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后，兵家必争的荆州七郡被刘备、曹操、孙权三家瓜分，曹操占据荆州北部最大的南阳郡和长江以北的江夏郡，孙权得到长江以南的江夏郡和大部分南郡，刘备得到长江以南的南郡、以及荆州南部四个郡（长沙、零陵、桂阳、武陵）。

南郡之战后，周瑜分南郡南岸地与刘备，刘备屯兵公安，以土地稀少不利于发展为由，向孙权请求都督荆州，此议只有鲁肃极力主张借地，理由是一是曹操虽经赤壁之败，实力仍然强劲，孙吴无法单独对抗，二是东吴新得荆州，恩信未洽，在荆州的人望和号召力上不及刘备，三是利用刘备在荆州的声望，借地于刘备有利于多树操敌，减轻东吴的抗曹压力。东吴鲁肃劝说孙权同意此提议，于是刘备便有了完整的南郡，北抗曹操，东和孙权，得益州（今四川），建立了蜀汉基业。

建安十九年，刘备得蜀后，东吴派诸葛瑾入蜀要求刘备履约还地，向刘备索还南郡亦或是长沙市、零陵区、桂阳三郡，刘备以“取凉还荆”的借口搪塞推托，孙权于是自派三郡长吏上任宣示主权及决心，又被关羽尽数驱逐，孙权盛怒之下派吕蒙武力夺取，刘备从益州亦领兵五万下公安派关羽到益阳与鲁肃对峙，双方陷入剑拔弩张即将兵戎相见的地步，此时传来曹操攻取汉中市的消息，刘备恐蜀地有失，迫于形势比人强的现实。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只好选择妥协将长沙、桂阳两郡割让给了孙权请求停战，是为湘江和议，于是双方罢兵。

东汉末年，刘表占据荆州。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这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而且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西可以进取益州，向东可以进击江东。荆州一主要有七个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阳郡）。

赤壁之战后，由魏、蜀、吴三家瓜分：曹操吃了败仗，还保有北面的南阳、襄阳市两郡；孙权出力很大。

但只得了南郡；刘备最多，本来拥有的江夏郡，以及向刘琦投降的荆州的江南四郡——长沙市、武陵、零陵区、桂阳。（“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知府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

刘备借荆州，是三国历史中的著名事件。作为一个历史典故，还演化成一句著名的歇后语：“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家喻户晓。

又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一般给人的印象是，整个荆州都是刘备不劳而获，从孙权处“借”来的。《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孙吴兵孔明一气周瑜就是这样描写，周瑜千辛万苦打跑曹军，结果为人作嫁，城池尽被诸葛亮偷袭占领。其余江南四郡，兵力空虚，也是手到拿来。周瑜被气得吐血，小说中周瑜说：“吾等用计策，损兵马，费钱粮，他去图现成，岂不可恨。

既然借荆州(或借江陵)都不大可能是事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呢？由于所有与之相关的说法都源于东吴人的传记，会不会是东吴制造的舆论，其目的在于为东吴偷袭荆州市制造理由？有人认为：偷袭荆州是不需要理由的。东汉末三国是一个强权时代，汉朝皇帝没有了权威，谁的势力大，谁的军队能打，谁就有理。曹操消灭了那么多军阀和地方长官，并没有为之制造理由；刘备以仁义著称，但进攻四川省刘璋时也没有制造什么合理的理由。所以，按当时的逻辑，孙权夺了荆州，就算胜利，没必要捏造什么“借”的舆论。

但是，即使是当时的强权时代，名义上的荆州还是归属朝廷册封的荆州牧，而刘琦死后荆州牧是刘备，孙吴为了不给后世留下撕毁同盟、偷袭荆州的名声，杜撰出借荆州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三国志》为何只在吴传中记载有借南郡一说，在蜀传中却只字没提呢？就连刘备当上荆州牧吴传蜀传记载也不相同，所以吴国史官为了美化夺荆州一事而加上“借荆州”一说也确实合情合理。

