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派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从东北地区流亡到上海市及关内各地的一些青年作者，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王相智等人，习惯上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形成于30年代中期。他们有的未正式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其创作实际上构成“左联”文学的一部分。正是他们，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令人感奋。

东北作家群里，还有《憎恨》集的作者端木蕻良（生于1912年）。其中，《鹭湖的忧郁》一向为人称道，这是用诗情的笔法写出难以想像的人民贫穷，悲愤郁怒之情回荡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遭受压抑的凄厉感。他还善于在抗日的题材下表现东北地区特殊的风情，《遥远的风砂》《浑河的急流》都有磅礴的气势，民族意识通过地方的粗犷性格表露出来。他注重方言的运用，又自觉地吸收电影剪接手法来结构小说，叙述带跳跃性，用笔举重若轻，讲究力度，在小说体式上有新的创造。抗战时期他先后出版了《科尔沁旗草原》 《大地的海》《长江》等长篇。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萧红萧军，意思为“小小红军”）。1934年到上海市，与鲁迅相识，同年完成长篇《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生死场》是最早反映东北地区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引起当时文坛的重视。鲁迅为之作序，给予热情鼓励。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应李公仆之邀到临汾市，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萧红带有左派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萧红和萧军发表的《生死场》时使用的笔名，另有悄吟、玲玲、田娣等笔名。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她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端木蕻良，（1912.9.25---1996.10.5）原名曹汉文、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1928年入天津市南开中学读书，并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从1936年至1938年，他在上海和武汉等地从事抗战文学活动，创作亦走向成熟与多产，计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等一系列风格独异的短篇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 的位置。1938年5月，端木与萧红在武汉结婚。1942年萧红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病逝后，端木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新品有长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新都花絮》、《风陵渡》、《红灯》、《红夜》、《雕鹗堡》等篇都是有影响的佳作。他写的《土地的誓言》被编入人教版初一语文课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姓从香港回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第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杨晦（杨兴）（1899—1983），辽阳市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3年在北平市《晨报》副刊发表四幕剧《来客》。1925年与冯至等组织沉钟社，创办《沉钟》。以后有较长时间从事大专学校教职。建国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多年。译作有《悲多汶传》（罗曼·罗兰原著）、《雅典人舌满》（莎士比亚原著）等。

穆木天（穆敬熙）（1900—1971），吉林伊通人。创造社成员。1923年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曾一度在吉林大学执教。初以诗歌创作为主，后来主要翻译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安德烈·纪德等人作品，翻译出版了巴尔札克的《欧贞尼·葛郎代》、《从妹贝德》、《从兄蓬斯》、《二诗人》等，并著有《法国文学史》。

萧军（刘军、田军、刘鸿霖）（1907—1988），义县人，一说辽宁锦县人。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宪兵教练处为学员。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得到鲁迅的赏识而被编入《奴隶丛书》出版。抗战期间，曾两次到过延安市，写了不少杂文，也曾被批判。其他长篇小说有《五月的矿山》、《第三代》、《过去的年代》等。晚年从事戏曲创作与文物研究。

师田手（田质成、田凤章）（1911—1995），吉林扶余人。九一八事变流亡关内，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要负责组织工作。抗战后期在解放区、重庆市发表作品，大多发表于《抗战文艺》与《大公报》副刊《战线》。建国后曾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出版作品以小说集与诗集为主。

白朗（刘莉、刘东兰）（1912—1994），辽宁沈阳人。曾在哈尔滨市《国际协报》主编文艺副刊，从事小说、散文创作，1935年流亡上海。抗战时期，在山西省写了一批控诉日军暴行的作品，1941年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出版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长篇小说等共20种左右。

舒群（李书棠、李旭东）（1913—1989），黑龙江省哈尔滨人。1931年参加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1935年来上海市，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没有祖国的孩子》，影响甚广。1940年在延安任鲁迅美术学院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东北解放后，曾任东北大学副校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

铁弦（张铁弦）（1913—1984），吉林市人。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35年开始文学生涯。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作品有诗集《天蓝色的信封》、《康庄大道》等，翻译《在特鲁厄尔前线》等书。

罗烽（傅乃奇）（1909—1991），辽宁沈阳人。毕业于哈尔滨市呼海铁路传习所。随即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起负责领导北满（地下）文艺运动。1945年至上海市，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中篇小说《归来》，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作了血泪控诉。1941年去延安市，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席。以后一直担任党政部门的文教工作领导职务。

高兰（郭德浩）（1909—1987），黑龙江省爱辉人。1928年入燕京大学国文系攻读，抗战爆发，与光未然、冯乃超等提倡诗歌朗诵运动。主要著作有《高兰朗诵诗集》、《高兰朗诵诗新辑》、《高兰朗诵诗选》等。建国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

