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后传》又名《混江龙开国传》《三续水游传》，清代长篇白话文武侠小说，八卷四十回，署“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陈忧所作，此书为其晚年的“泄愤之书”。最初付梓于康熙三年(1664)，其写作年代当在顺治、康熙之交。

《水浒后传》共40回，情节紧接《水浒传》之后而展开。它以两宋之际奸专权，统治者“采花石纲，弃旧好、挑强邻、纳贿赂、任私人，修仙奉道，游幸宿娼”的黑暗现实为背景，描写了梁山泊未死的英雄阮小七、李俊、燕青、李应、乐和等，由于无法忍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欺凌压迫，再次拉起起义大旗。“后传”的故事从回乡继续打鱼为生的阮小七写起。原来，梁山泊幸存的英雄有些做了官，还有的像阮小七一样回到家乡，或务农或做渔民，只想平静度日，从未想过再次起义。但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仍然容不下他们，阮小七有一日想起了死去的两位兄长和结义弟兄，遂前往梁山凭吊，结果为查办梁山泊余党的张干办发觉，于是就到官府告发，并带人前来缉拿，阮小七一怒之下将张干办杀死，遂逃往登云山落草;李俊在太湖捕鱼时，地方恶霸巴山蛇百般盘剥，于是率领一些弟兄大闹太湖，遂远赴海外避难;与此同时，李应、杜兴等人也被迫起事于饮马川……英雄们汇合后，起义规模不断壮大。他们继续招安之前的梁山事业，打击贪官和恶霸。那些效忠朝廷获得一官半职的梁山英雄，日子也不好过。在家养病的都统制孙立对朝廷忠心耿耿，却一直受权奸们的窝囊气，孙新和顾大嫂愤愤不平，他却力劝他们要安分守己，报效国家。但朝廷却莫名其妙地将其逮捕下狱，幸亏众英雄相救，才保住性命。太医安道全去高丽为国王治病，归途遇险，为占据金岛的李俊等英雄救起后，不听劝告，必要回京向朝廷复命，结果被御医卢师越诬告陷害，只得亡命登云山，投奔了阮小七领导的起义队伍。作品的结尾安排他们到海外去创立基业，李俊做了罗国国王，并接受宋朝的册封，结局皆大欢喜。

《水浒后传》作为陈忱晚年有感而发的作品，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本书揭开了《水浒传》续书创作的序幕，不仅延续《水浒传》中替天行道这一主题，也寄托了作者深切的亡国悲痛、强烈的民族意识及对美好政治的向往。本书主题是怀恋故国﹑反抗异族、忠贞爱国。《水浒后传论略》中提到《水浒后传》的五个重要主题：一是救驾立功，开基创业；二是诛戮误国六贼；三是表草野孤臣；四是倾倒宦囊，倍偿民利；五是惩释道的淫奢诳诞。这些都鲜明地显现了遗民小说忠于故明怀恋故国的特征。

《水浒后传》在艺术表现上有明显的模仿《水浒传》 的痕迹，但作为一部独立完整的作品，在塑造人物、结构布局和语言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作为续书，虽难与原书比肩，然而无论是在思想内涵的拓展上，还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有其独到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作者以满腔热情讴歌了三十几位幸存的水浒英雄和死难英雄的后裔，继承并发扬造反精神，在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起义的英雄业绩，在与统治阶级以及侵略者的殊死斗争中，英雄们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用其惊天动地的事绩续写了梁山英雄谱。小说中以许多精彩动人的章节，将李俊燕青、乐和等英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作品格局紧凑，虽然几条情节线交叉演进，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义军与朝廷、义军与外寇、朝廷与外寇、内陆与沿海、国内与海外、暹罗国内的忠与奸等诸多矛盾同时展开，但并不让人感到杂乱，相反倒觉得复杂曲折、翻新出奇。

陈枕生活在明末清初，他眼见着明朝统治昏庸腐败，奸臣弄权，陷忠良，害百姓，而导致了异族入侵，河山颠覆，他也看到了遭受着重大灾祸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中。一腔孤愤，无处发泄，只得借诸笔下的人物来寄托自己的亡国隐痛，来抒发胸臆间的愤慨之情。

