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选集，收录了毛泽东同志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其中广为人知的篇目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反对党八股》等。

《毛泽东选集》主要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944年由晋察冀日报社负责编辑和出版、邓拓主编的初版，1951到1960年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第一版和1991年修订的第二版。在现行版本（1991年版）中，第一卷收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收录了毛泽东同志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1年5月的著作；第三卷收录了毛泽东同志从1941年3月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的著作，并附有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卷收入毛泽东同志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毛泽东选集》的核心思想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选集》是20世纪中国传播最广的书籍之一，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还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在成立同盟会后，就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此时，中国学术界就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播的踪迹。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开战，力图以激进的文化清理来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求达到与西方齐平的高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自强。伴随十月革命的胜利，国内开始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浪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随之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一传播主要是通过包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爱国学者、文化工作者和学生群体展开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是中国早期宣传卡尔·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

1918年秋，毛泽东离开湖南省前往北京，经杨昌济引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职。在北大工作半年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书籍，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对李大钊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深表赞同，开始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的宣传研究工作中，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19年，在巴黎和会外交谈判失败的刺激下，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的爆发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即由五四以前大力传播“民主”和“科学”转向热情研究、宣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把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扩大到更为广泛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方位的觉醒。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思想理论介绍和在中国的实践行动的统一，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革命大风暴的洗礼，迅速成长为脚踏实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创造性地发展。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为其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其创造性运用本身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拓展了其科学内涵。此外，他还提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符合、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社会调查方法，为世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国民革命是1924—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市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接着，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土地革命是指1927—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主义统治，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市，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此后红军粉碎了中国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是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市，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9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公布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开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很大胜利。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市、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叛国投敌；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抗战逐渐消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和无情的揭露。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度过了最困难时期。

1944年，解放区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经过八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著作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质问中国国民党》《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

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发动内战。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市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中国国民党在谈判期间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从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反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23日解放南京，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著作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原地区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诗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韶山市冲一个农民家庭。1902年到1909年先后在家乡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在起义新建陆军中当过半年兵，1914年进入读书，青年时期，先后受到康梁改良主义思想、孙中山同盟会、进步教师杨昌济等人和《》杂志的影响。

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担任管理员，得到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1919年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在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主要负责农民运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并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后建立了井冈山风景旅游区。1928年，毛泽东与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主席，后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左派路线领导集团排挤。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年10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地区，长征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市与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1946年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经过了一年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底到1949年中，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地区、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推翻了中国国民党政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毛泽东晚年也犯了错误，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整风运动，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省考察湘潭市、湘乡市、衡山县、醴陵市、长沙市五县农民运动。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市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撰写决议案，第一部分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30年1月，毛泽东写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3年10月，毛泽东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原地区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同年9月16日，毛泽东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5月19日，在延安市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中国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同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4月，毛泽东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同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1957年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

1942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时，邓拓即在《晋察冀日报》上撰写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明确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政治词汇，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阐述了毛泽东思想。

据《晋察冀日报史》记载，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作出《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电中，强调指出： “建设正确的思想一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分局宣传部1月31日发出《关于1944年宣传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将“贯彻完成整风”列为全年的中心任务之一，明确指出在党内外要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同时，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1944年5月5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纪念马克思，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根据宣传分局指示精神，强调： “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创造，是全党思想上的革命，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的自觉改造运动，是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一切干部和党员。”7月1日，《晋察冀日报》刊载《贯彻毛泽东思想，本社出版\u003c毛泽东选集\u003e》消息，明确指出“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本社特出版《毛泽东选集》”。

1944年初版《毛泽东选集》在阜平县胭脂河畔坡山村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收入文章29篇，其中包括抗日战争开始到1944年6月期间的文章25篇，以及“七七事变”以前的文章4篇。

第一卷，主要收录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方面的著作5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以及附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二卷，主要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著作11篇：《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与中外记者团谈话》。

第三卷，关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著作3篇：《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附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

