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盛世，又称永乐之治，指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期间，在朱棣统治期间出现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的盛世。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朱元璋第四子，受封为燕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其长孙朱允炆登基称帝，即明惠帝，也称建文帝。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因建文帝施行削藩，朱棣遂起兵反抗，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次年改元永乐。朱棣即位后，施行了一系列治世措施。永乐时期，在经济方面，以“斯民小康”为致治纲领，与民休养、鼓励农事生产，迁徙安置大量流民、兴修水利疏通大运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手工制造业如矿冶业、制盐业、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政治方面，继续推行削藩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大兴科举儒道，初步形成了文官执政的内阁制度。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北京从此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在文化方面，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集成古今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在外交方面，积极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展开交往，形成了良好朝贡关系。永乐期间，宦官郑和先后多次远航西洋，扩大了明朝的影响，与世界多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民族关系方面，明朝与西域诸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交往，安抚蒙古、女真、西藏自治区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各部，使得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军事方面，改革军制、建立京卫，朱棣先后五次亲征漠北，以保证边境安宁，又平定属国安南作乱，使其成为当时明朝的行省之一。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延续和发展了洪武之治的部分国策，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生产发展快速，国力渐至强盛，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并为之后“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础。清代所修《明史》中对评述永乐时期“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肯定了治世成就。

当代学者刘后滨在《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一文中指出“所谓盛世，指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成果，主要特征是在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达到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局面”。学者杨联合在《值得商的历史概念：封建盛世与治世》一文中认为“所谓治世或盛世，只是相对来说，封建统治者注意调整统治政策而出现的政治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而“永乐盛世”的后世肯定最早见于清代所修《明史》中评述“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提出了盛世一说。当代明史学者晁中辰在《论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论著中提出“正是在朱棣永乐年间，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东北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组织三千文士编《永乐大典》，五征漠北，八十万大军下安南，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使大运河一年的漕运能力由不过五十万石提到五百余万石；陆续兴办一些浩大的工程却国力不绌，这种盛世景象，是明朝其他时期见不到的”，认为称“永乐盛世更合乎历史实际”。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在位期间，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恢复经济生产；同时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的官吏；朱元璋还下令解放奴婢，清查户口，增加人口，解除了元朝时期工商业对工匠的束缚制度；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清除权臣，使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分封制，他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欲使其“夹辅王室”；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下令兴建学校，选拔学官。经过一系列施政措施，明朝初期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迅速增长，史称“洪武之治”。洪武时期的政策在永乐时期得到了延续。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棣到封地北平府（今北京）就藩，之后曾多次参与北方的军事活动，在军中有较高威望。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其长孙朱允炆登基称帝，即朱允炆，也称朱允炆。建文帝登基后，因有感藩王势大难以掌控，遂决定削藩，结果使得各路藩王纷纷向燕王朱棣靠拢。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坐镇北平市的燕王朱棣即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口号，起兵反抗，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双方交战历时近四载，大小百余战，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南京政权投降。燕军入城之日，南京宫城中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六月十七日，朱棣登基称帝，并将建文帝在位的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次年，朱棣改元永乐。

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得到恢复的社会经济，又带来了不小的破坏，尤其是战争剧烈的地区，所受的破坏更大，形成“淮以北鞠为茂草”的破败景象。在朱棣即位的同时，江南财赋重地的苏、松、杭、常一带发生了大水灾，生产陷入了困境。由于战乱和灾荒，江南水灾发生后，流民达十二万户以上；在山东省、河南省、北平（后改北直隶）所属州、县，几乎到处都是流民。流民人数多达数百万，以致在永乐初年，形成了流民充斥的局面。

朱棣，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为朱元璋第四子、朱允炆朱允炆之叔父。史载朱棣“相貌雄伟，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就藩北京。建文帝即位后，厉行削藩 ，朱棣以“靖难”名义兴兵。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次年改元永乐。朱棣在位期间，对内以“斯民小康”为致治纲领，与民休养、鼓励生产，对外则积极推动外交发展、多次亲征漠北、巩固边疆。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在最后一次出征蒙古班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享年六十五岁。朱棣在位二十二年，谥号为“文皇帝”，故又称“文皇”，庙号“太宗”，明世宗时改“太宗”为“成祖”。