李辉英（李连萃）（1911—1991），吉林永吉人。青少年时代就到了上海市，毕业于中国公学中文系。长篇小说《万宝山》取材东北地区人民反抗日寇暴行的悲壮事迹，影响颇广。抗战胜利后，回东北历任东北大学诸校教授。1950年去香港特别行政区，此后即一直在香港任大学教授。

辛劳（陈晶秋、陈中敏）（1911—1945），黑龙江省呼伦人。九一八事变后，流亡上海，1935年开始创作，在《太白》发表《索伦人》，以后陆续在《文学大众》、《创作》、《时代文艺》、《光明》等刊物发表小说与散文。其力作为抒情长诗《捧血者》，充满战斗激情，冯雪峰、聂绀弩、邱东平对之均有较高评价。

邹绿芷（邹尚录）（1914—1986），辽阳市人。抗日战争前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战后即去延安陕北公学，后去重庆市，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导主任。建国后在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工作，曾任《儿童时代》社社长。翻译了不少西方著名诗人的作品，汇编成《骑驰》。还译了扬·聂鲁达的诗集《流亡者》和美国、墨西哥、丹麦的一些小说集。

丘琴（邓天佑）（1915—），黑龙江省宾县人。1938年毕业于北平东北大学。抗战时期在重庆任中苏友好协会秘书。建国后在对外文委、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翻译苏联诗作甚多，出版了《苏联诗选》、《吉洪诺夫诗选》、《马雅柯夫斯基诗选》等十余种。

雷加（刘涤、刘天达）（1915—），丹东市人。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曾两次去延安。抗战初期在《文艺战线》、《文艺阵地》等刊物发表《鸭绿江》等短篇小说。曾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45年在东北地区担任工业部门的管理工作。“文革”后任北京文联秘书长。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集《潜力》，共分《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和《蓝色的青枫林》三部，是分别依次出版的。

骆滨基（骆宾基）（1917—1994），吉林珲春人。9.18事变时，他还是个少年。抗战那年，他开始文学创作，崭露头角。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取材爱国青年刘强参加大森林中组成的抗日游击队的艰苦斗争，生活气息极浓。还有他的《幼年》也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其他小说作品甚多，曾遭中国国民党政府逮捕，经多方 营救而幸免于难。

姚奔（姚正基）（1919—1993），吉林扶余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1941年与邹荻帆、曾卓等人组诗垦地社，编辑《诗垦地》丛刊《黎明的林子》等多辑出版。胜利后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建国后曾任《收获》、《上海文学》、《萌芽》编辑，其后即潜心编《英汉大词典》十五年之久。创作、翻译诗集均有多种。

以上这18位生平事迹与作品都有多种材料可以作证，称之为东北地区作家，在籍贯上、时间界定上都没有什么疑问。当然，还可能有新的材料发现，这个名单当即予以补充。

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普遍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小说中浓郁的民俗文化描写淡化了其中的政治功利色彩，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含量和审美价值。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自身的民俗体验、亲历的家国之痛和真切的政治要求，因此，审美和意义在其笔下得到一次自然的契合，这也构成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崛起的特殊意义。本文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的中长篇小说为切入点，从文化意蕴、审美特质、创作个性和心理动因四方面解读东北作家群小说中民俗文化描写的独特意蕴。出现在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民俗描写绝不是简单的民情风俗展览，而是昭示民族精神的审美载体，它担负着作家难以化解的民族悲情和身家灾难，刻录着黑土地上东北人独特的“民俗”魂：第一次向关内展现关外民俗文化景观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其他地域的乡土文学和左派文学创作相比，其民俗描写体现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体现为作家对“人—家—国”三重问题的深度思考。而这三重问题将民俗描写与民族大义连接在一起，使其小说成为能够激发读者民族精神的有力符号。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小说集废名作品的自然品格和茅盾小说的社会意义于一身，兼备了30年代乡土小说的民族性内涵和新感觉派的先锋意识，融合了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思考和革命文学的现实关怀。他们立足于特殊境遇中的独特生命体验，把文学的自然性和民族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整合在一起。可以说，东北作家群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既承载着“五四”时期反思国民性的精神，又传达出新的时代足音，而“人—家—国”民俗描写模式是其不同于一般左派文学和其他地域乡土文学作品的重要之处，本文将循着民俗描写映现民族中的个体思想境界逐步提升的思路，着重从以下三方面解读其文化内涵：透过民俗描写反思人的生存价值并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体现出“掘”根与“寻”根的双重文化意味；在独特的土地民俗描写中透露故土眷恋；在生动的民俗场面中呈现民众自发的民族精神。与此同时，东北作家群的民俗描写体现出对阳刚之美和为家乡立传作史的审美追求，其中又展现着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从“认同”角度探讨东北地区作家群倾情于民俗描写的深刻心理动因，阐发作家选择民俗文化描写作为寄托种种情结的载体的内驱力，主要从流亡者在虚拟空间中重建“家园”、对东北地域文化品格的投射与认同、承载作家的民族“忠诚”情结三方面加以剖析。

