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辞赋总汇》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历时20年出版的辞赋大典，总字数达2800多万字，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全书共26册，收录先秦至清末7391位作者的辞赋30789篇。

《历代辞赋总汇》是由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辞赋学会第一任会长马积高主编，项目集聚了国内近60位顶尖赋学专家进行点校。

该书从1994年进入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程序，至完成出版，历时20年。

该书收集广博，凡题目标明“辞”或“赋”、“骚”者，一并收入；考订精审，编者纠正了前人编辑中的一些错误，对作者的时代与作品的归属，做了精细的考量；资料详备，配有作者小传及作品校记，以备读者了解相关知识。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辞赋学会会长许结认为，《历代辞赋总汇》是古典辞赋的集成，是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展现“中国赋”的风采，为赋学研究与辞赋爱好者提供了最完整的创作库存。

全国首家赋社彭城赋社专家普遍认为，《历代辞赋总汇》是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丛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被载入史册。

马积高(1925—2001.5)，男，湖南衡阳人，原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赋学专家。

赋在汉代兴起以后，历代都有赋体文学作品的汇集编辑，规模大的，当属清代康熙汇编的《历代赋汇》和光绪年间初版的《赋海大观》，前者收入先秦至明代的赋作4161篇，后者则收12265篇。而《历代辞赋总汇》收集之广，编辑之精，分类之明，远远超越前人，可谓古典文学出版方面空前绝后之举。

辞赋是继《诗三百篇》之后首先繁衍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它古老而又典雅，最具有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中许多传统的题材、主题是在赋中首先出现或加以开拓的，如山水、行旅、田园隐居、游记、宫怨、宫殿室宇、亭台楼阁等，无不是率先在辞赋中发展起来然后再蔓延到其他文学种类去的。此外，如田猎、歌舞、咏物等，虽或始于《诗经》、《楚辞集解》，然加以开拓使之成为普遍注意的题材的也是由于汉以后的赋。

第二，最初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物制度、生活习俗作综合性的艺术概括，最初对当代重大的政治事变作出较全面的综合性描述的也是赋。如扬雄《蜀都赋》、班固《两都赋》、李谐《述身赋》、庾信《哀江南赋》等都是这种宏伟的结构。

第三，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古代的讽谕文学和通俗文学也是最初出现于辞赋之中。从宋玉的《风赋》到阮籍《猕猴赋》、孔稚珪《北山移文》，至唐赋而发展到高峰，其流至清代而不绝，构成我国讽谕文学的优秀传统。俗赋从王褒《僮约》始，到曹植《蝙蝠赋》，到刘宋袁淑的一些俳谐文，到唐朝的敦煌市俗赋，构成通俗赋的一脉，其流及于清代蒲松龄的某些赋。这种俗赋是唐以来大量涌现的说唱文学的源头，因为变文、话本等那种韵散结合的形式就是从赋的问答体蜕变而来的。而说唱文学对戏曲和小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俗赋可以说是中国俗文学之祖。

第四，文学艺术的描写(包括对客观事物和作者主观感情的描写)，由简单到复杂，由概括到细腻，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屈宋赋，到汉赋，到魏晋南北朝赋，其中描写的细腻精确和手法的变化多样，是驾于同时期的诗文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的辞赋哺育了同时代和唐朝的诗人。

第五，辞赋对中国文学的语言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的语言大体上有一个由单音词为主到逐渐增加双音词的过程。屈宋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也是一个飞跃。汉以后的赋中更是大量增加，特别是许多双声叠韵形容词的首先出现多在赋中，然后才扩展到诗文。

此外，如在造语上注意炼动词和注意排偶等，也始于赋或首先在赋中得到发展。我国的一种特殊文体——骈文就是在辞赋的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于此，可见辞赋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影响至深且远。赋之所以在许多方面带有开创性，这是由于它是继《诗经》之后率先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作家精力之所萃，它自不能不负担起这一承前启后的任务。