解缙（公元1369—1415年），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解博学多才，熟悉历法，诗歌、书法，《明实录》称赞他“文学书札，独步当时”，受到朱元璋器重。朱棣即位，所颁诏敕号令皆出解缙之手。解缙入值文渊阁后，成为朱棣的首席顾问。在朱棣的授意下，解缙负责重新修纂《太祖实录》，并且开始编纂《永乐大典》。但《永乐大典》最终修成之前，解缙因立储等事已经失宠。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正月，在被贬、关押多年之后，解缙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杀害在狱中。

郑和（公元1375-1433年），本姓马，小字三保，回族，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洪武时期入宫，初在燕王朱棣藩邸任职，后随朱棣起兵有功，升为太监，赐姓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世称“三保太监”。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郑和六次作为正使太监下西洋，在最后一次归国途中卒于古里，享年五十八岁。

明朝时以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郑和所到的地区大都在婆罗洲以西，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郑和所率船队到过的地方有：渤泥（今西加里曼丹北部）、满剌加、爪哇、室利佛逝、苏门答剌、泰国、占城、真腊（今柬埔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古里（今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安南（今越南）、彭亨（今马来半岛）、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美洛居（今马鲁古群岛），远至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岛、红海岸的阿丹（亚丁）和伊斯兰教圣地天方（麦加），以及非洲东海岸的不剌哇、竹步、麻林等地。

明初全国土地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行政系统即县（州）所辖的土地，逐级汇总于府（州）、布政使司、户部；军事系统是指卫、直辖都司的千户所掌管的土地，逐级汇总于都司（行都司）、五军都督府。明朝永乐期间，明成祖多次明成祖北伐，先后在与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云川、官山、全宁、老哈河等卫，都是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洪武时期设置辽东都司以经营辽东（今东北地区南部），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势力一度达到黑龙江口与库页岛。至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设置奴儿干都司，共辖一百三十多个卫所；洪武时期大肆向北扩张领土，疆域一直拓展到鸭绿江、图们江两江流域，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放弃了在元朝双城总管府设立的铁岭卫。至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同意将历代属于中国的咸兴以北地区让给朝鲜。

洪武、永乐时期，明朝通过在西南地区设置一系列土司机构“三宣六慰”，使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一线；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限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为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下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二百余县。永乐最甚时期，疆域辽阔，北抵蒙古，西达西域，东北控制女真，西南拥有西藏自治区，并有朝鲜、安南（今越南）为属国。由于明太祖实行军民分治，军户不归户部和地方官管理等原因，故而明朝的官方户口统计数存在户口漏报不实现象。在自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至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期间，全国的户口总数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达到了六千六百多万，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下降到五千零九十五万，以后又长期徘徊于五六千万之间。史载永乐时期最多时人口约达六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七人，后世学者推测应有七千万人左右。

朱棣称帝时，因战争、灾荒导致经济萧瑟，尤以北方地区的经济受的破坏最重。为恢复经济生产，朱棣提出的“斯民小康”成为永乐时期的致治纲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朱棣下诏与民休息，他颁布诏书，宣布将在“靖难之役”中长期被南北双方破坏过后的华北大平原，包括山东省、北平市、河南省全部免除三年徭役；凤阳县、淮安市、徐、滁、扬地区免除租税一年，天下其它州县租税减半。他还下令户部“数有令擅役一军一民者，处以重法”，并重申对“再犯者，诛不宥”，以使百姓休养。

永乐时期继续执行了朱元璋时期重视社会生产的政策。永乐初年，因战争和灾荒形成的大量流民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朱棣即位伊始便下令多地招流民复业，鼓励从事农业水产，并时常资助其耕牛、种子之类。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为准备迁都北京，明政府将直隶苏州市等十郡、浙江省等九省的富民以及山西省等地商人迁徙至北京地区。同年，又命令凡十恶死罪等应依律处决的罪犯都送至北京地区从事生产垦荒。至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流民基本安置复业完毕。永乐时期，棉花在全国普遍种植，因此棉花、布帛就成为国家赋税的重要部分。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收税粮三千四百六十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二石。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七匹，丝绵二十四万六千五百七斤，棉花绒五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四斤。由于棉花、棉布产量的增加，明朝政府往往用棉布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换马。

