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从狭义上讲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从广义讲，书法是指文字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含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书写，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等。将汉字书写称之为书法始于唐朝初期，至宋代开始普遍使用。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精神符号，它以汉字为表现对象，渗透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区别于世界各国的文字和艺术。

从文字起源来说，甲骨文算是最早的书法表现形式。秦朝书法堪称开创中国书法史的先河。汉代是中国书法艺术成型的重要阶段，篆、隶、草三体并行。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朝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书法史上的碑帖两脉格局在清代完全形成。

中国书法主要由甲骨契刻、青铜铭文、砖石碑刻、刻帖丛帖和简帛为载体，书法工具是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基本技法主要有笔法、字法、墨法、章法。中国书法的主要书体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并形成了以行草书、篆隶和楷书为主的当代书体。其中，行书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王羲之”王羲之《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堪称书法史上的绝唱。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而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一直被后世视为书法珍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法一直以一种书写技艺的状态维持和生存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新思维、新学科的介入，中国书法开始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在关注书法艺术性的同时，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书法中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书法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和象征。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书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2009年，“中国书法”被教科文组织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76个项目之一。中华精品字库工程计划精选100位中国历代书法名家代表作品开发成电脑字库，实现书法艺术和信息技术、汉字应用的高度融合，截至2023年8月16日，已完成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等40余款字库产品。

将汉字书写称之为书法始于唐朝初期，至宋代开始普遍使用。从狭义上讲，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例如，执笔指实掌虚，五指齐力；运笔中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结构以字立形，相安呼应；分布错综复杂，疏密得宜，虚实相生，全章贯气；款识字古款今，字大款小，宁高勿低等。

从广义讲，书法是指文字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含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书写，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等。

书法名称正式确立之前，两汉时期的有关书法的论述中，大多将书法叫作“书”。如东汉蔡邕《笔论》、《九势》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东汉后期，文字书写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才能和道艺的表现，书法被认为是“书艺”。《后汉书》在记载和帝阴皇后时便有了“少聪慧，善书艺”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时，老庄学说盛行，人们对于文字书写的认识理解也与“道”联系在了一起。王羲之认为，“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至此，“书”“书艺”改称为“书道”。

唐朝初期，人们对书写技法逐渐重视和提倡，“书道”开始逐渐转变为“书法”。如虞世南在《书旨述》中认为“书法玄微，其难品绘”。中唐以后，书法的称谓开始逐渐被人们所采用。如蔡希综《法书论》中说“余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到了宋代，理学盛行，“道”成为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东西，与之相比，写字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因此，“书道”被逐渐废弃，书法被普遍使用。元明两代，人们更加关注文字书写的点画、结构等书写技巧，书道彻底被书法所替代，书法之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书法的存在是以汉字造型为基础的。汉字的起源，奏响了中国书法的先声。汉字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就已经有了各种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已经具有了文字的某种特征。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为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书法艺术正是与甲骨文、金文同步诞生的。1996年，考古学家在桓台县史家村发现了一批甲骨文片，经测定为距今3500—3700年。据此，中国书法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

殷商时期，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甲骨文和金文是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它们是考古资料可证实的数量较多又相当成熟的最早汉字。除此之外，在陶、石、玉、骨、角等类物品上也发现了文字。1899年甲骨文始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 。商代后期遗留下来很多卜甲卜骨上刻记的占卜记录，所以甲骨文又称“龟甲文字”“卜辞”“殷墟书契”等。除殷墟外，在郑州二里岗也发现少量商代甲骨文。

甲骨文是通行于商朝时代的文字。从文字起源来说，甲骨文算是最早的书法表现形式。其有粗有细的线条，错落疏朗的章法，都显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启迪着现代书法的创新。

在青铜器上铸铭文，从商代中后期开始流行，到周代达到高峰。金文通常记载于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镜、钱币等各种器物上，其中以彝器上的文字最长，这些金文多铸在器物的内部，较长的铭文多见于器物的底部，少数铸在器物的盖和柄上。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后人又称金文为“钟鼎文”。

金文和甲骨文在商代同时存在，金文自成体系，不受甲骨文影响。有些金文和陶文，甚至还早于现今发现的甲骨文，如商代早期的铜器《鼂》上所刻的类似族徽图腾的文字，比甲骨文更多地表现了原始文字的象形意味。到了商代中晚期，青铜铭文较早期金文字数增多，铭文多达数十字，记录内容多为当时战争、盟约、赏赐和其他社会活动。由于金文多在母范上写刻后浇铸，工艺繁复，其铸造后的笔画特征不同于甲骨文锲刻后形成的方折瘦劲的特征，而是表现为既丰满又柔韧的特点，点画交接处呈点团状，较多地保留了母范上的文字书写笔意。

铸有文字的青铜器种类主要有鼎、敦、豆、盂、角等。现已发现的青铜器中，每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最少的仅1个，多的达数百字，内容涉及邦国治理、贵族世系、外交盟誓、战争征伐及许多重大史实。姬发时吕南公之孙盂所作《大盂鼎》，行文凝练厚重、雄奇挺拔。西周恭王（公元前十世纪）时期所铸《墙盘》，圆润工整、柔和健美。西周孝王（公元前十世纪-公元前九世纪）时金文《大克鼎》，质朴端庄、遒劲舒展。

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在广义上都称为“大篆”，狭义上的“大篆”即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从商到秦统一，汉字的演变表现出由繁到简的趋势，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的金文中，富于纹饰的点画趋于消失，更富于抽象性。至战国中后期，周秦一系文字由大篆演变为小篆，而此时的民间草篆也向古隶发展，大大改变了文字最初的象形性和装饰性，点画更趋于简洁和自由，书法艺术因文字变化而显得更加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文字艺术化、装饰化追求，各国文字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周以来的文字，在各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浓厚的地域特征。简、、帛等书写材料的使用，也刺激着书写的发展，书体、书风亦随之变化。此时的书法艺术在各系文字发展中显得绚丽多彩。其中，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和秦系文字所表现出的书风最为典型，它们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书法成就。

除秦系文字外，春秋早期各系文字书风大体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晚期的风格，结体一般为方正朴茂。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各系文字书风逐渐摆脱西周晚期的影响，这时的结体多为颀长秀美，并出现了装饰性较强的鸟虫篆等，战国中晚期的各系文字书风总体走向简率。西周公国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代表作品有《利》《何尊》 《庚赢》 《庚赢鼎》 《大盂鼎》 《召尊》 《令簋》 《令方彝》 《永盂》 《墙盘》《师虎簋》 《大克鼎》 《散氏盘》 《毛公鼎》《季子白盘》 《王子午鼎》 《禾簋》 《鲁大司徒鼎》《越王勾践剑》 《蔡侯尊》 《曾侯乙编钟》等。

