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年—1962年12月25日）字伯伦，河北永清人，曾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任教，是著名历史学家，史学界“战国策派”“清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1902年，雷海宗出生在河北省永清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雷鸣夏是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自幼勤奋好学，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于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22年从清华毕业后，雷海宗获得了公费留美资格，到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7年，他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年短期任职于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1932年后，他历任清华大学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症及心力衰竭，医治无效，在天津市与世长辞，年仅六十岁。

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史、世界史及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为南开史学四大宗师，他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等。

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7年被划为所谓“右派”分子后，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

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解放后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历史学论文多篇。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他曾受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

雷海宗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桃李满天下。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会议。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召开更大规模的“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的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原地区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

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出身于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0年，到教会兴办的蒙学堂读书。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大学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二十五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原地区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市图书馆馆长黄钰生教授回忆道，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并规劝其他留学生当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老感慨而深情地称雷海宗是他的诤友。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

《评汉译〈世界史纲〉》一文最先刊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后又转登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史学》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人类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类史实际是好几个文化区域各各独自的发展演变，因此世界通史根本无法写出，若勉强写成，要么是“一部结构精密不合事实的小说”，或者是“前后不相连贯的数本民族专门史勉强合成的一本所谓世界通史”。由此出发，他批评《史纲》是赫伯特·威尔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而作为世界通史，“此书本身无历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亦刊登于《史学》第1期，该文实际为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原地区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他觉得“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因而介绍克氏的史学理论，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

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1928年，清华大学完成了从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正规大学的体制转变。1929年春，蒋廷黻离开南开大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在美国留学长达11年之久，精通中外历史，掌握多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职务后，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的方针，力求使清华历史系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为此，他在1932年聘请雷海宗返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雷海宗是怀着欢欣鼓舞之情重返母校的，但还有严肃庄重的另一面，那就是决心与蒋廷黻相配合，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清华历史学系。雷海宗独挑重担，继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49年。清华历史学系的发展与建树，是和雷海宗的贡献分不开的。

雷海宗到清华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并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内容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极其丰富。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取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入研讨，学生眼界大开，深有所获。另外，当教外国史的教师休假时，他还不时讲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课程以补空缺。

1934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指出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原地区四千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自立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到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私产。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人民则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丞相与小民在皇帝面前同样的卑微，皇帝制度是全民平等的独裁统治，由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皇帝是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民众则是一盘散沙。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崩溃瓦解。当前的关键应确定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

1935年，清华大学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清华学报》外又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首篇刊登了雷海宗的力作《中国的兵》长文。该文认为中原地区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通过“更赋”制使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百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这也是汉以后中国汉族自治的惟一强盛时代。中原地区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

1936年，雷海宗接连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发表了《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

1937年，《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和第4期连续刊载了雷海宗的《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和《中国的家族制度》两篇文章。

在宏观的综合性的论文外，雷海宗也进行微观的研究，写出考证性的文章。例如，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的文章，将《史记·封禅书》同《汉书》的《武帝纪》和《郊祀志》中的有关记载列表排比，得出结论：武帝建年号是在当时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议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决定的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

此外，雷海宗还在《清华学报》和《社会科学》各期发表多篇书评，对当时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学术著作做出评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南迁。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随清华文学院师生经长沙市、衡山、蒙自市、最后抵达昆明市。看到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浴血杀敌的情景，雷海宗精神振奋，一扫原来对中国的兵所持之悲观看法，在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接着热情歌颂“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比，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随后，列表指出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只经过由分裂到统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过程，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却经历了二周，其原因在于两千年来中原地区南方地区的大开发，保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也正因此，今日才能如此英勇抗战。“二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最后，雷海宗期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文化将结束第二周，揭开第三周的帷幕。

1938年底，雷海宗将自《皇帝制度之成立》以下诸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变更，增加《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成为20世纪中原地区的历史学名著。

在昆明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了31期。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阴谋内战，反对民主，1945年12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闻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市复校。从上海市乘轮船赴塘沽区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同学北上的重任，战胜风浪，克服困难，井井有条地将大队人马带到了北平。复校后，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继续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

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独立的异国他乡生活，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战争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转变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进一步加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决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世界史，并发表《古今华北气候与农事》的论文。他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对罗马教廷和美帝国主义展开口诛笔伐，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似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大学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区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区教学法改为分段教学法，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做了新的探讨。

