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旧称“夏历”或“旧历”，是中国的传统历法，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农历是一种特殊的阴阳合历，通过置闰，兼顾了朔望月、回归年、历月和历年的关系，确保了任何一个历月的每一天都具有对应的月相意义，又能保持历年的四季与实际季节的一致，是使用先进的天文数据和理论编制的历法。因此民间习惯称它为“阴历”是一种知识误区。

观象授时和天文观测研究以及天干地支的发明，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为农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在公元前5300年至前3900年已知利用太阳确定时间和方位，同时古人观察到了月亮的运动和盈亏。不仅如此，人们还用阴阳五行描述季节和节气的变化，研究出了黄道十二次的分野，并采用天干地支和六十甲子来更系统地记录时间。相传，黄帝和创立了中原地区最初的历法。据后世记载，夏代人定“寅月”为正月，用八卦观测天文现象，采用十二地支表示方位。商代改夏代历法，设“丑月”为正月。周代则调整为“子月”作为一年之始。春秋战国时，出现了早期的星象物候历《夏小正》。秦朝将“亥月”设为正月，形成了秦历体系。汉初继续使用秦历，但公元前104年刘彻恢复夏代历法建正，命名“夏正”。王莽篡权时引入商朝历法，名“殷正”。东汉后又用“夏正”，此后主要沿用夏历。两汉的代表性历法有《太初历》《三统历》和《四分历》。魏晋至唐，各朝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如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张胄玄、一行等，都为农历的精密化做出了贡献。宋代改历频繁，其中《明天历》在中国古代历法中的算法公式化程度最高。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汇集了历代历法的精华，成为中原地区古代使用时期最长的历法。明代的《大统历》继承了《授时历》的算法。清代乾隆时期，历法更名为《时宪书》。太平天国时采纳了结合中西的历法。中国古代正式的（包括没有行用过的）历法，共有102种。辛亥革命后，1912年中华民国启用阳历，称“国历”或“新历”，但民间继续用“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旧历法并行使用，延续至今。1970年，中国将“夏历”更名为“农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负责其计算，并在2017年发布了国家标准《农历的编算和颁行》。

现今通行的农历，将年份分为平年和闰年，平年为十二个月，闰年为十三个月。平年一般为354天或355天，比公历年的365天或366天少了11天，闰年岁长则加一个月为383~385天。月份方面，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为依据，连续两次朔日之间的间隔为一个月，分为大月和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其平均历月约长29.53天。此外，根据月相的不同，又会给月内的日期命名和排序，如朔日为初一，晦日为二十九或三十等。此外，阳历系统的二十四节气与阴历系统的朔望月相配，使得农历能够反映出一年四季的变化，指导农事和生活。

农历是中国古代智慧的体现，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其中包含的传统节日、生肖等文化内容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不仅如此，农历能够准确反映季节、气候和物候的特征，也能反映月相和潮汐的变化，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指导农业生产、记录月相和应对潮汐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农历一方面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易学、数术和音律。另一方面，由于农历在古代就传播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对海外国家（尤其是汉语文化圈）的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历法的形成都具有广泛影响。

在史前时代，由于文字记录手段的缺失，人们主要依赖观察自然现象来判定时间，这种做法被称作“观象授时”，这也是原始历法诞生的基础。最初的历法为“物候历”，即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如植物的生长状态、动物的迁徙行为等来确定时间。“节气”的概念也随之初步形成，它是基于物候变化来划分的一系列时间节点。《左传·昭公十七年》提及了一个与节气类似的时间划分方法，即“少昊鸟官制度”。

但是，物候历因其高度依赖地理和气候，可能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判定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统一时间计量的需求增加，人们开始转向另一种更为普遍且稳定的时间计算方法：天文历。天文历主要依赖观察天体，例如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来确定时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相对精确，并且不会因地理位置或气候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从物候历到天文历的转变是人类对时间测量方法从基于自然现象观察到基于天文观测的一个自然过渡。农历的诞生，正有赖于物候历向天文历的转变。

太阳和月亮是人类最初明显辨认的天体。古人发现太阳的轨迹决定了昼夜和季节的变化，这些变化关乎农业的进程和人类的日常活动。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300年至前3900年的长江中下游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已经了解了太阳运动与时间、方位的关系，他们可能已有初步的计时系统。此外，古人通过直接观察月亮在恒星间的移动和其月相的周期性变化来划分时间。

中国的地理纬度赋予其天文观测独特性。在黄河流域，北斗星接近北天极并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可见，呈现出围绕北天极的顺时针旋转，像时钟指针一样标示夜晚时间。其一年一周的运动还帮助古人识别季节变化。另外，古代天文观察者还关注天池岛附近的星象，通过它们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判断季节，并依此决定一年的周期。因此，结合北斗星的持续可见性和其他星座的固定周期，人们形成了早期的时间计量系统。

古人基于岁星（木星）的十二年运行周期，将天空划分为十二部分以表示每年的位置。起初这一划分是基于赤道，而到唐代才按黄道分割。这些划分的部分称为“十二次”，包括：星纪、玄、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多数与星象、节气关联，如星纪中央对应冬至、玄与虚宿等。由于古代常用帝王年号纪年的方式存在混淆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为了统一纪年，采纳了基于岁星所在星次的纪年方法，这也是创设“十二次”的主要原因。岁星纪年法后来也称为农历的重要纪年方法之一。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天干是一年中10个时节的物候，地支是一年中植物生长过程的12个时节。天干包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和癸。地支包括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和亥。每个天干与一个地支相配，天干在前，地支在后，排列出所有的组合，共60对。从甲子开始，一直到癸亥结束，可以使用这60对干支不重复地纪录60年的时间，然后再重新循环。

据传说，黄帝时期，臣子大挠首次引入六十甲子来纪录时间，这实际上是古代的十进制与十二进制结合，形成了一个60循环的计数法。到了夏朝，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所示，夏代君王如孔甲和履，其名字中已经体现了天干的命名法。商代时期，多位君王，例如商汤、太乙等，其名均采用了天干来命名，这表明当时天干地支纪时已广泛应用。殷墟的甲骨文中，大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与占卜有关的占卜文献占据了99%的比例，而占卜与时间有关，天干地支在甲骨文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甚至出现了记录六十甲子的干支表。自西周开始，广泛采用干支纪日和六十循环计数法。《春秋》记载，公元前720年2月22日，鲁隐公三年发生了日全食。从那时起，干支纪日已连续使用超过2700年，共计近一百万天，每天都有其在60循环中的独特位置。

