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是中国著名民间神话故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并列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

最初“牛郎织女”由牛郎星、牛郎织女星座演化而来，后经过历史发展，催生了许多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其中，比较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版本讲述了下凡的织女与凡人牛郎相爱后不得不回到天宫继续织布，牛郎披上老牛的皮追赶织女，但王母娘娘用簪子划下了天河，牛郎织女只能隔河相望。王母娘娘见他们感情真挚，便破例让他们在每年的七夕相会一次。后来，牛郎织女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每当农历七月初七时，成群结队的喜鹊在银河上搭出一座桥，牛郎和织女一家在鹊桥上团圆，互诉衷肠。

“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萌生于西周时期，是原始先民对星座崇拜的一种映射。西汉时期，牛郎星、织女一被赋予人格化，直至东汉末年，牛郎星、织女一首次被完全拟人化并且二者之间产生了爱情。南北朝时期，南梁萧统编的《昭明文选》中的一首《洛神赋》注释，确认了牵牛、织女夫妇关系。并且在此时期，出现了“天帝”的角色，反映了当时子女与封建家长之间的关系，使牛郎织女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完善。唐宋时期，牛郎织女爱情故事在诗词中得到了极大的传播，逐渐形成小说。而有关“牛郎织女”情节与南北朝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宋朝时有关“牛郎织女”的诗词主题立意不仅仅是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或悲情基调，主题增加了一些生活化、世俗化。除金元之际杜仁杰所创作的套曲《商调·集贤宾北·七夕》较完整地描述了七夕佳节的风俗和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外，明代创作文人在受到明代的民主进步思想影响后，对牛郎织女故事再创作，推翻了牵牛织女爱情传说，织女作为天上神灵并未嫁给牵牛，天上也没有人间所说的七夕相会之事。清朝文人们出于对封建性别文化批判和妇女问题的思考等政治问题，开始重述牛郎织女故事。直至清末时期，牛郎织女传说基本定型。新中国成立前，随着地方戏曲的兴盛，牛郎织女故事开启反封建主题，形成了大量的戏剧作品及以牛郎织女神话为题材的小说，如京剧《天河配》、小说《牛郎织女团圆记》《牛女的悲哀》等。新中国成立后，牛郎织女传说延续反封建压迫的主题，并对一些戏曲及教材进行改编，着意刻画勤劳善良、敢于追求爱情的牛郎织女形象，并将故事的矛盾冲突放在以王母娘娘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和以牛郎织女为代表的普通劳动群众上来。

源自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七夕，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人们会在农历七月初七晚上摆上时令瓜果等吃食观星祈福，对月乞巧。宋代以后，从朝廷到民间都将牛郎织女作为神灵祭祀，举办庙会、吃云面、看天等风俗。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对于社会生产和生活风调雨顺的渴望，希望建立男耕女织的生活，反映出人间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幸福的爱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封建基本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的缩影。同时牛郎织女神话故事中透过对老牛的神化，在更深层面上反射出劳动人民对牛的图腾崇拜以及万物有灵的信仰。

“牛郎织女”是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流传范围较广的一个，不仅遍及中国各大地区，也流传到了韩国、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起源地，一直存有争议，至今在山东省沂源县、山西省和顺县、西安市等地都有牛郎织女民间故事的相关遗址。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媒体融合已成为民间故事传播的主要趋势，面临形式较为传统且单一、受众面狭窄及文化传播队伍专业性不强等问题。2006年6月，牛郎织女传说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牛郎织女最早起源于人们对于星官的观察和想象。星象对于人间的主要意义在于其授时的功能，标志着节令的承接转换和农耕的时序变更。中国古代有以北斗和黄道星座定季节的做法，织女一便是其中之一。牛郎织女星座在天河东北，属天琴座，与旁边的两颗小星联成三角形，极像一把织布的梭子，故以此命名。古人观察织女星一年一度回到原来位置，确立七月和立秋，这时与织女星相对的牛郎星也同时出现，引起了人们注意。牛郎星又名牛郎星、牛郎星，在天河的西南，属天鹰座，与左右两颗小星联成一个“一”字，又像一条扁担。每年七月夜间的星辰在天空最为明亮，牵牛、织女二星相距又较近，且以织女一最亮。

此外，学者赵逵夫认为中国古代星官名 , 基本上是部族、民族的始祖和传说有所发明造作的祖先。在西周以前，人世生存以土地为基础的农耕生产为主，他们崇拜星象，崇拜祖先能力，崇拜农耕，以此希望得到福报。在这段历史时期，牛郎星、织女一出现，被古时人类赋予神力，同时也是民间牛郎织女故事演化的根基。

“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萌生于西周时期。而“织女”“牵牛”二词最早记载在《诗经·小雅·大东》一文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这里的“织女”“牵牛”仅指两个星座的名字，是作者借织女星不织布，牵牛星不牵牛来讽刺西周公国王朝徒有虚名却不作为，反映了东方被征服的人民对西周王朝统治压迫的不满与怨恨。此时的牛郎织女只是原始先民星座崇拜的一种映射，并没有为其添加任何关于爱情的思维。

