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指的是先秦时期在石鼓上所篆刻的铭文。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是中国最早的石碣上的石刻文字，今存有多种拓片。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善本则被分散在多地收藏。

石鼓出土于唐贞观年间陕西凤翔，共十块，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花岗石材质。石刻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也称《猎碣》。每块刻石上有一篇文章，涉及田猎、捕鱼、祭祀等情景。其产生前提有秦国的壮大、文化的交融和冶铁技术的发展。石鼓文分、灵雨、而师、作原、吾水、车工、田车、銮车、马荐、吴人十篇，涉及田猎、捕鱼、出征等事，具有历史学、文字学与文学价值。石鼓文用笔挺拔匀圆，取势逐渐趋于匀称方整，全篇气息畅达，开阔雄强。其受秦文化的实用主义影响，具有古朴疏朗的和谐、劲健之美。其篆刻的年代有许多说法，涉及东西周、汉、北魏等朝代。出土具体地点也有渭河南岸石鼓山、渭河北岸石鼓寺等说法，其中雍县三原说多为学者接受。五代十国至两宋期间，石鼓屡遭变迁，战乱时散失，和平时又被找回。元明清时期，石鼓被安置在北京国子监孔子庙。抗战时期，石鼓先后迁徙到上海市、南京等地，解放后运回北京故宫。

通过石鼓文中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情况，了解其时代背景。其刻文承前启后，连接商周文言文和大篆，具有很高的文字学价值。其文字朴实，是“‘猎文学”的代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石鼓文对清代篆书的发展影响颇深。清代篆书书法家邓石如等皆对石鼓文推崇备至。清代康有为称之为“中国碑帖之第一文物”。较为系统的研究石鼓文的书籍为徐宝贵的《石鼓文整理研究》。

唐贞观年间，在今陕西凤翔区东南二十里之石落务村，出土十枚大小不一的先秦石刻。因出土之地为秦朝雍县，又称“雍邑刻石”。唐宋以来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命名，其中“石鼓”较为常见。目前学界认为唐朝徐浩《古迹记》、张怀瓘《书断》、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韩愈《石鼓歌》等诗文综合质地、形制、铭文等多方面命名的“石鼓”最为合理。

石鼓文，因文字刻在鼓形石上而得名，是唐人在宝鸡市（今陕西凤翔）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其内容多为描写田猎场景，唐人窦蒙将其称为亦称“陈仓十碣”。唐人苏勖、李嗣真、张怀瓘依据石上所识之字，结合发现的地点并考证这片周秦故土上的历史典故，认为是姬静时代的史籀所书，遂称其为“史之迹”。

现存石鼓十枚上各有一篇刻诗。学者戴君仁与郭沫若的命名为《车工》《汧沔》《田车》《銮车》《灵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

秦惠文王统治时期，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大增，对外战争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战功丰硕。秦国向东收复河西之地，向北攻取上郡诸县，灭巴蜀，取楚汉中、召陵，由“君”称“王”，连横诸国，成为霸主，连周天子也派人祝贺，表示重视。这段时期的历史为产生铭功纪事的石鼓文提供现实客观内容取材。

秦国建立于西周曾经的统治中心雍城遗址，汲取着周文化的遗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周文化的很大影响。同时，地处西边的秦国为了迅速巩固国家政权，迫切需要打破封闭的状态，尽可能吸收一切外来的文化。秦国不仅吸收东方先进的文化，而且对于周围戎、狄的文化也抱有兼收并蓄的态度。在秦国商鞅变法之后，渭河平原本身具有的周文化、陇东高原的秦文化与商鞅等人带来的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新的秦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使得具有刚柔并济特点的石鼓文在此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冶铁技术，掌握生铁柔化、生铁冶铸、制钢技术，使铁制的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地应用于农业、手工业等方面，促进社会多方面的发展。秦穆公时期冶铁技术进一步发展，铁器得到更为广泛地使用，技艺越发精湛。原先的青铜刀被更为锋利的铁刃代替，铁刃刻字可避免钟鼎铭文多有弧度、参差不齐、字形不一等问题。