作者从《水浒传》第一百一十九回的情节中得到启发。该回说;李俊“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一段话为主要发展线索。小说是在宋朝统治者毒辣地谋害了梁山义军诸头领，又借口“捉拿梁山泊余党”，企图一网打尽彻底镇压农民起义的背景下展开的。这在当时，无疑有推崇郑成功、李定国等民族英雄的抗清斗争之意。自十三回后，大加敷衍，流露出对抗清斗争给予的希望。

陈忱，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浙江乌程南浔镇人（今浙江省吴兴县人）。根据他自己的《九歌》和《仲春二十四日为四十九岁初度》等诗推断，确知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康熙帝二年(1663年)庄延钱的“明史案”事发，陈沈写《禽言》诗四首，记叙这次文字狱的惨状。可见他当时仍健在。至于何时“穷饿以终”（《乌程县志》)，则无从查考了，因此卒年不详。。

现存最早刊本为康熙甲辰(1664)刊本，内封横镌“元人遗本”，右栏镌“雁宕山樵评”，中栏题“水浒后传”，左栏有一百十字“书题”。首有古宋遗民原序，雁宕山樵序、目录后有题为“樵余偶识”之“水浒后传论略”。正文有圈点、眉批和总评。此外，有蔡元放评本，首有乾隆三十五年 (1770) 蔡元放序及读法。分为十卷四十回，回目及文字均与陈氏原本有异。又有绍裕堂刊本，题“陵蔡元放批评绣像水浒居传”，八卷四十回。书前题署“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并有“万历戊申秋秒，雁宕山樵撰”《水浒后传序》。“古宋遗民”系作者伪托(陈忧乃生于 1613 年左右，此序却署作他出生前的1608 年)。近代以来有光绪三年 (1877) 申报馆排印本，光绪五年大道堂本及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等。

《水浒后传》主要叙述了梁山农民军征方腊后，未死的英雄阮小七、李俊、燕青、李应、乐和，因无法忍受贪官污更、土豪劣绅的欺凌压迫，再次聚义，反对贪官污吏，参加抗金斗争，最后在李俊领导下，远走海外，开创基业受宋“册封”故事。前30回主要描写中原地区国内的混乱局势，梁山好汉陆续聚集，反抗贪官污吏，到后来成为英勇的金兵，伸张正义，惩处那些祸国祸民的奸臣。后10回写梁山英雄决定到异国他乡续完成基业的故事。

小说以阮小七凭吊梁山泊、因不堪奸臣凌辱而杀死张干办作为重现梁山英雄气概的引子，写阮小七携母出逃，与从海外经商归来的扈成(扈三娘之兄)相遇，又巧遇孙新顾大嫂夫妇，合伙杀了毛太公之子恶霸毛考，上了登云山。案发，登州知府命统制栾廷玉前去剿捕，成以计大败官军，逼栾廷玉入伙，栾遂为登云山首领。李应的主管杜兴路经登云山，孙新托他捎书给东京妻舅乐和。时因登州太守被杀，官府通辑梁山旧伙乐和预逃。杜兴被捕，发配彰德府，在那里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后只能与杨林一起到饮马川落草。杜兴的主人李应受牵连入狱，为杨林蔡庆救出，李应成为饮马川寨主。不久樊瑞亦为官军所来归饮马川。童贯派妖道郭京去二仙山捉公孙胜，公孙胜同朱武亦奔饮马川。童贯派郭京率军剿杀官军败郭京遁逃投靠江南建康府王朝恩宣慰。乐和改名尹文和亦往建康投友，途遇郭京，应邀同入王宜慰衙。花荣、秦明遗媚并花公子逢春隐居建康被王宜慰、郭京掠去，乐和救出，从水路南下逃避。

时太湖常州马迹山乡官了自誉依仗蔡京威势，霸占太湖渔利，李俊等为民除害，被捕入狱，被勒索巨额赎金，适值乐和、花逢春等抵太湖，以计救出李俊，废除霸约。打宋军旗号，出海谋取王业。先据暹罗国清水澳岛，又据金鳌岛，并乘胜与暹罗国王马赛真定盟，花逢春被招为驸马，国王依为心腹。又安道全出师高丽，返途遭飓风落水，为李俊救起，回国后被人诬为谋反。安在逃难途中受闻焕章款留。金大坚、萧让二人受牵连充军庙岛，安道全前往探视，得知金萧均已被李应解救，遂改道访在泰山出家的戴宗。