而且，赋是一种体式多样化的文体，较之诗文更容易表现作者多方面的才华和修养。因此，能否作赋始终被看成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文学才能的一种重要尺度，是他们抒情达志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认为，辞赋创作是一个作家的学识和才情的表现，因此，十分重视。司马相如以创作了《子虚赋》而深得刘彻的赞赏，被召至京师；又以创作《天子游猎赋》而被任为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曹植以年纪轻轻却能创作《铜雀台赋》而大得曹操赏识，“特见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左思作《三都赋》，“自是之后，盛重于时”，“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市为之纸贵。”(《晋书·文苑传·左思传》)北魏时，邢邵、魏收、温子升并称为北魏三大家。但“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他以能作赋而傲视邢邵与温子升(《北齐书·魏收传》)。杜甫向别人夸耀他的文学才能也是说“赋料扬雄敌，诗看曹植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把赋的创作还放在诗之前，可见他对作赋的看重。的确，创作赋，特别创作大赋，要堆砌大量的双声叠韵联绵词，要使用很多的连边字，要了解所描写的事物的有关史实，要熟悉它的有关特点，要“苞举宇宙，总揽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这就非博学不可。大赋要求“散五彩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卷二)，这就非有才情不可。既要博学，又要有才情，必须二者兼备，才能创作辞赋。所以，古代有名的大赋作家，大都是著名的大学者，大史学家，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曹植、庾信等，便是这样一流人物。辞赋受到人们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故古代作家无不呕心沥血、花时费日地去经营大赋。据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西京杂记》卷二)桓谭说：“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小事而作小赋，用思太剧，而至感动发病，弥日。子云亦言，晋成帝时，赵合德方大幸，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遂团倦小卧，梦五脏出，以手内之。及觉，大少气，病一岁。”(《新论·祛蔽》)张衡作《二京赋》，“精思附会，十年乃成”(《后汉书·张衡传》)。左思作《三都赋》，“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晋书·文苑传·左思传》)。可见他们对能作赋的郑重。从《昭明文选注析》开始，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作家，他们编总集、别集，一般都是首列赋、次列诗文，《卢照邻集》、《杨炯集》、《李太白全集》、《杜工部全集》、《皮子文薮》、《唐文粹》、《文苑英华》等无不如是。也可见古代作家对赋的重视。

正因古代作家如此重视辞赋，故辑录者代有其人。早在西汉刘骜时，刘向校中秘书，即辑录屈宋诸人之作及汉族部分拟骚之作，编为《楚辞集解》16卷，东汉王逸更益以己作《楚辞章句》，为《楚辞章句》17卷，凡收作家10人，作品73篇。至于赋，班固《两都赋序》说：“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刘歆编辑《七略》，其《诗赋略》即著录西汉一代之赋。班固撰《汉书》，“删其要”而作《艺文志》，著录西汉赋作家78家，作品104篇，可惜今存者十不及一。

魏晋南北朝是辞赋辑录的鼎盛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七”和“对问设论”体赋集有：《七集》10卷，谢灵运撰。《七林》10卷，梁12卷，录1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37卷，录1卷，亡。《七悟》1卷，颜之推撰。梁有《吊文集》》卷，录1卷，《吊文集》2卷，亡。《谈论集》2卷，刘楷撰。梁有《谈论集》3卷，晋朝人撰。《客难集》20卷，亡。

著录的赋集有：

《赋集》92卷惠谢灵运撰。梁又有《赋集》50卷，宋新渝侯撰；《赋集》40卷，刘彧撰；《乐器赋》10卷，《伎艺赋》6卷，亡。《赋集抄》1卷，《赋集》86卷，北魏秘书丞崔浩撰。《续赋集》19卷，残缺。《历代赋》10卷，萧衍撰。《皇德瑞应赋颂》1卷，梁16卷。《五都赋》6卷，并录。张衡及左思撰。《杂都赋》11卷，梁《杂赋》16卷。又《东都赋》1卷，孔作；《二京赋音》2卷，李轨、毋撰；《齐都赋》2卷并录，左思撰；《相风赋》7卷，傅玄等撰；《迦维国赋》2卷，晋右军行参军虞干纪撰；《遂志赋》10卷，《乘舆白马》2卷，亡。《述征赋》1卷《神雀赋》1卷，东汉傅毅撰。《杂赋注本》3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1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2卷，晁矫注《二京赋》1卷，傅巽注《二京赋》2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3卷，綦毋姓邃注《三都赋》3卷，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1卷，徐注《射雉赋》1卷，亡。《献赋》18卷。《围赋》1卷，萧衍撰。《观象赋》1卷。《洛神赋十三行》1卷，孙壑注。《枕赋》1卷，张君祖撰。《二都赋音》1卷，李轨撰。《百赋音》10卷，宋御史褚诠之撰。梁有《赋音》2卷，郭征之撰；《杂赋图》17卷，亡。