阴阳与五行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观念，它们与日常生活中的历法和季节变化密切相关。阴阳是《周易》的基本思想，阳爻与阴爻的组合构成了八卦，阴阳代表了自然界的两种对立而相互补充的力量，如昼夜、男女和热冷。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被认为是季节、气候和自然界中各种变化的原因。例如，阳气被视为温暖和活跃的力量，与春夏季节相对应；而阴气则与冷静和收敛的特性相符，与秋冬季节相关。另一方面，古代的五行理论描述了太阳运动和季节变化中的五个阶段。这些阶段与太阳的位置、气候的温度和季节的特点紧密相连。例如，《吕氏春秋》中的“五气”描述了一年中的五个主要时节，《左传》描述了一年被细分为五个阶段或节气，与太阳的位置和气候变化相匹配。阴阳与五行提供了一种解释和理解自然、时间和宇宙的框架，对中国早期历法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远古时期的人们对于“年”的概念是逐渐认知的。在古代的唐尧、虞舜时期，并没有使用“年”这个词，而是使用“载”。据《史记·历书》记载，黄帝设定了星象、五行和时间规则。后颛顼继位，三苗叛乱，导致了世界的混乱和历法的失序。至帝尧时期，设立了羲、和两个职务，以明确时间和度量。从此阴阳调和，自然和谐，民无天灾之忧。

夏代历法被称为“夏历”，其建正一直被沿用至今。夏人以“斗柄回寅”为一年的开始，因此定“寅月”为正月。夏代将“载”改为“岁”，“岁”也表示春天来临的意思。在当时，夏人已经学会用八卦方位观测天文现象，并用十二地支表示方位。夏代历法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仍有很多未知之处。

商代的历法在历史上被称为“殷历”。商人有意改变夏人的建正，指定“斗柄”指向东北偏北的“丑”位为“祀”的开始，设立“丑月”为正月。根据殷周甲骨文，商代使用的阴阳合历已具有平闰变化。其中月份依据朔望月定，以新月初现标记月初，确保月份与朔望月相符。另外，从甲骨卜辞“大龟四版”“乙酉夕月有食”、“已未夕皿庚申月有食”和“征夷方”等可以看出，商人对于月初的观测或推算相当精准，已经有能力预测月全食，并且可能已经知悉“日食在朔，月食在望”的天文规律。

西周的历法是观象历法，称为“周历”，通过实际观测而非预先计算来确定年首和月首。西周人改变了商代的建正，设立“子月”为正月，称“建子”。西周早期使用新月初现的“朏”标志每月首日。西周的文献和铜器铭文中记录了月相名称如“生霸”、“死霸”、“朏”和“既望”。其中，“朏”与后世的“朔”概念类似，代表月的开始。西周中后期开始使用朔日来制定历法，“朔”字首次出现在《诗·小雅·十月之交》，描述了公元前8世纪的日食事件。

春秋时期，各个国家都独立发布自己的历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鲁历与黄帝、颛顼、夏、殷、周五历并称古六历。鲁国主要采用“建丑”作为建正，而后期则以“建子”为主。春秋时期还处在从观象授时发展到通过先期算法推导制定历法的阶段早期，没有形成完整统一并严格推算年、月、日、朔、闰、气的系统。在这个时期，对于日至的测量精度不够高，月份的设定还缺乏一定的规律，因此岁首的建立还不够固定。历法推算的主要功能是预告朔日，并根据测量得出的景象，观测星象或历日来规划，在年末时加一闰月以调整四季。在春秋时期，只要朔策与平均朔望月长度相接近，这种历法就能适用于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重要的历法相关文献：

《春秋》涵盖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公十四年(前481年)的242年历史，保留了大量古代的天文和历法资料，如四时、历日天干地支、朔晦、彗星、日食等。在这242年中，共有37次日食被记录。

《夏小正》是现存最早的星象物候历，最早收录在《大戴礼记》中，并在《隋书经籍志》的《大戴礼汇》之外单独记载为一卷。它不仅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月令体系专著，也是《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逸周书》月令的源头著作，在中国月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秦朝初期采用的是《颛顼历》。而后，秦把岁首的月份定为“亥”，称“建亥”，并以太史令掌管天文现象历法。据《史记·历书》记载，秦始皇刚即位，尚未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修改历法，但他推崇五行思想，确立统一的秦国起始为“水德”，并从亥月开始计算一年。

汉承秦制，因此在汉朝初期仍然沿用秦历。直到公元前104年刘彻太初元年，恢复了夏朝历法，称为“夏历”，仍然以“寅月”为正月，因此称之为“夏正”。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采用了商朝的历法，称为“殷正”。东汉时又恢复了“夏正”。汉代有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历法，分别为西汉的《太初历》《三统历》和东汉的《四分历》。

《太初历》于西汉武帝时期制定并推广，标志着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号召全国的天文和历法专家聚集京城，对现行历法进行修正，制定出了《太初历》。《太初历》结合了律数与天文观测，确立了19为法来制定月法。这种月法计算方法使得《太初历》在当时更为精确，并为后世历法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太初历》的制定不仅体现了汉代的科学成就，还充分展现了天文、数学与音律的紧密结合。这种融合为当时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的时间计量体系，为农耕、节令、祭祀等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参考。这是华族文化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正式制定和颁布的历法，也是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历法。

在西汉的末年，王莽的国师刘歆创制的《三统历》是结合了《易·系辞》中象数的一次历法革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术文历法。《三统历》与《太初历》在许多基本数据上相似，主要更新了岁星超次算法和新的朔望月与回归年值。不仅如此，刘歆还总结了日食和月全食的周期规律，之后预测日食和月食成为中国历法的重要内容。

《太初历》在被实施了一百多年后，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偏移，如朔日比预定日早，朔日可能在月末出现，新月有可能在朔日就可见。为此，汉章帝在元和二年采纳了李梵的调整，推出了《四分历》。这一历法被东汉使用直到220年，并在三国的蜀汉继续沿用，直至蜀汉于263年灭亡，总计使用179年。《四分历》使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的回归年数值，相比于《三统历》，东汉《四分历》在斗分、时刻制度、计算历日中朔、测算日月交食等方面均有所发展，这是中国第二部完整传世且有详细记录的历法。

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推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天文历法学的发展也呈现出汉、晋、南朝的连贯状态。其中南朝历法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南朝历法大致分为宋、齐、梁、陈四个阶段的发展，取得了丰富、先进且独特的成果，同时也吸收了中原（前赵）部分天文历法学的成果，因此更加先进和精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何承天的《元嘉历》和祖冲之的《大明历》。

《元嘉历》是由何承天所撰修，在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开始实施，一直到刘宋亡于齐的479年，齐继续使用《元嘉历》，后来，梁接替齐，并沿用8年，总共历时约65年。《元嘉历》在制定时考虑了当时已知的天文学知识和数学方法，制定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预测天文现象，并为社会生活提供准确的时间参考。《元嘉历》在南朝时期成为主要历法之一。

《大明历》是南朝宋天文学家祖冲之于刘宋大明六年（462年）创制的历法。从梁天监九年（520年）起直至南陈589年灭亡，使用约80年。祖冲之在《大明历》中提出391年设144个闰月，比先前的19年7闰月更准确。他还首次描述了“岁差”现象，即冬至太阳位置的微小偏移，这对纠正历法误差有重要意义。《大明历》对后续历法产生深远影响。

