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英（1873年—1964年10月13日），字静仁，又号俊人，清末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曾任民国国务总理。

许世英1873年出生于安徽秋浦（今东至县），家庭较为富裕，六岁时进入私塾读书。1891年考中秀才，两次乡试落榜后才考取了拔贡，后受推荐任巡警部门行政处命事，因工作出色受到慈禧、光绪帝召见。1907年4月许世英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并作为副代表出席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武昌起义爆发曾短暂出任山西省布政使。民国成立后，许世英先后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后因阻挠黄兴等人处理“宋教仁刺杀案”而被革命派批评。国务院改组后，许世英辞去总长一职，不久又出任沈阳市民政长，并与段祺瑞结交，1914年，许世英先后任约法审查员、福建省民政长及巡按使。1916年袁世凯死后，许世英成为皖系的智囊人物，并先后担任了交通总长、华意银行总裁、安徽省长以及司法总长，后受命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讨伐直系，但是善后会议却与孙中山的主张背道而驰，孙中山大表失望，许世英的希望也全成为泡影。后来段祺瑞增设国务院，许世英任国务总理，后又先后被任命兼署财政总长、盐务署督办，并设法筹款帮助段祺瑞政府度过了难关。段祺瑞下台后，许世英因反对孙传芳的统治遭通缉，不得不在上海避难，期间许世英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积极参与救济灾民的工作。

1936年，日本发动了“二二六”事变后，许世英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与其和谈，但建议未被采纳。德国人调停失败后，1938年1月20日，许世英回国并再次被任命为中央救济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受命主持全国赈灾委员会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许世英回到南京市，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64年10月13日许世英病逝于台北市。

陈锡璋在《从清末至民国：许世英的从政之路》中，评价许世英：“许世英在清末担任过山西省布政使，南京政府时期一度出任驻日大使，是经历过清末、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坛老人。”

许世英出生在安徽秋浦中乡兆吉山许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耕读人家。许世英六岁进入本村私塾学习，十一岁时在江县童问渠门下寄馆读书的经历为其打下了较好的旧学基础。1891年，许世英中秀才，时年十三岁，但是其后曾两次参加乡试均落第。直到二十三岁时，许世英才考取拔贡。同年进北京参加礼部选官考试，成绩列为第一等，第二年被任命为刑部广西司副主稿、主稿。不久又转任直隶司主稿。

1900年春，许世英得到了同乡四川省布政使周馥的邀请，告假离京赴川。到达成都市后，许世英听取了周馥的建议，决定乘当前局势动荡朝廷用人之时再次返回京城，争取升迁的机会。10月，许世英到达西安市，办理刑部直隶司和四川司的积案。1902年回京后许世英任刑部六品主事。1905年10月，经过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朱启钤的推荐，许世英任清政府新设巡警部门行政处命事，因许世英对于北京开辟马路、刷新警政、订立交通规则等上获得了较多成果，再加上其工作认真挚诚，因此获得了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赏识，年终考核时，许世英被列为京察一等，也由此获得了四品任用的资格，并受到慈禧、德宗皇帝召见。1907年4月，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特调许世英一同前往东北地区筹建司法机构，次年任许世英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也是在此期间，许世英结识了日本驻沈阳市领事广田弘毅和副领事有田八郎。1910年，清廷被邀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参加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清延派去参会的代表团中，徐谦为正代表，许世英则为副代表。代表团三月启程，至翌年春返国。同时，代表团又奉命赴欧考察各国的司法制度。历时一共十个月，代表团访问了美、意、法、比、荷兰、瑞士、英、德、奥、俄十国。回国后，代表团曾将考察情形编撰心得呈，但是清廷却未能采纳实施。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许世英调往山西省任提法使，不久又任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民国成立后，晋抚张锡銮调任直隶都督，许世英则被任命为秘书长。1912年5月，经张锡銮推荐，许世英被袁世凯任命为大理院院长，后又经总理陆征祥提名，任许世英为司法总长，并先后任陆徵祥内阁、赵秉钧内阁的司法总长。当政党林立的局面出现时，许世英与陈锦涛、徐谦等组织了国民共进会，并成为该会的骨干人物。1912年8月，国民共进会等三个小政党和同盟会合并组成了中国国民党。1913年3月，宋教仁刺杀案发生后，黄兴等人提出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但在袁世凯授意下，许世英以司法总长身份，用“不合编制”为借口对黄兴等人的提议加以阻挠。同年4月26日，江苏省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将有关宋案的证据公布，使得袁、赵的杀人罪行难以掩盖，对此，许世英再次出面，否认了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的权利，其行为也受到了革命派的抨击，他们以许世英是赵秉钧内阁的成员，应当一起辞职为理由，认为许世英没有高谈法律的资格。同年7月，赵秉钧辞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许世英仍留任司法总长。国务院改组后，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许世英辞去总长一职。10月经张锡銮推荐，许世英任沈阳市民政长。这期间，段祺瑞有意结交许世英，邀请许世英至天津市段宅，并与其结拜为“盟兄弟”。许世英与段祺瑞同为安徽人，两人日后政治上的紧密结合也与这次拜盟有较大关系。