早在秦秦灭六国之战之前的战国时期，小篆已是秦通行的字体。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全面推行小篆，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各系文字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小篆变为官体文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秦朝初年，丞相李斯提出统一全国的文字，对文字进行简化，变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状况。小篆与前代文字相比，线条简练，结构定型，整体简捷明快，整齐端庄，主要用于官方文书、纪功刻石和印章中，促进了文字的传播和地域间的交流。小篆在秦统一后的规范，扼制了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促进了汉字的发展。同时，随着秦篆的统一，并成为唯一的官体文字，发展中的民间古隶隶变对象也趋于专一，为隶书的发展成熟提供了稳定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小篆已不能够满足人们对书写速度的需求，汉字自身呈现出不断简化的趋向，隶书应运而生。隶书删繁就简，变弧线为直线。从结构上看，隶书简化了篆书，如“鸟”的两足，“鱼”的尾巴，在隶书里统一为四点了。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变革。

秦朝时在小篆通行的大格局下，其他书体并未完全废绝。东汉许慎说：“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刻符”是指铸刻或书写于符节上的书体，是标准的小篆；“摹印”是将小篆加以变化调节，用于印章，随印赋形；“署书”用于门榜、封简题字；“殳书”是刻在礼仪兵器上的铭文。这些都是秦文书体在不同场合、情况下的运用。而“虫书"更是以虫、鸟、云纹等花纹在笔画上进行美化装饰的篆书；“大篆”为战国时代秦篆的遗存，在秦朝已不再是主要的通行书体。“小篆”是标准的官样书体；“隶书”为民间俗体，秦代已十分通行，它虽不是官样书体，但却代表了书体发展的趋势，有着特殊的意义。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隶书成熟并广泛使用的同时，草书、楷书也应运而生。简帛和碑刻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两种书法表现形式。西汉，帛书要比简牍少得多，其文字多为隶书，篆书相对较少。汉字字体经过漫长的时期而逐步定型，古隶的演变过程中，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更加规整化，进而成为楷书；一是更加草率化，成为草书。草书和楷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草书作为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

秦末至西汉初年，隶书发展迅速，并替代了小篆的官方文字地位。西汉时期，首先由隶书演化出了较成熟的章草，约于东汉中期已有早期楷书出现，东汉后期又出现了行书。草书、楷书、行书的出现，基本形成了书法史的各种书体，书法笔法亦因此得到很大发展。这段时期为中国书法史上书体变革的重要时期。西汉，小篆依然通行，但受到同时期隶书的冲击，纯粹的小篆作品已非常少见。隶变、讹变的篆法替代了严肃的六书原则，这种渗入许多隶变形构的篆书被后人称为"汉篆"。汉章帝时代的书法家曹喜，以悬针法入篆，对东汉后期的篆书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汉代通行的日用书体中，草书的崛起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草书这一书体的门类中，又有章草、今草、狂草的区别。章草约在汉隶成熟的西汉中晚期形成，并渐趋成熟，至东汉蔚然成风。其后章草又蕴育出新的草书——今草。较之章草，今章打破了字字独立的形式，艺术的内涵亦越加丰富。以后再从今草发展出狂草，虽是后世为区别于章草而起的名称，但在汉代末年，实已均萌生于章草的快写之中。汉代楷书与行书的出现晚于章草。早期行书大约在晚于楷书形成的东汉后期便萌生出来。因此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

三国、晋朝时期的刻石书法有明显的复古倾向，这与禁碑风气有关。魏晋之际，天下凋弊，曹操、司马炎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遏制侈靡的社会风气的需要，曾先后诏令废弃厚葬，严禁树碑。碑刻上的华饰用笔，反映了汉末以后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民间的砖刻文字则更多地反映出书体转变时期的情况。这一时期，楷、行、草、隶诸体同时发展，各显其妙；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后世学习书法的人所师法。

从三国、西晋时流传的墨迹中，楷书、行书、今草作为日常手写体已十分普及，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到晋朝时期走向成熟，旧体的隶书、章草在实用中逐渐消失，而为少数文人书家在书写活动中继承。

南朝书法由于对“二王”书法传统的继承和弘扬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南朝书家极多，各代帝王均好书法，擅书者亦不乏其人，其主流反映了东晋以来士族文人流派书法艺术的发展。晋时曾一度禁立碑，虽禁而不止，但碑刻仍较少。南朝承袭前朝风气，碑刻流传亦不多，较著名的有《龙颜碑》和《瘗鹤铭》。

书法史上，从书风衔接上入手，常常把西晋南迁后，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十六国时期的书法也归入北朝书法体系之中。这一时期与南方比较，由于战乱频繁，经济衰落，礼乐文章，扫地将尽。故而书法发展滞碍，依旧沿晋朝质朴的老路，而未能如南方东晋的书法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局面。曹魏、西晋皆曾禁碑，南梁继承禁碑之习，而北方则不同，十六国至北魏一统中原，并无禁碑令，拓跋宏迁都洛阳市后，出现了大量碑刻、造像记、墓志及摩崖刻石等，构成了北朝庞大的刻石书法，与南方以文人流派书法的自觉艺术追求，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十六国到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前，北朝的刻石沿用魏晋旧习，此时隶楷二体交叉，形构上为楷而章法、体势、用笔为隶，或形构近隶笔法为楷。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正是通过魏碑的发展，为唐朝书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促使了百家齐放、众星争艳的繁荣局面的形成。

隋朝的建立，为南北书风融合奠定了基础。隋朝的楷书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启唐代书写规范的新局。隋朝书家，南方者较多地保留了王门风标，北方者则以南方风韵入书，充分体现了以文人书法为主流的发展趋向。其中以楷书最为典型，从南北朝时北方奇崛刚健到隋代时趋于文雅。

唐朝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期。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朝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唐代建立后，政治清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最旺盛最富足的时期，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社会条件。李世民制定了适合书法发展的各项政策。如朝中设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国子监，书学则是其教学内容之一，且设书学博士执鞭；实行以书取仕的重要举措，科举中书法独占一科；铨选官员也不例外，均以“身、言、书、判”来考核，“楷书遒美"者优先用，为唐人尚法提供了社会环境。正是如此，使得唐代书法已失去了魏晋书法中的自然之美，正是这种“官样”的楷书，后代摹习不断，影响甚大。书法和诗、文、绘画一样，到了唐朝，完全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门艺术。盛唐书法是在魏晋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个书法高峰，呈现出蓬勃、博大、雄健的气象，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精神。