西汉，牛郎星、织女一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抽象存在，而是被赋予人格化。尤其是受到当时儒家学派“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天上和人间一样，也有尊卑区别。而天上的星官运动变化，预示着人间的风云变幻，这两颗量星也被赋予了人的特征。如班固在《西都赋》中提到：“临乎昆明市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大致意思为在昆明池的两边坐立着牵牛星、织女星的人形石像，左边是牵牛像，右边是织女像，隔湖相望。此外，西汉文学家刘向在其《淮南子》中提到：“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这里将鹊桥相会的经典意象记载在典籍中。在这些记载中，传说故事中的牵牛和织女已从虚无缥缈的天上来到了人间，成了有形可见的人物，并且开始对牛郎织女赋予人的情感。

东汉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传述的范围更加广泛。崔寔的《四民月令》明确了牛郎和织女两人的身份：“七月七，河鼓（即牛郎）、HR 7051星神当会。”通过崔的记载，可看出此时的牛郎的设定是神仙，并非之后流传的人间放牛郎。并且这时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只是碎片化的记载，并不完整。直至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已经根深，男尊女卑的不平等使女性地位降低，因而出现了许多女性表达不满的诗篇。如在《古诗十九首 . 迢迢牵牛星》载：“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千千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东汉末年的《风俗通义》中提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文中的织女主动渡河而非男性主动，两段文字均以女性为视角，表达了在爱情生活中的不满与渴望。此时期，牛郎星、织女一首次被完全拟人化并且二者之间产生爱情的因素。

南北朝时期，牵牛、织女的关系开始明确。最早称牛郎、织女为夫妇的文字记载，应是南北朝时期南梁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中的一首《洛神赋》的注释。文中提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这里，牵牛、织女的关系不在像东汉时期那样模糊了，而是确定的夫妻关系，这也是在为牵牛与织女正名。因为儒家思想当中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动荡的时期，门第观念和玄学、佛学等各种思想对当时的古人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牛郎织女故事情节开始脱离天上神仙的设定，走向世俗化。如南梁梁代梁宗在《荆楚岁时记》中提到：“尝见道书云 :牵牛娶织女 , 取天帝二万钱下礼 , 久而不还 , 被驱在营室”。意思大致理解为：因为牛郎与织女结婚借了天帝钱，还不上钱才被天帝惩罚。另有南朝梁殷芸《小说》（《月令广义 • 七月令》引）又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后世理解为因为织女和牛郎结婚后过上了二人世界，却荒废了织布的工作，因此天帝大怒罚他们分隔两地。“天帝”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皇权、父权对于自由婚姻的压迫，反映了当时子女与封建家长之间的关系，又使牛郎织女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完善。

大唐盛世，民风开放，社会稳定。牛郎织女爱情故在唐诗宋词中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据“欧阳询《艺文 类聚》所录，自《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以下至唐，有关牛郎织女的有24位作者25首作品。《全唐诗》以七夕为题者，有54位作者82首诗（无题者未计入内）。而有关“牛郎织女”情节与南北朝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如《全唐诗》卷八八七中卢仝有一首《月蚀诗》道：“人间一叶梧桐飘，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宫召集役灵鹊，直渡银河云作桥。河东美人天帝子，机抒年早劳玉指。..... 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广寒宫。”该诗中的情节基本沿用了梁殷芸《小说》中的基本情节，只是作了更为完整的文学阐述和表达。相对唐朝主要流行的诗歌形式，传奇作为古代短篇文言小说，更容易把牛郎织女故事情节具体化，生动化。如严庆澍张荐写的《灵怪集》中，描写了织女耐不住一年只能与牛郎见一面的寂寞，竟然私自下凡与凡人幽会，完全颠覆了一直以来民间对牛郎织女的认知。反映了唐朝的在婚姻爱情方面的开放与放纵。而男主人公太原市郭翰不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民间的凡人，这是成为传说的最主要的要素。因此，“牛郎织女”传说逐渐在唐代形成。

宋代写七夕题材的词人较多，主体立意不再只关注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或悲情基调，而是将主题呈现出生活化、世俗化。如苏轼的《鹊桥仙 七夕送陈令举》，北宋秦观《鹊桥仙》等。这两首词在立意上一反旧调，分别借牛郎织女神话抒发友情和爱情。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整个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境，以牛郎织女为故事题材的诗词涌现。如李清照的《行香子》提到：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这首词写出作者在七夕的感受，把自己与丈夫身处异地，远隔千里的别恨与牛郎织女的离愁联系在一起。此外，宋代比较注重节庆活动，因此当时出现了一些运用牛郎织女故事展现七夕节日民俗活动的诗篇。如《梦粱录》卷四云中提到：“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及柳永的《二郎神 七夕》等诗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但相比前代处于不稳定、生产力落后的环境。而在此时期产生的新文学形式元曲，使文学文本传播更广。虽然元曲数量较多，但具体写到牛郎织女故事的作品较少。其中，金元之际杜仁杰所创作的套曲《商调·集贤 宾北·七夕》较完整地描述了七夕佳节的风俗和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及新经济因素的萌发，市民的阶层价值观念有所改变。新型文化体裁白话小说在明代开始盛行，而牛郎织女传说也了成为这时期的文学创作素材。该时期的创作文人在受到明代的民主进步思想影响后，他们对古代文献考证，并有意识地对之前的牛郎织女故事进行再创作，展示了明代特有的社会风貌。如明代文学家瞿佑《剪灯新话》里的一篇短篇小说《鉴湖夜泛记》，里面提到：“妾乃天帝之孙，灵星之女，夙禀贞性，离群索居。岂意下土无知，愚民 好诞，妄传中秋节之期，指作牵牛之配，致令清洁之操，受此侮辱之名。”这段文字推翻了牵牛织女爱情传说，织女作为天上的神灵，身份高贵，离群独居，织女没有嫁给牵牛，天上也没有人间所说的七夕相会之事。此外，明代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记述牛郎织女故事的中篇小说，它整合了较多文献中关于牛郎织女小故事的资料，全新阐释了主题和故事情节。此部小说讲述了牛郎织女被迫分离的原因是她们咎由自取，她们婚后沉溺于感情中，荒废职事，违反了 天庭的清规戒律。

