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麟阁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地区，原名南沟沿大街，1945年为纪念抗日将领佟麟阁改为现名。佟麟阁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起复兴门内大街南，南至宣武门西大街，全长1500米左右。

佟麟阁路位于西城区中南部。南起宣武门西大街，北至复兴门内大街。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佟麟阁得名。佟麟阁路，原为沟渠，明代称大明濠，因位于皇城西部，沟边道路清时称西沟沿。是明清北京城内重要的排水沟。二十年代改为暗沟筑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佟麟阁路。

佟麟阁路命名之初，还包括今复兴门内大街以北至今新京道西口的一段。后来把这一段并入了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街因其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南侧，1971年曾改名为民族宫南街。1984年恢复今名。

元大都时期，佟麟阁路所在位置紧邻大都城墙，是一条与护城河以及城内三海相贯 通的人工河道，名为金水河。明朝以后，金水河上游河道淤塞，截断了上游来水，另一方面北京城墙南移，将佟麟阁路纳入城市范围以内，于是金水河从一条人工河演变为露天城市下水道，被人们称为“大明壕”，大明壕北起西直门内，南抵宣武门，纵贯北京内城，今天佟麟阁路所占的是其南端的一小段。市民沿大明壕聚居，沿大明壕形成了一条纵贯北京南北的道路，其中最南端一段名为南沟沿大街。便是今日的佟麟阁路。

中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京城市政公所提出针对大明的《筹划改筑大明濠 方案》，准备对其进行治理，1921年治理工程开工，工程利用拆除北京皇城城墙产生的城砖，修大明壕，将其改造为暗沟，其上铺设马路。1930年治理工程竣工，整条大明壕改名为河沿大街，被评定为一等乙类道路，其南段仍然被习惯地叫做南沟沿大街。

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铁狮子胡同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示对抗日英雄的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佟麟阁路的名称被革命化，改为“四新路”。文革结束后改回现名。

位于新华社院内的民国议会旧址佟麟阁路上共有三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民国参议院”、“民国众议院”和中华圣公会救主堂。“民国参议院”、“民国众议院”位于佟麟阁路62号新华社院内，是北洋政府时期参众两院，曾经在这里上演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现在作为新华社总社礼堂使用。中华圣公会救主堂位于佟麟阁路85号，是圣公会在北京地区建立的第一所教堂，教堂建筑完美地融合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现为北京赛翁信息咨询中心的办公场所。

如今佟麟阁路上北京传统建筑风貌基本得以保持，唯南口镇西侧新华社家属院内数栋兴建于1980年代之后的高层住宅与北京旧城整体风貌极不协调，并且严重违反北京市城市规划对旧城建筑高度的限制，对这条胡同整体建筑风格有一定破坏。

佟麟阁路西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见到它第一眼就会惊讶于它 的“美”。这座精美的教堂就是中华圣公会教堂，也有人管这座教堂叫安立甘教堂，是中华圣公会在北京地区建立的第一座教堂，也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一座。

“中华圣公会”是基督新教六大宗派之一的英国国教圣公会在中国的分支教会，原用英国国教一词的音译为“安立甘会”，1911年才转为意译，称“中华圣公会”。这就是为什么这座教堂既叫中华圣公会教堂又叫安立甘教堂的缘故。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各国便在北京划地占区，当时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鄂方智，在英军占领区里想找房建教堂。后来他相中了宣武门内象房桥附近刑部殷柯庭的住宅，当时殷柯庭全家已经逃离北京，鄂方智便在此地拆了宅子修建教堂。教堂由主教史嘉乐请人画蓝图、找工匠建造，于1907年建成，建成后还举行了祝圣典礼。

这座教堂建筑别具特色，与我们见到的其他教堂建筑不同。它不是哥特式建筑，也不是其他的西洋建筑形式，而是在西洋建筑中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宫殿式”教堂，可谓中西合璧式。整个教堂从外形到内部均为中原地区传统风格，是中国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早期代表之作。

这座教堂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中式设计。教堂有个中式的大门，开在南面硬山山墙上。门的两侧和上面雕刻有匾额。教堂的前部和中部顶端各建有一个八角形重檐中式亭子。亭子是作为采光的天窗和教堂的钟楼使用的，这样的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教堂不仅外部设计独具匠心，内部的装饰更是与众不同。笔者到教堂探访时，曾有幸进到教堂内。它不像其他教堂那样以砖石或水泥为主体，而是完全采用了中式设计，使用上好的木材建造，并配有精美的雕花，简直就像是中国的“宫殿”。来到教堂的亭子下，抬头仰望时阳光透过亭子层层镂空的间隙照进教堂里，此时亭子就像天空中一个巨大的万花筒，折射出奇异的花朵。

据说教堂建筑的另一个特点是平面呈双十字形。为了探明真伪，笔者真就跑到教堂附近，准备登高俯瞰。在教堂的东侧，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座高楼，费尽力气登上楼的顶层，从上面俯瞰下去，笔者立时惊讶于眼前的场景。灰白色的教堂如同一个巨大的双十字，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此时正是夕阳将下，落日的余晖洒在教堂上，发出道道温柔的光芒。

佟麟阁路西侧的承恩、石灯、天仙、园宏胡同是几条很不起眼的小 胡同。但胡同虽小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条胡同一座庙。北京的庙宇众多，但是像这里这样一条胡同一座庙的情况却着实少有。更何况这些胡同里的庙宇各个历史悠久，各个规模宏大。

