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区，每个星区各取一星为宿，共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分为四个区域，称为四象。

二十八宿的构建是中原地区上古文明的发端，源于古人图腾信仰和观象授时。先人在上古时代将满天星斗划分成群,称作星官。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以星占家石氏、甘夫人和巫姓为代表的三家星官名称，到了三国时期,陈卓统一全天星官,在唐宋时期形成了以"三垣二十八宿"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星官体系。宋代皇祐年间(1052年)所观测的恒星数据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星表,它是"三垣二十八宿"传统星象的典型代表。这一独具特色的星象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在天空的反映和缩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观念最典型、最形象的体现,是历经千百年世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瑰宝。

二十八宿由东方苍龙的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的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的奎、娄、胃、、毕、觜、参；南方朱雀的井、鬼、柳、星、张、翼、星官组成。

二十八宿作为古代天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分野学说、术数学说等文化联系紧密，成为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在政治、军事、礼仪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文化源头之一，在各个领域中多有引用，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滋养功不可没。

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对黄赤道带星空的一种划分方法。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把天体黄道、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区，每个星区各取一星为宿，共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组成四个区域，称为四象，分别为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和南方朱雀。二十八星宿包括东方苍龙的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的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的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的井、鬼、柳、星、张、翼、轸星官组成。

古人最初观测到月亮在恒星之间每天沿着白道从西向东移动约13°,差不多每天停留在一宿里。二十八宿的用途是可间接参照月亮在星空中的位置推定太阳的位置,并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测得一年中的的季节和天气变化。

古代人们受科学条件所限，感觉不出恒星的远近区别，因而恒星就从它们的实际位置投影到以地球为中心以肉眼极限为半径的球面上。这种假想球面叫作天球。要确定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需要有类似平面坐标系的两个数据支撑，因此诞生了三种球面坐标系统：地平坐标系、赤道坐标系和黄道坐标系。其中地平坐标系最直观，赤道坐标系最常用，也是二十八宿的主要依据。

以观测者天顶（头顶正上方）和地平圈为基本点圈建立的坐标系叫地平坐标系，两个坐标分量是地平高度和方位。

天文上的赤道是地球赤道平面向外延伸与天球相交形成的大圆环，叫作天赤道。天赤道附近的恒星带由西往东分成28个天区，就是常说的二十八宿。每宿都有一颗作为测量其他恒星的标准星，叫距星。距星之间的赤经差叫做距度，由于存在岁差的影响，距度随时间变化而不同。在这个体系中，天体的位置用去极度和入宿度这两个赤道坐标分量表示。

太阳恒星背景上每天向东移动大约1°的角距离，因而一年差不多移动一圈，太阳在天球上的周年视运动轨道就称为黄道。黄道与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而是大致斜交成23.5°的夹角。黄道坐标系以黄道为基本圈，天体的位置可用黄经和黄纬两坐标分量来表示。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了便于认星和观测，把若干颗恒星组成一组，命名为星官。星官命名方式一般为用地上的一种事物对应，组成天空中的人间映像。

古人最初根据月亮的运行轨迹来测定岁时季节和天气变化，他们观测到每天晚上月亮都会出现在某一个星官附近，就像月亮住宿在那里一样。恒星月为27.32天，一月共有二十七个或二十八个位置， 月亮停留的位置被生动的称为“二十八星宿”，后来人们发现太阳和五大行星也在二十八宿附近有规律的活动。因此人们利用二十八宿作为天球框架，对于出现在星空中任何方位的异常天象，如彗星、流星、客星等，也包括普通星座的位置在内，都可以具体、精确地表示出来。这样一种坐标系统就在中华大地沿用了两千余年。在古代创立二十八宿时，是以赤道为准。虽然不是每个宿都适当赤道，但大多数在赤道邻近，在以赤道带为准类似黄道带的两边各8度的宽带上。

中原地区二十八宿起源于四象,四象又源于华夏民族的图腾信仰。大部分星官名都与所属四象有关，如亢心与龙，觜参与虎，翼宿与朱雀等。但也有部分如箕、毕和虚则与动物无关。因此应该把四象看成是东夷、西羌、戎夏、南蛮四方民族的图腾,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得到统一的解释。在没有科学解释的上古时代，将华夏民族的图腾搬到天上,置于黄道带的四面八方,象征天帝统治下的四面八方的臣民,都在天帝的统辖之下和睦相处,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设想。东夷西羌是以龙虎为图腾的最主要的两大民族,早在黄帝时就实现了华夏民族的联盟,黄帝当上了联盟的大酋长。以龟蛇为图腾的夏民族建立了夏朝,显示出它在中华地区的重要地位。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族广泛地分布于江淮平原,建立起了商朝。这四个民族不同时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故龙、虎、龟蛇和鸟,作为中原地区民族的代表入选四象在情理之中。