1957年，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载《历史教学》该年第7期。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原地区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在南开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读高中课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春，全国开始助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在4月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卡尔·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约瑟夫·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哪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载“天津市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发言”（包括雷海宗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

5、6月之交，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曾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访问了雷海宗等三名教授。事后，在南开的大礼堂召开了由三教授谈与谭天荣谈话情况的大会。雷海宗在发言中指出，曾询及谭天荣学习哲学和读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著作的情况，劝谭天荣在谈黑格尔的思想时，应多读一点黑格尔的著作。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要治理这样的国家，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不少问题。他指着礼堂主席台两侧的两个标语牌说，他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原地区共产主义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6月中旬，全国开始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天津市和南开大学也不例外。但到7月下旬运动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时，雷海宗始终未被触及。直到8月，康生在北京的一次会上点名批判了雷海宗，中共天津市委和南开大学历史系才中断假期，紧急召开了批判雷海宗的会议。

1957年秋，雷海宗被错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之一。（1979年得到改正）。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不治之症，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

但雷海宗虽身处逆境，仍关心国家大事，精心译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此外，亲自指导和校改拙译《李维〈罗马史〉选》，认真负责，关怀备至，使我学到许多东西，终生受用不尽。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上天，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个宇航员。雷海宗知道这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写下了歌颂人类征服宇宙的这一伟大成就的长诗。雷海宗英文极佳，此诗当为文学精品，并能充分体现他的内心思想与宇宙观。可惜，笔者只在他的案头看到手稿，未能细阅，而此后诗佚人亡了。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克服病痛，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个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到当年11月难以行动时为止。

雷海宗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不写讲稿，但在讲外国历史学史课程时，却以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讲稿，可见他在一生最后时刻时认真的献身精神和负责的教学态度。此时，他还让笔者从南开图书馆借出全套《诸子集成》，显然他还想研究先秦诸子，写有关的著述。

可怜他已身心交瘁，油尽灯枯，天不假年。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症和心力衰竭病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六十岁。

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原地区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历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19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

很明显，雷海宗是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学习和发扬的。

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历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而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发生的独特事实，这个过去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但是，历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不仅史料漏载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献可征，其当时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历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时代的后世对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和《历史过去的释义》）

雷海宗的历史认识论是与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分不开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采用佛家语“大我”“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是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认为：宇，空间，整个的太空，在物质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时间，有机的发展，在心灵方面，是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整个是有意义的。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是人类给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得解脱和出路。可以勉强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个什么的力量，要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表现一种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但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觉力。人生中偶然会因过度悲喜和过度奇异的遭遇，而出现某一种一纵即逝的心境和经验，突感超过普通人生，好似与宇宙化而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伟大的诗品，不朽的艺术，超绝的音乐，都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然而，于此种心境最浓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稣、释迦、庄子之类的创教圣者。禅定修行，杂念全消，一片光明，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最后达到无碍自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雷海宗觉得，最好将此中经验视为宇宙中的自我表现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预示。他由此展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参见《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在人类历史上，欧西文化与埃及、中国等其他六个文化相并列，并无高与下、中心与非中心之分，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欧中心论的谬论。雷海宗还多次批驳欧洲学者对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歪曲和诬蔑。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四千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商朝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 (公元前221至公元88年)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9至383年）。但中原地区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族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更多的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文艺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参见《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历史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传统王朝体系的努力，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历史体系，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开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有显著影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也甚具教益和启发意义。有的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该书原著者赫伯特·威尔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译本的校译者多是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名人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雷海宗却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

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解放后，雷海宗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

1952年，雷海宗调到南开大学后，主要讲授世界上古史。与以前根本不同，他开始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但是，当一般人都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教科书的体系、观点和材料时，雷海宗却根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所掌握的大量史料与具体史实，编写出独具特色的《世界上古史讲义》，特别对古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1956年后，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他对自己过去讲授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做出原则性的调整，并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提出了新的部民社会的概念，并认为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必经的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

总括上述，不难看出雷海宗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显示出一种探索真理、打破传统、不断创新、敢于亮明自己独立观点的鲜明个性，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雷海宗献身于教育事业，一直在高等学校教书，作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他的教书育人是极具特色和众口叫绝的。