唐代书法，南帖北碑渐渐合流，但南方风格代表了平民社会日常人生的气味，占据主要优势。唐代以后，字学书品为中国“平民艺一大宗”，帖学兴起，碑法式微，直到清代才得到改变。

唐代书法对日本有重要影响。日本平安朝入唐学问僧八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空睿最为著名，而传播唐朝书法以最澄（767-822）、空海（773-835）的贡献尤大。日本留学生橘逸势（？-842）在唐近两年，偕空海交游唐代名士，归日后以书名世，与空海、嵯峨天皇并称“三笔”。

宋代书法不及唐代之盛，也没有形成像汉代、魏晋那样强烈的时代特色。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宋初赵匡胤对书法不重视，士大夫淡然处之。二是帖学大行，宋初字帖多由《淳化阁法帖》翻刻，这种辗转翻刻的字帖，与原迹的面目越来越远。因而，虽然都是宗法“二王”，宋人则远逊于唐人。三是驱逐权贵的歪风限制了书法的发展。北宋初期，沿袭晚唐五代十国书风。学书者大多不愿师法古人，而是本着实用主义的观念去追逐时尚，出现了“趋时贵书”现象。

宋代印刷术发展，人们无需大量抄书，所以楷书成就远不如唐朝，宋代书法家便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艺术性更强的行书上，成就超过唐代。宋代书法代表人物是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和赵信。论其自我发挥，也是无与伦比的，苏轼的《寒食诗帖》、黄庭坚的《论书》、米芾的《海岳名言》，都是掷地有声的名作。宋人“尚意”就由此而来。苏轼的《寒食诗帖》开宋代尚意书风的滥觞，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代表了苏轼行书的最高成就。黄山谷在《寒食诗帖》卷后题道：“东坡此诗似太白县，犹恐太白有未到处。”南宋以吴说、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为代表，但其成就都不及北宋四家。

辽朝书法可见者多为碑版和手抄佛经，风格也较单一。与辽不同，金朝书法则显得丰富多彩。金代刚建国时，只使用契丹文和汉字，后女真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但一开始参考了契丹文和汉字，有些则完全照搬汉字。金征服了辽、宋。作为战胜国，大量掠夺了宋朝内府和私家所藏的图书文籍、法书名画以及各类艺术人才。完颜璟（1168-1208）时，大力推行文教，加上章宗对书画也甚为喜爱，并身体力行，故使得金代书法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

在全面复古的潮流中，篆隶复兴成为元代书法史上的重要现象。元代的篆隶不同于秦汉的篆隶，有它独特的审美内涵，其主要特征是能够把篆隶书创作纳入文人书法创作的轨道上来，而非仅限于金石碑版，从而使篆隶书法自秦汉之后式微以来重新复苏，并开启了明清文人篆隶书法的滥觞。

元代书法总的趋向是沿着以继承为主的路子缓慢地发展着。元代书法沿袭宋代，守辙循途，盛行帖学，初则宗唐，后则宗晋，以行、草书为主流，出现了赵孟頫这样的大书法家，提掣书坛六百多年而不衰，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屈指可数的。

元代是多民族空前大交融的时代，少数民族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少数民族书家的大量涌现是元代书坛的独特现象，如契丹族人耶律楚材、蒙古族人赵世延等。

元代末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书法蓬勃发展的局面到了明朝成立后，在短短的20年内，却急剧萎缩。朱元璋于1367年攻下张士诚据吴政权，结束了张士诚在苏州长达11年的统治。1368年，朱元璋以南京为都城建立明王朝，对之前张士诚所占据的苏州地区采取了空前的钳制，对曾经服务于张氏政权的吴中文人更是猛烈打击。当时苏州许多有才华的文士皆在朱元璋的残暴统治下遭到厄运。不仅如此，大批苏州文人还被流放到朱元璋老家凤阳东部的临。苏州文士的凋零，使明初苏州文化发展陷入低潮，书法活动亦十分消沉，这种状况到明中期才得到改观。

明朝二百七十七年中，朝廷诸帝几乎都喜爱书法。文人也都精心研究书法，希冀于能被征召写内制、外制，从而得到官职。因而，明代的简牍之美，几乎超过唐宋。明代初期，科举取仕重视书法，所以读书人写字唯求端方拘谨，一字万同，被称作“台阁体”。代表书家有“三宋”（宋克、宋广、宋璲），“二沈”（沈度、沈粲），二沈书法着重于世的是小楷，当时科举之士多效法。明代中期有所突破，吴中四才子（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崛起，他们走的是赵孟頫上追晋唐的路子，从“台阁体”外挺立起来，其书法朝动态美方向发展，任情挥洒的书风在明代中期赫然独立。明代后期成就很大的书家代表人物有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邢侗，号称四大家，以董其昌水平最高。他那潇洒出尘的风神，变化无端的形态，为名冠一时的新派，其影响一直延及清代。

清初书法一方面延续着明代帖学一脉，另一方面由于学者对金石学的研究，碑版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碑学兴起后，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书法观念，以致形成帖学衰微、碑学兴盛的局面，书法史上的碑帖两脉格局在清初完全形成。

清代历时二百六十八年，就书法艺术来说，汇编历代书论、名帖，收藏名家墨迹、碑刻，名家辈出，气象一新，是中国书法史上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书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爱新觉罗·颙琰、爱新觉罗·旻宁以前的帖学期，二是嘉庆、道光以后的碑学期。从各种字体的实际发展水平来看，清代书法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草法之衰，二是碑学之兴，三是篆隶之盛。

清代尊帖崇碑，书学之盛，书家之众，几乎可与唐朝比肩。王铎学书主张学古，认为只有入古才能创新。其形式夸张的书法，威振明代，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嘉庆、道光之后，帖学盛极而衰，碑学代之而兴，开拓了继承与革新的广阔天地。这一时期，个人风格突出，有成就的书家极多，有邓石如、沙孟海、阮元等。邓石如书工个体，以篆书和隶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大。他的篆书开始是从刻印中得到启发，初学汉碑篆额，后宗二李（李斯、李阳冰），稍融隶意，用笔坚劲，笔力沉雄，纵横捭阖，具有大家风范，可谓斯冰之后第一人，使得衰落数百年的篆书，又重展光彩。邓石如的隶书，是在篆成以后临习汉碑而成，极富篆书笔意，貌丰骨劲，沉雄工整，结字紧密。既有《曹全碑》的遒丽；既得《石门颂》的恣肆，又得《夏承碑》的高古，从而卓立于清代书坛的高峰。清代篆隶两体得以盛行，与邓石如的崛起至关重要。