明代的矿冶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的是由明朝政府派遣官员直接经营管理，民营的则需取得政府的许可，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课额，明代的官矿计有金银铜铁铅等矿业。永乐时于陕西商县、福建浦城、贵州太平溪、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地开金银矿场。至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金得四百九十五两，银三十九万三千九百四十九两。这一时期，民营矿业的生产量也有较大发展，据《明实录》所记载的国家岁征课统计，永乐七年，铅课计二千七百四十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斤；永乐十二年（1414年）最多，铜课为二千八百四十九斤；永乐十五年，铁课达五十一万四千三百零九斤。永乐时期，矿冶业的技术水平已相当高，铸造的华严铜钟，现存北京西直门外觉生寺（俗名大钟寺），它因钟内铸有华严经而得名。钟身通高五点八米，重八万四千斤，钟口铸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钟内铸有《大方广佛花严经修慈分》《金光明经》，钟外铸有诸佛菩萨名称，约有二十二万字，全部为楷书。

明初，制盐工业的直接生产者称为“灶户”，登记为灶籍。当时两淮、两浙、山东省等主要产盐区，大多用灶煎熬制盐，称为灶户。明代全国的盐务由户部掌管，在户部之下，于各产盐地设都转运盐使司（简称转运司、盐运司或盐司），政府核定各地岁办盐课的定额，一直落实到灶户，并拨给灶户草场，供其樵采，作为煎盐时的燃料。洪武初年，盐课的数额是“仍依旧额”，即按照元代的定额下达。永乐时期改定了盐课的标准，规定“两淮、两浙各灶户，每丁岁办小引盐一十六引，每引重二百斤”。全国定额盐课总数“大小引目二百二十余万，解太仓市银百万有奇，各镇银三十万有奇”。盐课在永乐时期的财政收入中，处于仅次于田赋的重要地位。

永乐时期，因漕运发展、贸易需求等经济因素与“倭患”、海战等军事因素，在官办与民营造船业并存的情况下，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有了重要发展。永乐时期，南京除了有延续宋、元两代的“龙江船厂”，还有专门为下西洋造大舶新建的“宝船厂”以及黄船厂、快船厂、马船厂等专业船厂。如郑和下西洋所用龙船（又称宝船），多为南京城北龙江官办又称“宝船厂”所产。漕运沿线船厂多为民营，种类有浅船、风洛杉矶快船队、黄船、遮洋造等，遮洋造装载粮食可达五百石。

永乐时期，重视兴修水利。为解决江南频发水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吴淞江，动员了十多万人，到第二年九月完工，苏松地区农田大受其利。永乐时主要的水利工程是对南北大运河的治理。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因承担南北运输主要运力的大运河淤塞严重，于是明朝政府命工部尚书宋礼，征用山东省及徐州市、应天、镇江市三十万民众参与运河疏浚和治理工程。运河会通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明朝就罢海运而专任河运。此后，朱棣任命陈瑄为漕运总督，继续治理水道。经过宋礼、陈两人对运河的治理，运河得以真正贯通南北，南至长江口，北及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减轻人民输送漕粮的艰苦劳役，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沿河两岸商贾会集，临清市等沿河城市更加繁荣起来。

永乐年间延续洪武时期对商业施行的放宽政策，如减轻商税、关税，限制征税范围等，使得商品生产在明初有了较大发展，商业相对繁荣。随着南北大运河的疏通，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快速增长，这些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多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同时，工商业市镇也随之兴起，出现苏州市、南京、天津市等工商业城市。

明代前期，朝廷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在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满载瓷器、茶叶、铁器、丝绸、金银等各类商品，同亚洲、非洲各国进行商品交易，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从中原地区输出的商品，有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大宗。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以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为主，也有罗红纱、番被、嘉文席、西洋布等少量手工业品。

明朝建立之后，元代所发行的宝钞仍然通行了一段时间，一度铜钱与宝钞通用，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三月，为统制江南经济及打击江南豪民、富户、商人等阶层，朱元璋“诏造大明宝钞”。至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四月，经户部奏请，印造十文至五十文，共五等小钞，以便利民间使用，大明宝钞成为明代唯一货币。宝钞发行之后，被大量运用，如赏赐给皇亲贵族及朝贡使臣，支付百官俸禄，用作军队军费，采购大宗物资等，此后宝钞不断滥发，不断贬值。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朱元璋下令禁用铜钱，军民要将手中的铜钱送到官府，兑换宝钞。之后又下令禁民间以金银交易。可民间无视官方禁令，仍以金银、铜钱或者各类实物进行交易。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进一步强化宝钞的地位，重申“禁金银交易”，着力解决宝钞流通不振、不断贬值的问题。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左都御史陈瑛建议，在全国推行户口食盐法，通过人人每日都要消费的食盐，强制使用宝钞，增加宝钞流通，又可回收宝钞，缓解贬值。在全国范围内，凡征税、罚赃等，均规定收取宝钞，以此回收宝钞，保持其价值。经过强力措施，永乐朝宝钞被强行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中，贬值的趋势暂时放缓。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铸永乐通宝，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又差官于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福建省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永乐通宝用于对外贸易和赏赐，而非国内流通，郑和下西洋时携带了大量永乐通宝。永乐通宝大量出口到日本，备受欢迎，成为硬通货。在日本争雄的各路势力如织田信长、黑田如水、仙石秀久等的军旗、甲胄之上，均可见永乐通宝的图样。但到了永乐末年，宝钞又不断贬值，致物价高涨，无法抑制。