隋朝对历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改革，特别是在日行和五星运动的盈缩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历法是张胄玄早年研制的《胄玄历》和后期修订的《大业历》。

张胄玄修订的《大业历》共使用了11年。虽然他早期的历法没有传世，但《隋书·律历志》记录了《大业历》的相关内容。自开皇十七年（597 年）至义宁二年（618年）22 年期间的历谱都是根据《大业历》完成的。张胄玄继承并发扬了祖冲之的历法学说，对日月和五星的运动计算更加精确，其预测的天文现象如日月食与实际观测非常接近。

唐代历法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历法的高峰。隋唐学者傅奕在隋唐时期制定的《漏刻新法》代表了北朝天文学水平。贞观初，仕郎直太史李淳风指出灵台候仪存在缺陷并难以使用。太宗命令李淳风进行浑仪改造，同时制定新的历法。李淳风于贞观七年成功铸造出新的铜制浑仪，后制成了《麟德历》。《麟德历》在推步和计算方法上更为精确，它纠正了前代历法中的一些误差，使得推算的结果更为接近实际的天文现象。在李淳风之后，武则天时的瞿昙罗制作了《光宅历》，李显时南宫说制作了《景龙历》，两者都没有长久使用。

唐朝的《大衍历》由唐朝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原名张遂，687-727年）在李隆基执政时期创制。开元九年（721年），根据《麟德历》测算的日食并未发生，因此唐玄宗命令一行制定新的历法。开元十二年（724年），一行测定黄河南北十三地的天文数据，并与浑仪结果相对照。开元十五年（727年），一行去世后，其师张说接手完成了《大衍历》。此后，唐朝历法均未超越《大衍历》的精确度。

宋代改历频繁，几乎每任皇帝上任后都进行了改历，共改历16次。北宋建立初期，使用了后周显德王朴制定的《钦天历》。但建隆二年（961年）五月，《钦天历》的推验结果出现疏漏，太祖下诏命司天少监王处讷等制定新的历书。新历在建隆四年（963年）完成，取名为《应天历》。在太平兴国时赵光义下诏命王处讷对《应天历》进行详细修定，太平兴国六年（983年）制定了新的历书。然而，同时吴昭素、徐莹、董昭吉等人也制定了各自的新历，并呈递给太宗，王处讷的新历未能施行。宋至道元年（995年），司天监承王睿制定了两部历法，历史上分别称为《至道历》和《王睿历》。在赵恒时代，《乾元历》被《仪天历》取代。天圣元年（1023年）八月，《崇天历》制成，并由晏殊作序，颁布全国。《崇天历》是宋代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崇天历》在推算交食和五星的算法上有一些创新。在宋代后期的其他历法中，除《明天历》在某些地方（岁差）与《崇天历》有较大不同外，其他历法都以《崇天历》为范本，大的变动已经不多见。

北宋时期，周琼所著的《明天历》是中国古代历法中算法公式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在《授时历》出现之前，传统历法主要基于上元推算法进行编排，上元积年由日天干地支、年干支、回归年、朔望月唯一决定，其他常数如岁差通常基于上元积年调取。但《明天历》与众不同，其岁差与月行速度、朔望月有关，独立于上元积年，且参与上元积年的确定，这在历法史上是罕见的。

元初学者刘秉忠精通历法，教授好友郭荣之孙郭守敬，使其成为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创造和改进了许多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浑天象、玲珑仪等，并用于观测天象，重新测定了二十八宿以及一些恒星的位置，他所测定的黄赤交角精确度较高。郭守敬的《授时历》集历代古历法大成，反应了中国历法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

1280年，郭守敬与王悔、许衡等人共同编写的《授时历》完成，并创立了新的计算方法。《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历法的重要代表，它在计算方法上实现了重大创新。首先，它摒弃了复杂的分数表示，改为使用十进制小数，使计算更为直观和简洁。其次，创新了“弧矢割圆术”和“三差内插法”等算法，这些算法在后来的400年才被欧洲所采用，彰显了其先进性。此外，《授时历》还采用了更精确的天文数据，如回归年定为365.2425天，进一步提升了历法的准确度。

《授时历》在实际应用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长久的使用期。在元朝，该历法得到了官方的采用并使用了87年。但它的影响并不止于此，《授时历》中的计算方法在明朝时的《大统历》中依然得到了沿用，它的实际使用时间超越了360年。不仅如此，《授时历》在朝鲜和日本等地也广为流传。在元朝时期，朝鲜的高丽即采用了《授时历》作为其官方历法，明朝时期的《高丽史》更是全文收录了《授时历经》。在日本，尽管距离《授时历》的制定已有约四个世纪，但在江户幕府时期仍然出版了《改正授时历经》。

明清两代的历法每年都由国家专门机构颁布，因此被称为“皇历”。明代的钦天监每年都编历书，并进行刻板印刷，以满足全国的需求。1368年，朱元璋改历法为《大统历》，也是目前所传世的最早的明代历书，但是流传下来的并不完整，其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基本沿用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继承并延用了262年。清代沿袭明代制度，每年也印制历书。顺治元年，改名为《时宪历》。《时宪历》在明末徐光启结合中西历算编制出的《崇祯历书》基础上，由汤若望压缩修订而成，改变了标注节气的方式，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又一次革新。乾隆时因为要避讳名讳，又改称为《时宪书》。清宫中除了颁行的通用历书外，还有一种专供皇宫使用的历书。根据官方规定，每年除夕会将一份抄本放置在皇帝的御枕下，有满文和文言文两份，书页数量不限。清宫中的历书与通用历书不仅版式不同，还有特殊之处。例如，爱新觉罗·颙琰继位后，当时颁行的通用历书使用嘉庆年号，而宫中历书仍使用乾隆年号印刷若干份，除了在宫中使用外，还发给一些内朝大臣。清代的历书与明代的历书内容有所不同，明代将每日的十二个时辰分为一百刻，而康熙以后改为每日九十六刻，与现在每个小时四刻的划分完全相同。

太平天国时期采用了中西合璧的历法，可以在《太平天国丛书》《太平天国官书十种》里看到。民国时期的历书与明清两代的历书有所不同，直接称为历书。清代及清朝以前的历书包含了方位、临直、宜忌等项目，而民国初年的历书以授时为主，去掉了这些项目，取而代之的是四时农宜表和天文图说。四时农宜表是从《授时通考》中摘录的内容，其中涉及到迷信和具有争议的内容也被酌情删除。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从1912年起采用了国际流行的阳历，称为“国历”，也叫做“新历”。而民间仍然沿用传统的“夏历”，也称为“农历”“旧历”或“阴阳合历”。民间常用“旧历”这个词指代历书，称之为“老黄历”。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夏历法的起源被认为始于“黄帝”，所以称为“老黄历”。另一种说法是，“黄”是“皇”的谐音，与今天将“皇城根”改为“黄城根”同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历和农历并行使用，延续至今。1970年，正式改称“夏历”为“农历”。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负责计算，并于公元2017年颁布了国家标准《农历的编算和颁行》。同时，紫金山天文台的农历编制结果也是中原地区官方历书的一部分。