这些著作，新旧《唐书·艺文志》尚有著录，但宋以后多已亡佚，今已难以复见矣。

唐人专为辑录整理的赋集今未见，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者，仅有下列几种：刘楷《设论集》3卷，谢灵运《设论集》5卷，卞氏《七林集》12卷，颜之椎《七悟集》1卷。这些书卷数虽与《隋书·经籍志》不符，而书名皆见《隋志》，盖承前人之遗。但唐人所辑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皆多收辞赋。虽或系节录，至今为研究者所资。《文馆词林》收赋亦多，惜今多佚失。然其残膏剩汁，犹可沾溉后人。

宋代又是辞赋集结的重要时期。辑录骚赋较多的著作有：《文苑英华》。该书《杂文·骚》收有从梁至唐的拟骚之作5卷，收骚体赋42篇，计有萧绎《秋风辞》、范缜《拟招隐士》、卢照邻《五悲文》5首、《释疾文》3首、《狱中学骚体》、岑参《招北客文》、韩愈《讼风伯》、柳宗元《吊屈原》、《诉》、《哀溺》、《憎王孙》、《逐毕方》、《骂尸虫》、《招海贾》、沈亚之《文祝延》、《为人撰乞巧文》、《湘中怨解》、陆龟蒙《迎潮送潮曲》2首、刘蜕《悯祷词》、《吊屈原辞》三章、皮日休《祝疟疫文》、《九讽系述》九首、《反招魂》、《悼贾》等，这是继《文选》之后收录拟骚赋较多的著作。其《杂文·问答》收有萧统《七契》，萧纲《七励》，何逊《七召》，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韩愈《进学解》、《释言》、柳宗元《晋问》、沈亚之《进学解书对》等9首作品。

《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晁补之辑《续楚辞》20卷，《变离骚》20卷。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续楚辞》20卷，收有“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计六十篇”；《变离骚》20卷，“所录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十九十六首”。二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已不见著录，不知已佚于何时。朱熹据《续楚辞》与《变离骚》，辑有《楚辞后语》六卷，收有自荀子《成相》至宋吕大临《拟招》共28位作家的52首作品。可见这又是骚体赋的一次较大的集结。

宋人对赋的辑录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宋史·艺文志》，宋人辑录的辞赋总集有：徐锴《赋类》二百卷，目一卷。《广类赋》25五卷。《灵仙赋集》2卷。《甲赋》5卷。《赋选》5卷。江文蔚《唐吴英秀赋》72卷。桂香赋集》30卷。杨翱《典丽赋》64卷。《类文赋集》1卷。谢璧《七赋》1卷。许洞徐《杂古文赋》1卷。王咸《典丽赋》93卷。李祺《天圣赋苑》18卷。

此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集部总集类》著录有《后典丽赋》40卷，云：“金华唐仲友与政编。仲友以辞赋称于时。此集自唐末及本朝盛时，名公所作皆在焉，止于绍兴间。先有王戊集《典丽赋》93卷，故此名《后典丽赋》。王氏集未见。”又著录有《指南赋笺》55卷，《指南赋经》8卷，云：“皆书坊编集时文，止于绍兴以前。”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唐赋》20卷，不著编者姓名，云：“右唐科举之文也，萧颖士、裴度、白居易、薛逢、陆龟蒙之作皆在焉。”可见这些著作都是律赋选集，是供应科举学习的范本。

上述辞赋总集至《四库全书》均不见著录，可见亡佚已久。

金元时期收录骚体赋的著作有两部：一为苏天爵《元文类》，该书于第一卷“赋”后列有“骚”一目，收有刘固《白云辞》二章，袁桶《悠然阁辞》、《垂纶辞》、王士熙《云山辞》共《首。一为祝尧《古赋辨体》。该书卷九《外录上·后骚》目下录有宋玉《招魂》、贾谊《惜誓》、庄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扬雄《反骚》，韩愈《讼风伯》、《享罗池》，王安石《寄蔡氏女》，黄庭坚《毁璧》，邢居实《秋风二叠》；于《骚》目下录有刘彻《秋风辞》，息夫躬《绝命辞》，陶渊明《归去来辞》，黄庭坚《濂溪辞》，杨万里《延陵怀古辞》，皆为拟骚之作，而祝尧将其收入《古赋辨体》，作为古赋的一个支派。

