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是标识中原地区家族血缘关系的文字符号。当代语境下，姓氏已合而为一，与姓同义，姓氏或姓与名字组成的姓名，是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称谓和标志。姓氏，在中国古代是“姓”与“氏”的合称，姓，代表母系氏族，与血缘相联系；氏，则代表父系氏族的贵族家族，与等级相关联。中国姓氏先有姓，后有氏，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标志，姓与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阶段。

神话传说中的古代姓氏来源有始祖赐姓、图腾感生、土命氏、吹律定姓等多种，有巢氏、燧人氏、炎帝等每一种姓氏名号的变化，都体现了远古文明不断进步的印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姓氏来自商代甲骨文‘‘秦”“楚”“杞”“周”“庞”等字。母系氏族的姓，是得姓者母家所在的地名川名，也是部落的名称，氏，则是标志不同分族的区别，姓与氏相辅相承。西周宗法体制下，周王姬姓本族子弟及贵族大臣被分封到各地，姓氏开始有“嫡”“庶”之别。战国后期，随着封建制度崛起，传统贵族没落，寻常百姓大规模获得氏，姓氏合二为一，不再有标志社会等级的功能。汉代至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形成，人们习惯把姓氏与出生地的名门望族相联系，导致“郡望”之风盛行，姓氏又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高门大族把持社会政治权力。自隋朝开始，实行不限门第出身的科举取士制度后，姓氏贵贱之分日渐消失，但名门望族的观念仍然广泛且深远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历朝历代，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合，彼此的姓氏也互相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民律》第一次出现姓名权概念。南京市国民政府时期，通过立法及协商机制推动夫妻同姓向夫妻异姓制度转变。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确认姓名权的人身权性质。商品经济发展促使人们以利益、价值等新的需求标准确定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按宗族类别确定活动区域或交往对象则已退居其次。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亲族间关系网大为简化，传统姓氏观念产生根本性动摇。20世纪60年代前，宗族、家族姓名文化深入人心，名字往往带上标识辈分的字，二字姓名较少。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化思潮不断影响取名字方式，辈分观念淡化，二字姓名人数占比由20世纪60年代的7.6%增长到90年代的27.6%。而且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姓”“名”合一的趋势也正在开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子女随母姓情形增加，随祖父母姓和外祖父母姓的也有出现，但总体上还是随父姓为主。2020年数据显示，新生儿姓氏随母姓与随父姓比例为1:12。

从古至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多达2.4万个，目前在用姓氏约6千多个。从产生根源和血缘关系上来看，当今中国120个大姓分属于黄帝、炎帝和东夷三大族系。从产生方式看，包括以方国、职官、职业等为姓和将复姓拆为单姓，从一姓生出另一姓等派生方式。中国姓氏总体可分为单姓、复姓、三字姓和多字姓四类。据2009年的统计，在汉族中有87%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在这100个姓氏中，王、李、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等19个大姓的人口占据汉族总人口的55.6%，表现出明显的大姓聚集特征。2020年“百家姓”，“王”“李”“张”“刘”“陈”名列前五，占中国户籍总人口的30.8%。

姓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原地区是第一个拥有姓氏的国家，姓氏历史超过5000年。姓氏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存在形式，记录了无数家族的兴衰与变迁，成为一个群体共同的文化积淀，演绎着华夏文明，体现着中华儿女的民族品性。几千年来，宗族作为主要经济社会交往平台，意味着拥有共同姓氏和祖先的人们居住在一起，保证中国姓氏群体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并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过程中和国家统一上，曾经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作用。“家国情怀”作为中国姓氏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的“家国同构”政治模式，影响深远。记载姓氏与血缘传承的家谱，是地方社会发展的缩影，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

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是标识中国家族血缘关系的文字符号。当代语境下，姓氏已合而为一，与姓同义，姓氏与名字组成的姓名，是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称谓和标志。

汉语的姓氏原本是指“姓”与“氏”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姓氏先有姓，后有氏。姓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分支。“姓”代表一个母系氏族，与血缘相联系，上古姓氏有姬、姜、姒、、姚、好等，都反映出这一特点；“氏”则代表一个父系氏族的贵族家族，与等级相关联，是家庭组织的名号。当一个氏族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成员间血缘关系越来越淡，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血缘组织，而以“氏”作为识别符号。小宗族被赋予新族号后，原有大宗族族号并不废除，因此姓与氏并存，便出现了姓、氏的上下两级结构。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曾精辟指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

姓标志同一姓族不同分族的联系，氏标志不同分族的区别。姓与氏相辅相承。没有氏，一个姓族的各部分无法区别并得到有秩序的管理；没有姓，各族氏便缺乏有机联系的纽带，不能结成有力的集团，从而削弱其抵御外来危害的力量。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一个族氏的成员少，对天灾人祸的抵抗力也差。所以，若以族氏为活动集团，难以保证一族的生存和兴旺。一个姓族含有多个族氏，一个族氏或数个族氏灭亡了，一个姓族仍可能保留继承人，从而保证本族（姓族）的延续。

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标志，姓与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阶段。上古所谓百姓就是百官，是对贵族的总称。随着西周宗法制度的瓦解，氏向姓转化，平民开始有姓，百姓成为了民众的通称，战国后期，姓氏合二为一。魏晋南北朝郡望之热再次使姓氏具有高低贵贱之别。自隋朝采取不限制门第出身的科举取士制度后，虽然唐朝仍有高门望族的概念遗留，但姓氏的贵贱之分功能逐渐消失。宋以后，所谓名族大姓往往是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地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或代表一种崇古心理，已不再有阶级高低的辨识作用。经漫长演变，最终形成当今语境下的姓氏内涵。

中国姓氏具有如下明显特征：历史悠久，汉族历史是汉族几千年与周边民族融合和同化的过程，并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导；传递稳定，没有特殊原因汉民族姓氏不会随便改动；同姓聚居普遍，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习俗，婚姻半径较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在人群历史迁移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以父系为主的大小不等的同姓人群。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标志，姓与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阶段。

源于伏羲女娲神话。相传宇宙初开之时，伏羲女娲兄妹按照天意结为夫妻，繁衍人类。根据子女出生和居处情况，将其分为不同的族姓，并规定同一族姓的男女不得自相婚配。伏羲氏是人们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选择和确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象征，相传正是伏羲自定“风”姓，开始有姓氏制度。

还有一种是女娲造人赐姓神话。传说远古之时天塌地陷洪水泛滥，女娲补天治水后看到天下的人在劫难中死去，于是又捏黄土造人，为提高效率就用草绳沾着泥浆挥舞，甩出的泥浆随即变成了小人。相传，女娲规定，落在石头上的人姓石，落在树叶上的人姓叶，落在花朵上的人姓花等等。造人之后，女娲为了人类永不绝嗣就教人类如何自己生殖繁衍，“因置婚姻”，发明通婚制。这类神话透出了“始祖创世，因生赐姓”的中华古姓来源信息，蕴含着神话时期人类由血亲群婚乱婚向族外婚进化的印迹。

黄帝、炎帝、东夷部落等中华民族的始祖，也相传是姓氏的源头。从产生根源和血缘关系上来看，当今120个大姓基本分属于黄帝族、炎帝族和东夷族三大族系，其中72%属于黄帝族，28%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或属于黄帝族与其他两族的兼属。中原地区作为三大族系的活动中心，现今120个大姓基本产生于中原地区。黄帝族。黄帝、项、帝喾、尧、舜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都属于黄帝族，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以中原地区为活动中心。从黄帝来看，相传他本姓公孙，后来因长期居住在姬水，遂改为姬姓，之后迁居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姓。炎帝族。炎帝是上古时代居于姜水流域的部落首领，因居住地而得姓，故姓姜。相传他曾为试药而尝百草，鼓励、教导人民耕作，所以被称为神农氏。随着部族的迁移，炎帝族逐渐在中原定居。他的子孙如雷氏、许姓、文氏等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逐渐派生出一些姓氏，现今的许、姜、雷、崔、章、易等姓就源起于此。东夷族。东夷是古代对东方各部落的泛称，主要为太昊族和少昊族，其中太昊族的活动中心在中原地区，他们以龙为图腾，催生出了李、郝、白等姓氏。

源于神话时代的图腾崇拜。图腾是原始氏族的共同崇拜物，将图腾物的名谓作为氏族部落共同拥有的符号标志，这就是族号。远古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对大自然及自身不了解，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有灵魂，都有生命。于是就把这些自然万物神化为雷公、雨师、山神、水神、太阳神、动植物神等，而当自己的氏族祖母与这些自然万物接触就会孕育出后代。这些与人类自身和氏族组织有关的自然万物就被视为自己的亲祖，在敬畏中加以崇拜，这样产生了神话，也产生了本氏族群体的标志和徽号——图腾。这种含有自然崇拜、生育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图腾名称，即成为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的名称，进而演化为该氏族共有的姓氏。

处于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仰韶文化，陶瓷上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像，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传说太皞与其妹女娲处在中原地区图腾制的原初时代，其居住的淮阳区一带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黄帝与炎帝交战时，黄帝训练熊、、虎等六种野兽打败炎帝。这六种野兽也应该是六个氏族的图腾。黄帝是熊氏族首领，在神话记载中为姬姓，又称有熊氏、轩辕氏。这些源出于神话的姓氏，后来被人化、历史化。

传说汉族共同祖先黄帝有25个儿子，其中有功德者14人，被黄帝“胙之土，命之氏”，为12姓：姬、酋、祁、己、滕、箴、任、荀、僖、、、依，其后裔便世代以氏为姓。“氏”是“姓”衍生的分支，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氏”字的造字结构，在甲骨文中是“木本”之意，即植物的根，后来转注为姓氏的氏。氏最初是表示部落支系的居住地，往往借用图腾、徽号和地名作为标志。男子称氏，氏随父亲而来。氏到后来逐渐转变为专指部落首领相沿承袭的尊号。如黄帝号轩辕姓，炎帝号神农氏等。炎黄时代，中原地区(特别是今河南省)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源。