时宋金夹攻辽朝，童贯令戴宗为军中传递使。辽亡，宋金对峙。戴宗至建康出差，遇蒋敬。蒋敬到湖广贩米，遭船家暗算，跳水逃命，于浔阳楼上与穆春邂逅，二人杀船户及穆春仇家，同奔登云山。童贯向金求和，形势危急，宋徽宗传位于赵桓。呼延灼率子呼延、义子徐展(徐宁之子)，同蔡京门人汪豹守黄河某渡口。汪豹降金，反戈一击，呼氏父子拟投奔保定市都统制朱，保定已陷落，杨林引四人上饮马川。柴进被沧州市知府高源囚禁，李应在吉乎和唐牛儿的协助下，杀高源，救出柴进闻京城危困，遣戴宗杨林前去打探，途遇燕青。钦宗轻信郭京演法退敌，京师陷，二帝被囚。燕青杨林潜入金营向徽宗献欧洲橄榄、黄柑，以尽微忠。在解救卢俊义弟妇及侄女途中，与凌振王进相逢。燕青冒称金使，救出关胜，众人同奔饮马川。李应等挫金兵围剿，乘胜拔寨投宗泽，杀汪豹，又杀蔡京等四奸臣，得雪公仇私恨。宗泽死，李应等改奔登云山，前队为金兵冲散，呼延徐被入金营，收为横冲营头目，遇被俘的宋江之侄宋安平。三人逃出，同至梁山凭吊。

时宋清夫妇被解往济州，朱全也被捉，呼延灼等破城县，杀知县郭京和曹世雄，救出宋清、朱全，众人同归登云山，英雄毕集，接受安道全建议，冲破金兵重围，弃寨出海，抵清水澳，遇上这里的一场厮杀。原来暹罗国王马赛真秉性仁柔，宰相共涛谋算已久，适有妖僧萨头陀偏动，于是杀国王自立。李俊起兵讨伐，中诡计，形势危急，李应等及时地率众抵岛，击败蛮兵，擒杀共涛与萨头陀。众人遂推李俊为国主，并征服列岛。李治被金兵围困于牡蛎滩李俊等救驾，柴进、燕青等护驾安返临安，至六和塔访武松并为鲁智深扫幕。燕青柴进与李师师西湖叙旧赵构封李俊为暹罗王，众头领皆赐爵封官李俊奉宋朝正朔，用绍兴年号，纳闻焕章女为妃。无眷属头领及兵士皆择偶婚配，君臣共庆升平。

后传中一共有四十四位英雄。这些新组成的英雄群体，包含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梁山余生的、除武松外的三十二位好汉（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朱仝、李俊、李应、戴宗、燕青、孙立、孙新、阮小七、柴进、朱武、黄信、樊瑞、乐和、童威、童猛、宋清、裴宣、穆春、蒋敬、萧让、金大坚、安道全、蔡庆、杜兴、杨林、邹润、凌振、皇甫端、顾大嫂）；二是梁山好汉的子侄辈，即花荣之子花逢春、徐宁之子徐晟、呼延灼之子呼延钰、宋清之子宋安平四位英雄少年；三是在原作中曾经出现过的、在后传中入伙的的四个人物，即扈成、栾廷玉、闻焕章、王进；四是原作中李俊太湖聚义的四位好汉：高青、倪云、费保、狄成。

征方腊后 ，被削除官职，重回碣石村打鱼。因怀念在梁山泊的岁月和众弟兄，到忠义堂基址凭吊，遇曾随陈宗善来招安现署济州知守印的张干办上山寻事。他一怒之下将张痛打，当张夜间带兵来捉时，又杀了张，然后投奔登云山，与顾大嫂、邹润等重新聚义。他与众人一道，帮助扈成夺回被恶霸毛太公之孙抢去的财物，打破登州城，杀了杨太守，再次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一如在梁山泊，但取贪污不义之财，不杀孤寡无罪之辈。又打退登、青、莱三路兵马会剿，劫救被官府捉拿的黄信，使“官军魂~飞魄丧，不敢正眼相觑”后与啸聚饮马川的李应等会合，夺得金兵打造的战船百艘，出海投李俊，开创新的事业，做了暹罗国兵马正总管，武烈将军。