金元时期赋的辑录，钱太昭《元史·艺文志》著录有下列数种：郝经《皇朝古赋》1卷。虞廷硕《古赋准绳》1卷。祝尧《古赋辨体》8卷，《外录》2卷。《元赋青云梯》1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郝经《皇朝古赋》1卷。冯子振《受命宝赋》1卷。虞廷硕《古赋准绳》10卷。佚名氏《古赋青云梯》3卷。《古题赋》10卷，又《后集》6卷。

这些赋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大都不加著录，今存者唯《古赋辨体》、《青云梯》二种。

收录元赋最早的著作为《元文类》。该书卷一“赋”选录有元赋作家6人的6首赋。收录金、元赋最多的为《历代赋汇》，收有金元作家137人，赋338首。

明代收集骚体赋的总集有蒋之翘《续楚辞后语》，附蒋之翘所刊朱熹《楚辞后语》之后，收有明人骚赋如刘基《思归引》，方孝孺《绝命辞》，王达《琴操》，郭爱《自哀》，李梦阳《省》、《吊申徒狄》、《君犹夷》、《骋望》，何景明《蹇赋》、《九咏》、《倚柱操》，徐贞卿《汉反骚》，孙一元《屏之山》，王廷相《吊时赋》、《巫阳辞》，陆深《春山辞》，王世贞《少歌》，卢桶《幽鞠》、《放招》，周九四或《今已矣》，黄道周《乘》、《广引》，蒋之翘《攘询赋》、《谗赋》、《行路难》、《吊屈原》等，共15位作家的26篇作品。程敏政《明文衡》有“骚”一卷，收有宋濂《思美人》、《孤愤辞》，詹同《题王子充琴边秋兴图辞》，胡翰《吊董生文》、《悯淑文》，刘基《怀龙门辞》、《九叹》九首，王《招游子辞》，高启《吊伍子胥辞》，苏伯衡《云林辞》，方希古《吊茂陵辞》，杨士奇《退庵辞》，胡俨《辞剑阁辞》、《冰雪轩辞》，周叙《吊余青阳李同州词》，刘定之《竹坡辞寄金川萧乐善》等12位作家的16篇作品。别集有黄道周《黄漳浦集》卷36“骚赋”一卷，收骚6首，凡62章。

明人骚赋之成卷者还有：《明史艺文志》著录的张灿《拟离骚》20卷(《千顷空书目》作20篇)，姜亮夫《绍骚隅录》著录的黄祯《拟骚》一卷，姚舜明《补楚辞》一卷，高元之《变离骚》9卷，徐瑶举《藏骚》1卷，《绍骚隅录》还著录有散见于别集的明代骚赋作家的作品共58首，为研究明代骚体赋提供了丰富资料。

收录明人“问答体”赋最多的为黄宗羲《明文海》。其中有“问答”5卷，收作家28人，作品40首。这些作品有的是无韵的论文，但其中有相当多的问对体赋，当分别观之。

明代对赋的辑录也做了许多工作。《明史艺文志》著录有：刘世教《赋纪》100卷，俞王言《辞赋标义》18卷，陈山毓《赋略》50卷。而今存明人选编的赋集尚有：袁宏道辑王三余补精镌《古今丽赋》10卷。周履靖刘风屠隆辑《赋海补遗》30卷。李鸿辑《赋苑》8卷。施重光辑《赋珍》8卷。俞王言撰《辞赋标义》18卷。陈山辑《赋略》34卷，绪言1卷。列传1卷，外篇20卷。佚名氏辑《类编古代赋》25卷。

而收录明赋较多的著作有：《明文衡》，有赋一卷，选录明赋作家15人，赋18首。《赋海补遗》除收录从汉至宋的赋265首外，还收周履靖赋606首。《明文海》有赋46卷，收明赋作者175人，赋292首。《历代赋汇》共收明赋作家369人，赋735首。