在神话传说中，往古先民为了生存，要抵挡各种禽兽袭击，要躲避因“腥臊恶臭”而引起的疾病侵蚀，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活的先民渴望能有圣人帮助。于是，有巢氏构木为巢，使先民有了巢穴；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使先民摆脱了腹疾，先民真正开始了文明发展历程。接着太皞开始结网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庖厨，人们尊称他为“宓牺氏”“伏羲”。之后，炎帝木为，揉木为耒，教先民播种五谷。从伏羲到神农氏的进程，也就是从渔猎时期进入农业社会的进程，后稷时人类开始了全面的农业文明历程。从渔猎社会步入农业社会的漫长旅途中，先民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人类的文明程度也越来越高，从帝俊时期“作下民百巧”的巧，到尧时的皋陶，中原地区的手工制造业进入了辉煌时期。有巢氏→燧人氏→宓牺氏和疱牺氏→神农氏→后稷→巧倕→皋陶，都是中国远古文明进程中的代表，人们去称呼并冠以他们姓氏名号时，总是与其发明创造联系在一起，神话传说中每一种称谓的变化，都体现了远古文明不断进步的印迹。

追溯姓氏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发现，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起源于古代的“四夷”，即炎帝的后代祝融、共工、夸父、蚩尤四个氏族部落。在炎帝后裔中，被誉为“中华三祖”之一的蚩尤在中华姓氏的起源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少数民族融合因素尤为突出。传说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征战失败后，除大部分遗裔留居中原外，还有一部分蚩尤部落的成员分别向北方和南方迁徙。有学者认为，蚩尤就是被黄帝北逐的匈奴别名，可见蚩尤部落与历史上北方的匈奴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所系。还有人认为，蚩尤部落中的南迁者，与南方苗族具有族源关系，许多历史文献也可以证明蚩尤不仅是苗族的先祖，也是黎族、瑶族、畲族、羌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先祖。原始社会末期，在中华大地上，部落间由汇聚、争战、融合、迁徙等环节所构成的大规模的融合运动，造成了中华各族在起源形成阶段就已经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状况，以炎黄时期的传说为依据而产生的姓氏，在诞生之初就是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历史融合的文化产物。

吹律定姓说由来已久，发展至汉代被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东汉王充《论衡·奇怪篇》：“孔子吹律，自知殷后。”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则更为肯定：圣人兴起，不知姓名，当吹律听声以别其姓，律者，六律也。《白虎通·姓名》记载有“吹律定姓”，通过吹奏音乐，定一个音来对应姓氏，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也有“圣王吹律定姓”记载：汉朝易学家京房本来姓李，后来因为“吹律定姓”改姓了京。

母系社会早期，人类使用简单石器进行日常采集和生产，男性负责狩猎和防御，女性采集野果等。由于女性具有生育功能，且采集活动往往收获颇丰，在经济和生育上造就了女性的“女神”地位，此时作为母系社会亲缘关系标志的姓自然兴起。由于血缘关系不同，上古时期的人们分为一个个部落，部落为加以区别，会有各自的名称，这便是“姓”的雏形。姓是得姓者母家所在的地名川名，或者大多由地名转化而来。《说文解字》中相关字词意义解说都有所反映。由于尚无文字，部落名称只能靠口头流传。经历无数世代之后，开始有了文字，人们才能把部落名称记录下来。夏朝以前，有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活动在广袤的国土，各有不同始祖。各部落开创者被后人奉为神圣，当做半人半神的英雄。黄帝、炎帝、虞舜等人，曾为创建各自部落作出过突出贡献，不仅生前死后被本部落的人当做神明看待，而且名字也被用来当做各部落的代称，这些代称都是最原始的“姓”。

母系社会后期，农业生产开始普及，畜牧业得到发展。同时，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因为利益而出现冲突，女性对于利益冲突的控制已经极其有限。随着狩猎技术和防御技术的提高，男性的生理优势逐渐显露，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形成了以“父权”为主的文化体系。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标志，同时也改变了姓氏的发展历史。随着氏族社会不断繁衍血脉，各部落进一步分衍为许多支族，彼此赖以联系的母系血脉，或者说姓的凝聚力减弱，标记本支族身份特性的“氏”逐渐崛起。

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姓氏来自商代甲骨文中，从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字看，有“帚秦”“帚楚”“帚杞”“帚周”“帚庞”等字，其中“帚”即后来的“妇”字，“帚秦”即“妇秦”，指来自‘‘秦’’部族的妇人。‘‘秦”“楚”“杞”“周”“庞”等字，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姓氏的一部分。上古八姓，姬、姜、姚、嬴、姒、、妫、姞或姬、姜、姚、嬴、姒、妘、妫、妊，多从女旁，说明古姓总与女性有关，随从“生母”，因为母系社会中母亲是后嗣唯一可以确认的尊亲。父系氏族社会出现的氏，与姓不同的是已经少有“女”字旁。但中国大多数姓氏都由上古八姓演化而来。

华夏民族发祥于中原，大致为河南省、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东部、山东省西部、河北西南、安徽省西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华夏民族所特有的姓氏也集中在此区域。姓始于母系制时代，形成后比较稳定，自西周宗法制后，姓氏开始有“嫡”“庶”之分，贵贱之别。周代“宗法制”内涵与中国姓氏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宗法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其核心源于商殷末年已确立的“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绳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封地）继承法”。宗法制源于父权家长制家庭，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画上句号。父权家长制家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在诸妻中分别嫡庶。以子女母亲的身份和子女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儿子(女儿不在其列)划分为“嫡”“庶”两类，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为旁支，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周代姓氏已有高低贵贱之别。

周代实施分封制，将本族子弟及贵族大臣谴往山东省、陕西省定居，周王姬姓，也被分封到各地的周王宗室带到各地。诸侯封国也被分为同姓、异姓、庶姓三等，周代开国功臣姜子牙被封于齐（今山东中部），姜姓也从陕西扩大到山东。分封为国后成为国名，后又被封君及其后裔采用为姓。凡与周天子同姓（姬）的，称同姓之国，如鲁、晋，属于本家；凡与周王室世代通婚的，称异姓之国，如齐国，属于姻亲；凡与周王室没有婚姻关系的诸侯，则为庶姓之国，属于外族。

春秋晚期至战国，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使大批私田得到开垦，促使各国人口相应增长，并加速加速井田制的崩溃，同时租税制也被迫发生变化。统治者为税收之需而实行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就施以惩罚的政策等，促进了民间大家庭向若干小家庭的分化。平民个体小家庭的存在，必然会有一个标识其自身血缘符号的“姓”，这就加大了姓氏在民众中的普及。于是“姓在春秋晚期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变为无足轻重的、单纯的、家庭或个人的代称。

战国时代，商品交换繁荣，出现了垄断市场的大商人及腰缠万贯的巨富，它们在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地位，旧有贵族与平民的界限开始趋向崩溃。使得以前姓氏制度中“别贵贱”的“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姓氏混同的情况开始出现。此外，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曾建立一系列有关的制度，如为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各诸侯国实行对本国人民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实行，大大加速了氏在平民中的普及。基于现实的需要，许多由于身份低贱而与氏无缘的平民阶层开始纷纷为自己取氏——即姓，以有姓名，便于登记。于是，士农工商及奴隶获得姓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姓氏制度，即姓氏一级制，“姓”即“氏”，“氏”即“姓”，二者可以通称，男女无别，仅用以标明血缘世系，区别婚姻，不再有标志身份和社会等级的功能。战国时代新的姓氏制度是新社会形态下家庭或个人的代称，多称姓与名，称氏的现象则已基本上趋于消失。这种姓氏合一的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秦始皇灭六国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氏以别贵贱”作用消失，随之姓氏合一，姓氏贵贱之分开始淡化。秦始皇不断将各国的国君、贵族、大臣和有影响的家族迁入秦国旧地和边远地区。赵国的卓氏就是以“迁虏”的身份迁至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卓文君就是卓氏后裔。

刘知远继续实行“强干弱支”政策，将六国旧族和地方豪强迁至首都所在的关中，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景、屈氏等都是迁移对象。田氏从今山东省迁入关中后，不仅一度垄断了商业，还繁衍出大批后裔。西汉初同姓王长期存在，封地成为刘姓聚居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是楚王封地，成为刘姓的郡望。西汉末刘氏宗室人口超过10万，除长安外，大多居住在祖先封国封邑附近。东汉刘备是中山王𰯼后裔，虽然家境没落，还是住在离中山不远的涿郡。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上百万人从中原迁至江淮汽车之间、长江以南、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

这一时期改变姓氏是相对比较随意的。汉代平民可以自己随便起姓，如《汉书·王嘉传》记载：“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之吏也。”《先令券书》也说，当时人是自己造姓，叫“自为姓”，可以拿自己的职务作为姓。

大一统的秦朝和汉帝国，进一步发展了中原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其范围遍及匈奴、东胡、氏差、西域、西南夷、蛮越，无论是民族间的战争还是经济文化交流，都超过了以前的历史时期。这就使得中原人更多地了解了周边各族，他们的姓氏也大量的被历史典籍记录下来，成为今天研究当时民族姓氏的依据。秦汉时各族改汉姓虽不普遍，但在许多民族中都已开始。匈奴族，如休屠王子之改为金姓（日磾）。乌桓族，刘彻时有高不识。氐族，王葬时有武都氐豪齐钟留，东汉有武都氐豪仇氏。羌族，王莽时有西羌庞怡、傅幡。巴氐，有略阳县李氏（西晋时李特之先人）。叟（蜀）族，有越高氏。蛮族，有武陵田氏，还有满氏。俚族，有九真徽外蛮里（俚）张游。京族，西汉有阳都敬侯丁复，南越国区氏。西域，东汉有龟兹侍子白霸，龟兹刘平国。改姓的由来和根据，则非一途，有的以汉字写音，保留第一音节，如蛮族瞒氏之改为满氏，南越区氏之来源于瓯越。有的则比附汉族大姓，如唐训方公孙氏就是利用汉族旧姓。有的以族，以国为姓，如丁零人以狄、翟为姓，月支人以支为姓（东汉有支娄迦讦）、天竺人以竺为姓（东汉有竺法兰），安国人以安为姓（东汉有安世高），康国人以康为姓（东汉有康僧会）等等。另外，两汉已开始予胡族人以赐姓之风，如前引奴金氏，则是以得休屠王祭天金朝而赐之姓。

