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话集”（英语：Dialogues of Plato）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以对话体裁创作的全部作品的总集，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品有《申辩篇》《会饮篇篇》《国家篇》（又称《理想国》）《美诺篇》《法篇》等。柏拉图的大部分对话创作于公元前4世纪，公元1世纪的忒拉绪洛斯记载共有35篇对话和13封通信。目前，大部分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信件和全部定义集被广泛认定为伪作，学界关于对话作品中的真品有哪些也说法不一。

按照成书时间，柏拉图对话集可以分为早、中、晚期，其中《申辩篇》《克力同篇》《游叙弗伦篇》等属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柏拉图只是以戏剧创作的方式对之加以记录和整理，因此一般也被叫作“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期的对话作品包括《美诺篇》《裴洞篇》《会饮篇篇》《理想国》《斐德罗篇》等知名的对话，这一时期柏拉图有明显成熟的理念论思想体系，柏拉图的重要思想，包括回忆说、理想国、哲学王等都得到了清晰、明确的表述，因此这一时期叫作“柏拉图的哲学”；晚期对话作品包括《巴曼尼得斯篇》《法律篇》《智者篇》《蒂迈欧篇》等，晚期作品中苏格拉底逐渐淡化甚至不再出现，往往是另有主要对话人直接发表长篇理论，晚期作品中柏拉图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表现了柏拉图对自己学说自我批判精神。

柏拉图对话集在古代以纸莎草纸本流传，在中世纪主要以羊皮纸本流传，最早的铅字印刷本是1513年在威尼斯共和国出版的希腊文《柏拉图全集》。中原地区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陆续翻译、介绍柏拉图的一些对话篇。新中国成立后有诸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版本出版。2003年，王晓朝译的4卷本《柏拉图全集》出版；2004年，中国著名翻译家王太庆先生的遗作《柏拉图对话集》出版，这些均为目前中译本中影响较广的版本。

通过其对话作品，柏拉图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本观念与主要研究问题。在中世纪早期，柏拉图的思想通过对话集的传播深刻影响了以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教父哲学，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来源。在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成为科学界和艺术界进步的思想基础。在近代哲学界，柏拉图思想及其作品推动了哲学研究转向、促进了辩证逻辑的建立，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辩证法思想与柏拉图有着紧密联系。

柏拉图（英语：Plato ，古希腊语：Πλάτων，罗马化：Plátōn）是古希腊哲学家，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据推测，公元前427年（另一说前428年），柏拉图出生在伊琳娜一个贵族家庭。公元前407年，柏拉图拜师苏格拉底。公元前404年，柏拉图一度想从政，但后来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失望。苏格拉底受审并被处死后，柏拉图于公元前398年离开雅典开启游学之旅。公元前392年，柏拉图开始撰写《申辩篇》等著作。公元前388年，柏拉图拜访锡拉库萨狄奥尼索斯一世。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开启讲学生涯并建立柏拉图学园，此间撰写《理想国》（《理想国》）等著作。公元前367年，柏拉图再度前往叙拉古。期间，亚里士多德去往雅典求学。公元前363年，柏拉图三度前往叙拉古，先被扣留后被驱逐。公元前357年，柏拉图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开始潜心著述，期间其代表作《法律篇》诞生。公元前347年春，柏拉图逝世。

早期希腊哲学（前苏格拉底哲学）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初至前5世纪中后叶希腊古典文明的前期，是包括柏拉图哲学在内的全部希腊哲学的基础。早期希腊哲学的中心主题是“本原”，即世界与宇宙的始基、根源或本性问题。不同传统与学派对这个根本问题的不同立论，从而又导致不同的宇宙论、认识论与思维方法，乃至对社会与宗教生活的不同哲学概括。早先的伊奥尼亚哲学传统注重对生灭变动的自然的观察经验作哲学概括，南意大利哲学传统则注重对世界全体的数理结构与本质作形而上的思辨。公元前5世纪中后叶的自然哲学家们则力图将这两种本原论综合起来，将观察经验与理性思辨、自然的现象与本质统一起来。

从智者运动的人文启蒙开始，哲学的主题已不局限、停留在早期希腊哲学所探讨的自然的本原上，而是通过形而上的思辨与富有逻辑分析精神的“辩证法”，探究存在全体的本质，建立更为开阔、更深层次的哲学范畴体系。同时，这场人文启蒙运动突出了对人和社会的哲学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成为希腊古典哲学的显要内容。智者派在人文启蒙运动中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他们在论辩中使用诡辩术，并提出情感主义、相对主义的社会伦理原则和霸权政治原则，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建立起理性主义哲学，他们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从哲学、伦理道德和逻辑等方面，批判智者派否定知识与真理的确定性，扰乱与败坏道德价值。他们总结、反思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文化，将希腊古典哲学推向鼎盛的高峰。

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生活在雅典城邦由盛转衰、民主政治没落的时代，民生日趋凋敝，社会连年动荡。柏拉图早年醉心于诗艺，20岁起跟随苏格拉底潜心研究哲学。柏拉图曾热心于政治，但经过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以及苏格拉底之死后，柏拉图便对政治心灰意冷，无论对贵族派还是对民主派都失去了希望。柏拉图认识到，现行的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坏的，改变它们的唯一希望基于：要么从事真正哲学研究的人获得城邦的统治权，要么那些执掌城邦的人由于某种幸运而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罪恶将永无休止。他决心继承老师的使命，推进老师的政治理想与哲学事业，思考从根本上“如何改革整个制度”，并坚信“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使我们分辨什么是社会和个人的正义”。柏拉图学习与研究哲学和政治紧密联系，以哲学指导政治，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建立完善的城邦，这成为他的政治理想和哲学目标之一。

对话体是希腊古风/古典时期的写作体裁中的一种，其他还有史诗、格言体、演说体、书信体等。柏拉图创作的对话录，特别是早期对话篇以苏格拉底为主要角色进行展开，在学术界被称为“苏格拉底对话录”。

之所以采取对话体、戏剧体来撰写对话录，首先与柏拉图青年时期的经历有关。柏拉图青年时的梦想是做一名悲剧家。但是，当他偶遇苏格拉底并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话之后，他改变了他的初衷，立志做一名哲学家。虽然柏拉图没有从事戏剧的写作，但他将戏剧的天赋充分地运用在对话录的写作上。另外，柏拉图采用对话录的体裁来写作是完全忠实于苏格拉底的哲学观念的，即哲学活动必须通过这种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来进行。对话（即“辩证法”）才是真正的哲学活动，真知只可能在对话中获得，然后铭记在脑海和心灵当中。书面上的东西只不过是起辅助作用而已，这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共同的哲学观念。最后，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指出，优美的文学对于那些想要追随哲学家的人有一些帮助，能提供向导和指向的作用，即文字能够指向超越文字的更高境界。

柏拉图不是对话录体的发明者，也不是唯一使用过对话录体的人，色诺芬也曾使用对话录体裁进行创作。但柏拉图自始至终都选用对话录作为写作体裁，将这种文体发挥到极致，以至于后世几乎无人能超越。

柏拉图的著作是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陆续写成的，他早期以阐发苏格拉底的思想为主，中期逐渐形成自己的成熟思想，晚期又扩展、深化与修正前有的思想，所以他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体现了他的思想演进过程。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不少西方学者根据文体风格与语言、古代著作的证据、对话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话中互相涉及的内容等四个方面，对柏拉图对话的顺序与分期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学者接受了康福德和他的学生格思里的关于早、中、晚期的分期意见，以下的概要也按照康福德的分类介绍。

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属于“苏格拉底的对话”，内容主要记述苏格拉底被审判和在监狱时的论说，阐发了苏格拉底在运用对话辩证法中对勇敢、友爱、自制、虔敬、美与善的“普遍性定义”学说，以及他的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和对智者派的尖锐批判，也表现了苏格拉底的文艺与美学思想。当然，经过柏拉图的理解与加工，这也就成为柏拉图自己的早期思想，或者说体现了师生两人共同持有的思想。

《申辩篇》（古希腊语：Ἀπολογία Σωκράτους，英语：Apology，又译《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作品，书中记录了苏格拉底在接受审判时的个人辩词，探讨了正义、智慧、死亡等哲学问题。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年轻人梅勒图斯指控哲学家苏格拉底，声称他不敬奉城邦的神灵，且败坏了年轻一代的思想。苏格拉底接受传讯，站在由500名雅典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了三次演说，包括正式的申辩辞、提出刑罚后的演说以及被判死刑后的演说。

《申辩篇》与《游绪弗伦篇》《克力同篇》《裴洞篇》共同构成了描述苏格拉底之死的四联剧。这一对话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呼吁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深刻的省察。

《克力同》（古希腊语：Κρίτων Krítōn，英语：Crito，又名《论义务——关于伦理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作一篇哲学对话体著作，被收录在柏拉图著作集中。约成书于公元前399年后，具体时间不详。《克力同》是苏格拉底快要被执行死刑时，苏格拉底的老朋友和受教者克力同最后一次前来劝苏格拉底随克力同离开雅典。这样的越狱安排对于他并不困难，但苏格拉底不同意。此篇就记述他们之间发生的对话。