之后刘备又将：长沙、江夏、桂阳三郡给了孙权，要是东吴真是重视同盟深明大义，便可就此罢手，唇齿相依，不在进攻荆州，而事实上东吴还是趁机偷袭了荆州，所以说可见东吴早就惦记荆州全郡，并很有可能编造出“借荆州”一事来说明东吴是有理有据的取回荆州的。

这理由是存在的，就是偷袭荆州在孙吴内部可能有人反对。至少有两种人。一种是如鲁肃那样有着长远战略远光的高人；另一种则是反对在偷袭荆州后不得不向曹魏称臣的武将。

周瑜病逝后，东吴的鲁肃基于战略考虑，他劝说孙权将东吴占据的部分荆州“借”给刘备，好让刘备站稳脚跟，与东吴一起抵御曹操。孙权想想也对，就把荆州的南郡“借”给了刘备，一是迫于曹操南征重心偏于淮南的形势（“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市。”），二是为让刘备顶替孙吴在荆州方面面对曹军锋芒，三是东吴半个南郡在刘备与曹操襄阳市的包围之下、孤军深入。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所以“借荆州”其实是借了荆州的南郡。以后，刘备得了益州，孙权就派人去讨还荆州，双方为此剑拔弩张，关系紧张。曹操进取汉中市，刘备担心丢掉益州，派使者向孙权求和，孙权也担心自己难以打胜，于是两家重新划分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市、江夏区、桂阳三郡以东属于孙权；南郡、零陵区、武陵以西属于刘备，刘备和孙权各占三郡。这样，刘备不仅“还”掉了一郡，还让出了一郡，但实际上依然没有还出本来的南郡，与曹操争汉中，于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据有了汉中。于当年七月，自称汉中王。

但孙权还不知足，认为，荆州居孙吴的上游，刘备对东吴是一个大的威胁。如果把刘备的势力赶出荆州，那么东吴不仅巩固了长江中游，还能向巴蜀发展；然后以整个南方与曹操的北方对抗，进而统一中国。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鲁肃病卒，吕蒙代替其职位。如果说鲁肃是联刘派，那么他则是坚决的反刘派。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魏军主力在汉中市和刘备作战，驻守荆州市的关羽积极配合刘备的行动，亲率荆州主力进攻魏军占据的樊城区和襄阳市，击败曹魏大将曹仁并乘机围困襄阳、樊城，曹操四处抽调兵力去解襄樊之围，其中包括于禁所率七军、徐晃军团、张辽军团等。关羽巧妙利用汉水暴涨的时机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中原地区遥相呼应关羽北伐，关羽威震华夏，曹操差点打算迁都躲避关羽的锋芒。

在司马懿等人的建议之下，曹操联合孙吴孙权，让孙权乘机偷袭关羽的大后方荆州，关羽的荆州后方空虚，给了东吴吕蒙以可乘之机。

关羽在219年年底，麦城之战，失去荆州市这个战略要地。关羽的错误不在轻率北攻樊城，而在于没有防备孙权违背盟约，没有注意巩固自己的后方，以至于丢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

权以瑜领南郡知府，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区太守，治沙羡；……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十五年（210年）十二月……。

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权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

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三国志曹操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市、江南诸郡。”

《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令程普领南郡太守。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三国志程普传》记载：“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

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复还领江夏，……。”《三国志李通传》：“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吴录》：“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飞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人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三国志曹仁传》：“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知府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永州市太守刘度皆降。”，“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操引归。”，“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1、210年12月，周瑜占领江陵县已经一年，局面比较稳定。于是建议孙权攻取益州。孙权批准了这个计划，由周瑜和孙瑜共同执行。这时由于沿江各战略要点均在周瑜手中，所以周瑜的攻益州计划中根本没有要刘备参加的内容。

2、同月，孙权将该计划通报于刘备，刘备极力反对。但是孙权没有理理睬。

3、同月，周瑜在返回江陵的路上病死，其攻蜀计划暂时停止。刚接任的鲁肃就建议孙权将江陵一带全部借给了刘备。

4、这时，孙瑜的大军已经从丹阳（原驻防地）开进到了长江中游一带（准确时间没有记载，但是必定是在刘备借到荆州以后，而没有进军益州之前）。

5、由于荆州已经借给刘备，孙瑜军无法通过，所以孙权又写信给刘备，建议两家共同出兵攻蜀。由于刘备是准备自己独占益州的，就以那些众所周知的理由拒绝了孙权，并威胁要“被发入山”，同时派部队阻挡不准孙瑜军通过。