承恩胡同是佟麟阁路西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承恩胡同的得名也是因胡同内的承恩寺而起。承恩寺始建于明代，寺址原是古雪堂，为戒坛下院。清康熙初年毁于火，康熙五十四年，智性和尚重建，当时建有前殿三楹，西廊房三楹。乾隆十二年，德明和尚又重修。此后几经变迁，现在的承恩寺已是普通民居了。胡同内的6号和8号就是原来的承恩寺旧址。6号院内是寺的后殿和东配殿，8号院正房是原寺的前殿。

从承恩胡同向南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叫石灯胡同，胡同内的10号是石蹬庵旧址。这座石蹬庵可是一座年代 +T+T久远的古刹。建于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原名吉祥庵。元泰定年间重建。明万历丙午年间重修时，西吴僧人真程在寺内院中掘出石幢一个，像石蹬的样子，上面镌刻有唐朝人书写的《般若心经》1部，于是吉祥庵就改名叫了石镫庵。石蹬庵在天启大爆炸中被毁，后人又在此地重修。现在石灯胡同内还留有石蹬庵的大殿和东西配殿，只是已改为民居了。

从石灯胡同向北行不远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叫天仙胡同。在天仙胡同和东太平街交会处有一座天仙庵。天仙庵的山门已经无存了，只在东太平街38号开有一个可供居民出入的小门。天仙庵建于明代，旧有铜钟、铜炉及崇祯时的重修碑。我从东太平街路过时看到天仙庵的庙房绵延有三重之多，现在庵的东西配殿尚在，从它现存的规模不难想见，它原来的规模是多么宏大。

在天仙胡同南侧不远就是园宏胡同。胡同里有古庙圆洪寺，寺就在园宏胡同5号，旧门牌是一号。我曾进到5号院里看到，圆洪寺规模巨大，当年寺的大殿，后殿、东跨院尚存。圆洪寺不仅规模巨大，其历史也是这几座寺院里较为悠久的。寺始建于唐朝，在辽金时称延洪寺。此寺是判断金中都崇智门方位的标识。崇智门大致在今东西太平街与闹市口南街交会处南侧。现在园宏胡同5号院内庙房是清代重建的圆洪寺旧迹。

在新华社附近制版厂工作的吉先生说：“佟麟阁路62号新华社院内，就是过去的象房。”

如今的北京居民若要观看大象，当然是去动物园。然而自700多年前的元代起，皇家在京城就饲养着大象。高大威猛、寓意吉祥的大象，曾是皇家仪仗队里的重要成员。明清两代饲养大象的驯象所周边，也曾留下了象房桥、象来街、象牙胡同等地名。每年夏季到护城河畔观看大象洗澡，则更是旧日京城酷暑中的一道盛景。

元朝皇帝乘象轿海子浴象入诗篇

老北京城在元大都时期就有大象。《元史·舆服志》记载，元朝皇帝的车队里，除有青马青车、黄马黄车等青黄红白黑五色车马外，还备有用大象驮载的象轿，供皇帝出行时乘坐。皇帝的仪仗队里还有大象牵引的巨，行列的最前方走着6头大象作为先导。

有史料记载，孛儿只斤·忽必烈曾用大象将许多名贵的大树驮到青山上栽种，青山即现在景山公园的前身。

当时大象都在积水潭岸边高大的象房里饲养。积水潭在元代又叫海子，到了夏季，荷花盛开，水鸟出没，风景秀丽。每年伏天，象房的官员就让大象到海子去洗澡。元代诗中写道：“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音‘xīchì’、‘jiāojīng’，均为水鸟）好风景，一时惊散不成群。”

象来街上过大象　光禄寺里埋象骨

《明史·仪卫志》记载，明朝皇帝举行大朝会时，宫廷仪仗队里有“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列左右。还有5乘礼仪车，其中的“大辂”车和“玉辂”车各用二头大象驾辕。明朝的仪仗队归锦衣卫掌管，下设演象所和驯象所。演象所在大慈恩寺，即今西长安街街道电报大楼位置。从南亚新来的大象先要在演象所里演练娴熟，然后再送到驯象所饲养。

现在的佟麟阁路，当年是一条排水沟，沟南端抵近宣武门西侧城墙处曾有一座小桥名叫“象房桥”，桥西的胡同名叫“象来街”，都是大象出入的必经之地。桥东就是驯象所饲养大象的象房，即今新华社大院所在地。明代《万历野获编》记述：“凡大朝会，役象甚多，常朝则只用六只。”这些大象被授予高低不等的武将官衔，享有不同的待遇。

现在的沙滩后街，旧称马神庙街，明代是太监掌管的御马监所在地。御马监不仅设有马房，还设有9间象房，常备着9头大象，以便就近去宫廷摆驾。这9头大象如有缺额，就由驯象所补充。

明代的光禄寺是筹办宫廷宴会的衙署。当时还有个可笑的制度，若是大象死了，须送交位于东华门外的光禄寺，以便利用象肉备宴。有时公文往来多日，死象已经腐臭，也必须照章移交，弄得沿途街道臭不可闻，行人皆掩鼻躲避。年深岁久，在光禄寺后院的地下掩埋有许多象骨。

乾隆养象多达三十九　康熙南巡大象摆驾大红门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接收了象来街旁的象房，并从南亚国家补充了许多大象，那些大象都住着编有号码的单间象房。据清宫档案记载，象房至少有42间，养象数量在乾隆五十八年最多，达到了39头。每头大象都配备有长22尺、宽18尺的毛毡、被子各一条，长25尺的铁链二条，木制饭桶、水桶各一个，以及许多配套的装具。每头大象一天的食料是官仓老米3斗、稻草160斤，小象减半，草料贮存于设在象来街西边的草厂。今宣武门西大街111号院，老门牌是象来街9号，过去院子里空地多，房屋少。居住此院60余年的宋先生说，他听老辈人讲，此院就是以前的草厂。距象房东边不远处的宣武门教堂后身，现在还有个象牙胡同，清代曾出土过象牙，也是与象房相关的遗迹。