清代是辞赋辑录成就最大的时代，可以说是对前代的赋作了全面的辑录与整理。其代表著作有：(一)陈元龙奉敕编《历代赋汇》。该书总计收赋(包括逸句)4067首，“正变兼陈，洪纤毕具，信为赋家之大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历代搜赋较为完备的总集。(二)董诰奉敕撰《全唐文》。书中收唐赋作家544人，赋1622首，除敦煌市赋外唐赋基本收全。(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书中收有这个时期的赋作家342人，赋1211首。先秦至隋的赋除已有专集者外，大体上可称完备。(四)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该书《凡例》称其“得赋二万余首”，实际刊入该书的为12000首，录自先秦至清光绪十四年之前的赋，分32类，子目500余目，确是历代辑录赋最多的总集。但此书主要收清代律赋，于明以前古赋则大体仍《历代赋汇》之旧，殊少补益。此外，清赋的选本尚多，大都以律赋为主，较有名者有法式善《同馆赋抄》、黄爵滋《赋汇海》与《续编》等。其颇具撰述之意者，则有：(一)苏兴编《清代律赋类》。此书成于光绪二十六年，主要选录清翰詹律赋，分类凡七，共选清代律赋作家182人，律赋372首。又以“各家法式，率本先民，稽录古赋，用殿全篇，俾来者因类以讨义，循流而溯源”(《律赋类纂序》)，因此又选录自陶渊明《闲情赋》至明徐渭《梅花赋》等骈赋凡44首，殿卷末以使读者循流溯源，了解律赋的发展。(二)李元度所编《赋学正鹄》，其类有十，前9类选录清代“清醒流利，轻灵典切”的律赋129首，“高古”类则录有自唐宋王景《梅花赋》至汉班固《两都赋》共18首，以便读者循流而溯源。清代各种赋选甚，据我们所知者即有50余种，其中有些还是抄本，如林辑《集英阁赋选》2卷，清抄本，藏河北大学图书馆；汪宪辑《宋金元明赋选》8卷，清抄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吴槐辑《赋海类编》20卷，清抄本，原藏上海图书馆，乃“文革”时抄家之物，现已物还原主矣。

收录清代骚体赋较多的著作为姜亮夫教授著的《绍骚隅录》。计收有尤侗《西堂杂·骚类》的《招魂》、《驱梦》、《招荡子》、《悲秋风》、《反招魂》、《梅花三弄》、《秋风图辞》、《鼓琴图辞》、《独醒图辞》、《九讼》共10篇，汪琬《尧峰文集抄》之《反招魂辞》，朱筠《河文集》之《拟招隐士》，方履笺《万善花室文稿》之《小山招隐图赋》，洪亮吉《卷施阁文集》之《七招》，王诒寿《缦雅堂骈文》之《九招》，龚自珍《定庵文集》之《戒将归文》，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之《九慰》等，共计作家8人，作品17首。姜教授在该书《序》中说：“其仅有体貌结构，志卑言浅，或无病而呻者，皆不录入”，可见该书只选录清人骚赋的最优秀者。可惜清人骚赋散见于各种别集之中，不见有汇辑为总集者。

我们这次编集《历代辞赋总汇》，在前人辑录的基础上，做了较为广泛的搜集，所收作品亦有较多的增加。据初步统计，计收有先秦汉魏南北朝隋赋作家412人，辞赋作品1625篇；唐朝辞赋作家579人，辞赋作品1711首；宋代辞赋作家347人，辞赋作品1445首；金元辞赋作家248人，辞赋作品761首；明代辞赋作家1019人，辞赋作品5107首；清代辞赋作家4810人，辞赋作品19499首。合计共收辞赋作家7450余人，辞赋作品29100余首。这虽是初步统计，但我们认为，这次辑录进行得是比较广泛的，除了宋人郑起潜《声律衡裁》所载的唐宋人律赋的残垣断壁未进行一一比勘辑录外，对明以前的总集、别集及我们所能找到的部分地方志所载的辞赋作品，作了广泛的全面的收集，较以前的几种辞赋总集，如陈元龙《历代赋汇》、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篇幅都有较多的增加，可能还有遗佚，但不会太多了。至于清代辞赋，我们虽收有作家4000余人，作品近20000首，但清人集部到底有多少，尚无精确统计数字，恐怕还有许多手稿未被发现。故清代可能遗佚较多。但主要是清律赋，且就我们的精力、财力和时间说，可以说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至于更广泛、更深入的辑录，就只好以俟来哲了。