上古时期除使用太阳出没方位或太阳影长外,人们经常使用星官来判断季节。参宿"参宿三星"可能是最早被用来判断季节或年首的,比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以及在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上的土著使用参宿和昴宿来定季节。《史记·天官书》曰:"昴曰髦头,胡星也。"古代传说燧人氏"察辰心而出火",即用大火星(心宿二)的晨出来确定一年的开始。《尚书大传》云:"遂人以火纪。"燧人氏将天上的大火星与人间的用火联系起来,故《路史》云:"昔者遂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别五木以改火,岂惟惠民哉,以顺天也。"《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阙伯,季日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子契于商丘市,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西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商星、参星已入正式规制。之后,人们观测日月在星空中的运动,认识了更多的黄道星官,作为"日月五星出入之道"。再后来,就是发明了二十八宿,使得"观象授时"更加精确和细致。

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间,二十八宿与赤道和黄道相合的宿数、月舍宿数和对偶宿数都达到了局部极大值。经过对比，四个数据共有区间是自公元前5690至前5570年,因此二十八星宿体系的形成年代就应该是在这120年里。再利用“①将每一宿中的恒星的赤纬或黄纬进行平均,平均值相当于该宿距赤道或黄道的平均距离;②对每一宿,在距赤道和距黄道的两个距离中,选择绝对值小的距离,以作为该宿离开赤道或黄道的距离;③将二十八宿离开赤赤道或黄道的距离做平方和,以表征二十八宿与赤道或黄道的符合情况;平方和的值越小,表明二十八宿与赤道或黄道的符合情况就越好”的方法得出,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在公元前5670年前后。

从文献记载来看,三代以前中国人认识的星座过还是很少的，主要是参、商、北斗三个星座。《尚书·尧典》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虚，以殷中秋节；冬至星昴，以正仲冬。这是文献表述帝尧用以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四仲中星。但经竺可桢等人考证,这个四仲中星并不在同一时代,仅冬至昴中,大致相当于帝尧时代（公元前三千年）,其余三个天象,大致相当于周初(公元前一千年)。这证明《尧典》天象是掺杂了周代观点,不能作为尧时天象的确实凭证。

夏朝有中原地区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据记载,这是孔子为了观夏道、正夏时,而从夏人后裔杞国采访到的这本历书。为了利用星象出没定季节,书中共记载了六个星座:北斗、大火、参、织女、南门、昴。在这六个星座中,除两个特殊星座昴和北斗以外,全是一等以上大星,均为全天最为明亮、著名的星座之一。经潘先生等考证,南门星座就是后代星表中的南、北河戊星。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八星,夹在南、北河戌星之间,因其星等较低未能进入观测对象序列。以上两点可以确定夏朝未能形成二十八宿。

《左传》《国语》中的高辛氏二子的故事,在上文中已提到，子契为火正，即专门观测大火星用于定季节的天文官。相传商人以火纪时,唐人以参纪时,故大火星、参星分别为商人、唐人的族星。可惜商朝的天文典籍没有流传下来,从殷墟甲骨文可以知道商代可知的星官只有大火星、商星和鸟星、参星等。商代人巫咸，太戊帝（公元前1638-前1563）时候的贤相，占卜的创始者，又是占星家，后世记载有其所测定星官体系。

在《周礼》的二十八星的记载中,并没有具体宿名的记载,，曾经论及它可能是二十八宿形成的原始形态，有名而无象，其分割尚处于等分状态。 在《诗经》有九个二十八宿星名,分别为大大火、参、昴、定、织女、牵牛、箕、斗、毕。箕宿和斗宿在之前从未被记载过,而且两个星官并不很明亮,仅箕宿三和斗宿四为二等星,其余均为三或四等小星。被人们在诗经中反复吟咏，可见重要程度，也只有当二十八宿成立之后,斗宿和牛宿才能获得这样重要地位。由此可证,早在西周时代,二十八宿即已成立,并且已在民众中得到普及，为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的天文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淮南子》中的《十二月纪》，先后在《礼记 ·月令》和《逸周书 ·周月解》中被引用。近人根据观测计算得出，二十八宿星名至迟出现在春秋中期。