《克力同》和柏拉图其他三篇对话《游叙弗伦》《申辩》《斐多》一起构成了苏格拉底被判刑至被处死的全过程，是研究苏格拉底生平和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也为研究西方理性的核心“苏格拉底之死”提供了重要参考。该对话内容展现了苏格拉底坚守道德信念、甘愿慷慨就义的崇高气节，也表达了他对雅典城邦的政治态度和他的法治思想。《克力同》在西方思想史上提出了理性、正义、公民守法的道德依据等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成为西方法律思想的源头之一，也为政治义务的社会契约论、认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指引了方向，对现代法律产生深远影响。

《拉凯斯篇》（古希腊语：Λάχης，英语：Lache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约写于公元前380年。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雅典将领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吕西马库斯、吕西马库斯的朋友梅勒西亚斯、雅典将领尼基亚斯，以及将领拉凯斯围绕勇气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对话开始，吕西马库斯和梅勒西亚斯寻求拉凯斯和尼基亚斯对他们的儿子是否应该接受军事训练的建议。在拉凯斯支持，尼基亚斯反对的不同意见后，他们求助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引导对话，围绕军事教育是否有助于塑造品德，尤其是勇气展开争论。对话的主体围绕拉凯斯、尼基亚斯和苏格拉底三人就勇气的各种定义进行辩论。尼基亚斯支持军事训练的优点，而拉凯斯则认为其无益。对专业建议的需求导致苏格拉底询问将领们是否有资格谈论教育，最终以无法解决的哲学困境结束对话，留下人物陷入思考勇气定义的深深困扰。

《吕西斯篇》（古希腊语：Λύσις，英语： Lysi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约写于公元前380年。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和两位少年吕西斯和梅涅克修斯，以及对吕西斯恋情心切的希波塔勒斯讨论了“友谊”的本质，而该词在当时的语境中涵盖了更广泛而亲密的纽带的含义。通过本篇柏拉图指出，真正的友谊是爱者主动且持续地经历着的人生事件，是一个整体的、朝向善的人生历程。

《卡尔米德篇》（古希腊语：Χαρμίδης，英语： Charmide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约写于公元前380年。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与雅典一位美男子卡尔米德围绕节制的定义进行谈话。和其他柏拉图早期对话一样，对节制的定义的对话最终未能达成完全令人满意的结论。但这场对话涵盖了对美的赞美，讨论了节制的性质以及涉及了自知之明的概念，引发了对许多重要观点的讨论。

《游叙弗伦篇》（古希腊语：Εὐθύφρων，英语： Euthyphro）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和雅典先知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叙弗伦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对于“什么是虔敬”问题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讨论。苏格拉底问游叙弗伦，你是不是说“值得虔敬的物之所以被神喜爱，是因为它值得虔敬，而不是因为它被神所爱，所以才变得值得虔敬”？游叙弗伦肯定之。这便是著名的“游叙弗伦困境”的悖论陷阱，即：一、好的事物之所以好是由于神（所有的神或某个定于一尊的神）指定它们为好；二、神规定某些事物为好的是由于那些事物本身就是好的。这两个说法只能取其一，不可能并存。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关于虔敬，二者最后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

《大希庇亚篇》（古希腊语：Ἱππίας μείζων，英语：Greater Hippias，又译《大希庇阿斯》）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但学者们对其真实性存在质疑，具体成书时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其写作于公元前390年。在本文中，苏格拉底与知名智者希庇亚试图找出“美”的定义。

在本篇中，当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问题集中在“美是什么”的问题上的时候，其意义就在于他把哲学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在如何从感觉经验中归纳抽象出普遍概念来。后世亚里士多德把“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项贡献归功于苏格拉底。在这里，苏格拉底与希庇亚分别代表的是理性与感性，哲学思维与日常经验。苏格拉底通过“是什么”的问题试图追问的是事物的普遍定义和一般的共相，他要从具体事物之中发现使这一事物成其为自身的本性。具体事物的美都是相对的，不可能从中发现美本身。柏拉图通过理念论更彻底了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一观点。

《小希庇亚篇》（古希腊语：Ἱππίας ἐλάττων，英语：Lesser Hippias，又译《小希庇阿斯》）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又称《论谎言》。在本文中，苏格拉底与希庇亚对于荷马到底是想描绘阿喀琉斯还是奥德修斯为更优越的人物展开论辩。苏格拉底坚持认为那些明确撒谎、自愿犯错的人比那些只是出于无知和缺乏技能而犯错的人更好。

《高尔吉亚篇》（古希腊语：Γοργίας，英语:Gorgia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写作于公元前380年左右。在本文中，苏格拉底与智者们讨论修辞术的真正本质，试图找到修辞的真正定义，揭示当时雅典流行的诡辩演讲的缺陷。在古典雅典，修辞的艺术被普遍认为对政治和法律上的优势至关重要，修辞学家宣传自己是这项基本技能的教师。其中，高尔吉亚是一位被雅典声望吸引的修辞学家。

《高尔吉亚篇》致力于在修辞术问题的语境之内探究正义问题。苏格拉底指出修辞本身不足以确保正义，人们需要哲学来引导。真理的发现通过与他人商议，而不仅仅是依赖公共观念。对话以苏格拉底讲述的一个寓言故事结束，强调正义与美德的重要性。

《伊安篇》（古希腊语：Ἴων，英语：Ion）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篇幅较为短小，成书约公元前390年左右。本文围绕苏格拉底与吟游诗人伊安的谈话展开，苏格拉底想要询问艺术的本质，询问吟游诗人的表演是出于技能和知识还是出于神灵附体的问题。苏格拉底最后要伊安在两种解释中做选择：使伊安能谈论荷马的是知识或者是对一门技艺的掌握，使伊安能谈论荷马的是得到神圣的馈赠，被荷马附身。

《普罗泰戈拉篇》（古希腊语：Πρωταγόρας，英语：The Protagora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创作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对话主要围绕苏格拉底与老年普罗泰戈拉斯之间的辩论展开，后者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诡辩家和哲学家。对话发生在卡利亚斯的家中，讨论的焦点是诡辩家的本质、美德的统一性以及是否可以教授美德。

在本篇中，苏格拉底则提出疑问：美德是否可教。苏格拉底认为德性也是无法传授的。经过和普罗塔哥拉的漫长的辩论，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似乎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苏格拉底最初以为德性不可教，却在言说中显示出德性如知识反而是最可教的;后者认为德性可教，却在回答中显示出德性不可教，因为德性成了不同于知识的东西。最后，苏格拉底提出要界定德性本身究竟是什么，然后才来考虑它是否可教。但普罗泰戈拉借口有事要离开，对话并未得出结论。

《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克拉底鲁篇》这三篇分别阐发了苏格拉底对智者的诡辩所作的逻辑批判、他的政治理想和语言哲学思想，还属于“苏格拉底的对话”，但也表现了柏拉图向理念论思想的过渡。其余五篇对话则表明柏拉图已经形成了以理念论为核心的自己的哲学体系，深刻阐述了理念论哲学、政治哲学、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与美学思想。《美诺篇》与《裴洞篇》是柏拉图开始系统论述理念论哲学的作品，《理想国》则是他综合各方面成熟思想的集大成的代表作，对了解与研究他在中期的完整思想最有意义与价值。

《欧蒂德谟》（古希腊语： Εὐθύδημος，英语：Euthydemus）是柏拉图三十余部作品中的一部中篇对话，该篇以三万余字的篇幅，构筑了严谨而完整、称得上精致的对称结构，展示了语言本身的困难和歧义，不合理的语言运用常常会得到荒谬的结论并掩盖真正有价值的知识。这篇对话展示了语言的歧义和智者如何诡辩。

在对话中，欧蒂德谟与狄奥尼索多洛斯所施展的智术师修辞，无法让任何人学到德性和知识，但却能够证明任何人都能学会德性和知识，无论是聪明的人还是无知的人。柏拉图试图说明，在智术师修辞号称可以带领任何人走上通往德性之路的歧途上，能够对抗智术师修辞、真正引领人们走上通往德性之路的，惟有哲人。

《美涅克塞努篇》（古希腊语：Μενέξενоς 英语:Menexenus）是苏格拉底复述的一篇葬礼演说词，赞颂雅典城邦自建城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英雄业绩。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七组四联剧的第四篇，称其性质是伦理性的，亦称葬礼演说词。这篇对话篇幅较短，译成中文约1。2万字。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被处死，阿丝帕希娅死在苏格拉底之前，而这篇演说词涉及多处历史事件，还提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7年）。由于这种年代错误，许多19世纪的学者否定它是柏拉图的作品，而现代学者一般都肯定它是柏拉图真作，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术》中两次引用本篇，故称之为苏格拉底的葬礼演说词。