朱棣称帝初期，曾一度对部分建文遗臣如齐泰、黄子澄、陈迪、方孝孺等人实行了残酷的镇压，造成“诛十族”“景清”等政治迫害惨案。同时，朱棣亦决定实行削藩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九月，为稳固帝位，朱棣大封丘福、朱能等追随其左右的靖难功臣。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朱棣先行恢复了被朱允炆贬削的周王、朱榑、代王、朱楩各藩王的地位，示之以恩。同时，朱棣将影响较大的宁王困于南昌市。之后，他分别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革去代王的三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五月削去齐王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又将其废为庶人；同年，削岷王的护卫并罢其官属；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削辽王护卫；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废朱橞为庶人；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在朱棣的示意下，主动献还三护卫。至此，朱棣基本实现了削藩的目的。但朱棣对藩王分封并没有从制度上进行改变，仍对其子汉王高煦和赵王高燧按祖训设立了护卫。

朱棣率军进入京师的时候，大批文官逃离，翰林院留下的官员不及十数人，朝廷缺官现象严重。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八月七日，在朱棣正式颁布继位诏书的一个多月后，他启用了建文旧臣解缙、郁新、夏原吉、蹇义、金幼孜、黄淮、胡俨七人，在皇宫东阁门内建起一个办事的机构即文渊阁，让这些官员入直参预机务。因为建于皇城之内，人皆称之为内阁，新的朝廷中枢机构从此形成，内阁制度正式设立。

朱棣命令入阁的七位阁臣，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二是与皇帝商议机务。当时阁臣的阶秩不高，赐五品服，是中级官员，实际上阁臣的权位远远不及尚书。永乐时期，阁臣虽得参预机务，但其权力却受到种种限制，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赞许，在推行中也还会有顾忌。但以翰林儒臣为基础组建的内阁，开始代行皇权，处理几乎全部政务，仍在永乐朝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以后成为了有明一代的定制。至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才有进一步发展，阁权逐渐重于部权。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八月，除北京外，明政府在全国范围举行了乡试。次年会试，取录四百七十二人，取录人数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乙丑科相同，为当时视为稀有之盛。会试后对中式举人们进行了殿试，考生们被命采天文、律历、礼乐制度为问，内容更为宽泛，不限于儒家之学。殿试后，朱棣亲选庶吉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翰林院读书，他也经常亲往翰林院检查诸人学业。明代翰林院庶吉士的制度，也由此科而成为定制。早在“靖难之役”时期，朱棣率师南下曾经过山东孔、孟之乡。他当时限令将士，不得入境骚扰，表示了尊儒之意。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二月初一，朱棣向群臣表示“将临国学，躬礼孔子，以称尊崇之典”，宣布将祭孔的日期定在每年三月初一，成为明朝走向文官治国的开端。除去大兴科举及尊崇儒教之外，朱棣还利用开馆修书将士大夫们笼络起来。永乐朝颁降于府、州、县学的书籍计有：《明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劝善书》《五论书》等。

明朝的锦衣卫设置，始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原仪鸾司而置。原本设置的仪鸾司，主要担任仪仗宿卫。改建锦衣卫后，成为皇帝控制天下臣民的直属机构。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正月，朱元璋废罢了锦衣卫诏狱，焚毁刑具。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称帝后即复置锦衣卫狱，并以亲信纪纲典亲军，掌诏狱。朱棣不仅恢复诏狱，而且在锦衣卫下增设北镇抚司，以南镇抚司治仪仗军匠诸事，而以北镇抚司专司诏狱，也称镇抚司狱，从制度上给予了明确的位置。纪纲以手下指挥事庄敬、袁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为羽翼，将锦衣卫权势扩大到极致的程度。从朱棣即位直到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屡造冤案，杀害官民无数。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七月，纪纲被御史弹劾伏法。