清朝是牛郎织女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体裁多样。清代文人们出于对封建性别文化批判和妇女问题的思考等政治问题，开始重述牛郎织女故事。而随着清王朝皇权专制统治的深入， 文字狱的实行，当朝统治者压制民主进步的思想，于是牛郎织女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娱乐的工具，因而衍生出了宫廷七夕承应戏。此时期以牛郎织女传说为题材的戏曲作品有《银河曲》杂剧及李文翰的《银河槎》等作品。其中，《银河曲》里的牛郎织女为大团圆的结局，淡化了牛郎织女的悲剧意识。《银河槎》里的牛郎织女则回归到了原始神话里的男耕女织的形象，宣扬勤农种桑，治理河患为治国之本。

直至清末时期，比较稳定的传统故事要素发生改变，此后牛郎织女传说基本定型。在此期间出现了《牛郎织女传》和石印本《牛郎织女》。但由于此两部小说流传范围较窄，因而使不少学者或将两书混同为一，或将两书的书名相混，或以为后者是据前者改编而成。小说《牛郎织女传》里出现了相助者老牛的角色，另有出现的两兄弟故事及首次了现盗衣情节。小说大体讲述了牛郎因调戏织女被贬下界，织女也被拘禁，金童投胎至牛员外家，后来嫂嫂马氏虐待牛郎。牛郎与哥哥分家时，牛郎只得到金牛星化身的一头牛， 后经金牛星点化，牛郎借牛皮重返天界。金童思念织女，想趁织女洗澡时偷取她的衣物。后来，在金德太白星君的帮助下二人成婚，但婚后贪欢再次惹怒天帝，后经众仙的求情，二人最终被允许每年七夕相会。而小说《牛郎织女》是一种石印本格式，其封面题作“新编神怪小说牛郎织女”，彩印封面上绘有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前，地方戏曲开始兴盛，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成为戏曲的主要特点。牛郎织女传说成为民间文学的一种素材，在普通民众生活中得到传播。这一阶段延续了上述复合文本，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如在这段时期较典型的京剧《天河配》。这一版本的牛郎织女与以往的故事版本相比产生新的变化。首先是老牛相助者角色显著，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次，该版本舍弃了因情废织的情节，揭示了牛郎织女与王母娘娘的关系及产生的矛盾，开启了反封建主题。从上世纪20年代到抗战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被反复改编或重写。如张碧梧的《牛郎织女团圆记》赵赤羽的《瞒过了老天爷》及范烟桥的《镭婚纪念》，这三篇小说取材于古老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并对其改编或重写。文中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解放个性、婚恋自由的社会思潮对牛郎织女夫妇天上生活的影响。30年代前半期，农业经济危机表现严重，大量经济题材的小说、戏剧等作品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同时，以牛郎织女神话为题材的小说《牛女的悲哀》与《织女》改变了以往人们熟悉的神话故事情结，作者将牛郎和织女塑造成处于生活困顿的下层农民，书写了他们面临破产失业、婚姻家庭不幸的生活困境，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农村所处的绝境。

新中国成立后，因政治需要，牛郎织女传说延续反封建压迫的主题。如改编后的京剧《天河配》、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 保留了故事的基本框架，舍弃其中扭曲劳动者形象的部分，着意刻画勤劳善良、敢于追求爱情的牛郎织女形象，并将故事的矛盾冲突放在以王母娘娘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和以牛郎织女为代表的普通劳动群众上来。此外，学者吴晓东认为，上古时期，织指丝织。因此，织女的意思是用蚕丝纺织的女人。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蚕马神话。古代蚕马神话故事中讲到，蚕蜕去旧皮时，被马皮裹住，它的头像马头。后来蚕马故事中的马变异为牛，形成蚕牛故事，蚕牛故事中的蚕拟人化为织女，牛拟人化为牛郎。而蚕蜕去旧皮演化为织女衣服被偷，牛皮强行裹住蚕演化为牛郎踩着牛皮去追织女的情节，乌鹊桥由“五彩桥”演变而来，最后形成牛郎织女踩着乌鹊桥相会的情节。另外，叶圣陶将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故事改编在语文教科书中，保留了原有的故事情节与主题内容，区别是书中的两人的结合是在自愿前提下进行的，不再是胁迫式的盗衣逼婚。另外书中着重刻画了王母娘娘的专制、薄情寡义的形象，与书中自由追求爱情、敢于反抗的牛郎织女形成明显对比，呈现出反封建压迫、积极劳作生活的正面教育意义。