1689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他的首日行程是从永定门至南苑。在纪实画卷《康熙南巡图》中，描绘了排列在皇家园林南苑的正门“大红门”外的銮驾行列，行列中共有11头大象。

明清时期，每逢夏季伏天，给大象洗澡的场所是在距驯象所很近的宣武门外护城河里。平日难得见到大象的京城居民，到了大象洗澡那天，万人空巷，都去护城河边看热闹。有钱人还乘着马车和轿子，到护城河南省岸上斜街的酒楼里，在出高价预订的临河窗口前就座，边吃边看。清代京城曾流传一首描述观看大象洗澡的《竹枝词》：“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

发野性长鼻卷太监　使蛮力拉开宣武门

乾隆五十八年，因象房养象太多，皇帝下旨说，若是再有外国贡象，暂交云南省和广东省的官府代养，待需要时再送到北京。到了咸丰年间，战乱不断，养象数量日趋减少。

光绪十年（1884年），一头大象在早朝摆驾时野性发作，甩开牵引的“玉辂”车，跑出西长安街街道，逢物即碎，逢人即伤，还用长鼻卷起一个太监，抛到皇城的墙壁上摔死，北京西城的百姓吓得一整天不敢出门，直到当天晚上才将其捕获。此后清廷銮驾不再使用大象，象房也不再补充大象。

光绪十六年五月（1890年7月），北京连降十余日大雨，宣武门内积水有一人深，致使无法开启城门泄水，最终还是从附近的象来街牵来大象，借助大象的蛮力才拉开了城门。后来大象陆续死亡尽，象房也遭荒废。

清末宣统初年，在象房旧址上建起了相当于议会的资政院。民国时期，又将资政院扩建为国会，旧象房南边的城墙根土路被改建成“国会街”，东边的“象房夹道”也被改称为“众议院夹道”，即今“众益胡同”。

解放后，新华通讯社进驻旧国会大院，在院内施工时，曾挖掘出昔日象房的石板水池和石雕小象。

佟麟阁路62号新华出版社印刷厂。民国建元后的国会礼堂和办公楼房。参议院会议、总统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皆在此进行。原状基本保留。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佟麟阁路62号新华社院内。民国建元后的国会礼堂和办公楼房。众议院会议、总统选举等重大政治活动皆在此进行。原状基本保留。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时代：清至民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北京国会旧址位于西城区佟麟阁路52号，建成于1913年。现存建筑有国会议场、“圆楼”、原仁义楼、礼智楼的两栋两层带前廊的楼房。

国会议场平面呈正方形，高三层，东、西、南三面都有狭长的门厅。穿过门厅即为会议大厅，建筑外表极简陋，全部用手工灰砖砌造；国会议场议会大厅北侧为“圆楼”，因楼内会议厅平面椭圆形得名；地上二层，灰砖砌筑，三角桁架，楼内南部为三间休息室，北部为一半圆门厅围合一圆会议室；国会议场东侧为二排二层带前廊的楼房，当时用作议员起草宪法办公场所，为灰砖清水墙建筑，三角桁架坡屋顶。

辛亥革命后，1912年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参议院，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构。4月5日，临时参议院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1913年4月8日正式国会（参众两院）成立，临时参议院解散。1924年10月辛酉政变后，国会解散。1925年改为北京法政大学。1927年后合并为京师大学法学科。

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明清两朝养象房旧地设议机关———资政院（佟麟阁路62号）。辛亥革命后改为国会议场。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在西，众议院在东。参议院设在清末法律学堂内，今为新华社印刷厂。众议院院址在原资政院，就是现在的新华社大院内。

民国以来，两院开会选举总统，议制宪法俱在国会议场举行。民国初年，袁世凯竞选总统之时，让数万军士假扮公民请愿，包围了该处数日。各党议员无不惊骇万状。选举投票后照例大家要合影留念。那时拍照片和现在不一样，不是按下快门，闪光灯一闪就照好相了。那时因受照相技术的限制，按下了快门，闪光灯和相机还会发出“啪”的巨响，好像还会冒出一股浓烟，很是吓人。被困多日的议员们早已如惊弓之鸟，听到巨响，他们以为是外面的人冲了进来，有的被吓得是抱头鼠窜，有的索性就地趴下，各人各样，丑态百出，一时传为笑谈。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上演的闹剧也是在这里发生的。然而时过境迁，民国北京国会的旧建筑有些已经无存了，只留下旧国会的圆楼和北京大学红楼等建筑。在新华社后院里有民国国会议场，当时为参众两院开会之地，现作为新华社大礼堂使用。议场坐北朝南，为砖木结构，建筑形式简单但是庄严肃穆。议场北面是两座红楼，分为南北两栋，因外墙廊柱皆为红色而得名，为国会办公用房，也有说是议员们的宿舍。在红楼的西侧是著名的国会圆楼，圆楼是当时国会的办公楼，2层为北洋政府总统和议长开会的地方。圆楼的名字有些“名不副实”，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圆楼必是外形是圆形的楼房建筑，但是这座圆楼外形可不是圆形的，而是方的。它叫了圆楼之名是因其主楼呈椭圆形而得名。第一次见到圆楼时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方楼怎么成了圆楼。走进楼里，迎面看到一个如圆柱形的主楼后，才恍然大悟，不禁叹道，楼的名字起得妙呀。