栾廷玉在祝家庄打破时，仗着一条铁棒，从西北方向冲出，投在杨戬门下，在登州当了个都统制。孙立、孙新、阮小七、邹润重聚登云山时，栾廷玉带兵攻打，兵败后被徒弟扈成劝说上了登云山，并且被推为寨主，哨聚登云山造反。后来一起加入到李俊的暹罗国，栾廷玉、王进、关胜、呼延灼、李应成为五虎大将军，被封列候，栾廷玉还兼兵部尚书。

梁山兵打祝家庄，妹子扈三娘被俘，一家老小被杀，他只身逃脱，流落异乡。后漂洋出海做生意，归国时遭飓风翻船，被人救起，打捞得一担货物，想去京师变卖后回乡重整家业。但在过登州时，却被当年陷害解珍解宝的毛太公之孙抢去，恰逢阮小七、顾大嫂，帮他夺回财物，随之上了登云山。因杀了毛太公之孙，孙立被牵连下狱，已为登州统制的栾廷玉统兵攻山，他设计赚得栾的令箭禀帖，带义军打破登州，救出孙立，并说服栾廷玉亦投山寨入伙。当青、莱、登三路兵马会剿登云山时，他又出主意让人假扮青州统制，打着官军旗号去合营，同时献假降书麻痹敌人，然后里应外合劫营，杀得官军只轮不返。后随众好汉泛舟出海，到暹罗国开创事业，做了兵马总管，武烈将军。

征方腊后，没有随宋江等进京谋官，而与童威、童猛去投奔江南豪杰费保等人，在太湖消夏湾盖造房屋打鱼。当地恶霸丁自绰号巴山蛇，与常州知府相勾结，将大半个太湖占为己有，渔船打得的鱼需缴一半。他恨丁“夺了众百姓的饭碗”，与众弟兄有意将其巡逻收鱼的船只撞翻。丁与知府串通，借元宵节放灯，将他与费保等捉拿下狱，幸得乐和等设计救出。当商量如何重建梁山事业时，他梦宋江告诉他“后半段事业要靠你主持”，并赠诗四句：“金鳌背.上起蛟龙，徼外山川气象雄。罡煞算来存一半，尽朝玉阙亨皇封。”与其前在地下掘得石版上所书“替天行道，久存忠义。金鳌背上，别有天地。”恰相呼应。后在乐和帮助谋划下，夺得海船，漂洋至暹罗国，以金鰲岛为基地，自称“征东大元帅" ，用宋宣和年号。

梁山名将“双鞭”呼延灼之子，性格忠厚朴实，武艺高强，与父亲一样以双鞭作武器，而且天资聪颖，正气沛然。初登场于第十九回，书中形容为“相貌魁梧，身躯雄壮，英气逼人，真是将门之子”。曾跟从闻焕章学习知识，所以亦通文史。呼延灼在京城中遇见“徐宁”徐宁的遗孤徐晟，怜其孤苦，于是将徐晟接入府中抚养，并让他与呼延钰一起受教于闻焕章。呼延钰与徐晟二人年纪相仿，武艺相近，心思聪敏，而且都有侠义精神，因此非常友好，以兄弟相称。呼延灼便命二人结拜为兄弟，呼延钰因年长一岁而居为兄。第二十八回中，呼延钰又再次与徐晟、宋安平结为义兄弟，排行第二。后来呼延钰在梁山泊上杀了为害民间、要侮辱梁山英雄的无赖“百足虫”（前郓城都头赵能之子），并救取了被掳走的前御营指挥使吕元吉之女，彼此互生情愫。梁山一众统治了暹罗国后，后被封为龙骧将军。在呼延灼的主意下撮合了呼延钰及吕小姐，二人结成姻亲。