牛郎织女故事随着历史发展催生了许多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其中，较为流行的文本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与王母娘娘的女巫形象合流的传说。相传织女是天帝的孙女，或说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住在银河的东边，用了一种神奇的丝，在织布机上织出了层层叠叠的美丽的云彩，随着时间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幻它们的颜色，叫做“天衣”，意思就是给天做的衣裳。虽然碧蓝如洗的赤裸的青天也自有它的美丽。做这种工作，除了织女而外，还有别的六位年轻的仙女，部是织女的姊妹，也都是天上的织造能手；织女在她们之中是最勤勉、努力的一个。隔着那条清浅的闪光的银河，就是人间。那里有一个叫牛家庄的村子，有一个牧牛郎从小和他的哥嫂一起生活。因为父母早逝，家中贫困，嫂嫂待牛郎刻薄，总让他放牛。牛郎成人后，她便擂掇牛郎的哥哥把牛郎赶出家门。牛郎的哥哥念着手足之情，便将家中最老迈的一头牛给了牛郎，然后各自立家业。牛郎虑生活艰难，方自凄苦，牛忽作人言，盖该牛为金牛星下界，牛郎受老牛之教，径往天河窃得织女衣裳。后来织女答应了牛郎的请求，做了牛郎的妻子。他们成婚后，男耕女织，相亲相爱，并且生了一对儿女。数年后，王母娘娘查明此事，非常震怒，派天神去捉拿织女。织女难违天命，应王母之召返回天上。牛郎携子女追赶而无从逾越天河，感伤不已。王母念二人情义之诚，许以每年七夕由百鸟搭成鹊桥相会。

七夕节（农历七月初七），又称七巧节、乞巧节、牛牤牛婆日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最早代表着古代劳动人们对于织女一和牛郎星的星官崇拜。东汉时期，《全后汉文》中写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之句。成书于后梁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明确提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湖北文史专家宋公文和张君先生根据相关古代文献资料后，提出了“由牛郎织女神话形成民俗节日，时间当在战国，地点则在楚国”的结论。随着社会生活发展，人们想象力的丰富，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使其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

七夕节当天，人们会凝视天空，寻找银河系中闪耀的织女一和牛郎星，并对着它们许下愿望，据说，如果这一天下雨，那是河水冲走了喜鹊桥造成的，或者雨是分居夫妇的眼泪。根据一群喜鹊组成桥梁使牛郎织女团聚的传说，一对喜鹊也开始象征着夫妻的幸福和忠诚。另有传说在七夕的夜晚，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女孩们在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晚上，对着天空的朗朗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自己的针织女红技法娴熟，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开元天宝遗事》曾记载天宝皇帝李隆基与贵妃杨贵妃，每到七月初七深夜，在长生殿庭院里陈设香案瓜果等祭品，指着满天繁星，观看牛郎织女银河系相会，一边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一边在发出各自的爱情誓言。

曾有部分地方志中记载当地供牛郎织女时一定要有枣和栗子，喻意女子在心灵手巧的同时还有对生殖生子的期盼。在湖州市，传说织女用木槿汁洗头时被牛郎看到，牛郎见织女青丝生辉，非常美丽，遂生爱慕， 所以当地女子认为用木槿叶的汁液洗发，可使头发乌黑生辉，能年轻貌美。在台湾彰化，七夕 “则在月下设香案，备针线、生花、白粉、瓜果之类，祭牛郎织女两星。女子祈求貌美才高，针艺上进；而向月穿针，穿进，解为针绣巧美兆；并以白粉掷向天边，粉落在脸上，亦解为美貌之兆。”

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得到民众的传播与同情，宋代以后，从朝廷到民间都将牛郎织女作为神灵祭祀，这种祭祀活动至今产生较大影响力。如在陕西西安石婆庙仍保留着两项祭祀牛郎织女民俗活动，分别是农历正月十七日的牛郎织女成婚日祭祀活动和农历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传日祭祀活动。在庙会期间，都会有一些善男信女在七夕向石婆祈福祈寿。还有的人们用树干搭起了简易桥梁，并称之为“鹊桥”。喻意是走过了这座桥，就可以得到美满婚姻。后来经专家考证，现在被当作织女供奉在石婆庙内的石雕，其实是牛郎石雕，但是当地村民依旧在被当作织女的“石爷”像前燃香供奉。

邢台市内丘县城玉皇大帝庙会，是一种祭祀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而设的庙会。庙会祭祀的重要活动之一是拜天棚地棚，众香客从初一到初七，云集东街玉皇庙内，在玉皇庙前展开天棚地棚，在周围摆放龙轿、龙袍、彩衣彩鞋等供品，香客们不分昼夜焚香朝拜，并敲打乐器念唱他们自编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俗曲。在此期间，传统爱情剧目《抬花桥》、《西厢记》、《打金枝》等轮番上演。直至初七夜，开始焚化天棚地棚，庙首率众香客跪拜，一曲《天河配》将祭祀活动推向高潮。