农历是一种特殊的阴阳合历，它兼顾了阴历和阳历的特点，把月相盈亏的周期和回归年协调起来，用“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方法使阴历和阳历相吻合。这样既能确保任何一个历月的每一天都具有对应的月相意义，又能保持历年的四季与实际季节的一致。农历的编制是基于太阳和月球的预测位置，并受到一系列日期编排规则的制约。日月位置预报的精确度以及日期编排规则的变化都可能对农历日期的最终确定产生直接影响。根据2017年颁布的《农历的编算和颁行》规定，现在通行的农历以北京时间为标准时间，节气冬至所在的农历月为农历十一月，农历年的第一个农历月是在冬至之后的第2个农历月（不计闰月），其中朔所在的农历日为农历月首（第一个农历日），而正月为农历年的第一个农历月。

传统农历采取“十九年七闰”的方法使得历年的长度接近回归年的长度。阳历的基础是太阳的运动，其回归年约为365.24天。为了校正每年因此多出的0.24天，每400年会设置97个366天的闰年。而阴历则是基于月球的周期，其中，月份被分为大月和小月，大月有30天，小月有29天，平均历月等于一个朔望月。12个这样的月份合计大约354.37天，这使得阴历的每年比阳历短大约11天。农历采用了设置闰月的方法，即根据二十四节气，以闰年中第一个无中气之月为闰月，在十九年里安排七个闰月，使得历年的平均长度等于太阳回归年的长度。其中平年是十二个月，闰年是十三个月，因此农历平年岁长为354~355天，而闰年岁长则加一个月为383~385天。

在农历中，岁首指每年的第一天。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因为政治、文化或宗教原因，在决定岁首时有所变化。夏朝的岁首是以“斗柄回寅”为一年的开始，因此“元日”是夏历的正月（寅月）初一，称“建寅”。商代将岁首提前一个月，即夏历的十二月（丑月）初一作为商历的“元日”，称“建丑”。周代继续提前了一个月，将夏历的十一月（子月）初一确定为周历的“元日”，称“建子”。秦朝将夏历的十月（亥月）初一作为秦历的“元日”，称“建亥”。汉代初期沿用秦代历法，以十月初一为“元日”。但在汉武帝时期，他下令恢复“夏正”，于是重新将正月（寅月）初一定为“元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沿用了汉代的传统，以正月初一作为“元辰”。隋唐仍然沿用了汉代，以正月初一为“元朔”。宋代至明清时期继续沿用正月初一作为岁首。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通过了使用“公元纪年法”的议案，将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命名为为“春节”，而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在农历中，“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方法是根据包括岁差在内的一些规律来确定的。地球在公转过程中，其近日点和远日点在公转轨道上会产生一种被称为进动的运动，这种运动导致春分点和秋分点在黄道面上的位置发生改变，这种变化被称为岁差。其进动周期大约在2.6万年和1.9万年之间。岁差是影响气候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因素，正是由于岁差的存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四季才得以成为对立的季节变化。在中国传统历法中，岁差常数是用来描述春分点在黄道上缓慢向西移动的现象，其数值表示的是恒星年与回归年之间的差值。在历法中，恒星年被称为周天，以度或分为单位。

农历年的命名主要有年号纪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和生肖纪年法。

帝王年号纪年法是最早的纪年方法，包括王公年次纪年法和年号纪年法。前者按帝王在位的年次递增，后者则是由皇帝制定的年号。但由于频繁的改元和年号的重复使用等问题，这种纪年方法存在局限性。帝王年号纪年法在周边国家也有所影响，如日本至今仍在使用。而在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这种纪年方法逐渐消亡。

在干支纪年法中，年份是按照一个六十年的循环进行命名的，这个循环从甲子年开始，经过乙丑年、丙寅年，依次命名，直到最后的癸亥年，完成一个周期后再次开始。这种命名的参考时间点设定为公历1984年2月2日0时至1985年2月19日24时这段时间的农历年，被确定为甲子年的开始。

古人结合十二地支描述木星在黄道的位置，创建了“岁星纪年法”。岁星纪年法是基于“岁星”（即木星）在天空的移动来计算。木星沿黄道每年大约移动30度，约12年完成一圈。

生肖纪年法则是基于十二种动物图腾来命名年份的。这十二种动物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每十二年完成一个周期，然后重新开始。生肖纪年法的参考时间与天干地支纪年法相一致，也就是说，以公历1984年2月2日到1985年2月19日这段时间的农历年为鼠年的起始。

在农历中，月相可以被用来确定月首及月长：每个月的月首是以月球和太阳的地心黄经达到相等的时刻（也就是朔，月球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三者在一条直线上）所在日期作为基准，即为每月的初一，随后的日子则依次为初二、初三等；每个月的长度是以两次连续的朔之间的时间间隔来确定的（两次朔之间的平均长度被称为平朔），如果间隔为30天，那么该月被称为大月，而如果间隔只有29天，那么该月被称为小月。农历确定日期的顺序是以朔日为基准，通过逐年逐月的推算来确定“朔”发生的日期和时间，将包括“朔”时刻的那一天设定为朔日，也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从而确定了日期的顺序，被称为定朔。通常，相邻的两个月会交替出现大月和小月，但为了固定朔日作为每月的第一天，可能会出现连续大月或连续小月的情况。此外，农历中朔日为新月，望日为圆月。

古代天文学者基于长期的观测，为了确保农历与四季的变化保持一致，这样，农历的正月至三月被确定为春季，四月至六月为夏季，七月至九月为秋季，而十月至腊月则为冬季，确保农历年的开始落在冬末春初时段。为了维持这种与四季的对应关系，使阴阳历能够匹配，确保农历的准确性，古人采用置闰的方法，并不断根据实际的天文观测修正与完善其设置闰月的规则。经过历代的观测与实践，最终形成了十九年七闰法，即在十九年的周期内设置七次闰年。

在19个农历年（或称19个回归年）的周期内，总计有235个朔望月，而在这19年中，存在228个月份有“中气”，而剩余的7个月份并没有“中气”。这里所说的“中气”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12个重要时刻，如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等。由于每年的12个月中都应该有“中气”，这就意味着在19年的时间框架中，必然存在7个月份没有对应的“中气”。为了调和这种偏差，并确保农历年与四季的同步，古人决定将这7个没有“中气”的月份设定为闰月。这就是为什么在19年的周期内会有7个闰月，形成所谓的“19年7闰”的规律。

因此，根据置闰规则，包含冬至的月份被认为是农历的十一月，而如果从一个农历十一月到后两个农历十一月（不包括）期间存在13个农历月，则将第一个无中气的月份定为闰月，也称为称为“闰某月”。在春秋时代，中国天文学家已经发现19个回归年与19个农历年的日数近似相等，其间仅相差2小时8分26.88秒。到了南北朝时期，祖冲之提出了391年144闰的置闰方案，其精度远超过了之前沿用的19年7闰的方法。通过这种置闰法，确保了农历年与回归年、农历月与朔望月的对应关系更为精确。