西汉开始，门阀制度滥觞，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汉末王莽篡位，亦制造典论，说王氏出于帝舜，他也是天法定要当皇帝的，并用法律手段公开宣称其为最高贵的大姓。至东汉，门阀制度真正兴起，又产生了新的贵贱高低标准，这就是所谓的“郡望”。汉代郡县自治权很大，可以自行征辟僚属，地方官与僚属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门生故吏”关系，实际上也是君臣关系。东汉时期，公卿名士的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形成了以举主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集团。与察举征辟制度相呼应的人物评议又拉大了门生故吏关系网，加速了门阀望族的形成，如当时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等，就是其中代表。此外，东汉时，有樊、郭、阴、马四姓外戚专权，称四大姓。

从东汉末年起，北方和西方的奴、、鲜卑、乌柜、氏、差等民族，开始大量内迁，至西晋时，民族内迁达到高潮，从而在北方广大地区出现了胡汉杂居。西晋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瓦解之后，北方产生“十六国”，随后北魏统一北方之战，这些政权多数以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在此期间，虽然民族矛盾斗争激烈，但随着内迁各族汉化的不断加深，民族融合也在加速发展，并不断扩大范围。

十六国前期建立前赵、后赵、前秦、前燕的诸胡族，早在西晋时便多已改为汉姓，如奴族独孤氏之改为刘，奴呼延姓、须卜、丘林、乌洛兰四大姓，晋时除呼延外，已皆改为单字汉姓。西晋末，随羯族石勒起义的十八骑，其中包括王、支、翼、关、刘、桃、郭、张、呼延、孔、赵等姓，除呼延皆为单字汉姓。后来建立前秦的氏族部属，已全用汉字单姓，如杨、荷、梁、吕、强、鱼诸姓。鲜卑慕容姓部贵族虽仍保留慕容、慕典、可足等复姓，但也有用单字汉姓者。鲜卑拓跋姓部以其内迁较晚，仍然沿用本族旧姓——即汉族地主之所谓“虏姓”。

北魏孝文帝深受汉文化影响，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措施之一就是实行“胡姓汉化”。鲜卑族144个姓氏除少数保留复姓外，基本上改为汉姓。为了消除民族文化差异和提高胡族社会地位，改姓在汉族士大夫参与下进行，既考虑到与胡族原姓的音近，又尽可能利用现成的汉姓，很少在汉族旧姓之外另起炉灶。绝大多数以改单姓为原则，南迁胡族改姓后一律以河南省洛阳市为籍贯。拓跋宏定姓族缓和了民族矛盾，也加剧了鲜卑族内部分化与矛盾。

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代表人物高欢、宇文泰出自六镇，在文化上仍保持胡风，为争取鲜卑新军事贵族支持，实行反汉化政策，如用鲜卑语，着胡服，恢复胡姓。在恢复胡姓方面，按新军将领功劳次序，将已改汉字单姓恢复或改为鲜卑旧姓，还包括赐胡姓，士兵以统帅鲜卑姓作为己姓。东魏、北齐大权操之于胡族军事新贵，汉族士大夫倍受压抑。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期反汉化，是对拓跋宏改制的一次逆转。

民族融合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虽然历史上总是后进的民族被具有较高文明的民族同化，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里，较先进的民族同样也会被后进民族所同化。因此汉姓胡化虽属少见，但也是中国姓氏史上确实存在的现象。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丰富了中原地区的姓氏，而姓氏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后来的百家姓中就融入了万俟姓、宇文姓、赫连𪻺、尉迟、慕容姓等少数民族姓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使中华姓氏得到了一次真正的扩充和发展。

门阀制度在东汉得到发展，魏晋南北朝登峰造极。自魏以九品中正制取士，由中正官承担官员选拔重任，并且首看家族出身，官职逐渐开始被世家大族所垄断，门阀势力日渐强大，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两晋是望族的强势发展阶段，也是郡望形成的关键时期。以军功发家的河内司马氏（司马懿、司马昭）充分利用手中权力广布“门生”，逐渐发展成豪强势力，最终颠覆了曹魏政权。但是，在当时社会看来，司马氏在经术与德行方面并无多大声望，传统名士如王祥、阮籍、向秀等，迫于司马氏的权力不得不俯首屈就，但内心却蕴藏着对司马政权的反叛与离异，这就注定了晋朝与世家士族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迫使政权不得不向望族妥协，门阀士族因而在两晋获得了强盛发展。其中，琅邪王氏（王导）、颍川庾氏（庾亮）、河内裴氏（裴秀）、陈郡谢氏（谢安）、宣城桓氏（桓温）等就是两晋兴起的新望族；而颍川荀氏（荀顗、荀）、太原王氏（王祥）、京兆杜氏（杜预）、陈留阮氏（阮籍）、九江陶氏（陶侃）、吴郡顾姓（顾荣）等世家大族也为众望所归。这些望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垄断权力，形成根深蒂固的门阀士族。至东晋末和南梁，王、谢、庾、桓、袁、萧等大姓，长期把持政权。

在门阀制度下，由于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姓氏与出生地或居住地的名门望族联系起来，以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姓氏又重新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并有定大姓之举。不但影响到婚姻家庭，更严重的是直接掣肘政权建设，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显要地位长期为少数世家大族所把持，寒族甚至一般士族都难以达到高位。《世说新语》中曾记载晋室南渡后众人品评人物，一流人物评点将尽时，不属于世家大族的温峤就面露难色，此外东晋初的能臣何充也因为不是高门大族，而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勋臣陶侃因不是望族被骂为傒狗，西晋左思、南梁鲍照等都因非大族而郁郁不得志。

由门阀制度的兴盛，就引起了郡望之风的盛行。君望，是指封建时代显贵的姓族，家庭，人物世居某郡，形成当地望族，而为当地人所仰望的意思。实质上是一个地名，但和某个姓氏特定相关。人或姓的郡望与祖籍不同，祖籍是指某姓人祖先的出生发祥之地，而郡望是祖辈荣耀发迹之地，因此郡望的产生与门阀问题密切相关。郡望的自称一般是标曰“某地”，出身望族的人喜欢以郡望自我标榜。直至隋唐宋，以及明清也不乏标榜郡望之例。如，唐朝韩愈常自标郡望曰“义县”（今义县），李白常自标郡望曰“陇西”。郡望的指称一般是地名缀姓，如天水赵、陇西李、太原王、川陈、清河张、汝南周之类。姓氏中的这种变化，对于新的姓氏习俗和姓氏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推崇郡望的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基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人们还很重视自己的姓氏来历和郡望。特别寓居异国他邦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氏、同郡望来联宗认亲。

永嘉南渡，北方上层人物和世家大族南迁，南迁姓氏很多，大多定居在长江流域和江淮之间，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和东部、安徽省南部最为集中。南梁侯景之乱后，有些人继续南迁至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等地。北魏曾将河西走廊和北方各地重要人物及其家族迁至平城区，北方、西北以及境外不少非汉族人口也在平城周围定居。拓跋宏时又迁至洛阳市。东西魏分裂，一部分人又随西魏迁至长安，一些来自中亚或蒙古高原的家族以后发展成关中大姓。西魏攻占南梁的首都江陵、北周灭北齐时，都曾将对方要人迁入关中。南北朝时期，在战乱、灾害和瘟疫中余生的百姓纷纷迁往社会环境较为安定的地区。各割据政权为了增强实力，也常对百姓采取强制性的人口迁移措施，姓氏得以更为广阔地分布。南北朝时期称帝者较多，北方拓跋姓(元)氏、宇文姓、高氏，南方刘、萧、陈氏，都各自建立了政权，皇族姓氏人口迅速扩展，改变了姓氏的分布。隋开皇九年，隋灭陈之战，南陈宗室都被北迁，士族也被迁徙于京。由于陈氏子孙众多，以后又得到隋朝优待，派往各地当官，形成陈姓人口遍布各地的局面。

门阀政治使国家权力被少数世家大族垄断，激化了士族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甚至使皇帝成为世家大族的傀儡，导致皇权日渐衰落，进而导致政权不稳。南北朝后期出现多国并立、军阀混战局面。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皇帝多是寒门出身，一方面与士族争夺政治权力，一方面在战争中不断削弱甚至消灭士族势力。隋朝再次建立统一国家政权以后，皇帝一方面联合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势力继续打压士族势力，另一方面需要选拔一大批人才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于是，不限制门第出身的科举取士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在唐宋以后日渐兴盛成熟。科举制度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抛弃了门第出身标准，主要依据才能和考试成绩进行官员选拔，削弱了世家大族对官僚体制的控制，削弱了绅权，强化了皇权。由此，姓氏区别贵贱的风潮也有所平息。

唐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基本在北方，皇室、贵族、高官、名流、富商及世家大族大都聚居于北方，大规模持续多年的战乱也大多发生于北方。北方民众为寻求避难，便向生存条件较好的南方迁移，最远的是从海路迁到交州（今越南）。安史之乱期间，安禄山在幽州（今北京市）发动叛乱，先后占据洛阳市和首都长安，“四海南奔似永嘉”，北方又出现南迁大潮。安史之乱平息后，北方藩镇割据与战乱持续到唐末五代十国，多数南迁人口就在南方定居。江西省成为主要迁入地，移民大量迁入福建省、湖南省、两广和海南岛，北方汉族姓氏几乎已遍布南方各地。

此外，隋唐时期西域河中的粟特民族和国家及其来华后裔，也即所谓昭武九姓，也多改为汉姓，如曹姓、康姓、石姓、米姓、安姓、毕姓、史姓等多为昭武九姓所改。这些民族与汉族通婚后，姓氏也逐渐流播中原。

两宋至辽金元清各代，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立国称帝，高居统治地位。这些来自匈奴、鲜卑、契丹、蒙古、西夏、女真、突厥以及西南的少数民族，不但丰富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同时也给汉语的姓氏增添了异民族特点。

北宋靖康之变发生后，金兵由北向南全面推进，宋金边界固定在淮河一线。北宋末年人口已达1亿，南方平原地区人口已相当饱和，南迁人口更多迁入四川省、福建省、两广地区。临安区（今杭州市）是首都所在，加上江南经济发达，生活优裕，吸引大批北方移民定居。来自开封市等地的上层移民聚居于杭州城内，在当地形成一种以北方口音为主、带儿化的新方言。赵姓宗室除集中于杭州外，还聚居在福州市等地。孔子嫡系后裔从山东曲阜迁至今衢州市，繁衍至今，被称为“南孔”。在少数民族统治期间的元朝，也将蒙古族派驻各省，汉蒙姓氏互化较多。对一些热中利禄者，政府以蒙古名赐予汉人，部分醉心汉文化的，则以汉名赠蒙古人。

