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又称为程朱道学，其是由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与程颐创立，其间经过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三传李侗，最后四传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们通过吸收以前学者的儒家思想以及借鉴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发展了程朱理学体系。其基本内涵是以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其核心内容，是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与哲学本体论统一到天理之中，提升了儒学的思辨水平，熔铸佛老于儒学，消除了思想内部的敌人，使儒学在与佛教的辨析驳难中最终胜出，复兴并发展了传统儒学的真精神。其主要思想是天理论、理气论等，所表达的是其学者对于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人的德性修养方面具有一定意义。其代表人物有二程、朱熹等，代表著作有《二程集》《近思录》等。

由于魏晋以来佛道盛行，冲击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出现儒学危机；而唐代后期至宋代前期，政权割据、民族政权并立，导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统治者需要调整官方儒学以巩固统治，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程朱理学诞生了。其从宋朝开始发源，由理学家程颢与程颐创立，其弟子及后世弟子传承，最后到朱熹集为大成。元朝开始兴盛，用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因此程朱理学得到了独尊的正统地位。后面的明、清各朝统治者，也将程朱理学做为统治阶级挽救危机和败亡的思想武器。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北宋开始兴起到后朝逐渐繁盛成为官方显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其统治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在国内外都有其深远影响，如程朱理学为朝鲜王朝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思想文化基础以及深受日本统治者青睐。虽然程朱理学曾一度繁盛，但由于统治阶级对其进行扭曲等原因渐渐走向衰落，因此从古至今对程朱理学的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局面，如清代皖学大师戴震认为其“绝人之情，灭人之欲”，而中原地区著名哲学家贺麟则认为其是“复兴民族所须发挥光大之学”。程朱理学的相关争议也是接连不断，其中主要的两个争议点是：“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程朱理学中对妇女的精神枷锁内容，目前在学界众说纷纭，暂未有定论。

唐五代以后，政治风气腐化，时有杀戮现象出现，加上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分裂,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致使伦常衰败,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宋朝统一后，统治阶级为稳定社会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百姓也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一些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便从儒学中寻找新出路，将儒、释、道三种学说杂结合并以儒学为主，产生了理学。

无论是宋朝政权还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都不遗余力地宣称自己为“正统”。从西汉开始儒学就已经确立了它的正统地位，按照中国这一政治传统，中央政权的合法继承者必须尊孔崇儒，以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理论。当时北宋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迫切的想要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学说，而当时佛道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冲击了儒家学说的地位，为了使新学说仍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思想，融合汉唐的经学，把韩愈的儒学复兴集成起来，再结合魏晋南北朝的佛学，以相互杂糅、取长补短，去粗取精等方式，解决恢复儒学正统地位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在这一学术正统背景之下，程朱理学产生了。

由于唐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加快，各个民族之间不论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地位空前平等，甚至五代时期，外来的少数民族还做起了皇帝。少数民族的崛起，严重影响了中原王朝的大一统，民族矛盾尖锐。这个时候，就需要推出一种学说，丑化少数民族，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来防范这些少数民族，进一步美化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于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士大夫们致力于寻找出儒学的新出路、解决威胁问题，以尊王攘夷的程朱理学便产生了，并在宋朝时期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由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与程颐创立。其发源于宋朝，兴盛于元朝，明、清朝成为官方正统哲学，在封建社会中占据了正统思想的地位，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其吸收了佛教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且克服了世界观、方法论等短板，使得儒学的主流正统地位得以稳固。其主要思想是天理论、理气论等，所表达的是其学者对于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人的德性修养方面具有一定意义。其代表人物有二程、朱熹等。

两汉以来,“玄学”成风,佛道兴盛,儒学丧失了“独尊”地位,是韩愈首倡儒家“道统”之说,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其道统学说主要表现在他的《原道》一文中，他以仁义为核心，认为仁是普遍的“爱人”，义是处事合适而得当。道德应以仁、义为内容，依着仁义的要求去做就是道，也就是德。为了抬高儒家仁义之道的神圣性，他与李翱领导进行复古运动，企图割去六朝骈文和玄学、佛学这一历史阶段，与秦汉以前接续起来，以恢复“孔子之道”的本原，为道学奠定了基础，构建了一个儒学道统的传承系统。韩愈的道统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梳理了儒家思想的内在传承，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承提供了连续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的保障，使儒家思想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保持其主导地位。而程朱理学吸收了佛教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他们借鉴了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提出了“太极”“天理”“格物致知”等概念，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理论体系。并且程朱理学克服了世界观、方法论等短板，使得儒学的主流正统地位得以稳固。​