1977年，在湖北随州市发掘的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有一个大漆箱。在黑漆为底色的箱盖上，用朱笔绘有左青龙、右白虎的形象，中有一篆体斗字。斗字周围，有篆文的二十八宿星名。宿名数量虽够，但战乱时期导致的文字不统一使宿名书写与后世有九处不同，经分析很可能二者同属一个来源，一个系统。边缘之地的曾国尚能记载二十八星宿，可见战国初期二十八宿已流行于中原地区大地。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其中《圜道》曰： “月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这是古代文献中，第一次记述二十八宿之名，并指出，二十八宿是圜道，是月亮运行的轨道，其起于角而终于轸，又回到角。而且《有始》的二十八宿名字已经与现在一样。

这时期的魏国天文学家石申，编制了最古老的石氏星表，包括二十八宿和石氏星官共121个恒星的位置，建立了石氏二十八星宿星官系统；齐国人甘德，以《甘氏四七法》创立了甘氏二十八星宿星官系统。炉甘石两系统相比，大部宿名一致，只有甘氏斗、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十宿与石氏建星、留、浊、参、罚、狼、弧、洼、张、七星十宿不同。甘石两个系统的二十八宿系统长期并行发展，直到西汉时代才逐渐得到统一。石申、甘德加上巫咸各自所命名的星官体系被称为《三家星经》,但未能流传后世。甘石的主要记载都在《汉书·天文志》中。

1900年在莫高窟发现了两卷星图，其中一卷被英国人骗走，称为甲本；留下的另一卷为残卷，称为乙本。据马世长先生考证，甲本应做于李显时期(公元705～710)，也有隋唐之前所做之说。甲本星图中的恒星，圆圈表示石氏星官，黑点表示甘氏星官，黄色表示巫咸星官。虽偶有出入，但大体不差，这是三家星表首次集体出现，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数最多的星图。我国学者潘鼐先生和邓文宽先生在 20世纪80年代依据敦煌市文献等资料，汇集三家星官的记载，复原了涵盖全天恒星的《三家星经》。

汉代的古代天文学高度发达，较完整的中原地区星官体系得以建立。同一官的星以线形联络，并以距星为主，注出其他相关星点，以及各个星官之间的联系。《史记·天官书》《史记·律书》《汉书·天文志》等古籍中就已经详细地记录了一些重要星官名称和星数，其中在《史记》中有我国最早的古代关于二十八宿及四象的完整记载。

三国时代孙吴的太史令陈卓以石申、甘德和巫咸的三家星官为基础，并同存异，综合编成了一个具有283个星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史称“陈卓定纪”，自此陈卓统一了全天的星官，综合而成的星象体系被后世史书所采纳，成为我国观测星象的基础。其中的"二十八宿”星官体系尤其突出，以历史上一些重点观测的恒星作为标准，然后再以线形联络起它近旁的部分星，如此构成一宿。全天共有28个宿，分为四组，称为东、南、西、 北四官，即东官苍龙、南官朱雀、西官白虎和北官玄武，以这二十八宿为代表，携领囊括全天的所有星官。但三国时代陈卓关于星官的著作和原图未能传世，只能通过后世史书观其原貌。

隋朝，一名法号为丹元子的隐居者，依照陈卓星官布局，结合三家星官，作了一首认星歌谣《步天歌》。 唐朝初年的王希明对歌词作了裁订，自此《步天歌》成为表述中原地区星象的代表作，至今流传，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见象”生动形象，首次详细整理和记录了三垣二十八宿的全部成员，先描述每宿的主体，再以宿星为主，描述所统率的各星官与主体间的相对方位关系。

"三垣”的创立比"二十八宿"晚一些。人们把北极周围的广泛天域定为“颢天玄宿”作为天的中心，将紫微垣和二十八宿之间的天域划定为“天市垣”和“太微垣”。“三垣”在隋唐之际趋于成熟，合并二十八宿后成为新的“二十八宿三垣”体系。后来“三垣”的地位逐步提升，在此基础上成为“三垣二十八宿”体制。

成书于开元六年至十六年(718～728年)的《开元占经》，其 60至63卷专载二十八宿。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中原地区古代内容最为集中、 篇幅最为巨大的二十八宿文献。它包括上古各家有关二十八宿的各种论述，有二十八宿不同学派的不同星名和异名，有古今度的不同记载，有各宿星数、各宿的入宿距度和去极度等。这期间的723至724年，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对二十八宿的距星以及其他二十四个星官，共127颗星进行了观测。这是第一次在古代正史中记载的、由官方天文机构进行的恒星观测活动，但观测数据未能留传下来。