月相名称主要描述的是月亮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朔，意指复苏，象征着月亮在阴历初一由消亡状态复苏，因此称为朔日，又称“初吉”“既死霸”；初三被称为“朏”，指月牙初升；小月的十五日和大月的十六日早晨，月满，日、月处于东西两方，因此将这种对望的状态称为望，又称“吉日”；望日的后一天称为“既望”；月末一日，月亮全部消失，无光照亮，被称为晦日，晦日之后又是新的朔日；位于朔与望中间的一天（初七或八日）称为上弦，望与晦之间的一天（二十二或二十三日）称为下弦，上下弦都是月亮只显示半轮的状态，统称为弦。朔是月亮重新显现，望是月亮圆满，弦是月亮半隐半现，晦是月亮完全消失，这些状态特征明显，易于观察验证。古人不仅采用这些观测来计算时间，同时也作为校验历法的准确性的标准。

数序纪月法是一种按照农历月份在农历年中的先后顺序进行命名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农历的月份使用汉字从“正月”开始，依次为：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这一命名方式简单明了，直接反映了月份在整个年度中的位置。除此之外，农历还有一种特殊的月份，即“闰月”。在数序纪月法中，闰月的命名方式非常直观：它是基于紧随其后的那个月份命名的，只不过要在该月份的名称前加上“闰”字。例如，如果在四月和五月之间插入了一个闰月，那么这个月就被称为“闰四月”。

根据2017年发布的《农历的编算和颁行》，农历中的一日是指从北京时间0时起至北京时间24时止，共计24小时的时间跨度。中国古代的计时法则与日月的运行、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历史上，中国长期使用了“十二时辰制”，其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在那时，人们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划分天文方位，从而产生了每天12个时辰的计时法则。这一方法得以普及，其基本单位为“时辰”，相当于现今的两小时，且对应了特定的天文方位。此外，古代人们还为十二时辰赋予了一些形象的名字，如“夜半”“鸡鸣”等。

当天气不佳，太阳位置难以判断时，人们便发明了“漏刻”来计时。原先的漏刻制度中，一天被等分为百刻，每个时辰分为八个大刻和一个小刻。后来为了便于计时，人们将时间统一为“某时某刻”的表述方式。到了清代初期，百刻制被改为96刻制，每个时辰则被划分为8刻，其中每刻相当于现在的15分钟。

中国古代还有另一种与夜晚时段相关的记时方法，即“更”。在唐朝，《戊寅元历》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更点的计算方法。每个“更”代表了夜晚的一段时间，从甲夜到戊夜则表示从初更到五更。

农历日的命名方法有两种，分别是数序纪日法和天干地支纪日法。数序纪日法是一种直观的日期命名方法。它根据农历月份内的日子顺序，用汉字来表示日期。这种方法的表示是：初一至初十、十一至二十、二十一至二十九或一至廿九，以及三十。另一种方法是干支纪日法，基于古老的天干地支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它们相结合，形成一个六十日的循环。从甲子到亥，每一个组合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日期。这一命名方法的循环参考时间则根据公历1949年10月1日在农历中的日期来确定，该日期定为甲子日的起始。

二十四节气属于阳历系统，并与朔望月配合使用，是农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国家中，人们格外关心播种和收割的时间，无法反映季节变化的历法很难被广泛推广。因此，二十四节气应运而生。节气的本质是以太阳运动为基础，将太阳在黄道带上的运行划分为24等分，每15度为一个节气，合计24节气。每个节气代表着轨道上固定的位置，每个节气之间的时间并不均等，最短为14天，最长为16天，这个时间被称为“定气”，而两个节气之间的平均天数（约15.22天）被称为“平气”。自清初汤若望奏上《时宪历》后，农历均用定气而非平气来记录节气。从时间上来说，由于地球公转速度的不均匀性，导致有些节气持续14天，有些则近16天，平均约为15天。节气能够比较准确地表征气候的冷暖现象，因为季节是地球公转的反映。二十四节气按名称的含义又可以分为四种：首先，有八个节气代表四个季节，分别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其次，有五个节气代表冷暖程度，包括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第三，有七个节气代表降雨量多少，如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最后，还有与农事有关的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四个节气。

农历规定了十二个节气，如立春、惊蛰、清明等属于节气（都在公历的上半月），另外十二个节气，如雨水、春分、谷雨等属于中气（都在公历的下半月），而且要求每个月都要有固定的中气。例如，雨水必须安排在正月，春分一定要安排在二月，冬至安排在十一月，大寒安排在腊月，以此类推。然而公历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而农历月球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只有29.5天，有1天的差距。因此，二十四节气在农历上的日期并不固定，每个节气的日期都会逐月推迟一天，一年累计约推迟11天左右。由于农历中大月只有30天，小月只有29天，当中气日期推迟到某个月末时，下个月就可能没有中气。

七十二候是中国古老的历法，它结合了天文学、气象学和物候性质。在传统农耕社会，因为与大自然密切相关，月令和节气受到劳动人民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古代人们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作为指导农业生产的依据。相较于广泛流传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所承载的文化符号更具具象意义。七十二候被用于指导农业活动，主要以黄河流域的气候为基准。“候”作为一个计量时间的单位，每五日构成一候，用生物的生长变化来确认月亮的变化。每三候组成一“气”，所以一年中有二十四个节气。每六“气”构成一个季度，四个季度构成一年，因此共有七十二候，总计360天。自然界各种现象与特定时间段的对应关系，被称为“候应”。这种精细的时间划分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与记录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现象的依据。每个“候”都与一个或多个物候现象相对应，这种物候现象可以是植物在特定时期的生长状态，如芽生、花开或果实成熟；也可以是动物的行为，如觉醒、交配、叫声或迁移；还可以是自然界的其他非生物现象，如冻结、解冻或雷声。通过这些物候现象，人们可以对当下的自然环境和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而在一个年度的365天中，虽然应有73个候，但为了与已经确定的二十四节气相匹配，实际上只设定了72候，每三候构成一个节。这72候的每一个都与其对应的物候现象紧密相连，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准确的时间参照，使得农业活动能够根据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

中原地区十二生肖的由来跟历史和文化紧密相关。由于“天干地支”的学问深奥，平民百姓难以掌握，因此在民间开始用12种熟悉的动物来代表每一年，这就是十二生肖的由来。为了克服数序记忆的不便，人们创造了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12种动物来代表十二地支，并且确立了固定的对应关系，这样就不容易出错。由于这些动物常见且具有实感，容易为广大群众所记忆和接受，因此很快在亚洲各个民族中广为流传，至今仍然盛行。