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革命，必然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变迁，作为其中之一的书法艺术也不例外。

清代晚期到近现代的行草书，是碑派高潮的产物，其中多以北碑为基础，各有风范。具体说来，这时期书法，上承清末，在康有为“北碑南帖”的“抑帖扬碑”理论的牵引下，碑派书法继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没能产生重要的“碑派书法”大师。而帖学一路，却大有起色，沈尹默、白蕉成为一时翘楚。但仅用“碑、帖”两派，远不足以涵盖此期书法的面貌，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而中国书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齐白石、李可染、张大千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书法大师。

近现代还有一批书家，如沈曾植、于右任等，以碑为体，以帖为用，形成碑帖结合的新书风。其中，行草书是这种融合的主要书体，风格有了新的拓展，在这一时期的书坛上别具一格，影响当代。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社会动荡，书法成为官宦和富有文人的爱好，在对新旧体制变化的适应与纠结中，形成了遗老书家群、文人书家群、学者书家群，甲骨文、汉简、敦煌写经等相继被发现，为书法提供了新的参照。同时，钢笔被引进中国并开始替代毛笔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书法”与“写字”分离，结束了书法“人人必习”乃至与人生命运的紧密关联，剥离了书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白话文在新文化革命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汉语拼音化运动与文字改革运动，使书法失去了传统的生存语境和文化结构模式。两者相互交融，使书法从精英阶层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自由选择的对象，传统书法时代就此结束。同时,书法开始呈现专业化倾向，职业化的书家队伍开始形成。书法也由此开始逐渐被从士大夫书斋中移向现代社会的文化机制中，书法展览、社团、刊物等相继出现，标志着书法的创作与交流活动正在日趋独立与专门化，也同时确立书法向纯艺术方向发展的新方向。

1914年，吴昌硕在上海举办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个人书法展览，在此之后书法展览此起彼伏。书法展览的出现，使原来文人的案头雅玩变为壁上悬挂公之于众，不仅改变了书法的展示形式，而且对书法创作观念、标准乃至创作心态都带来了新的改变。1917年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的成立，标志着社团活动已从一般的文人阶层走向各个更具体的专门阶层。1943年4月2日，“中国书学会”在重庆编辑并出版了《书学》杂志，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书法刊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法一直以一种书写技艺的状态维持和生存着，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新思维、新学科的介入，使书法开始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在关注书法艺术性的同时，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书法中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书法已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1950年4月，国家恢复了殷墟考古工作。1951年，在国家经济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政府从香港及时购回了书法经典之作《中秋帖》《伯远帖》，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府对中国书法文化的高度重视。1956年，国家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书法开始出现复苏景象。1956年9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书法社团——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在北京成立。自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政府和各级文博机构先后举办各种藏品、新收捐赠品以及著名书家个人或其他主题的书法展览。自1952年起，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开始开设书法课程。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七期发表了高二适《\u003c兰亭序》真伪驳议》， “兰亭论辩”从此拉开帷幕。虽草草结束，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高层次、成规模的书法专题讨论，不仅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成为当时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也进而使长期偏居一隅的书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传。同时，考古新资料成为书法研究关注的对象，使得书法研究的视野开始变得更加开阔。这些对于推动书法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书法展览已经成为代表当代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坐标。书法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国际间的互访、展览、笔会、考察活动逐年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新观念、新思维不仅影响着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也同时影响着人们对于书法的理解和认识，书法正在由以往的精英文化变为今天的大众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界人士逐渐对书法艺术的传播和发展路径重视起来。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而且由于人们的审美观念不同、社会的大环境不同，书法的传播形式也随之各有不同，书法艺术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

笔墨纸砚被誉为文房四宝，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书写工具，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见雏形，在先秦、两汉等墓葬遗迹中也有少量的实物发现。如汉代毛笔、石砚、墨丸、麻纸等。由此可知，文房用具自汉代已发展成熟，历经唐、宋时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完善，至明清时期更为兴盛，并形成各自的发展体系，成为书斋重要的陈设用具。

毛笔是书法的最主要工具。用毛笔来书写文字，逐渐演变成书法用笔的艺术技巧，从而构成书法艺术的要素。在晋朝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里，“笔者，刀梢也。墨者，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将书法比作军事上的行军布阵。

制作毛笔的材料有羊毫、狼毫、兔毫、貂毫、鸡 毫、鼠毫等等，这些软硬、长短、刚柔的动物毫毛，使每只毛笔具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用途，以毫毛之不同带来迥异的艺术效果，毛笔最关键的部位就是笔锋。笔有四德“锐、 齐、圆、健”，即笔锋锐利，毫毛整齐，丰满圆润，刚健有力。

墨，是书写、绘画的色料。墨之造型大致有方、长方、圆、椭圆、不规则形等。墨模一般是由正、背、上、下、左、右六块组成，圆形或偶像形墨模则只需四板或二板合成。内置墨剂，合紧锤砸成品。墨的外表形式多样，可分本色墨、漆衣墨、漱金墨、漆边墨。 按用途可分为普通墨、贡墨、御墨、自制墨、珍玩墨、礼品墨等。常用的墨有两大类:松烟墨，用松树枝烧烟，再配以胶料、香料而成，黑色浓而无光，入水易化；油烟墨 用油烧烟（主要是桐油，并和以香油或猪油等），再加入胶料、麝香、冰片等制成，墨色乌黑有光泽。油烟墨以质细而轻，上砚无声者为佳。

宣纸与绢，是中国书法常用的材料。宣纸对水墨的反应更加敏感，能够完美呈现笔墨技艺与水墨意境。不同于绢布和西方硬纸把画中的颜色托在表面，宣纸以其自身的纹路、厚薄、粗细、对水墨的吸收程度不同，使水墨渗透到纸张内部，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宣纸虽薄且柔，但其对水墨画含蓄写意的表达方式，具有其他纸张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有“纸寿千年”的美誉。

砚，也叫砚台，是传统的文房四宝之一。砚池指砚台中储蓄水的凹陷之处，也叫墨海、墨池。四大名砚指端砚、歙砚、红丝砚和澄泥砚。有防蛀技术的石料磨制的砚台，大多含有硫、磷等成分，在研磨的过程中，很微量地融入墨汁当中，这样就起到了使黑色油润生辉和防止虫蚁咬蛀墨迹的作用。

