲突和矛盾。

现代学者杨群在《评说西北马家军》一文中写道，马家军是一支独特的由起义造反到走向招安最后形成独霸西北的地方军阀。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产物。在马家军统治西北甘青宁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正是中国历史上最衰败最混乱、内战外战频繁不断的历史时期。看待马家军要把它同广大回族群众区分开来，同时要把它放到产生它的那个历史时期、历史背景上去看。在马家军统治西北时，广大回族群众也是饱受战乱之苦，受尽疯狂的剥削和残酷的镇压的。马家军的那一页早已翻过去了，产生马家军的那个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