根据学者郭沫若的考证，十个石鼓刻辞的大致情况是：

一、汧沔石，该石鼓文保留情况较为完整，其内容歌颂秦公在水捕鱼作乐的情景。

二、灵雨石，该石鼓文脱落严重，残存部分字体，其内容为歌颂秦公率领将士驾舟出征。

三、而师石，该石鼓文脱落严重，残存部分字体，其内容为歌颂秦国师旅强劲善战。

四、作原石，该石鼓文脱落严重，残存部分字体，其内容诗歌可能与农业有关。

五、吾水石，该石鼓文脱落严重，残存部分字体，其内容为歌颂秦国民富国强的景象。

六、车工石，该石鼓文保留情况较为完整，歌颂秦公策马狩猎追逐麋鹿的情趣。

七、田车石，该石鼓文脱落严重，残存部分字体，其内容为歌颂秦公率众狩猎。

八、銮车石，该石鼓文脱落严重，残存部分字体，其内容为歌颂狩猎规模宏伟，捕获怪兽大犀牛。

九、马荐石，该石鼓文字体已全部脱落，诗意难知，但有秦公获鸡血宝石之说。

十、吴人石，该石鼓文脱落严重，残存部分字体，其诗意是用猎物祭祀祖先。

第一鼓 献获受嗣

戎车辑辑，右而师氏。矛伐其树，弓矢孔庶。命以左，右骖滔滔。是噫献禽，不具获倍。徒具来，輶车其写。小大具奉来，燕乐天子，来嗣王始，振振复古，我来受之。

第二鼓 巡察边戎

吾隮于，零雨奔流。迄涌涌盈，渫济。君子即涉，涉马流。汧洎，凄凄其。舫舟西逮，吾来自，徒驭汤汤，惟舟以行。或阴或阳，极深以户。出于水一方。勿勿止。其奔其，其急其事。

第三鼓 视察垦区

吾水既清，吾道既平。吾行既止，嘉树则里。天子永宁，日佳丙申。曀昕昕，吾其道。四马既陈，受夏康康。驾累媮横，左骖翦。右骖騃騃，乘其奕。汝不执艺，幡翰黎黎。飙游施施，公谓大孰，余及如兹有，害不余友。

第四鼓 宣作原

宣猷作原，作周道遄。我司除，帅彼坂田。草为世里，希微域域。悠漆栗，柞其芾。棕灪，鸣柚亚，其华可为。所游优阿，导二日，树兹五日。

第五鼓 安置虞人

吴人怜急，朝夕敬惕。载西载北，勿奄勿代。若而出奇，用献用祀。其陈于，告于太祝。歆尝受，其享于祖艺。寓逢中，孔庶鹿。唯吾畜其衍，忧忧坦坦。大田不搜，君子可求。有谋有周始，我之丰是。

第六鼓 汧水观鱼

汧殹沔沔，彼淖渊。鲤处之，君子渔之。有小鱼，其游散散。帛鱼皪皪，其筵氐鲜。黄帛其，有鯆有鰁。其丽孔庶。之毚，汗汗博博。其鱼唯何，唯鲢唯鲤。何以苞之，唯杨及柳。

第七鼓 苑囿围猎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阜。君子员猎，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骍角弓，弓以寺。吾驱其特，其来趩趩。宪宪炱，即御即时。麀鹿趚，其来大次。吾驱其朴，其来都都，射其肩蜀。

第八鼓 丘陵骑射

驾彼銮车，贲刺真如。秀弓孔硕，彤矢簇簇。四马其写，六骜骜。徒御孔庶，鄜骑喧搏。省车载行，其徒如章。原阴阳，趋趋入马。射之吱吱，迂驱如虎，兽鹿如。怡尔多贤，陈禽如坻，吾获允异。

第九鼓 高原持射

田车孔安，勒颤颤。四介既简，左骖幡幡，右骖騝。吾以于原，吾戎止。宫车其写，秀工持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有绅，其戎奔夜。越出各垩，悉率昊。执而勿射。多庶轹，君子攸乐。

第十鼓 草原珍禽

鸢翔于天，霓虹现彼。或伫或走，济济马。微微雉立，匪心其一。奇禽多庶，唯我师氏。献献文武，各珍之。

石鼓文用笔挺拔匀圆，以中锋用笔为基本笔法，改金文粗细不均的图画式用笔为圆转如一、匀称等粗的线条。行笔过程为藏锋逆入，中锋行笔，回锋收笔，线条遒劲质朴，横平竖直，转折处或交接处呈圆状，笔画粗细均匀。

取势逐渐趋于匀称方整。石鼓文上下左右对称，左长右短、左低右高，上紧下松，在对称中有大小、高低和松紧的变化。字的外形轮廓呈方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呈现出形方势圆的势态。体势丰富，端庄凝重。