这篇演说词提及雅典城邦的起源，讲述雅典城邦经历波希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科林斯战争，赞扬雅典人帮助盟邦、抗击外侮、捍卫正义的民族精神，歌颂阵亡将士的爱国热情，勉励生者要勇敢面对时艰，教养遗孤，重振邦威，以此告慰死者。这篇演说词的内容和文体与伯里克利的同名演说相似，但在对雅典政治历史的评价和复兴城邦的政治主张方面迥然不同。伯里克利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为雅典人争取自由的正义战争，而本篇演说词认为这场战争是希腊各城邦之间自相残杀的不义之战。

《克拉底鲁篇》（古希腊语：Κρατύλος ，英语：Cratylus）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作品，普遍认为属于其中期作品。《克拉底鲁篇》讨论的主题是：名称、语言是如何构成的，它们是天然生成的，还是人为（习惯）形成的。这个问题在当时有时代背景：在雅典盛行的民主制度下，各种人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掌权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法律制度。智者们宣扬“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名称、语言、道德和法律都是人为的，是主观规定的，并没有客观的依据，陷入相对主义。在这点上，苏格拉底和智者是针锋相对的，苏格拉底主张有绝对的客观的真理。因此，名称、语言、道德、法律都是天然的，有客观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事物的本性，即eidos（理念或形式）。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虽然仍旧认为辩证法是问答的方法，但是这种问答已经不是通常一般的问答，而是要求认识事物的本性。所以，辩证法是以认识理念为目的的，这样的辩证法也就是理念论。

《美诺篇》（古希腊语：Μένων，英语： Meno）是柏拉图的对话体哲学著作，书中探讨了德性的本质以及知识的起源和价值等主体。在这部对话中，哲学家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了德性是否可教授、德性是通过实践获得的或是与生俱来等问题。

《美诺篇》通过探讨德性、知识的起源和价值等问题，引入了柏拉图的知识回忆理论，展示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和思辨方法，对于帮助读者思考德性、知识和哲学问题具有教育性和启发性的作用。对话中的“美诺难题”以及苏格拉底的回应为柏拉图的后续对话提供了讨论的素材。《美诺篇》还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它也在整个哲学史上对德性、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斐德罗篇（古希腊语：Φαῖδρος，英语：Phaedrus，又译《费德罗篇》）从一位诗人吕西亚斯的爱情之作为契机进行了爱情的讨论。吕西亚斯写了篇文章批判了有爱的人，然后苏格拉底也作了一篇文章批判了一下爱欲，但马上再写了一篇文章赞扬爱神。由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讨论结果，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现存修辞学派写作并非是高尚的，其不合理的本质，以及高尚的修辞学应当是如何的讨论。

《斐多篇》（古希腊語 ： Φαίδων ，英語： Phaedo ，又名《论灵魂》），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致死的过程。在《斐多》中，苏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为活泼而深刻。如果他要苟且偷生，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答应从此保持缄默。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在本篇中，苏格拉底一再呼唤他内在的“灵祇”，指引他正直的途径。对苏格拉底来说，这个内在的声音并不于个人，而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哲学既是对智慧和正义的热爱，也是团结人类社群和宇宙的义理定律。由此观之，哲学是幸福快乐不会枯竭的泉源，因此能战胜死亡。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他最后时刻的描述，至今天还是西方伦理学的基础。

同时，对话中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观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毕达哥拉斯以信仰人类和动物灵魂不灭的转世著称，此外，他们还提倡通过避免玷污身体来保持灵魂的纯洁，以此求得来世的幸福。柏拉图将这些都写进了自己讨论灵魂不朽的文章中。本篇向世人展现了苏格拉底对哲学事业矢志不渝的坚持与爱，即便在不公正的死亡面前，他也未曾放弃，感人至深。

《会饮篇》（古希腊语：Συμπόσιον，英语：Symposium），也译作《宴篇》《饮宴篇》，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体著作，主要内容为论美和哲学修养，以阐明真、美、善的统一。

本文始于东道主阿伽通邀几位好友在家会饮庆祝。当天在座的七人轮流作了一篇爱神的礼赞，《会饮篇》正是这七篇颂词的结集。会饮者讨论的主题是爱情，全篇画龙点睛处在苏格拉底口述的第俄提玛的关于哲学修养的启示，而全篇总结却在阿尔喀比亚德对于苏格拉底的颂扬。表面上这里就有三个主题：颂爱情，颂哲学，颂苏格拉底。这三者是统一的：爱情的对象是美，而最高的美只有最高的哲学修养才能见到，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他体现了真善美三者的统一。

《会饮篇》所讨论的美并不只是外形的美，这种美在智慧、德行、社会制度中也可见出。有一种统摄一切美的事物的最高的美，达到这种美，就算达到爱情的极境，也就算达到哲学的极境。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经过四个步骤的修养进程。全部进程是由感性而理性，由个别物事而普遍概念，由部分而全体。全体就是纯一永恒的绝对美，是美的止境，爱情的止境，也是哲学的止境。

《理想国》（古希腊语：Πολιτεία，英语：The Republic）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作的哲学对话体著作，在《柏拉图全集》中名为《国家篇》。

《理想国》写作大约是在《会饮篇》之后，《斐德若篇》之前。本篇的目的在讨论理想国的制度和理想公民的性格。柏拉图认为国家与个人的理想都在“正义”，社会里各种阶级，个人性格里各种因素都应该在它们所应在的位置，形成一种合理的谐和的有机整体，其中一切都恰到好处。

全书分为十卷，借苏格拉底之口围绕“什么是正义”“正义的性质是什么”以及“正义者有利，还是不正义者更有利”几个主题展开对话。在第二卷，为了发现正义与不正义之间的区别，他们着手建立理想国，论述了理想国中的法律、制度、教育等问题。第三卷，继续讨论理想国中的教育问题。第四卷将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即理性、激情和欲望，得出正义者和正义的定义。第五卷讨论理想国中妇女、婚嫁和儿童的教育问题。接着提出理想国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进入讨论哲学家为王的主题。第六卷，讨论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识。柏拉图将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的认识对象和追求对象。第七卷讨论人如何认识善的理念，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正义者。拥有对善的知识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在他统治下的国家才是完美的国家，从而回答了理想国何以可能实现的问题。第八卷，重新回答第五卷中所提出的问题，比较最善政治与最恶政治之间的不同，阐述了四种政体以及这些政体下的个人性格。第九卷，比较最善和最善政治下的个人生活，得出最正义的人是最幸福的，最不正义的人是最不幸的结论。第十卷，讨论模仿的本质，继而回到正义者所应有的报酬和不正义者应有的惩罚上。从以上的脉络可以看出，《理想国》涉及各个领域，主题鲜明，逻辑森然，首尾一贯，是一部恢宏巨著。

柏拉图晚期的思想多有变化，主要是：将理念论深化、修正为一种互相有辩证关系的范畴系统，即“通种论”（《巴曼尼得斯篇》《泰阿泰篇》《智者篇》《斐莱布篇》）；建立了一种理性神创造世界的宇宙论（《蒂迈欧篇》）；承继、发展与修正《国家篇》的思想，在坚持“德治”的同时并重地强调“法治”，比较现实地具体制定了城邦国家的政治、法律、教育、宗教与文艺体制（《政治家篇》《克里底亚篇》《法篇》）。这些对话表明柏拉图对自己的学说也有自我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精益求精，不断深化自己的学说。这些晚期著作文风有变，比较艰深，不像以往的对话那样生动活泼；苏格拉底作为对话主角逐渐淡化甚至不再出现，往往是另有主要对话人直接发表柏拉图的长篇理论。

《巴门尼德篇》（古希腊语：Παρμενίδης，英语：Parmenides），又译为《巴曼尼得斯篇》，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重要对话集之一，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对自己的中期理念论思想做了非常深刻的检讨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的逻辑关系做了具有概念辩证法特征的初步探讨，基本向读者展示了柏拉图晚期理念论中属于概念辩证法部分的内容，标志着由《裴洞篇》和《理想国》代表的理念论向柏拉图后期理论的转化。

该篇对话中提出的理念论思想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他更加成熟的思想，对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具有重要影响，并为后世思辨形而上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提供了前提。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吸取了柏拉图后期理念论中关于范畴转化的思想，创立了他的思辨哲学的理念学说。《巴曼尼得斯篇》还对后世西方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世纪后期，新柏拉图主义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复兴的主要内容之一，17世纪时则有剑桥大学柏拉图学派，柏拉图哲学对近现代哲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黑格尔、谢林、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等人都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中获得了启发。

《泰阿泰德篇》（古希腊语：Θεαίτητος，英语：Theaetetus），柏拉图的对话录之一，记述了柏拉图对知识论的看法。《泰阿泰德》通常被认为处于从中期向晚期对话录过渡的阶段。