北宋时代进行过七次较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其中以皇祐年间的观测资料流传至今最为完整。天文史学家潘鼐先生汇集皇观测相关史料，与我国古代传统的283官1464星一一相校，得出360颗恒星的数据，命名为“皇祐星表”。此星表保存了中国传统星象的原貌，是中原地区中世纪前后恒星星象的基本星表，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第四部古星表。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1280年前后，使用天文仪器，特别是简仪进行了大量的恒星观测，编制成“郭守敬星表”,但未能传世。其他古籍记载的部分数据可以确定“郭守敬星表”代表了我国古代恒星观测的最高水平。明末清代的“崇祯星表”、清初的“灵台仪象志星表”以及清代的“仪 象考成星表”等都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伊世同先生评价：资料来源相当杂乱，难说服力的结论。

距星的

在二十八宿中，每一宿都包含了不止一颗的恒星，为了精确测量天体坐标，从每宿中各选定一颗星作为标准，这颗星就叫做这个宿的距星。这样古人就可以根据二十八宿距星的位置来测定恒星的位置。

二十八宿随着时间的变化，会发生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现象，这让地面观测者发现相邻两年的春分点时刻，二十八宿位置不同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有恒星的位置移动、地球自转以及岁差等等，主要因素是岁差的影响。岁差是地球公转和地轴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导致回归年相较于恒星年存在20分钟时差的现象，为修正这种时差，从古至今天文学家进行了长久的观测和记录。从晋代天文学家虞喜发现“岁差”开始，经过从汉至清的多次演变，加之如今的科学技术更能准确测定二十八宿位置。祖冲之在公元463年编著的《大明历》里，明确将岁差的影响计算在内，这是人类首次将岁差的影响融入历法的推算中。

二十八宿按照方位分为东、北、西、南4组，每组含7宿，分别是：东方苍龙46个星官、北方玄武65个星官、西方白虎54个星官、南方朱雀42个星官，共283个星官，1464颗星。

此象包括46个星官，共186颗星。从形象上看，勾勒出一只沧龙：角作头，亢为颈，氐为胸，房为腹，心为身，尾从末。

角宿：东方苍龙的第一宿，同时作为全天二十八宿的起始，地位十分重要。它包括11个星官，共45颗星。民谚有“龙抬头，龙抬头”。俗称二月二，龙头节。这个龙头也就是指龙角。说明三代以前，人们有利用角星出没定季节的习俗。

亢宿：包括7个星官，共22颗星。上连角宿，下接氐宿，是龙头与龙身的连接之意。

氐宿：包括11个星官，共54颗星。《天官书》曰：  “氐为天根。”说明氐为龙的主体骨架。

房宿：包括7个星官，共21颗星。处于苍龙七宿的中心部位，故称为龙的腹部。

心宿：包括2个星官，共15颗星。心宿二是古代三大辰之一的大火星。心宿之心，便指龙心。

尾宿：包括5个星官，共21颗星。二十八星宿中分布最南的一个星宿。其似龙尾嬉水之状，悬挂于银河南段的河岸边上。

箕宿：包括3个星官，共8颗星。源自帝辛时的忠臣箕子，封于周代燕国箕地，属东夷族风姓，以龙为图腾，故簸箕之说不科学。

此象包括65个星官，408颗星。对应形象为龟、蛇合体，但却不具形象。

斗宿：包括10个星官，共62颗星。星名源自其形象似北斗，有南斗、北斗并称之说。其不同之处有二， 一是斗宿只有六颗星，斗柄仅为两颗星；二 是二斗的朝向不同。北斗的斗口向上，南斗的斗口则朝向西南。

牛宿：包括11个星官，共64颗星。源于原本的牵牛星，大约于战国星名调整时，原本的牵牛星改名河鼓，而牵牛一名，则由牛宿使用下来。

女宿：包括8个星官，共55颗星。源于原本的织女一，又称婺女或须女，被看作劳动妇女的形象，以显示农耕社会的最基层组织。

虚宿：包括10个星官，共34 颗星。夏民族以颛顼为族祖，以龟蛇为图腾，而虚为北方七宿的主星，故虚字为之顼的借词。

危宿：包括10个星官，共56颗星。对应远古时强盛的三危人，活动轨迹在齐州青州，是三危人联合体之数的象征。

室宿：包括10个星官，共109颗星。又名"定星"，位于南方正中天时，是夏历的十月，正值秋末冬初的农闲，天气又不是很冷，是营建宫室房屋的大好时机。而这里的房屋是指天帝外出巡游设立的离宫。