疏朗均衡，开合有度，虽字字独立，但注意到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使全篇气息畅达，开阔雄强。

石鼓文受秦文化影响深远，秦文化的特征为重现实的实用主义，文字造型在既大又多的字体章法中显示出简便、实用、无需装饰的特点。相较于其他地域产生的龙书、鸟书、穗书、鸾凤书等纯粹描绘的字体更具有书法美。秦人石鼓文中博大雄浑的意境，是秦地文化的产物。石鼓文作为当时的正式书写文字，具有庙堂正大气象的壮美、古朴疏朗的和谐之美、中锋劲健的婉转之美、金石气韵的朴实之美。

石鼓出土于唐贞观初年。关于石鼓的具体发现地点，说法颇多，记载较为详细的有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天兴县，本秦雍县，秦国都也。……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关于石鼓的发现地点，宝鸡的当地学者讨论较多，他们从唐宋史料入手，结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先后提出了渭河南岸石鼓山、渭河北岸魏家崖石鼓寺、岐山县“岐阳”和“雍县三畤原”的说法。唐代文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表示石鼓文在天兴县（秦朝雍县）南二十里出土。近代学者郭沫若等人依据这一说法，进行细致的考证，确定该地为石鼓文出土地。

唐窦蒙为其弟《述书赋》作注云：“传史籀，姬静时史官。著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遗址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窦蒙表示在雍城遗址以南，有十个周宣王时期的石鼓，上面刻有篆文，唐时还能见到相应的拓本。韦应物《石鼓歌》有“石如鼓形数止十”。至于石鼓为何是如此形制，郭沫若认为，“石鼓呈馒头形，这是古代石刻中仅见的一例。在这以前无此形状，在这以后也无此形状。秦始皇的各种有名的刻石都是没有遵守秦人的这个传统的。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白锐认为这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应。石鼓象征天幕，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今人所谓蒙古包。秦襄公时的生产状况离游牧阶段不远，故在刻石上采取了这种形象。”故宫博物院现存石鼓共有十块，为花岗石质，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形状上细下粗顶微圆，与石碑形状接近。

根据杨宗兵《石鼓文新鉴》中的考证结果，十石鼓的尺寸如下：

“车工”石：高1.7尺，围6.6尺，字径0.1尺。文11行，行6字

“济殴”石：高2.1尺，围6.3尺。文9行，行7字，末行5字。

目前，10枚石鼓中只有此石完好无缺，“济殴”石第5行下2寸左右有一赞文，一般释为“奠”字。

“田车”石：高1.8尺，围6.4尺。文10行，行7字，末行6字。

“銮车”石；高2尺，围7.3尺。文10行，行7字，末行6字。

“需雨”石：高2.1尺，围6.8尺。文11行，行6字。

“原”石；高1.5尺，围6.8尺。文 11 行，行7字，末行4字。

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乱，石鼓文先后散失于民间。北宋天圣四年（1026），司马池找回九鼓，用车运回凤翔并安置于府门门庑下。北宋皇祐四年（1052），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位屠夫家找到被做成磨刀石的“作原鼓”，运到凤翔府学。十鼓同置于门庑之下。北宋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将石鼓由凤翔府调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将石鼓置于讲堂，石鼓文由此被视为国宝。十枚石鼓放置在稽古阁后，徽宗命金匠高手给石鼓填注黄金，以减缓自然风化。此举对减少人为磨损和自然氧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北宋宣和元年（1119），宋宋徽宗命人将石鼓送往皇宫内府，置于保和殿稽古阁内。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侵中原，攻破宋都开封市，将石鼓掳掠一空，金朝北渡黄河运往燕京（今北京市），将涂金剔出后又把石鼓抛于废墟中。元代初年，石鼓才又重新找回。元明清三朝石鼓都被置于北京国子监孔子庙，元初时凤翔府人王将石鼓迁入孔庙。元皇庆元年，虞集迁石鼓入国子学孔庙大成门下置之国子学；后置孔庙大成殿门内左右石壁下，如此一放六百余年，平安历经元明清三代。清爱新觉罗·弘历在石鼓原地建设木栅栏遮蔽风雨，并在乾隆十四年御制《石鼓歌》和石鼓诗。抗日战争初期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石鼓先后迁往上海市、南京、四川峨眉等地。后西迁文物东归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将部分南迁文物迁往台湾，由于石鼓特重而且易损，所以没运走。解放初，南迁的文物尚未启运北返之前，首先将石鼓全部运回北京故宫。