《泰阿泰德》这篇对话录由两场谈话组成。前一场是欧几里德和忒尔西翁两人简短的铺垫性谈话，后一场是《泰阿泰德》的主体部分，它是苏格拉底、塞奥多洛和泰阿泰德之间的一场哲学谈话，其主题是探究“知识”的本性。苏格拉底提出“知识是什么”的问题，泰阿泰德几次尝试做出回答。泰阿泰德先后提供了三种知识的定义：1。知识是感觉；2。知识是真信念；3。知识是带有说理的真信念。这三种定义先后被苏格拉底驳倒，于是对话以无结论告终。第一个定义的讨论涉及了普罗塔哥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以及赫拉克利特所谓“一切皆流变”的主张。第二个定义的讨论主要涉及“假信念”的可能性问题，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提到的关于心灵活动方面的“蜡板譬喻”和“鸟笼譬喻”。第三个定义讨论的关键之处在于澄清“说理”（logos）的涵义，以及知识与说理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尽管对话以无结论告终，但是它仍然蕴含着柏拉图对“知识”之本性的某些根本理解。《泰阿泰德》无疑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而又影响深远的经典哲学著作，历史上的许多著名哲学家，包括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贝克莱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它都有品评。

《智者》（古希腊语：Σοφιστής，英语：Sophist）是一篇柏拉图对话录，其副标题是“论实在”。它是柏拉图晚期著作中重要的篇章之一。其讨论的对象是“是者”与“非是者”的关系。在该篇中，柏拉图批判或修改了自己早期思想中的“理念论”（又称相论），将一成不变的“绝对是者”改为可以互相结合的“诸理念”，是为“通种论”。

《智者》首先处理了关于“非实在”的问题。当巴门尼德拒斥“非实在实在”，因而也就否定了复多性和变易性。柏拉图的使命就是拯救这种作为复多性和变易性的现象，因而，柏拉图重新审视“非实在”概念，对巴门尼德的命题进行了修正，认可“非实在”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最终使现象获得了应有的本体论地位。其次，《智者》讨论了“实在”的意义问题。柏拉图对唯物论者和理念论者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在对前者的批评中，他提出“实在”的标志乃是起作用与被作用的“能力”。此后，柏拉图在《智者》中叙述了“太一”与“实在”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皮科与马尔西利奥围绕“太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重新展开争论，《智者》成了这场争论的核心文本。

《斐莱布》（古希腊语:Φίληβος，英语:Philebus）是一部相当特殊而重要的对话，是柏拉图思想集大成式的展示，文德尔班认为它是柏拉图对善之理念的形而上学思考的巅峰。其主题是善，对话人物分别是斐莱布、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库。表面看来它似乎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对话”，但文风考据和系统研究表明它是柏拉图晚期的作品。

对话一开始就直接摆出争论的问题，即善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认为思想、理智、记忆等才是善，并指出无论智慧和快乐都是多种多样的，最后，讨论的问题被确定为善究竟是快乐、理智还是某种第三者。苏格拉底凭借神的启示，声称无论幸福还是智慧都不是人的善。他提出判断善的标准：完满、充足和值得欲求，单纯快乐或理性的生活都不是人愿意过的，理智和快乐的混合生活才是善的生活，于是争论就转向快乐和理智哪个对善的生活贡献更大。在本篇第三部分，苏格拉底讨论了快乐的起源。在结论部分，苏格拉底简要地回顾了论证的过程，申明了理智对于快乐的胜利。

《蒂迈欧篇》（ 古希腊语：Τίμαιος，英语：Timaeus）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自然哲学的一篇对话。该对话的主要主题包括宇宙、人、以及其他事物的产生。

蒂迈欧的宇宙论建立在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不同的是，蒂迈欧提出了“造物主”（希腊文为demiurge）的概念。造物主以形态/形式为模板，为物质世界创造并建立了秩序。他还发展了“容器说”，认为这个容器是物质的底座，而形态的模板则置于其上。蒂迈欧强调，数学关系是宇宙秩序的基础。据此，蒂迈欧建立了天文、物理、化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包括认知生理学和心理学，并以身体、灵魂的疾病及其治疗方法作结。

《蒂迈欧篇》对后世西方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依此发展了质料和形式学说。克罗狄斯·托勒密的地心说来源于其中造物主创造行星的过程。斐洛·尤迪厄斯公开称柏拉图为“至圣者”，并认为《蒂迈欧篇》所阐释的原理促进了哲学的发展。斐洛通过对柏拉图创世说的重新解释，对基督教等的神学起了重要影响。谢林在图宾根做神学研究的第三年撰写了长达58页的《论〈蒂迈欧篇〉》，并在后来的著作中扩充和发展了以自然哲学问题为核心的思想。

《政治家篇》（古希腊语：Πολιτικός，英语：Statesman）又题名为“论君主制”，是对立宪君主政体的讨论，但其中包含对概念的范畴分类的研究。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则主要反映在他的《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篇》中，其政治法律思想也主要是通过这三部著作而传于后世。

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坚持认为，虽然君主要有制定法律的本事，但是，对国家来讲，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这些法律的实施，而是要选一位聪明的、有当君主资格的人来进行统治。在治国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才智与品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问题上，柏拉图更看重前者。在《理想国》中，他主张哲学王的统治，实际上就是主张人治，对法律的作用持消极态度。《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两部著作表现了柏拉图晚年观点的变化。《法律篇》体现了柏拉图的法治观，《政治家篇》则是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桥梁。《政治家篇》一方面仍然坚持人治优于法治，另一方面又开始论及法治本身的基本原则，表明柏拉图此时已开始逐渐重视法的作用。

《克里底亚篇》（古希腊语: Κριτίας，英语: Critias）是柏拉图打算写的三篇一组对话中的第二篇，但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十几页。这组对话中的第一篇是《蒂迈欧篇》，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复述了以前关于建构理想国家的那场讨论的主要线索，然后要三位在场者在下一次会面时讨论，一个这样的国家在一场伟大的战争中该如何行动。蒂迈欧从宇宙的生成一直谈到创造人，然后就把讨论交给了克里底亚。接着，克里底亚就开始讲述远古时期的雅典人的理想国在面对强敌时如何行动。

然而上述内容都是《蒂迈欧篇》的内容。严格说来，现存的《克里底亚篇》只是两篇对话的一部分导言，但它确实更多地属于第二篇而不是第一篇。大西岛的故事在《蒂迈欧篇》中并不重要，而拥有的这几页《克里底亚篇》主要就是对这个神奇岛屿的描述。柏拉图又在使他的心灵得到休息。他在讲述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所能想出来的最神奇的岛屿。至于这篇对话为何是一篇未完稿，目前一无所知。

《法义》（古希腊语：Νόμοι，英语：Laws）是柏拉图最长的对话作品。作为西方法哲学思想的源头，《法义》首次深入、完整而又系统地阐述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以及法律与政制、德性、教育、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法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柏拉图赋予法特殊的哲学意图：法意在发现实在，认识最重要的人类事务的本质。真正的法是由理智规定的分配。可以看到，西方诸多大思想家都深受柏拉图《法义》影响。

在本篇中，战争或帝国问题就是柏拉图有意引导人们去思考的重大问题：如果一个城邦专注于对外战争和对外扩张，那会对内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产生何种影响;立法应如何协调对外与对内的关系。柏拉图反思克里特和斯巴达的帝国野心，也是在反思雅典本身。通过审视有关立法目的的流俗意见，柏拉图暗中让哲学成为立法的起点，使人们看到了他对立法的独特理解。立法的旨归不在于培养勇敢或追求财富，而在于让人变得有德和优异。立法不应着眼于惩罚，更重要的是要有劝谕和教育作用。因此，《法义》对立法的探讨最终回到了教育问题：德性教育造就好人和完美的公民，也会带来战争的胜利；但胜利有时会导致教育的失败，使人变得肆心和邪恶。通过阐明柏拉图如何理解法是什么，以及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可进一步探究柏拉图理解自然、战争、德性、教育等重要主题的方式，辨析出柏拉图在立法上与众不同的见解。由此，也可发现柏拉图对某些重要关系的独特看法：如自然与礼法、政制与礼法、法与德性教育、战争与和平、德性的一与多、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阿尔喀比亚德》（古希腊语：Ἀλκιβιάδης α，英语：First Alcibiades）又称《第一阿尔喀比亚德》《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描绘了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的对话。本篇包含了柏拉图关于善的衡量标准和灵魂的“照料”学说的极好的全面总结。关于其真实性富有争议。

在本篇中，苏格拉底首先通过几番对话让阿尔喀比亚德发现他自己无知却自以为“有知”。在对话中，从优秀统治者所需的“自我照看”出发，苏格拉底回到了“自我认识”的问题：想要照看自我，就需要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这种自我认识不再关乎他人，而只关乎他自己的灵魂与德性。苏格拉底引导阿尔喀比亚德从胜过他人的血气走向满足自我的爱欲，他们的话题也逐渐从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治抱负走向苏格拉底的哲学教育。

通过本篇对话，柏拉图实际上指出，有志于政治伟业的人需要在哲学家的灵魂中找到实际上在自己的灵魂中也居于至高地位的理智，理智才是人身上最具神性的维度。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政治家阿尔喀比亚德不可能过苏格拉底那样纯粹的哲学生活，但是他可以通过接受苏格拉底的爱和教育，养成一种从神性理智的超然视角看待政治世界的精神能力，从而能够真正做到“照看自我”，这正是哲学教育之于政治实践的根本意义——首先是对于政治家灵魂的意义，其次才是对于城邦秩序的意义。