《水浒后传》在《水浒传》的“官逼民反”的主题中，又增入了英雄为奸臣不容、报国无门的沉重感叹，是对《水浒传》所描写的英雄失败的经验总结。另外，作品还描写了英雄们英勇抗击外族侵略的内容，讴歌了他们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赞扬了他们大敌当前、以打击外族入侵为首务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并且，它还描写了梁山余生英雄在奸臣当道、金朝南侵的中国无处安身，只得逃亡海外，另创基业，实际上则是抒发其黍离麦秀的怀念故国之思。《水浒后传》中描叙杀蔡京等奸臣的情节，虽与史实不尽相符，但却是陈枕痛恨马士英等思想感情的爆发。小说描叙李俊等英雄海外开创基业，也许还寄托了对郑成功、张煌言等爱国名将恢复故国的希望。

《水浒后传》中的梁山英雄不仅与权奸和地方恶霸水火不容，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抗金斗争中英勇善战、勇往直前。作者讴歌了梁山英雄奋起抗战的斗争，直接反映了主人公们奋起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且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它描写了梁山余生英雄再次起义，反对贪官恶霸，表现了忠和奸、正义和邪恶的斗争；它描写了梁山未死英雄抗击金兵，英勇无畏，反对卖国投降，表现了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

《水浒后传》继承了《水浒传》的反抗精神，书中对金兵南下大屠杀罪行的揭露，对李纲等爱国将领坚持抗战精神的赞扬对宋徽宗、赵桓昏庸无能的谴责，对蔡京、童贯等权奸祸国殃民行径的鞭答等，都体现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思想。陈枕清醒地反映出:反抗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统治者对曾使封建政权摇摇欲坠的“强盗们”不会放心。梁山英雄死的死了，幸存者仍在继续遭受着各种迫害。深重的压迫酝酿着新的斗争。《水浒后传》一开始就描写了阮小七梁山凭吊、杀死张干办以及李俊在太湖捕鱼反抗巴山蛇两个典型事件。这是昔日事业的继续，也是新的反抗斗争的序幕，梁山英雄的幸存者们原本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斗争使他们再次联系起来了。阮小七、孙立、孙新、顾大嫂、邹润哨聚登云山;李应、朱武、公孙胜等结义饮马川;长于水师的李俊则以太湖为斗争据点。他们互相接应，终于像李逵生前所希望的那样，重新汇成了使奸臣国贼、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反抗洪流。

在《水浒后传》中，作者结合着时代特点，突出地表现了民族矛盾的主题。作品描写了北宋宋徽宗、赵桓王朝与南宗赵构王朝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宋王朝统治集团君王昏睛，奸党横行，官宦嚼民饱壑，释道奢淫诳诞;一方面人民饱受剥削压迫之苦，梁山余生英雄一个个受到政治迫害。一方面是金朝南侵，奸党卖国求和，忠臣主战而受到压制，最高统治屈膝苟安，致徽宗、钦宗被掳，高宗亡命牡蛎滩，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方面是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惨遭蹂躏，梁山余生英雄激于爱国之情奋起抗战，但无成效，不得已海外逃亡，另创基业。前者反映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二者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正因为宋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奸臣的害民误国，才导致了金人的南侵，中原陆沉，二帝蒙尘，人民涂炭。群雄揭竿而起，除暴安民，抗金卫国，揭示了抵抗侵略暴力的不是南宋王朝，而是人民自己的武装。这样描写对于处在民族斗争十分尖锐的清代是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的，隐寓着作者对满清贵族统治的不满和反抗。

作为“续书”，《水浒后传》克服了“按谱填词，高下不得”(蔡元放评语) 的艺术上的困难，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

陈枕将诗骚抒情传统引入小说，以文人惯用的比兴寄托方式来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更重要的是，陈枕已将楚辞比兴寄托的创作传统融入了《水浒后传》的叙事之中，他自道其创作动机:“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显然，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为更好地抒情写志，作为明未遗民的陈枕在小说创作中师法的是屈原抒愤懑、明忠贞、寓寄托、含规讽的创作传统。