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兴盛于元明清，是宋朝以后的主流哲学，这期间经历了形成、发展、官化、批判和转型等阶段。这一历程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演进和发展，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进步。

北宋初期汉宋学术在转型的关键人胡瑗、孙复和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他们是理学的先驱。其一提倡儒家道统，批判佛老时文；二注重义理说经，批判章句注疏；三致力内圣外王，讲求明体达用，对后来的程朱理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如他们提出的“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之学”促进了周敦颐与二程的濂洛学派的产生，为程朱理学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佛道学兴盛，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为解决恢复儒学正统地位这一重大问题，周敦颐、程颢和程颐创立理学，这时期是理学的形成发展期，周敦颐、二程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学术的创作和理学思想的发展，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程颐《伊川易传》，张载《经学理窟》等，二程理学思想的完备也形成于这个阶段。

如张载的关学，其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注重实践，强调主观能动性，提出了“气”一元论的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伦理观。并且张载主张人们要尊重自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在此基础上追求自我完善和进步。只有具备了这种为天地立心的精神，才能够做到诚意正心，真正成为一名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二程的洛学，其思想体系以“理”为核心，强调“天理”的本体地位和作用，主张通过内心的修养和外在的实践，达到与“天理”合一的境界。他们认为人们必须敬畏并遵循“理”的要求，才能成为有德性的人。因此，他们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主张通过深入事物内部，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达到“致知”的目的。洛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张载的思想学说，但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对后来的思想家如朱熹、王守仁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蜀学，其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还具有驳杂不纯的特点。在哲学上，其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不可言、不可见，是超越形而上者的最高存在。同时它也强调实践，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际问题，主张内心修养和外在实践的结合。

二程弟子杨时的道南学派，其以发扬洛学为己任，主张为仁由己，坚持反身自省。杨时认为学者必须先致力于“尽己”，通过内心的修养和外在的实践，达到与“理”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重视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主张相互启发、相互砥砺，以共同达到“尽己”的目标。道南学派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后来朱熹创立的“理学”之重要的中间环节。以及对于理想这一重要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继二程之后最早传播理学的理学家之一，在两宋之际的理学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南宋时期，道学的体系完全的建立起来。理学家接过“道统”之说,以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自居。这一时期是程朱理学的成熟期，并且程朱理学经过二传与三传，最后传到了朱熹这里。朱熹承袭二程思想，成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吸收以前学者的儒家思想以及借鉴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建立了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

朱熹还建立了闽学，其主要以二程的思想为主，还吸收北宋其他诸子的观点，形成了一个以天理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他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朱子语类》卷一），理是万物的本源。他还认为道德修养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归于善。在晚年期间，朱子之学被斥责伪学逆党，朱熹仍然坚持讲学、写著作，直至去世后终被平反昭雪。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多年，培养了大批弟子，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纷纷返回故乡弘扬师说、攻击异端，使闽学成为理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

同一时期重要的学派还有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创立的湖湘学派，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地域性儒家学派，主要在湖南省地区传播和影响，始于北宋时期的周敦颐，其以宋明理学开创者而闻名。在南宋时期由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等人在湘潭市讲学著述，收弟子千人，形成了湖湘学派。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注重实践和事功，强调道德修养和人性回归。湖湘学派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强调的实践精神、人伦关系、经世致用等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陆九渊的心学，其主张“心即理”，强调内心的修养和对理的认识，以恢复人本有的善性。陆九渊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因此，他指出学习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

由于陆九渊思想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相抗衡。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理论分歧，在江西鹅湖寺组织了一场鹅湖之会，但这场思想辩论会终以两人不欢而散而告终，还因此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朱陆之辩”。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达到理的唯一方法，而陆九渊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过于“支离破碎”，因此主张通过内心的修养来达到理的认识。他的心学思想也受到孟子的影响，认为人们的心具有天赋的“万物皆备于我”的特性，因此可以通过内省的工夫来恢复人本有的善良性质。后来它的心学思想在明代得到王守仁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陆王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朝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中央政权统治，以及需要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政治统治思想作为基础，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程朱理学虽然得到了独尊的正统地位，但并没有成为整个蒙古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只是把其当作统治广大中原地区的思想工具。