甲骨契刻，又称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早先时候用于卜辞，即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商朝。1899年，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用作中药的“龙骨”上偶然发现了契刻符号（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并亲自前往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2万片甲骨。由于小屯一带为殷商时期都城遗址，所以这里所出土的甲骨又叫殷墟甲骨。殷墟是世界上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甲骨文的线条有粗有细，章法错落疏朗，无不彰显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启迪着现代书法的创新。

甲骨文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其构造已相当完备，其中最多的是象形字，用约定俗成的符号表现出实物的特征，还有用符号代表某种意义，少数是象形和音的结合，或以同音来表达另一意义。甲骨文多用尖锐的刀具刻成，有先书后刻和以刀为笔直接刻写两种形式。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来考察，甲骨文有的先用毛笔写好，再用刀刻成有的则不经过书写而直接用刀刻成。

在青铜器上铸铭文，从商代中后期开始流行，到周代达到高峰。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河南新郑、洛阳市，陕西长安、岐山县、山西省、安徽等地出土了很多重要的青铜器，为研究金文提供了很多实物资料。金文通常记载于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镜、钱币等各种器物上，其中以彝器上的文字最长，这些金文多铸在器物的内部，较长的铭文多见于器物的底部，少数铸在器物的盖和柄上。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除了作为日常所用器具外，多用于祭祀和丧葬仪式。用于饮食起居的为"养器”，用于祭祀的为"礼器"。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钟为礼乐之器，鼎为权力象征，故后人又称金文为“钟鼎文”，青铜器又称彝器。金文铸刻文字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凹入的阴文，称为款；另一种是突出的阳文，称为识。因此，青铜器铭文又称“彝器款识”“钟鼎款识”。

石刻文又称石鼓文，起于周代，兴盛于秦朝，是东周最重要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秦系文字刻石的代表。汉代以前的刻石没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独立的自然石块上，后人将刻字于独立的天然石块称作“碣”，石鼓文即是一件猎碣。石鼓文笔画匀整，结字疏朗，用笔遒朴而有逸气，在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性。《石鼓文》虽从西周金文发展而来，但不同于西周金文过多的装饰，而呈现出自然、朴质的艺术特征。其行款十分工整，横竖间距大体整齐，体现出稳中有变的特点。清代书家吴昌硕一生取法《石鼓文》，得其古雅的金石书风，为后人推重，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秦朝李斯所作《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玡石刻》，也都得到历代书家的好评。

东汉厚葬之风盛行，标识墓葬、显示陵域习俗的确立与普及，使东汉刻石书法极为丰富，主要包括碑碣、摩崖刻石、基志铭、石经等。其内容主要有祭祀、纪功、记事、教化、凭证及宣教等。它的刻写主要还是以严肃的正体作整齐庄重的排列。汉碑所存的书体主要为篆书和隶书，适应了庄重场合的使用需求。东汉前期的刻石铭辞风气尚未形成，仍沿袭着西汉末期和新朝时期的隶书刻石法，与同时代的金文风格相类，刀法上仍沿用篆书雕刻法。

东汉树碑风气兴盛，使得优秀的汉代隶书得以流传到今天。汉代碑刻的兴盛，标志着汉代隶书的成熟。就已发现的汉碑，按其风格，大致可分为四类：《乙瑛碑》《礼器碑》《张景碑》《孔宙碑》《华山碑》一类，左规右矩，严整规范又富于变化；《张寿碑》、《张迁碑》一类，以方笔为主，笔画欧菱分明，结体方正，气格宏大；《封龙山颂》、《横方碑》一类，浑厚高古，茂密雄强，以拙取胜；《五凤刻石》、《石门颂》一类，体势奔放，挥洒自如，恣意烂漫。

随着椎拓技术和刻书印刷技术的发展，加上大量古代器物、碑刻纷纷出土，宋人形成好古收藏的风气，人们开始重视对钟鼎刻石的研究。加之帝王大力提倡儒学，恢复礼制，碑刻研究的证经补史作用亦顺应了这一需要。

摩崖石刻指在天然的石壁上凿刻的文字。在中国的名川大山中，保存着许多的摩崖石刻。其中著名的有陕西中褒斜道石门和略阳县“阁颂摩崖”等。

墓志是指放在墓中记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墓志一般由呈正方形的两块石头组成，上面一块为盖，犹如碑额；下面一块为志或铭，书写逝者姓名、官衔、生平事迹以及赞颂铭辞等。

中国古代人们为了为生人、亡人或自己祈福，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或金属铸造）成佛像，称之为造像。一般情况下，所造佛像多琢于方形石座之上，一佛或数佛不等，站立坐卧形态各异，或有佛龛或有背光。在佛像背部或佛侧部和座上同时镌刻造像名称、祈福事宜以及供养人姓名等，这类文字被称为造像题记。造像之风，出现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北朝至中唐时最为兴盛，北宋以后逐渐衰落。在河南省、山东省、四川省、陕西省、河北省、山西省、浙江省、甘肃省、安徽、江苏省等地都曾发现造像题记。其中，以河南省最多，尤其是龙门石窟最为丰富。

砖是古代建造房屋、宫殿、城墙、道路等的主要建筑材料。砖的本字为“”，尚有“”“塼”等古名。在砖上刻画、摹印的文字即砖铭或砖文。砖文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早期砖文大多为戳印，字数较少。至西汉武帝之后，砖文内容不断丰富，表现形式也突破了“啜饮式”的框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砖文的内容主要有记名、标记、吉语、纪年、记事、墓志、地券、随笔等。砖文的制作过程有模印、画划、书写三种。

古人将名家墨迹描摹镌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叫做刻帖。宋代是“帖学”的形成期，清代康有为提出“碑学”后才有“帖学”的说法。所谓“帖学”，即“二王”体系名家的书法，在宋、元、明时期极为兴盛。刻帖在隋唐时期已有萌芽，李世民令钩摹王羲之墨迹，怀仁集王字刻成的《圣教序》即开刻帖之风，然历史上刊刻官帖始于宋代。北宋开始蔚然成风，金、元时期较少，到明清时达到鼎盛，直到近代印刷技术发达后才告终止。通过拓印方式获得墨本并装订成册叫做丛帖。现存最早的丛帖是《淳化阁帖》。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历代名家书法墨迹不胜枚举，有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中秋帖》等。

简牍，竹简和木牍的统称。书于竹板的叫简，书于木片的叫犊。简牍是至今看到的发明纸以前的墨书真迹。迄今发现的简牍作品有《古楼兰木简》《流沙坠简》《银雀山竹简》《马王堆汉简》。