以鉴古讽今的手法寄寓自己对清朝贵族统治者的不满和对明王朝的眷恋，他在《水浒后传原序》中说:“《后传》之作，如《春秋》之有左丘明、公羊姓、谷梁也。”鉴与讽今的手法，这是不少文学家所采用的。在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与严酷的“文字狱”禁之下，作者以遗民的身份，不敢在作品中直刺时政，然而，他可以在这部英雄传奇中以鉴古讽今的手法表现自已的思想倾向。他发愤著书，目的就是希望《水浒后传》能发挥惩恶扬善的战斗作用。他渴切地希望明王朝恢复故国，然而明王朝终归覆灭。南明马士英、阮大、方国安、郑芝龙等奸臣，正像北宋末年蔡京等六大贼臣与南宋初汪伯彦、黄潜善等奸臣一样，都是些卖国投敌、助君为恶的败类。这部小说，不仅具有其历史意义，在当时也有其现实意义。

《水浒后传》从具体的结构层来看，小说由三个大的故事结构群落组构而成，登云山故事群落、饮马川故事群落、太湖 暹罗国故事群落。由一个人牵引出另一个人，最后汇聚为暹罗国群体。整部小说是采用聚合方法联缀成体的在故事情节脉络上，全篇虽有两类矛盾冲突，粗看似乎是网状结构，但“线性结构不单是指以一种矛盾冲突来编织情节，还指在情节的每一个基本单元里包含着一种矛盾冲突”。小说前半部分大体以朝廷“收管甘结”梁山旧党贯穿，后半部分则在民族冲突线中铺展。 所以，具体的小说叙事结构之技与“天人之道”结合，营构成《水浒后传》的整体结构。

《水浒后传》的语言没有来自民间的《水浒传》的粗犷感和气势，但它细腻、准确，颇有自己的特色。人物对话，生动传神。如写扈成、栾廷玉上登云山与杜兴相见一段日常叙旧的对话，哪句先说，哪句后说，写得入情入理利索自然，并使人可从说话中揣见说话人的情态和心理。作为诗人，陈忧的描述语言更能显示出他的才华乐和登上雨花台纵目一看，真是大观。再如“千岩万壑，应接不暇;那大江中烟帆飞鸟，往来不绝;望着钟山，王气郁郁葱葱......”这两节文字，都是通过书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物，不惟文字富有浓厚的诗情画意，也很好地反映了人物的心情意绪情与景、人与物亦水乳交融，创造了成功的意境。

《水浒后传》在内容上是表达反抗失败之苦和国破家亡之痛，悲剧意味十分浓郁。作者没有照一般英雄传奇的写法，去过多地渲染离奇情节和人物的传奇经历，而是在平实的故事中注重情感的抒发，风格质朴自然而深沉哀婉深得抒情诗的韵致。胡适曾盛赞《水浒后传》的这个特点并盛称牡蛎滩救驾一节文字，认为:“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它虽用的是传奇体，但因系文人自觉独立的创作，有作者独特的个人风格。

首先，可以在续书中发现原作宗旨的延续，其体现就是作者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对梁山好汉们进行了歌颂。如第五回裴宣、李应谦让主位的时候，裴宣推辞的理由就是“况梁山泊上天数定的.岂可再议!”“上天数定”就不能再加置喙。其次，原作中英雄好汉总是不畏权贵仗义疏财，救助困弱之人的“梁山精神”也在续作中得到继承。如原作中阮小七修理钦差的时候就大骂莫说这个不入流的小人，就是赵官家触犯了老爷，也吃我一顿拳头!”权势、地位根本无法对水浒英雄构成威胁。这种精神在续书中再次被强化。再者，《水浒后传》继承了《水浒传》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突出和净化了农民起义的主题，摒弃了《水浒传》受“招安”又去打方腊那样的错误。另外,小说在批判当时政治腐败,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的同时，赋予了内容以鲜明的民族思想内涵，歌颂了梁山好汉的民族气节和抗金义举这里显然也寄托着明遗民陈忧的亡国之痛。《 水浒后传》是一部思想性较高、艺术性较好的长篇小说。它是梁山未亡英雄战斗的赞歌，也是北宋王朝覆灭，南宋王朝没落的哀歌。