前人编辑赋集，一般只收以赋名篇的作品。首先将屈原作品及其拟骚之作另立名目，名之曰“辞”或“骚”。刘向就最先定名为“楚辞”。《昭明文选注析》于赋外，另立“骚”一目；又立“辞”一目。后人多继承他们的说法，且相沿袭至今，并有人撰文作著来论述赋、辞、骚之区别。清人程廷祚就著有《骚赋论》加以论证，今人论之者更夥，可以继续讨论。但汉族“辞”、“赋”是不分的，将“辞”或“骚”称之赋者比比皆是。如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就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贾谊传》也说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汉书地理志》又说“楚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其《离骚赞序》亦云“又作《九章》赋以讽谏”。其《艺文志》更明确称“屈原赋二十五篇”而归入《诗赋略》中。自兹厥后以讫于今，称屈原作品为赋者代不乏人。晋人皇甫谧《三都赋序》说：“于是贤人失志，词赋作焉。是以荀子、屈原之属，遗文炳然。”挚虞《文章流别论》亦云：“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故扬子称赋莫善于《离骚》。”唐李白称“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元祝尧《古赋辨体》首列“楚辞”，并云：“屈子《离骚》，古赋之首也。”清人戴震著有《屈原赋注》，马其昶著有《屈赋微》，今人姜亮夫先生著有《屈原赋校注》，谭介甫先生著有《屈赋新编》。故本书将“辞”或称之为“骚”者，作为赋之一体(名曰骚体赋)而收入书中。但不收“哀辞”，一则因为哀辞有具体的哀悼对象，与哀祭文相似，应归入“哀祭类”；一则历代哀辞太多，为节省篇幅，故不录。并将用骚体写作的“操”或“歌”收入，因这些“操”或“歌”既为骚体，则近于骚体赋，故可归入赋类。这样做，我们也并非是始作俑者，朱熹《楚辞后语》即将鄂君《越人歌》、刘邦《大风歌》、刘彻《子歌》、《乌孙公主歌》、李白《鸣皋歌》、顾况《日晚歌》、韩愈《琴操》、张载《鞠歌》收入书中。元祝尧《古赋辨体·外录下》亦收入“操”与“歌”，并云“操与诗赋同出而异名”，“益歌者，乐家之音节，与诗赋同出而异名尔”。可见这种骚体的“操”和“歌”是可以归入“骚”的，为见其流别的有分有合，故亦列入。

“七”体创自枚乘。自枚乘作《七发》设英客以七事启发楚太子之后，仿作者纷起。《艺文类聚》卷57引傅玄《七谟序》云：“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马因、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融、张平等亦引其流而广之，马作《七励》，张造《七辩》。……至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辩》，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姓《七华》，从父侍中《七诲》。”此外，其著名者尚有崔瑗《七苏》、张协《七命》、陆机《七征》、左思《七讽》等，汉魏以下文人几乎无不作“七”，《隋书·经籍志》著录有谢灵运《七林》10卷，梁《七林》10卷，又30卷。《文选》专设“七”一目，明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清张火介《古文辨体》亦皆设“七”一目，只是唐宋以后不复见有“七”的总集。“七”的归类，前人很不一致。有的单设“七”为一体，已如前述。有的则将其归入《杂文》。首先，《文心雕龙·杂文》就包括“七”，《文苑英华》亦将萧统《七契》、萧纲《七励》、何逊《七召》归入此类。欧阳询《艺文类聚》亦将“七”归入“杂文”。而有人则将其归入辞赋，如姚鼐《古文辞类纂·辞赋类》就收有枚乘《七发》，张相《古今文综·辞赋类》就收有李慈铭《七居》。我们认为，“七”实则是赋之一体。第一，它形式上采用客主问答，符合赋之“设客主以首引”；第二，它艺术上采用铺陈的手法描写七件事物，符合赋的“极声貌以穷文”；第三，它“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大多而托讽咏”，符合赋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第四，它行文有韵有散，而以韵文为主，符合赋是“有韵者文也”的要求。故本书将“七”收入书中，既有体裁上的依据，亦有前人的先例，想来也不算是闭门造车吧!