朱元璋将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为王，分居各地。明朝对宗室在政治上严格控制，但又给予优厚待遇，只要长大成人，都能获得爵位和俸禄，于是诸王的封地都留下了大量朱姓人口。如明末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就住在南昌，是宁王的后代。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将各地富户、工匠迁入南京，到他的子孙迁都北京市后，其中大部分又被迁至北京。

清朝入关后将满族八旗部署全境，各省城一般都建有专供满族军民居住的满城。明、清时都曾将一些罪犯流放到云南省、贵州省和西北边疆，其中有些人也留下了人口众多的家族。但对祖先这样的出身和来源，家谱中往往不愿记载，或者不愿记载迁移的真正原因。海南岛李姓家族自称为唐朝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宰相李德裕后代，而史书上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战乱以后，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真空，或者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或者原来封禁的地区对民众开放，就会出现大规模移民潮。明清期间，江西省是一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迁入湖南湖北。清代四川省受战乱影响人口稀少，清政府采取鼓励迁入政策，大批移民从湖广等地涌入四川，形成“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流。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分是当初移民的后代，姓氏大多可以追溯到湖北、湖南省，或进一步追溯到江西。近代东北地区人大多是“闯关东”的产物，是1860年清政府开放东北封禁地后，由山东省等地迁入。内蒙古自治区的汉人主要也是实行“放垦”后由山西省等地“走西口”迁入，姓氏也与迁出地相同。和“洪洞大槐树”一样，这类移民也有共同的源头，如“麻城孝感乡”（迁往四川）、“南雄珠玑巷”（迁往广州市一带）、“江西瓦屑坝”（迁往安徽安庆一带）、“苏州阊门外”（迁往苏北）、“南京杨柳巷”（迁往云南省）等。

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在近代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少数民族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影响，将本民族原有姓名制度(如父子连名、有名无姓、多音姓氏等)改作汉族习惯姓名形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复音姓氏单音化。《清稗类钞》记载，清代有不少蒙、满族复音姓氏，如纽尚、觅诺、兀林歹、阿儿剌、八鲁忽剌、乞失迷儿、忽神忙兀歹、按摊脱脱里、瓦只剌孙答里、卜领勒多礼作台等，现在这些姓氏已大多不用了。1981年出版的《新编千家姓》(严扬帆编)共收集了单姓、复姓3107个，里面就没有三字以上的姓了。从前满族有“八大姓”之说，现在这八大满姓已全部汉字化：佟佳氏改为“佟”，瓜尔佳氏改为“关”，马佳氏改为“马”，索绰罗氏改为“索”，齐佳氏改为“齐”，富察氏改为“富”，那拉氏改为“那”，钮祜禄氏改为“郎”。

随着边疆建设的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交往，少数民族新生一代取作汉字姓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演进至今，已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姓名”形式与汉族无异。少数民族姓氏符号的汉文化倾向，是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自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同时，由于大量人口纷纷改为汉族的大姓(如李、王、张)，由此也促成了当代中国姓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导致“同姓名”的人越来越多。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人们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中国的封建统治受到极大的冲击。这种思想解放使人们开始逐渐注意到私权的重要，并提出要用法律的形式对私权加以确立和保护。此时姓名权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权和典型的私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大清民律（草案）》第一次出现了姓名权这一概念。

而姓名权被侵犯时的救济途径也随后在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民法（草案）》以及《中华民国民法典》中被提出，这与中国公民私权意识的不断觉醒密不可分，越来越高涨的私权意识为姓名权法律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由于当时中原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这些法条很难从文本走到现实，姓名权的法律保护难以真正实现。

姓氏法律制度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姓氏制度立法背后蕴藏着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等多重价值的考量。民国以后，伴随着女性社会化进程的开启和女性群体分化，夫妻姓氏制度也在传承中发展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过立法，以及协商机制推动夫妻姓氏制度从夫妻同姓向夫妻异姓制度转变。立法的出台引起社会对夫妻姓氏制度的关注，满足了社会变革时期不同女性群体的称谓需求，与司法实践中已婚女性称谓使用情况相符，进而助推整个姓氏制度多元化发展。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不仅正式确认了姓名权的人身权性质，将其纳入了人身权的保护范围，还明确规定了有关姓名权的行使方式，有关针对姓名权的侵权行为和救济途径也进行了明确规定。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和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分别对养子女姓氏问题和姓名权侵权法律责任进行界定，姓名权在中国民法中地位开始逐步确立。2014年，民法领域首次作出司法解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意味着无论是《婚姻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随父姓”和“随母姓”都具有法律上平等地位。

几千年来以男子为家庭中心的传统观念也正在逐渐消亡。家族制的破裂必然促使宗族观念淡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以利益、价值等新的需求标准来确定人际关系，传统的以血缘关系按宗族类别确定活动区域或交往对象则已退居其次。于是，同一姓氏的房族内依亲疏远近和长幼辈分来界定尊卑的方式已显然失去了效力。再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使亲族间的关系网大为简化。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下，传统的姓氏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历史上有的家族改姓，总有着出于万不得已的原因。改了姓氏，就等于抛弃了祖宗，断绝了香火。在中国人的眼里，姓是“传宗接代”的标志。当今中国社会家族观念的剧变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从，而致使姓氏观念逐渐淡化，像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贾府、巴金笔下《家》中的高家那样“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传统大家族早已解体，由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当今家庭结构(主要在城市)的主要成分，几千年来以男子为家庭中心的传统观念也正在逐渐消亡。家族制的破裂必然促使宗族观念淡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以利益、价值等新的需求标准来确定人际关系，传统的以血缘关系按宗族类别确定活动区域或交往对象则已退居其次。于是，同一姓氏的房族内依亲疏远近和长幼辈分来界定尊卑的方式已显然失去了效力。再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使亲族间的关系网大为简化。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下，传统的姓氏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子承父姓的习俗已发生变化，子女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或以父母合姓作为名字，有的甚至另取一个新的姓。现代社会勿论姓氏，勿论性别，勿论门第，勿论家族，只有职务之分，而无尊卑之别。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她)的智慧才干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与他(她)姓什么，出身什么家庭，已不甚重要。因之，姓氏仅对家庭具有意义，而对整个社会来说，意义已不大。姓氏已不再具有以前那样严格的固定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姓氏，他人无权干涉。

中国姓氏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和民族文化积淀中形成了“子（女）从父姓”的传统习俗，随着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特别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子女随母姓情形有所增加，随祖父母姓和外祖父母姓的也有出现。从2020年新生儿姓氏选取情况看，随母姓与随父姓的比例为1:12。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宗族、家族姓名文化深入人心，取名字往往带上标识辈分的字，因此二字姓名较少。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化思潮不断影响着取名字的方式，辈分观念逐渐被淡化，人们取名追求简洁好记，二字姓名人数占比由上世纪六十年代的7.6%增长到九十年代的27.6%。

“姓”“名”合一的趋势正在开始，这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有的作家、艺术家长期使用固定的笔名、艺名，而原名却被淡忘了。笔名可能是一个词汇，如碧野、柳青、田地，这就很难区别其中某字是姓，某字是名。巴金的笔名叫“巴金”，到底是姓巴名金，还是就叫巴金而不必再分姓名，人们对此都不会深究。著名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并不姓启(姓爱新觉罗氏)，而是名叫启功，由于长期以“启功”行世，不少年轻人都以为启功先生姓“启”。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姓氏制度还将继续发生变化。姓名合一的趋势正在开始，这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作家、艺术家长期使用固定的笔名、艺名，而原名却被淡忘。笔名可能是一个词汇，如碧野、柳青、启功，就很难区别其中某字是姓，某字是名。巴金的笔名叫“巴金”，到底是姓巴名金，还是就叫巴金而不必再分姓名。

早期姓氏以种种形式命取生发，后来姓氏愈来愈多，很多姓氏是在原有姓氏之下派生、衍陈出来的，且形式颇多：

姓中生出另一个姓 周人为姬姓，周平王之子王子狐的后人以名为氏，生出狐氏。后因晋大夫狐犯、狐偃为晋惠公，晋文公之舅因称舅氏。舅与咎相通，衍出咎氏。

复姓分拆为两个以上的姓 拓跋宏改鲜卑姓薄奚氏为薄氏、奚氏，阿鹿桓氏为阿氏、鹿氏、桓氏；牒云氏改为牒氏、云氏；穷桑氏改为穷氏、桑氏；安迟氏改为安氏、迟氏等。

一姓改多姓 司马氏改出同氏、冯氏；敬氏改出苟皇后、文氏；赵构名赵构，四川省有与构同音的句姓家族被迫改姓，由于族人分散不便联系，于是就各改其姓，有的加金旁改为钧氏，有的加丝旁改为绚氏，有的加草头改为苟氏，有的改变字形为勾氏，还有的则改变原来的读音，这样一个句姓便—下子分成了好几个姓氏。

异体及同音分化 例如，伏羲氏的后人有伏氏，古伏与宓通，故又衍出宓氏；陈国始祖陈胡公满的九代孙诸，宇伯爰，其孙涛涂以祖字为氏，称为爰氏，后世因文字通用而又生出袁氏，辕氏、援氏、棉氏、漾氏。

文字简写形成分化例如，渴烛浑氏人省为渴烛氏；坛氏人省笔画为云氏等。

两姓归并产生新的姓氏 浙江省有个陆费氏，其先人本陆氏，因鬻于外家费氏，遂合为陆费氏。

中国姓氏分类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民族角度：可分为汉姓和少数民族姓；时代角度：可分为古姓和现代人姓，现代人姓大概有两三千个；姓氏人口角度：可分为常见姓氏和稀氏有姓，常见姓氏俗称大姓，中国有常见大姓四五百个；姓氏字数角度：可分为单姓、复姓、三字姓和多字姓四类，单姓即一字姓，复姓即两字姓，三字姓顾名思义，即三个字的姓，多为少数民族姓，多字姓指三字以上的姓，《清脾类钞》集有不少清代多字稀姓，字数最多者为七字姓，多为满姓。