比之《水浒传》，《水浒后传》在情节的提炼、安排方面，显得更加谨严，且生动新颖。《水浒传》为了凑满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人之数，硬生出一些不合情理的情节，如拉卢俊义上山、赚秦明入伙等，与故事的发展颇为游离。《水浒后传》则没有这个缺点，它凡写一人上山，“必皆有其不得已之故、无可奈何之情。”

《水浒后传》是《水浒》续书中最优秀的一种。与前传一样,作者把全部的同情都倾注在梁山英雄一边，对前传中涉及的各类人物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一给予归宿。而一些前传中写比较单薄或不够充分的人物如阮小七、李应等等,在这里都有所补充和加强。作者尤其着力于塑造燕青、乐和李俊等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既照顾了他们在前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写出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发展，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如乐和，《水浒传》中只提到他伶俐机智，性格描写远未充分展开。在《水浒后传》中，他已成长为一个足智多谋、性格雅致的“儒将”。在救花夫人母子、营救李俊出狱、平定金鳌岛等一系列斗争中，都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机智勇敢和卓越识见。燕青在《水浒传》中也只是个风流潇洒但十分显眼的人物，在《水浒后传》中，他则成了农民军领导集团中的智囊，金营救关胜中，充分显示了他的机巧、沉着;而作为与金兵作战的主要参谋，又表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其他如阮小七、郭京等人物，也都写得相当成功。

当然这部小说受着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书中流露了较严重的忠君思想。在对统治阶级反抗斗争的描写中，还不能摆脱所谓忠好斗争的案白，末尾以“太和殿四美结良缘”，君臣们“赋诗演唱大团圆”结束，落入了才子佳人的俗套艺术上，多数人物性格不甚鲜明，结构也较松散，并夹杂了一些为吸引读者而强加的庸俗写，书中有些部分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后十回李俊在海外的活动现实性不强，还夹杂着迷信怪弃的成分。然而不掩瑜，《水浒后传》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明清小说发展史上有着它的地位。

陈忧的《水浒后传》，是《水浒》续书中最优秀的一种。与前传一样，作者把全部的同情都倾注在梁山英雄一边，对前传中涉及的各类人物，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一给予归宿。不仅是中国古代通俗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续书的代表作，也是明末清初遗民文学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通俗白话小说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水浒后传》不断受到世人的赞誉，也正说明了它具有永久的魅力。

陶君起在《京剧剧目初探》中著录的“水浒戏”多达八十五种，取自《水浒后传》的有九种，分别为:《打渔杀家》《双卖艺》《卖艺访友》《三盗令》《吴天关》《太湖山》《艳阳楼》《吵帐》和《五张弓》；

汉剧、蒲剧、闽剧、粤剧、晋剧、河北梆子等都有相关类同剧目。《水浒后传》传到日本曲亭马琴创作的《椿说张弓月》也受到了《水浒后传》的影响。

清代文学者沈登瀛在《南浔备志》里说 “陈雁宕忱，前明遗老，韩纯玉《近诗兼逸集》以‘身名俱隐’称之。生平著作并佚。惟《后水浒》一书，乃游戏之作，托宋遗民刊行”。但胡适认为：“后水浒绝不是‘游戏之作’，乃是很沉痛地寄托他亡国之思，种族之感的书"；“《水浒后传》感情真挚，虽为第二流小说，但有些文章如卷22“中牟县除奸”却是二流小说中绝无仅有的；书中记述燕青拜见宋徽宗一事，亦写得哀艳感人，远胜其他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评论说：“清初，有《后水浒传》四十回，云是‘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盖以续百回本……然实乃陈忱之托名；忱字遐心，浙江乌程人，生平著作并佚，惟此书存，为明末遗民。”他认为该书“故虽游戏之作，亦见避地之意”。

美国汉学家魏爱莲（Ellen Widmer）认为《水浒后传》它可能尚不足以列入一流经典作品的行列， 但又具有许多有趣的研究方向，尤其有趣的是， 早在17世纪陈忱就认为小说可以用来表达政治上的疏离和不满，这种对小说形式的谨慎使用使他站在时代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