初期，程朱理学博而不能返约、陷入“支离”的困境，于是为了解决程朱理学的传播危机，以元代硕学大儒许衡为代表人物，继承发扬程朱理学，结合当时的历史境遇把“陆学”引入程朱理学，在天道观、心性论和修养论等范畴对其加以改造，呈现出“尊奉程朱、以陆补朱”的思想特点，重新阐释程朱理学，因此有效地解决了程朱理学的传播危机，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理学的传播。

中期，金华、江右两支的推动下程朱理学得以继续发扬光大。其中金华一支，以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许谦等人为代表，他们入元后多隐居不仕，致力于学术研究。在元朝中期，他们通过讲学、著述等方式，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对于维护儒家传统思想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江右一支，以饶鲁及其再传弟子吴澄为代表，他们也积极参与了元朝中期的学术活动。饶鲁的再传弟子吴澄，被称为“草庐先生”，他的著作《五经纂注》对于后人理解儒家经典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晚期，一些学者如吴澄、程文等，继续坚持和发展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吴澄在《五经纂注》中强调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如“道统论”等。程文则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认为人们需要通过观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来认识理。此外在这时期，部分学者也尝试将程朱理学与其他思想流派进行融合，如儒释道融合等。这种融合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发展和演变。

明朝时期，诸多理学学者秉承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引入了陆学中的某些观念，重视心性体验，追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同时又批判直求本心的陆学流于禅坐空悟，以朱学来纠正陆学的偏差。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也将程朱理学作为正宗思想,立为官学,将其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明初，程朱理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理气论”视为程朱理学的基本哲学观点，“格物致知”视为程朱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知行合一”视为程朱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敬畏天理”是视为朱理学中的重要观念，“仁义礼智信”视为程朱理学中的五常之道，并作为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准则，“以德报怨”视为程朱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道德观念。这几种观念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中叶，程朱理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这一时期，理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后世思想界和文化领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后来在以皇室为首的封建官僚、大地主加紧土地兼并和横征暴敛,导致农民起义四起,与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腐朽相适应,程朱理学已难以继续统治人的头脑,以陈献章、湛若水和王守仁创立的江门市心学、甘泉心学、阳明心学先后兴起,促使明代学术思想由程朱理学向心学转变，程朱理学受到极大冲击，理学开始走向衰落。

明末，由于官僚腐败问题严重、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很多政策难以执行。同时，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引发了社会不满和动荡。这种政治环境对王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限制，以及儒家学者又对王学进行批判，认为王学过于注重个人内心的探究和修养，而忽略了社会伦理和外在实践的重要性等原因，导致王学衰微，后来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也批判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引儒入禅的学风，欲用朱学救其弊。因此黄道周等人又开始推崇程朱理学。他们注重传承和发扬程朱理学的思想，认为程朱理学是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强调人的内在修养，又注重外在实践，对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他们通过讲学、著述等方式，传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流派。除黄道周等推崇程朱理学外，刘宗周以“慎独”为宗，对王守仁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他借经典文献修正阳明的良知说，强化心学对于程朱理气观的批判，重新界定“四句教”,着力发挥心学中“情”的作用。

清朝时期，程朱理学再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虽然其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在整个清朝时期，程朱理学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清朝前中期，程朱理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为官方的哲学思想，被统治者大力推崇。同时，一些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王夫之等人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领袖，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发展。王夫之继承了程朱思想的理学思想结构及其基本论题，通过程朱逻辑结构化的思维方法，对程朱思想中的天理论和修养途径论述进行了经验实在化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后来随着汉学的发展和复兴，程朱理学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一些学者仍然坚持程朱理学的思想，并对其进行维护和辩解。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学者李光地。他通过编《性理大全》《朱子大全》等书籍，传承和发扬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对于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但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此内容有所歪曲，加上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统治阶级便利用程朱理学来泯灭汉族知识分子“华夷之防”的民族意识以及来维护现存统治秩序，扼杀了理学思想的创新活力，使其沦为实用工具，只用来宣传伦常教化与清代汉学对理学基本命题的批评，由此严重动摇了理学的学理基础，挫伤了理学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等，导致理学丧失创造活力。民间也一度出现颜元、戴震等人“反理学”的态势。