1987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袁义达对中国姓氏的研究指出，中华民族正在使用和曾经使用过的用汉字记录的姓氏一共有11969个，其中单字姓氏5327个，双字姓4329个，三字姓氏1615个，四字姓氏569个，五字姓氏96个，六字姓氏22个，七字姓氏7个，八字姓氏3个，九字姓氏1个。当然，这11969个姓氏也并不是中国姓氏的全部，此外还有异译、异体字姓氏3136个。2006年，袁义达等人经过数十年的搜集整理，得出中国人曾用和正在用的姓氏总数为23000个左右，这是当时中国姓氏数量的最科学的统计。

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中国姓氏大辞典》共收录了23813个汉字姓氏，单字姓6931个，复姓和双字姓9012个，三字姓4850个，四字姓2276个，五字姓541个，六字姓142个，七字姓39个，八字姓14个，九字姓7个，十字姓1个。笔画最少的姓为1笔，笔画最多的姓为30笔。

中国姓氏在河北、河南省、江苏省、四川省、山东省、湖北等省分布值均较大，种类较多，而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广东省、福建省等省姓氏分布值均较小，种类也少，南北两大异源汉族的地域分界线在武夷山和南岭一带而不是长江。

据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中国姓氏大辞典》统计，中国100个常见大姓中，有32个大姓分布重心在中国姓氏起源中心地带华北地区；杜和姜2个大姓分布重心在东北地区；有19个大姓分布重心在华东地区；西北自古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6个大姓的分布重心在西北的东部，这6个大姓为曹、魏、薛、石、白、康，起源与西北土著或外来中亚地区民族有密切关系；有杨、何、罗、唐、邓、曾、余、段、雷9个大姓分布重心在中国西南地区。有18个大姓分布重心在华中地区，聚集区域在长江流域地区；有14个大姓的分布重心在华南地区。

2022年的统计资料同样显示，姓氏有着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传统依据血缘和地缘的姓氏分布，受历代政权更迭、经济发展、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当下分布格局。常见姓氏在中国31个省（区、市）均有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聚集性。

台湾省的姓氏情况值得特别说明，台湾省原本共有不到200种姓氏，1949年后引入超过1500种姓氏。2006年，台湾有1989个姓氏，其中438个姓只有1人，999个姓只有不到10人，复姓超过500个，总人口不到70万。罕见单姓多为少数民族，如哀(西拉雅族)、丰、刚(阿美族)、秋(泰雅族)、勤(排湾族)、日、风、枫、根、狮(赛夏族)，偕(噶玛兰族)、爱、笔、电、盐、停、增、全等。台湾汉族罕见单姓包括甲、乙、丙、丁、金、木、水、火、一、头、羊、鹿、猴、鸡、鸟、您、某、哇、哈、啊、呀、叭、谯、、胖、脱、托、延、磨、朴、肖、巧、翼、亢、洋、靖，以及刑、房、哺、乳、有、毒、酒、蔡、钱、钞。

中国姓氏庞杂繁多，从古至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多达2.4万个，目前在用姓氏约6千多个。由于数千年历史发展演变，各民族之间文化交融，古今大量姓氏已经废弃不用，造成中国姓氏在人口中分布极不平衡，表现为姓氏用字单调、大姓人口比例庞大等现象。

2020年统计资料显示，“王”“李”“张”“刘”“陈”依旧名列姓氏人口数前五，五大姓氏人口总数占中国户籍总人口的30.8%。而据2009年的数据，在汉族中有87%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在这100个姓氏中，王、李、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等19个大姓的人口占了汉族人口的55.6%。19个大姓居前三位的李、王、张三个“超级大姓”则占了汉族人口的22.4%。

大姓聚集是长期的历史积淀造成的，大姓在历史上是“国姓”(帝王之姓)或是世族望姓，人口一直较多。李姓——李渊建唐立国；刘姓——刘知远刘邦开汉朝基业，蜀汉、北朝、前赵君主也为刘氏；赵姓——赵匡胤建立宋朝；朱姓——朱元璋建立明朝。唐汉宋明四朝，计为1301年，占据文字记载开始信史时代的46%。19个大姓中的其他姓氏，有的也曾为“帝王之姓”，如王(王莽之新朝)、张(张茂之前凉)、陈(陈霸先之南陈)、杨(杨坚之隋朝)、孙(孙权之三国吴)、高(高洋之北齐)、郭(郭威之后周)、马(马殷之五代十国楚)等，其他黄、周、吴、徐、胡、林、何数姓，在历史上也多是望姓大族，人口本来就特别多，直到今天仍有少数民族姓氏改从大姓。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这些姓氏人口急剧增加，形成今天大姓人口“爆炸”情况。

复姓是中华姓氏中比较特别的一支，复姓的来源较多，如“太史姓”从官名而来，“令狐”以封邑命名，“东郭”根据居住地设定，其他还有源于职业、先祖名、族系、少数民族改姓或自创等情形。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其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新生儿登记姓氏最多的是“李”，共72.6万人，最少的是“顾”，仅1.7万人。2020年中国姓名报告还显示出，随父姓与随母姓的比例为12:1，中国社会仍然偏好“随父姓”而偏废“随母姓”，法律对姓氏权规制的弱效果体现了认识其边界的重要性。

氐与羌在中国古代是两个族系相近、地域毗邻、文化略同的西部民族，在考古学文化上属性接近，往往氐羌并称。魏晋南北朝时期，氐羌民族向东迁徙发展，分别建立了前秦、后秦两个政权。据史籍所载的羌族的姓氏来看，秦汉羌人部落名号与姓氏同时在使用，而且是部落名号较多，姓氏较少。越往后，羌族姓氏出现越多，而部落名号出现数量越少。羌族姓氏以原始姓氏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原始姓氏如夫蒙、同蹄、屈南等复姓，以及党、姚等单姓开始出现，取外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从女真部落名称和女真姓氏可以看出女真姓氏命名与氏族部落组织、发展趋势、观念、动物名称、经济生活、风俗习惯有关系。诸如：陀满语义为“万”，唐括语义为“百”，与女真都统猛安谋克等组织系统有关；另如纥石烈语义为“上谕”“上旨”，鳖故德语义为“共同”和具有“总督”的“总”之意，反映出女真各部趋向统一和联合的事实；有的姓氏反映出人们的观念，如婆卢火语义为“腰子”，胡鲁古语义为手指的“指”，是母系的血缘观念在姓氏和部落命名中的反映；还有一些反映氏族经济生活内容如：聂摸栾义为“桑”、劳孛义为“绒”、五塞义为“种子”，说明其部落和姓氏命名保持氏族社会特征，并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

契丹族在氏族社会本无姓氏，只有氏族与部落的标记符号。在契丹人建国以前，部落和氏族的称号已经表明集团与世系所属，不需要另加标记再证明其所出，如大贺氏酋长大贺窟哥、阿不固尽忠、郁于，遥辇氏酋长迪辇、俎里、楷落、献质、习尔，迭剌部酋长雅里、褥里思、萨剌德、撒剌的等。

辽朝建国后，地缘组织取代血缘组织，打破了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转而采取用姓作为血缘传承的标记办法。到耶律阿保机时只有耶律和萧两姓。“耶律”最早氏族之名，后为部落之名，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又成了皇族的姓氏之名。由于这个姓氏是皇族姓氏，所以原来的大贺氏、遥攀氏两个显贵家族皆附此姓中，故称“三耶律”。金朝将耶律改为曳喇（即移喇），“曳喇”是马前卒之意；将萧改为石抹，石抹乃臧获（即奴婢）。契丹政权被女真人推翻以后，契丹人成了被统治民族。金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笼络契丹人，也赐予契丹族中的一些人女真姓氏，如完颜元宜，本名阿列，本姓耶律氏，金王朝赐姓完颜氏。契丹人的名、字结构比较复杂，有本名、本字。本名分为初名（初名又分为乳名、幼名、小名）、大名和别名，本字分小字和初字等。

受汉族文化影响，又有汉名、汉字。契丹人命名的规律多以“奴”“哥”或粗俗的名称命名，有的以契丹人史前时期所在部落来命名，如敌烈、唐古、突吕不、迭刺、铁骊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受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的影响，也有的以“孝”“仁”“义”“礼”“智”“信”来命名的，如耶律佛留、耶律观音女、萧和尚、移剌福僧、耶律道士等。

少数民族姓氏汉化的现象，自古主要是通过改姓和赐姓来实现，其方式也趋向多元化。元代蒙古族姓氏汉化也大致遵循着其中的规律。方式主要有：

以自名首字为姓 揭傒斯《文安集》卷9《送元溥序》云：“庐州舒城长燮元溥，蒙古族，名燮理普化，无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称谓，今天下之通俗也。”

以父祖姓名中其中之一字为姓 《元史·良吏传》：“谙都剌，字瑞芝，凯烈氏。祖阿思兰，尝从大将阿术伐宋，仕至冀宁路达鲁花赤，子孙因其名兰，遂以兰为氏。”

以姐夫姓为姓 《录鬼簿续编》：“杨讷，名，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

避祸改姓 河南省的南阳市、洛阳市、平顶山市等地有王、李、马、宣四姓蒙古族，是元末明初蒙古人避祸而改姓。明初赐元降人汉姓：《明史》：“滕定，父住，元枢密院知院，洪武中来降，授会州卫指挥事，赐姓滕。”

在中国56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因而拥有的姓氏也最多，满族人口则居于55个少数民族之冠，堪称中国两个民族姓氏大户。满民族姓氏源流与汉族姓氏表现出诸多共同特征，与受汉民族的交互影响紧密相联。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地为氏 这是满族姓氏起源最原始、最基本、因而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途径。镶白旗人佐领马德姓瑚锡哈理氏；瑚锡哈理，本系地名；新满文的创造者达海，巨居觉尔察地方，即以觉尔察为姓氏。

姓氏渊源于图腾名称 满族古姓多为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即古代的图腾名称。散居于珲春市等地的钮祜禄氏，其意为狼氏；世居赫图阿拉故城等地的萨克达氏，意为母野猪氏；辽阳市的尼玛哈氏，意为鱼氏。

以名为氏 满族随名姓源于满族世代相因的只称名不称姓的习惯，为满族的随名姓创造了前提。

君主赐姓 满族赐褒姓的事例在清前和清代较多。清前一等大臣佟佳·扈尔汉本姓佟佳氏，清初的内大臣吴拜本姓瓜尔佳氏，兵部尚书纳木泰本姓舒穆禄氏，努尔哈赤皆因军功而赐给他们以觉罗氏。秘书院大学士车克本姓瓜尔佳氏，带翰本姓刘氏，皇太极均赐为觉罗氏。觉罗氏曾是努尔哈赤原来的姓氏，爱新觉罗氏即由此氏中脱颖而出。