壁宿：包括6个星官，28颗星。又称“东壁”。与室的2星，构成了一个大的正方形，很像一个方正高大的宫殿，现代人叫它“秋季正方形”。还有天庭图书馆之说。

此象包括54个星官，297颗星。对应白虎形象。

奎宿：包括9个星官，共45颗星。位于二十八宿中的最北端。 奎宿也是二十八宿中第二大宿，星数达十六颗之多。

娄宿：包括6 个星官，共33颗星。源自西羌的夏人在晋地的一个分支娄人有关，也比较符合天文地理分野的原则。主苑牧、牺牲，供给郊祀。

胃宿：包括7个星官，共39颗星。胃主仓，表示五谷之府。有收获、收纳的意思。

昴宿：包括9个星官，共47颗星。源于居住于川陕交界处的分支鬃人，因伐纣或迁居等原因留居于中原地区，是胡人的代表。

毕宿：包括14个星官，共92颗星。以天街为界，与昴宿星团相对，代表中原。源于毕公封于魏国，后魏国分野得毕，故称毕宿。毕是指一种网小而柄长的狩猎工具，排列的形状和捕网很相像，被称为捕兔之网。

觜宿：包括3个星官，共16颗星。有解释为猫头鹰，也有解释为虎首。来源于帝尧为异母兄弟的之母所在氏族。

参宿：包括6个星官，共25颗星。唐人之星，上古时期就用以确定不同时节。唐之所在地即晋人之地，也即汾河中下游之魏地。

此象包括42个星官，245颗星，对应朱雀形象。

井宿：包括19个星官，共70颗星。在陕西宝鸡地区曾建有邢国，曾是姜子牙垂钓的地方，后因其有功被封于井国为侯。又因井人是伯益的后裔，以鸟为图腾，故井宿属于南方朱雀，主秦雍之地。水井之解释不科学。在井宿中最为醒目的当属天狼星，它是全天最亮的恒星。

鬼宿：包括7个星官，共29颗星。源于西周周边的鬼方民族，曾联合周大臣申侯，以楚幽王废太子姬宜臼，而杀幽王而灭西周，后被秦人征服，融入秦国而以鸟为图腾，亦主秦雍之地。鬼魂之说虽形象但不科学。

柳宿：包括2个星官，共11颗星。《尔雅》曰：  “味谓之柳。柳，鹑火也。 一曰注，音相近也”。即这个柳宿之名，在甘氏二十八宿中称为味，也即注，也为借词，是鸟嘴之义。又因周之祖先公刘的以农立国，打下了周的基业。平王东迁伊洛， 失去了秦雍的基地。故周的分野为三河，与柳宿相对应。为纪念公刘业绩，以刘为星名，柳为刘的借词。

星官：包括5个星官，共36颗星。《天官书》曰： “七星，颈，为天员官，主急事”。故七星为鸟的脖颈和咽喉。

张宿：包括2个星官，共20 颗 星 。古人把张宿看做朱雀的嗦子。嗦子是鸟类食管后端用于暂存食物的膨大部位。也可能源于河南地区鸟夷民族的大姓。

翼宿：包括2个星官，共27颗星，代表朱雀的翅膀和尾巴。

轸水蚓：包括 5个星官，共52颗星。一说将轸释作车，一说在春秋以前的曾国以南有轸国,此正与轸的分野为楚相合，故轸为楚地国名。

古人把二十八宿归类到四个区域，而且把各方恒星用想象的线条把它们连成四种禽兽的形象，即东方苍龙， 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这就是古代天文上的四象。四象源于华夏民族的图腾信仰，大部分星宿名都与所属四象有关，如亢心与龙，觜参与虎，翼火蛇与朱雀等。四象代表着东夷、西羌、戎夏、南蛮四方民族,分别是中原的华夏民族、北方的夏民族和南方的商民族，在地面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同时，映射到天空也是情理之中。

分野学说是中原地区古代星占学中的重要理论，“占星家把天上的某一部分星宿与地上的某一地区相应，那个部分星宿中发生的某种变异，预示着相应的地上区域内发生某件大事，这种把天上的星官对应于地上的区域的分配法，称为分野。《周礼·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这种观测方法被古人称作星土分野学说。

十二次分野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岁星纪年。木星即是木星，其星约12年行一周天，古人划周天分十二次，将木星每年行经的星次记下，便成了自然的记年资料。古人将木星运动的周天路线分为十二等分，即十二次。二十八宿与封国对应，在战国时已出现，如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秦汉大统一以后，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分野逐渐整合统一并成为这时期的主导分野模式。这种"分野"的观点,原来是由天象与地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朴素的认识,进而发展成唯心色彩较浓的"天人感应论"，在西汉中期尤盛。地上州郡的主要人物能在天上找到对应的星星，通过比较星星的颜色，进退，主客关系就能获知所在州郡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成为国家乃至百姓相信的“科学依据”。