从问世至今，石鼓文十鼓均在，但因年代久远，特别是唐初发现之前，一直暴露于荒原之中，受自然风化侵蚀严重，其中“马荐鼓”因摹拓损，已一字无存。据北宋欧阳修记载，他所见的石鼓文有465字，已有一半文字辨认不出。到元代虞集时，石鼓上只有386字。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王杰等人在《重排石鼓文释文音训序》中记载，石鼓文“现存字凡三百十，重文二十有二”。宋代以来，有关著述所记字数与实际所存数字有一定的差距，其关键在于对残字的取舍没有统一标准。对现存的石鼓文进行统计，不计重文、合文应有三百五十六字。

有关石鼓的记载，最早见于贞观年间苏勖(约590-约642)的《叙记》。石鼓是在唐朝初年被发现的，《石鼓文》拓本在此年代均有记载，“唐窦蒙《述书赋注》（775年）：南岐州城南有姬静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今见打本，是今见拓本的意思，可见，窦蒙见过《石鼓文》拓本。韦应物《石鼓歌》云：“今人儒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韩愈《石鼓歌》云：“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这些诗句反映出其二人都见到了《石鼓文》的拓本，由于目前没有发现唐拓实物，故其存在真实性仍有待考证。迄今为止，在传世文献中尚未见到石鼓文在唐代所存字数的记载。从《李潮八分小篆歌》“陈仓石鼓久己讹”、《石鼓歌》“风雨缺讹苔醉涩”、《石鼓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研断生蛟笼”等诗句看，石鼓上的文字在唐代就已存在残缺。

天一阁本是由张燕昌所摹，经赵孟頫收藏过的北宋拓本，也是当时唯一的传世北宋拓本，仅有四百六十二字，该拓本是后来翻刻本的范本，后世称为“范氏天一阁本”或“天一阁本”。北宋范氏天一阁本较为著名，该本自全祖望、张燕昌、阮元等人著录、摹刻后，成为《石鼓文》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天一阁本《石鼓文》首次见诸文献是全祖望在其《亭集》中表达了初见此本的感受，由《鲒埼亭集》可知此本为北宋拓本。此本递藏经历亦较为清晰，先经沈仲说收藏，后辗转赵孟頫，明时归丰坊，再至范氏天一阁。天一阁本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其数次摹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张燕昌首次以天一阁本《石鼓文》为底本双钩刻石，在当时金石圈内备受关注。嘉庆年间，阮元先后两次将其分别摹刻于杭州市、扬州两地府学，使天一阁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其他，诸如徐渭仁、盛昱、杨守敬、姚觐元、刘心源等金石文字爱好者以张、阮摹刻本再次进行翻刻，使此本传至大江南北。据任熹统计，天一阁本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清末，前后翻刻共达七次之多。其中，盛昱翻刻更是将天一阁本传至国学韩公祠，成为与石鼓原物相互映照的重要版本。

纵观现有资料，迄今所能见到的《石鼓文》北宋拓本只有北宋先锋、后劲、中权三本。明朝安国“十鼓斋”收藏的《石鼓文》（以下均称“十鼓斋石鼓文”）都是宋拓本，在民国初出现在市面上，为上海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制出版。艺苑真赏社是无锡秦文锦、秦清曾父子二人，于民国四年（1915）在上海三马路（汉口路）创办开设的一门以珂罗版和金属版印制碑帖的店铺。当年（约民国七年1918）该社的“本社印行周鼓秦碑附告”中，对出版该拓作的艰辛过程作了一段说明，表明因求取不得，才选用其他版本为底稿。并介绍“十鼓斋石鼓文”的刊印情况，是最早出现“十鼓斋石鼓文”的时间。“十鼓斋石鼓文”大显于世的时间是郭沫若在日本见到“十鼓斋”的北宋三本的照片，并发表了《石鼓文研究》一书之后。该“十鼓斋石鼓文”拓本，除一册佚失，都已流往日本，而中国不论公私收藏都没有一件《石鼓文》的宋拓本。所以近百年来“十鼓斋石鼓文”已被奉为存世《石鼓文》拓本中的圭。