改换姓氏 无论满族，还是汉族，在姓氏上并不都是从一而终，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有些人会放弃旧的姓氏，而采用新的姓氏，这在姓氏学上叫作改换姓氏。清王朝奠基者努尔哈赤在成家立业之初首先以佟为姓，因曾入赘佟氏家族和攀附佟爱新觉罗·孟特穆血统的缘故；继而使用原姓觉罗氏，是为了适应团结女真族对明斗争的需要；后采用自撰姓氏——爱新觉罗氏，藉以与众多觉罗氏相区别，以达到一姓独尊目的。

以姓为氏 满族共同体形成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叶，满族以姓为氏是指满族继承和沿用辽、金、元三代旧姓氏，与满族与辽朝契丹族、金朝女真族、元朝蒙古族或有继承、或有隶属关系密不可分。

维吾尔族人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曾使用过该民族特有的维吾尔语人名。最早的人名与人类的生广方式和图腾现象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原始社会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狩猎，人们的衣食都取之于生存于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因此，当时人们都十分崇拜一些与其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生物。根据人们的这一习性，当时社会上形成了用某些动物的名称给自己的子女命名的习惯。如阿尔斯兰(狮子)、皮利或亚罕(象)、布尔斯兰或卡甫兰(豹)等。由于狩猎这种原始生产方式在丰富多采的大自然中进行，所接触事物和现象更多，范围更广。据《吾胡孜传》这部叙事长诗记载：吾胡孜汗曾将其儿子分别命名为昆(太阳)、阿依(月亮)、尤力吐孜(星)。社会环境对维吾尔族人名造也成了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除上述人名外，还使用了像“阿恰日”(阁下)、“阿奇塔”(天上的音乐家)、“热特纳”(珍宝)一类的人名。在《吐鲁番市史稿》中的银钱往来单据中曾使用过“依尔其(执政者)、卡拉巴合西(大师)、克尤木突(机警)的一类的人名。

伊斯兰教传入后，维吾尔族人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伊斯兰教的日益广泛传播和人们对该教信仰的加深，以及随之而来的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原有的人名逐渐被与伊斯兰教有关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人名所取代。人们出于对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艾来依沙拉姆的崇敬心情，常给子女命以“穆罕默德”这一人名外，还惯于使用以“穆罕默德”开头，后面加上“依明”“艾力”“尼牙孜”“热依木”等人名构成的穆罕默德依明(买买提明)、穆罕默德艾力(买买提力)、穆罕默德尼牙孜(买买提尼牙孜)、穆罕默德热衣木(买提热衣木)等双重人名，在新疆和田等地区广泛使用。

姓名的构成包括“物象”“意义”，更离不开交流。交流把物象和意义融为一体，通过命名活动形成物化的意义过程。姓名是典型的指号系统(semioticsystem)，人类学者大都承认姓名本身的物感物觉，承认其物性，承认姓名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也承认命名仪式和姓名使用的“他指”作用，强调其中的过程和协商，以及不确定的随机性和开放性。

自古以来姓与名相连，作为识别一个人的符号具有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姓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而变化。

当今社会姓名包含姓氏与名字元素，姓氏与名字虽同属指称，但社会意义和法律范畴不同，分别规定于人格法和亲属法中。姓名是姓氏与名字结合的人格权，而非分拆后形成的分别的人格权。名字是个人的指称，具有鲜明的个人意味；姓氏则是家族的指称，涉及家族成员同一性情感。名字属于人格权范畴，姓氏归为亲属法范畴。

不同法律范畴概念具有不同解释方式。姓氏和名字所承载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姓氏在于表明所属集团，表现宗族血缘传承，具有伦理性；名字则在于区别他人、用作社会个体的称谓，具有个性化。与姓氏的群体性特征相对应，名字则具有鲜明的个别性，是其根本特征。作为深受伦理性规则支配和约束的姓氏与名字所属的权利性观念，有着迥然不同的法律含义。姓氏始终与一个家族相关而不会独立存在，也不能随意变更。

姓氏自产生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并随其发展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母系血缘关系也影响到父权制的姓氏流变，对社会发挥着特殊作用，形成独特的姓氏文化，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姓氏不仅与血缘族系相连，且多与国体发展相系。不管是分封、采邑，还是为官司职，个人荣辱都与家族姓氏荣辱紧密相连，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家国一体的姓氏文化。兴盛的家族都重视修缮族谱，成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也凸显出兴隆族姓和祖先的文化愿景。姓氏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存在形式，记录了无数家族的兴衰与变迁，成为一个群体共同的文化积淀，演绎着华夏文明，体现着中华儿女的民族品性。

作为姓氏文化的精髓——“家国情怀”在世界民族和国家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孕育下，形成了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的“家国同构”政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家”成为了“国”最基本的细胞。鉴于家族或家族集团具有血缘关系，因而这一政治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家”又是缩小了的“国”，因而又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结合是“家国一体”的本质特征。“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模式鉴于“家”与“国”没有截然两分，有利于化解“家国矛盾”，解决国家与个体利益的冲突，促进和谐社会的生成。鉴于重“家国一体”而忽略“家国之别”，在政治实践上最大的弊端则是家长制，君权实质上是父权的放大。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早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家国同构”——“家庭城邦同构”，随着时代的更替、商业的发展、海外市场的刺激和政治变革，氏族血缘关系对城邦的影响日益衰微，从而形成了以财产和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家国异构”的国家政治模式。在中国，“家国同构”的影响非常深远，迄今仍然顽强地存活着，最为人们熟悉的一词就是“家国情怀”。

姓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是第一个拥有姓氏的国家，拥有姓氏的历史超过了5000年。除汉族以外，中国当今55个少数民族均存在使用汉字姓的情况。目前仍在使用的中国人姓氏超过7000种，汉族和少数民族姓氏各占一半。中国人姓氏以汉字形式表达，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汉语拼音、注音和英文书写均属外来之物，作为姓氏一直不为中国人所接受。不用汉字就不能代表是中国人正宗的姓氏，汉字才是中国姓氏的灵魂。自秦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汉字姓氏一脉相承，从未间断，沉积了几千年的姓氏文化在全球华人心中已经筑起了一座血脉丰碑。大约在5000年前的伏羲时代，中国的姓就被定为世袭，由父系传递，两千多年来没有变化过。中国人古老的姓氏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父系社会的全过程，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华族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过程中和国家统一上，曾经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作用。

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才有姓氏，英国姓氏出现在十七世纪，日本则出现在1875年。中国人口众多，意味着中国姓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来看，与欧洲社会依靠城市作为主要经济活动单位不同，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依靠宗族作为主要的经济社会交往平台，意味着拥有共同姓氏和祖先的人们居住在一起，由此保证中国姓氏群体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民族自中华古以来就推崇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女娲补天这样一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自古以来就推崇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特别强调人在家庭与社会中应尽的义务。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范仲淹呼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前者说的是尊老爱幼的亲情和美德，后者讲的是忧国忧民的责任与胸怀。生于斯长于斯的炎黄子孙，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很早就孕育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情结，培养了这种与日俱增的责任感，并从中升华出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明·于谦）。两岸同胞一走进妈祖庙，就会产生亲切的认同感。一看到舞龙舞狮，就想起自己是炎黄的子孙。每逢传统佳节，更是倍加思乡念亲。“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越是远在天边异国，越是久居海外他乡，那种思源寻根认祖的赤子亲情就越是深沉，越是厚重。而这“根”这“祖”的遗传性标志之一就是“姓”：华夏姓氏文化中蕴涵着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结。作为一种制度性文化，其特征既具有伦理性、道德性，又具有政治性。姓氏文化作为华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和伦理规范，影响着千家万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姓氏文化的精神标识与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一样，也反映和体现在物质、非物质与人物等方面。

姓氏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蕴含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其中“严以修身见贤思齐”的家规家训，构成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姓氏文化蕴含着华族的价值取向和进取精神，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流传甚广的通俗读物《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一起合称《三百千千》，是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经典启蒙读物，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姓氏是同宗共祖血脉族众的标示符号，家族是婚关系繁衍的群体。姓氏文化是以血缘为纽带，关于姓氏起源、家族发展、世系传承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民俗、伦理等事象的文化体系。姓氏出现之初仅是标志氏族及社会成员血缘关系及相互区别的符号。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它明显地承载了血缘图谱、家族演变、世系发展等各种信息，内涵越来越多。

作为一种制度性文化，其特征既具有伦理性、道德性，又具有政治性。姓氏文化作为华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和伦理规范，影响着千家万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姓氏文化的精神标识与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一样，也反映和体现在物质、非物质与人物等方面。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和人口移动半径的扩大，会使姓族亲情疏远，也会加剧中国姓氏演变无序和传递断层的速度。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血统延续的正统思想，原本脉络清晰、科学有序的中国姓氏代代相传的规则和传统，以及民族凝聚力的血缘根基，在工业化进程中将受到冲击。如果没有家谱和姓氏文化的继承，中原地区传统的家族文化就会逐渐消亡。

姓氏文化是支撑中国历史大厦的重要支柱，作为最为大众认识的文化基因，以其世人皆知的普遍性、相衔如环的连续性、内涵丰富的兼容性，覆盖和渗透到了社会的多个层面。姓氏文化涉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字学、语言学、地理学、民俗学、谱牒学、人口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其中以血缘为脉络的族谱家乘，是记载姓氏宗族世系、社会习俗、家庭文化和地方风物的重要文献，是记载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信息的历史图籍，从一定意义上说，家谱是最具特色的地方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