清末，程朱理学对“汉学”提出了质疑。当时的“汉学”注重考据和文字训，忽视了义理和道德价值。其认为“汉学”偏离了儒学的根本精神，过分注重文字技巧而忽略了道德实践。他们主张回归孔孟儒学的本源，注重义理和道德实践，以此来纠正“汉学”的偏颇。后来随着社会变革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学的地位逐渐衰落。程朱理学作为儒学的重要流派，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开始试图将程朱理学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寻求新的思想出路。他们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影响，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儒家”思想。

理气观是程朱理学核心思想之一。首先，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是事物的本质和根源。他们认为，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是万物之源和人类社会的根本准则。理的内涵非常广泛，包括天道、人道、物理、道德、价值等各个方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依据。

其次，程朱理学认为“理”也是事物的规律。他们认为，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法则，而这些规律和法则都是由“理”所决定的。理在事物中的作用在于规定其本质和特征，使事物有其特有的属性和功能。比如，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规则都是由“理”所决定的。其中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理一”指万物之理是统一、同一的，万物都遵循同一个理，“分殊”指万物各自的理都是独特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差异。从理是万物本源、禀气而生、突理为善等方面阐述了万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程朱理学认为“理”在“气”中，或者说在事物的规律中。他们认为，虽然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但是它必须通过具体的事物才能表现出来。具体的事物是由“气”所构成的，而“气”则具有理的特征和规律。因此，程朱理学认为，理与气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理就没有气，没有气也没有理。程朱理学的理气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化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研究程朱理学的理气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宇宙的本质和规律，更好地把握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

心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之一，主张“性即理”思想。强调天理与人心相通，人心应顺应天理，通过道德修养来达到内心的平静和外在的和谐。程朱理学认为，性是指天赋于人的一种本性，是一种自然的、内在的、不可改变的道德观念。性即理，是指性是天赋的、先天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真理。性是天赋的，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个人的修养和认知来改变的。程颐认为，性善是人的本性，但并不是说人性本善，而是说人可以通过修养达到善的境界。在程朱理学中，性被分为两类：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命之性是指天赋的、纯善的、超越经验的本性；而气质之性则是指人在具体环境中形成的具体性格和习惯，会受到个人的经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程朱理学认为，天命之性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气质之性则是可以通过个人的修养和认知来改变的。

张载、二程等是对心性论形成巨大理论的贡献者。张载受佛学影响，提出“性论”。他认为,人性有两种,一乃天地之性,一乃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地万物共有的纯善本性。而气质之性乃是由于个人察气的多少清浊决定的,故有善有恶。他提出“善反”的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由现实的气质之性返归到本然的天地之性。他的思想对朱熹学说影响很大。朱熹说:“气质之说起于程张,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故程张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也。”但是对于心性论的形成，张载等人仅起了一个开头作用，心性论最终由朱熹完成。他对张载、二程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完善了心性论，还提出了心统性情、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

格物致知论中“格物”是程朱理学中的一种探究事物本质的方法。它强调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观察和探究，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程朱理学认为，物是理的表现，探究物的本质和规律，可以逐步认识真理。格物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外在事物的探究，了解其内在的规律和本质，进而探究真理。致知是程朱理学中获取知识的过程。它强调通过内心的思考和领悟，达到深入认识真理的目的。程朱理学认为，“致知”的作用在于通过内心的思考和领悟，了解外在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进而获得对真理的深入认识。致知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内心的思考和领悟，以达到对外在事物的深入认识。物极必反是程朱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原理，指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个原理最早由程颢提出，后经朱熹发展成为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想。程朱理学认为，物极必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原理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对社会现象、人类心理、自然现象等方面的解释。因此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论是一种探究事物本质和获取知识的方法论。它包括格物、致知和物极必反等方面，强调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观察和探究，了解其内在的规律和本质，进而获得对真理的深入认识。同时，程朱理学也强调实践和应用，主张通过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传承文化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学习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程朱理学中的仁论是一个涵盖广泛、深入细致的道德理论体系。它通过爱、公正、宽厚等内涵，调和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并指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仁的准则。同时，通过追求超越物质利益和精神超越的境界，人们可以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升华。