第四卷，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著作3篇：《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1944年6月，在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5年7月，苏中解放区在隐蔽的芦苇荡中出版了另一部《毛泽东选集》。此后，华中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晋察冀中央局等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些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校，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也有错误，一些重要的著作没有被收录。此外，1948年李立三领导的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 俄文版，这是中国解放前出版的唯一的外文版《毛泽东选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都考验着新生政权的执政能力。从国际方面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从国内环境来说，中国共产党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任务繁重，在思想领域也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全国人民热情拥护新生人民政权，迫切希望了解和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政权建设的各个方面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当中诞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一部权威的《毛泽东选集》。这项工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毛泽东进驻北平市以后，继续抓紧进行。从1949年5月6日发稿，到6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100余万字，全部清样送到毛泽东手中。195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由于新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繁重，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一再推迟。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致稳定下来，《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继续推进。

1951年2月底3月初，毛泽东来到河北石家庄市，集中精力做编书工作，他对大部分文章进行了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从1951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刊载正在编辑中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部分文章。

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批总发行量超过60万册，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干部和共产党员中，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1952年3月、1953年2月、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也相继出版发行。1964年4月，《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出版，后多次再版。

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收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17篇；第二卷于1952年出版，收入毛泽东同志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1年5月的著作40篇；第三卷于1953年出版，收入毛泽东同志从1941年3月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的著作31篇，并附有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卷于1960年9月出版，收入毛泽东同志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著作70篇。

《毛选》第一版出版后，随着它的广泛传播，正文和注释中的部分错讹被陆续发现，经毛泽东同意，出版委员会从1962年起调集专人， 收集史料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毛选》进行修订。1991年7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以1966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横排本为底本的《毛泽东选集》（1—4卷）第二版出版。

1991年7月，《毛泽东选集》（1—4卷）第二版出版，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该版本以1966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选》横排本为底本，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对一些文章误署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正文中的某些史实以及错字、漏字做了校正，对一些题解和注释做了修订，并新增了部分题解。

在内容方面，第二版《毛选》仍保持第一版的篇目，只增加了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恢复了“文革”时期所有被删去的有关刘少奇的字句和《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题解中引用邓小平的一段话，重新收入第三卷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凡是对正文修订之处，第二版均列表附在各卷之末。

该版本第一卷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18篇。内容包括：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民斗争在中原地区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调查研究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等。

第二卷编入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40篇。内容包括：全面抗战路线和片面抗战路线，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打退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等。

第三卷编入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31篇。内容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整风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如何服务的问题，领导方法问题，中国共产党处理历史问题的基本方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为夺取胜利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等。

第四卷编入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70篇。内容包括：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中国共产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建立巩固的东北地区根据地，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和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关于工商业的政策和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克服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将革命进行到底，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两个“务必”思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评白皮书等。

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选集》还出版了少数民族文版、国内外文版、盲文版等，为各种人群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便利。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 少数民族中总共有19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 通用的主要有维吾尔文、哈萨克语、蒙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种 。

1951年11月,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了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包尔汉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持《毛泽东选集》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蒙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的《毛泽东选集》蒙文翻译出版工作紧随其后, 于1952年5月成立了以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乌兰夫为主任的《毛泽东选集》蒙文翻译出版委员会, 领导《毛泽东选集》蒙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 。1954年12月,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毛泽东选集》朝鲜文版的翻译出版委员会, 由区委书记兼区政府主席朱德海任主任委员。由于“翻译力量和条件不足”, 民族出版社“将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的朝鲜文版《毛泽东选集》翻印出版”, 并“在翻印时作一些修改” 。此外, 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已出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 这些旧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曾被翻译成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为求《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统一, 1955年文化部发布通知, 要求旧的《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停止发行” 。

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和朝鲜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由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委员会翻译, 而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则主要由民族出版社藏文翻译室负责, 各少数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完成后均交由民族出版社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出版社出版。