两性地位 文字作为社会文明的记录工具，其字形结构也必定蕴含着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姓氏文字的演变史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但从中也透露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史。从姓氏文化的研究和姓氏文字的考察、姓氏文化的发展和具体字形结构，可以看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乡村施政 姓氏宗族指以姓氏划分为基础的传统家族，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姓氏宗族走向政治化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高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今天具有很大的弊端。中国姓氏宗族政治现象不可能立刻被消灭，特别在农村的复杂影响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姓氏宗族现象在农村会有很大生存空问，农民的小农意识通过姓氏宗族现象而得以表露无疑，尤其在农村政治上表现更为明显，在农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活动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姓氏宗族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具有新特点，对研究农村政治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遗传线索 中国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Y染色体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平行的表现。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较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容易形成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姓氏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原地区人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两种状态。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100个常见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100个常见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人群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决定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和地域人群间亲缘关系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隔离现象。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人父系遗传和Y染色体进化的一条途径，为探索与疾病有关的高发易感人群分布规律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中国姓氏由父系世代传递，类似于人类Y染色体的遗传，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众多的小姓、奇姓、罕见姓不仅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传，有的还保存了一份独一无二的Y染色体遗产。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多一个姓，不仅是多了一份家族史、文化史，更多了一部基因史。

英语的姓并非源于英国本土。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使用姓，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没有姓。丹麦人和挪威人入侵英国后，命名方式进入英国。盎格鲁-萨克逊人出于对祖先的尊重，不将名字用于后代。而丹麦人和挪威人却喜欢以祖先的名字或著名酋长的名字给孩子起名。1066年征服英国的诺曼底人喜欢将名字重复使用，诺曼底人的副名常常是居住的村名或父亲的名，有些副名则与从事的工作或职业以及个人的性格或外观有关。副名的出现造就了姓的基础。14世纪，姓开始从地主阶层传到其他阶层。大约在15世纪初，英王爱德华五世颁布法令，要求爱尔兰人的名字要有姓以便管理，至此，英国的贵族有姓，平民也有了姓。

英语国家最常见的姓氏是“史密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母语国家常见。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后演变成从事金属加工者名字。第一个“史密斯”出现在公元975年，是英格兰东北部达勒姆郡一名叫埃塞德·史密斯的人。

大多数美国人祖先来自英国和西欧，美国使用最多的十大姓氏全是盎格鲁-撒克逊姓氏。2007年美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有两个拉丁美洲姓氏首次进入全美十大姓氏之列，体现美国种族构成的日趋多元化。“史密斯”仍为美国第一大姓，有230多万人。第二名至第十名依次是约翰逊、塞雷娜·威廉姆斯、布朗、琼斯、米勒、戴维斯、路易斯·哈维尔·加西亚·桑斯、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和威尔逊。其中“加西亚”和“罗德里格斯”这两个拉美姓氏首次进入“十强”。美国十大姓氏的变化反映了美拉丁裔人口猛增趋势。1990年至今，美国前25大姓氏中的拉美姓氏从3个增加到6个，拉美裔人口增加了58%。如今，美国拉美裔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3%，成为除了非拉美裔白人和黑人之外的第三大族群。除了拉丁美洲移民增长迅速外，拉美人名在美国日益普遍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局放松了对移民姓氏的管制。以前，美国移民官员在为外国移民办理登记时经常强行把人名“盎格鲁-撒克逊化”，或者干脆强迫移民改用盎格鲁-撒克逊姓氏。随着拉美裔在美国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敢于“正大光明”地使用本民族姓氏。

秦灭六国之战后，秦汉文化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中原地区的统一，开辟了王朝集权统治先例，给日本大和政权很大的触动和影响。“日本”的国名和“天皇氏”的称号都是那个时期从中国的道教经典中精选出来的。中国历史王朝统治者每以改姓、削名、追谥、表现其社会控制的大陆文化不断传入日本。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借用了中国汉字的音、形、意并且利用汉字的草书和楷书偏旁创造出记音文字使日本历史从“口传文化”变为可以用文字记载的文化。日本人利用中国文字，根据其字的功能和形态，创造出了日语的表记文字，使日本社会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日本“平成”年号也起源于中原地区古代典籍《书经·大禹谟》中。日本姓氏有些借用中国汉字的意义和发音，相关姓氏理论有些是从中国姓氏历史研究中推断出来的。日本早期只有贵族拥有“氏”和“姓”，都体现出中国儒家的等级制度思想。

公元4世纪末，大和朝廷把日本列岛南部许多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基础就是氏姓制度。大王家按照与自己的亲疏、血缘远近、功劳势力大小，对隶属于朝廷的许多氏分别赐予了“姓”。这个“姓”不能算是真正的姓，只是一种荣誉称号，用以标志贵族的等级尊卑，带有爵位的世袭性质。十九代天皇氏按照“姓”对氏族进行分类、分级。四十代天皇即位后，又重新编制了姓，即为“八色之姓”。7世纪中叶，大化革新时废除世袭的称号，表示家族地位的姓失去了意义，氏与姓合二为一，有一部分成为流传到现在的姓，氏和姓仍然是贵族的专利品。公元815年，五十二代天皇编纂《新撰姓氏录》，将氏分为，皇别，由皇族降为臣籍的氏族，神别，附属于天皇的地方豪族。明治八年颁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凡国民，必须起姓”。到1898年，政府制定了户籍法，每户的姓才固定下来，不得任意更改，一直发展到今天。日本人口不多，姓氏数量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姓氏大辞典》内收录姓氏达到29万个。日本人的姓千奇百怪，如“猪鼻”“牛尾”“波波伯”“凸凹丸”“丰扇花”“御手洗”等都有。

从檀君朝鲜到统一新罗形成时期，朝鲜半岛北南各地逐渐形成部族联盟，姓氏制度也随着而产生。朝鲜姓氏起源与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部族和部族联盟的形成时期，第二时期是汉字姓的使用时期，第三时期是姓氏制度的普及和演变时期。朝鲜部族联盟形成时期的各部落的姓氏，就像中国的黄帝、炎帝时期一样，很长时间通过人们的口碑流传的传说形式流传下来，只是因没有文字记载可考，至到后来文字传受以后，或是摸仿汉姓，或是与汉姓相结合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出现了汉字式的姓氏。朝鲜的汉字式姓氏的使用大约始于晋代前期，与汉字传人朝鲜直接有关。按顺序看，最早是高句丽，其次是百济，再次是新罗，取决于汉字传入的时间早晚。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郡县，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中国藩属国，中文曾经是唯一的文字或官方语言。许多人口是中原移民的后裔，朝鲜和韩国的姓氏如郑、柳、车、赵、王、李等，在河南荥阳有郡望，与中国的郑氏并无不同。大部分汉姓人口都是土著，采用汉姓只是一种文化认同，类似于中国南方的土著人口。

在朝鲜半岛7500万人以及散居全球700万韩裔人中，金、李和朴三个姓氏大约占了一半，现在加入韩国国籍的外国人中，金、李、朴、崔仍是最受欢迎的姓氏。韩国正在使用的姓氏不足250个，而日本和荷兰的姓氏数量都超过10万。韩国姓氏的贫乏和少数姓氏的集中，与朝鲜半岛漫长的封建历史及其与中国和日本的复杂关系有关。公元五世纪时韩国贵族开始借鉴儒家命名方式，使用汉字姓氏。十九世纪后期，朝鲜实行改革，废除严格的阶级制度，正式的汉字姓氏开始流行于广大平民之中。普通百姓获得了选择姓氏的“特权”时，挑选了金和李这种高贵的姓氏，来掩饰自己的平民背景。韩国有许多自称是朱熹、孔子后裔的人口，如朱姓和孔姓，但实际上大部分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并非真正有血统关系。

在缅甸姓名的字典里，只有称呼用的名字，没有姓氏的存在，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孩子还是老人、平民还是贵族，都是只有名字没有姓氏，习惯在名字前面加上一个称呼来表示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

“姓氏”一词最早是彼得大帝学习西欧引进俄语的。在14至16世纪中叶，首先获得姓氏的是王公贵族，教会的神职人员在18到19世纪上半叶才开始使用姓氏，姓氏源于他们供职的教堂名称。商人和神职人员的姓氏都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除少数富裕的商人外，到19世纪初大多数城市居民还没有自己的姓氏。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直到19世纪中叶还没有获得姓氏。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农奴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就是有了姓氏权。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成为自由民后被赐予过去主人的姓氏，就出现了整个村子都姓一个姓的现象。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众多农民加入士兵行列并获得了姓氏。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人都有名有姓，姓氏文化发展起来了。俄罗斯人得姓方式也有如下多种：

源自父称的姓氏 据俄罗斯古代文献记载，俄罗斯先人互相称呼时，普遍使用的是父称和绰号。富人有父称，穷人有绰号。父称在某个时期曾表示“某某之子女”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父称被固定下来，成为俄罗斯人姓氏的主要部分。俄罗斯人最常使用的源自父称的十大姓氏：伊万诺夫、库兹涅佐夫、斯米尔诺夫、波波夫、瓦西里耶夫、彼得罗夫、费德罗夫、索科洛夫、米哈伊洛夫和肖斯塔科夫等。

源自人的外表体貌特征的绰号姓氏 在姓氏产生之前，名字加绰号是俄国人用来相互称呼的方式之一，例如，长臂尤里、小个子伊万等。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绰号便发展成了姓氏：一个人因长一头浅发，而有了绰号“别里亚克”，后来“别里亚科夫”就成了他们的姓氏；某人因身材高大跟人讲话时，不得不弯腰，人们便送他绰号“弯腰”，后来就有了姓氏“纳吉宾”。类似的姓氏还有：歪脸的人姓“克里沃谢科夫”，个子矮的人姓“缅希科夫”，走路快的人姓“斯科罗霍多夫”等。

源自动物名称的绰号姓氏 源自动物名称的姓氏，反映出持姓人与该动物及其习性的相似特征和相关性。熊是俄罗斯民族的图腾，这个姓氏的主人也许长得像熊一样高大壮硕，也许是捕熊的猎户，现任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姓氏源自“熊”。在我们熟悉的俄罗斯名人中也有源自动物名称的姓氏：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的姓氏源自“甲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姓氏源自“金龟子”，被誉为“太空第一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姓氏源自“潜鸟”，音乐大师彼得·柴可夫斯基的姓氏源自“普通海鸥”，俄罗斯当红歌手维塔斯的姓氏为格拉乔夫源自“白嘴鸦”。

源自地理名称的姓氏 被用作姓氏的地名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普通持姓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二是王公贵族领主的领地。例如，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姓氏源自其父亲的出生地车尔尼雪夫山庄；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姓氏源自其祖先居住过的马亚克村；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姓氏源自其祖父居住过的别雷尼村庄。还有一些姓氏源自河流的名称：作家舒克申的姓氏源自苏拉河的分支“舒克沙”。以领地名称为姓氏的名人还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姓氏源自曾是其祖先领地的陀思妥耶夫沃村庄；音乐家米哈伊尔·格林卡的姓氏取自世袭领地格林基。