仁论中仁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它体现了人性中最核心的部分，即爱与同情。仁最基本的内涵是爱，它是一种对他人的关切和尊重。这种爱不仅体现在个人对家人、朋友的情感上，更体现在对天下所有人的博爱，这个博爱不是墨子提出的无差别的博爱。仁论中仁的概念并非源于程朱理学，而是早已有之，但在程朱理学中，仁得到了更深入的解释和更详细的阐述。

公正与宽厚是程朱理学对仁内涵的重要发展。程朱理学认为，公正是一种无私的判断和行为，它不偏袒特定的人或群体，而是以道义和公平为基础。宽厚要求人们在待人接物时要以宽广、宽容的态度，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包容他人的过失和缺点；仁的作用调和人际关系：仁通过爱与公正，调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人们都遵循仁的准则时，他们将彼此关心、尊重和宽容，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在程朱理学中，仁被视为一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遵循仁的准则时，社会将更加公平、和谐，从而减少了冲突和混乱；仁的实践孝悌：程朱理学强调孝悌是实践仁的基础。孝是对家人的尊重和关爱，悌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和互助。

程朱理学在对仁的实践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其一是尊师，尊师是实践仁的一个重要方式。尊敬老师，遵循老师的教诲，不仅是对老师的尊重，更是对知识、真理的尊重。其二是爱民，爱民是实践仁的重要义务。只有真正关心并照顾到每一个民众的利益，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和谐。其三是追求精神超越，追求精神超越是实践仁的重要方面。通过追求知识、艺术和道德的完善，人们可以超越物质的束缚，达到心灵的升华和精神的自由。并且程朱理学认为，仁的最高境界是超越物质利益。这意味着当一个人完全遵循仁的准则时，他将不仅仅关注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是更注重道义、公正和社会责任。

程朱理学强调通过内省、反思、实践等方式，达到对真理的领悟和对道德的完善。程朱理学的发展与完善，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育目的：程朱理学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君子，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和谐。其认为教育应当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使人能够遵循天理，灭除人欲，达到人格的完善；教育过程：程朱理学强调教育的过程是知识的积累、内心的领悟和实践的验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理解天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同时，教育也需要注重学生的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巩固所学的知识；教育内容：程朱理学注重人的知识、技能和品德的培养。在教育内容上，它主张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吸收佛道两家思想，形成兼容并蓄的教育体系。此外，程朱理学还注重实践教育，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教育方法：程朱理学提倡反思式教学，通过引导学生自我反思，帮助他们理解天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观念。

此外，程朱理学也提倡问题式教学，通过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教育修养：程朱理学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人格的塑造。在教育修养方面，它强调教师的道德品质和教学能力。教师应当以身作则，引导学生追求真理和道德完善。同时，教师还需要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知识储备，能够有效地传授知识给学生；教育制度：程朱理学对教育制度也有独特的看法。它主张以科举制度为基础，选拔有才华的学生进入官学。同时，程朱理学也提倡私人办学，鼓励士人自行办学，以实现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在教学内容上，程朱理学主张以经义为主，注重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总的来说，程朱理学的教育观是一种注重知识、技能和道德培养的教育思想。它强调教育的过程是知识积累、内心领悟和实践验证的统一，注重教师的教学能力和道德品质。同时，程朱理学也提出了独特的教育制度设想，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程（公元1032-1085年）和程颐（公元1033-1107年），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洛阳市人（祖籍徽州篁墩），宋代思想家。他们是宋朝洛学的创立者,也是后期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奠基人与创立者。两人年少时聪明好学，做官时忧国忧民，是颇有政声的能臣,也是饱读诗书富于创新的学者。在当时尊崇佛学的社会背景下两人不畏艰险创建洛学，并广收门徒传播二程思想，为程朱理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程颢主要主张“心即理”，而程颐主要主张“天下只有一个理”，二者对理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后来两人陷入洛蜀党争,屡屡被贬,程颐更被诬为“五鬼之魁”,因此两人晚景凄凉,郁郁而终。在以后的封建专制朝代，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社会传统学术的标准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二程的理学思想、著作等才广受尊崇。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被称为孔孟以来弘扬儒学的最杰出代表。他承袭二程思想并继承道南学脉、开创闽学，成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吸收以前学者的儒家思想以及借鉴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建立了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他还大兴教育、传播理学，他主张的“敬天敬祖、不违天理，爱亲敬长，感念父母生养之恩”等理学思想，在闽北地区广泛传播，甚至有些地方流传至今。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理学思想的发展。