“分野"制的建立,并非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是与这个国家的首次受封有关。如"周"在柳、七星、张。这几宿十二次中属"鹑火"。据《国语·周语》记载,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岁星在鹑火，可见这里有纪念周人开国灭纣的意义。觜、参这二宿,十二次属"实沈",是赵的分野,赵在春秋属晋,实沈是夏族始祖。商灭夏后,姬诵封其弟唐叔虞于其旧址之上,就是后来的晋音,晋立在夏的废墟之上。氏、房、心是宋的分野,这几宿属十二次中的"大火",又叫商星,传说是商朝的主管星。商被灭之后,在商故地建立了宋国。从这几个国家与星官搭配的关系来看,许多分野是有一定来历的。有的是氏族的主管星,有的与国家、朝代的兴替有关。

二十八宿分野学说随朝代地域不同存在多种分野记载，现仅举例《晋书·天文志》所载：

二十八星宿是月亮运动轨迹白道附近所选的二十八个星座群，而十二宫是在太阳运动轨迹黄道附近所选的若干个星座。十二宫是早在公元前 13 世纪，巴比伦天文学家为了表示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将黄道分成十二段，从春分点起，每 30 度为一宫，每一宫冠以专门的符号和名称，分别为白羊宫、金牛宫、双子座、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天蝎宫、人马宫、魔蝎宫、宝瓶宫和双鱼宫。黄道十二宫的算法于公元纪元前后随印度佛经传入中国，黄道十二宫与二十八星官大部分重合在一起。虽然此说传入中原地区较早，且已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只是作为一套粗疏的坐标体系在星神崇拜和星占推算中的作用，削弱甚至剥离了在西方系统中作为精细的坐标体系计量日月五星运行位置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仍由中国的二十八宿承担。

术数一般指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的方法,如占候、卜筮、星命等，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以各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八宿结合七曜、动物等因素推测吉凶也是其中的一方面。

七曜,又称七政,是日、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的合称。古人认为这七个星体是发光而且最亮的,所以称之为"曜",七曜代表一星期的七天。如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中国古时不讲星期,而以二十八宿代表四个星期的每一天。

二十八宿本是中原地区古代天文学上用来观察天体经纬度和四季运行的重要参考坐标。唐初五行家袁天罡把二十八宿与二十八种动物联系在一起,并在每个星宿名下分别缀以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官的名称由原来的一个字变成了三个字。道教出现以后完全接受了这些信仰,并把星宿神化,也就成了所谓"星君"。山西省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宿星君是元代雕塑大师刘元的作品，他创造出立体的"昴日鸡""奎木狼""室火猪"和"毕月乌"等神话人物形象，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化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汉代开始人们采用根据黄道选择吉日的方法，即“择吉术”，又称“黄道吉日”。二十八星宿从此被赋予了吉凶的内容。古人认为每天都有一个星宿在天上值班，所以制定了值班表。想确认二十八宿谁值日，要先认定其日的地支和星期，再通过下表即可查出值日之宿，人们还编制了歌谣来加强对二十八星宿的吉凶记忆。人们凭借二十八宿值日、七曜等因素推断吉凶，但仅凭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结合测试人生辰天干地支、所处方位和周边地形等等其他因素来综合考量。

二十八宿属于古代天文学的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特殊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统领下，二十八宿学说不但是一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学问，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政治、军事、礼仪系统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垣二十八星宿体系把地上版图对应的星空，代表着统治者顺应天意、把握天命的正统地位。每位开国皇帝的人生重要时刻都有相应的天象显示，而彗星的出现、五星的会聚又会让统治者紧张，因此三垣二十八星宿体系更多的体现的是对所辖之地的一种政治宣扬，让百姓有所依据也有所敬畏。东汉明帝把跟随刘秀一同开国、战功卓著的二十八位将军一一画像,并将画像悬挂在云台阁上,对应二十八星宿的天象,取天人感应之意,说明这些将军都是天星下凡,一同帮助天之骄子刘姓夺取政权,据此表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虽说赞扬古人，也是勉励后人为自己的王朝竭心尽力。

在《孙悟空之真假美猴王》有大战孙悟空的恢弘场面、有痴情下凡的黄袍怪奎木狼、有昴日星官收伏蝎子精、有亢金龙刺破金铙营救孙悟空，还有角宿、斗木獬、奎木狼、郝思文助力唐三藏师徒擒下辟寒大王等精彩故事。在《封神演义》中通天教主门下的二十八宿部将，于万仙阵中拼搏刺杀；在《水浒传》中辽朝统军元帅兀颜光麾下也有二十八星宿将军等等。