十二生肖的次序有多种解释，其中相对可信的有三种:图腾说、脚趾说和活动说。图腾说指的是以黄帝时期的部族族徽图腾动物作为生肖；脚趾说是根据动物的趾数判断阳支和阴支；活动说则是十二生肖与十二时辰相关联，并与动物的活动习性相配。

民间年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渠道之一。通过描绘包括农业技能和二十四节气等元素，民间年画对农业发展和农事活动起到了指导作用。例如，《节气图》《大春牛》《春耕图》《灶神》等，都是在当时被农民广泛欢迎的年画艺术作品。传统的农民并没有权威的历书，他们的时间参照主要来自家中挂的《春牛图》。常见的《春牛图》上方会标明二十四节气及日历信息。在画面构成上，显著的特点是芒神与春牛。芒神的形象经过时间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标准：长相俊朗的少年，头部双髻，手中持柳鞭。值得注意的是，芒神的鞋子和站立位置都有深意，与预测年度的天气有关。例如，芒神双脚赤足代表明年雨量较多；双脚穿鞋则表示明年天气偏干；若是一足赤一足履，则代表风和日丽，五谷丰收。此外，清代年画《斗柄回寅》便是根据“斗柄指东，天下皆春”的天文常识创作而成。

农历的月份除了按自然数序表示外，还有不少别称。这些别称的命名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月份以植物为象征命名：二月以杏花为象征，三月则被称为桃月，四月是槐月，五月是榴月，六月以荷花为象征，八月桂花盛开，九月菊花傲霜。这样，二月被称为杏月，三月被称为桃月，四月被称为槐月，五月被称为蒲月，六月被称为荷月，八月被称为桂月，九月被称为菊月，十一月称葭月。

按季节列次序命名：一年有四季，每个季节划分为三个月，按次序排列。古代把孟、仲、季用作兄弟姐妹的排行，孟表示大，仲表示次，季表示第三。后来又用来表示每季的月份次序，因此春夏秋冬四季的三个月都有孟、仲、季的别称。有的取美好的传说：七月被别称为巧月，这其中蕴含着牛郎织女每年七夕在鹊桥上相会的故事。在古代，织女象征智巧。因此，在七月七夕之夜，人们焚香祭拜织女星，乞求智慧巧妙，这就是俗称的“乞巧”。所以，七月也被称为巧月。

因行政命名：1月又被称为端月，十二月又被称为嘉平，来自秦始皇的命令。本来一月叫做正月，意味着一年的开始，新春的正月。但是由于秦始皇的个人忌讳，由正月改为端月，意思是一年开始的“端始”。十二月原本叫做腊月，因为在古代，每年年底还会猎取禽兽来祭祀祖先，所以称为腊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月日嘉平”。秦始皇之所以要改动腊月的命名，是因为九月的时候，有个叫茅蒙的人在华山中乘云驾龙升天，白天离开了人间。同时，还传出了他的一首歌谣，歌中唱道：“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听到这首歌谣后就希望寻求长生不死之术，成为仙人，后下令将十二月改为嘉平月。

日月交替或阴阳变更命名：在《雅尔•释天》中有记载，一月被别称为颐月，其中颐与皆谐音，表示两颗星星在东边方向相交，因此被称为颐月。二月被称为如月，如字意为随从，表示万物在二月相随而出，如如然也，所以被称为如月。三月被称为月月，意为光明、显著之月，因为三月阳气盛，万物显得灿烂。四月被称为余月，余字意为舒展，因为四月万物舒展，长出新的枝叶。五月被称为皋月，皋字表示高低之高，表示五月阴气从下往上升，使作物结果结实，长到苗顶，所以被称为皋月。六月是阴气渐盛的时候，万物导引往上。八月被称为壮月，壮者意为大，因为八月阴气达到最大，所以取名壮月。九月被称为玄月，玄色指的是黑色，九月万物快要枯萎，阴气侵寒，颜色都变得黑暗，因此被称为玄月。十月被称为阳月，因为十月主要是阴气支配，缺乏阳气，所以取名阳月。十一月被称为辜月，辜与故旧中的“故”同义，表示十一月阳气再生，希望改变过去，迎接新的开始。十二月被称为涂月，涂与除谐音，意思是一年即将结束，离开尘世。

农历在中华文化中属于传统历法。它不仅在中国得到正式采纳，而且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也广为流传。农历既能体现时节、农时和物候的特点，同时也可以记录月相和潮汐等自然现象。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农业、渔业、防汛和航海等领域，农历都展现了广泛的实用性。

“天干地支”择日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日子吉凶判断法则。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日子被分为“宝日”、“义日”、“制日”、“伐日”和“和日”。其中，“宝日”和“和日”被认为是吉日，“伐日”则是大凶。日子的吉凶也可以从自然与社会角度去理解：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自然灾害日为凶，风调雨顺日为吉;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敌对状态中的一方为吉则另一方为凶。将干支纪日用于农事和家事的择吉，已经有流行了千年以上的历史。

“十二建除择吉”是古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和农耕生产中，根据阴阳五行理论和天文历法，为选择吉利的日期而制定的一种方法，也被称为“十二建星择日”。它基于十二颗特定的“星”，分别是：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这些星代表不同的日子特性。“十二建”起源于北斗斗柄的位置与月份的关系。当斗柄指向东北偏东的寅位，即为正月开始，其后每月对应一个地支，这些地支不仅代表月份，还有关于日子的吉凶象征。

古代中原地区人用对气象的观测和经验总结以预测风雨，故长期记录天气并寻找其中规律，使得古代的天气预测有较高的准确率。所以古代人将二十八宿与五行、动物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择吉系统来判断每日吉凶。

农历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指导作用。早在二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就已经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并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进一步将这四季细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当时，黄河流域的农民们按照节气来安排耕田、播种、收割庄稼以及植树、养殖、放牧等农事活动。随后，其他地方的农民也将二十四节气的知识运用到当地的生产活动中，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通，逐步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以确保农时不误，取得丰收的目标。

立春：应注意进行中耕和追肥工作，因为地里的小麦即将进入拔节阶段。

雨水：通常会有连续的夜雨和小雨。对于小春作物来说是有利的。然而，入冬以来雨雪稀少导致的春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需要继续注意蓄水和保护水源。

惊蛰：部分地区已开始早稻的播种，但是要防备倒春寒的可能性。

春分：春天已经开始了，正在抽穗开花的小麦和已经播种或者续播的早稻需要注意防止冻害。

清明节：常常会听到春雷的声音，雨水增多，适合中稻和棉花的播种。随着庄稼结籽的增多，雨水仍然不足，因此，在春早地区仍需要继续注意防早熟。

谷雨：对于早稻的插秧和小春作物的灌浆及结籽是有利的。

立夏：油菜和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收割时期。此时可能出现大雨，对中稻的插秧有利。