1914年春，许世英被调入京充当约法审查员。同年5月3日出任福建省民政长，不久改称巡按使，并受命于1915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乘船巡视福建沿海之马尾、马祖、厦门市、沙埕港和金门等处。后因与护军使李厚基不合，许世英于次年4月辞职。工作移交时，曾将个人的规费十六万两银子，全部捐给福建省用作修筑马路之用。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许世英任内务总长，7月改任交通总长，从此许世英成为皖系的智囊人物。1917年，在府院之争中，许世英支持段祺瑞。同年5月3日，黎元洪责成查处津浦铁路租车、购车受贿案，并于翌日逮捕了许世英，但不久又以没有犯罪的证据，宣告许世英无罪，许世英也在其后辞去了交通总长的一职，暂时退出政坛。1918年许世英受命任安福国会参议员及中意合办的华意银行总裁。1921年9月，许世英被任命为安徽省长，次年11月，汪大燮组阁，邀许世英任司法总长，但许世英尚未到任汪阁就已倒台，许世英仍留省长原任。1923年初，因坚持裁撤安武军，许世英同安徽督理马联甲发生冲突，并被迫卸去了安徽省长职。2月，经黎元洪任命，许世英为航空署督办，11月曹锟贿选总统后，许世英被免职。段祺瑞为推翻直系曹吴势力，欲完成孙（孙中山）、段（段祺瑞）、张（张作霖）三角同盟关系，因此特密令许世英南下广东省，联络孙中山反对直系统治。10月4日，许世英见孙中山，并劝孙中山招降陈炯明，一致讨伐曹、吴，孙中山听取了许世英的意见，并表示立即启程。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段祺瑞入京就执政职。12月4日，孙中山应邀北上至津，但是善后会议却与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背道而驰，孙中山也因此大表失望，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并任命许世英为筹委会秘书长，主持会议准备工作。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场，许世英担任秘书长。但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宣布不赞成善后会议，并拒绝参加。至是许世英前日南行商谈合作全成为泡影。后来，因北京政潮动荡，段祺瑞于12月25日修正“临时政府制”，并增设国务院，任许世英为国务总理。1926年1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因财政困难，不敢就职，由许世英暂时兼署财政总长。

许世英在组阁时，企图任用陈锦涛、贾德耀等接近冯玉祥和中国国民党的人员，以稳住段祺瑞的统治，但是因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对许世英的不满，陈锦涛等人拒绝入职。此时正逢年关，政府财政吃紧，许世英先后被任命兼署财政总长、盐务署督办，并被要求设法筹款。许世英尽力搜罗款项，最终帮助段祺瑞渡过了年关。同年2月15日，许世英提出辞呈，段祺瑞准其请假，并由贾德耀代理内阁总理。5月13日，段祺瑞下台，许世英陪同其前往天津市，不久返回上海市。