民国《和顺县志》记载：“七月初七，处女用瓦器生五谷芽，向牛郎织女乞巧。”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都会举行牛郎织女祭祀活动。村民在这天讲究放鞭炮、贴牛郎织女图案的窗花、敲锣打鼓“接织女回家”。南天门是传说中织女沐浴的必经之地，南天池村还传承着牛郎织女传说的韵文体吟诵。不论演唱什么剧本，唢呐开场后，演员都会吟诵一段韵文：“天河梁下一清泉，一棵椴树盖得严。谁要喝了天池水，能成长生不老仙。”“喜鹊好，喜鹊好，喜鹊展翅搭天桥。牛郎织女天桥过，不知天桥牢不牢。”

传说中七夕节这天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吃了用它做成的面条能变得更加心情手巧、眼明手快。堂邑镇（今山东省聊城附近）将七夕这天做的面条叫云面，意为巧云。在中国一些地方，这一天人们会制作织女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有些糕点铺做这类酥糖出售，又称“送巧人”。民间认为，吃了这种酥糖的人也会变得灵巧。山东曲阜居民会在七夕做巧果与巧灯。孔府把巧果和巧灯作为节日礼品送给各府本家和亲友。七夕之夜，各府内都摆设巧果与巧灯，各庭院和花山顶上，摆以巧果为主的点心和茶水。入夜，府中人坐庭院中仰望牛郎织女会面。

在浙江金华一带，七夕当天，每家都要杀一只鸡，意为牛郎织女在这夜相会，若无公鸡报晓，他们便能永远不分开。。在浙江杭州、宁波市、温州市等地，七夕节当天，人们用面粉制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

据《清嘉录》记载，人们在庭中或露台上陈设香烛和各种果实，对牛郎织女二星进行膜拜以此来乞巧。山西省和顺县南天池村一带的村民们仍保留着“看天”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在院中南边摆上桌子或案板，供放毛毛豆、玉蜀黍属和蒸馍，以祈求爱情美满、生活甜蜜。

牵牛、织女二星的命名，体现了古人的农耕信仰和星辰信仰。中原地区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将当时的农耕主要工具牛作为牺牲品来祭天，希望牛能通晓天意。以织女为天上星名的思想渊源则是古代的蚕桑信仰。耕和织成为农耕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古人心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是具有人格化的。由此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对于社会生产和生活风调雨顺的渴望，希望建立男耕女织的生活，以及对赖以生存的生活手段的崇拜，是中国最早农业经济学体制出现前后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原始宗教崇拜思想的映照。

牛郎通过老牛的指点与织女结合，但后又被王母娘娘所制造的一道银河阻隔，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婚姻制度的特点。织女代表着拥有神界和人间最高权利的家庭，而牛郎则是贫穷的凡人，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种婚姻是“不平等”的，且事先并未征得王母的同意，导致被拆散。所以悲剧是牛郎织女爱情的必然结果。但最后经二人努力，争取到每年七月七可以见上一面的机会，反映出人间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幸福的爱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此外，牛郎织女是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的代表，牛郎代表着中国家庭里的男性角色，而织女则代表着靠织布为主的中国家庭里勤劳、善良的女性角色。故事中他们夫妻恩爱，儿女双全，自给自足，是中国封建基本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的缩影。

“牛郎织女模式”多为凡人与异类相恋的故事，其中异类多为女性角色，而凡人则为男性角色。此类故事的重心较多侧重对女子的描写，并且女主人公作为投赠者的地位也都比受赠者男主人公高得多。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其人生需求得不到满足，便在艺术想象与幻想的天地中去实现，表达出中国女性的主体自觉意识。另外，在男权社会中，中国部分男性的思想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便幻想通过美好的故事来实现心灵的满足。因此“牛郎织女”可作为人神恋爱情类型的故事代表，它所包含的男女结构关系表达出中国男性的某种爱情幻想。

在母系氏族时代，女性代表着生殖力与生产力，因此拥有着崇高的地位。后来，在男性掌握了社会权力之后，女性逐步沦为附庸。但“女性”又常常被置换成神、仙及美丽或品质的化身。织女是纺织神，是桑神，具有美和善的形象特点。纺织是蚕丝的重要特性， 象征着子孙繁衍不断，故而凡间女子要向织女“求子”，是人们一种现实需求的幻化，体现了原始文化中女性崇拜及生殖崇拜的隐性。

民间故事中存在着较多种类的爱情故事，如“异类”婚恋故事、人物故事、神话故事等，其中比较吸引人的为“异类”婚恋故事，而“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具典型性。其结构模式为爱情确立、天河相隔、七夕团聚，这三种关键点为牛郎织女故事注入生命力及精神特质。在众多版本中，牛郎织女一些基本情节一直都没有发生改变，如仙女下凡、婚后生活幸福美满和织女回天宫等，从而构成了牛郎织女故事母题的稳定性。这些不变的母题表现了人们对生命及生活的美好愿望，鼓励着劳动人民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为心中幸福美满的生活努力劳作。

随着道教在汉代的兴起，牛郎织女传说与道教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并曾被记载在道书中加以传播。道教的神仙崇拜使牛郎织女故事如从牵牛、织女的星象神话到天帝、王母娘娘等大量神仙形象的出现，从神仙配偶到下凡济世与历劫，由一年一度相会到七夕鹊桥会，这些情结变化均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普通民众对神仙境界的向往，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对一种宗教最朴实的感情与信仰。因此牛郎织女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称为道教传说。