朱棣即位后，为加强对文武官吏的监察侦缉，公开使用宦官，授予其“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隘事”等大权，宦官开始正式进入明朝政治生活之中。朱棣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一说永乐七年）设立东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领。永乐时期成为宦官势力发展的最初时段，而东厂此后则成为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

北平府是明成祖朱棣为王时的藩地，也是辽金元的故都，为政治要地，由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定名。明朝初期，北方蒙古贵族不断南下骚扰，为抵御蒙古贵族的进犯，将北平府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比南京更为适宜。故而早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元月，明成祖朱棣即颁诏“以北平为北京”，计划迁都，为此将北平府改名顺天府。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下诏征调工匠、民夫百万人开始建造皇宫和城垣，其形制布局源于明南京和中都的宫城以及元大都宫城。营建工程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六月全面展开，由工部营缮司郎中蔡信具体管理宫城建设。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顺天府宫殿群的建设工程基本竣工。在南北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七十米、面积七十二公顷的矩形平面内，宫殿、楼阁、亭密布，内河流经。此时，随着运河的疏通，解决了南粮北运问题，迁都所需物质条件也已具备。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朱棣又改顺天府为京师，即北京。次年，他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迁都北京对此后巩固北方的边防和加强对全国的管辖起到积极作用。为了顺应迁都的需要，明成祖朱棣实行"二京制"，北京为政治、军事中心，设为首都，金陵(今为南京)为副都，以经济为中心，但依然保留了南京的六部九卿，同北京拥有相同的官职体系。从朱棣迁都后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边防体系和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两都相辅相成，称呼也一直沿用到清代。迁都后，虽加强了明朝的北部边防，但首都距离边境太近，也容易成为游牧的少数民族攻击的目标，在此后的明朝时期，北京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满洲等少数民族军队的直接攻击之下。一旦大同市、宣府等边镇告急，京师就将进入戒严状态。弘治十三年（1500年），兵部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顷北虏入寇大同，势甚猖，京师戒严，人心惧。”正统十四年（1449年）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两度兵临北京城下。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命解缙以“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为宗旨，编一本集成古今的类书（类似百科全书）。解缙遂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个人，在一年之内就修成《文献大成》。朱棣大为不满，又命姚广孝为监修，会同解缙、王景、邹辑等编著此书，期间参与者达两千多人，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亲阅后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次年全书抄写完毕。《永乐大典》正文为两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字数约三亿七千万字。书中保存了中原地区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八千余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按字、句、篇名、书名分韵收录，方便检索。

朱棣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八月至十月，明成祖先后八次派遣行人、给事中、宦官分赴安南、爪哇、西洋、苏门答腊、逞罗、占城、真腊、朝鲜、满刺加、柯枝等国，对诸国国王予以赏赐，邀其入贡明朝。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明成祖朱棣下令重置洪武年间中废罢的市舶司。于是，大明朝延在福建省、浙江省、广东省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市舶司，负责接待各国来使，而于京师设会同馆以待国宾。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永乐年间，朱棣派陈诚先后四次出使中亚一带。在丝绸之路沿途，陈成所访哈密市、吐鲁番盆地、撒马尔罕、别失八里、失刺思、哈烈等国皆遣使朝贡于明朝。当时，不仅与明朝保持朝贡关系的国家数量众多，而且先后有渤泥、满刺加、苏禄、古麻刺朗四国国王亲赴天朝勤见明成祖朱棣，其中三位留葬于中华大地。后世史家称颂明成祖统治时期，“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日本遣使与明朝政建立了邦交关系，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同时，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市，十月到南京。明朝政府优礼相待，两国间又恢复了友好关系，贸易来往逐渐频繁，扩大了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永乐间，明政府和朝鲜两国使臣往来紧密，年均四五次。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九月，朝鲜国王李芳远命世子让宁大君为进表使，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前往南京，朱棣以超过迎接一般国王的规格予以接待，成为当时中朝关系的一件大事。永乐迁都北京后，中朝两国首都相距更近，往来更为密切，《明史》称“而大事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

明成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和为副使，率水手、官兵两万七千八百余人，船队携带赐给诸国国王的金织文绮彩绢，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他们从苏州刘家港（今太仓市东浏河镇）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岛及斯里兰卡（今斯里南卡）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勒石为记，于朱棣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才返回。郑和每到一处，都以瓷器、丝绸、铜铁器和金银等物，换取当地特产，与亚非各国加强联系，随行人员马欣著《流涯胜览》、费信著《星搓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述航行中的见闻。

随后，郑和分别在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及朱瞻基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六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