《克利托丰》（古希腊语：Κλειτοφῶν，英语：Clitophon）是现存的柏拉图对话录中最短的一篇，对话人物是智者克利托丰和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听说克利托丰在与吕西阿斯交谈时批评了他，而高度赞扬了他的对手特刺绪马科斯，便找克利托丰追问。克利托丰向苏格拉底解释说，这个传闻不准确，他实际上对苏格拉底有批评也有赞扬，接着克利托丰开始表达对苏格拉底的“赞扬”与“批评”。但是，他实际上不是在“复述”自己与吕西阿斯的谈话，而是直接描述自己对苏格拉底及其同道的看法。他半带着嘲弄的语气描述苏格拉底的形象，并且认为苏格拉底只懂得“道德规劝”，自己却很可能没有关于正义或道德的知识，他甚至怀疑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他本人没有从苏格拉底的教育中获得知识，只好求助于智者特刺绪费迪南德·马科斯等人。令人不解的是，在整篇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面对克利托丰的攻击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苏格拉底的“沉默”就成为了所谓的“《克利托丰》之谜”。古代学者忒拉绪洛斯把《克利托丰》作为《理想国》的序幕，从内容上来看，《理想国》第一卷就是这篇对话主题的重申，二至十卷则在充分展开的论辩中回应了克利托丰的批评。

《书信篇》（古希腊语：Ἐπιστολαί，英语：Epistles）是传统上认为由柏拉图所作的书信集，其中包括十三篇书信。对于柏拉图《书信篇》的真实性，某些学者认为全部为伪作，这一论点在19世纪广为支持；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同意第一、十二篇为伪作，然而其他篇章均有认为是真实作品的声音。另外，第七篇书信在柏拉图研究，尤其是在未成文学说派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对于其真实性目前没有定论。

在《阿尔喀比亚德》（古希腊语：Ἀλκιβιάδης βʹ，英语：Alcibiades II）的残篇中，苏格拉底提到他与阿尔喀比亚德前些时候的讨论，评述了他和阿尔喀比亚德的关系。最初的对话最早发生在苏格拉底和阿尔喀比亚德之间，大约与《阿尔喀比亚德前篇》的对话同时期。在《阿尔喀比亚德前篇》中，阿尔喀比亚德显得自大而自负。但是不久后他发现，如果想要实现雄心，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苏格拉底通过爱而不是知识，使他相信他能援助阿尔喀比亚德。

然而残篇没能彻底清楚表明苏格拉底怀有怎样的期待。有人认为首先苏格拉底对阿尔喀比亚德的爱，以某种方式给他以灵感来帮助这个年轻人。但是埃斯基涅同样谈及阿尔喀比亚德对苏格拉底的爱。正如人们在《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和《会饮》中读到的，阿尔喀比亚德与这种关系的非对称协定决裂，他爱上苏格拉底而不是仅仅被苏格拉底爱着的。当人们沐浴爱河，人们总是希望为了他们所爱的而变得更好。阿尔喀比亚德对荣誉的爱，是苏格拉底希望用来使他回归哲学的一种方式。但在这里人们在文本中看到了另一种爱。这种爱也有它的危险，即:阿尔喀比亚德开始爱慕苏格拉底，但是不爱哲学。没有了更伟大的爱，他就被对浮躁的雅典人仅仅能给予——和剥夺的“荣誉”的爱所征服。

《喜帕恰斯》（古希腊语：Ἵππαρχος，英语：Hipparchus）或喜帕恰斯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和作家柏拉图的对话。与柏拉图的许多原著一样，苏格拉底试图定义一个术语，在本例中为“爱得利益”，在原文中为 philokerdēs 。关于该作品的真实性存在一些争论。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讲述了喜帕恰斯的一生，喜帕恰斯是六世纪雅典的暴君，著名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喜帕恰斯以其格言而闻名，其中之一是关于朋友之间的公平，因此对话中的第二个主题是辩证讨论中知识的诚实。

对话以一个直接的问题开始，苏格拉底为整个讨论设定了主题，即“什么是贪得无厌”。苏格拉底同意收益是好的，所以它不会造成伤害，并暗示他对苏格拉底不诚实。然后讨论转向一个关于喜帕恰斯的故事（228b-229d），喜帕恰斯是著名的庇西斯特拉图的儿子他因他的名言而闻名，其中一句显然是“永远不要欺骗朋友”，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提到这个故事作为抱怨。故事提到了喜帕恰斯之死的一个奇怪版本，即被另外两名雅典人因崇拜一名小男孩而杀害。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向他的朋友证明，所有的收获都是好的，而他的朋友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点。

《情人》（古希腊语：Ἐρασταί，英语：lovers），或译为《情敌》是柏拉图的一部篇幅短小的对话作品，讲述苏格拉底向匿名的同伴所述的他与一群年轻人讨论哲学的事情。苏格拉底在叙述中呈现出两种讨论哲学的方式，一种是对话开头处年轻人所采用的自然哲学的探讨，它引起部分人的敌意；一种是苏格拉底指引的从认识自我开始，从政治和身边事务开始的哲学，这种哲学能够避免敌意。虽然在开头和结尾都得出爱智慧丑，但爱智慧的内涵却有了巨大的变化。

《塞亚革斯篇》（古希腊语：Θεάγης，英语：Theages，又名《论智慧》）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主角是德谟多克斯、苏格拉底和忒阿格斯。关于其真实性存在争议；兰姆根据自己的观点得出了这一结论，他认为该作品低劣且不符合苏格拉底的思想，但他承认该作品在古代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

在对话中，德谟多克斯介绍苏格拉底和他的儿子泰阿吉斯在一起，泰阿吉斯希望研究“如何成为智者”。在这段对话中，苏格拉底提到了他的守护神，也就是他在柏拉图其他作品中提到的内心的声音。《塞亚革斯篇》 被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权力意志》第 958 节中引用：“柏拉图的《Theages》中写道：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所有人的主宰，最好是神的主宰。这种态度必须再次存在”（沃尔特-考夫曼译）。

《米诺斯》（希腊语：Μίνως，英语：Minos）是柏拉图的一部简短对话，副标题是“论法”，写作时间与《法义》相若，一些人认为其属于柏拉图的晚期著作，但被普遍认为是伪作。在本篇中，苏格拉底声称米诺斯招致了雅典悲剧诗人的嫉恨。为报复米诺斯强迫雅典人纳贡，他们就将米诺斯绑在悲剧诗行里“严刑拷打”。苏格拉底认为，米诺斯其实是个好人、好分配者，他制定的法律恒久不变。苏格拉底还对自己的雅典同伴说，米诺斯是最好的立法者。

根据本篇可知，礼法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涉及灵魂的“善和恶”，并与“永世的幸福”息息相关。不弄清法是什么，就不可能制定出善法来。而没有善法维系的政治共同体，显然不会是“幸福”的共同体。

《厄庇诺米斯篇》（古希腊语：Ἐπινομίς ，英语：Epinomis，又被称为《法律后篇》）是托名柏拉图的一篇哲学对话，目前普遍认为是伪作。亦有学者通过比照写作风格认为该篇可能是柏拉图本人的作品，或是出自一位参与了他的晚期作品编修的学生之笔。该篇在形式上是《法律篇》的续作，传统亦有将其划为《法律篇》的第十三章，参与对话的角色与《法律篇》相同。

《阿克西俄库篇》（希腊语：Ἀξίοχος，英语：Axiochus）是苏格拉底对话归因于柏拉图，但已被认定是伪作。创作的历史希腊时代，公元前1世纪。作者可能是柏拉图主义者。

在对话中，阿克西俄库尽管熟悉了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仍然对经验感到恐惧，并因经验而害怕。苏格拉底被召唤到他的床边，并用各种各样的教义安慰他，以帮助阿克西俄库迎接死亡，因为将灵魂释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德谟多库篇》（希腊语：Δημόδοκος，英语：Demodocus）据称是柏拉图的对话之一。该对话现存于世，并收录在 1578 年日内瓦出版的 司提反一世 版中。现在普遍认为它是后期诡辩家或修辞学家杜撰的，可能晚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本篇似乎是两部独立作品的组合。第一部分是独白（写给 Demodocus），反对集体决策。接下来是三部曲式的对话（匿名参与者），提出了三个违背常识的疑点。

《短诗篇》（古希腊语：Ἐπιγράμματα，英语：Epigrams）是十八篇传统认为由柏拉图写作的短诗，目前几乎全部被公认为伪作。其中一篇有名的短诗将女诗人萨福比作“第十位缪斯”，这一称号亦流传于世。

《厄律克西亚篇》（希腊语：Ἐρυξίας，英语：Eryxias）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但被认为是伪造的。对话的背景是宙斯-埃柳塞俄斯的斯多亚，苏格拉底与克里提阿斯、埃里克萨斯和埃拉西特拉图（费埃克斯的侄子）进行了对话。