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经过长期流传到最后定型，里面情节日臻曲折丰富，故事宣扬人性，歌颂人间真情，鞭挞人情中的炎凉。神牛帮助牛郎免遭兄嫂毒害，所以老牛成了歌颂的对象，它的助人为乐，任劳任怨的品德在故事中被渲染凸显出来。同时神话故事中透过对老牛的神化，在更深层面上反射出劳动人民对牛的图腾崇拜以及万物有灵的信仰。

《牛郎织女》是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流传范围较广的一个，遍及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广大地区，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南方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同的流传版本。该故事在各民族间相互影响，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如南北方少数民族多改编了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结局，以牛郎织女或在天上或在人间一起幸福生活为结局，并增加了考验女婿的情节。同时，南北方少数民族因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不同，故事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及仙女下凡原因不同，主要人物“牛”与“鹿”的不同。但最终牛郎织女故事母题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时表现有共同意识。

牛郎织女民间故事不仅在中国流传，同时也对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日本的拓展，一些养蚕纺织技术及与之相关的信仰、神话、习俗等也逐渐渗入到日本国家政治、宗教、文化等祭仪之中。如日本历史中流传的牵牛织女传说，几乎都能追踪到与古代渡来人养蚕纺织相关的历史或传说。而在调查牵牛织女传说的文化生态布局时，都会有现实中的“天河”以及织女神社、牵牛神社等遗迹。日本不但有由《牛郎织女》衍生出的故事，还有较多诗歌作品歌唱这个故事。世居京都的曹冷泉家，以传承写作和吟诵和歌为家业。他们每年七夕举办的乞巧奠，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日本宫廷上层传承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俗的典型代表。

在韩国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中，牛郎织女变成了王子和公主，并且在整个故事中透露着“孝”文化的传统观念。韩版故事中牛郎与织女同为天上人，并且他们的结合是无意识的服从，不同于中国的门当户对观念及流行的主观意识版本。此外，在韩国的牛郎织女故事里，二人被银河阻隔后，仅仅是相对哭泣，没有反抗性的表现，倾向于传统意义上被赋予了婚姻关系的两人维系亲情的做法。韩国牛郎织女故事在民间形成了重要的节日七夕，而乞巧、卜巧成为了中韩两国七夕节共有的节日内容。此外，与中国不同的是，在韩国的家祭祭祀活动中，韩国女性在酱缸台放上干净的井水，祈求亲朋好友平安，而牛郎织女不再成为祭祀对象。

早在公元407年就已经出现以牛郎织女为题材的壁画。到公元10世纪之后的高丽时期，七夕已经在朝鲜半岛成为重要的节庆。韩国文学家崔南善在《朝鲜常识》中记载，七夕原是中原地区习俗，后传到朝鲜，王颛和王后一起祭拜牵牛和织女一。朝鲜民间则是借鉴中国的传统习俗，保持着七夕晒书、曝衣、拜北斗七星等习俗，甚至在人名中也出现了“七夕”的字眼。由中国魏晋时期的牛郎织女传说传入朝鲜，经过朝鲜人民的改编，形成了朝鲜的《牛郎织女星》。后来因朝鲜半岛战乱，朝鲜人民迁居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形成了朝鲜族的《牛郎与织女》的民间故事。虽然两则故事情节发生改变，故事的主题思想与汉族的牛郎织女传说一致。体现了朝鲜族人民传统的封建婚姻爱情观及朝鲜人民重“孝”的传统儒家思想，对研究朝鲜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传说故事赖以流传发展的文化环境逐渐发生改变，媒体融合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趋势。当前牛郎织女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传统的民俗仪式、普通群众口述式传播及通过影像化的手段，将牛郎织女说唱韵文通过多维的角度呈现给大众。但由于口述式传播方式因为其传播范围较小，且受时间和空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会受到限制。此外，掌握牛郎织女传说的传承人因文化水平及思维理解能力等存在差异，导致传播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牛郎织女传说传播面临受众面狭窄及文化传播队伍专业性不强等问题。

2006年6月，牛郎织女传说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6年12月，山西省省和顺县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2008年，和顺县“牛郎织女传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山西以和顺牛郎、南天池为中心，方圆三公里内存在着与牛郎织女传说紧密相关的众多古地名和景物名称。人们用口传、 手抄本记载的方式传承着牛郎织女传说。

2008年山东省沂源县的“牛郎织女传说”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年6月西安市长安区斗门的“牛郎织女传说”项目，入选文化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西安市西咸新区昆明池遗址景区开始建设，该景区保留昆明池、丰镐二京遗址、周灵王台、普贤寺、牛郎织女等历史遗迹。

民众经常把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认定为自己身边的真实人物，把事件发生的地点认定为本地域，由此出现了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如庙、洞、牛郎庄等，山东省沂源县、山西省和顺县、西安市等地都有牛郎织女民间故事的相关遗址。

牛郎织女的传说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其中吟咏牛郎织女传说的“大东”所在地，正是沂源县。据专家考察，大东的位置在泰山以东，临淄区、曲阜市一带，核心位置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沂源县燕崖镇。作为牛郎织女传说的核心发源地，燕崖乡拥有国内唯一一处与传说中相对应的古建筑遗址即建于唐朝的织女洞和牛郎庙。