1926年秋，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吴佩孚、孙传芳势力遭到重大打击。许世英在上海参与了组织反对孙传芳的苏浙皖联合会，历数孙传芳的罪状，同时主张地方自治。翌年初，因受到孙传芳的通缉，许世英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避难，孙传芳失败后方才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期间，许世英积极参与救济灾民的工作。1928年10月，许世英被任命为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其后八年期间，许世英一直负责主持全国社会救济事业。其间1929年河北省、山东省等省遭受大旱灾，1931年，淮河、长江发生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后，各种灾害在全国各地连续发生，对此许世英亲往灾区进行赈济工作，但由于国民政府只顾“反共”，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许世英主持的救灾工作也只是杯水车薪，对当时的情况也无济于事。

1936年，日本发动了“二二六”事变，而当时的驻华大使广田弘毅任首相兼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皆为许世英相识之人。蒋介石为了借助许的这种关系，与日本妥协，命许世英为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到达日本后，其向日本所提之建议均未被采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预计的三个月侵华战争难以实现后，企图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议和”条件，许世英受命与德国人密谈。直到南京陷落，德国人最终宣告调停失败。1938年1月20日许世英被批准离开东京回国。回国后，许世英随国民政府前往重庆市后，并再次受命主持全国赈灾委员会的工作。1938年12月，许世英被任命为中央救济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

抗战胜利后，许世英回到南京，并在1947年4月至1948年期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50年夏许世英到台湾，担任了蒋介石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顾问。1964年10月13日许世英病逝于台北。

陈锡璋在《从清末至民国许世英的从政之路》中，评价许世英：“许世英在清末担任过山西布政使，南京政府时期一度出任驻日大使，是经历过清末、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坛老人。”

徐铸在《记许世英》一文中评价许世英：“综看他的一生，没做过好事，似乎也未做过大坏事，几十年不断做大官，而无赫赫之名。随潮起伏，而总不深陷漩涡，能临机自拔。可以说是一个老风派，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传统官僚主义人物。”

许世英著有《闽海巡记》《黄山览胜集》等。

1936年春，许世英出任中国驻日大使时，当时日本已入侵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中日关系正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一个日本人询问许大使，说：“中国唐诗有一名联，日本人只知上句，不知下句，请许大使惠示。”许世英云：“君试述上句。”那个日本人说：“日本人只知上句为‘荻野千寻铁锁沉江底’。”这句诗是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诗的下句为“一片降幡出石头”。而当时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古称就为石头城，日本人这样发问，明显是蓄意讽刺中国即将投降。面对日本人的讽刺，许世英淡然微笑答到：“下句是‘万国衣冠拜冕’。”那个日本人然舌挢，顿时无言以对。

在1940年前后，杜领衔发起为许的七十寿辰“祝嘏”。对于祝贺的寿礼则一律折成现金，分为福、禄、寿、喜四等，一等至四等分别为一百元、五十元、三十元、十元。而在当时，港元的“身价”还相当高的，一百元大约可以制成两套西装，五十元可以上金龙酒家请一桌客，十元也可以购买五包廿支装的高级烟。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港的中下级职员，月薪不过五十元上下，为许世英祝生的“福禄寿”一下，各职员们莫不叫苦连天。

许世英不仅要服高效药，而且要几种药同时服用才能入睡。根据医师的检定，一个普通人，只要一次服他药量的二十分之一，就会中毒致死，因此许世英也被认为是当时全世界服用安眠药的三个“大王”之一。

许世英故居坐落于安徽省东至县官港镇赵吉山旁许村，建于清顺治，建筑面积770平方米，占地面积1323平方米，现为省级文保单位。

许世英的故居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向家湾94号，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故居为土木结构，坐北向西南，悬山顶为小青瓦屋面，穿斗结构，木地板，格式板门，西南侧则设有檐廊，建筑面积为149平方米，其中面阔15.67米，进深7.87米，素面台基为0.4米，共2级，许世英旧居现为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