北洋政府垮台后，国会驻地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改为新民学院，1946年到1949年年初为北京大学第四院使用。华北大学由石家庄市迁至北京，这里遂成为华北大学三部所在地，后又改为新华通讯社社址。

现在佟麟阁路以西的一大片地方，在明代老地图上标注着王恭厂的字 样，这说明明代掌管营造火器的王恭厂便设在这里。据明史记载王恭厂与盔甲厂，同归工部军器局统辖，王恭厂主要负责铳炮、发射药的制造。王恭厂所在位置大约在今新文化街以南，宣武门西大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佟麟阁路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清代，王恭厂被废除，在王恭厂地界逐渐形成了街巷，东段称永宁胡同，西段称后王恭厂，为镶蓝旗地界。1911年后，后王恭厂又讹为后王公厂。1965年两段合并统称为永宁胡同。

朱由校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即公元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王恭厂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而又十分离奇的大爆炸事件。这次爆炸原因不明、怪象连连、死伤惨重，是“古今未有之变”有人甚至将其列为世界三大奇异灾难之一。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开始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顷刻间，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若乱丝、若五色、若野生灵芝状的烟气冲天而起，经久方散。北自阜成门，南至刑部街，长四里，宽十三里的范围内，拔大树二十余株，根在上而梢在下，近厂房屋倾倒，木在上而瓦在下，断木、瓦石、人的手脚、耳鼻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石附马街一个500公斤重的大石狮子竟飞出顺城门外。象来街的象房全部倾倒，成群的大象受惊而出，四处狂奔。事后清查损失，实塌房屋一万零九百三十间，压死男女五百三十七人。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一带\），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街道一带\），尽为粉，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 这场大爆炸不仅损失惨重，更让人颇为不解的是爆炸中还发生了许多奇怪的现象。一是脱衣现象。死者与伤者以及无恙者，都在灾变中瞬间被剥光了衣服，赤身裸体。一顶路过此处的女轿，灾变时被掀去轿顶，女客衣饰尽去，赤体在轿，却毫发无伤。还有一位路人在灾变时，只觉帽子、衣裤、鞋袜瞬间俱无，大惊其妙。二是人在瞬间突然消失。承恩寺街上八名轿夫抬着一顶女轿行走时，正赶上灾变，大轿被打坏放在街心，而轿中女客及八名轿夫却全都不见了。还有一位杨总兵走到圆洪寺大街，只听一声巨响，他和他的7个跟班，连人带马消失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爆炸发生后，竟有人说在爆炸发生前有奇怪的征兆。5月2日夜里，前门角楼曾出现“鬼火”，发出青色光芒，有好几百团之多，飘忽不定。不一会儿，鬼火合并成一个耀眼的大团。还有人传说，府右街的巡城官兵数次听到空中隐隐传来乐声，他们顺着声音找到地安门火神庙前，发现乐声是从庙内传出的，于是推开庙门，只听一声巨响，一道冲天而起的红光直奔西南方向，接着王恭厂就发生了爆炸。

这些传闻又给天启大爆炸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有人猜测，王恭厂大爆炸是因厂内储存的发射药发生爆炸引起的，也有专家分析当年只是一次不大的地震而已，但是说到其中发生的怪事，大家就无法解释了。王恭厂大爆炸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平市八宝山忠烈祠，北平市各界隆重举行入祀大典，供奉佟、赵两将军神位。并将北平西城的南沟沿命名为“佟麟阁路”。通州亦因佟麟阁在该县指挥过抗日，乃命名一条街为“佟麟阁街”，以为纪念。随后，佟麟阁烈士忠骸移葬于北平西郊风景区香山南约一公里的兰涧沟山上。那么，佟麟阁到底是何人呢？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满族，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人，中国国民党追赠二级陆军上将。

佟麟阁将军是中国抗战中最早捐躯疆场的一位高级将领，“给了全中国 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892年10月29日佟麟阁生于农民家庭。父亲佟焕文，母亲胡姓。他幼时就学于舅父胡老先生门下，读经史。其间，高阳居易水之南，保定府之东，惨遭八国联军之日军的大肆烧杀掳掠。闾里成墟，百姓流离夫所，困苦之情，不堪言状。其父母常愤然教育他要发愤读书，将来为国家报仇雪恨。父亲还经常以班超投笔从戎，岳飞精忠报国等历史故事，谆谆教海，启发其爱国思想。故佟麟阁幼年即慨慕班超、岳飞等先贤之为人，并开始认识到清代政府的腐败，遂萌救国之念。1907年，由父母作主，与本县八果庄农民女儿彭静智结婚。

次年，佟麟阁十六岁时，经友人介绍到高阳县县公署当缮写。浏览高阳县志，知高阳为燕王高阳君之故城。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征匈火虏，代出奇伟义烈之人，其正气蓬勃，深为辚阁所敬仰。自此他奋然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从军。

1911年11月，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举行滦州起义，沉寂的北方，一时革命空气弥漫。第二年，在陆建章手下任前营营长的冯玉祥奉命到河北省景县招募新兵，佟麟阁慕冯玉祥爱国之名，毅然投笔从戎，为左哨哨兵，旋为哨长。

1913年，冯玉祥任备补军左翼第一旅旅长兼第一团团长时，把基督教引入军中，作为练兵的补助方法。此时佟麟阁在第一团当排长，他深受耶稣力救世人而受苦致死的精神所感召，笃信耶稣，抱定要象耶稣那样为久受苦难的中国人而牺牲的信念，克尽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冯玉祥曾在《模范军人问答》中这样评价佟麟阁：“他是一个极诚笃的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他在高级教导团学过一年高级战术，对于学术肯费工夫束研究。