“对问”体(《昭明文选注析》分为“对问”、“设论”二目)创自屈原《卜居》、《渔父》。自兹而后，继作者纷起。“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解。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客讥》，整而微质；蔡《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文心雕龙·杂文》)。此外，著名者尚有曹植《客问》、庾凯《客咨》，韩愈《进学解》，柳宗元《废起答》、《愚溪对》，宋元以后，作者代有其人，黄宗羲《明文海·对问》即有五卷，收明作家28人，作品40首。这种问答体，有的是设客主就某一问题进行辩驳论难，以申述作者对某一问题的见解或某种现象的意见，其行文纯是无韵的散文，如黄宗羲《明文海·问答甲》所收的赵洁《葬书对问》、刘基《卖柑者言》、贝琼《土偶对》、董轩《补余氏潮汐对》、《名实对》等，这种文章当然只能归入论说或杂文。有的则是设客难以剖白作者的内心矛盾与不满情绪，如东方朔《答客难》、韩愈《进学解》之类，实则是抒发作者不得志的牢骚与进行自我宽慰而已，行文虽与散文或骈文相似，但它大体有韵，应属于有韵之文，与前种问答体有明显的区别。这种问答体归属历来也众说纷纭。有的分作“对问”、“设论”二目。如《文选·对问》即录《宋玉对楚王问》、《设论》收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对》。清张《古文辨体》亦有“对问”、“设论”二目。有的名之曰“设论”或“客难”，如《隋书·经籍志》就著录有刘楷撰《设论集》二卷，梁有《设论集》三卷，晋朝人撰，又有《客难集》二十卷。有的即名之曰“对问”，如《卢照邻集》就有“对问”一目，录《对蜀父老问》一首，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亦均设“问对”一体，吴讷说：“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徐师曾说：“按问对体者，文人假设之辞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故名实皆问者，屈原《天问》、江淹《遂古篇》之类是也。名问而实对者，柳宗元《晋问》之类是也。其他曰难、曰答、曰谕、曰应，又有不同，皆问对之类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之，乃设词以见志，于是有问对之文；而反覆纵横，真可以舒愤郁而通意虑，盖文之不可阙者也。”有的将其归入“杂文”，如《文心雕龙·杂文》就论述了问答体，《文苑英华·杂文》就收有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钧矶应诘文》，韩愈《进学解》、《释言》，柳宗元《答问》，沈亚之《进学解对书》。有的则将其归入“辞赋”，如姚《古文辞类纂·辞赋类》就收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朔》、《解难》，韩愈《进学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词赋之属》亦收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解难》，班固《答宾戏》，韩愈《进学解》，并于《序例》中说：“词赋类，著作之有韵者，经如《诗》之赋颂，《书》之《五子之歌》皆是，后世曰赋、曰词、曰骚、曰七、曰设论、曰符命、曰颂、曰赞、曰箴、曰铭、曰歌，皆是。”我们认为，这种问答体，它设客主问答，它铺彩文，它体物写志，它大体有韵，因而更接近于辞赋，故我们将其作为赋体之一收入本书。