至1965年, 至1965年, 《毛泽东选集》1~4卷被翻译为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藏文和朝鲜文等5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到1960年底, 《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单行本已出版约302万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用多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第一本书是用英、法、俄、印度尼西亚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接着出版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三本书先后再版了13次，印数近百万册。

1952年，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第33次委务会议上，决定将新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到1954年，该 社共出书102种，印数277万册，销行82个国家和地区。

1954年，外文出版社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第一次合作在英国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到三卷英文本。1964年，日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浅川谦三、桥本幸男来北京，在中方协助下从事 《毛泽东选集》 第一到三卷日文版的翻译工作。1965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日文本在东京出版。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文版出书，周恩来总理指示，外文 出版社要集中力量，尽快地翻译和出版英、法、西、俄、日等5种外文版。196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文版出版，至1965年12月，英文版第一到四卷出齐。其他4种文版，也是先出第4卷，以后陆续完成前3卷。

从1961年至1976年，外文出版社用18种外文，即英、法、西、俄、德、葡、意、日、朝、越、缅、泰、印尼、印地、乌尔都、波斯、阿拉伯及世界语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到四卷，共印429万多册。

此外，毛泽东著作在国外由一些国家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前半期至1979年，国外用英、俄、日、西、葡、挪威、希腊、瑞典、冰岛、意、丹麦、阿拉伯、印地、缅等14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其中1964年至1979年，挪威、希腊、瑞典、冰岛、意大利、丹麦、叙利亚、黎巴嫩、印度、缅甸、巴西、乌拉圭等国先后出版了11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其中挪威、希腊、冰岛、丹麦文的《毛泽东选 集》，在中国没有出版过。

《毛泽东选集》的核心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等。此外，《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文章体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深刻分析我国的国情，把握我国革命的实际，独创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于该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我国革命存在的问题和作为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困难，发挥优势。

毛泽东认为：第一，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之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他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阐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启了迈向社会主义的征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现已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提出了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也犯了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决策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其历史教训也极为深刻。总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7年以后，中央军委明确提出，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作战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的提法在全军得到了统一。

毛泽东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指明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间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矛盾运动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原地区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时代，毛泽东军事思想依然是指导新时代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赢得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争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政策和策略理论的特点有：第一，把政策和策略相并而提；第二，视政策和策略为党的生命；第三，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第四，把政策和策略变为群众的行动。这一理论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深刻认识到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为我们党制定的策略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政策，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等。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法、矛盾分析法、说服教育法、实践锻炼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法。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的相关原理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内发展实际相结合，以独特视角和睿智眼光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并在实践中使其得到了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提出：“共产党员中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最可敬的。”

毛泽东丰富了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的理论，独创性地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中的智慧，理论，实践，路线，方针，政策等在今天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实践和认识这对认识论中的基本矛盾出发，强调实践的首要性，系统论证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阐释了卡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 并在论述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基础上，突出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理论相较于苏联体系都取得了原创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毛泽东认为可以将哲学归结为一种认识方法，“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其“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的提法对于解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体系”具有重要影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坚持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第二，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卡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始强调实践的观点，并逐步突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主导地位和首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了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突破苏联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第三，毛泽东强调要突出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都是在矛盾规律基础上的补充和演化，应当被整合在对立统一规律之中。可见毛泽东在总结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参考了近代以来苏联与国内学者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思路和观点，创造性地发挥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现实实践出发，吸收了多种文化资源，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源于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福建古田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一封回信，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此信于1941年12月首次公开发表。后来由于主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将其收入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毛泽东同志首先根据中国国情，否定“城市中心论”，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最后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提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第二，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等进行了正确的分析，理清了党内同志对当时中国革命道路的迷茫。这部分内容从正确估量革命主观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与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两个方面展开。

第三，运用质量互变的规律，指导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准确预测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坚定了党内同志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自信。毛泽东同志指出，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要发展红色政权数量积聚革命质变的力量；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要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革命道路的质变，会推动革命高潮的量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光辉篇章。其中即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展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是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萌芽的代表作。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剖析了本本主义的表征和危害，号召开展调查研究，开了批判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的先河。