1914年。佟麟阁任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驻防陕西省。赵登禹在该连入伍。佟见赵骁勇过人，遂结生死之交，后来赵当了冯玉祥的随从卫兵。1917年，驻防廊坊市，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廊坊起义”。张勋被击败后，佟麟阁任第一团第一营副营长；1920年，任第四团的营长，驻防湖北；不久又调驻信阳。在驻信阳时，冯玉祥部因不属直系，又未参加直直皖战争，而得不到吴佩孚的薪饷供应。官兵以盐水和杂粮勉强度日。佟麟阁常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真爱民，不扰民”的道理，勉励该营官兵，严守军纪，同甘共苦，共度难关。他还带领全营兵为信阳城区，翻修街道，两旁值树，造福于民。1921年，冯玉祥入陕打败陕西省督军陈树藩后，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佟麟阁在该师第二十二混成旅第一团任营长。

1922年，直奉战争起，冯 玉祥打败河南督军赵倜，自任河南省督军后，即扩充和整顿军队，编练了两个补充团，每团两千人，佟麟阁升为团长，隶属宋哲元的第二十五混成旅。不久，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部队开驻北京南苑。佟麟阁任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一团团长，在冯部的“陆军检阅使署高级教导团”带职受训一年。他勤奋学习，名列前茅。每日课毕，仍然不顾疲劳地处理团务，受到好评。1924年，佟麟阁升任陆军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辛酉政变，佟麟阁前往增援。孙岳部攻取保定市，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击溃曹部，使得徐永昌、庞炳勋两部合围保定，迫使曹世杰开城投降。10月24日，冯玉祥抵京，决定组织国民军。佟麟阁任该军第十一师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25年苏联顾问来到国民军，扩大编制，把步兵编为十二个师。佟麟阁升任第四师师长。

奉军郭松龄因不满张作霖勾结日本，率部起义，密约冯玉祥联合反张。冯玉祥命令佟麟阁第四师与宋哲元进攻热河。佟麟阁在占领滦河后。冯玉祥任命他为河防守副司令（司令为郑金声）。12月，佟麟阁又参加天津战役，消灭奉系军阀李景林。

1926年，段祺瑞等借口国民军“赤化”，组织讨赤联军，纠集五十余万之众分五路向国民军进攻。4月15日国民军被迫撤出北京，主力退守南口镇附近。此时冯玉祥已赴苏联考察。由张之江任国民军总司令。佟麟阁任国民车第十一师师长。该师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旅。佟麟阁与刘汝明的第十师防守南口，青龙桥、延庆区一带阵地，张作霖、吴佩孚联介山西省阎锡山等集中优势兵力，配备坦克、钢甲车新式武器，向第十一师与第十师发起猛攻，战事持续半年之久。

佟麟阁在接受防守南口、延庆方面的任务后，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作战方案。他对形势的分析是：第一，吴佩孚等倒行逆施，早巳引起国人公愤。这一次时赤，师出无名，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第二、吴佩乎、张作霖、阎锡山三家是合股公司，各有各的打算。打了胜仗，他们能够暂时凑合在一起，一旦打了败仗，就会出现矛盾，甚至于各奔前程。第三，南口一带形势险要，我们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有制敌取胜的把握。据此只要选好阵地，巧妙地构筑工事，善于捕捉战机，用各种办法消耗敌人，打击敌人，完全可以少胜多，坚守阵地。

他详细察看了地形，经过研究后决定：（一）构筑两个阵地，一真一假，在假阵地设置着军装的草人，若隐若现地作瞭望或守备阵地的状态；用各种粗细树干，涂上保护色，伪装成各种火炮；在其间也配置一定数量的真炮，间或用以向敌人射击，以迷惑敌人。（二）在阵地前和阵地间的开阔地上设置地雷区和陷阱，阻敌坦克进攻。只要敌先头坦克触雷，后面的坦克稍为迟疑的瞬间，则集中炮火向坦克及其后面的步兵轰击。（三）根据南口有电源的有利条件，在阵地前架设电网两条：第一条上安装照明设备，如电网上的灯光熄灭，即知敌人破坏了第一条电网，等到故人进入第二条电网之时，把闸门一开．使来犯的敌人触电死亡。（四）在主阵地前方三、四十米处，依据地形情况构筑强固的地堡群，在每个地堡里配备两挺机关枪。（五）敌人如果同时开出三、四列钢甲车向我阵地轰击，我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四十吨的车皮满装石子，由青龙桥车站迅速滑下，两车相撞，使敌人车毁人亡。

在作战中，佟麟阁灵活地运用战术打击敌人：有时乘敌人不备突然出击；有时摸清敌人作战规律派人伏击对方；有时派出部队佯攻，然后诱敌深入而聚歼之；有时放风说弹药给养奇缺，待敌人大举进攻时，即以强人约火力予以杀伤、这些都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8月，国民军终因力量不支，导致南口乒败。张之江总司令命令佟麟阁和刘汝明两师西撤。佟鳞阁的第十一师至五原，后进甘肃省。

1926年8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宣布全军官兵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国民军的杨虎城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包围在西安市已达八个多月之久，危在旦夕。冯玉祥派出主力，星夜驰援。国民军第一军十一师佟麟阁部及吉鸿昌第五军为先头部队，由五原经宁夏回族自治区至平凉市，经那州到乾县，急赴咸阳市。先解赵登禹部之围，尔后进军西安，击败刘镇华部，解除了西安之围。