小满：早稻已经抽穗，但是中稻的插秧和晚稻的播种仍然是大忙时节。这个时候雨水分布不均匀，因此需要注意防洪和防旱。

芒种：如果此时不进行播种，再往后就无法保证产量了。因此，有一句农谚说：“芒种忙忙种。”需要注意防范夏早。

夏至：中稻即将进入拔节期，需要注意防治螟虫；棉花已经开花，应继续进行虫害防治和整枝工作。夏至后期，沿河地区水位上涨，需注意防洪。

小暑：进入盛夏，这一时期适宜中稻进行除草工作；棉花开花，可继续进行虫害防治、整枝和中耕作业。

大暑：开始进入伏天，雨量增加，某些地方常有伏早现象出现。中稻开始抽穗，需要注意防治虫。

立秋：温度开始下降，有时被称为"秋老虎"，尚未结束伏天的高温天气。雨量仍然较多，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伏早现象，因此需要预防。

处暑：中稻普遍已经成熟，正处于收割忙碌阶段。此时适宜抓紧时间犁田、蓄水以及控制螟虫。

白露：进入秋雨季节，及时进行棉田和田坎的排水工作。

秋分：雷电现象逐渐减少。此时适宜抓紧时间犁田、蓄水。

寒露：棉花普遍开始结球。晚稻已经成熟，可以开始收割。

霜降：进入寒冬，出现冬干现象。晚稻已经成熟，开始收割；小麦开始播种，棉花继续收割。

立冬：进入冬季。

小雪：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初霜。

冬至：小麦进入分蘖期。

小寒：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冰冻现象。是一年中降水最少的时期，冬季干旱现象日益明显。

大寒：温度与小寒大致相同，但常伴有霜冻。

农谚是蕴含了农民智慧的谚语，简洁生动，易于记忆，能够准确地传递农业生产经验。这些农谚，尤其是和二十四节气相结合的“时令农谚”，是对节气及各种农事活动之间关系的准确阐述，反映了气候、作物性状和农事措施的有机结合。例如，“热在三伏，冷在三九”；“小暑大暑，灌死老鼠”；“秋分早，霜降迟，只有寒露正当时”；“芒种不出头，不如拔了喂老牛”等。

“伏”又叫“伏天”或“伏日”，也被称为杂节气，是三伏的总称，包括头伏、二伏和末伏，用于计数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该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676年，意为"隐伏以避盛暑”。"三伏"将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开始由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确定，持续10天。尽管每年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不同，但三伏一般在一年中的7月和8月进行。这一时期，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要，农民会根据三伏来进行相应的农事活动，例如，早稻进行灌浆成熟，晚稻插秧，棉花开花结铃等。

“九九”也称“数九寒天”，起源于黄河流域，并随着时间传播到全中原地区，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九九歌。这些歌曲是以九天为一个单位的时间段，从冬至开始，分成九段，分别称为一九、二九、三九等，用来记录较冷到回暖的冬季时期。以下为一首民间地区广泛流传的九九歌：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

八九雁来，

九九耕牛遍地走。

农历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历法，是以朔望月为基准来划分每个月份的。朔日是新月之日，即月球和太阳相对位置导致人们从地球上看不到月球的亮面，而望日则是满月之时，此时月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使得其完整的亮面都暴露在地球上。这种周期性的月相变化是由月球绕地球的公转和地球绕太阳的公转所共同产生的结果。新月时，太阳、月球和地球三者大致在同一直线上，因此人们看不到月亮的亮面。到了满月时，地球处于月球和太阳的中间，月亮的整个亮面都显露给人们看。月相的变化不仅为古代人们提供了计时的依据，而且也成为了诗歌、文学作品中描述自然景色和情感的重要元素。像北宋的著名词人柳永在《雨霖铃》中所描述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的“残月”描绘了接近新月时期的月相，一抹细薄的月牙悬挂在天边，随着太阳即将升起，它所呈现出的景色与清晨的宁静、宁谧相得益彰，为诗歌增添了丰富的意境。

农历日序还可以反映潮汐变化。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影响不仅体现在月相的变化中，而且明显地在地球上的潮汐现象中得到了体现。潮汐是由于月球及太阳对地球的引力作用所产生的海洋水面的定期性升降。这种现象与农历日的变化关系密切。当太阳、地球和月球在同一直线上（即新月或满月的时候），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相互叠加，产生巨大的潮差，这种现象称为大潮，它出现在农历的初一、十五和十六日。相对的，当月球和太阳处于直角位置，即农历初七、初八和二十二、二十三日，它们各自的引潮力方向差异较大，导致潮差减小，形成小潮。这种时候，由于涨潮时的潮位并不高、落潮时的潮位也并不低，海滩相对更为显露。这种基于农历日期的潮汐规律，不仅为沿海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捕鱼、航行等活动的参考，也在古代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常识。因此，“初一、月半看大潮”和“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等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

八分算潮法是中国独特创造的预测潮时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中国沿海的各个港口得到广泛应用，普通的渔民和船民们也都熟悉并运用此法。尽管沿海地区的人们经验丰富，但八分算潮法在精确性和全面性方面还有待改进。八分算潮法，简称八分算法，是中国沿海地区人民应用阴针算潮时的常用方法。它有两种应用形式：一种是用于预测任何一天的高潮和低潮时间；另一种形式则是编制某个海港的半月潮时表。八分算法所需的条件比较简单。对于高潮时间几乎接近0点或12点的海港，如潮差为2小时，被称为子午潮港，应用该算法时只需要知道日期，然后根据每日迟延八分时的规律来推算潮时。对于高潮时间不接近0点或12点的海港，如潮差为6小时29分，被称为卯寅潮港，应用该算法时除了日期和每日迟八分时之外，还需要加上高潮时间的常数，即可进行预测。中国各沿海地区的省志、府志、县志等文献中都有关于潮或湖的章节，其中包括各个港口的八分算法潮时表。沿海的渔民和船民在航海和捕捞方面经验丰富，他们常常运用八分算法，并通过手指进行推算，以预测港口的潮时。然而，这种方法并不够精确和全面。

农历是中原地区传统历法的结晶，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不仅是我国正在实行的历法之一，也为海外华人所普遍使用，因此农历在传承华夏文化、维系华人世界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古代中国，历法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它在政治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设立和更改历法是历代皇帝明确正统地位的一项重要行为，是否遵循这一历法则作为衡量地方势力是否效忠的重要依据。在纪年方式上，历史上存在“年号纪年”和“王号纪年”两种方式。前者开始于刘彻，常与秦始皇的“皇帝”称号联系在一起，并视为君主制度的重要元素。后者是秦汉之前的传统，只有年数，没有年号，常与周代的文物制度关联，被视为较“古”的传统。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期间，这两种纪年方式均具有各自的政治含义和文化传统。尽管“年号纪年”占据主导地位，但此期间也出现了多次去年号改用王号纪年的情况。这些历法的变动，通常并非出于现代科学的考量，而是为了托古改革、宣扬革命理念。举例来说，李亨在安史之乱期间，为了重建政权合法性，采取了不设年号、改变正朔、使用李治上元年号等特殊措施，反映出其不同寻常的政治考量。这些行为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义，可能与当时肃宗与王室的关系以及其开创新局的意图有关。