杨时（公元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绰号龟山先生。祖籍为宋南剑州将乐(今南平市)。师承理学家程颢、程颐，毕业于太学，是道南学派创始人，北宋著名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他少年时聪颖好学，后青壮年时参与礼部考试，获得下第，继续苦读在二十四岁荣登状元榜进士。后期他潜心研究理学，拜入理学家程颢门下，与同门的游酢、吕大临、谢良佐，成为程门的四大弟子。程颢逝世后，他理学家程颐门下，继续勤学理学，最终学得理学真谛。他继承二程的理学理念，创立道南学派，广收门徒、传播理学，从北传到南影响了诸多的学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李侗、朱熹，李侗主张的“内圣”，成了后世理学发展的趋向。因此杨时也被称为“闽学鼻祖”，在中国理学历史上起到了上承洛学下启闽学的重要作用。其生平著作有《龟山集》、《文献通考》，二程粹言《四库总目》等。

道南学派是由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与程颐的弟子杨时所创建，其承袭二程思想，主张传播二程学说，为日后程朱理学体系的完建奠定了基础。代表人物有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杨时是两宋时期重要的理学思想人物，他不受当时主流思想佛学的影响，潜心学习理学，建立道南学派，主张“理一分殊”思想。其中朱熹又在继承理学的基础上，开创闽学，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使得理学得到不断的传播，传之甚广，影响的南北的诸多学者。杨时也因此被称为“闽学鼻祖”，成了上承洛学下启闽学的重要人物。

陆王心学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即理”派。陆九渊受到了程颢“偏于内，只注重内心之理”思想的影响，建立了心学，所以其虽与程朱理学有一定区别，但两者发源相同。明朝中晚时期，王阳明大力主张陆九渊“心学”，致使成为官方显学占据文化宗主地位由程朱理学转变成了理学的别支陆王心学。究其根本，是统治阶级想要利用学术为集权专制政治服务，而陆王心学对于明朝后期封建统治的巩固尚且还有用处，因此陆王心学风靡天下，遍及国中各地。

气学派是由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创建，其属于问题型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专注于气之运动条理与性理的关系。气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吕坤、王夫之等。然而气学派是在王学鼎盛时期企图重建程朱权威地位且自身又不断改进的重建派，其依旧延续了宋明理学在伦理本体论上的论证，构建了以气为核心的人的哲学，这是包括对自然、人生、情欲、感性与理性等全方位的人性问题所进行的思维论证，带有唯物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实践意味。明代中期气学派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容小觑，其本身是对程朱理学以及陆王心学的修正，然其开辟的新的思维路对于力学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二程集》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程颢与程颐全部著作的汇集，二程平时与师友门下讲学论道的记录，是重要的理学著作。其内容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六种。此著作语言上，程颢发明极致，善于开发人，程颐即事明理，尤其耐人咀嚼。内容上，程颢识仁、定性，程颐主敬、体用一源等许多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都是理学史上的第一次提出，为后世所沿用，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思录》是依据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南宋文学家、婺学宗师吕祖谦的理学思想体系合编的一部著作，是宋代理学的首选经典，也是中国理学史上第一部理学理念编辑录，被作为程朱理学思想载体的主体。此著作共有十四卷、六百二十二条，通过对理学核心概念阐释，展示了朱熹与吕祖谦对理学、治国理念、政治制度、为官处世、修养功夫、教书育人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理学重要人物和佛道的评价。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及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书章句集注》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括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个部分的注释和集注，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总结。朱熹在其中强调了格物致知、中和之道、性善论、仁义礼智信等重要的哲学概念，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治国之道。这部著作不仅深入阐述了儒家思想，也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程朱理学在整个宋元明清延续几百年，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宋元明清时期社会的主流形态和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基础，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哲学依据。其认为，君主应该以仁义为准则治理国家，注重尊重人民权利，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种思想对宋朝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得宋朝政治稳定并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赞誉。并且其形成了理高于权、正统高于治的政治理念，为宋明时期抑制军权，使中国走向政治化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其中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程朱理学认为，“三纲五常”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这种思想观念的普及和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后来统治阶级对其进行扭曲等原因渐渐走向衰落。如“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最开始是针对皇帝和士大夫阶层提出的，并非对贫民百姓而言，但是后来被统治阶级歪曲利用，变成了摧毁人的欲望、极大束缚人思想的统治工具，不利于人性的发展、人个性的解放和程朱理学的进步。