源自名字的姓氏 名字是俄罗斯人取姓的一个重要来源。俄罗斯人有两个名字：教名和俗名。由基督教的教名演变而来的姓氏：伊万—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伊万诺夫，安德烈—安德烈耶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等。由俗名演变而来的姓氏：诗人杰尔查文这一姓氏源自俗名杰尔查瓦，该词的现代词义是“强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姓氏则来自俗名涅克拉斯，意思是“不漂亮”。另外，人们还会按照排行给孩子取名，这些名字后来也演变成了姓氏：艺术品收藏家特列季亚科夫和“第七交响曲——圣彼得堡”的创作者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这两个姓氏分别源自人名“老三”和“老六”。

源自人的性格品质特征的绰号姓氏 一些名人的姓氏源自人的性格品质特征的绰号：被称之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姓氏就取自“大炮”一词，这原本是诗人祖先的绰号；乡村主义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姓氏源自“轻浮的人”；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门捷列夫的姓氏源自其父亲的嗜好——喜欢与人交换物品；俄罗斯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的姓氏源自绰号“高傲的人”。类似的姓氏还有：沉默寡言的人姓“莫尔恰诺夫”；善良的人姓“多布雷赫”；安静的人姓“吉洪诺夫”等。

源自职业名称的姓氏 商人和神职人员的姓氏是从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和工作环境中获得灵感，具有明显的职业特征。这些有手艺的匠人和商人在从事耕作的农民中间如同鹤立鸡群，因此这些职业姓氏的出现并非偶然：萨波日尼科夫源自“皮靴匠”，普洛特尼科夫源自“木匠”，赫列勃尼科夫源自连烤带卖的面包商，雷布尼科夫源自“渔业经营者”，热姆丘日尼科夫源自“珍珠商”，科列斯托夫尼科夫源自“做十字架的人”。神职人员的姓氏源自他们所供职的教堂名称：波克罗夫斯基、乌斯宾斯基、特罗伊茨基都源自当时的圣母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和三圣教堂。

源自植物名称的姓氏 源自“植物类”的姓氏虽然数量不多，但种类齐全。既有菌类，又有草本、木本以及藤本植物，例如，剧作家格利鲍耶多夫的姓氏源自“蘑菇”，绘画大师伊里亚·列宾的姓氏源自“芜菁”，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姓氏源自“云杉”，等。苏联科学院院士、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的姓氏源自“葡萄”。葡萄自古以来就是东正教堂里必不可少的饰物，葡萄作为对繁荣和兴旺的一种美好愿望深得神职人员及神学堂学生的喜爱，很多人以此为姓氏。

源自外来语的姓氏 源自外来语的姓氏具有明显的异域色彩。从一些俄罗斯名人的姓氏中也可以看出其祖先不是俄罗斯族：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赫尔岑、抒情诗人费特、讽刺剧作家杰尼斯·冯维辛的姓氏源自德语；抗击拿破仑·波拿巴入侵的军事统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十二月党人恰达耶夫、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等以突厥语立姓；作家伊凡·屠格涅夫的姓氏也源自突厥-蒙古语；俄罗斯宇航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姓氏源自波兰语。

源自浓烈时代色彩的姓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入伍的农民没有姓氏。负责登记的人便用军事术语作为新兵的姓氏：斯米尔诺夫源自口令“立正”；诺维科夫源自“新兵”；博伊佐夫源自“战士”等。还有一些典型的姓氏浸透着浓厚的时代特征：奥克佳布里斯基意为“十月的”，索韦特斯基意为“苏维埃”，特拉克托里斯托夫意为“拖拉机手”，奥尔杰诺诺斯采夫意为“勋章获得者”，“马尔林”就是以卡尔·马克思和列宁两个人姓氏的第一音节组合而成的。

俄罗斯人姓氏的出现和普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各个时期的生活及习俗。俄罗斯人的得姓方式多种多样，同一家庭成员的男女姓氏的词尾也不尽相同，反映出俄语语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华第一古姓是伏羲的“风”姓，属于龙图腾崇拜，意为“天下第一龙”。伏羲“风”姓也有解释为“凤”姓的，源于“凤”通“风”，或因为伏羲来自西方鸟图腾部落。伏羲，也称太皞、庖牺。伏羲时代，生产力与认识水平有很大提高，感受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生物学原理，认识到同一血缘氏族内群婚乱婚不利于后代健康，阻碍氏族的发展壮大。由于种族不断繁衍、居住地域不断扩大，以及氏族成员身份变化，同一姓族内依据血缘世系亲疏、居住地域远近形成若干分支。区分氏族及其分支的特殊标志就是“姓”。同一祖先血缘即为同一姓氏。伏羲自定“风”姓“正姓氏”的目的是“制嫁娶”，规定“同姓不婚”，结束了氏族内部群婚乱婚现象。“姓”成为从氏族族内婚发展到族外婚的重要标志，“姓别婚姻”成了中华古姓最主要最基本的社会功能。

家族谱系即家谱，主要用来系统记述某一个有共同祖先的宗族的世系人物关系的书籍。在家谱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宗族每一世系的清晰脉络，还有与之相关的其他历史事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谱的历史非常久远。周代的时候，中央和各诸侯国都设立了史官，负责记录、整理、保管贵族家谱，从而形成了完备的史官修谱制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士族势力增大，家族世系与官职联系在一起，因此家谱就更加为人所重视。唐朝时，为了巩固李氏皇族的统治，加强社会地位，李世民命人编筹《氏族志》，把中国士族分为九等，武则天掌权后又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重新定义了士族的标准。到了宋代，除了皇室家谱，官府不再组织编幕各姓氏谱系，然而私人修撰家族谱系的工作却没有停止。明清时期，私家修谱更是盛行不衰，并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目前存世的家谱基本上都是明清时期撰修的。

家谱，代表着一个家族的历史和传承，是华族源远流长的最好的展现。家谱一般来说大致有以下几部分：谱名，即姓氏，有些还会在姓氏前加入籍贯，如《某地某氏族谱》；谱序，相当于一本书的序言，包括修谱的原因、目的、经过，家族的历史渊源、迁徒过程，等等；谱论，与家族有关的各种祖先遗训，类似《颜氏家训》；画像，家族主要人物的遗像；族规家法，内容包括遗产继承、婚姻纠纷、祭祖祀宗、日常生活等；先世考，记载本支的源流、世系、迁徒及各支系的亲疏关系；世系，世系是家谱的主体部分，内容是对所有家族成员的姓名、号、生卒年月、事业等情况的记载；

2019年11月，首届中华姓氏申遗大会在福州市举行，来自海内外姓氏文化专家和姓氏组织代表共两百余人与会，共同倡导传承和保护中华姓氏文化，推动中华姓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推动中华姓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将进一步推动和规范中华姓氏文化的传承传播活动。《中华姓氏辞海》编撰与《中华姓氏影像》拍摄工程工程同期启动。

在申遗活动中，《中华姓氏辞海》将作为姓氏申遗的总资料文本。姓氏专家们正在统计、整理4万余姓氏的相关资料，目前已整理了2万余个姓氏。主持《中华姓氏辞海》编撰工程的专家是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原主任、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袁义达教授，在中华姓氏申遗大会中袁义达担任总顾问。此外，中华姓氏申遗大会还将打造包括中华姓氏文化馆、姓氏寻根之旅在内的五大品牌工程，提供人工智能与智慧平台，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服务，帮助其通过姓氏寻根溯源。

在信息繁杂、文化多元的今天，稀有姓氏引发的文化现象尤其引人注目。生活中常见颜色如红、绿、赤、橙、青、蓝、紫等是姓氏；开门七件事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姓氏；头、骨、心、肾、肠、手、爪等器官是姓氏；鸡、羔、猴、狗等动物名称是姓氏；雪、风、电等气象名词是姓氏；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是姓氏；动词笑、揉、猜、拣是姓氏；方位词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也是姓氏；甚至“啊”“哦”语气词也是姓氏；“一拾百千万兆”数字序列姓氏也并存于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与累积，中国姓氏纷繁众多，诸如天体气象、行政区划、时间方位、天干地支等无所不包。

中原地区大多数姓氏都比较常见，但也有一些姓氏比较古怪，高居榜首的五大古怪姓氏是“死、难、黑、老、毒”。死：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西北部，是由北魏时期少数民族的四字复姓发展而来；难：随鲜卑北迁，松花江当时也一度改称“难江”，中国境内的“难”姓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四座小村，世代居住在此的男女老少，全都姓“难”；黑：作为姓氏读作“贺”；老：老姓来源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老姓由“萨克达”满族姓更改汉姓而来，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萨克达”的满语有“苍老”意思；一说是广东佛山四大土著姓氏之一，现在该市南海区西南的世老村，村民大多姓老；毒：这个姓氏来源于唐朝故事，有个宰相名叫窦怀正，权倾朝野，预谋夺取江山，推翻李姓皇上，结果被皇上发现。皇上为了表示对窦丞相的惩罚，据“窦”谐音，“赐”其及后代姓“毒”。古代帝王有给人赐恶姓的癖好，像武则天就曾给王皇后、萧淑妃、李唐皇室成员改姓蟒、枭、虺、等。中国现存姓氏中，“难”“死”两姓是最稀有姓氏，这些字在汉语里都含有不佳意蕴，能够传承下来实属不易。

在《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录的23813个汉字姓氏中，笔画最少的为傈僳族“一”字姓，由乙姓衍化而来；字数最多的是藏族“十”字姓——伙尔川扎木苏他尔只多。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不仅是方位词，也是中国人的姓氏。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事也是七个姓氏。

彰化县花坛乡世来法、世家旭父子是台湾唯一姓“世”的家族，是锡兰王国(斯里兰卡)第19、20世王子。明朝初年，“郑和”郑和下西洋攻下斯里兰卡，锡兰国王科提就指派第一世王子巴来那赴中原地区朝贡，先是定居福建泉州，改姓“世”，到第15代迁居台湾。斯里兰卡政府曾派人追寻流落海外皇室成员，经过两岸热心人士协助，世来法一家终于回到斯里兰卡认祖归宗。