帛书，是指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墨迹。汉代帛书最具价值的作品是《老子》甲本、乙本。

书法是一种以书写文字为基础的艺术表达方式，强调笔墨的运用、笔画的变化、字形的塑造等手法。书法技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不仅是文字书写的技能，更是一种表达情感、传递思想、展示个人风格的艺术形式。书法技法包含多重要素,如笔画的粗细、点画的运用、笔触的轻重等。不同的字体（楷书、行书、草书等）和不同的笔法（横、竖、撇、捺等）都体现了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表达方式。书法家通过独特的笔触和字形，能够传递出对文字的理解、对世界的感悟。书法技法不仅仅是一种写字的技能，更是一门艺术，它融合了审美、情感、文化和个人风格，赋予了文字深厚的内涵和魅力。

中国书法笔法一方面来源于对文字书写的美化，是书写汉字的笔法；另一方面源于对书写工具——毛笔的有意识控制，是使用毛笔的笔法，包括执笔和用笔。自汉代开始注意对于笔法的总结。东汉时期，蔡邕就已总结出“藏头护尾，力在字中”“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等笔法“要诀”。

执笔指执持毛笔的方法。在古人总结的众多执笔法中，影响最大的是唐代路希声提出的撅、押、钩、格、抵——“五指执笔法”。

用笔指书写时运笔的方法。书法用笔具体表现在起笔、行笔、收笔三个阶段。起笔也叫落笔、发笔，即毛笔的笔尖接触纸面的霎时间。行笔是书写时毛笔在纸上的运行方式，有中锋运笔、偏锋运笔、侧锋运笔三种情况。收笔指毛笔的笔尖离开纸面的霎时间。

如何将笔画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汉字就是书法的字法。单个汉字在总体精神状态上，有“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等要求，也就是要求单个汉字的整体结构要略微向右上倾，从而体现一种积极向上的入世精神。

结字又称为“结体”，即字的间架结构，是点画与体势安排布置的方法。书法中所谓的结字法，是在保证字不写错的前提下，根据字的点画形态和字形体势，运用穿插、连带、组合、切割等手段，安排、处理字的点画和各个部件之间关系的方法。书法有篆书、隶书、楷书等书体，不同书体的结字要求也不一样。

墨法是在书写过程中的使用方法。古人将墨视为字的血液，因此墨法又被称为“血法”。古人对墨的认识，有“七墨”“六色”和“五彩”之说。“七墨”是指焦、浓、重、淡、清、渴、宿；“六色”是指墨、浓、湿、干、淡、白；“五彩”是指浓、淡、润、渴、白。常用墨法的表现形式有浓墨、淡墨、涨墨、渴笔和枯笔等。书写过程中墨法变化收到书体、笔法、水等多种因素影响，墨法变化的实质是对于水的控制。

中国人的用墨，源远流长，随书体和个性而变。楷书用浓墨，即不用淡黑也不用飞白，使书体的规范性、庄重性和森严性成正比关系地把点画、结体、章法和墨法拉到了同等匀衡的地位。在隶书中,根据书家不同的用墨方法，有的以水兑墨，以生宣纸为载体，以洇墨为韵味，呈现出“屋漏痕”的线条效果，把隶书体形的柔和性加进软墨的多情性，从而达到隶书温文尔雅的人情味和姿媚体妍的书体味。行书和草书因书写节奏快于其它书体，在用笔用墨，点画造型和章法上，趋于随意性，最能代表书家个性化的发挥，因此用墨不拘一格，干湿浓淡，丰姿绰约，千变万化。特别是东汉时期蔡邕创造用墨的“飞白”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许多朝代。墨法跟自然环境对人的感触、人的思想情绪以及借酒抒情f有关。

章法是指一件书法作品中一个字的点画或几个字之间、行与行等各种视觉因素之间按照一定规律的组合，即一幅作品的整体视觉效果，是整幅作品的谋篇布局。影响一件书法作品章法的主要因素，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书势和构成。书势是点画与点画，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可分为笔势和体势两类。中国书法要求阴阳调和，气血畅达，以“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为美的典范。章法的要害就是“活”，就是静中之动。气活则韵胜，韵胜则有神。

笔势：一个字由不同的点画组合而成，一幅作品由不同的单字组合而成。点画与点画、字与字的组合是通过连续书写而成的，它们的运行轨迹有两种：一种是留在纸上，为笔画；一种走在空中，为笔势，笔势是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过渡，完整的书写运动就是从笔画到笔势，从笔势到笔画，再从笔画到笔势，直至篇终。所谓的“气脉不断”，“气”指隐晦的笔势，“脉”指有形的笔画，“气脉不断”就是笔画与笔势的连绵相属。这样的章法偏向时间和音乐，可读性强。

体势，即字形姿态，是汉字结体因左右倾侧而造成的动态。单字相互之间本没有笔墨连贯，但随着结体的左右倾侧，产生出强烈的顾盼与呼应，从而使作品气息达到了贯通。一幅艺术性强的书法作品，要求它的章法中必须破除单纯写字的局限，达到笔势与体势的相互融合。以视觉艺术的眼光，从笔势和体势中抽象出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内容，要从时间的角度看节奏是否流畅，让点画线条的提按顿挫、轻重快慢和离合断续传导出生命的旋律；要从空间的角度看关系是否和谐，让造型元素的大小正侧、左右避就、上下穿插反映出世界的缤纷。从而使书法艺术与绘画和音乐相通，成为一种形而上的视觉艺术。

构成，空间造型和时间节奏是章法的两大组合方式，它们的合二为一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融音乐与绘画于一体的艺术，主要表现为对立统一和相似性两个方面。一是对立统一。刘熙载《词曲概》说：“词之章法，不外相摩相荡，如奇正、虚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之类是已”。所有这些对比因素组合在一起都是正侧相依，大小相形，枯湿相辅、浓淡相宜。对立双方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任何一方为求平衡都离不开另一方的帮衬，它们在本质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一体的，相互之间存在强烈的内在联系。二是相似性。一幅作品中错落地分布着许多粗细、正侧、枯湿等造型元素，它们所处的空间位置虽然不同，但是如果在形状或墨色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也会互相呼应，成为一个整体的。构成式章法以分离为基础，让所有造型元素都将各自的特点发挥出来，因此作品的内涵非常丰富。然后利用对立统一和相似性的原理来加以组合，将完全不同的造型元素并置在一起，使各自的特征相得益彰，相映成辉。

关于篆字本义，有三种代表性说法，一是《说文解词》说法：“篆，引书。”二是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的说法: "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取“篆”之书写功用，但是这应该是与篆字出现之后的事了。三是郭沫若的说法：郭沫若把篆隶对称，一指官方书体，一指下层徒隶之书。