程朱理学在当时的社会都是作为主流思想而存在，其强调个人责任和道德修养，提倡“仁爱”、“礼义”等传统道德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注重经典文献的研究和理解，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流传后世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后世学者学习理学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同时，程朱理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儒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程朱理学是宋明时期的主流学术思想。其主张通过格物致知、实践实证等方法，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思想对当时的学术发展和文化氛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以“理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潮；其强调“礼乐”、“仁义”等传统道德观念，并且这些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不仅在中国流传广泛，而且在东亚文化圈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了东亚文化圈中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对教育制度、社会观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品德的培养和程塑造了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和社会风尚。以及程朱理学对艺术文化、民族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思想源泉和成为了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朱理学在国外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的影响：程朱理学在南宋时期开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程朱理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其在镰仓幕府初期传入日本,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而且为日本近世出现的神道理论的儒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成为了日本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程朱理学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其逐渐成为天皇氏等热衷的政治之道和做人之道,成了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在江户时代,更是受到了德川家康将军及其继承者的大力推崇和奖励；对朝鲜的影响：程朱理学在朝鲜得到了广泛传播，在高丽末期，由宋代儒家学者安（晦轩）等传入朝鲜。朝鲜王朝建立者在政治上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以及积极推行排佛崇儒政策，将其确立为朝鲜王朝的治国纲领，后来还被编纂为经国大典，其成为朝鲜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对朝鲜的文化和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越南的影响：程朱理学在越南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广。程朱理学成为了越南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对越南的文化和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程朱理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广，成为了当地文化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与当地的文化和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及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精神文明。

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贺麟先生更进而指出：“程朱之学，凡事必推究至天人心性，而求其究竟至极之理，其理论基础深厚，犹源远根深，而其影响之远大，犹如流之长，枝叶之茂……宋儒哲学中寓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在某意义下，宋明儒之学，可称为民族哲学，为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须发挥光大之学。”

台湾中研近代史所研究员陆宝千认为：“人之工夫有深浅，故道德之造境有高卑。此人格境界之体会，亦非考据能力之所及。”

清代皖学大师、启蒙哲学家戴震认为程朱理学“截然分理欲为二”，是绝人之情，灭人之欲，以“理”杀人那把不见血的刀。他主张“理存乎欲，达情遂欲”，认为人欲是人的本能，来源于天，统治者应该体察民情，遂民之欲。因为“理存乎欲，无欲焉有理哉！”

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认为理学有功也有过，功在于儒家学者提倡理性，不仅促进了儒家学者思想趋于系统化、思辩化，还促进了中国抽象思维水准的提高，以及提升了个体的价值。过在于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胡适批评其是“以理杀人”，造成了一个无人道、人性、生机的中国。

清代思想家、教育家颜元认为理学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学说，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者”，并且其在思想内容上空虚不实、无能无用，还会导致祸国殃民。为了表达对理学的不满和批判，他还构建了颜元哲学。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著名儒者程颢、程颐提出的道德修养目标，出自《朱子语类》。最开始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多是针对皇帝和士大夫阶层提出的，并非对贫民百姓而言，但是后来被统治者歪曲利用。因此后世学者对其看法褒贬不一。

胡适在对于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方面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而冯友兰从宇宙真理和规律的追求方面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在戴震看来，从心性论角度上程朱理欲观在宋以后的中国社会里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它已经成了杀人哲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学术界对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价。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封建礼教的思想，是对于人的自然欲望和需求的压抑和束缚，是不合理和不人道的。这些学者认为，这种思想在古代社会中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思想已经过时，不再适用。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思想，是对于人的本质和价值的一种探讨和反思。这些学者认为，“天理”代表着宇宙的真理和规律，是人们应该追求和遵循的。而“人欲”则是一种自然需求和欲望，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在尊重人的基本欲望的同时，也要追求真理和规律，实现人的更高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宋代出现了一批对妇女进行精神枷锁的理学家，如程颐大力提倡“贞操”，把“守节”提高到天经地义的高度，把“守节”与“去私欲”、“明天理”相联系，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遭到众多学者反对。