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文章批判本本主义“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并指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应以“十月怀胎”的调查研究之“实”去求“一朝分娩”之“是”。调查和研究是辩证统一的，研究是调查的目标。只要“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敏锐捕捉到部分同志“唯上”的思想倾向，提倡“唯实”的正确思想，后来形成了党的知行统一论，提出了实践与认识螺旋交织循环向上的原则，发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声。“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要注重调查研究，把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行动指南和前进向导。

第二，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毛泽东呼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一些干部“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不深入群众就无法得到正确的认识，也无法作出科学的决策。毛泽东强调:“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失去对人民群众的调查，将堕入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无法完成政策策略正确性的自我确证。“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党要战胜强敌，必须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方能精准切入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在文中指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三个“中国”表述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根植于本国情况，依靠本国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而共产国际是不适合直接参与具体政策方针制定的。革命的斗争舞台在中国大地，根本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因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毛泽东要求“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全党同志要充分了解中国社会情况，把立足点置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方能不受制于人，赢得主动。

《反对本本主义》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中进一步得到运用和发展，以此为基础发展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基本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实践论》创作于1937年7月，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之际。由于党内出现了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两次挫折。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完成长征后，革命力量从绝境中走出，血和泪的教训，迫使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对党内的思想、军事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总结。

《实践论》的内容如下：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来源于并依赖于实践活动。毛泽东同志从社会生产实践出发，论证了认识一定是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需要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离开了社会生产实践，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就会被斩断，从而无法客观地认识世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加深了认识，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人们认识事物的目的就在于为实践服务，更好地改造世界。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判定认识或理论的真理性。在科学把握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推进中国的革命，必须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之上。

二是，认识是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认为，人的认识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起初，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对事物的一个初步认识，后经过对事物的多次了解、认识，通过判断、推理，从而形成概念上的认识，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但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要完成对事物的认识还需将理性成果运用于实践，实现由认识到实践的再运动，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具有里程碑、跨时代意义。毛泽东同志将认识和实践相结合运用于革命斗争，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规律。

三是，真理的发展规律。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真理变为谬误就在真理是否超出了一定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真理是对客观世界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正确认识，永远都不能被推翻，因而真理又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通过对真理发展规律的认识，告诫同志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到既坚持又发展。

《实践论》是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而作。它创造性地论述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真理问题的基本原理，同时还以生动的方式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反复争论的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石。它与《矛盾论》在苏联、日本、欧美及第三世界广泛传播，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参考。

《矛盾论》创作于1937年8月，长征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取得了更多的联系，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更多。同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些经验，有待于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理论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根据，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员有说服力。《矛盾论》是为了解决党内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创作的。

《矛盾论》的内容如下：

一是两种宇宙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的开篇就指出了有两种宇宙观，即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辩证法的宇宙观。形而上学认为世界是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和无矛盾的，把事物的变化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影响，因而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思想武器，辩证法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矛盾的，内部因素是事物的变化根本原因，内因决定外因。由此得出，中国革命的内部因素决定其胜败，正是因为清算了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宇宙观。

二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贯穿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的，是永恒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事物的不同性质由矛盾的特殊性决定，这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去认识中原地区革命、解决革命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理论价值。

三是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毛泽东同志把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一方面，并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他强调事物的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看问题要抓关键找主流。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在每一个时期的发展阶段上存在着不一样的矛盾，更好地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主抓主要矛盾，才能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症解决。

四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矛盾中的对抗性。毛泽东同志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并在中国的革命中将其进行巧妙运用，坚持统战思想，既联合又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革命队伍，让反动派彻底孤立无助，从而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矛盾论》吸收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如相反相成、亦阴亦阳、福祸相依、知己知彼等，它还紧密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与《实践论》在苏联、日本、欧美及第三世界广泛传播，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参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问题是：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