所以，孙权一共有两个攻蜀的方案，第一个是周瑜制订的，为单独进军益州；第二个是孙权（或其他的部将）制订的，为孙刘共同进军。两个方案均因各种原因没有实行。

刘备借荆州的故事很有名，以至于使歇后语“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家喻户晓，这当然是《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的功劳。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过借荆州这回事吗？是值得探讨的。为此先说清楚《三国志》上有何记载。在该书中，提到孙权将土地借给刘备事全部皆在五十四卷中。（下面凡只提卷数，未说书名的都引自《三国志》。）

在该卷《鲁肃传》中有：“（刘）备诣荆州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孙）权暂借之共拒曹操。”（这里可以解释为借重刘备抗曹，也可解释为将荆州借给刘备。这应是记赤壁之战后建安十五年。为简略，下称此鲁肃这一段话为鲁一说法。）

此传中还有“（鲁）肃邀（关）羽相见，......（鲁）肃因责数（关）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这稍含糊，没有说借的是哪块地方，但明确说是出借土地。这是建安二十年，鲁肃和关羽“单刀会”时说的。简称为鲁二说法。）

在同一卷《吕蒙传》中，孙权评价周瑜、鲁肃、吕蒙时说：“.......（鲁肃）虽劝吾借刘备地，是其一短......”（这是在吕蒙死后所说，应在建安二十四年以后。这时孙权占了荆州，已向曹丕称臣。这话简称孙说法）。

荆州市的地域。按《后汉书》卷三十二所说，荆州包括湖北湖南两省及重庆市东部，河南省西南部以及江西省北部。全州分为七个郡。下面是各郡名称及大致所在位置：南阳（河南西南）、南郡（湖北西部）、江夏（湖北东部）、长沙（湖南省东北）、桂阳（湖南东南）、武陵（湖南西北）、零陵（湖南西南）。

赤壁战后，曹操占南阳，以及南郡北部的襄阳等地。

孙权占有江夏一部分及长沙一部分（都是它们的东部），另外还占有南郡首府江陵（即现荆州市）。

刘备则占有零陵、武陵、桂阳全部，长沙、江夏及南郡的大部。由此可见，荆州绝大部分是由刘备占领的。这一点也不奇怪，赤壁战后，刘备支持刘琦为荆州牧，刘琦死后，刘备被众将推为荆州牧，他占有这些地方是很正常的。

什么是“借”？按《辞源》上的解释是：“暂时使用别人的东西，或把自已的东西暂时给别人使用。”古今意义相同。这样，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其前提条件则是荆州本是孙吴的。否则借荆州就不能得到落实。既然孙权本来并不据有荆州大部，那么，说把荆州借给刘备就只能是无稽之谈。

在前面所引鲁一说法中暗示是鲁肃劝孙权将整个荆州市借给刘备，这绝无道理。鲁二说法中说刘备无家可归，孙权可怜他才借土地给他的，这也毫无道理。当时刘备已实际占有了荆州大部分土地。鲁二说法的背景是刘备占领了四川省，孙权派鲁肃出兵争抢荆州的长沙市、桂阳、零陵区三郡，其目的当然是说孙权抢夺三郡是合理的。但是，此前，孙权从没有控制过这三郡，根本就谈不到把它们借给刘备。鲁肃的两说法都是没道理的，不能以此为根据说孙权曾将荆州借给刘备。

在建安十五年前后，南郡首府江陵县的统治权确是由孙权转入了刘备手中。在曹操失败后，退回北方，留大将曹仁守江陵，乐进守襄阳市。周瑜指挥孙刘联军攻打江陵，围攻近一年后，曹仁退走，孙权任周瑜为南郡太守，据有江陵。