彖字更加初始的本义为解猪时如何割取、如何取材，方符合祭祀之意，其材的文案寓意即为象。另一方面，这个解猪的符箓图案及其书写方法，引发了当时文字书写方式的演变，结合“彖辞”而形成一种“范式”祭祀书体，后来改为毛笔书写，在彖字上加竹字头则成为“篆”字，成为篆书。可以说篆字是源于彖辞的一种符书写和解猪刀法的结合。

篆字及篆书的起源至今史无定论。篆分大篆、小篆。大篆又称文，见于西周晚期，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小篆则为秦"书同文”简化统一的字体。最早的篆书还有夏篆一说。

小篆与前代文字相比，线条简练，结构定型，整体简捷明快，整齐端庄，主要用于官方文书、纪功刻石和印章中，促进了文字的传播和地域间的交流。小篆在秦统一后的规范，扼制了各地文字异形的现象，促进了汉字的发展。《绎山石刻》《泰山石刻》和《琅石刻》即为李斯小篆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大篆即金文，也叫钟鼎文字，指商周期间在金属器铭上铸造或锲刻的文字。另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也被列为大篆。

《辞海》对隶书的解释是：“隶书，汉字字体的一种，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字体方正，笔画方折，产生于秦，流行于汉魏。”隶书是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而产生的字体。篆书向隶书的“隶变”过程，是中国汉字发展史和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变革和转折，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

隶书不是创造文字，而是文字的演变。关于隶书的产生有很多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王次仲所创，一种说法是程邈所创。从考古出土的竹简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隶书的萌芽。隶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隶变”过程，顺应了人们要求文字书写方便简捷的历史趋势。隶书起初是一种民间俗体,一直到秦朝才得以规范整理系统化。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一是在结构中省减笔画，强调以横取势；一是在用笔上变圆为方、变曲为直，保留并强调毛笔的自然书写状态，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隶书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如东汉时期的《熹平石经》《杨淮杨弼表记》《曹全碑》等。

楷书又叫作真书或正书，形成于东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成为通行的正式书体，到唐朝时达到极致。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显示，唐代楷书曾被称之为真书，而东汉末期魏晋之际形成的今隶新书体，也被称之为真书。前者是指钟繇、王羲之以来延续至今的楷体，而后者是指秦汉以来隶书的楷体。虽然两者的名称一致，但表现及书法概念存在差异。在初唐时期，李世民曾提出要推崇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而由于王羲之曾学习过钟繇的书法，初唐四家的虞世南和欧阳询则学习的是王羲之的书法，所以唐代楷书的发展和隶书、篆书、行书等是密不可分的。

早期的楷书既像行书，又像楷书，有的还像草书，楷书笔法只能作为支撑，是一种提纯与加工整理的“工具”。楷书笔画的特点是横平竖直、简化实用。南北朝时期的碑刻是保存下来的楷书珍藏，尤其是北朝的魏碑书法，展现出强烈的气势和雄浑的氛围，形态变化多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南北楷书的风格具有较大差异，但经过隋朝统一后，南北的书风得到了进一步融合，逐渐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楷书作品，比如说《龙藏寺碑》就是初唐楷书的样式特征。三国(魏)时期的《荐季直表》、钟繇的《宣示表》等成了楷书雄视百代的珍品。

行书是介于楷、草间的一种书体。行书萌生于东汉，成熟于东晋。行书在文字发展史中历经了两个阶段，一个在楷书出现前，一个在楷书出现后。楷书出现前的行书是楷书的雏形，楷书出现后的行书是楷书的快写。

其中，写得比较放纵流动，近于草书的称行草；近于楷书写得比较端正平稳的称行楷。行书萌生于东汉，成熟于东晋。其发展脉络一是在由隶书向楷书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行押书”；另一个是楷书成熟后，人们对楷书的快速书写。行书的特点是点画简洁，自然多姿，结体简约，变化多样，章法大小参差，连带照应。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行书形成了众多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流派有魏晋行书、唐朝行书和魏体行书。魏晋行书以东晋王羲之为代表，有欹侧、平正两种体系，或俊俏跌宕，或秀美飘逸。唐代行书以颜真卿为代表，用笔融合篆笔意，结体易方为圆，变背势为向势，气势博大，雄奇飞动。魏体行书产生于清代碑学兴起之后，以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为代表，将行书笔意与魏碑的体势、用笔相互交融，雄强浑厚、拙朴遒劲，纵横恣肆，气势开张。

草书是诸书体中最有表现力的书体，在两汉时期，草书是在顺应书写简便的社会需求下，在隶书基础上，参入使转笔画，保留古隶的波发展而成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在狂乱中觉得优美，其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

尹湾汉墓《神乌赋》和居延《误死马驹册》是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的汉简草书，两副作品完成时间前后相隔不到40年的时间，地域相隔万里，风格却惊人地相似，生动地呈现了成熟汉简草书的魅力。西汉末期的《公辅》一简，虽然不到二十字，但精湛的书艺，说明章草至此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字体。张旭《肚痛帖》笔势奔放恣肆，一气呵成。而怀素传世真迹有《苦笋帖》，用笔圆劲，墨气精彩，一派天机。

宋代前期的书法名家还有：宋绶（991-1040）以道婉冲丽胜；周越以刚劲精熟胜；文彦博(1006-1097)以清雅英爽胜；苏舜钦(1008—1049）以豪放沉着胜，皆名重一时。

清代前期师法汉碑的重要书家有郑簠（1622-1693）、朱彝尊(1629-1709)、程邃(1605-1691)、石涛(1642-1707)、担当(1593-1673) 、万寿祺(1603-1652) 、归庄(1613-1673) 、法若真(1613-1696) 、张在辛(1651-1738)、万经（1659-1741）等，这些书家的师碑意识突破了帖学正统地位，促进了清代碑学的兴盛，并对清中期的师碑实践产生影响。

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书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同时被国家确定为书法传承与保护的直接负责单位。2009年，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书法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意味着“中国书法保护工程”的开始。

中国书法研究社等书法社团成立之后，通过组织书法讲座、选编书法字帖等方式进行书法普及，开展书法交流。中华精品字库工程计划精选100位中国历代书法名家代表作品开发成电脑字库，实现书法艺术和信息技术、汉字应用的高度融合，截至2023年8月16日，已完成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等40余款字库产品。