还有一种以“文”名篇的作品，虽以“文”名篇，却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其一，它有韵，属于韵文一类；其二，它的写作目的在抒情，在讽谕，或纯为游戏文字。这种文字，其归属历来更不一致。有些用滑稽诙谐的笔调写的游戏文字，有人就名之曰“俳偕文”，新旧《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刘宋袁淑《俳偕文》15卷，这种文章如王褒《僮约》，张敏《头责子羽文》，袁淑《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之类。有些以吊名篇，形似吊祭，有人就归入吊祭一类。如《文选》就收贾谊《吊屈原文》，陆机《吊魏武帝文》归入“吊文”一类。《文苑英华》亦将韩愈《吊田横文》、李华《吊古战场文》、柳宗元《吊屈原文》归入“哀祭”一类，姚鼐《古文辞类纂》亦收贾谊《吊屈原赋》、韩愈《吊田横文》归入“哀祭”一类。其实，这种吊文虽名之曰吊，实则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以抒发作者的牢骚与愤懑，与一般的具体吊祭某人的祭文有所不同，不可以收其作为一般哀悼死者的吊祭文等同视之。有些以论说名篇，形似论说文，有人就收其归“论说”一类。如鲁褒《钱神论》，《艺文类聚》卷666引即归入“论”类，曹植《髅说》，吴均《饼说》，《艺文类聚》卷71、卷72引皆归入“说”类。但这种论说不同于一般的论说文。就内容说，其重点在抒情或讽刺，而不在辨事析理；就形式说，它是韵文而不是无韵的散文；因此与一般的论说文有很大差别。有些以文心雕龙·檄移名篇，形似檄移，有人就将其归入“檄移”一类。如孔稚《北山移文》，《文选》就归入“移”类，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壁》，《艺文类聚》卷84引就归入“檄”类，其《食移》，《艺文类聚》卷72引就归入“移”类。其实，这种檄文、移文也不同于一般的檄移。《文心雕龙·檄移》云：“檄者，皎也，宣露于外，皎然明白也。”其作用是“振此威风，暴彼昏乱。”“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而这种檄文、移文，多为俳偕文，多是以檄移的形式，诙谐的笔调，抒写其对某种现象的嘲讽，或纯为游戏文字，与一般檄移大不相同。有些因采用骚体，内容又极博杂，有人就收其归入“骚”，归入“辞”，归入“杂文”。如晁补之《续楚辞》、朱熹《楚辞后语》就收韩愈《吊田横文》、柳宗元《招海贾文》、《吊屈原文》、《吊弘文》、《吊乐毅文》、《亡巧文》、《憎王孙文》收入书中，而《文苑英华》则将卢照邻《五悲文》、《释疾文》、柳宗元《吊屈原文》、《憎王孙文》收入《杂文·骚》。这种归类有合理的一面，但因其形式既为骚体，归入骚或辞，我们认为要更妥贴。既为辞或骚，即为赋之一体了。有的则归入赋类。特别是吊文，与赋更是有难以分割的渊源。《史记》载贾谊为赋以吊屈原，《文选》即标题为《吊屈原文》。祝尧《古赋辨体》盖本此，故其《外录下·文》即收有孔稚王圭《北山移文》，李华《吊古战场文》，韩愈《吊田横文》，柳宗元《吊屈原文》、《吊苌弘文》、《吊乐毅文》；张相《古今文综·辞赋类》亦收有李慈铭《答仆消文》；蒋瑞藻《新古文辞类纂稿本》亦收有李慈铭《答仆消文》、《诘司命文》、《狗文》，林抒《释斑猫文》，李详《哀轮船文》，刘师培《招蝙蝠文》，祝尧在《古赋辨体·序说》中还特别说明云：“昔贾谊投文而后代以为赋，盖名则文而义则赋也。是以楚辞载韩柳诸文以为楚声之续，岂非以诸文并古赋之流！今故录历代文中之有赋义者于此。若夫赋中有文体者，反不若此等之文为可入于赋体云。”可见此等之文，虽名曰文，而其形式和内容均更接近于赋。故本书将其作为赋之一体，我们称之为“赋体文”而选入书中，以备一家之言云尔。

本书将作家作品按时代先后次序排列，分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唐代卷》、《宋代卷》、《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不似前人赋集如陈元龙《历代赋汇》、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之按内容分类编排。也许有人要问：“你们的书只名曰《历代辞赋总汇》，收入辞(或称骚)，收入赋，是合理的。却又将‘七’、‘问答’、‘文’收入书中，岂向自乱其体欤？”我们认为，“七”、“问答”、“文”，前代已有人视之为“骚”(或称“辞”)，视之为赋，我们并非始作俑者，这已如前述。其次，这些类型的体裁，自唐以后即无人辑录。我们将其辑录起来，编入一书，这就给研究这些文体及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这应该也是有益的。

余自1990年受赋学界一些同仁委托，主编是书，讫今已十有余年矣。自接受委托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有负同仁的殷切期待。于是朝夕孜孜，不避雪案严寒，晴窗酷暑，口不绝吟于古籍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书，尝兀坐终日，思考着资料的辑录，筹画着编纂的体例，比勘着文字的异同，盘算着经费的筹措。它几乎倾注了我晚年的全部心血。我常自思忖，这是我晚年做的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蠢事。本书曾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重点项目，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八五”图书选题出版计划》的重点图书选题。这样重要的项目，本应由年青力壮、精力充沛而又有雄厚财力依靠的大学者、大专家来承担。而我只是一介寒儒，学识陋，见闻狭窄，风烛余年，精力衰退，欲将事情做好而往往经费捉襟见肘，精力力不从心。孟夫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余于是书亦有是叹。了解是书编撰的艰辛过程的同志，一定会同情我，理解我，原谅我所作的不足；不了解的同志，一定会批评我的粗疏，责怪我的失职。“知我”、“罪我”，其亦惟在是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