此外，中华民国山东省议会议员顾石涛考证得出燕崖镇的牛郎官庄村是因牛郎庙而命名，因此其立村时间应晚于建庙的时间。已故山东大学李万鹏教授曾考证在山东的地方戏中，有将牛郎冠以孙氏姓的，又由于孙氏家族迁居沂水牛郎庙旁的历史巧合，使牛郎官庄村的孙氏被人称作了牛郎的后代，至今沿袭着养蚕、织布、取双七水等习俗。

山西和顺县当地称经由山西省文化、民俗、旅游等部门专家学者多次的实地考察论证，得出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在太行山，在以天河梁为中心、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的晋冀交界处，正好是和顺县境内。当地分布20多处与传说相符的地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诸如牛郎峪、牛郎沟、牛郎洞、南天池、南天门等。其中，南天门是传说中织女沐浴的必经之地，也是后来天兵天将下界落地之处。牛郎峪村位于县城东20公里处，紧邻董榆线。相传是牛郎居住的地方，南天池村是传说中仙女下凡的地方。

斗门镇，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这里保存有刘彻时期建立的牛郎织女两尊石刻圆雕，它们矗立于汉昆明池的两岸，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与牛郎织女传说有关的文物遗迹。唐朝之前，长安的老百姓将这两座石雕称作“石爷”“石婆”。据史书记载，李适贞元十四年(798年)，修建了石爷庙、石婆庙，设案供奉，后经历史发展，庙宇虽然有毁有建，但是香火不断。。解放后牛郎织女像曾短暂停留于西安碑林博物馆(1978)，随后迁往草堂寺，至1986年迁回旧址。现在的牛郎(石爷庙)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棉花厂院内，织女(石婆庙)位于斗门镇常家庄村北田地中，二者相距两公里。

汉水最大的支流白河环绕南阳，有“天汉中白水”之称，与“牛郎织女传说”中的河汉、天汉、银河相似。据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楚辞》地名考”引萧詧《时赋》：“彼南阳之旧国，实天汉之嘉祉。”牛郎织女传说中南阳城西二十里之“牛家庄”（又称桑林）位于白河西岸，应合了南梁殷云的《小说》所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废织紝，责令归河东。’

根据古今流传的故事发地黄，至今在南阳城西二十里处有古时的桑林及相关遗迹、风俗、传说。如民俗学家张振犁在《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中提到：“牛郎叫如意，是南阳市城西桑林村人……及根据当地年长村民回忆，早前旁边现存有村民俗称“桑树坟”的汉墓遗址，草丛中，地埂边遗存着大量的麻纹汉砖及桑树毛子。此外，另有上世纪70年代，在南阳郡北郊独山东坡白滩村出现的汉画像石。画像右上角有一牛郎星，星下画一牛，牛前有一人作扬鞭牵牛状；左下角有一织女一，里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当地认为传说中的老牛体型与现在南阳黄牛是一样的。

鲁山县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境内至今保存有牛郎洞、九女庙、九女潭、牛郎冢等遗址遗存，以及诸多相关的民俗、民俗音乐、民谣等。辛集乡孙义村内建有孙氏祠堂，历史悠久，祠堂内敬奉着牛郎织女及其一双儿女和一头老牛。祠堂门前的“牛郎故里遗址”石碑被列为平顶山市文物保护单位。与牛郎洞有关的记载是出自于明嘉靖《鲁山县志》。书中提到“牛郎峒，在瑞云观下半山，面南，内立牛郎神，民间凡马、牛生疾者，祈祷有应。”有专家学者认为牛郎织女的原形，应为鲁山县当地擅长牛耕的男性和擅长织绸的女性的理想化身。鲁山县县东部隶属地历史文化范畴，是最早使用耕牛耕作的地区之一，蚕桑文化也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明清时期号称“仙女织”的鲁山丝绸已大量出口欧洲，织女是鲁山勤劳善织女性的理想化身。

天河山位于邢台市邢台县白岸乡清泉村，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源地黄。2005 年，天河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为“中国爱情山”，翌年，天河山又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七夕文化基地”。天河山拥有许多与牛郎织女传说相关的文化遗迹，如望郎亭、汉阙大门、天河湖、牛郎庄、鹊桥、月老峰、情人谷等景点。。在特定节日节点，天河山景区还会举办万人聚天河山，七夕共享鹊桥会、水陆婚俗表演等系列七夕活动。

中国民俗研究学者李征康在经考证后认为武当山东神道牛河林区为牛郎织女故事起源地。牛郎织女民间故事与武当真武大帝神话传说紧密关联，如牛郎织女民间故事中的“王母娘娘划天河”或“观世音划天河”，这个情节借用武当道教真武修仙神话传说的内容。另外，牛在“牛郎织女”故事中扮演着神牛角色，在道教中是牛王的化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牛王被武当山地区的村民供奉着，具有神圣的地位。而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牛王帮助牛郎，自然就心想事成了。因此他认为牛郎织女神话故事最早在楚地流传，经过民众的口耳传播，牛郎织女神话与武当道教玄武神话相融合、共存。在此影响下，历史上以以养牛、养蚕、丝织为传统业的牛河、牛家河便派生出独具地方特色的牛郎织女故事。另有与此故事相关联的桑树沟、桑树洼牛头山、牛王庙、牛王沟、莲花池等地名与风物。