电视剧版《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中都有二十八宿的身影；在2006年，山西贰拾捌星宿影业以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雕塑为原型，编著了天文神话故事《大耳朵爷爷历险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荣获优秀国产动画片奖；2019年导演颜光兴执导了电影《二十八星宿之苍龙诀》，另外还有电视剧《二十八星宿传奇之东方青龙》；

2018年晋城市计划制作首部天文星宿作品《二十八星官》等。

京剧中常有动物出现,在舞台上则用不同的表现形式：若是一般的动物,多采用所谓"钻形"的办法；若是神话故事中的精灵和妖怪,则大都以勾画脸谱来表现,如同象形文字一样,这类脸谱叫象形脸。二十八宿的脸谱就是二十八种动物的象形脸,象形脸讲求神似而不苛求形似,它是京剧脸谱中生动有趣的重要部分。京剧"二十八宿"脸谱源于八本《混元盒》，在《万仙阵》和《闹天宫》中也有集体出现，但二十八宿在舞台上一般并非主要角色,故其脸谱勾画较为宽松,可有不同的画法。绘者根据有关资料与自己的理解绘画制作的脸谱面具,使用的材料大都是信手拈来的一些东西:麻绳、塑料绳、毛线、鸡毛掸子、纽扣、啤酒瓶盖及装中药丸子的小圆盒等,也可戏称之为京剧脸谱的"波普艺术"。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拥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天文学是古人研究星象、记录时间重要学科，在各个民族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八宿更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 1027 年印度时轮历思想传入西藏自治区之前，藏族天文历算中已经有了对二十八宿的系统命名和对某些星官的初步观测，且到2023年，在西藏民间仍流传着丰富的有关二十八宿的物候历谚语。藏族天文历受印度星宿思想的影响，有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两种说法，同样将二十八宿中的牛女两宿认为一宿；藏族天文历算以娄宿为首宿；命名方式更多依据了星宿的形状和星数，而与梵语名称并无太多关联。

水族主要居住在黔桂交界地区,第四次全国普查人数约35万人,贵州省境内占95%左右。汉族二十八宿名称是由宿名、属性、物象三个部分组成,水族由于受到文化载体及经济等因系的制约，对二十八宿的称谓仅限于该宿的物象,不够规范完备。汉水相比，有16个相同的宿名：龙、兔、虎、豹、蟹、牛、鼠、燕、猪、狗、雉、鸡、猴、马、蛇、蚓等；有12个相异的宿名（先汉后水）：蛟一雷,貉一竹脑,狐一太阳,蝠一妇,输一鱼,狼一螺,乌羊一鬼、獐一蜂、鹿一蛛。水族以雷为首宿，这源于社会母系时代的遗存，视雷神为最高神位。太阳也是水族的重要图腾，并将其列为东方之第五宿。

苗族使用一种以十二生肖与二十八宿配合来表述时间的立春历法。苗族历法主要采用十二进制,还采用了独具一格的八十四进制。苗族纪年法为十二辰纪年法,也就是太岁纪年法,古人把黄道附近的周天划为12等分,并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依序命名,每12年为一个周期,如此周而复始。苗族对对二十八宿的称谓也仅限于该宿的物象，以虎为首。二十八星宿中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26个，差异的只有2个,即房日兔,水族为兔,苗族为野猫；壁水,水族为鱼,苗族为小龙。也有相同有15个之说。苗族历法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且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无法通过有形的载体获得广泛的传播与传承,亟待保护。

在远古时代，帝喾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子契，一个叫实沈。两人因为各种事情经常起冲突，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帝找到尧帝，让尧帝把阏伯封在商地(今商丘市),把实沈封在西夏(今山西省),因两地相隔遥远，从此二人难以相见，也就再无冲突。阏伯在商地担任天文官“火正”，专门观测和祭祀位于心宿中的大火星， 用来确定季节，因此大火星也叫做"商星"。与此同时，实沈在大夏主要观测的是参宿的参星。 商星和参星在天空中正好位于相对的东西两侧，每当商 星从东方升起，参星就在西方落下，而等参星东升，商星就正好西沉了。两个星官就像这兄弟两个一样，永远不能相见。从此，人们就用参星和商星来比喻相互隔绝、永远不在一起的人或物。唐朝诗人杜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诗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三国末期，晋朝将要伐吴，天象显示有紫气出现在斗、牛二宿之间，一般来说这是要兴盛的标志，但又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符。当时朝中产生了争议，尚书关内侯张华主张该天象与吴国无关，得到了司马炎的支持。张华主导了伐吴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当晋国平定吴国成功之后，斗牛之间的紫气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强盛。张华与“妙达纬象”的雷焕共同观测，雷焕对张华说：“斗牛犬间出现紫气是宝剑之精气，上达天庭所致。”后雷焕在豫章丰城市牢房的屋基下面四丈多深的土中挖出了一个石匣子，匣内装有两把宝剑。一剑曰“龙泉”,一剑曰“太阿”。宝剑出土的当晚，斗牛间的紫气便不见了。经考证此两剑为干将莫邪。惠帝永康初年，张华为赵王伦所杀，其剑不知所终。雷焕死后，其子雷华为 州从事， 一次其佩剑掉入水中，也亡而不存。正验证了当时“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的预言。