1952年，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开始开设书法课程。1959年，南京艺术学院开始在美术系图画专业开设书法课。1960年9月，南京师范学院将书法列为美术专业必修课程。在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沙孟海、朱家济、刘江等人的积极倡导和筹备下，中国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自1963年开始正式招收5年制书法篆刻专业本科生。1977年以后，在“文革”中中止的高校书法教育陆续恢复，已经形成从博士后、博士、硕士到本科、专科完整的高等书法教育体系。同时，各种书法函授和以各种名目举办的培训班、提高班等遍及全国各地，传授了书法知识，为书法爱好者提高创作水平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2011年8月2日，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养爱国情怀和提高学生汉字书写能力，教育部发布通知：“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中，要按照课程标准要求开展书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级的语文课程中，每周安排一课时的书法课。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艺术等课程中，要结合学科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书法教育。普通高中在语文等相应课程中设置与书法有关的选修课程。中小学校还可在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开展书法教育。”书法正式进入中小学课程，是国家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着眼于中华民族未来的一个重要举措。2013年颁发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小学书法课教学目标、内容和任务要求。2015年义务教育书法教学用书目录发布了11种《书法练习指导》的教材。

毛笔字最初主要在于实用，随着在社会中的价值取向，艺术性不但渐渐成为了它存在的原因之一，且掩盖了它存在的书写实用意义。故此提到书法必然会提到它的艺术性，而实用性几乎不被提起。这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只是限定在表意，而提到书法时，似乎并不包括实用意义。而书法的实用性与其强调艺术与否存在关联，恰恰是它的实用性强时艺术性才会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书法既具有实用价值，又体现了审美的意蕴。先民在文字未创之前，就在陶罐等日常器物上刻画记符。为把语言记录下来并传之久远，古人创造了汉字。在中国的疆土上，大至名山胜境的摩崖石刻、丰碑巨碣，天朝郡国的钟鼎彝器，庙宇艺术的抱柱楹联、门楣匾额，小至居间垂挂的“中堂”“对联”“条幅”等地方都有中国书法的身影。到了现代社会，书法依然繁荣昌盛、光彩照人。商家用书法来装潢门面，可以招徕更多的顾客；人们用书法来写标语，办墙报板报，可以提高文化气氛和艺术底蕴；百姓用书法布置环境，可以使其格调高雅，寓教于艺，置身其中令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书法艺术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随时随地以不同的书体、风格，呈现出巨大的魅力。

中国书法笔墨艺术是中国丰盛的民族文化的精神沉淀，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吸取中国书法笔墨元素的精华并应用于文创设计中，对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性和民族性的文创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书法是汉字的重要体现，其中，笔墨是书法创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之一。由于书画同源的关系，两者在直抒胸臆、言物表意上都有密切的联系，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特点。而书法笔墨元素的表现，有线条、笔墨等多个方面的体现，许多设计师青睐使用中国书法的笔墨元素进行设计，并赋予了现代设计中具有特色性和民族性的时代潮流设计。中国书法笔墨元素的多样性和艺术性，使设计师具有广阔的空间遐想。

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人文品质，包含了从技法到审美再到精神的丰富内容。丰富的书法文化如铭刻、匾额、题辞、展览、雅集等以及和自然山水、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绘画、印章等密切结合的文化传统，注重各门类的融通与结合，赋予了中国书法诗性的文化品质，也成为中国书法精神象征的重要部分，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而深刻的联系。

中国书法中的线条能够使中国画更具艺术魅力，获得更高的艺术价值。中国画的艺术表达以线条为灵魂，而书法同样以线条表现文字，更表达了作者的情感、人生、学识、修养、个性等。在中国画创作中，用线条表现事物是基础。中国画中的线条富有美感，中国画和书法的关系从古至今都十分密切，书法中对于线条的处理方式在中国画中都有所体现，从而使中国画的内涵更加丰富，对中国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书法教育在中国历代教育中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书法教育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价值。从书法教育的实践看，学习书法具有培养良好道德情操、开发智力、提高审美能力、益于身心健康等多方面的功能。

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现代教育背景下，书法教育也为素质教育提供了丰富而充实的教育内容。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书法的育人作用可以概括为学习能力的奠基工程、行为习惯的养成工程、传统文化的启蒙工程。小学书法教育放在语文课里，首先让孩子认字、写字，提高语文能力，同时具有美育功能。语文能力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基本的能力，它能启动、带动其他学科的学习和其他智慧的生成，提升认知、思维、表达、审美和创新能力等。写字好的无“差生”，因为学书法能让孩子变得专注、静心，一旦良好习惯养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能严肃认真，自控自律，快速高效。所以写字好的孩子更稳健一些，更儒雅一些，更善于思考。这对全面素质的养成，包括德育、体育、美育的提升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书法教育，学生们更能够理解和感悟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理念。传承发展书法才能更好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中国历史上，汉字在很长时间内是记录、承载、传播中国文化的唯一载体和工具。因此，以汉字为基础的书法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达方式和外在的表现形式。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紧密联系,书法的笔墨点线之间表现出的映带顾盼、参差错落、虚实相映、浓淡相间、计白当黑等，也正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刚柔相济、对立统一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书法植根于生活，在记事达意的同时也表达着人们的精神情感和审美追求，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背景，人们的书法观念和表现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相应的改变。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艺术方式：单一的书法艺术承载全息的文化内涵；书法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追求内在美、中和美、自然美的审美观。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的基石，是传播文明的载体，培育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书法艺术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更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者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承担者。作为艺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艺术产业的繁荣发展必将促进文化艺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书法艺术的文化战略地位，是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产业的客观需要，进一步发挥书法艺术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

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也在不断变化着自己独特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中国的书法艺术还对世界书法艺术产生着深远影响，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书法伴随中华文化的传播而走向世界。中原地区的各种艺术文化以中国书法为核心和载体，对东南亚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上溯至秦汉）。中国书法对日本、韩国的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文字很多都是汉字，其古代书写方式也都和中国一样，即用毛笔在竹木简或皮质材料上写就；中国汉字传入古朝鲜（朝鲜半岛）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末期，许多韩国人和朝鲜人的姓名是中文。中国书法对欧洲和非洲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历史上，西汉张骞以“丝绸之路”为媒介，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中国书法也随之广布全球。

中国书法的传入对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盛唐时，王羲之等的法帖传入日本，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开始确立，及至日本奈良时期，全面模仿天宝，崇拜晋唐的书体在日本盛行。晚唐以后，追随和模仿中原地区的倾向衰弱下来，与此同时，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萌出了新芽。南宋时期日本书法界的书体开始向以王羲之书体为基础的唐朝书体挑战了。明清以来，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