为了系统阐明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消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面抗战以来10个月的经验，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1938年7月1日，《解放》全文发表了《论持久战》，并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全文约5万字，共120节，阐述了21个问题。其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9个问题（1至58节）主要分析中日两国的基本特点，论述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后12个问题（59至120节）主要论述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阐述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实行人民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正如文中所说：第一部分“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第二部分“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

文章一开头，毛泽东集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中国会亡吗？不会亡；中国能速胜吗？不能速胜。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总的、基本的规律。基于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其后，毛泽东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基于对敌我双方特点变化发展的客观分析，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持久战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最后，毛泽东阐述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抗日的自觉能动性；第二，坚持全民动员的政治方针；第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第四，兵民是胜利之本。

这部著作以不同版本、不同语言出版发行，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与海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毛泽东亲自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论持久战》从时代维度、哲学维度、军事维度、领导力维度等方面给后人以启示，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把握时代特点，在扑朔迷离的战争中擘画军事指挥方略，在复杂多变的矛盾运动中洞悉抗战的过程、规律和趋势，彰显了革命领袖和党的伟大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发展性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方面,得出了许多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特别是后来又逐一被战争实践所证实了的正确结论，在国内外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它是全民族抗战必胜的理论基础，是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精神法宝，是世界受压迫民族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和哲学依据。

《新民主主义论》以对中原地区国情的深刻认识为基础，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对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展开论述，清晰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探索和谋划。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段提出中国向何处去之问后，在第二段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 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要建立这样的新国家，就要从中国社会国情出发进行符合中国历史特点的革命。从第三段开始，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运用“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的基本观点，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基础，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对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展开论述，旗帜鲜明地强调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在这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战略，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及时回答了时代之问、中国之问，给处于苦闷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强调“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

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以辛辣幽默、一针见血的风格，声讨党八股的弊病和罪状，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关于反对党八股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如果不除去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党八股的“罪状”。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文章很长，也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这种文章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我们反对党八股，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而是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群众不欢迎枯燥无味的宣传，也不需要蹩脚 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 ，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党八股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这是幼稚的、低级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必须揭破它，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不预先研究，不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党八股里面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为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劝同志们要学习列宁做宣传工作的方法，学习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内容，学习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并认真学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的有关要求。最后，毛泽东提出，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反对党八股》是针对党八股而作的深刻有力的声讨“檄文”。在这篇讲稿中，毛泽东有破有立，以活泼生动的语言、灵活多变的文风，尽数列举党八股的各种弊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清理党八股开出了良方。对于党八股在党内的残留问题,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问题意识的产生、分析、解决上，提出了鞭辟入里的科学见解。这一著作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献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树立马克思主义文风的纲领性文献。

1944年9月26日，《》报道了《毛泽东选集》完成全部出版，以及“初版售罄，正在再版中”的发行喜讯。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一版出版，发行量巨大，推动了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全国掀起了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而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研究的深入。

除此之外，《毛泽东选集》还出版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文版。到 1960 年底，《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单行本已出版约 302 万册。少数民族地区党政干部及文化界人士对《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出版进行了大力宣传，社会各界如书店、学校等也主动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广大群众还自行组织阅读小组来传播少数民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共同建构的毛泽东思想象征符号，它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有利于毛泽东思想嵌入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信仰之中，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对中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为我国当前领导人著作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提供了历史参考。

毛泽东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毛泽东著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离不开研究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论十大关系》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是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记载与总结，凝结着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充溢着对中共党史各个发展阶段和重要事件、人物等的结论性阐述，构成中共党史的精彩华章。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是对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最主要的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革命领袖的著作选集，它不仅是一个人的智慧，更是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换来的，其中反映的规律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经验价值和参考意义。