郑和远航西洋，还对所经的南海岛屿进行反复的勘查，并对一些岛屿进行命名。如将西沙群岛的西部岛群命名为“永乐群岛”，将南沙群岛中较大的一个岛屿命名为“景弘岛”（郑和副使王景弘的名字），另一个岛屿命名为“马欢岛”（郑和译员马欢的名字），还有一个较大的岛屿命名为“费信岛”（郑和幕僚费信的名字），并将南沙群岛中的一群岛礁命名为“郑和群礁”，成为明朝在南海区域行使主权、进行管理的有力证据。郑和远航扩展了随行众人地理知识，跟随郑和远航的随从人员马欢和费信、巩珍等人，回国后分别写下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载了所经历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永乐时期，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睦邻外交政策，继续发展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同时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兴起。

朱棣朱棣时，明朝与西域诸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交往。明朝在其势力强盛时期积极与西域诸国往来，并试图恢复汉唐时期对西域的经营。朱棣即位之初派人到哈密市进行招抚，“许其以马市易”，对此，肃王安克帖木儿积极回应，他遣使臣马哈木沙、浑都思贡马190匹。为了使朝贡顺利进行，朱棣特地下谕甘肃省总兵官宋展，要求他将所贡的好马送到南京，对所贡之马应计值给赏，做到厚往薄来，严禁沿途军民侵扰贡马和市马。对于安克帖木儿的这次朝贡，明朝予以优厚的赏赐。朱棣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安克帖木儿又一次遣使来朝，请求赐爵，朱棣封其为忠顺王，“使守其地，遂抚其民”，为了感谢明成祖朱棣的册封，安克帖木儿于这年的十一月贡马谢恩。

根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蒙古部兔力帖木儿被封忠义王到明成祖驾崩之间这十多年时间，除永乐十八年（公元1416年）、永乐十九年（1417年）两年没有贡马外，其它时间每年都来朝贡马。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出现了六次之多。在永乐后期出现了西域诸国联合来朝的现象，主要有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哈密与吐鲁番市、哈密与柳城的贡马和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哈密与撒马尔罕的贡马等。

洪武年间，明朝政府曾派遣官员到黑龙江下游吉烈迷等族去招谕，但当时由于交通困难，以及其他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收效不大。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明太祖朱元璋经营东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经营和管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派行人邢枢与知县张斌前往奴儿干，至吉烈迷各部落招，获得成功。接着，各部首领相率入京，明朝政府建立了奴儿干、建州等十卫，各部首领分别任命为指挥同知等职，并赐印冠带袭衣。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女真、吉烈迷、达斡尔族、蒙古等族人民的管理，从永乐元年到永乐七年，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等地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奴儿干官员忽剌佟奴来朝，奏称奴儿干地处要地，应该设立元帅府。明朝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于这年闰四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任命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同年六月，又置奴儿干都司经历经历一员。永乐九年春，朱棣又派宦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顺黑龙江而下，护送康旺等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前去赴任，直至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地方，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管辖西至斡难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越海直至苦夷（今库页岛）的大片地区，成为明朝政府管辖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直属明朝中央政府，是军政合一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设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佥事等军政长官。在都司的所在地，经常有二百名至五百名驻防军戍守，每两年轮换。都司以下的各个卫所的官员，一般是由其当地部族首领担任。明朝中央政府选其酋长及族长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其余仍沿袭旧俗，各统其属，由明朝中央政府颁予“诰敕”（委任状）加以任命，并颁给印信、袭衣（明朝官员制服）。

明朝政府为了沟通从内地到奴儿干地区的交通，就在其境内设置了东西两条驿站线路，保证传递文报，运送官军和贡赋等。往东是“海西东水陆城站”，起自海西底卜失站（今黑龙江双城区西，拉林河畔花园屯古城），向东北沿松花江而下，直到黑龙江下游奴儿干都司治所附近的满泾站，沿途经过五十多个城站。往西为“海西西陆路”，从肇州起，经松花江、洮儿河往西直至兀良河（今满洲里市附近）。两条驿站线路，连接辽东都司辖境内的驿路，沟通了奴儿干都司和北京之间的交通。为了维护驿路的畅通，明朝政府在驿路经过地区征调当地各族人民供应劳役、畜力（站丁、站狗）。为了供应航运的需要，明朝政府还在今天吉林市附近松花江畔建立船厂制造船只，当时辽东都指挥使刘清曾数次于此督造船只。