自明代初期至清乾隆早期，《石鼓文》损称为“汧殹本”。二鼓（汧殹鼓）首行“汧殹”之“汧”字未损。明代初期至中期拓本，因破损而无法辨认之处，多集中在第二鼓（汧殹鼓）上（此本原系项氏天籁阁旧藏，后归日本中村不折）、戚书玉藏本。后期的“銮车鼓石花未连本”在《石鼓文》善本新年大展展出两件。

美国安思远旧藏本，有学者对其年代进行了考证为南宋所拓。然而，金石学家唐兰考证，石鼓文在南宋时期并无拓本流传。所以安思远藏《石鼓文》拓本并非南宋所拓，而是明代拓本。马成名的《善本碑帖录海外所见》有记载，安思远藏明初拓《石鼓文》一册。安思远旧藏《石鼓文》为元明间所拓至精善本，曾为江艮庭、杨寿门、潘奕隽、吴云、李启严递藏。因整纸而未剪裱，于石鼓早期拓本之中尤显珍贵。

在上海图书馆展出的“墨彩斑斓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是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特展，在本次的展品中，明代中期“黄帛本”有3件，“黄帛本”是中国明拓《石鼓文》最早者，已知海内外传本只有5件，本次展出3件，明代后期善本“銮车鼓石花未连本”2件。周大烈藏本明代后期拓本，銮车鼓第三行“写六辔”与第六行“原隰阴”间石花呈上下两块，中间有黑块分割，尚未泐连成一体，称“銮车鼓石花未连本”。

清代拓本众多，可分为“氐鲜未损本”“氐鲜五字已损本”“允字未通本”“囿字本”。其中，北京国子监的三次监拓，是《石鼓文》晚清拓本的代表之一。这一时期的翻刻本也居多：张燕昌摹刻“天一阁”本、清阮元重刻“天一阁本”、何绍业砖刻本、盛昱据阮元摹刻“天一阁本”再重刻。

明末至清初（下限为乾隆早期）间拓本最明显的特征是第二鼓（汧殹鼓）第四行『氐鲜』、第五行『又』、第六行『之』这五个字未损，（图七）称为『氐鲜本』，或称『氐鲜等五字未损』。

在张燕昌金石生涯中，《石鼓文》收藏、摹刻是重要部分。从记载来看，在其华刻天一阁本之前至少已华刻两次：最早的一次，是在其为太学生时。钱维乔《张明经堂摹刻石鼓文跋》中记载了此事：“张子芑堂笃志金石，游太学手榻石鼓文以归，其家僮能为摹刻于斋中。琴书鼎彝俨然与三代法物相晤对，其风雅有足传矣。刻手苍劲，可称善本。家辛楣詹事云，《石鼓文》今仅存二百五十四字，此字乃较多，芑堂当自有考证。”

《天一阁书目》曾经历作者之争，其焦点为阮元是否为作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叶德辉《书林话》等题其编者为阮元，但此后有不少文章进行了辩驳，否定了编者为阮元说，认为编者应该题“范邦甸等”，比如鲍国强《阮氏文选楼刊〈天一阁书目〉的编者》、李世愉《清代编录〈天一阁书目〉考》。阮元是编此目的发起者。阮元先后在浙江省历官十余年，多次登上天一阁，对天一阁藏书十分关心，重视编目情况。阮元对此前所编的书目并不满意，提议重新编纂。因此，阮元对此书的编纂有发起之功。其次，此目由阮元“手订体例”。对于编撰书目来说，“手订体例”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环节，阮《目》体例完备，而这一体例正是阮元亲自制定的。最后，从阮元的序中可见，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以督水师复来宁波市，与宁绍道台陈君廷杰言及之，陈君请观其目，遂属府学／王教授本校其书目、金石目并刻之”。可见阮元在此目编纂完成后还安排了刊刻工作，所以扉页刻有阮元“文选楼”印，卷首所录圣谕前亦有“浙江巡抚阮元敬刊”字样。

石鼓文具有极高的历史学价值。郭沫若经考证认为，石鼓文记载的内容虽直接反映的社会史料不多，但从它的质地、形状，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状况、生活习惯来看，可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得到一些间接的了解，从中可见春秋时期秦人在自然、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描写田猎的诗篇《车工》为例。诗篇开头描绘狩猎前的情况，中段刻画狩猎时的情景，最后在重重渲染下以猎人一箭射杀野兽而结束。通过刻画猎人的高超射术和自信豪迈的精神品质，体现出春秋时期秦人的尚武精神，也从侧面体现出石鼓文所承载的史学价值。