有不少学者认为所谓借荆州就是借江陵？这样说恐怕也是不妥当的。

关于江陵控制权的转移的原因，在《三国志》蜀汉方面记述没有查到，只是在《张飞传》中说到，张飞先任枝城市太守，后“转在南郡”，因江陵是南郡首府，这应意味着江陵已由刘备控制。

在孙吴方面的记述中，除前引的鲁一说法也可解释为把江陵县借给刘备外，在卷五十五《程普传》中说：“周瑜卒，（程普）代领南郡太守，（孙）权分荆州与刘备，（程）普复还江夏。”

这里的“分”字用的十分有趣，好象天下都是孙权的，他可以把他没控制的地方分给别人。这应该是孙权称帝后，吴国史官用了以孙权为真正中国皇帝的口气。

如果说江陵确是孙权借给刘备，刘备只有暂时使用权，那么，在此后孙权就有权要求刘备归还江陵，但是，后来从未见孙权这边提出这样的要求。

在建安二十年孙权抢夺三郡时，鲁肃并未向关羽提出归还江陵，也没有说你如不归还江陵，那么就拿三郡来抵偿吧之类的话。既然没有这样说，只能认为，当初并没有只暂时让刘备用江陵的说法，也就是说不是“借”。

既然不是借，那么江陵怎么会转到刘备手中呢？没有确切记载，只能试着猜一猜。一种可能是刘备当时已经为此作了些补偿，也就是刘备交给孙权一些他自己占领的土地，以换取江陵，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也符合情理，但史书上没这样记载，只能存疑。另一种可能是孙权为了自己的大利益，而放弃了江陵。当时，孙权为了抗曹，不得不依重刘备。孙权自己就说过，“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卷三十五）鲁肃对孙权说过：“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实重。（孙权）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刘）备使抚安之。”（这里的“借”字是借重的意思。见五十四卷）刘备成为荆州牧后，孙权把自己的妹妹给了刘备。在《先主传》中说是：“（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卷三十二）说是孙权的一种讨好行为。当刘备到孙权处时，曹魏那边很多人都认为孙权会杀刘备，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却说：“（孙权）所惮者曹公无敌于天下，........（孙）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卷十四）事实证明了这预测是对的。当初，孙权借重刘备这是不争的事实。（刘备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在拙作《曹操究竟因何而失败?——赤壁之战胜负真象透析》已有分析）。

孙权应该知道如果动粗，他是保不住江陵的。当时刘备驻公安，在长江南边，距江陵很近；张飞是枝城市知府，在江陵西边；关羽为襄阳市太守，驻长江以北。这简直是对江陵三面合围之势。江陵东部的土地，也并不尽在孙吴手中。原刘琦驻夏口（现汉口、汉阳一带），并未见有孙权派兵取得此地的记载，按理还应在刘琦的继承人刘备手中。这样，刘备则对江陵可以四面合围。东吴虽可用长江水道与江陵县联络，不过，相对于东吴主力军队驻地，江陵颇为远。

所以，逼于形势，为了抵御曹操，孙权将江陵交给刘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按常理，刘备必然为之要付出代价，可惜史书没有具体记载。总之，由于后来孙吴从来没有以江陵为理由向刘备要求什么，可以说江陵也不是借给刘备的。荆州，主要是指江陵地区（荆州其他地区暂不论及）。论坛上有子龙兄的大作《揭批……周公谨》，其中有一段是批评周瑜在江陵与曹仁攻守近一年，而不知去占领南方人口众多的四郡。实际上，对江陵的重要性和两湖的军事地理有所了解，就不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了。

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到：湖广之形胜，在武昌呼？在襄阳市呼？抑荆州区呼？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市。

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便利》中论到：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认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

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刘表曰：南据江陵县，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因此，占据江陵在当时具有以下战略意义：

1、可以向北威胁襄阳市（乃至攻占之），以夺取整个江汉平原，威慑曹操的中原；

2、可以全据长江之险，保护下游的整个孙吴地区的安全；

3、可以作为下一步进军巴蜀的基地，为日后占据巴蜀、汉中市，形成南北对峙打下基础；

4、可以切断南方四郡与北方曹魏的联系，今后即可传檄而定南方四郡。

所以周瑜倾全力攻取江陵，曹仁也拼命防守达一年。

刘备只不过不顾大局，在江陵激战正酣的时候，不是积极帮助周瑜攻击关键的江陵，而是自己跑到南方去占领了长沙市、桂阳县、武陵、零陵区四郡。（此四郡已经被切断在江南，传檄即定，还用的着去攻占吗？实际上在那里刘备也根本就没打什么仗）