1927年，佟麟阁驻军天水市，兼任甘肃省陇南镇守使。致力于刷新政治，兴办地区福利，厉行禁烟禁毒，提倡妇女放足，创建学校和孤儿院等慈善事业，深得民心。他为官清廉，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有一次他到某县视察时。该县不法县长一向为非作歹，畏惧丢官，竞行贿赂，受到严词斥责，即被撤职。他离任之时，绅民送者万余家。

佟麟阁性情恬退无竟，喜爱书法。每天写大字十数篇，除战争紧急，从不间断。因而他的书法，颇有造诣。他的墨宝，有一册现存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战纪念馆。

宁汉分裂后，武汉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冯玉祥为总司令。5月1日，冯王祥在西安市就职，随后把所部分为五路向河南进军，第十一师师长佟麟阁为第五路副总司令（司令为石友三）。石、佟率领十一师等部于5月东出潼关，攻占洛阳市、孟津。8日，过偃师区时，奉军援军至，企图阻其前进。佟麟阁部凭黑石关之险与奉军激战，奉军不支，向孝义退却。佟麟阁即与第三路军汇合追击之。5月30日，占领孝义、郑州市。6月1日，占领开封市，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尔后在豫、鲁两省与奉、直军继续作战，战无不胜。1928年1月，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再次北伐。佟麟阁任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兼第十一师师长。转战于豫、鲁、冀各省，屡立战功。

同年，佟麟阁率第十一师进驻甘肃河州，被马仲英包围。马仲英系回族，凭借宗教的有利条件，处处与他为难。他再三考虑，认为动用武力，必然酿成民族争端，于大局不利，因而处处退让，致使第十一师蒙受损失。事后，他为自己姑息马仲英，处置失当，遂引咎辞职。10月，佟麟阁先赴兰州市休息，一度解甲归田，回原籍高阳县边家坞村居住，侍奉双亲。边家坞村水质不好，遇上千早年头，乡亲连苦水也难喝上。佟麟阁为了乡亲，挖井三眼。自此，大家才吃上甜水。直至今日，仍有一门井可供使用。过年时，他对凡吃不上饺子的乡亲，每户接济三块银元。乡亲缺乏畜力耕地，他就买了一头牛，每天喂饱后，拴在门外树上，供乡亲使用。他还办下一所小学，派人到高阳县城买回——车直贡呢，给每个学生缝制一身新衣服。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整编会议，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为第二编遣区辖十二师。佟麟阁重被启用，任整编以后的第十一师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佟麟阁奉冯玉祥之命，在西安市建立新一军，任军长兼第二十七师师长，负责召集西北军旧部，招募新兵，积极训练，巩固后方。

佟麟阁善于练兵，冯五祥曾称赞“佟善练兵心极细”。他常讲述历代民族英雄的事迹，以培养官兵爱国爱民的精神。他说：“我们是为老百姓看家护院的。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老百姓。我们只有保护老百姓的责任，绝不能有骚扰他们的行为。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淮也不能强取擅用，否则就是扰民，就要受到纪律处分。尤其在战争时期，我们需要老百姓帮助的地方很多。如有所需求，一定要和颜悦色地商量；买东西要按价付钱；借东西要打借条，用后归还，损坏赔偿，这是西北军的纪律。不能以为手中有枪，就横不讲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们脱离了老百姓，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他要求官兵之间，亲如手足，情同骨肉，他经常与士兵接近，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如一旦发现士兵有饮食减量或夜不安眠的情况，就要查明是偶然患病还是接到家信，情绪不安。弄清真象之后，对患病的就医治，家庭有困难的就救济，务使士兵安心服役，还重视士兵的文化和技能教育，要求不识字的士兵，在二三年内务必达到能自己写信、能读书报的水平，并学会一些生产技能，以便退役后的生活。

他要求军官，不但要精通技术，还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要在现场亲自指挥训练，切不可把日常操课委之于下级。他的旧部佟泽光回忆说：“佟将军在二十五混成旅任团长时，曾在野外召集各级军官亲自作各种示范动作。那一次我也参加了。他作了瞄准、投弹、射击、利用地形地物等各种基本动作。他一面讲解要领，一面作示范。不但动作准确，而且所讲要领，深入浅出，大家都听得懂。他作完了示范动作以后，就让大家练习，然后找出各种类型的军官加以评比，效果良好。我还记得他讲评中的一段话，他说：只有平时把部队训练好，战时才能杀敌致胜。如果训练时松松垮垮，到了作战的时候，无异把一群穿着军装的老百姓弄到战场上去送死。艺高胆大，一个优良的射手，遇到有十个敌人在距离他二百米处向他猛扑过来，他能够毫不畏惧。因为在战地跑步，二百米的距离需要一分钟。一分钟时间内可以射击十发子弹。这十发子弹弹无虚发，十个敌人就可以全部被消灭，还怕什么呢！”

在训练和作战时，佟麟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他对于犯错误的官兵，打破西北军的惯例，一向不准肉体惩罚。官兵的问题严重，但没有触及刑律，便责令他们在适当的场合检讨，并提出个人改进措施；凡能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的，就不追究；对于官兵的一般错误，主张私下规劝，不再公开批评。