石鼓文的诗文内容反映春秋早期的生活状况，但由于刻石较晚，文字于春秋中晚期形成，因此与同时期秦公、秦公磐的文字风格极为相近，而与春秋早期和战国时期的文字存在明显差异。学者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在春秋时代的各个主要国家中，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是最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的传统的国家。”秦人直接继承西周文字，并且后来统一全国，所以秦系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占据正统地位。石鼓文作为承前启后的秦系文字，一面连着商周以来的古文字，一面连着大篆，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字学价值。

学者饶宗颐在《秦出土文献编年》的序言中写到，石鼓文是“‘畋猎文学”的代表。石鼓文内容八、九、十句不等，但都为四言韵文诗。其开端便引用诗经中描写姬静田猎的篇章《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成句，文中多用叠字来形容，其文风可同诗经中雅、颂相媲美。《汧沔》《灵雨》《吾水》等篇章，风格一致，有一种悠然之意，给人以清新、活泼的感觉。石鼓文对后世文学有一定影响，汉代的《羽猎赋》《长杨赋》都是从此衍生而来。

唐代文人张怀瓘在《书断》中夸赞石鼓文笔锋刚健有力，形态飘逸婉转。

唐代文人窦泉在《述书赋》中评价其形象生动带有神韵，同自然相通而没有止境。

唐代文人韦应物在《石鼓歌》当中评价石鼓文字形虽难以辨识，但其笔势却十分有气势。

唐代文人韩愈在《石鼓歌》中评价年代久远难免有缺失，但仍同被斩断的蛟一样，充满生命力。

宋代文人苏辙对石鼓文的造型予以评价，认为石鼓文就如同老人一般，充满岁月的痕迹。

清代文人康有为对石鼓文颇多赞誉，在《广艺舟双楫》称赞其如同芝草团云一样，不需要什么修整，就自带特殊光彩。

关于石鼓文凿刻的年代，众说纷纭。宋代文人郑樵从石鼓文的内容推断，认为其应当产生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清代学者震均参考《史记·秦本纪》内容，推断石鼓文应当是秦文公东猎时期所制。近代学者王国维、郭沫若、马衡、唐兰等考证为先秦所刻，但对于确切时间看法不同。唐兰考证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除此以外，有主西周时期的周周文王说、周姬诵说、周姬静说，有主东周时期秦襄公说、秦秦武公说、秦德公说、秦秦宣公说、秦秦穆公说、秦献公说、秦惠文王说等，还有主汉代者、主北魏时者、主北周时者等。

1991年，汉中市人尹博灵自称破解石鼓文之谜，新闻界对此也大肆宣扬，其家中所藏《石鼓文唐贞观拓本》比北宋拓本多两百字。学者高明在《石鼓新响·序》中考证认为尹博灵家中是清人根据杨慎本增改而来。学者李铁华在《石鼓文十议》认为“杨慎并无作假”。近年《石鼓文新解》（赵经都，2002）、《石鼓诗文复原》（刘星，2004）也仍然使用了《苏东坡本》来参校、“补全鼓文”。

石鼓文研究的开始是石鼓在唐朝初年被发现。唐初到北宋以著录石鼓文为主：唐贞观年间苏勋“打本”石鼓《叙记》是关于石鼓文的最早文献记录；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是石鼓入载地志的开始；佚名著南宋章樵注的《古文苑》是现存最早的辑有石鼓全文的纸本文献。

唐初到北宋时期人们对石鼓的年代与真伪争议较多，年代争议主要有姬静说、姬诵说和北周说三说。

总体而言此时期的石鼓文研究并不重视石鼓文本身的考证而侧重书法、图录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实据和考证，对问题的分析推断往往只有只言片语或依据史书中某一条记载便匆下定论，故有关石鼓文的年代学说多难以成立。

但这一时期流传下来大量可供后人研究的石鼓文善本，以范氏天一阁藏北宋拓本和安氏“十鼓斋”藏北宋拓本为代表。

这一时期石鼓文研究侧重从文字学角度来考证石鼓文。

南宋翟耆年和郑樵正式对“姬静说”提出异议。郑樵所著今已散佚的《石鼓文考》三卷首创"主秦说"，认为石鼓文是“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并首次尝试从纯文字学角度，通过石鼓文与秦铭刻文字彼此印证来考证石鼓文。郑樵首次据“丞、殴”二字确定石鼓为秦鼓，“此十篇皆是秦篆”，从此奠定了石鼓为秦刻石论点的基石。