以后，果然刘备凭借荆州为基地，西进占据了益州，北上不断攻击襄阳市。可是同时也威胁到孙权的上游安全，造成了吕蒙偷袭荆州区的后果。所以，人口众多的南方四郡实际上不如半个南郡的意义重要（另外半个在曹军手里）。

至于说到南方四郡的重要性，除了人口多以外，就没有什么战略上的作用了。南宋吕祉论到：“守长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则足以蔽长沙。”南梁的张邵也认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由于南方四郡位置偏僻，加上当时还缺少开发，是完全不能与江淮平原相比的。

实际上当时南方四郡有多少人口也是个未知数。虽然在东汉顺帝时期四郡有280万人口，但是在80年后的三国时期能有多少呢？只知道280年时整个吴国一共才230万人口。

所以江陵县对于孙吴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鲁肃极具战略眼光，他的目标不是东吴偏安一隅。在他和孙权见面后，就提出“鼎足江东，以观天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五十四卷）的战略，和诸葛亮隆中对异曲同工，且早于隆中对。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他主张和刘备联合。在那个时候，只有和刘备联合才可能和曹操对抗，单靠孙吴自己是不行的。但是他仍主持由刘备手中夺取了荆州三郡，争三郡成功了，而且孙刘联盟也没有破裂，这正是他高明之处。而偷袭荆州却造成孙刘联盟的破裂。鲁肃如果还活着，他有可能反对偷袭荆州。刘孙两家大兴兵，曹魏渔人得利，有着极大危险性。从长远利益看，偷袭对孙吴也并不真正有利，如果刘备过分削弱，只能龟缩于西南一隅，那么东吴也只能偏安东南，“以图天下”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最危险的是偷袭荆州区后，若刘备顷全蜀之兵来复仇，孙吴兵力就得全部都在鄂西川东和刘备作战，曹魏如乘虚而入，可能会灭掉吴国。在刘备大军压境时，孙权向曹魏投降称臣，曹魏大臣刘晔向曹丕进言不要接受其降，说：“（吴蜀）相自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伐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十四卷）孙权命真好，此时曹操刚死不久，曹丕缺乏统一中原地区的雄才和魄力，没接受此建议，孙吴才得以保全。偷袭时鲁肃已死，但是，他在东吴不会没有知音的，对这种危险性不会没有意识；即使偷袭时没看到，刘备兴兵时不会没人看不到这种危险。

在夺得荆州后，刘备兴兵，孙权卑词奉章，贡献珍宝向曹丕称臣。曹丕派邢贞（一个无名小辈）来东吴册封，孙权出迎，邢贞竟入门不下车（五十二卷）。吴将徐盛极为愤怒，以至痛哭流涕（五十五卷）。

为了说服第一类有战略眼光的人，安抚第二类因他向曹魏称臣而愤怒的人，孙权最佳方法是把偷袭荆州罪状全放在刘备头上，指责刘备无赖。这样，就有了前面所引的孙说法，说鲁肃把荆州借给了刘备。既然是借的，取回当然是合理的，错在于刘备该还不还。这样能不能安抚那些人，不清楚，但在逻辑上是能说通的。

至于前面引的鲁一说法及鲁二说法，很可能是孙吴的史官因孙权这样说了，只好把鲁肃当初所说的话作些改动，迎合孙权。（当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会明白，对于大人物，改动历史记载只是小菜一碟。）蜀汉好象是没有史官作记录的，至少这一段时间没有，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接受了吴史官的记载。鲁肃在单刀会上所说的（即鲁说法二）和他在当初在赤壁之战前的说法是根本矛盾的，作为一代名臣名将，鲁肃是不会这样不顾面子的，有可能是吴国史官改动过。