西藏，明时称乌斯藏，藏族农牧业并重。藏族的上层喇嘛和各个部族的酋长构成各级封建主，占有大量农奴和牲畜。西藏地区盛行藏传佛教，教派众多，互相争夺统治权。洪武年间归附明朝。朱元璋下诏设置乌斯藏和朵甘思两个都指挥使司，同时敕封藏传佛教各派首领为大国师、国师，利用藏族僧俗贵族进行统治。永乐时期，朱棣进一步提高藏传佛教领袖的官爵封号，敕封噶举派首领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还两次邀请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讲经说法，宗喀巴命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被封为灌顶大国师。后来，释迦也失在宣德年间还被封为大慈法王。西藏自治区三大法王的体制至此正式确立。此外，明成祖还敕封一些较有影响的藏传佛教首领为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阐教王、阐化王，其地位略低于大法王，而高于大国师和国师。明朝通过对各派宗教领袖的敕封，有力地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永乐时期，曾在藏区沿边设立多个茶马司，与藏族开展茶马贸易。永乐时，还开通自雅州（今四川康定）至乌斯藏的驿道，以促进与藏区的茶马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西南地区，洪武年间已实现统一，朱元璋沿用历代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一些土司，任命少数民族头领为土官，“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永乐时期，朱棣继续加强对西南的管辖。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思南、思州的土司互相仇杀，明成祖在平定战乱之后，乘机铲除这两个土司的势力，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下辖四府八州，直接归属中央政府管辖。永乐时期，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地区各民族自身的发展。

安南（今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之一，是中原地区的近邻。明朝建立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朱元璋即派遣汉阳知府易济颁诏安南，安南国王陈日煃遣使向明朝朝贡。当时安南国内政局不稳，国王常为权臣所废立。朱棣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属国安南（今越南）新王派人朝贺，请求得到朱棣的册封。朱棣听从礼部的意见，先行派遣官员到安南探访实情，核实后正式册封其为国王。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原安南国王的臣属裴伯耆逃到中国，将新王篡位的事情揭露。八月，老挝遣人送来了原国王之弟陈天平。朱棣遣人送陈天平回国继承皇位，途中遭遇伏兵劫杀。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大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镇守云南省的沐春沐晟为左副将军，帅丰城侯李彬等十八将军，号称统兵八十万，分道进讨安南。

九月十六日，朱能、张辅率师至龙州县。十月二日，朱能因病死于军中，张辅受命代朱能统军，即率师自凭祥市进入安南境内。张辅以明成祖谕意，列举季犛二十罪。安南则布兵堵截，号称兵力二百万。张辅与沐晟两路明军攻势锐利，很快进至安南内地。永乐四年十二月，张辅军进至梂江北。张辅与沐晟军合势攻克多邦城、东都（河内）。接着遣左参将李彬进攻西都（清化）。第二年正月，张辅、沐晟败安南军于普赖山，斩首三万。之后进至木丸江，杀其将阮子仁、黄世冈百余人。三月，又于富良江大败敌军，斩获数万。至九月，将安南国王、太子等人活捉。

朱棣改安南为交，纳入明王朝版图，设置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司，分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卫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任命原北京行部尚书黄福以尚书兼掌布政司、按察司二司事，以都督佥事吕毅掌都司事、黄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张显宗、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王平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为按察使，裴伯耆为右参议。于是安南成为当时明朝的行省之一。

明朝建立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势力从大都退往漠北，仍保留着元朝的统治机构，史称北元。经过明军的屡次打击，加上内部的纷争，至洪武末年分裂为鞑、瓦剌和兀良哈三部。至永乐时，朱棣对蒙古采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归附，并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立有赫赫战功。鞑靼部势力较强，朱棣有意联络瓦刺部，与之抗衡。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永乐大帝朱棣命丘福率军十万万征讨鞑靼，全军覆没。明成祖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二月，朱棣亲率五十万人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长孙留守北京。五月，明军发现了鞑靼部孛儿只斤·本雅失里的位置。朱棣命每人自带二十日粮食，率轻骑疾驰。在成吉思汗兴起的鄂嫩河与本雅失里遭遇，双方大战，最终本雅失里败逃。明军在回师途中又遭遇阿鲁台部，激战数日，阿鲁台战败逃遁。朱棣估计敌人可能贪图重，必会前来劫掠，便设下埋伏。明军班师时，果然有人来袭。霎时伏兵四起，敌人溃逃，被俘有几十人。朱棣第一次亲征大获全胜，鞑靼部的势力被削弱。