南宋时期，石鼓由金人迁至燕京。王厚之《复斋碑录》与《石鼓文集注》详尽论述南宋以前石鼓的辗转迁徙历程；施宿《石鼓音》所定石鼓序次，为元人潘迪等所从，经当代学者宋鸿文等研究考证，认为此次序与当初原石鼓序次高度相似。

元代潘迪《石鼓文音训》集宋释之大成，并将《音训》刻成二石附于石鼓旁，一直保存至今；另有元人吾丘衍据杨文《周秦刻石释音》重新删订，写成同名著作《周秦刻石释音》，是石鼓文研究中的力作。

杨慎《丹铅续录》肯定郑樵"秦鼓说"，但认为“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盖全文”，且刻“函海本”欺世，现已有清代朱彝尊《石鼓考》证其“补缀为奇”，不足为信。杨慎另著《石鼓文音释》三卷，附录一卷。明人著作还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李中馥《石鼓文考》、陶滋《石鼓文正误》等，皆对石鼓文字的点画、训释、地望等加以考证。

晚清到民国石鼓文研究和讨论空前繁荣，有关石鼓文字、音训、章句、考释、通解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丰硕成果。现存石鼓文训释著作75部中，清人著作27部，民国人著作19部，约占总数的61%。

清代研究石鼓的学者众多且功力深厚，注重考据，著作颇丰。朱彝尊《石鼓考》三卷力辨杨慎“函海本”之伪；沈梧《石鼓文定本》集合各家年代之说最为详备；吴东发《石鼓读》分《石鼓文考异》《石鼓文章句》《石鼓辨》《石鼓鉴》《石鼓释文考异或同》《石鼓尔雅》《叙鼓》等七卷从不同侧面综合研究石鼓文；刘凝《周宣王石鼓文定本》二卷用“定本”之名，沈梧、郑业教皆从之。爱新觉罗·弘历凭借皇威宣扬“姬静说”，“周宣王说”从此定于一尊。

晚清、民国时期石鼓文研究论定了“石鼓为秦物”。震钧《石鼓文集注》改从郑樵 “秦鼓说”，并考证石鼓乃秦文公东猎时所刻；此说后来经二马（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马叙伦《石鼓文疏记》)、三堂（郭鼎堂《石鼓文研究》、罗振玉《石鼓文考释》、王观堂《跋石鼓文》《与友人论石鼓书》《与马叔平论石鼓书》等）的进一步考证研究，“石鼓为秦物”说终成不刊之论，从此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各家学者在石鼓具体归属秦某公或某王上仍存在分歧。

从1949年到1980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陆地区石鼓文研究基本停滞：仅有单篇论文4篇，石鼓文研究几乎空白；而从1981年到2004年的20余年间，单篇研究论文达到了53篇、论著9部，标志着石鼓文研究又重新复苏并被学术界所重视。这一时期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是石鼓最初所在地和石鼓文年代。

当今学术界对石鼓文刻年的断代结论不再是具体的“某公某年”式，而是大致框定在春秋中晚期之际至春秋战国之际这样一个大致范围。学术界现已基本认同“石鼓制鼓与刻诗可能并非同一年代”。裘锡圭《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一文持“石鼓之诗可能早于文字之刻”的观点，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一文进而提出“见于石鼓的诗原为秦襄公时所作，石鼓上的文字则为秦景公所写所刻”。

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此书的“研究篇”、归之春《石鼓文研究文集》、刘佳《话说石鼓文》对石鼓文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对石鼓的发现、字数、时代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收录了郭沫若考古著作中的《石鼓文研究》。易越石《石鼓文通考》此书研究石鼓的发现地、保存、年代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考证。倪晋波《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王素《石鼓文研究述评》对石鼓文的资料作了整理，提供文献参考。徐宝贵《石鼓文在历代残存字数的最新考察》对石鼓文各个朝代的字数进行统计梳理。徐宝贵《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摹本及释文辨正》对郭沫若的摹本及释文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辩证。杨宗兵《石鼓文及其时代研究评述》历代石鼓文研究分期作了概述。

天一阁博物馆《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存》，收录了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本，及许多名家临本，为笔者提供了大量的图版资料。仲威《〈石鼓文〉善本举要》，罗列了一些《石鼓文》善本，如：故宫博物院藏本、戚叔玉藏本等，提供了图版资料。徐悦《石刻之祖：石鼓文善本》对黄帛本、氐鲜五字本进行了简要介绍。