对话涉及财富与美德的话题。克里提亚斯认为，有钱不一定是好事，这让埃里克西亚斯“物质富裕是好事”的观点落空。在对克里提亚斯的论证中，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说，金钱永远不能被视为有用的东西，即使是用来购买有用的东西。埃里克西亚斯的最后结论是，最富有的人是最可悲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物质需求。

《西西弗斯》（希腊语：Σίσυφος，英语：Sisyphus）据称是柏拉图的对话之一。该对话现存于世，并收录在 1578 年日内瓦出版的 司提反一世 版中。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伪造的。这部作品可能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作品，作者可能是柏拉图的学生。

这是苏格拉底和法尔萨拉斯的西西弗斯之间的对话。本篇探讨了人们如何形成最佳行动方案，以及深思熟虑与简单猜测之间的区别。西西弗斯认为，深思熟虑可以让人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苏格拉底却对什么是深思熟虑以及为什么深思熟虑与猜测是不同的感到困惑。作者以一种非柏拉图式的方式使用了 “争论术”而非“辩证法”。本篇的结论是：深思熟虑需要建立在客观事实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个人的感觉和主观判断。

《阿尔孔篇》（古希腊语：Ἀλκυών，英语:Halcyon）是一段简短的对话，手稿被归于柏拉图和吕西安，但该作品并非出自两位作家之手。本篇探讨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对未知事物的态度。

本篇的结论是：人类在面对未知事物时应该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由于人们的知识和认知都是有限的，因此不能盲目自信地认为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真理。相反，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承认有许多事情是自己目前还不知道或不完全理解的。正如本篇结尾所述，对话是在法勒隆港进行的，这也是柏拉图《会饮篇》的叙事背景。

《论正义》（希腊语：Περὶ Δικαίου，英语：On Justice）是苏格拉底的一篇对话，曾被认为是柏拉图的作品。在这篇简短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与一位朋友讨论了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这部作品不能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混淆，后者在古代的别名也是《论正义》。

《论美德》（希腊语：Περὶ Ἀρετῆς，英语:On Virtue）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但被认为是伪作。在这篇简短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与一位朋友讨论了美德是否可以传授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对话的作者只是几乎一字不差地抄录了《美诺》中的几段话。

《定义篇》（古希腊语：Ὅροι Hóroi，英语：Definitions）是柏拉图学派的一篇根本概念定义集，虽托名柏拉图本人，但自古便被认为是伪作。从现代学者的角度来看，《定义篇》中的184个单词定义没有任何哲学价值，而仅仅是作为考证古代柏拉图学院派的文献资料使用。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他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成就，理念容纳了许多具体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事物的本质在于其普遍的理念/形式。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或者形式并不是人类心灵甚至雅威心灵中的思想——实际上，神的思想自身指向理念或者形式。他认为理念存在于自身之中，并为了其自身而存在，理念具有实在性特征。理念是实体，是事物原初和永恒的超验原型，理念先于事物并与事物分离，因此不受事物变化的影响，人们所感觉到的具体事物是永恒理念的不完善的复制或者反映。具体事物有生有灭，但理念或形式却永远存在。理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无穷尽的，没有事物会因为低级或者不重要而没有其理念。

理念虽然在数量上无限，但却不是没有组织和混乱的；他们构成了一个秩序良好的世界或理性宇宙。理想的秩序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这些理念按照逻辑次序排列，处在最高理念之下，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是其他所有理念的源泉。理念为理性所把握，而不是为感觉所把握。在特殊事物和它所例示的理念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分有”或“模仿”；所有具有共同谓述的具体事物分有了一致的理念或形式。

在知识问题上，柏拉图像巴门尼德一样否定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断绝了通过感觉经验认识理念的可能性。针对如何认识理念这一问题，柏拉图提出了“回忆说”。柏拉图讲了一个故事：人们的灵魂原本高居于天上的理念世界，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但是灵魂附着于躯体之后，由于受到躯体的干扰和污染而遗忘了一切。只有经过合适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因此，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不过是把被遗忘了的东西回忆起来而已。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的回忆说以粗糙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先验论的问题。如果理念与事物判然有别，关于理念的知识就不可能从感觉经验中获得，它只能是先天的。后来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论与康德的批判哲学，都与此密切相关。

知识问题在柏拉图所处时代的哲学中非常重要，柏拉图认为，感官知觉并没有揭示事物的真实实在，只是给人们以表象和意见。单纯的意见不是知识，知识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智者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表象和实在，快乐和善。要实现从感官知觉和意见到真正知识的进步，就必须对真理具有一种欲望或者爱，后者被称为厄洛斯，它是由对美好理念的沉思而产生，并导致了对真理的沉思。对真理的爱促使我们进行辩证论证，促使我们超过感官知觉到达对理念的概念性知识，从特殊到一般。

辩证法在于概括和分类，辩证法是思考概念的艺术。但是概念或者理念并不是源于经验；人们无法从具体的情形中通过抽象得到概念或理念。具体情形仅仅是作为手段，用来澄清或者明确已经模糊地或者隐含于灵魂中的理念。同时，理念不可能仅仅是人类心灵中流逝的思想。理念必定是真实的，独立于人们对它们的知识而存在。真理是关于实在和存在自身以及实际存在的知识。人们感官所感知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它是一个变化和转瞬即逝的世界。真正的存在者是持久、不变和永恒的——它具有巴门尼德的存在者的特征。唯有思想，概念思想能够把握永恒不变的存在。

在苏格拉底那里，最重要的问题与道德上的善相关。柏拉图接受了这些问题并试图依据其全面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些问题。

柏拉图的伦理学像他的认识论一样以他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宇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理性的宇宙，一个精神系统。感觉对象只是永恒不变的理念的短暂的幻影；这样的对象转瞬即逝，没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只有持续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具有其价值。唯有与最高的善有关的理性才具有绝对价值。因此人的理性部分是人的真正部分，他的理想就是要培育其理性，即他的灵魂中不朽的部分。躯体和感官与灵魂相反，躯体是灵魂的牢笼和束缚，摆脱这一束缚是精神的最终目标。从躯体中解放是灵魂的最终命运，具有理性部分、精神部分和欲望部分的灵魂正被关在尘世的牢笼中。灵魂的理性部分必须代表整个灵魂进行事先考虑，它的基本职责是命令。由理性来支配灵魂其他冲动的人知道什么对内在的整体及灵魂的各个部分有利。灵魂中精神部分的职责是服从并支持理性部分。理性提出建议，而精神部分的能力则为理性而战，服从理性，通过它的勇敢将理性的建议付诸实施。因此，当一个人灵魂的精神部分历经苦乐，始终坚持理性的教导，这个人就是勇敢的。当一个人的精神和欲望服从理性的权威，他就是节制的。当这三种内在基质保持一致，每一种基质都会发挥其适当的作用，一个人就是正义的。正义和值得尊敬的行为就是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心灵框架内行动。当一个人是聪明、勇敢和节制的，当一个人将和谐引入灵魂中，他就达到了一种合乎伦理的态度。因此，合乎伦理的典范就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灵魂，在其中，较高一级的部分支配较低一级的部分，明智、勇敢、自制和正义的美德发挥作用。有理性或者美德的人生就是最高的善。幸福伴随着这样的人生，正义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柏拉图特别强调灵魂中的理性要素，而将其非理性部分应当服从理性部分并最终被抛弃。他的学说是禁欲主义的，预示了在早期基督教那里见到的贬抑现世（contemptus mundi）的学说。柏拉图哲学的这一禁欲倾向在神秘主义中达到顶峰。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其国家理论，这一理论以其伦理学为基础。国家应当像整体上的宇宙或者个人有美德的灵魂一样得到有效安排，也就是说，理性应当处于支配地位。国家中存在着许多阶级，这些阶级彼此间的和谐关系类似一个健康灵魂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那些具有哲学洞见的人体现了理性，应当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的成员具有灵魂中的精神部分：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农民、艺术家和商人则代表了较低级的欲望，他们的职责是生产物质性产品。社会的每一个阶级各司其职，应当关注自己的事务而不要干涉其他阶级的事务。一个国家如果各个阶级都具有相应的品质和条件，这个国家就会是节制、勇敢和有智慧。正义就是要在社会中拥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地位的职业，考虑自己的事务而不要干涉别人。

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个大家庭。因此，柏拉图反对个人财产和一夫一妻制。他的其他建议有：对婚姻和出生实行优生学的监督，遗弃弱婴，推行义务性国家教育，对妇女进行作战和参政的教育，对艺术品和文学作品进行检查。国家是一个教育机构和教化工具，它必须建立在可获得的最高级别的知识，即哲学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哲学家在国家中获得王权，或者那些被称为国王或者君主的人充分掌握了真正的哲学。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完善国家的描述，是对体现了正义原则的社会的梦想。它通常被称为乌托邦，柏拉图自己事实上也认识到他的前夜家在任何实际的社会中都不可能实现；人们至多能期望的是一个和乌托邦理想近似的国家。在其晚期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对其政治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他抛弃了早期方案中的某些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特征。除了理性或者洞见之外，一个好的国家还应当有自由和友爱。所有的公民都应当是自由的，共同参与国家管理；他们也是土地所有者，而所有的贸易和商业则交由奴隶和外国人管理。家庭恢复到其原有的位置。知识并不是一切：还存在着美德行为的其他动机，例如快乐和友爱，痛苦和厌恶。但是美德仍然是典范，道德教育是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道德基础的关注是柏拉图整个政治哲学的特征。