1927 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这是毛泽东著作第一次在国外发表。随后，特别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之后，在《共产国际》刊发的毛泽东著作大幅增多。1935年以后，中共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刊物《救国时报》，先后登载了 13 篇毛泽东的著作。最高时“发行 2 万份”，遍及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947 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发挥地处中苏边界、同苏联及其他国家交往便利的优势，成立了一个俄文编译小组，1948年，该小组翻译出版了第一套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在苏东地区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对外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视其为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有计划、成规模地进行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对外发行工作。1952—1953 年，莫斯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1949—1963 年，毛泽东著作已在非洲41 个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并受到普遍欢迎，贝宁、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国曾出现政府领导人号召学习中国人民、学习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局面。在拉丁美洲，古巴、智利、阿根廷等国也大量销售《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在欧美国家，毛泽东著作也被大量翻译出版，如英国、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先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与合辑本。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4年到1973年，外文出版社共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各种外文版42904554册。从1949年至1988年，经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国际书店”）向境外发行的外文版毛泽东著作共39个语言版本、2300多种、3447万多册。借鉴和学习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股世界性潮流。

海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不仅有《毛泽东选集》整书以及单行本，还有各式的文集、选集。据统计，总计约有 40 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其中日本是翻译《毛泽东选集》最多的国家。此外，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学习研讨活动。

海外一些组织、机构和学者出于政治或学术等目的，不仅大量完整地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和单行本，而且广泛搜集、深入研究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文集等。许多专家学者从毛泽东著作着手，对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中国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仅著书立说，出版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关于中国的论著，而且还争取到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力量的支持，创办了一批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的中国资料收藏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 涌现出了一批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中国通”专家学者，如日本的近藤邦康、竹内实，英国的斯图尔特·R·施拉姆，美国的麦斯纳、费正清、史华慈、佩弗、魏特夫，澳大利亚的泰维斯、尼克·奈特、格雷厄姆·杨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占有相当的权重，约占全部著作的四分之一。在这些著作中，以本杰明·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及费正清、史华慈、康拉德·布兰特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两部最有影响。

《毛泽东选集》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文化再次大规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识基础。

《毛泽东选集》走出国门，广为流传，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理解和支持，为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选集》所承载的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体现着在亚洲最大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帝斗争普遍化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选集》在国外的传播的模范和带动作用，促进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将马克思主义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某个国家化、某个地域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964年 毛泽东 评）

翻开《毛泽东选集》，鲜明朴实的文风扑面而来，生动活泼的语言引人入胜，深入浅出的论述让人茅塞顿开。（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评）

这些军事电报虽然有许多生疏的地名和敌我双方的部队番号，但都是可以单篇阅读的。这些电报不仅可以读懂，而且很有趣，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和思想性的东西，给人们以启迪和智慧。这些电报气势恢宏，文笔非凡，堪称范文。（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逄先知 评）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它有力地帮助我们党的高中级干部和宣传理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指引他们率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去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当然也要看到，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前都没有经过作者审校，编辑体例不大统一，文字也有错讹，有些重要著作没有能收编进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 汪裕尧 评）

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历史学家 陈垣 评）

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作家 郭沫若 评）

很多人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都觉得毛泽东的诗兴非凡。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日本学者 竹内实 评）

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它有力地、系统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并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累了经验。（《》 评）

《毛泽东选集》中很多篇目充满哲思和智慧，常读常新。例如，《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论持久战》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确定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总方针，是战略思维的典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全面考察了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基本国情，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使命。这些金句典章都曾广为流传，引人思考。（《光明日报》评）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与学习宣传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体现和反映，是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确立指导思想地位的体现和反映。（ 李雪梅 评）

《毛泽东选集》充分展现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丰富的历史轨迹，它的出版和宣传，不仅带动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普及与研究，而且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体系、框架、主线和关于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与结论，乃至影响了以后党史著述的语言风格。（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蒋建农 评）

《毛泽东选集》1—4卷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收录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理论指南，对推动中国社会历史性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兴趣，尤其受到亚非拉国家、政党领袖和组织机构的高度关注，为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独立、推翻殖民统治，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生祥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