唐庚阐述汉朝时荆州之地有七郡，刘表去世后，南阳为曹操所有，而荆州独有南郡、江夏、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之南奔，刘琦以江夏归附刘备，其后四郡相继归附，于是刘备有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之地。曹仁退军后，关羽、周瑜错处南郡，而刘备领荆州牧，居公安，六郡之地，刘备已悉据之矣。其所以说是用借的，就如同韩信的言论虚假。

赵翼认为借荆州都出自吴人事后的言论，不足采信，他认为“借”就是将本来是自己的东西暂时给他人使用，而荆州本来就是刘表的，并非孙权之地。引用《诸葛亮传》、《山阳公载记》、《吴志》等证明赤壁之战时刘备军功劳不输孙权军，并没有坐享其成，赤壁之战后，刘表之长子刘琦尚在江夏区，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孙权也没有任何异议，因刘琦本为荆州主人。《先主传》记载刘备又南征四郡，武陵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皆降。刘琦去世后，刘备在众将推举下成为荆州牧，《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即遣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收租赋，充实军力。《关羽传》记载关羽被任命为襄阳市太守、荡寇将军，驻军在江北。

《张飞传》记载张飞被任命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驻军在南郡。《赵云传》记载赵云被任命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遣将分驻要地，都由刘备所指挥，一开始没和孙权说明，因为荆州本来就不是孙权的地，因此刘备不需要和孙权禀报，孙权也没来阻拦刘备。

直到三分之势成型后，吴人认为赤壁之战是藉孙权兵力，觉得荆州应该归他们所有，于是才开始有借荆州之说，反过想当初孙刘联合拒曹的时候，刘备虽然有向孙权求援，孙权不也有求于刘备？孙权当时只打算救自身的存亡，哪有拿下荆州市的想法呢？就如同《鲁肃传》所记载，关羽对鲁肃说“乌林之役，刘备就连睡觉的时候也没脱下靴子，与孙权共同努力破曹，岂能徒劳而没得到任何土地呢？”这即是无法改变的论证，后来双方以湘水为界划分荆州市，也算公允，吴人却趁关羽北伐，偷袭荆州而整个取之，反捏造“借荆州”一说，来增加占有荆州的合法性，这些都是孙吴君臣的狡辩。但是借荆州却一直流传，成为议题，说法完全被采信牢不可破。而且变成都是蜀汉的错，这都是不经查证才有的言论。

吕思勉在《中国大历史》中认可赵翼说法，认为俗传借荆州一语，说荆州是孙权借给刘备的。这句话毫无根据。在《三国史话》中直言“俗话有借荆州之说，说荆州是孙权的，后来借给刘备，这话是胡说的。”

卢弼认为孙权任刘备自取荆州数郡，而没有任何阻拦，无异假借，才导致后来各执一说。

王懋竑认为《江表传》所说的“以地给备”及“备借荆州市数郡”的言论，都是传闻之妄，不足采信。

柏杨言“所谓借荆州，只是把长江以北及长江三峡以东一带的土地借给刘备，使他能够从汉水流域，正面对抗中央政府辖地口至于原属荆州的陆口、汉昌、夏口一带，因为是孙权基地的门户，所以仍牢牢把守，没有借出，除此之外，便只有对刘备管治长江以南四郡的承认，但四郡早已归降刘备，也不在借之列。”

易中天提出“刘备并没有要整个荆州市。他要不了，孙权也给不了。南阳郡和南郡的一部分在曹操手上”，认为“刘备借的只是南郡，而且只是南郡的一部分，即江陵县，所以，这不叫借荆州”，也觉得不能叫做借江陵，引用了赵翼的说法，点出“按照继承关系，荆州该是刘备的，江陵和南郡当然也是。只不过江陵被周瑜占著，得去讨要而已，因此，《资治通鉴》就不说‘从权借荆州数郡’，而使用‘求都督荆州’的说法”，“刘备要江陵，只能说是索荆州。”

黎东方认为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借江陵。借江陵，实际上是借油江口，认为孙权不甘心，两度为了这荆州市几郡的地盘，与刘备失和。事后，他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就造出一段“借荆州”的虚构故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