柏拉图的前期理念论将理念和具体事物“分离”，实质上如后来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将世界二重化。由此造成现象世界与存在（理念）世界的割裂，而且孤立、静止的理念之间也是割裂而缺乏内在联系的；灵魂在把握理念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感知认识和理智认识也是断裂、脱节的。因而，前期理念论并不完善，存在着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柏拉图的后期理念论既是对他的前期理念论一以贯之的发挥，也包含着许多对他的前期理念论的自我批评与重要修正。

柏拉图的后期理念论的主要特点是：对自己的前期理念论的内在矛盾与不完善作自我批评；发展他的“辩证法”，探讨一些最普遍的哲学理念（范畴），将运动与联系的特征引入理念之间的关系，阐发了所谓的“通种论”；在知识论上提出了“蜡版说”和“鸟笼说”，打破了知识和意见绝对对立的界限，论述了从感知认识到理智认识的连续进展过程，超越了他前期的先验回忆说。虽然柏拉图的后期理念论并未完全摆脱“理念”和现实世界“分离”而产生的困难，后来仍受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但他将现实世界的运动与联系的特征引入理念世界，并以深刻的思辨首先尝试建立一种哲学范畴系统，这对后来亚里士多德建立自己的范畴体系有重要影响。只有了解柏拉图的后期理念论，才能完整地理解、把握他的发展着的理念论思想。柏拉图的后期理念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三篇对话中：《巴曼尼得斯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试图解释自然的起源。柏拉图的宇宙论中渗透着许多神话元素，经常同他的其他学说相矛盾，他认为其宇宙论只具有可能性。造物主或创造者像艺术家或工人一样，按照理想世界的模式来创造世界；他以善的观念为指导，形成一个尽可能完善的宇宙，但受制于作为基质的物质。造物主并非真正的创造者，理念和物质两种基质都已经存在，它们并不是由造物主产生。造物主的职责是将形式加到先前已经存在的材料或者容器上。如此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由四种物质性：土、气、火、水和有生命的灵魂（世界灵魂）构成。世界灵魂是由不可分的和可分的、同一和变化的东西混合而成，因此既能知道理念事物，又能感知物质事物。世界灵魂具有自己原初的运动，这一运动是所有运动的原因。它散布于世界各个地方，是所有美、秩序和和谐的原因。世界灵魂是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中介，是所有法则、数学关系、和谐、秩序、一致性、生命、心灵和知识的原因。它按照固定的法则运动，因此是天体物质运动和散布的原因。

除了世界灵魂，造物主为行星创造出灵魂或神，以及有理性的人的灵魂。所有的事物都是为了人类而被创造，植物为人提供营养，躯体是为了给堕落的灵魂提供居所。柏拉图的宇宙论是一种目的论世界观，他试图将世界解释为一个有目的的、秩序良好的世界，解释为一个有理智的、受理性指导并朝伦理目标前进的世界。宇宙中所有善的、理性的和有目的的事物都归因于理性；而所有恶的、非理性的和无目的的事物都归因于物质。

经过希伯来创世说说明的修正后，柏拉图的宇宙论支配了经院哲学的创世观念，并持续对后世发挥着影响。

苏格拉底（希腊文：Σωκράτης，拉丁文：Socrates，前470年—前399年）出生于雅典，是柏拉图的老师，也是柏拉图对话集的主要人物。苏格拉底没有著作，他的思想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对西方哲学史的整个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发明了概念分析和定义的哲学方法，并将这一方法应用到了伦理学概念的定义中。

爱利亚的巴门尼德（古希腊语：Παρμενίδης ὁ Ἐλεάτης，约前515年—前445年），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是最重要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是埃利亚学派的一员。巴门尼德认为世间万物无限的多、变化，都是永恒存在的一的表象。

智者派是新运动的代表。“智者”一词最初意指有智慧、具有熟练技巧的人，但在雅典时期，这个词开始被用到职业教师身上，他们游历四方，通过在思考和说话的艺术方面提供指导而赚钱，为年轻人从事政治作准备。为了使自己适合某一职业，当时的年轻人有必要在论辩、语法、修辞和演说方面完善自己。智者们出于严格的实用目的来研究这样的问题，不经意间开辟了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他们还将注意力转向道德和政治问题，因此极大地推动了对伦理学和国家学说的系统、全面的讨论。但是，时代道德热情日渐衰退，并被不惜代价追求成功的欲望所取代，某些晚期的智者急于使他们的学生有所成就，往往会走极端。他们施教的目标就变成教育他们的学生如何通过正当或者卑鄙的手段战胜他们的对手，使较坏的看上去成为较好的，用各种逻辑谬误（又称“诡辩术”）使对手感到困惑。

普罗塔哥拉是智者运动的奠基人，是前期智者运动中最负声望的领袖。他的学说富有人文启蒙精神，强调人为万物之中心，主张素朴的社会进化观，大胆提出疑神论，并为智者运动确立了感觉论相对主义的哲学主调。

高尔吉亚也是前期智者运动的主要代表。他是当时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大师，他的焕发文彩与论证力的演说颇有反传统精神；在哲学上，他以怀疑论式的思辨论证否定爱利亚学派传统的“存在”论，实际上是否定、摧毁当时希腊自然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从反面来张扬智者运动以感性的人为中心的相对主义。

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本人的学说强调其数的神秘主义的伦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含义，致力于伦理宗教方面的改革。在他去世后，其学说实践的一面保存下来。柏拉图在其晚年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论和宗教神秘主义。

语文学家、数术家、星相家忒拉绪洛斯生逢罗马帝制初期，作为亚历山大里亚语文学派的传人，忒拉绪洛斯按雅典戏剧演出方式，将柏拉图传世的35篇对话及书简一束编成九部四联剧出版，史称最早的柏拉图全集（莎草纸本）。以四联剧形式著录柏拉图作品，始于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古典语文学家卡利马科斯，这种编排方式并非卡利马科斯的发明，而是一种可追溯到“柏拉图在世或者刚刚去世时”的传统。除第一出四联剧有明确的共同特征（涉及苏格拉底的受审）外，这种分类方式并没有固定规矩。

1513 年，威尼斯共和国的古典学者、出版家阿尔都斯的出版社按忒拉绪洛斯体例刊印柏拉图作品，史称现代印刷术出品柏拉图全集的开端。法兰西宗教战争期间（1578 年），古典学者、出版家亨利·斯特方在日内瓦出版了，由西洋古典学、史学家、法王亨利四世的政治顾问让·德瑟雷执译的柏拉图全集拉丁语译本，亦依循忒拉绪洛斯体例，分三卷，拉丁文-希腊文对照（希腊文每10 行为一节，依次用A、B、C、D、E标记）。随着柏拉图作品研究逐渐增多，斯特方版的页码和分节成为通行的引用标注——“斯特方页码”。

19世纪以降，欧洲文史学界兴起疑古风，古传柏拉图作品好些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柏拉图“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28篇本，甚至24 篇本（删除多达12 篇），作品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20 世纪初，西方古典学界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忒拉绪洛斯体例在古典学界渐成共识。苏格兰的西洋古典学伯内特（1863—1928）遵循忒拉绪洛斯体例编辑校勘希腊文《柏拉图全集》，附托名作品6 篇，并将“斯特方页码”细化（A、B、C、D、E每个标记下的内容，每5 行做一标记，以5、10、15等标明），分五卷刊行，迄今仍具权威地位。

中国学者翻译柏拉图对话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吴献书翻译的《前夜》（商务印书馆1921年首次出版，1957年重印）是最早出版的柏拉图对话；到了三十年代，出了张师竹初译、张东荪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商务印书馆1933年首次出版）和《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到了四十年代，出版了中国希腊哲学史家陈康的杰作《巴曼尼得斯篇》（商务印书馆1946年首次出版，1982年重印）。

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但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工作没有完全中断。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严群翻译的《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朱光潜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980年重印）。还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自1957年开始陆续编译出版《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中，任华先生用白话文摘译了柏拉图对话中的许多重要论点与篇章。

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又有一些新译本问世，香港特别行政区学者邝健行亦翻译了一些柏拉图对话。计有：严群译《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即《申辩篇》《欧绪弗洛篇》《克里托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健行译《波罗塔哥拉篇》（即《普罗泰戈拉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严群译《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黄克剑译：《政治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杨绛译《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003年，由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完工，由人民出版社出齐，共分四卷，约两百万字，前三卷是柏拉图对话的主体部分（长短不一的二十六部对话），第四卷是附录（包括两篇疑伪的对话、十三封书信、年表、谱系表、译名对照、篇名缩略语表和一个庞大的索引）。与此同时，本书在台湾出了繁体字本（左岸出版社，2003）。2003年8月，由刘小枫翻译的柏拉图《会饮》亦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是文本的翻译，还有译者本人的注释和西方诠释家所添加的大量注释）。