雷海宗声音洪亮，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讲解历史事件既材料翔实，又说明前因后果，更揭示性质意义，娓娓动听，使人受用不尽。每节课他计时精确，下课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告一个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雷海宗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他学问渊博，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学认真负责，又讲究教学方法，使讲课成为一门艺术，挥洒自如，引人入胜。他在清华大学和西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生，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另一位学者，已故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在《忆念伯伦师》文中说：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合国大会名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先后开设过中国通史、古代史、西洋通史、欧洲近古史和欧洲中古史等课程。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他的史学造诣之深和学术思想的精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作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所以，当时许多同学都愿选修伯伦师的课，认为听他讲课不仅能获得系统而深入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的同学反映，课后把他讲授专题的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像是一篇有头有尾、内容充实并自成体系的文章。

雷海宗在清华大学讲授史学方法一课时，采用19世纪中叶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朗克实行的“研讨班”（即“西明纳尔”Seminar）的形式来组织教学，极其活跃成功。

雷海宗对学生十分爱护，不仅指导他们的学习，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

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世界史家齐世荣写道：我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一天下课后，雷先生对我说，美国波摩那大学来了一个研究生，学中原地区近代史，想写关于梁启超的论文。他的中文程度还需提高，你去给他补习中文，注意借机会练练英文，并增加点收入。我听了后十分感动，不知道老师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难……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他既注意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大师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赶不上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

雷海宗在30年代中后期，有两个他很喜欢的学生，他们是丁则良和何炳棣，毕业后都留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分别赴英国和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丁则良从英国提前返回清华大学，1951年曾教过笔者。丁先生为人谦厚热情，平易近人，治学严谨，学问渊博，专攻宋史，在英国又学俄文，研究苏联史，兼通古今中外，颇有乃师雷海宗、张荫麟之风。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吉林大学任教，根据国家需要改教新课亚洲史，甚有建树。他与雷海宗师生感情深厚，时有书信往还。1957年，丁则良被错划为“右派”，访苏联归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沉，雷先生闻此噩耗，为之痛哭不已。

何炳棣留美未归，在多所大学任教，成为国际驰名的中国史学家，荣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他怀念恩师，凡有新著，必寄上，知道雷海宗逝世消息后，立刻给雷师母寄来长信，说1962年12月25日雷师去世时，自己远在美国似有感应。

他一直与雷师母及雷海宗之女雷崇立保持通信联系，历“文化大革命”而数十年不衰，甚至寄上美金，给予经济支援。

关于雷海宗临终前背着“右派”的包袱在南开大学坚持讲课的情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总编、史学家肖黎先生有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地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37年过去了，讲课的具体内容早已忘记。只依稀记得他讲的是印度的寡妇殉葬。他上课什么也不带，却对历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脱口而出。他的外文极好，一会儿是希腊文，一会儿又讲一个词语如何从希腊文演变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语系有什么特点，侃侃而谈。

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里，对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会放过的。每次先生讲完课后，都要组织一场“消毒”课。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毒素”，以显示他们洞察一切的本领。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人民”而抱病上讲台，却被一些人视为“贩毒”者，他岂不要挥舞拐杖，质问苍天：“公理安在？”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课。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地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地远去。

被忽视的“雷海宗的年代”

本文作者：何炳棣

著名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在这篇文章中，他满含深情怀念他的老师、已故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证出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学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学界一般认为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何炳棣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

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惟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正式读雷之课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市的三年我专心于为将来的留学考试奠基，时间和精力上都挤不进雷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市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随后忙于解决终身大事，投考第五届（1940年8月）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失败（1941年夏始揭晓），迟迟因父丧不得不回沦陷区料理家务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听雷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罗马帝国制度史等课。这些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合国大会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市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市，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省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当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大学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我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文献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甚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处理。再加上采用斯宾格勒的形态文化史观把国史分成两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前台北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忆，“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次谈话会中，我就听见吴先生表示讥弹之意。”但可喜者有三。一、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市，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二、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个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三十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纠正斯宾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卸职演讲诋毁国史，攻击“华化”观点的一篇颇有“火性”却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

三、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的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透视）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二十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斯宾格勒外，如英国的阿诺德·汤因比，德国的雅斯波斯（卡尔·雅斯贝尔斯），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等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入“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大学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中原地区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长期停滞。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资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每月仅领人民币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大学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书及其他发表的论文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节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算，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

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三十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o.1）创刊之庆。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指出按照《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虽在电话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公国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B.C.说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赢得更大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