《小雅》里的《大东》篇引述了箕斗两星座和牵牛与织女两星座并“物格化”，其意表现了被周人征服的东方殷、奄诸族对周人的憎恨。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根据李白凤的《东夷杂考•鱼族考》及《竹书纪年》《左传•僖公四年》等资料分析，得出“大东”应该指的是今山东境内的东夷大国奄和薄姑。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提到：“东方地域广大，周公灭奄，姜子牙灭薄姑，周势力仅到山东境内，淮夷徐夷仍倔强不服。”奄和薄姑都被周人灭族灭国，成为周人的奴隶，处在被压榨被奴役的境地。他认为牛郎织女之被“物格化”（常任侠语）后引用在诗中，已是流行于东夷部族（至少是奄和薄姑）的神话。

2023年8月22日七夕节当天，2023年中国（鲁山县）七夕节在鲁山县开幕，坐落于迎宾大道路口的牛郎织女雕塑随之揭幕。

在《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书中曾提到在四川郫县新胜 2、3 号砖室墓1号石棺盖顶画像上可看到龙虎衔璧与牛郎织女画像。画中显示牛郎手牵黄牛，织女手持纺锤，倒立出现在龙(虎)壁画像的上面。

在南阳白滩出土的汉画像上，曾有一幅牛郎织女图。画像左上方有七星相连，呈圆形，内雕玉兔，象征月宫。其下四星连成梯形，内有一高髻女子侧身跪坐，应为织女，即女宿。画中部刻白虎星座。右上方三星为牵牛星，牵牛星下刻牛郎牵牛图。图间饰云气，象征天空。该画像石不仅讲述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还反映了天文星象的位置，使后人对星座的分布有更清晰的认知。

在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的墓主室顶部有有一星象图。星象图为环带状，环带中有金乌和玉蟾玉兔代表的太阳及月亮的图案。二者各居南北，周边有祥云和仙鹤环绕。环带上除了布有四象星宿及人物图像外，在圆环北侧的牛宿和女宿旁绘有牵牛和织女的人物图像。牵牛和织女相邻，牵牛呈一男子在右侧站立牵牛的姿态，织女则为女子在牛后方跪坐的姿态。

位于河南洛阳尹屯处的壁画墓推断应为新莽时期所建。墓室内穹顶部分绘满了星象图。该星象图中牵牛和织女的图像以人物配以连线星点呈现。二者分隔于中间红线的两侧，织女呈跪坐姿态，牵牛呈一男子站立牵牛的姿态。比较特别的是图中的织女张开着双臂，而牛女二人相互背对对方。

位于靖边县杨桥畔渠树壕的汉代墓群，有一座新朝时期壁画墓的前室天顶描绘了多组星官和动物。星象图中用以代表女宿的织女形象不再是单一的跪坐姿态，而是表现为一个在织布机前进行纺织的女子。而牵牛虽然依旧以牵牛男子的形态出现，却跪坐在地上，且身体朝向织女方向，与织女呈遥遥相望的姿态。同样位于此处的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顶部刻有星像人物图案。其中，织女图案呈于织机前梭布、身体朝向牵牛的；而相邻的牵牛则在右侧呈盘坐牵牛。比较特别的是此墓中绘有天河将二人相隔，牵牛身体面向正方、头部朝向左侧望向织女的方向。二者旁都有着墨书题字，表明二者为“牵牛”和“织女”。

在四川郫县新胜乡发掘的东汉晚期墓中，尸体棺的上方刻有牵牛织女的画石。不同于其他图像位于墙壁或梁柱等位置，棺椁上的画像石使得墓主人会呈于棺椁之中面对此画面。画像石中牵牛为一男子在玉璧下牵牛向右侧奔跑的形态，而他奔跑的方向正有一女子即织女持梭织迎接。二者相比于以往的牵牛织女星象图，并没有明确的具体星点在旁，而是直接使用了人物形象用以指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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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6日至1994年6月8日，中国台湾省发行了《中国童话邮票——牛郎织女》邮票。该邮票一套4枚，采用中国画、水彩画等多种构图手法，展现了“牛郎织女”故事中的“老牛报信”、“留衣结缘”、“天河永隔”、“鹊桥相会”情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了《中国的传统节日》邮票一套4枚，其中第3枚邮票名为“七夕节”，主图为中国传统年画“鹊桥相会”，表现了牛郎星和织女于七夕之夜来到鹊桥之上团聚的场景。

2008年8月7号（七夕节），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牛郎织女》个性化邮票，并同时启用“牛郎、织女”邮戳。邮票主图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附票为牛郎织女风景名胜区图，附载“牛郎织女”瓦当印记。

2010年8月16日（七夕节）至2017年期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特种邮票。此套邮票分为4枚，分别是“盗衣结缘”、“男耕女织”、“担子追妻”、“鹊桥相会”。从2015年起，中国邮政连续三年在鲁山县首发《鸳鸯》《相思鸟》《喜鹊》特种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