2004年，中国翻译家王太庆的遗作《柏拉图对话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2004年）；其中内容包括柏拉图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未译完，一篇是节译，另有一些附录和王太庆先生自己的论著。可以期待的是，在兴旺发达的中国学界，今后仍旧会有柏拉图对话的新译本出现，这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

柏拉图的著作在古代以纸莎草纸本流传，在中世纪以羊皮纸本流传，最早的铅字印刷本是1513年在威尼斯共和国出版的希腊文《柏拉图全集》，按公元1世纪德拉西卢编定的36种著作排印，史称现代印刷术出品柏拉图全集的开端。

法兰西宗教战争期间（1578 年），古典学者、出版家亨利·斯特方（Henricus Stephanus，1528—1598）在日内瓦出版了由西洋古典学、史学家、法王亨利四世的政治顾问让·德瑟雷（Jean deSerres，1540—1598）执译的柏拉图全集拉丁语译本，亦依循忒拉绪洛斯体例，分三卷，拉丁文-希腊文对照（希腊文每10 行为一节，依次用A、B、C、D、E标记）。该希腊文版全集引用柏拉图著作注明出处时也用这个标准的分段，为以后各国学者公认并采用。随着柏拉图作品研究逐渐增多，斯特方版的页码和分节成为通行的引用标注——“斯特方页码”（Stephanus pagination）。

苏格兰的西洋古典学伯内特（1863—1928）遵循忒拉绪洛斯体例编辑校勘希腊文《柏拉图全集》，附托名作品6篇，并将“斯特方页码”细化（A、B、C、D、E每个标记下的内容，每5 行做一标记，以5、10、15等标明），分五卷刊行，迄今仍具权威地位。

现今流传较广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有三种：乔伊特1871年出版的牛津大学版5卷本；伯里、肖莱等译的12卷“洛布古典丛书”希腊文和英译对照本；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凯恩斯汇编各家较好的译文，于1963年出版了普林斯顿大学版的《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

参考资料：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不少西方学者根据文体风格与语言、古代著作的证据、对话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话中互相涉及的内容等四个方面，对柏拉图对话的顺序与分期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学者接受了康福德和他的学生格思里的分期意见。按照时期，通常将柏拉图的对话篇分为三期：

参考资料：

如果把柏拉图的每一篇对话录看作一个单位，《信札集》也看作一篇对话录，这样便可制订出一个36篇著作的目录，按“四合/四联剧”的方式，即四篇一组进行排列。研究者们一般认为这种排列是斯拉西卢或者斯拉西卢和德尔苏利德斯两个人作出的。

四合/四联句

参考资料：

剩下的著作虽然托名柏拉图为作者，但大多数在中世纪前便已被视为是伪作，因此不包含在四联剧内。这些著作被归类为假的或“伪书”。这些著作包括：《阿克西俄库篇》《德谟多库篇》《短诗篇》《厄律克西亚篇》《西绪福篇》《阿尔孔篇》《论正义》《论美德》《定义篇》。

柏拉图曾有一些对少数学生口述的学说，后来被他的学生继承发挥。这些学说并无文献记载，因此被称为“未成文学说”。

最早重视未成文学说的，是法国哲学史家罗斑。西方学者对未成文学说多有研究，但见解不尽相同。有些学者认为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比他的对话集更重要，比如图宾根学派认为：理念在柏拉图的哲学里从来都不是最高存在， 在它的上面还有“数”，以及“一”。美国学者彻尼斯坚决反对这种倾向，彻尼斯还认为根本没有未成文学说。后来，英国知名学者罗斯和美国知名学者芬德莱又对彻尼斯进行了反驳。从内容上来看，未成文学说是探讨“理念数”和数理理念，从数理角度发挥柏拉图的后期理念论。可以说，未成文学说是柏拉图晚年完成宇宙生成论后，对他的后期理念论在宇宙创生本原方面的发挥。未成文学说包含三点要义：柏拉图从创生宇宙有其数理本原的角度，把最高理念说成是“一”和“不定之二”这对理念数；理念数派生数，后者是理念数籍以生成自然万物的重要中介；柏拉图的“数生自然万物”学说，选择性地汲取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为万物原理”学说，比如柏拉图赞同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有数理本性”的观点。

人们通常倾向于将柏拉图的这两种学说对立起来，要么以前者否定后者，要么以后者否定前者。但可以肯定的是，成文学说不仅起到了一种教谕和劝勉的作用，启迪听众的心智，将其引上一条追求真理的道路，而且其中也确实探讨了很多严肃的哲学问题，包括在“未成文学说”中所记载的有关形而上学本原的问题。

柏拉图的几乎全部著作都留传了下来。在这些以他的名字留传下来的著作中（35篇对话，13封信和一本定义集），大部分信件和全部定义集是伪作，至于对话中的真品，赫尔曼认为有28篇，施莱尔马赫认为有23篇，策勒尔和海因茨认为有24篇，而鲁托斯拉夫斯基认为是22篇。通常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为柏拉图对话的真实性提供证明是没问题的，但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及所有这些著作。“伪作”包含在我们的柏拉图手稿中的那些书目的一个方便的集体名称，这些书目不是柏拉图的著作。除了《定义篇》别具一格外，伪作都是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公开的事仿，而且大部分是早期的学园著作。可怀疑的著作，分成三类:（甲） 实际上包括在斯拉西卢著作中的书目:（乙）不属于“四部曲”之内的释义集成:（丙）“在古代被认定是伪作的对话录。第一类指的是，虽然被归入“四部曲”中，但是肯定，或者几乎可以肯定是伪作的对话录。这类对话录有7篇《阿尔喀比亚德篇》上卷 、《阿尔喀比亚德篇》下卷、《希帕库篇》 。《阿马托黄篇》《即第4部“四部曲”的 全文》 、《塞亚革斯篇》（“四部曲”之五）、《克力托丰篇》 （“四部曲”之八》、《米诺斯篇》 （“四部曲”之九）。显然，这些著作都被德尔苏利德斯和斯拉西卢看作是真作。关于这些对话录，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写于（粗略地说来）柏拉图去世到公元前 3 世纪始初之间这半个世纪，而其中一、二篇很可能甚至在拍拉图在世时写成的。尽管这些对话录中描述思想的方法不是柏拉图的方法，其思想完全是柏拉图的。泰勒认为，这些对话录是头二、三代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他们试图用“苏格拉底的谈话”来阐述学园的思想。

英国哲学家、神学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点明柏拉图及其作品的深刻影响：“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多次积极评价柏拉图，他曾称：“柏拉图的著作，无疑是命运从古代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美的礼物之一。”在谈及对柏拉图思想的感受时，黑格尔写到：“许你循着一条长着鲜花的途径走进哲学，逐渐导入最高的、柏拉图的哲学。”

中国著名柏拉图研究者、翻译者王晓朝在《柏拉图全集》中评价:“柏拉图的对话无疑是希腊文化留下的瑰宝。它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也是两千多年来影响最大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极其优美的杰作，尤其是在他的早中期对话中，既充满了机智幽默的谈话，又穿插了许多动人的神话故事和寓言。他的对话可以与希腊古代的史诗、著名的悲剧和喜剧比美，是世界上不朽的文学名著。因此不但为学习哲学和文学的人所必读，而且是世界各国许多人所喜读。”

除积极评价以外，柏拉图的对话作品及其思想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与批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曾激烈反对柏拉图作品中显露出的理性主义道德观。他指出：“凡是对狄俄尼索斯一词不仅理解、而且借以认识了自身的人，用不着再去反驳柏拉图，或基督教，或阿图尔·叔本华———他会嗅出霉变气味”。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指出柏拉图的作品显示出极权主义倾向，他曾在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一书中批评道：“柏拉图把正义和阶级统治和阶级特权原则等同起来；柏拉图不把正义看做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视为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一种性能。

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理想国》

如果正义遭人诽谤，而我一息尚存有口能辩，却袖手旁观不上来帮忙，这对我来说，恐怕是一种罪恶，是奇耻大辱。——《理想国》

我是神特意赐给本邦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又喂养得很好的马，日趋懒惫，需要刺激。神让我到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申辩篇》（《苏格拉底的申辩》）

未经省察的生活对于人来说是不值得活的。——《申辩篇》（《苏格拉底的申辩》）

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申辩篇》（《苏格拉底的申辩》）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人的其中一半，一条去骨鱼的其中一边，一种合起来才能完整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另一半。——《会饮》

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学习爱的过程中受到指引，并以正确的方式和秩序凝视各种美的东西，那么在学习的最后阶段他将突然发现一种无比奇妙的美，即美本身……他为了看见美本身付出了先前的全部辛劳。——《会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