荧惑即火星，在五星中是一颗著名的灾星。  荧惑守心指火星留守在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在中国古代星占术中，被认为是非常险恶的凶兆。但据排查正史中有关“荧惑守心”的记载共23次，但有17次不曾发生，从而推断中国古代出于星占需要，为了与人事对应，往往伪造天象。《宋微子世家》关于宋景公遭遇荧惑守心独担罪责，而增21年阳寿的故事，也有在李世民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李隆基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五月、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五月的真实记载。经现代科学验证“火星守心”可能是一种周期性爆发现象。这种爆发可能是由于“心大星”(Antar—es)的伴星吸积主星的物质引起的，其亮度超过和掩盖了主星，因其颜色和视亮度与“荧惑”(火星)非常相似，十分容易与“荧惑守心”相混淆。也证明“荧惑守心”只是一种天文现象。

《镜花缘》中李唐家族得了隋朝江山，但杀戮过重，且涉于淫私，伤残手足，所以隋炀帝杨广联合各路败军，向阴曹控告唐家父子种种暴戾荼毒之苦。冥官具奏。最终令一天魔心月狐下界，扰乱唐室，任其自兴自灭，以彰报施。心月狐就是唐朝女皇武则天。《说岳全传》中星官女土蝠，在听大日如来讲法之时，偶放一屁，如来佛祖毫不在意，却惹怒了大鹏金翅明王，被其啄死。而大鹏金翅明王因犯杀戒被贬凡尘，又将虬龙啄了一口，龙不愤，水泛汤阴，犯了天条处斩，托生为秦桧，女土蝠转世成为了秦桧夫人，从此开始了冤冤相报。相传玉皇大帝想了解下界民情，就派星日马、娄金狗、黄袍怪、虚日鼠四位星君下凡，监察人间。结果，只有星日马廉洁奉公，将查访的好坏善恶如实禀报。玉皇大帝对星日马的表现颇为满意，特别赏赐他一只竖着长的眼睛。从此便有了后世的“马王爷三只眼。”

中原地区以外,古印度、阿拉伯、伊朗、埃及等国,古代也都有二十八宿。后三处它的出现较晚:伊朗是约公元500年,古埃及是公元三世纪以后的科布特时代，至于阿拉伯,它虽可能出现较可兰经时代为早,但也早不了多少。所以一般都认为这三处都是由印度传过去的。虽然也有观点以为二者同源于巴比伦，但迄今没有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文献中发现二十八宿的确切证据。通过印度月宿中的主星或联络星与中国距星的作用以及星官相同但名字和数目不同的特点，还有两者都曾以角宿开始,又都将昴宿作为一个重要据点。所以,二者同源是几乎无可置疑的。

中原地区二十八宿体系,在古代文献多有记载，而印度宿名不明确且难成体系；中国古代以拱极星中的北斗为观测的标准星象,观斗建以定季节。印度的各宿中只观测黄道附近的星宿,与拱极星无关；中国二十八星宿在在赤道上广度各不相同却是一个个遥遥相对,如角与奎相距173度,井与斗相距187度，而印度只有星的明亮度为标准；中国二十八宿依四季划分为四陆。中国一年分为四季是依照黄河流域的的气候而定,冬夏长而春秋短,和二十八宿所划分的四陆相同。印度古代历法依据当地气候将一年分为六季,即冬、春、夏、雨、秋、露。今日仍分为寒、暑、雨三季；中国二十八星宿的创立是古代天文学观测和记录的重要手段，但印度古代天文学偏重理论和推算,忽视观测。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印度对于星辰的观测还只限于黄道两旁的。现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而印度的考古证据一件也没有。通过以上六点就可以肯定中国是二十八星宿的发源地，而印度二十八星宿传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