吴昌硕取法《石鼓文》对后人的学书启示2人《石鼓文历代拓本考》对宋元明清拓本及影印本、翻刻本、临写本进行了介绍。伊藤滋（日）、王力军《安思远藏〈南宋拓石鼓文〉考证》将安思远藏与十鼓斋拓本作对照，考证南宋拓为明拓所伪造。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罗列了历代《石鼓文》拓本。马成名《关于明朝安国“十鼓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见》中，对“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进行对照，然后一一列举质疑，称该拓本为伪造。

归之春《石鼓文研究文集》中收录宝鸡博物馆的石鼓拓本。这些文献研究对拓本的整理与考证提供了资料。冯磊《明清间〈石鼓文〉拓本校勘记》列举了明清以来的《石鼓文》善本，通过图版资料作了简要的对比。刘云峰《嘉兴博物馆藏石鼓文拓本考释》论述了石鼓文的拓本的版本及详细介绍了嘉兴博物馆所存的“张氏清仪阁所藏”本。

刘晓峰《赵宧光旧藏明拓〈石鼓文〉考论》对赵宧光藏本进行考证，指出该藏本拆配为嘉庆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两本。閤成斌《清代石鼓文研究及其拓本选择问题探绎》中有一节论述了石鼓拓本的考察与选择，强调石鼓拓本选择的重要性并说明了拓本的考察直接影响到了清代书家石鼓文书法的临习与创作。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吴昌硕、苦铁、大聋、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人物，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首任社长，与厉良玉、赵之谦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后在临写石鼓文中融会变通。

针对吴昌硕临石鼓进行论述的有：日本小坂克子《论吴昌硕的艺术》第三章通过数据统计对吴昌硕和石鼓文作了介绍，为《石鼓文》研究提供了数据、图片和文字。邹涛主编的《吴昌硕全集》中将文献卷、绘画卷、书法卷、篆刻卷进行归纳整理，收录了吴昌硕的书法、绘画、篆刻等图片并标识内容和款识，为研究创作提供了直观的图示资料和文献资料。李含波《曾抱十石鼓——吴昌硕所藏所见〈石鼓拓〉本述论》中论述了吴昌硕所见拓本，与其风格的形成和书写内容有一定的联系。

唐、宋、元、明、清以来，中国最早记录石鼓文的史书有南梁刘昭的《石鼓山说》，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苏勖的《石鼓文叙记》。

最早歌咏石鼓文的纪赞歌咏代表作品有唐代韩愈的《石鼓歌》，宋代苏轼的《石鼓歌》。

最早的研究石鼓文的代表著作有唐代张怀瓘的《书断》，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石鼓文》。

最早最有影响力介绍明安国所藏石鼓文拓本的著作是近代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

最新最权威地展示“安国三拓”原拓的是2006年4月由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送展的“安国三拓”原拓。

最有影响的争论是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唐兰和童书业分别在《申报·文史周刊》和《中央日报·文物周刊》，就石鼓文的年代问题展开的前后总共四轮的论辩。

近代较为系统的研究石鼓文的书籍则为徐宝贵的《石鼓文整理研究》，目前所存著论都主要是研究石鼓文的来历，考证年代，鲜有从设计的角度分析石鼓文字中的视觉元素。

境外研究石鼓文的学者其代表有，美国的马几道著有《秦石鼓》，日本的高田忠周著有《古籀篇》，福本雅一著有《石鼓文解说暨释文》，松井如流著有《周石鼓文解说》，英国的威廉·辛普森的文章《把经典刻在石头上——乍原石》，那志良著《石鼓通考》，戴君仁著《重论石鼓的时代》。

石鼓歌

唐 韩愈

张珙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断生蛟鼍。

鸾翔凤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摭星官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肯感激徒媕娿。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尚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

石鼓歌

唐 韦应物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青苔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石鼓歌

宋 苏轼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惟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隐，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

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

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

东征徐虏阚虎，北伐犬戎族随指。

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

遂因鼓思将帅，岂为考击烦蒙。

何人作颂比《嵩高》，万古斯文齐嵝。

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

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谁记某。

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

扫埽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

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犬。

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

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

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随击掊。

传闻九鼎沦泗上，欲使万夫沉水取。

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

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

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