五四运动的爆发，同时也宣告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题材以反映城市（都市）的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为主，也有写乡镇或农村的农民、流氓无产阶级、中小地主生活的。影响较广泛的作品有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春蚕》、《林家铺子》，夏衍的《包身工》，叶紫的《丰收》等等。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往往只是作为一些事件的背景处理，北洋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列强都一味妥协，不敢也不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学艺术则施加压力，不让有暴露、控诉的机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忙于镇压此起彼伏的工农革命斗争，忙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地区四省随之先后沦陷，中原地区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急而剧烈的变化，文学界掀起了救亡的巨浪，有识之士都感觉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呼吁团结起来，以笔为武器，共同战斗。

而东北四省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先后集中到了哈尔滨市，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东北四省壤，国境线长达数千里，从帝俄时代到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对哈尔滨这个都市一直有潜在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都很显著。因此，哈尔滨虽然不存在苏联的租界，但仍有相对的特殊性。在日本、伪满洲国统治之初，哈尔滨的政治空气比起沈阳市、长春市、齐齐哈尔市等城市仍旧要稍稍宽松一些。当然，也只是相对而言。当时，哈尔滨有一家《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名《国际公园》，西川（萧军）、白朗（白朗）、萧红（萧红）等人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作品。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然无法对日本军国主义、伪满统治进行公开的暴露和鞭挞。这种相对宽松的处境为时极短，日伪的魔掌已经开始伸向他们，他们感到无法再逗留下去时，开始分批向关内流亡，先后到了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上海市等地。

萧军、萧红、白朗、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作家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文学》、《中流》、《光明》、《文学季刊》、《文学杂志》以及综合性大型刊物《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的文艺栏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其题材则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或所见所闻的东北地区四省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事迹，可歌可泣，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震撼。也有一些散文，怀念故乡的白山黑水，怀念故乡的父老乡亲以及坚持在那里作殊死战斗的游击健儿，也充满了激情，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就这样，人们把这一批流亡到关内的作家、传播抗日战争文学的作家称之为东北作家，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不言而喻，这些作家原来都是在东北四省成长的，而到了北平市、上海市等地之后，他们的作品也都是写的东北的抗日斗争，或是对东北故土的怀念。

1936年，生活书店已经在中国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负责人邹韬奋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仍旧负起抗战文学的重任，收集当时影响最为显著的东北地区作家的一批短篇小说，出版了单行本。包括罗烽《第七个坑》、舒群《战地》、李辉英《参事官下乡》、于黑丁《九月的沈阳》、穆木天《江村之夜》、白朗《沦落前后》、宇飞《土龙山》和陈凝秋《在路线上》等八篇。因为当时文学家已经普遍地称他们为东北作家，因此这个单行本就取名《东北作家近集》。当然，由于这本书的畅销，东北作家这一称谓也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群所熟知了。

东北作家当然不仅仅写短篇，也写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写了《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产生和出版问世，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鼓励和具体帮助。另一东北地区作家端木蕻良写了长篇《科尔沁草原》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1936年7月1日，也就是东北作家在文坛陆续发表、出版了许多作品，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之际，鲁迅、茅盾、巴金、聂弩、曹禺等77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在现在当民族危亡……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宣称：“……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洪汛涛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这宣告刊发在《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在署名的77人之中，杨晦、穆木天年龄较长，很早就离开东北地区而到了北平市、上海市等地从事文学评论或翻译创作，而到上海不久的萧军、萧红也在其中，可见东北作家在抗战文学队伍中的力量和影响。

卢沟桥畔的枪炮声，揭开了七七全民抗战的序幕，战火在全国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投入了抗战活动，东北作家的题材也不再仅仅写东北的抗日斗争，他们写了各条抗日战线的动人事迹，也对解放区的见闻作了生动的报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界对“东北作家”这个称谓就用得比较少了。但是，现代文学史上，“东北地区作家”确是最早投身抗战文学的一个群体，发生过巨大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容忽视。

当时抗战正在大半个国土上进行，作家的流动性很大，关于他们的信息、资料异常缺乏，要核实更困难。再加上对于“东北作家”究竟如何界定，谁都没有研究过，所以这个名单既是第一次“东北作家”的名单，也只能是一个不太精确的名单。可以设想，其中有一部分确知他们原籍是东北，或者9.18之后来自东北，而较多的是看到了他们有关东北题材的小说、散文、戏剧等作品，或者有关东北文学创作的评论或报导，因此就把他们列入名单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