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准确性被高度重视，人们相信历法是连接天与地、皇帝与百姓的桥梁。如果历法出现错误，如未能准确预测到日食、月食等重要天文现象，通常会被视为对王朝的不吉之兆或是上天对现政权的不满。李隆基时期，原本使用的《麟德历》预测的日食并未按期出现。这被视为王朝的不祥之兆，于是玄宗命令一行和尚起草新的历法，为《大衍历》。北宋太祖赵匡胤初期，采用后周显德王朴所制定的《钦天历》。但到了建隆二年，因该历法的预测出现差错，这被视为皇帝失德、王朝不祥的征兆。为了纠正这一失误，并恢复其政权的合法性，太祖下令制定新的《应天历》。朱祁镇正统年间，当时使用的《授时历》未能预测到一次日食。这起事件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最终导致明英宗被废，其弟朱祁钰上台为帝。

在繁复的易学与天文学交际中，易学的象数和义理与天文历法进行了多样的结合和解读。《周易》中，许多内容都表现出天文学现象的理解和阐释，如卦象、爻辰等的天文意蕴。这也有助于易学在不断发展进程中，体系吸纳借鉴天文历法的成果，形成了解释自然和社会的模式。另一方面，天文历法学也借鉴了易学的象数模式和义理思想。如汉代的刘歆在其《三统历》中从《周易》中借鉴了一些思想。他结合《周易》中的金火相革的卦象，强调了改革历法的必要性和与天文现象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同样，晋朝的杜预在他的《春秋长历》中也提出了治历的“通理”，即应顺应天象来制定历法，而不是扭曲天象以适应历法。

汉代的孟喜提出将《周易》的六十四卦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相结合，形成了“卦气说”，包括“四正卦”、“十二月卦”及“七十二候配补”。其中“四正卦说”以震、离、兑、坎为四正卦，代表一年中四个季节，它们的二十四爻对应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十二月卦”也被称为“十二消息卦”，从六十四卦中选取十二个卦形，与每月的阴阳消长、月候变化相结合，对应一年的十二个月。这代表了大自一年四季的阴阳消长。而“七十二候配补”指除“四正卦”外的六十卦与七十二候相结合，每月有六候对应五个卦，每卦值六日。如此，六十卦与七十二候正好相符。

此理念在后世的历法中广为采纳。在北魏时期，张龙祥等负责编制的《正光历》引入了孟喜的“卦气说”，并详细列出了四季与四正卦，以及各个月份对应的卦的具体对应关系。唐代的僧一行在编制《大衍历》时，在更全面细致的层面上将《周易》的六十四卦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相结合，并明确指出十二月卦的理论来源于孟喜。后来，宋代的《应天历》、金朝的《重修大明历》和元初的《庚午元历》等历法也都包含了这种“卦气图”，显示出孟喜的“卦气说”对后世历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等为代表的秦汉著作，将五行、五色、四季、十二月、天干地支等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基本框架。京房纳甲体系是古代术数的集大成之一，其中涉及五行与四季、十二月的相配关系。其中有两种对五行与时间相互关系的解释：土旺季夏说和土旺四季说。土旺季夏说导致五行各主时间不等，完全合乎五行的生克顺序，即“木生火生土生金生水”。而土旺四季说虽令五行各主时间相等，但打破了五行的相生次序。

五色理论源于古中国的五行学说，它认为万物之间都存在某种相互关系和作用，彼此之间既可以生长又可以相克。五色即青、红、黄、白、黑分别代表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色与气候和节气相互印证，颜色不仅可以作为某种元素、节气的象征，还可以象征人体组成部分。在《礼记·月令》中，五行与五时、五方、五色、五味以及十天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例如，东方与春季、青色、酸味相对应，代表木德；而南方与夏季、红色、苦味相对应，代表火德。

中国古代音律被视作具有神秘色彩并与万物有着紧密关系的符号。音律不仅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和生活要素，还表达了关于宇宙和人类的深刻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尝试将音律和历法中的元素如五行方位、十二辰等相匹配，从而扩大了人们的思考范围并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律历对称或律历合一。如在《淮南子》中，音乐的符号体系和包含天文历法在内的宇宙万物的知识结构被相互联系。音乐在早期可能只被视为生理感知或游戏性赏玩的一部分，代表了大自然关于生命节律的启示。古代的"随历用律"体系的产生，则与人们将十二律、十二月和十二时辰的对应联系密切。在“律以当展，音以当日”这样的表述中，不仅揭示了宇宙图式的天地之间内在的同构对应关系，也体现了中国古人依据长期实践总结对音律的理解。《淮南子》也揭示，十二律的概念的提出源自宇宙天道观，与二十四节气的自然物候观紧密相连。通过将天干地支、季节物候和六十甲子等进行一体化建构，形成了一套"天人合一"、万物互联的对应关系。《淮南子》承继古圣先贤将诸多宇宙间不同事物加以联系与沟通的传统，将九野、八风、日月、四时、星辰、星官、五官、五音、六府等建构于一个合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系统中，展示了天地、天人、人神之间的互动和相生相成的特征。

农历在许多文化和宗教中都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亚洲。目前，韩国、朝鲜、越南、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仍在使用农历。在韩国，尽管公历在日常生活中更为普及，但许多传统节日和纪念活动仍然根据农历进行。朝鲜早期视春节为封建残余，但1989年为继承传统而重新开始庆祝。越南许多传统节日也是按照农历来确定的。虽然日本在1873年采纳了阳历作为官方历法，但农历在一些宗教仪式和传统活动中仍然被使用。泰国农历被用于与佛教相关的宗教仪式和节日。农历在新加坡主要被使用于传统节日庆祝、生肖文化和饮食文化等方面。在马来西亚，主要使用农历庆祝传统节日、选择吉日和进行拜祖活动。印度尼西亚虽然以穆斯林传统为主，但仍然庆祝农历春节。

由于海外华人和华侨的存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也受到了农历的影响。自1993年起，美国便发行了生肖邮票。在加拿大，春节会在唐人街进行新春大游行，此活动吸引了包括贾斯廷·特鲁多总理在内的各级政府官员参与。英国会为农历新年张灯结彩，设美食摊位，举行舞龙舞狮与放爆竹活动。

澳大利亚等位于南半球的国家因时差问题在农历节气时间的使用与北半球有所差异。澳大利亚的海外华侨将季节月份进行了半年的调整，以确保与实际季节相符。

许多国家已将春节设为法定假日。越南将农历初一视为全国最重要的节日；马来西亚设定初一和初二为法定假日；在印度尼西亚，农历初一从2002年开始成为官方节日；新加坡法定春节放假两天；菲律宾从2004年开始将春节设为全国公共节日，但实际未放假；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作为佛教国家，虽然主要庆祝佛历新年，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庆祝农历新年并放假。2022年9月，加利福尼亚州宣布农历春节为该州法定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