当西北军在中原瓦解及蒋军分遣数路轻快部队疾驰入陕时，佟麟阁虽兵员不足一师，武器奇缺，仍表示愿意固守西安市。后方总司令刘郁芳命令佟麟阁率部到三原县集中。佟部于当日傍晚陆续离开西安。不料行至草滩时，骤降暴雨，彻夜不停，河水暴涨，新架桥梁亦被洪水冲垮，被阻于泾河以南。佟麟阁百般鼓励官兵，尽力设法强渡。翌晨雨虽暂停，而沿途泥泞不堪，行动迟缓，受阻于蒲城县。佟得到情报，杨虎城部已抵潼关县。行军必经之大荔县亦为杨部据守。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杨部的团长赵寿山来与刘郁芬联系，表示负责护送过黄河，而以刘所属部队交杨虎城收编为条件。佟麟阁遵刘郁芬的命令，交出二十七师。然后由杨的团长段象五护送刘等渡河入晋。佟麟阁由陕入晋后，住于阳泉市。不久，他与冯玉祥一同住在峪道河过着隐居生活，每天与冯一起读书练字，探讨军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聆听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讲课。他们有时也上山打猎，过着清闲的生活。

1932年8月，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佟麟阁受宋的邀请担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领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他见军警往往不遵法令，拘押人民，滥行处罚，便颁发禁令，严饬各县局，遇有案件，非法律所规定的，一概不准处罚，作弊者一律严办。并通过招考，挑选外事警官；整理警官补习所，自兼所长，训练男女军警二百七十六名，造就警材。不久，宋哲元奉命率部赴冀东集结待命，委托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张家口地当塞外，奸细浪人潜伏，伺隙窥发，但慑于将军威武．不敢蠢动，半壁河山得以安全。一天，他带领他的几个孩子骑马列赐儿山，坐在山坡上，遥望东北，顿感祖国江山破碎；深沉地慨叹说：“现在如果多几个岳飞这样的人，小日本哪敢这样猖狂?”不久．他便在张家口市修建汤阴岳飞庙一座，勉励军民以岳飞为榜样，精忠报国。振奋民族精神，保卫国土。

是年5月，冯玉祥通电全国，号召进行武装抗日。在此之前，冯玉祥于1932年10月由泰山到张家口找佟麟阁磋商组织同盟军等问题。佟夫人因事先不知，未作准备，问如何接待冯敬尧。佟麟阁说：“还是照旧用小米面窝头，外加白萝卜腌咸菜招待他。”冯玉祥吃得很香甜，并夸奖说：“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还没丢失农民的本色。”冯玉祥告知此来是决心走武装抗日道路的意图时，佟麟阁极表拥护。从此，他们共同策划，为救亡图存，作积极准备。当冯玉祥与佟麟阁会商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佟麟阁兴奋地挥笔书写王昌龄的《出塞》诗句：秦时明月汉寸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以示决不准许日本鬼子跨越长城一步。

1933年5月2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路透社记者发出狂妄叫嚣：“为保卫‘满州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驻张家口市之必要。”察省形势，益行危急，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子26日发表抗日通电。

同日，佟鳞阁、高树勋等十四名将领在张家口联名通电，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内称：奉读宥电，慷慨陈词，抑郁精神，大为振奋，表示今后愿在冯总司令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收复失地。

冯玉祥任命佟麟阁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仍代理察省主席。第一军辖四个师及一个独立旅，这是支抗日同盟军的基本队伍。在6月15日召开的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同盟军军事委员会，选举了委员三十五人，常委十一 人，佟麟阁是委员和常委之一。

6月20日，佟麟阁、吉鸿昌、方振武等二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为民族生存而战斗，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并宣布：重整义师，克日北指，克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四省不复，此心不渝。佟麟阁积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并派出第一军的第二师受吉鸿昌指挥，出兵张北，猛烈攻击敌伪军，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县，又乘胜挺进，7月12日克复多伦。共击毙日军茂木骑兵第四团及伪军李华岑等千余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军威大振。佟麟阁在此期间，治军理政，运筹帷幄，筹备军需，安定后方，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民众武装，担任前方运输，救护伤员，收容难民，殚精竭虑，甚获察省军民的爱戴。

对日作战，加上蒋介石、何应钦的军事压迫，使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察省地瘠民贫，补给也极其困难。冯五祥迫不得已，乃于8月5日发出通电，把收复国土，交渚国人。15日离开张家口市。至此，深为日寇所恐惧的察省民众抗日同盟军不幸夭折。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迫撤销后，宋哲元回察主政。佟麟阁深感抗日之志未遂，而山河破碎，国运垂危，不胜悲愤，于是退居北平香山寓所，与家人团聚，奉养双亲。寄情于研读圣经、周易，写字、摄影、打猎，以待报国时机。

在隐退期间，宋哲元再三敦请佟麟阁出山，负责军事。第二十九军的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等亦联袂相邀。此时干津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日益激昂。佟麟阁感到抗日救国之日到来，于是欣然出山。回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教育长为张寿龄），还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住南苑二十九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整军经武，夙夜匪懈。他曾对人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热血沸腾。全国有志抗日救国青年，慕将军坚决抗日的声誉，或跋涉千里，或从海外归来，有的就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干部和共产党员，都来参加第二十九军，入军事训练团受训。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干1937年2月底离干，而以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佟麟阁身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指挥重任，乃时时以国家处境之危，二十九军责任之重，教育官兵，使明战伐，他还随时将敌我情况报告中央和冯王祥（这时冯玉祥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使上下无所隔离。他与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诸师长精诚团结，以共同御敌，二十九军将士之所以拚命赴敌，多得力于佟麟阁的明耻教战。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区的清水节郎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干县城到长辛店镇地区演习。宛平第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至晚，敌始退去。7日夜间，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卢沟桥守军发起攻击。佟麟阁代军长立即命令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自卫还击。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遂奋起抵抗。芦沟桥的枪声，响彻了大地，全民族的八年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对日寇的猖狂进犯，皆怒不可遏，争请杀敌先登；仅个别徘徊于和战之间，犹豫不定。佟麟阁力排干扰，主张万众一心，痛歼日寇，守卫疆地。他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周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与会者一致拥护，请缨杀敌，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布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7月7日，卢沟桥战斗，8日上午10时稍停。11至12时，日军两次向芦沟桥发炮一百八十余响，芦沟桥车站附近被敌占领。同时敌人又由永定河东岸向西岸进攻。企图强夺芦沟桥。桥西金振中营守军一个排，顽强战斗，全排壮烈殉难，宛平城西门城楼某连长见之，怒火满腔，不待命令，即派兵一排，手持大刀，飞速驰援，一遇日军，举刀就劈，杀得鬼子鬼哭狼嚎。当时《北平时报》登载一篇文章说：“佟副军长善冶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纪律严明，勇于作战。而于老百姓则秋毫不犯，佟将军训练之力也。当七七后，军士于烈日下守城，每一队前，置水一桶，用开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竞献西瓜，坚却不受。对老百姓恭而有礼，杀敌则勇猛无伦，堪称模范军人。”