随着鞑靼部的衰败，瓦剌部强盛起来，时常骚扰边境。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朱棣决定第二次亲征，并让皇太孙随行。六月七日，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遇到瓦剌的主力部队。此战惨烈，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瓦刺部才败走。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朱棣亲统大军讨伐阿鲁台，此时阿鲁台已经占领了张家口市之北的兴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东北边境的兀良哈三卫，且欲在长城附近截击明军。朱棣则直趋多伦县（在开平卫）附近的阿鲁台的营地，同时派了两万人马进攻兀良哈三卫，终于在七月使之降服。等到明军抵达多伦时，阿鲁台携人马远遁至外蒙古，朱棣于九月末返回北京；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朱棣为阻挡阿鲁台对北方边境的进攻，于八月末率军出征，在通过了兴和和万全以后尚未能与阿鲁台的人马接触。至十月，得知阿鲁台已被瓦剌人打败，朱棣遂在十二月返回北京。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对蒙古用兵，明军通过土木进抵开平之北，但是此次又未能够遇上阿鲁台的大帐。在归途中，朱棣身体不适，在榆木川（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病逝，享年六十五岁。“永乐明成祖北伐”基本实现了战术目标，与蒙古各部建立了宗藩关系。同时，为了支持连年的大规模战争，明朝也耗费了大量钱粮，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永乐时期，对军制进行了部分改革。首先，朱棣在削藩的同时取消了前朝护卫制度，藩王护卫剩下不足洪武时期的五分之一，但并未彻底执行，朱棣仍给其子高煦和高燧设立了护卫。其次，朱棣为巩固迁都北京后的军事力量，即“天子戎边”，调取了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使包括原先各藩护卫成为京卫，北京的京卫遂成为明朝一代数量最多的亲军。再次，明政府在京师设驻营及京营，进行操练，以便和边境军队定期轮换驻防，必要时可直接参战。最后，明政府在在长城附近及以南的辽东、蓟州（北京之东）、宣府、大同、山西省、延绥、固原市（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的战略要地设立一批边防重镇，由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节制。明政府长城沿线屯兵设镇，有效遏制了边界以北的蒙古部入侵。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延续和发展了洪武之治的部分国策，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生产发展快速，国力渐至强盛，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在政治方面，永乐时期建立的文官制度在有明一朝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至二十一世纪。同时，自北京成为首都后，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延续至今；在经济方面，朱棣在位时朝贡贸易空前繁荣，而大运河经过在永乐时期的治理疏通，则带动了运河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繁荣，直至清代大运河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在文化方面，《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上至先秦下达明初的古代重要典籍达七八千种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多年；在外交方面，永乐时期形成的朝贡体制为以后明朝诸帝所一直沿用，郑和下西洋又以庞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开辟亚非之间的交通网络，增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永乐期间的治世措施，为之后“仁宣之治”奠定了基础，仁、宣二宗继持守成之策，致力于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以致从洪武年间开始的明初盛世持续达七十余年。

清代所修《明史》中对评述永乐时期“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肯定了治世成就。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评价认为“此明一代之侈言国威者无不归功于永乐之世也”。学者商传在《明成祖大传》专著评价认为“自永乐设置内阁及削藩以后，从朱元璋时代延续下来的文武之争渐趋结束，文官治国的形势日渐明朗，成祖设内阁、立太子、定科举诸多的安排已经将国家引向治世”。历史学者王天有评价永乐时期”中国市场非常活跃，以致成为世界金融商业中心，对后来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学者王伟在《明前期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主体意识研究》专著中认为，永乐时期迁都北京“在缓解明朝国防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南北漕运的负担”。

明代学者钱谦益批评朱棣在“靖难”后的大肆诛杀和对建文踪迹的持续追寻，认为“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灭此而后即安”。爱新觉罗·弘历论朱棣时指出“晋阳之甲以清君侧为名，七国之反以诛晁错为名，大抵乱臣贼子必有说以为兵端，燕王之称靖难，亦犹是也，”把朱棣获得皇权的方式定义为篡夺。私人史家段玉裁在《明史十二论》中也对直斥朱棣“篡夺”行为，将朱棣获取皇权方式的性质由“靖难”界定成“篡弑”。英国汉学家崔瑞德和美国学者费正清在联袂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评价永乐时期迫害建文遗臣、复置锦衣卫和设立东厂的措施时认为，“朱棣在使用这些权力的手段时创造了明朝专制主义的一种最可鄙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