但是程朱理学的一些学者，对于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非持统一意见。两宋时期，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如王安石的儿媳宠氏、岳飞的前妻刘氏、陆游的前妻唐琬都改嫁他人。宋代的社会风气也不以再嫁为耻，对再嫁妇女并无歧视之意。即便是理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人，也并不反对妇人改嫁。他说过：“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

学术界对于宋朝对妇女的精神枷锁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认为宋朝时期对妇女的精神枷锁是存在的，并且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宋朝时期“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导致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低下，缺乏自主权和自我实现的机会。这种思想观念使得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被视为男性的附庸，而无法追求自己的事业和成就。同时，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和规范也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和发展。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宋朝时期对女性的文化限制和偏见也是存在的。例如，女性被认为不适合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只能专注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等。这些文化偏见和限制也加剧了女性在宋朝社会的地位低下。但是，也有一些进步和开明的思想和实践，例如宋朝时期的一些文学家和思想家开始关注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和实践。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和保障。

朱陆之辩是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理学辩论，涉及的是理学的核心问题。为学之方：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即通过研究事物来获取知识，而陆九渊则主张“先立其大”，即先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再以此为基础去研究事物。“无极”和“皇极”：朱熹在哲学上使用“无极”概念，认为宇宙是从无到有、从虚到实逐渐形成的，而陆九渊则反对这个观点，主张“皇极”是宇宙的本原，是绝对的至高无上。心性问题：朱熹认为性是宇宙的本性，是绝对的至善，而心是相对的、有善有恶的。陆九渊则主张心性是一致的，都是绝对的至善。王守仁认为：“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唯求得其心。”，其抑朱尊陆的心学立场尤为明显。

黄宗羲认为，朱陆之异属于为学门径之不同，在根本宗旨上并无不同，“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而耿介认为“明曹靖修、薛瑄皆谨守程朱，体认精深，践履笃实，纯粹中正，俾异端邪说不得逞其虚无高远之习。”即只有坚守程朱“正学”才能兴复理学，匡扶世道人心，他对程朱一脉颇为钦佩。

学术界对于朱陆之辩的结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致观点。不同的学者对于朱陆之辩的看法和评价都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于朱熹和陆九渊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上。一些学者认为，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更加系统和完备，强调了格物致知、实践、经验、理性等重要的哲学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朱熹的思想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他的格物致知思想被认为过于繁琐和机械，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另一些学者则更加看重陆九渊的思想，认为他的心学思想体系更加注重人的内心体验和直觉，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陆九渊的思想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他的心学思想被认为过于主观化和神秘化，忽视了经验和实践的重要性。但是，同时，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以及涉及到理学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研究成果丰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现代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文化等方面。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包括：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蔡方鹿的《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等。以及重要论文：孙晓春的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张立文的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等，这些著作与论文从不同角度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哲学史学会：该学会是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哲学家和学者，促进了对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著名刊物有《中国哲学史》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拥有一批在哲学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学者，对程朱理学有着深入研究。著名刊物有《哲学动态》。

“二程与宋明理学”学术研讨会：2017年4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在河南伊川县开展的学术会议。该会议围绕二程思想研究、理学与新儒学、理学与易学、朱子学与阳明学等，旨在深入探讨二程思想、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理学在当代的影响以及儒学与道学的交融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更好地推动二程思想和宋明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中韩程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7月11日至13日由中国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韩国程朱学会等机构在洛阳市召开。这是一个专门针对程朱理学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以程颢、程颐、朱熹思想研究为中心,就程朱思想与传统文化及现代化、程朱思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程朱思想与中国思想史及中国学术史、程朱思想在韩国的展开与发展、程朱思想与东亚哲学的前景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研讨。该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程朱理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2021年10月15日至17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朱熹研究会等联合主办的“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旨在探讨中华道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和意义，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启示。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文化名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等人士参加，围绕中华道统思想的历史渊源、基本理念、现代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以及与会者通过主题演讲、论文发表、分组讨论等形式，充分展示和交流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促进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