7月12日，《世界日报》以《日贼侵犯宛芦，被我军击退；九军之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大杀日贼》为标题，报道二十九军战果如下：

（一）11日，日军二百多名，进攻大王庙，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砍断头颅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

（二）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昨日图攻南苑（在北平南六公里，为中国空军根据地）。二十九军大刀队急向日军冲锋，相与肉搏，白刃下处，日军头颅即落，遂获大胜，日军向丰台区退却。

（三）日军前锋，昨拟沿铁路桥攻过永定河。华军对河隐伏，不发一枪，日军行近，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头颅随刀而下。后路日军大乱，纷纷溃退，华军即用机关枪扫，日军伤亡无数，两军肉搏，历二小时之久。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从喜峰口战役到卢沟桥抗战。屡建奇功，材赫有名。上海市从事救亡运动的著名音乐家麦新（共产党员）为他们所感动，便于了月谱写出歌颂二十九军大刀队的战歌《大刀进行曲》，它鼓舞着亿万军民在八年抗战中英勇杀敌，今天仍为军民所喜欢的爱国歌曲：其原词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11日，日本政府任香月清司为华北驻屯军司令。中日两军在卢沟桥一带战事不断。

此时，借口避住山东原籍的宋哲元返回天津后，又受到日方压迫和汉奸包围，妄重和议，欲求苟全。佟麟阁目睹危机即发，事不宜迟，急电宋哲元，陈述利害，清其返平坐镇，免为滓沽众人出卖。不料秦德纯等人与日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宋哲元轻信秦等说日本决心把此次事件作为“地方化”、“就地解决”的“不扩方针”，于12日发表了力主“和平”解决的看法和主张，承认了秦德纯所签订的停战三项协定。19日，宋哲元由津返平后，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开封闭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等。佟麟阁力持不可，说：“军长苟有不便，请回保定，以安人心。平津责之麟阁。如敌来犯，我决以死赴之，不敢负托。”宋从佟请，决心抗敌，于是急凋赵登禹师星夜来北平增强防务。

27日，宋哲元通电表示：日人欺我太甚，不可再忍，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同闩宋哲元令南苑二十九军军部迁入北平。佟麟阁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愿离开，决心与南苑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等一同死守南苑。而由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人员进城。

同日，敌人由廊坊进犯团河，由通州区、丰台凋集陆空军于28日进攻南苑。当时南苑守军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共五千余人。佟麟阁誓死坚守。他说：“既然敌人找上来，就要和它死拚，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日寇集中火力，刚步炮射击、飞机狂炸，战斗激烈。守军虽炮械较敌为劣，但士气却异常高昂，争夺由拂晓至过午，双方伤亡均惨重。战斗中忽报大红门义发现敌人。佟麟阁恐敌截断北路，乃分兵亲往堵击。因寡下敌众，部队被敌四面包围，只能利用地形，继续与敌苦战。佟辚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被敌机关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执意不肯，益奋勇当先。官兵感泣，拼命冲杀，此战惨烈，死亡忱籍。日军见久玫不下，便派飞机前来助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带伤指挥作战的佟麟阁头部又受重创，终于壮烈殉国，时年四十五岁。

佟麟阁将军是中国民族抗日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的遗体，由中国红十字会、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欧秋夫率警卒十余人于7月29日在大红门寻获。佟将军全身浴血，两目模糊难辨。忠骸运回北平城内，佟夫人及其子女含悲收殓，隐姓埋名，寄于雍和宫附近柏林寺。老方丈仰慕将军为国献身精神，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佟麟阁事父母极孝。父母有病，必亲奉汤药，休假必回家看望双亲。但自“七七事变”以后，他为国而忘家，虽南苑与北平城内寓所近在咫尺，从未返回。激战前，其父病重，家人多次促其归省。他挥泪写信给夫人彭静智说：“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

佟麟阁殉国时，父母均在堂，下有子女六人。佟夫人将佟麟阁阵亡事瞒过双亲，每日强颜欢笑，只说将军南下抗战，安慰二老；二老念子甚，日倚门望归，夫人乃伪拟家书，以释忧悬。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

毛泽东同志对佟麟阁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市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七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佟麟阁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79年8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发出通知，定佟麟阁为抗日阵亡的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将军修墓立碑，一米多高的汉白玉碑上镌刻着“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十一个黑色大字。1980年7月28日，北京市政协和北京市民革在香山举行扫墓仪式，隆重纪念佟麟阁殉国四十三周年。

1985年8月13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馆内展出了佟麟阁的遗像、史料、墨宝等，并有塑像一尊，以供人们参观和永远纪念。

⒈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⒉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⒊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

⒋衅终将不免，我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